卫子夫小说全集:《全球通史》(四)

        
            《全球通史》 第171节    
 
　　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经商特权、开放装煤港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一星期内佩里的舰队离开日本时警告说，他来年春天来听答复。1854年2月，当他再次来到日本时明确表示，要么签定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择其一。
　　日本人被迫让步，于3月31日签定了《神奈川条约》。条款规定，开放下田和函馆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充给养；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依照这一条约的条款，美国将非常能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派往日本。

　　哈里斯凭借他那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渐渐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6年签定了《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要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国签定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的条约。
　　这一系列条约在西方世界并没有引起极大的关注。但对日本来说，它们却是其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几乎长达3个世纪的闭关自守结束了。
　　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七、日本的现代化
　　西方入侵的主要影响是产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
　　由于签定了那些条约，幕府遭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种来自要求履行条约各条款的外国列强；另一种来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萨摩、长州、服前和土佐四潘即通常所称的萨长集团，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1858至1865年间，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佣者发动了进攻。
　　外国列强对此进行报复，于1863年轰炸了鹿儿岛上的萨摩港，于1864年轰炸了长州沿岸的防御工事。这一行动给氏族首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时，他们丢开排外主义，企图得到西方的武器装备。两年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
　　德川氏族的权力和封地被剥夺，他们的地位为萨长诸氏族所取代；萨长诸氏族从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正是为这些氏族服务的青年武士们，这时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领导，使日本能成功地实行现代化。应该指出，这时的日本正象中国一样也已完全沦于西方的控制之下。
　　外国在诸港口建立租界，这些租界利用其治外法权之类的种种特权，按照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市政机构的方式在当地建立起市政机构。由于日本国内纷争四起，这些外国机构都希望日本能象亚洲其他国家一样，迅速沦于西方的统治之下。但是，与中国的文人学土完全不同，日本年轻的新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已在某些领域受到阻碍；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并能够对此做些事情，并且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如果有人指出，即使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几个世纪中，日本领导人也不怕麻烦地去了解欧洲发展的情况，那丝毫不令人奇怪。事实上，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是为了向他们打听外部世界的情况。幕府和诸氏族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持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
　　当时，总的知识水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只是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换句话说，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更具鉴别力，更易产生反应。

　　这一点在下面这段赞扬美国的颂文中得到清楚说明；这篇颂文大约是在中国皇帝傲慢地通和乔治三世国王，说中国不需要西方蛮族的任何东西的同时，由一位日本学者撰写而成的。
　　谈到漂亮的建筑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英国相比。在制造精美产品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英国。
　　在荷兰人输入的商品中，没有什么比表更珍贵的了。有些表做得非常精致，以致于要有剖开头发的本领方可制作。伦敦被认为是世界上将这种工艺品制作得最好的地方，其次是法国的巴黎，再就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实际上，在这三个首都中生活的人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他们是最高明的人。……这三座城市的人民尽管同其他人一样都是凡人，却如此出类拔萃，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上述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于中国人。这种差别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当时的英国官员埃尔金伯爵在以下这段值得注意的话中对这种差别作了描述：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习惯和感觉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别，这一差别无疑有这样一个结果：在中国人不断后退，并很可能会继续后退到帝国彻底崩溃时，日本人即使不实际处于逐渐进步的状态之中，也处在从即将洒向他们的一片强光中得益的状态之中，处在利用那些中国人不屑一顾、而日本人在开始更加了解我们对多半不但能够采纳并急于采纳的进步和发明的状态之中。

　　埃尔金伯爵的预言的正确性很快得到证实。
　　1868年，天皇颁布了一篇警文（即“五条誓文”），其目的在于平息全国骚乱，阐明新政权的目标。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两大点：“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
　　事实上，西方思想和西方物品在19世纪70年代已大为流行起来。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炫耀手表和钻石戒指等现象开始风靡一时。1878年创作的一首儿歌是这种观念的最好说明。
　　据G．B．桑塞姆说，“这首儿歌叫作‘文明球歌’，创作它的目的是要使青年人深深感到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拍球时，他们通过背诵被认为最值得采纳的10种东西的名字即气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和轮船来计算球弹跳的次数。”
　　日本新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地奉承所有西方东西的做法。
　　他们并不对西方文明本身感兴趣，而仅仅对其中增强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组成成分感兴趣。在闭关自守时期（当印度的拉姆·莫汉·罗伊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方面与孔多塞相一致时），日本人已了解欧洲人在数学、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但没有注意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同样，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国家。

　　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
　　它颁布法令，实施义务初等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既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
　　1890年颁布的教育诏书告诫所有学生，“要勇敢地献身于国家；以此来保卫和维持我们的与天地同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摹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
　　明治领导人预见到，这些新军队需要现代化经济为它们提供军需品。因此，他们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来确保所需工业的建立。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他们首先致力于金融机构、商品交易所、航运公司，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建设。

　　政府领导人不仅注意支持轻工业如纺织工业，而且注意支持重工业如采矿业、钢铁工业和造船业，因为后者是提供军需品所必不可少的。这些企业建成后，政府通常以极低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各种享有特权的私人行业。少数富贵人家，即通常所称的财阀，正是以这种方式扼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可以补充说一下，这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是从农业中获得的。日本人通过引进良种、改进土地使用方法、扩大排灌面积，以较低的成本使农业产量显著提高。1878年至1892年间，耕地面积憎加了7%，产量增加了21%，人口增加了15%。
　　由此产生的农业剩余产品被税收吸走了，而这些税收则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
　　日本人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西方人到来时，日本的法律制度正处于使西方人对治外法权的要求至少是可理解的这样一种状态中。
　　法律混乱而又苛刻，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专横且独掌大权，监狱的条件令人恶心。1871年，日本成立了司法部，随后几年来用了新的法规，并将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区分开来。
　　与此同时，日本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以便至少为自己提供议会制政体这种装饰品。

            《全球通史》 第172节    

　　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按正式仪式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这一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使有权制止这些权利。
　　大体上说，这一宪法里从德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远多于从法国或英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其原因在于：日本同德国一样，当时正处于巩固阶段，因而对增强国家实力比对保护公民自由更感兴趣。因此，这一宪法只为日本提供了议会制的门面，同时却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天是崇拜。

　　的确，宪法第一条规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和管辖，”同样第三条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于采用这一宪法和实行法律上的改革，日本人能够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在文明的国际礼让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再需要治外法权，不再允许对其主权的其他侵犯。
　　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对中国帝国的惊人的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
　　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八、日本的扩张
　　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
　　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和争夺地盘的地区。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一位文职官员表达了如下这一观点：“这就象乘坐三等火车一样；最初这里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当更多的旅客拥进来后，这里就没有位子给他们坐了。
　　假如你在肩肩相擦、用双臂支撑自己时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位置。……必然的逻辑要求人们既要站稳脚跟，又要将双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空间；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占据这块空间。”
　　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扩张主义运动。
　　尤其是与中国相对照，日本政府起初对保护朝鲜的自主感兴趣。如本章前面所述，这一政策导致了1894年挑起中日战争的武装冲突。战事的进程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
　　中国军队虽英勇作战，但却无力对付一架现代化的军事机器。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过，辽东半岛由于法国、俄国和德国的坚决要求而不得不归还给中国。如果注意到，在和平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使节伊藤博文之间曾有过以下谈话，那是会有启发的。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李鸿章）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资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着远为强劲的对手——俄国。俄国不仅同法国和德国一起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而且这时还侵占了朝鲜和满洲。中日战争期间，朝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接受日本人的指导和资本。
　　战争刚一结束，日本驻朝使节便开始了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将日本官员安插在各主要的位置上。但是，领导保守派的朝鲜皇后却与日本使节对抗。结果，后者组织了一次反叛，谋杀了皇后，但这次政变是短命的。
　　皇帝这时已转向俄国，用俄国人取代日本顾问，并授与俄国一家公司以伐木权。俄国人在朝鲜取代日本人的同时，又在满洲获得了种种特许权。我们前面已提到，1896年的“中俄密约”允许俄国敷设一条穿越满洲、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见第十三章第三节）。

　　我们还提到，1898年，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的期限25年的租借权；两年后，即义和团运动期间，又占领了整个满洲。俄国的这些进展在东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赞成以平分战利品为基础设法与俄国保持一致。
　　另一些人则宁愿与英国联盟，因为日本同这个国家几乎具有共同的目标。如果有这样一种联盟撑腰，日本便能顶住俄国的扩张主义。
　　于是，试探者被同时派往英国和俄国的首都，很快便十分清楚，圣彼得堡难以对付而伦敦就易于为人所接受。
　　对英国人来说，古老的、显赫一时的孤立政策这时已失去它的光辉。由于面临蓬勃兴起的德国和好战的俄国的挑战，他们欢迎在远东有一个能牵制俄国的盟友。1902年1月30日，英、日缔结盟约，它规定中国和朝鲜独立，承认英国在华中、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
　　日、英任何一方若对第三国作战，另一方应守中立；但如果有别国介入，那么，另一方则应援助它的同盟国。由于俄国和法国已结盟八年，因此，英、日同盟显然是为了防止法国在战时援助俄国。

　　这时，日本已能够迫使俄国作出决定。
　　1903年年中，日本提出，如果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的话，日本就承认俄国在满洲的地位。谈判因自负的俄国人采取拖延和回避的做法而耽搁下来。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俄国人毫无诚意谈判，于是，于1904年2月6日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
　　两天后，未经宣战和下最后通谋，日本人就袭击了俄国在辽东半岛旅顺港的基地。
　　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人赢得了对俄国人的胜利，这一胜利甚至比10年前他们对中国人的胜利更出人意外。根据《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半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
　　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
　　这对整个亚洲产生着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

　　从这种意义上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这种觉醒今日正震撼着整个世界。
　　第十七章　非洲
　　不论怎样，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复返；白人必须面对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新形势。简·克里斯琴·斯穆茨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迟于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之前，欧洲列强就已将它们的统治加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
　　法国分别于1830年和1881年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则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见第十四章第三节）。欧洲人向南入侵的时间通常较晚，其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那种与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相比颇为优势的组织和颇为有力的抵抗（见第五章第一节）。另外，与墨西哥和秘鲁拥有金银的情况不同，这里缺乏诱使欧洲人进入内地的可利用的财富。

　　因而，19世纪末叶以前，除某些沿海地区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不过，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欧洲列强却追回了失去的时间，实际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到1914年时，非洲诸民族在许多方面已受到欧洲人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亚洲人所受到的影响还要大不过，内地的许多村民仍过着基本上未受到欧洲侵略者影响的生活。

　　一、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来说，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无需进入内地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尽管奴隶贸易站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奴隶贸易还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贸易始于1442年，当时，航海家亨利王子的两位船长将12个非洲奴隶带到了里斯本。
　　的确，奴隶制这时在非洲已是一个固定而又普遍存在的制度。战俘被迫成为奴隶，债务人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沦为奴隶。但是，这些奴隶通常被当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他们的身份也不一定世袭。
　　但在欧洲，奴隶制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经济性质的，所以，古典时代，奴隶们被迫在矿井里一直劳动到死。当欧洲人开始大规模投入非洲的奴隶贸易对，种族主义又加强了这种非人格性。
 

　　也许是出于潜意识的掩饰，他们渐渐地开始鄙视黑人，认为他们是天生低劣的野蛮人，因而命中注定要为他们的白人主子效劳。潜意识的掩饰可能还体现在欧洲人用了教为奴隶贸易所作的辩护中。他们认为，奴役确保了非洲异教徒不仅向文明而且向真正信仰的转变。

　　当时有位观察者在以下这段话中谈到了葡萄牙的奴隶制胜过非洲的自由，这段话是颇有代表　性的。
　　从此，他们的命运与过去完全相反；因为以前他们生活在灵魂和肉体的地狱中；就他们的灵魂而言，他们仍是异教徒，没有明确、光明的神圣信仰；至于他们的肉体，因为他们象畜兽一样生活，所以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所具有的习惯——他们不知道面包和酒，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而且，比这些更糟的是，由于他们的极度无知，他们不懂得美德，只知道寡畜兽一样懒惰地生活。

　　葡萄牙人以这种自鸣得意的精神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用船运回本国。
　　奴隶数目非常之大，异族通婚又相当自由，致使葡萄牙某些地方的种族成分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这只是奴隶贸易的新的重大阶段的一个小小序幕；该阶段始于151O年，当时向新大陆运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隶。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因为南北美洲，尤其是甘蔗种植园，迫切需要劳力。
　　奴隶市场几乎不受限制，其他几个国家也卷入了这一奴隶贸易，以便分享厚利。控制奴隶贸易16世纪时是葡萄牙，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是荷兰，18世纪时则是英国。大约40个欧洲要塞分布在西非沿岸；它们用来防御敌对的贸易国，用来关押等着运过大西洋的奴隶。
　　奴隶贩子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有：盐、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然后将这些货物换成由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到沿海地区的奴隶。
　　再把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装进条件恶劣的船舱，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在目的地新大陆。这些奴隶不是当即被全部出售就是被圈起来零售。
　　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满载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返回本国。

　　由于贸易风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时间短。然而，在这一航行中，奴隶的平均死亡率从10%至55%不等，它取决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的出现次数和奴隶待遇的好环。
　　奴隶的待遇几乎都一样：难以忍受的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和少得可怜的食物。饮食标准为每24小时供一次玉米和水。如果奴隶绝食，就会遭到鞭打；若鞭打不奏效，就用通红的烙铁强迫他们进食。
　　由于奴隶通常处在肮脏的环境中，因此，当流行病爆发时，为了防止疾病传播，生病的奴隶便被抛进海里淹死。奴隶不愿忍受痛苦而跳海的事情屡屡发生。的确，这种事在当时非常普遍，因此，不得不在甲板的周围装上网，以防自杀。
　　这说明，为了防止奴隶死亡和船上的奴隶暴动，贩奴船都采取了安全措施。
　　在此之前，即从内陆到沿海的行进中，奴隶的死亡率还要高。突击队为寻找强壮的青年男女而掠夺村庄、拆散家庭。

　　俘虏们被迫从早到晚在酷热和大雨中赶路；他们穿过茂密的丛林或干燥的平原，忍受着使人不得安宁的昆虫叮咬的痛苦。如果他们精疲力尽，走路踉踉跄跄，就会遭到毒打，如果他们实在走不动，就会被一刀杀死或一棍子打死。到达沿海地区的幸存者则象牛一样一丝不挂地被赶进市场。
　　然后，他们又被烙上公司或买主的名字，赶进要塞，等待着运过大西洋去。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向美洲种植园提供的奴隶约为1000万名，但非洲损失的人口据估计有3500万到4000万人（见第九章第三节，关于对非洲的全面影响的部分）。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全然不顾，继续买卖非洲人达四个世纪之久。
　　由于这样做能获得巨额利润，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换得20到30英镑。当人们要一位酋长停止这种贸易时，他说：“什么！猫能停止抓老鼠吗？哪个猫不愿嘴里叼着老鼠死去？我要嘴里叼着奴隶死。”非洲经纪人曾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他们也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建设。但不管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如何，非洲大地上确发生过反对欧洲人的暴动。

　　同样，南北非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18世纪在英国议会席位中拥有一个重要集团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
　　另外，欧洲诸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织者还是国内各种酒商和产品制造商，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据估计，英国一年运往非洲的产品价值100万英镑，而欧洲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也运去了同等数量的产品。这一支出所得的利润非常大，因此，18世纪，象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主要是依靠这一交易繁荣起来的。
　　人们建造了很多酒厂，为贩奴船提供酒。英国的毛织品以及后来的棉纺品也大量运往非洲。冶金工业提供了镣铐、锁、铁条和各类枪支。
　　造船厂也忙于奴隶贸易，18世纪末，仅英国就有2O0多艘船从事这种贸易。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确地评论道：“利益能给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隔膜，即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
　　奴隶贸易的拥护者除了用经济上的论点外，还用军事上的论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
　　卷入这一贸易的许多船只不仅养活了造船厂，而且为成千上万的水手提供了工作。因此，人们坚持认为任何带头废除奴隶制的国家都将削弱自己，使之不能成为一个海军强国。有些人如替塞缪尔·约翰逊作传的苏格兰著名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韦尔也为奴隶制作种种掩饰、进行辩护。

　　他写道：“废除一种古往今来上帝已承认、许多人一直在继续的状况，不仅是对我们无数同胞的劫夺，而且是对非洲野蛮人的一种极端的残忍，因为那种状况将后者中的一部分人从残杀中拯救出来，并将他们引入较为幸福的生活之中。”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应付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从事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

　　工业革命的进步援助了这些废奴主义者；它正在使奴隶制过时。因为不断进步的技术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事实上，废奴主义者争辩说奴隶贸易已无效，因而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合法”贸易。
　　1807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标志着废奴主奖者的首次成功；它规定英国船只不得参与奴隶贸易，并禁止向英国殖民地运送奴隶。1833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上彻底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镑赔偿费的法令。英国政府进而说服欧洲其他国家以它为榜样，允许英国军舰捕捉挂别国国旗的贩奴船。
　　有一个时期，英国动用了海军四分之一的力量，即56艘船只、9000名水兵，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逻。20年中，这些巡逻船俘获了1000名奴隶贩子，并释放了他们的奴隶。不用说，仍有许多奴隶贩子为正在南北美洲等待着他们的财富所诱惑，继续滑过这一封锁。
　　直到新大陆各国逐渐废除奴隶制时——海地、美国和巴西分别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废除奴隶制，古巴大约也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此后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相继废除奴隶制——这种封锁才有可能获得彻底成功。
　　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被取缔时，在中非和东非，阿拉伯人仍在继续这一贸易。远在欧洲人出现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开始从事这一贸易，而整个19世纪中，甚至在进入2O世纪以后，他们还在进行这一贸易。
　　被俘的奴隶或被迫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北非市场，或被带到东非沿岸的港口，再由船运往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这一贸易比西非沿岸的贸易更难禁止。尽管英国海军在红海和印度洋上巡逻，但这一贸易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即使在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偏僻地区可能还存在着奴隶制；奴隶买卖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中。
　　二、非洲探险
　　废奴运动直接促成了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废奴主义者希望进入许多奴隶被俘的内地，取消奴隶贸易，并试图发展起“合法的”即正规的贸易，以取代奴隶贸易。
　　与此同时，由于对地理学的科学爱好日益增长，欧洲人极其渴望了解未经勘探过的地区。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19世纪许多非凡的、引人注目的探险家来到非洲。对非洲大陆进行系统的探险是始于1788年“非洲协会”成立时。
　　这一协会以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的事业，探测神秘的地理环境，查明资源，改善这块招致不幸的大陆的条件。”协会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尼日尔河问题上。到当时为止，这条河仅是个名字。

　　甚至在欧洲人的奴隶贸易开始之前，还流传着许多谣言，说有些传说中的城市就坐落在一条称为尼日尔河的大河两岸。没有人知道这条河发源于何处，流向何方。为了解开这个谜，1795年，协会派苏格兰医生芝戈·帕克去探险。

            《全球通史》 第174节    

　　在忍受酷热、疾病、囚禁和饥饿之后，他成功地到达了尼日尔河，但是，病魔又迫使他返回海滨，未能沿河而下到达河口地1805年，帕克率领一支相当大的探险队再次去尼日尔河探险，但是，他的大多数伙伴甚至在到达尼日尔河之前就死于途中。这一时期探险者的精神在帕克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反映：
　　很遗憾，离开冈比亚时十分健康的45个欧洲人，现在只剩下5个还活着，即3个士兵（其中一个人已精神错乱）、海军上尉马丁和我自己。……我亲爱的朋友安德森先生和斯科特先生都已死了，但是，即使和我一起的所有欧洲人都死去，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实现这次旅行的目的，我至少也要死在尼日尔河上。
　　帕克的确死在尼日尔河上，同他18岁的、出来寻找父亲的儿子一样。其他许多人也曾试图解开尼日尔河的秘密，直到最后，理查德·兰德沿尼日尔河而下于1830年到达该河河口处。这时，兰德证明，长期以来被欧洲人视为棕榈油和奴隶发源地的所谓的“棕榈河”由尼日尔河三角洲构成。
　　19世纪50年代，海因里奇·巴尔特医生进一步对西非进行了最为全面的探险、这位非凡的日耳曼人访问了苏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然后穿过撒哈拉沙漠，于1855年返回英国。巴尔特的旅行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他对其旅行所作的描述也同样出色，因为他全面介绍了他所访问过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和民族。
　　对尼日尔河上游的一次损失惨重的商业性探险证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们将兴趣转到了东非。尼罗河的源头问题乃东非的重大问题。敌对的当地人、巨大的沼泽地和无数的急流使所有过尼罗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的企图成为泡影。

　　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赖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伯赖生病后斯皮克又向前推进20英里，发现了维多利亚湖。在第二次旅行中（186O－1863年），斯皮克看到了从维多利亚湖的里彭瀑布倾泻而下的白尼罗河，然后顺这条大河而下，到达喀土穆，继而又穿过埃及进抵地中海。
　　伟大的戴维·利文斯敦的形象远远高出其他所有的探险者。最初，他为去中国当懂医术的传教士进行学习，但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转向非洲，他在开普敦登陆后取道北上。1849年，利文斯敦渡过卡拉哈里河，看到了位于前方的开展传教事业的大好场所。
　　他发现了恩加米湖；在那里他听说，前面那个国家人口稠密、水源充足，与他刚刚穿过的沙漠完全不同。1852年，利文斯敦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他首先到达大西洋，接着返身横穿非洲大陆，于1856年到达印度洋。然后，他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促使整个西方世界关注非洲的历史性演讲。
　　1857至1863年间，利文斯敦率领一支探险队考察了赞比西河地区；1866年，他又启程去解决有关尼罗河源头的各种问题。他消失在非洲的丛林中之后，整整五年未向外界传递出消息。最后，《纽约先驱报》派外国著名记者亨利·M·斯坦利去寻找利文斯敦。
　　1871年，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这是非洲探险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尽管这时的利文斯敦虚弱、憔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剩下一把骨头”，但他拒绝同斯坦利一起回国。相反，他仍继续探险，直到1873年5月1日他的随从发现他以祈祷的姿势死于他的小屋旁为止。
　　利文斯敦的品格和一生深深地感动了斯坦利，使他回到非洲，去解决“这位好医生”留下的一些问题。他发现，利文斯敦认为流入尼罗河的卢阿拉巴河其实是刚果河的河源，刚果河向西流进了大西洋。1877年11月26日，在离开桑给巴尔正好999天之后，斯坦利到达了位于西海岸的博马。

　　这样，非洲四条大河中的最后一条终于也被人们从源头到出口探索了一遍。
　　两年后，即1879年，斯坦利再次来到刚果河畔，但这次他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探险者来到这里的。这时，去非洲探险的时代已让位于瓜分非洲的时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在非洲只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它们主要是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少数作为从事贸易的附属地而不是作为领土扩张的基地而获得的邻近地区。
　　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沿海据点实际上已被放弃，因为合法的贸易不足以维持它们。只有非洲大陆的两端，即法属阿尔及利亚和英属南非在一般状况中是个有特殊意义的例外，实际上这两个地区的殖民地化已在进行。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地区，各种活动也都是随意的，并没有明确的扩张和吞并的计划。
　　这一时代初期的欧洲政治家都反复申明他们反对获取殖民地。例如，俾斯麦就宣称他自己‘不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并把德国殖民地比作是一位里面不穿衬衣的波兰贵族披在背心上的柔软的黑貂皮外衣。同样，在英国1865年，受命考虑西非事务的众议院一致同意，“所有进一步地扩大领土或霸占统治权即订立向土著部落提供任何保护的新条约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1870年后，各种因素（见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结合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改变。这时，殖民地被看作母国的财产，未被占领的、无防御的非洲大陆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渴望争夺的中心。法国经济学家保罗.勒鲁瓦博吕对这种新殖民主义作了典型的表述，他于1874年写道：“殖民地化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法国要么成为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要么在一、两个世纪内仍不过是欧洲第二流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差不多同希腊和罗马尼亚在欧洲的地位一样重要。”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狡诈的君主，他察觉到了正被探险者开发的内地大高原所提供的良机。1870年，利奥波德以帮助非洲引进文明为名，在布鲁塞尔召集了一次会议。
　　他在开幕辞中宣称：“今天将我们团结在此的目标之一就是应当最大程度地去占有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我敢说，开发全球唯一未受文明渗透的地区，冲破笼罩该地区全体居民的黑暗，是与我们这个进步世纪相称的一次圣战。！”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是创立了“中非洲探险与开化之国际协会”。
　　尽管这个协会名义上由若干国家集团组成，但执行委员会则为利奥波德所控制。
　　起初，利奥波德主要对东非感兴趣。但在斯坦利于1876至1877年间考察刚果盆地之后，他立刻看出了这一巨大的中央地区的潜力。
　　其实，斯坦利本人也看到了这一机会，但他未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于是，1878年，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效劳，第二年回到刚果。1879年至1880年间，斯坦利同酋长们签订了许多条约，将至少90万平方哩的土地移交给“国际刚果协会”；“国际刚果协会”是在利奥波德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新组织。

　　这些酋长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接受象征性报偿使意昧着永远失去他们部族的土地。传统上，非洲酋长是受托掌管其人民的土地。他出卖土地就象市长出卖“他的”市政厅一样。
　　然而，这却是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准做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利奥波德的种种阴谋诡计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欧洲其他领导人采取行动。这时，法国人已派著名探险家布拉柴伯爵前往刚果河下游，他为他的国家获得了刚果河以北的土地。
　　德国人也参与了这场竞争，于1884年获得了西南非洲、多哥兰和喀麦隆。这时的葡萄牙人也卷入了竞争；这尤其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要求获得对北至南纬5　。12’的西海岸即刚果河口两岸和无限内地的权利。
　　英国从来不愿承认葡萄牙人的这些要求，但这时，为了抑制好战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它改变了主意。1884年2月26日，英、葡两国签订了《英葡协定》；该协定承认葡萄牙人对刚果河河口的主权，并规定由英葡两国共同控制这条河上的航行。
　　这一协定遭到其他列强的强烈谴责，于是，1884至1885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为进一步瓜分非洲领土作出了若干规定。

　　会议同意：任何国家若要兼并土地或建立保护国，应该先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国家；对领土要求的承认必须取决于有效的占领；各种纠纷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会议还承认利奥波斯的“国际刚果协会”对刚果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即“刚果自由邦”的权利。最后，会议发表了有关提高土著地位、传播福音、根除奴隶制的动听的宣言。
　　所有这些在所谓的“自由邦”里是不存在的，因而引人注目。由于会议对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规达成了协议，整个非洲大陆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了。在刚果，利奥波德为了消除对其事业可能存在的批评，于1887年买下了所有非比利时人的产业。
　　随后，他将面积十倍于比利时的最富有的橡胶产地留作王室领地，以补偿自己的损失。在这里同在刚果其他地区一样，开发天然产物的特别垄断权，包括利用土著劳力的权利，都投给了贸易公司，而利奥波德则是大多数贸易公司的大股东。因此，他的利润既来目特许权获得者付给国家的定期津贴，又来自他们在极为成功的经营中所赚得的红利。
 
            《全球通史》 第175节    
        
　　总之，在刚果所获得的财富是通过无情地剥削当地民族才榨取到的。因而，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致使刚果人在利奥波德所统治的1885至1908年间下降了一半（从2000万下降到1000万）。
　　如果非洲人生产的橡胶和象牙达不到所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会被断肢或枪杀。
　　断肢就是砍掉一只手或一只脚，或手脚并砍。工头们为了证明他们工作尽职，将一个个装满人手的篮子交给他们的上司。由于气候炎热、潮湿，有时就用烟熏的方法保存这些手。
　　一位在“刚果自由邦”旅行的旅行者对他的见闻作了如下记述：“居民们已无影无踪。他们的家被烧毁；在无人看管的棕榈树篱笆里和荒弃的田地中是大堆大堆的灰烬残忍的鞭打、屠杀、掠夺和诱拐。……人们或是逃进荒野，或是在法国或葡萄牙的领地里寻求保护。”
　　有关这些暴行的消息渐渐泄漏出来，利奥波德不得不干1908年将他的刚果领地转交给比利时政府。过去曾为私人财产的领地这时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政府采取措施结束了那些暴行，不过变相形式的强迫劳动依然存在。

　　利奥波德这位极其唯利是图的创办人劝诱比利时议会慷慨地赔偿他在刚果的“牺牲”。
　　在西非其他地区，法国人最为活跃。他们设想出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从过去在象牙海岸、达荷美和刚果河北岸的贸易站出发，向内地推进，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从塞内加尔到尼罗河乃至红海的法属西非帝国。
　　由于德国人和美国人在西海岸也拥有据点，法国人在争夺内地的竞赛中不得不迂回绕过他们的对手。大体上，他们是成功的。只有尼日利亚的英国人和喀麦隆的德国人能有效地向内地扩张。
　　西非其他所有地区，连同辽阔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时变成了由巴黎统治的巨大的法国领地。
　　法国人为了将他们的领地向东扩展到整个非洲，派遣马尔尚上校进行了一次危险的远征。这次远征使他从法属刚果来到尼罗河旁的法绍达；他是于1858年7月抵达法绍达的。

　　几个星期后，基钦纳将军率领一支从埃及溯尼罗河而上的探险队也到达此地。基钦纳以英国的名义要求马尔尚从法绍达撤走。两人当时都聪明地决定将这一争端提交各自的政府。
　　以后几个月中，英法两国一直处在战争的边缘，但是，1899年春，法国让步了，让英国占有了上尼罗河。
　　在北非，16世纪以来葡萄牙人一直占据着莫桑比克，法国则对马达加斯加拥有种种权利。德国人和英国人是其余领土的主要争夺者。
　　1884年底，柏林会议期间，德国一位热衷于殖民的青年人卡尔.彼得斯博士在东非秘密登陆。十天内，他就说服当地酋长签订了割让60000多平方哩土地的条约；这些土地几乎相当于他本国领土的三分之一。第二年，德国政府宣布卡尔·彼得斯获得的地区为保护领地。
　　德国人的活动唤起了英国人，他们开始签订将肯尼亚领土割让给他们的条约。这种攫取土地的做法引起了桑给巴尔苏丹的一再抗议；桑给巴尔苏丹长期以来一直对他的桑给巴尔岛对面的东非沿海地区拥有主权。但英国人和德国人无视他的抗议，分别于1886年和1890年签订两个协定，解决他们之间的领土争端。

　　德国人继续保有称为德属东非保护地的广大地区，英国人则分得英属东非保护地以及乌干达保护地；德届东非保护地在1919年以后取名为坦噶尼喀，英属东非保护地后来则称为肯尼亚殖民地。桑给巴尔苏丹继续占有桑给巴尔岛，但必须承认英国为他的宗主国。
　　与此同时，姗姗来迟的意大利人也参加了对非洲领土的争夺。
　　他们设法获得了红海沿岸两个土地荒芜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后来，1896年时，他们进行了更大的冒险活动，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征服埃塞俄比亚王国。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并不象非洲大多数地区的人那样是原始的部落民族。他们的国王曼涅里克拥有一支由法国军官训练、用法国武器装备的80000人的军队。
　　他能打败10000人的意大利小部队，因而他的王国仍不受欧洲人的统治。到1914年时，除西海岸的利比亚这个小共和国外，埃塞俄比亚是整个非洲大陆唯一独立的国家。即使是建立于1882年、作为获得了自由的美洲黑人的新拓居地的利比里亚（名字取自拉丁语Liber，意为“自由”），由于财政崩溃和内部混乱，到1911年时也已成为实际上的美国保护地。

　　同时，在非洲大陆的南端，由于德国人在西南非洲建立了一个保护地，由于葡萄牙人制订了将西海岸的安哥拉和东海岸的莫桑比克连结起来的计划，英国人也因此行动起来。英国人控制了三个地区——巴苏陀兰、贝专纳和斯威士兰；这三个地区都变成了土著居留地，并被置于英国专员的控制之下。在林波波河北面，英国人为富饶的采金地和适于白人拓殖、益于健康的高地所吸引。

　　1889年，英国政府授英国南非公司以特许状，规定该公司的活动范围“以南非共和国的西、北面和葡萄牙领地的西面为界”。殖民者开始迁入；1890年，在林波波河和赞比西河之间风景美丽、气候宜人的高原上建立了索尔兹伯里城。英国的这些殖民地如果没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的挑战来自虽然为时已晚但仍试图赶走白人入侵者的当地国王罗本古拉，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怀有野心的邻近的葡萄牙人——是不会扎下根来的。

　　罗本古拉被迫向占优势的英国势力让步，而葡萄牙人则于1891年签订了一个条约，将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让给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南非公司放弃了它的特许状，将其属地组成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两个殖民地。
　　表1　1914年非洲的政治区划分
　　法国（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法属西非、法属刚果、法属索马里兰、马达加斯加）4086950平方英里 
　　英国（南非联邦、巴苏陀兰、贝专纳、尼亚萨兰、罗得西亚、英属东非、乌干达、桑给巴尔、索马里兰、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刚比亚、埃及、美-埃苏州） 3701411平方英里
　　德国（东非、西南非、喀麦隆、多哥兰） 

　　910150平方英里
　　比利时（刚果） 
　　900000平方英里
　　葡萄牙（几内亚、西非、东非） 
　　787500平方英里

　　意大利（厄立特里亚、意属索马里兰、利比亚） 
　　600000平方英里
　　西班牙（里奥德奥罗、木尼河居留地） 
　　79800平方英里
　　独立国家（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 
　　393000平方英里

　　总计 
　　11458000平方英里
　　英国人在南非地区也遇到了麻境在那里，他们同布尔人殖民者的年期不和突然爆发为1899年的全面战争。
　　战争之后，英国人允许布尔人在奥兰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实行自治；1907年，这两个殖民地与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联合组成了“南非联邦自治领”。这种史无前例的领土扩张的最终结果是：整个非洲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如前面所提到的，只有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例外。
　　表1对1914年的非洲大陆作了具体的分析。

　　四、欧洲的影响
　　经济影响　由于瓜分非洲出于明显的经济动机，因此，毫不奇怪，随瓜分而来的是剧烈的经济变化。欧洲不再满足于沿海港口的一船船奴隶。
　　工业化了的西方不再需要奴隶，因为技术已提供了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机械。相反，西方需要非洲内地所发现的原料，因为它现在拥有提取这些原料的技术手段。
　　随着在金伯利发现金刚石（1867年）和在威特沃特斯兰发现黄金（1884年），对非洲资源的开发迈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在罗得西亚和刚果也发现了同样大量的矿物财富；在罗得西亚发现了金和铜，在刚果发现了金、铜和金刚石。西海岸的许多地区都盛产热带森林产品，如棕榈油、橡胶和象牙等。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公司在刚果、喀麦隆和法属赤道非洲等地区购买了大种植园；费尔斯通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于1926军在利比亚租借了一块期限为90年、面积为1O万英亩的土地。

　　不仅外国公司租借了大片土地，而且外国移居者也接管了许多肥沃的耕地。探险者曾报告说，内地有些高原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结果，欧洲移居者成群结队地蜂拥而入，尤其是拥入南罗得西亚和东非。
　　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这些地区获得了最理想的农业地产。
　　为了运输当时生产的矿物和农产品，欧洲人着手在非洲敷设铁路网，正如他们早先在亚洲所做的孤样。敷设这些铁路是为了便利产品出口，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
　　因此，西非的铁路系统只是由北到南，东、西之间却没有铁路直接相连。在扩大生产和建造交通工具的激励下，贸易达到了使传统的物物交换让位于货币制度的程度。非洲人不再用奴隶、砂金、羽毛和象牙同欧洲人交换盐、料器、布匹、朗姆酒和社松子酒等。
　　到19世纪末时，英国银币、奥地利元和美元已在这里普遍使用。所有这些经济上的发展自然对土著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气候温和的高原区的居民由于土地被白人移民侵占，受到的影响最深。

            《全球通史》 第176节    

　　在某些情况下，整片整片的地区全供白人使用，非洲人不能耕种那里的土地，即使田地有时在休闲中。因而，非洲人不得不在白人的种植园里劳动，领取工资；有些人甚至就“定居”在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上，为他们劳动，以取得为自己耕种一小块土地的特权。在其他地区，非洲人发现必须离开他们的家园，到矿山上去干活。
　　如果非洲人拒绝提供种植园和矿山所需要的劳力，那么，白人就会采用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最通常的方法是征收人头税，迫使非洲人为了挣钱交税而去干活。由于上述种种发展，非洲人传统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程度降低了。
　　他们不再仅仅为养活自己及家庭而工作，而愈益被卷入货币经济中，并受到世界经济条件的影响。例如：工业化国家中的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铜矿的开采，而世界棕榈油价格的暴跌立即减少了西非许多个体生产者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经济影响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是使非洲人卷入世界范围的货币经济中；二是直接或间接池使他们从属于在任何地方都是”老板”的白人。

　　文化影响　同商人、投资者、移民一起从欧洲来的还有欧洲的传教士。他们对非洲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是最先有意识地试图改变非洲文化的欧洲人。其他人对非洲文化的影响是间接的、偶然的，如他们强迫非洲人离开他们祖先的村庄、到城市或矿山去工作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但传教士却带着改变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公开目的来到这里，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运用了三大工具：教育、医学和宗教。
　　提供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的学校是每个传教站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些学校特别有影响，因为大多数殖民政府都将教育交给了传教士。
　　在许多方面，教会学校就其影响而言是建设性的：他们经常教学生如何建造较好的房屋、如何改进自己的农业方法、如何遵循健康法和公共卫生的基本原理。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欧洲语言，还教学生用非洲语言进行阅读和写作。传教士确立了非洲语言的书面形式，从而给非洲本土文学打下了基础。
　　绝大多数选择文字生涯的非洲人都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
　　另一方面，这些学校不可避免地对非洲人民产生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它们常常教导学生说，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错误的。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学生不太听从父母和长辈的教导，而更多地听从他们认为应予以尊敬的欧洲教师的教导。

　　此外，教会学校使用的是欧洲课本，讲授欧洲多于讲授非洲。在法国殖民地中使用的早期历史教科书就是以讲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的课文开头的。教会教育鼓励个人主义，这与非洲人的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久。
　　毫不奇怪，受过几年这类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愿意返回他们的村庄。相反，他们在殖民政府、传教团或私人企业中寻找工作，因而进一步脱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
　　传教团还将医学知识和医疗器材带入非洲，挽救了许多非洲人的生命。
　　不过，除了救人之外，医学还迫使非洲人对有关致病原因和死亡原因的传统思想提出疑问。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灵但却毫无作用之后将病人治好。因此，人们不再指望靠传统的宗教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和提供所有的答案。
　　尽管大多数非洲人仍坚持他们过去的信仰，但传统的宗教不再象以前那样是一种使非洲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结成一体的有效的接合剂。

　　政治影响　欧洲的印记在政治领域如同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一样显著。首先，各殖民地的边界必须确定下来（其结果完全取决于欧洲的势力平衡）。
　　当地的土著居民并不关心这些边界，因此，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两个甚至三个欧洲列强的统治之下。例如，在索马里，一些人由法国人统治，另一些人由英国人统治，还有一些人归意大利人统治，少数人甚至发现自己处在埃塞俄比亚国内。
　　一旦边界确定下来，组织管理体系的问题便随之而来。
　　欧洲各国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力去直接统治辽阔的非洲大陆上的所有民族，因此，他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间接统治；允许部族酋长保留某种权力，通过他们进行管理。通常，英国人给酋长的回旋余地比法国人所给予的要大，但即便这样，法国人也不能控制一切，因为他们的非洲领地太大，而他们所能配给的官员非常有限。
　　从表面上看，非洲人仍保留了他们传统的政治制度。

　　他们仍有自己的长者议会、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酋长。但实际上，这种政治机构已遭破坏。当地的欧洲行政官员能任免酋长；酋长的决定不再具有法律的力量，因为部族成员可以越过他们的首领向欧洲官员反映情况，而欧洲官员的话才是决定性的。
　　有位殖民地官员曾谈到他是如何治理所辖地区的，他的下面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酋长权力被剥夺的程度：1917年年中，我到达“坦噶尼喀”一个偏僻的、无人管理的地区……奉命至少建立一个基本的民政权力机构。我手下有几个仆人、一位非洲军人和数名货物搬运工，携带着大约20套警察制服、步枪及少量弹药。到达选定地点即一个传教站之后，我把当地酋长召来，向他们说明我就是政府，并问他们是否愿意为我提供20个人当警察，是否愿意注意到：从现在起，人们不得杀害他们的妻子和生牙次序不吉利的孩子；酋长如果未曾与我商量，也不得向其部族开战。

　　事实上，他们必须放弃许多习以为常的、常常令人愉快的东西。
　　或许，欧洲人的统治所引起的经济变化和文化变化是破坏传统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的因素。过去，人们常常认为酋长的权力是部族之神赐给的，因此他们的宗教领导权加强了他们的政治权力。
　　很明显，在人民政信一个新宗教的地方，或者在他们对过去的信仰发生动摇的地方，酋长的宗教领导权和政治权力都被削弱了。同样，那些因在城市或矿山工作而挣得钱财的人获得了地位和独立，而这是他们继续呆在村庄里所得不到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新富起来的人实际上比过去的酋长更有威信和权力。
　　对传统的部族当权者的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来自非洲人中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在几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往往不仅向当地酋长挑战，而且向欧洲官员挑战。他们通常是最先提出允许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参与国家管理这一要求的人。
　　这些人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今天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打下了基础。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学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应适用于欧洲而不应适用于非洲。他们在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时经常遭到歧视，这一点也驱使他们发动政治运动。

　　通常，他们只能是欧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职员，或者殖民地行政机构中职位很低的官员。此外，他们无法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获得所需的教育和经验之后，仅仅因为自己的皮肤是黑的而仍应被置于从属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会唤起民族主义，就因为它强调了个人的判断力和主动性。
　　安哥拉一家杂志的作者阐明了这一点：“告诉一个人他能随意解释《圣经》，就是向他暗示一种过分的自治权，使他变成反叛者。……一个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倾向于——并不是说积极投身于——反抗文明的民族。”
　　正是种种力量的结合，驱使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去接管本民族的政治领导权。1914年以前，他们并不要求完全的独立，但坚持要更多地参与政治，从而为今天成功的民族主义运动准备了条件。
　　五、结论
　　上述概况表明，在许多方面，欧洲给非洲留下的印记比给欧亚大陆留下的要深得多。

　　欧亚大陆并不存在着通过奴隶贸易使非洲人力枯竭的类似情况，虽然非洲的总人口并未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除了南亚外，欧亚大陆也不存在农业土地转让的情况，尽管这种转让在非洲也仅限于东非和南非。同样，欧亚大陆不存在运输、财政、外贸、采矿业和制造业实际上完全为欧洲人所控制的情况。
　　最后，除菲律宾外，欧亚大陆还不存在欧洲基督教和欧洲语言广泛传播、欧洲传教士通过他们的学校和医疗机构扩大文化影响的情况。
　　欧洲对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影响程度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洲和欧亚大陆所达到的总的发展水平完全不同。这种明显的差别在各个方面——文化的复杂、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普遍存在。
　　正是这种差别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更远远地易受到欧洲传教士、企业家和移居者的伤害。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不发达提供了乡村水平的天然抵抗（这与受欧洲影响的城市中心的情况截然不同）。1914年以前，非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内地村庄仍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经济和完整的传统文化；这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西方的影响。
　　在承认欧洲在某些基本方面的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人们还应认识到，即使在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村庄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未发生较大的变化。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后来，西班牙人决意去追猎“古巴”山区的印第安人；他们在这里进行了惊人的大屠杀。于是，他们毁灭了我们不久前还看到的这整个岛屿，消灭了这里的人口；人们十分遗憾、极度痛苦地看到它已无人居住，变成了一片荒野。

            《全球通史》 第177节    

　　巴托兰姆·德·拄·卡萨斯，1552年
　　这些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白人侵略者面前消失了，就象狼在一个日渐文明、人口日渐稠密的国度里绝迹一样。
　　詹姆斯·斯蒂芬，1841年
　　19世纪，欧洲对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影响比它对亚洲和非洲的影响深远得多。因此，本章标题所指的不是“影响”，而是彻底的欧化。

　　欧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政治统治或文化渗透。它还包括实际的生物取代即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有形的取代——这种情况曾发生于西半球和南太平洋中人烟较稀少的地区。人口稀疏的土著居民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走，千百万欧洲移民带着他们的政治制度、谋生方法和文化传统蜂拥而入，占据了土著居民的领土。
　　因此，随海外地区种族上的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欧化。
　　早期的迁移　欧洲之所以能提供如此多的移民，千百万人之所以愿意离开他们祖先的家园，到遥远的大陆去冒尚不知晓的危险，其原因前面有一章已作了说明。1763年就已存在的欧洲狭长的带状形殖民地，到1914年时已扩大到覆盖整块整块的大陆，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这两个地区早些时候还无人去过。
　　表1　南北美洲的种族分布（单位：百万）
　　白人黑人印第安人1835年1935年1835年1935年1935年北美洲13.8124.32.612.41.8中美洲1.96.92.78.421.4南美洲2.940.94.518.729.2合计18.6172.19.839.552.4 表1－3说明，欧洲移民绝大多数去了南北美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就建立在南北美洲，而且这两块大陆还提供了远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极多的经济机会。不过，自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出现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后，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移民中有为数极多的人定居到北美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特点可说明这一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殖民于印第安人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尽管人们对欧洲人入侵之前的美洲印第安人人数的各种估计大相径庭，但却一致认为印第安人集中在所谓的拉丁美洲。
　　这些土著民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劳动，所以，欧洲移居者不再需要从事劳动。因此，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师、政府官员和少数必需的工匠。相反，洛朗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比较稀少，不能提供劳力资源。
　　因此，大西洋沿岸的英国人和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法国人，无论是砍伐森林、耕作已开垦的土地，还是在沿海水域捕鱼，都得自己去从事。在这种情况下，北美洲需要所能得到的所有移居者，为此，英属北美殖民地向所有种族、各种语言、不同信仰的移民开放。到1835年时，中美洲和南美洲仅有480万欧洲移居者，而北美洲却有1380万。
　　19世纪的迁移　19世纪后半叶。欧洲移民不断增加，1900至1910年间达到顶峰；这10年中，每年几乎有100万人迁移。这一前所未有的人流涌进了每一块大陆，结果，尽管北美仍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但这时的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也为相当多的欧洲人所拓居。
　　就移民的具体来源来说（见第十一章第七节各表），拉丁美洲各国的移民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主要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不过，19世纪后期也有大批移民来自意大利和德国。1890年以前，北美洲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西北欧；而1890年以后，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移民来自西北欧，其余三分之二的移民则来自东欧和南欧。至于英国自治领，移民来源却受到限制，主要来自不列颠群岛。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些辽阔的地区，自治领放宽了移民政策。澳大利亚人由于附近的亚洲国家人口稠密，对自己较缺乏人口这一点特别敏感；同样，南非白人也因黑人在南非占绝大多数而感到担忧。
　　种族上的结果　这些迁移的最终结果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种族上的欧化。
　　这些地区的人口已变得以欧洲人为主，不过，也有某些重要的例外，例如：在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仍占优势（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在南美洲，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奴隶贸易而被运入美洲的大批黑人是种族欧化的另一个例外；据估计，近1，000万奴隶在横穿大西洋的航行中幸存下来，到达新大陆。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北美洲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中美洲占百分之三十，在南美洲占百分之二十一。

　　南非是种族政化的第三个例外；在这里，土著非洲人以大于三比一的比例在数量上超过了白人（不论是布尔人还是英国血统的人）。
　　直到今天，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未产生过决定性的政治影响，甚至在他们的人口占多数时——如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样——也是如此，因为印第安人或黑人从未在新大陆任何一个较大的国家里占据统治地位。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接受了欧洲白人的政治统治和文化。
　　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才开始组织起来，有效地坚持自己的权利，投身到殖民地民族的世界范围的觉醒和反抗的运动中去。在南非，黑人占多数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尽管这一多数从一开始起就享受不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但他们的态度与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态度大不相同。
　　南非黑人认为，现在生活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17500多万黑人同胞是支持他们的；这些黑人同胞多数已赢得独立。换句话说，他们因生活在一个黑人占压倒之势的大陆上而对黑人充满信心。而南北美洲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由于生活在一个白人在人数和力量上都远远超过他们的新世界里，自信心要小得多。
　　二、政治上的欧化

　　殖民地时期　欧洲殖民地从一开始起就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多种多样起因于诸母国不同的政治背景。例如，西班牙由马德里朝廷实行专制统治，自然，西班牙殖民地也受到同样方式的统治。
　　派往殖民地的官员实际上具有绝对的权力，因此，殖民者除接受命令外几乎别无他法。殖民者很少被授予行政职务。672名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任职的总督、总司令和地方长官中，只有18人是殖民地的长期居民，其余97．4%的人都是西班牙的长期居民。
　　法国殖民地也受到专制统治，因为那里的权力集中在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的手中；总督负责每个殖民地的防御，地方行政长官则处理经济事务。相反，英国各殖民地都有民选的代议制机构，这反映了母国欣欣向荣的议会制政体。这些代议制机构的确切性质因殖民地不同而多少相异。
　　在弗吉尼亚，移居者早在1619年就获准选举地方议会。这一机构的权力日益增长，到美国革命时，它的影响已超过王室总督。在新英格兰，不是个别移居者去荒原冒险，而是成群结队的人迁移到边远地区，建立新的城镇。
　　在那里，他们发展了一种市政际它定期召开“市政会议”，在会议上作出种种决定和选举各种官员。尽管政权的确切形式存在着这些差别，但十三个殖民地都有一个共同点：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而这导致了民选议员和王室官员之间的不断摩擦。1774年，一位名叫威廉·诺克斯的官员悲哀地将英国殖民地的桀骜不驯同法国殖民地的良好纪律作了对比：

　　法国殖民地的治理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效仿；他们采您了明智、谨慎的国家所来政的每一项预防措施，以确保良好的秩序和治理；任命总督时给总督以适当的权力，而建立议会不仅是为了维护王室的权利，还为了给总督以帮助。
　　……由于没有我们的同胞为之得意的民众政府的那些傲慢思想，人民是幸福的。……如果采纳这样的计划来治理我们的殖民地，我们这个王国也将是幸福的。
　　革命时期　诺克斯对英国殖民地居民的“傲慢思想”的担忧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些思想促使人们于1776年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而这一号召导致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此外，十三个殖民地的革命引起了爆发类似起义的连续反应；这些起义在1776年到1837年的60年中席卷了新大陆的所有殖民地。
　　有各种因素促成了拉丁美洲的反抗，十三个殖民地作出的榜样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它们的成功的革命立即得到了同情和仿效。
　　拉丁美洲人非常熟悉他们所谓的费拉德尔菲亚哲学，正如他们非常熟悉法国哲人的学说一样。所谓的“启蒙运动之舟”横渡大西洋，将法国哲人的著作大批地偷运到美洲。据一位历史学家说，委内瑞拉得到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非常之多，以致1807年时，商店将其一页页撕下来用于包装食品。

　　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尤其是经济剥削和缺乏自治，是导致革命的另一个明显的因素。由于权力集中在来自西班牙的官员手中，克里奥尔人（出生于美洲的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非常不满。长年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的战争也促进了革命的思想，因为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的西班牙被先占领，使西班牙殖民地只好自谋其生。

            《全球通史》 第178节    

　　西班牙殖民地不愿意放弃它们所尝到、所享有的新的自由，而且它们还得到了对行将灭亡的西班牙殖民地帝国感兴趣的外国列强的支持。拿破仑·波拿巴统治西班牙及其长兄约瑟夫登上马德里王位是导致拉丁美洲革命的直接原因。西班牙殖民地居民拒绝承认约瑟夫，声明效忠于彼废黜的斐迪南七世。
　　他们的效忠宣言并没有说服西班牙当局，1809年，爱国者和效忠者之间爆发了全面的战争。这场独立战争一直延续到1825年；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人提供的帮助对拉丁美洲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象早先法国人的援助对十三个殖民地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样。
　　南美北部伟大的革命英雄是“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将军。
　　这位卓越的领导人坚持不懈地战斗了15年，实际上创立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独立的国家；玻利维亚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南美南部杰出的领导人是乔斯·德·圣马丁将军。圣马丁于1816年解放阿根廷之后，又翻越安第斯山脉——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参加了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运动。
　　墨西哥的革命始于1810年，由克里奥尔牧师曼纽尔·伊达尔戈领导，他死后由另一位思想开明的副牧师乔斯·玛丽亚·莫雷洛斯继续领导。这两位领导人试图把克里奥尔人要求独立的理想同帮助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的社会改革计划结合起来。但克里奥尔人的保守派认为这一计划太激进，他们与保皇派联合起来镇压了1815年的起义。
　　后来，这些保守分子担心1820年西班牙的自由革命可能危及他们的特权，于是就为脱离母国而活动。一位克里奥尔官员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制定了一个联合大多数派别的折衷方案。保是派势力被轻易击败，1822年9月，国民代表大会宣布墨西哥独立。

　　事实证明巴西不经过流血就赢得独立是可能的。1807—1808年法国军队占领葡萄牙之后，国王约翰六世逃离里斯本，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葡萄牙流亡政府。1821年，约翰返回里斯本，让他的儿子多姆·佩德罗暂时负责处理巴西的公共事务。
　　多姆·佩德罗最后决定，不再随他的父亲返回里斯本，并宣布巴西独立。约翰并没有派军队反对他的儿子，而是接受了这一宣言，于是，巴西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样，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从欧洲统治下赢得了独立。
　　只有巴西以北的英、荷、法属圭亚那与诸如牙买加、维尔京群岛和古巴之类的某些加勒比海岛屿例外；牙买加在1962年赢得独立之前一直由英国统治；维尔京群岛在1917年以前仍在丹麦统治之下。古巴1898年以前一直归西班牙统治。
　　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结束手1825年，但南北美洲的革命并没有结束。
　　十多年后，即1837年，英国的两个殖民地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根源应追溯到1763年和1774年；1763年时，英国夺得了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新法兰西殖民地，1774年时，《魁北克法案》将魁北克边界扩展到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并禁止边疆居民越过阿勒格尼山脉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我们已知道，这一限制导致了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然而，极为有悖常理的是，由于这场独立战争，法属加拿大变成了英国领土。

　　独立战争期间及其之后，成千上万的托利党人——在英帝国中被称为联合帝国的亲英分子——离开居住的地方。他们有些人返回英国，有些人逃往加勒比海各英属岛屿，但许多人则向北进发，进入沿海诸省（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太子岛）和现在属安大略省的荒原。这些亲英分子是加拿大的“清教徒前辈移民”。
　　他们的居留地和早期法国人的居留地一起为幅员辽阔的加拿大自治领创立了基础。
　　按照《魁北克法案》的条款，住在现安大略省的那些亲英分子不享有早先在十三个殖民地中享有的代议制类型的政体，所以，他们很为不满。因此，1791年，英国议会通过《宪法法案》，将魁北克分成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并在这两个地区设立了由选举产生的议会。
　　但这时，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间再度发生了早先震撼过十三个殖民地的那种同样的冲突。在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以总督和指定的议会为一方，以民选议会为另一方，两方之间展开了宪法上的斗争。
　　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滥用官职任命权、控制税收、控制法院系统以及把公有土地仅仅分配给国家教会英国圣公会而不顾卫理公会教派和长老会教派声称他们有更多的成员。
　　到1837年时，事态已陷入严重的僵局，民众领袖（上加拿大的威廉·罗耀·麦肯齐和下加拿大的路易·约瑟夫·帕皮诺）决定使用武力。尽管战斗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周围发生，但人民中的大部分仍持消极态度。

　　起义者被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其领导人逃往美国。英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派德拉姆伯爵任加拿大各省总督，并授与他进行管理和调查的一切权力。
　　德拉姆在加拿大只呆了五个月，但他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在各省听取了各种意见。
　　回国后，他提交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这份报告成为英帝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除了建议两个加拿大再次合并外，他的伟大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允许殖民地实行“责任政府制”的重大建议：
　　采纳真正的代议制政体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交给代议制机构所信任的人，以促进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这种态度是明智的，然而，这种明智的态度在北美殖民地政府中从未得到承认。…如果以其他任何方式，而不是根据在大不列颠是非常有效的那些原则管理政府，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谐调。
　　…但是，君主必须忍受代议制机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君主得组织与代议制机构相一致的政府，就必须同意靠代议制机构所信任的那些人来使这种政府维持下去。
　　德拉姆所说的责任政府制即代议制政体，指的是要让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得到有利于后者的解决。他准备允许殖民地议会拥有与英国议会所亭有的—样多的权力，不过还有某些限制，即：帝国政府将继续控制对外关系、管理贸易、支配公有土地和确定殖民地法规。

　　如果这一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建议被早一点提出和采纳，美洲殖民地可能永远不会爆发起义。然而，甚至在1839年这份报告提出时，它还邀到了广泛的抨击，被认为是一份必将削弱英帝国的带有空想的文件。但是，后来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压力很快就迫使英国政治家试验德拉姆伯爵的新原理。
　　尽管试验进行得谨小慎微，而且是尝试性的，但却立刻在英属北美获得成功。于是，责任政府制被推广到其他殖民地，并带来了同样的好处。因此，德拉姆伯爵的思想为英联邦在不幸的加拿大起义之后的数十年中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这就是那些起义和由此引起的著名的“德拉姆报告”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国家时期　一旦前欧洲殖民地赢得独立或自治，它们便进而发展各自的政治制度和习俗；这些制度和习俗极为多样，取决于诸如地理背景和前殖民地时期的经历之类的因素。
　　美利坚合众国　1777年的《邦联条例》是为管理新的美利坚合众国而准备的第一份文件。
　　它是自由主义者的杰作；自由主义者确信：暴政和中央集权是连在一起不能分离的；民众的自由通过权力分散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因此，十三州邦联的创立者允许中央政府对纯国家事务有管辖权，而将其他所有事务交给各州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各州保有其主权、自由和独立以及国会召开时十三州邦联设有专门授予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切权力、司法权和权利”。

　　这一安排并没有给国家政府控制诸州和个人的足够权力。这一点在1785至1787年的大萧条时期变得很明显；当时，联邦政府发现它几乎束手无策。在有些地区，失业者组织起来，向州首府挺进，通过暴力获得救济（如1787年马萨诸塞州的谢司起义）。
　　在其他州，即在下层社会控制州议会的地区，则通过了减轻债务人负担的法律。这些发展使保守的有产业者确信，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制止“暴徒统治”。所有这些就是1787年5月25日在费城独立厅召开制宪会议的背景。
　　出自宪法大厅的那个文件是为了抑制民众的民主政治而精心拟定的。其主要特点是制订了完善的制约与平衡制度。四个独立的政府机构——众议院、参议院、总统和最高法院——将通过不同的方法被选定，它们的任期各不相同。
　　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受制于以下几种东西；对选举权的限制、两院制、总统否决权和最高法院。两院制规定参议院可以制止过于冲动的众议院；至于总统否决权，国会能以两院三分之二的反对票使之无效；而最高法院则拥有对国会的司法审查权。长达十六周的辩论于1787年9月17日结束后，制宪者来到市立饭店共进在一起的最后一顿晚餐，这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自豪地估量他们的劳动成果。

　　宪法将十三州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持久的联邦政府。
　　制宪者规定，新宪法一旦有九个州的特别代表会议同意贯彻实行便立即生效。对参加这些会议的代表的挑选在美国历史上引起了第一次民族政治运动。
         
            《全球通史》 第179节    

　　一方是所谓的联邦主义者：富裕的商人、律师和地主；他们能从新的政治结构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另一方是宪法反对者：小农场主、工人和工匠；他们根本不需要一份没给他们什么政治权力的文件。尽管后者占人口的大多数，但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分散、无组织、无准备。
　　经过激烈争论后，宪法得到批准；1788年秋，选举产生了第一任总统和第一届国会。直到1789年4月30日，才有足够的国会议员陆陆续续地来到纽约，为总统选举团一致选举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举行就职典礼。这些最早的官员面临着许多令人惊愕的问题；没有官僚机构、没有基金和税收制度，没有新政府可以用来作为根据的种种先例。

　　然而，恢复稳定仅花费了短得惊人的时间，联邦政府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华盛顿总统的有力领导、战后数年曾困扰美国的不景气的经济的回升和宪法本身都有助于使制度见效。虽然宪法规定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但同时，它又很有弹性，完全能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
　　《人权法案》就是一个较早的例子；它尽管遭到了大多数富人的反对，还是于1791年被接受。这一法案阐明了公民的若干权利，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辩护人的权利等。
　　开国者的一个独特贡献就是解决了联邦制这一难题。
　　他们通过使权力竞争降到最低限度这样的方式谨慎地在国家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分配政治权力。如果出现任何争端，独立的法院系统便采取措施作出裁决。事实上，国会依据新宪法作出的最早的决议之一就是通过了阐明联邦法庭的职责和权力的《司法条例》。
　　1787年的《西北法令》规定，新州应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它们在法律上除不采用奴隶制外，其他方面都与旧州完全一样。这确保了西部各地在有资格成为州时会在相同的原则和条件下加入联邦。在这些情况下，美国不断向西扩展疆土，从阿勒格尼山脉一直扩展到太平洋。

　　它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大片大片的领土：通过从法国手中购进“路易斯安那购地”获得密西西比河流域；通过强占和购买从墨西哥手中获得西南地区；通过同英国谈判夺得西北地区；通过购买从俄国手中获得阿拉斯加。在这些新地区又建起一连串的州，最后增加到50个州，组成了今日的美利坚合众国。
　　拉丁美洲　国家时期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与美国的政治发展截然不同。
　　拉丁美洲的趋势是政治分裂而不是政治统一。山脉和密林等障碍将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分隔开来，交通工具的缺乏意味着这些地区同欧洲的联系常常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西班牙统治下的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因助长了分离主义倾向，也促进了分裂。
　　个别领导人宁愿在小国中名声显赫，而不愿在大的联邦中湮没无闻，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也必须予以考虑。于是，西班牙最初的八个殖民地这时变成了至少18个独立的国家：过去的拉普拉塔联邦总督辖区已变成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诸独立的共和国；从前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变成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诸国，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分成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独立的国家。长期的不稳定性是国家时期拉丁美洲政治的另一个特征，它表现为政府经常因军事政变而被推翻。

　　相反，美国至今仍保留了1787年的宪法，尽管这一宪法经过多次修正。此外，美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政局比较稳定；通常由两个政党在通过正规选举而当选的基础上轮番执政。但是，在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自独立以来总共采用了186部宪法，平均每个国家有9．3部。
　　政府的兴起和倒台更是屡屡发生。的确，据说巴西皇帝多姆·佩德罗二世（1831－1889年在位）在1876年参观费城博览会时曾讲过，这里展出的新机器虽然很多，但拉丁美洲每分钟里发生的革命比他在这里所看到的新机器还要多。不过，几乎所有这些拉丁美洲的“革命”都仅仅是名义上的革命。
　　真正的革命是那种能使制度发生根本变化、能使社会和政治秩序从根本上得到重建的革命。拉丁美洲大多数所谓的“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军事独裁者取代另一个军事独裁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秩序。这种军方对政治事务的干涉，部分地起因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存在的明显的阶级差别和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冷淡态度或抵触情绪，因此，这种干涉使少数富有的地主和高级军官能象做游戏一样地操纵政界。

　　一批批军事和文职领袖相继执政，他们几乎不注意人民的愿望或国家的需要。因此，毫不奇怪，秘鲁80%以上的总统是军人，厄瓜多尔的军校就教导学生：“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步是获得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和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世纪期间英国殖民地在维持与帝国的关系的同时逐渐赢得了自治。如前所述，这一独特发展的基础就是德拉姆伯爵1839年提出的责任政府制的原则。

　　这个观念太新、太激进，不能马上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英国政府的确迅速实行了他的将两个加拿大重新联合起来的建议。1841年生效的《加拿大法案》规定，加拿大联合议会由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由总督任命，是终生的，下院在相当广泛的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行政部长将由总督选拔，这使总督能任命属于下院中多数党的那些人，从而建立责任政府制。

　　好几年中，英国政府不愿冒险尝试。1839年，殖民大臣约翰·罗素伯爵指出了他认为责任政府制不可能实行的原因：“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督在接到女王命令的同时，又得到他的行政议会的劝告，而这两者是完全不相一致的。如果他服从来自英国的命令，立宪责任之类的事就会彻底失败；但是，如果他听从其议会的劝告，他就不再是一位从属的官员，而是一位独立的君主。

　　……因此，我了解到了采纳[责任政府制]原则时所难以逾越的障碍。”罗素伯爵说，摆脱这种僵局的方法是双方“采取明智的节制态度。总督必须只反对议会的极大地影响女五名誉或帝国利益的请求；而为了协调一致，为了虔诚地依附大不列颠的权力，议会必须准备修改它的某些措施”。
　　这一妥协方针在实际中证明是行不通的，一任又一任总督都未能阻止充分实行责任制的要求。1846年，一位新殖民大臣格雷勋爵察觉到不可能阻止德拉姆所提倡的责任政府制的实施。他在给新斯科合总督的命令中大胆宣布：“……让上院长期阻挠舆论所要求的、议会的民众部门所提出的某些措施的通过，是不可能的。
　　……在北美任何英属殖民地继续维持与居民意见相违背的政府，既不可能，也不会令人满意；对于这一点，无论怎样明确承认也不为过。”
　　于是，责任政府制首先在新斯科舍，随即在加拿大得到实施，从而成功地证明了德拉姆伯爵的先见之明。施行责任政府制几年后，加拿大总督下结论说：“我已有这样一种想法：在北美大陆这块土地上，在共和国美国面前，维持同英国的关系和英国的制度是可能的，倘若你慷慨地、信任地授予英国的制度的话。
　　当信仰是真诚的时候，它始终是有感染力的。……”1837年的起义领袖威廉·罗耀·麦肯齐给了最惊人的颂辞。他在经过十年流放遇大赦返回家园时说道：“如果我1837年时就看到了我在1848年时见到的情形，那么，不管我们也许会犯下什么错误，我会一想到那种造反的念头就不寒而栗。”如此，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上开始了一场彻底的革命。由于责任政府制原则被推广到其他殖民地，英帝国转变成直至今天仍很繁荣的持久的英联邦。由于沿海各省乃至加拿大联合省人口太少、不能有效地孤立独处，加拿大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1867年加拿大联盟的成立——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加拿大西部广大地区及其未经勘探过的资源正有待于开发，这是加拿大的责任。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而来的是美国爱国狂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雄辩，他们把眼光贪婪地盯着北面的英属殖民地，因此，统一不仅保证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且保证了军事上的安全。在经过极短时间的讨论之后，加拿大政治家们一致达成联合协议，1867年7月1日通过《英属北美法案》，成立了加拿大自治领。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自治领象美国那样将领土向西扩展到太平洋。马尼托巴、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达和萨斯喀彻温分别于1870年、1871年和1905年成为自治领的省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时，类似的发展正在欧洲人移居的帝国的其他地区出现。
　　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始于1787年，当时，一支由750名罪犯和250名看守组成的远征队从英国到达这里。由于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澳大利亚使被选作新的罪犯倾倒场。到1793年时，自由移民开始到达此地，并在今昆士兰、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乃至遥远的西澳大利亚建立了殖民地。

            《全球通史》 第180节    

　　与此同时，成群的捕鲸者、捕海豹的人和商人动身到更加遥远的新西兰诸岛去，至1792年，他们已屡次到达那里，尽管当地的毛利人即波利尼西亚人比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先进、好战得多。到1839年时，新西兰已有2，000移民，于是，伦敦正式宣布它为英国的领地。随后几十年中，殖民者接连不断地从英国来到那里，而这主要是由于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活动；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发起者，曾创办土地开发公司，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输送了相当多的移民。

　　至19世纪中叶，一系列殖民地已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部分沿海地区扎下根来，而且，由干这些殖民地人口日渐增加、局势日趋稳定，它们开始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要求自治的骚动愈益频繁，正如早些时候加拿大的情况一样，但是，加拿大的先例这时却围作使太平洋殖民地轻易获胜的模式。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殖民政府法案》，授权各殖民地组成它们自己的议会、确定选举权、修改它们的宪法、规定自己的关税等，但所有这些须经女王批准后才能生效。

　　不过，若依照在加拿大经过试验并得到证实的程序，女王的批准随时可得。同样，在新西兰，1852年也通过了一项法规：建立六个拥有较大的地方治理权的省份和一个实现地方的种种目的的大议会。四年后，责任政府制在新西兰得到正式批准。
　　将澳大利亚六个互不相连的殖民区统一为联邦这一最终任务的完成在澳大利亚比在加拿大更为容易，因为这里不存在扩张主义邻国的压力。但到19世纪末时，即使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也感到了外界影响的拉力。外来国家正吞并着澳大利亚人认为在他们的保护范围之内的太平洋诸岛屿。
　　另外，亚洲人迁入的问题也被认为是对澳大利亚白人霸权的威胁；所以，1899年的公民表决表明，各殖民地绝大多数人都赞成联邦。190O年，英国议会通过一个法案，1901年1月1回澳大利亚联邦正式出现在多民族大家庭中。南非如前所述，南非殖民地是荷兰人建立的，但到1814年时却归英国人统治。
　　荷兰的农场主，即他们自称的布尔人，是一批顽强的、难以对付的家伙，他们要求的仅仅是听任他们在辽阔的内地牧放牲畜，象过去的族长那样统治他们的家族和土著奴隶。当英国人干涉布尔人对土著的所作所为时，布尔人便开始了1836年的大迁徙。一些人移居奥兰治河那边的地区，另外一些人则越过瓦尔河继续向前推进。
　　但英国人继续要求对布尔人的统治权，并在东海岸的纳塔尔建立了一个由英国移民拓展的殖民地。

　　1853年，开普殖民地获得了代议制机构，不过，责任政府制直到1872年才得到采纳；而纳塔尔到1893年时才达到相同的阶段。这两个地区之所以被耽误下来，很大程度上由于土著的人口优势；土著的待遇是帝国政府所关心的事情。
　　此外，两个白人民族即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摩擦继续存在。从某一点上说，问题似乎已通过。布隆方丹协议，（1854）得到解决；在此协议中，英国人接受奥兰治河为他们的北面边界，并承认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这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独立。
　　但是，1871年，在奥兰治河北面的金伯利发现金刚石矿；到1890年时，大约开采了六吨金刚石，价值3，900万英镑。同样重要的是，1886年在德兰士瓦南部发现金矿。4年内，45O家公司相继成立，资本总额为110万英镑。
　　如此巨大的财富自然吸引采矿者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这转而又导致了使《布隆方丹协议》过时的纠纷。一方面，布尔人憎恨入侵者，企图限制他们的特权，而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正遭受着不顾《布隆丹协议》中所承担的义务、去吞并矿藏丰富的地区的强大压力。扩张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是传奇人物塞西尔·罗得斯；他的一生从当一个身体虚弱的移民开始，以帝国主义的大富翁代表者的身份而告终。

　　同早些时候的征服者一样，他以极端残忍的手段，首先在金刚石产地，然后在金矿矿山中积聚起巨大的财富。但是，对罗得斯来说，财富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大目标——扩大英帝国统治——的手段。“那就是我的梦想——全归英国所有”，当他在金伯利还是个小伙子时常向北朝着辽阔的非洲内地挥舞着手这样说道。
　　发财之后，他进入政界，成为开普殖民地的总理，然后，开始为实现他的梦想而制订计划并采取行动。由于伦敦政府犹豫不决，有些人接受罗得斯的计划，有些人则予以强烈的反对，罗得斯决定用暴力手段强行解决争端。1895年，他为一场反对德兰士瓦总统保尔·克留格尔的革命提供资金，并在他的朋友L．S．詹姆森博士的指导下，组织了对德兰士瓦的袭击。

　　但革命和袭击都失败了，罗得斯不得不辞去总理职务。然而，这些事件进一步恶化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关系，直到最后即1899年使全面战争爆发。布尔人凭借游击战术使战争拖延了三年，并迫使英国人调动了30万军队来对付60000至75000布尔人。
　　最后，布尔人不得不签订了承认英国的宗主权的《弗里尼欣和约》（1902年），但作为回报，他们也得到许诺，一旦情况允许，即可成立代议制机构。起初，英国人不愿让一个最近一直在为完全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实行全商责任政府制，但1905年执政的自由党新政府决定采取安抚与平等的政策。因此，1907年，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都获准实行全面责任政府制。

　　次年，这两个殖民地同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一起为成立联邦开始谈判。一个宪法草案得到一致同意，英国议会将其编入1909年的《南非法案》。第二年，《法案》开始生效，南非联邦成为英国自治社区的成员。
　　结论显而易见，欧洲人在其海外殖民地中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和习俗。这些制度和习俗的差异非常明显，因而，如果一位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政治领导人发觉自己在领导一个其派系利益、民族集团及大城市领导机关的平衡颇不稳定的美国政党，他会全然不知所措。如果他面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及其接连不断地出现的种种宪法和形形色色的军事首脑，他会更为手足无措。

　　然而，在这些明显的差别之下，由于所有这些政治制度都源于欧洲这一共同发源地，产生了某些潜在的类似点。这一共同起源解释了各种法典——美国和英国自治领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典，拉丁美洲和魁北克的罗马法典——的相似之处；它还解释了信奉立宪制度这一点，尽管严格信奉或避免信奉的方法各不相同。
　　三、经济上的欧化
　　殖民地时期　经济领域的欧化同政治领域的欧化一样十分普遍。
　　就欧洲诸列强来说，起初他们的经济目的和方法基本相同。它们都信奉使殖民地经济从属于母国经济的重商主义原则。下面这一命令是1763年伦敦下达给魁北克总督默里的，它与其他无数个由巴黎、马德里或里斯本发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命令没有任何差别：
　　……我们的明确的愿望和意志是：你们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得以使我们最不愉快的痛苦，对任何一个或几个建立任何制造业和从事任何贸易的法律表示赞同，这类法律对这个王国是有害的、不利的；你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阻止、反对和限制任何可能建立上述制造业或确立上述贸易的企图。

　　尽管有这一共同的重商主义背景，欧洲各殖民地不久便发展了独特的经济；这些经济不仅不同于欧洲的经济，而且它们彼此间也互不相同。我们将看到这种多样性起因于几大因素，其中包括诸母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和诸殖民地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的不同。拉丁美洲　如第六章第八节所述，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既决定于可得到大量的金银和土著劳力这一点（金银和土著劳力是英属美洲和法属美洲所缺乏的），又决定于以非洲奴隶劳力为基础的单一经营的种植园的发展，还决定于伊比利亚诸国的经济落后（这种落后还传给了它们的殖民地）。

　　最终结果是，拉丁美洲从未取得格兰德河以北地区所特有的平衡的经济发展，相反，却长期从属于西北欧，后来又从属于美国。十三个殖民地和新法兰西　十三个殖民地和新法兰西的经济史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史根本不同，因为那里缺乏土著劳力资源和贵金属。这种情况迫使英国和法国移民自己劳动，根据可得到的自然资源来发展某种可行的经济。

　　巴黎和伦敦政府从一开始起就都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影响其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圣劳伦斯河两岸，法国人建立了以法国封建制度为模式的庄园制。居民必须以金钱和劳动的形式向其庄园主纳税。
　　同样，在十三个殖民地，英国试图强行建立各种僵硬的经济制度。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设立了与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相似的公司，资金由股东们筹集，公司向股东们保证将按他们的投资额分红。弗吉尼亚公司着手建立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到弗吉尼亚来的人没有一个人私下拥有土地，每个人都为公司工作。
　　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都存放在一个公共仓库里，人们只能从公司的这个仓库里领取所需要的东西。
　　这些规定和限制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有大量的土地可为不满的移民所依靠。这些殖民地不可能象拉丁美洲那样，依靠母国提供封建的“监护征赋制”这种奖品，因为要实行“监护征赋制”，就必须能得到大量的土著劳力。
   
            《全球通史》 第181节    
   
　　居民的确要向庄园主纳税，但这些税比法国通常的赋税较得多。教会力图征收居民所获产品的十三分之一作为什一税，但一也只能征收到其中的一半。当局为防止青年人逃走、为防止他们成为非法的毛皮贩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荒地的诱惑和有利可图的毛皮贸易面前失败了。

　　因此，新法兰西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大多数人经营自给自足的农业，少数人从事毛皮贸易；毛皮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
　　同样，在十三个殖民地，诸公司不能长期控制它们的移民。弗吉尼亚一位总督报告说，当他到达这里时，他发现人们“正在街上疾走，忙于日常活动”。
　　在土地比劳力充裕这一事实的激励下，英国殖民者制定出自己的经济制度和做法。由于地理环境决定了农业这一型式和农业的成功，大多数人必须致力于农业。
　　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南部殖民地，移民们发现这里最好的作物是烟草、稻米和靛蓝。
　　在中部殖民地——宾西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谷类作物生长得很好，因此这个地区很快成为诸殖民地的面包篮。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也曾转向农业，但漫长的冬季和多岩石的土地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他们只得从事其他职业，主要是渔业、航运业和制造业。

　　于是，我们看到，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比拉丁美洲的经济远为多样化，而且更有生气，因为那里的土著劳工被抑制在仅能勉强生存的水平上，并没有成为当地经济的基础。在十三个殖民地，航行七大洋的快速大帆船、沿河两岸的一系列工厂以及靠枪和斧头在荒原上建立家园、并把新拓居地的界线不断向西推进的边疆开发者代替了用同样的工具和技术世世代代做苦工的印第安农奴和非洲奴隶。

　　革命时期　十三个殖民地　正因为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如此生气勃勃，它才同母国发生了纠纷，使英国难以控制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难以使其从属于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和航运业就同重商主义的法规如《航海法》相抵触；1763年取消法属殖民地之后，英国政府开始对违背其法令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为了避免同印第安人发生纠纷，他们禁止移民超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殖民者一再大声抗议这些限制，最后，他们诉诸武力。
　　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一场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场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
　　为了既满足以前由英国人提供各种物资的市民的需要又满足美国军队的需要，战争本身就致使殖民地制造业大大发展。美国的航运业在独立战争期间扩大了，并转变成一支临时的海军；在赢得独立之后，它继续以扩大了的形式发展。
　　美国船长们在和平条约签订才几年时就开始了同加利福尼亚和中国的极为有利可图的贸易。独立战争对仍为绝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州法令这时废除了陈腐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这类制度体现在为使土地贵族永久存在而制定的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的法律中。
　　大地产，尤其是在南方，都分给了农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则作为居留地向边疆居民开放。生气勃勃的美国经济以这些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整个大陆和海外扩展。拉丁美洲经济上的不满除了促成英国殖民地的革命外，还促成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

　　在出生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和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半岛居民）之间存在着冲突；后者在政府职务的任命和得到某些职业的权利方面受到优待。因此，希望结束这种不平等待遇的克里奥尔人在许多殖民地发起并领导了革命运动。对促进革命同样重要的是限制殖民地与母国的贸易的西班牙重商主义法规。
　　这种法规尤其令人难以忍受，因为西班牙既不能吸收殖民地生产的新原料，又不能象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向殖民地提供所需的价廉物美的制成品。因此，大规模的非法贸易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西班牙陷入同拿破仑法国的拚死斗争中、不能同其殖民地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的那几年里。战争结束后，西班牙企图将其贸易限制再强加给它的殖民地，但殖民者终于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他们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因为如人已同西属美洲建立起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下面这一充满热情的呼吁是阿根廷牧场主的代言人在1809年时发出的，它反映了拉丁美洲革命背后的经济动机：
　　因为倒霉的西班牙诸省不再能消费我们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农产品，它们就应该白白浪费，这合理吗？因为西班牙海军太无能，不能将这个国家丰富的产品运出去，它们就应该烂在我们的仓库里，这合理吗？……当一个友好、慷慨的国家的国民出现在我们的港口，并向我们廉价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西班牙所提供不了的商品时，我们就应拒绝这个建议，从而将他们的良好意愿转变成通过非法贸易使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所有进口货物的少数几个欧洲商人的专门利益，这合理吗？

　　独立在拉丁美洲并没有象在美国那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拉丁美洲的经济仍由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所控制；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是由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提供劳动的。自由贸易的确给沿海地区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活力，但这对静止不变的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由于缺乏资本、缺乏技术、缺乏健全的社会经济结构，独立的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中仍处于停滞的状态。
　　英属殖民地经济上的不满促成了1837年加拿大大起义的爆发；促成起义的一个明显因素是人民大众对女王保留地和教士保留地的愤慨，因为这两者各占去该殖民地全部土地的七分之一。留出这大片大片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支付政府和已确立的英国国教的费用。
　　人们对此极为不满，因为它们阻碍了殖民地的发展，因为只有少数人依附拥有基金的教会。此外，一个称为“阀阅世家”的拥有特权的小集团在加拿大享有半岛居民在拉丁美洲所享有的那种官方优待。而且，加拿大诸省不象边界那边的美国各州那么繁荣，许多人认为英国的统治应对这种经济上的差别负责。
　　起义领袖威廉·罗耀·麦肯齐提出的以下这一指责使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
　　例如，假定密西西比河曾是上加拿大的西部边界，那么，密执安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斯州或威斯康星州现今会是什么样的呢？是否会有几十万居民已在短短几年内、在西部诸州人民所特有的勤奋、热心公益的精神和冒险心的驱使下密集到那里？或者，迄今为止已使希望破灭、已阻碍我们这个管理不当的殖民地发展的那种可恶的障碍是否会已阻止这几个州的发展，使它们失去活力？

　　在1837年起义时达到高潮的那种情绪就是如此。由于这些起义证明是无效的，在以后几年中，加拿大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革。相反，这个国家平稳而又有节制地发展：人口稳步增长，新地区不断开发为居留团道路和沟渠相继建成；少数工业开始满足当地需求——锯木厂为建筑提供木材，磨坊供应面粉，梳棉厂和梳毛厂生产纺织用的绒线，并将绒线织成布匹，干酪厂加工农场主剩余的牛奶。

　　不过，加拿大不具备南面那个共和国所拥有的丰富、多样的资源，因此，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别在1837年以后同以前一样继续存在。国家时期在欧洲人所拓居的海外殖民地大多已赢得独立的国家时期，经济上的欧化却进行得极为彻底、极为惊人。欧洲在那些年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扩张主义可从根本上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是大批移民从欧洲向外迁移的时期，这种迁移不仅意味着种族上的欧化，而且意味着欧洲和海外殖民地之间更牢固的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欧洲能够提供铁路、轮船、机枪和农业机械，而这些东西是征服和有效地开发一块块辽阔的大陆所必不可少的。欧洲除了输出为那些耗资巨大的活动提供资金所必需的资本外，还为来自海外的源源不绝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提供了市场。

　　所有这些发展都意味着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对欧洲移民所移居的那些地区的空前的经济影响。
　　美国　美国的经济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间以飞快的速度发展。1816年采取保护关税之后的工业尤其如此。
　　在纺织工业中，纱锭的数目从1810年的87000个增加到1820年的25万个，至1860年又上升到1200多万个，钢铁工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扩展，1860年到达苏必利尔湖。与此同时，道路得到改进，沟渠、铁路得到修建。1830年时，铁路还不存在，到1860年时，铁路哩数已上升到30000多哩。
　　不过，在南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经历了最惊人的经济发展。南北战争本身就促进了工业的大规模扩展；战争结束后，由于西部的开放和横贯大陆的铁路的建成，这一扩展仍在继续。大量的粮食和各种原料通过铁路和轮船运到美国东部和欧洲西部那些正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心。
　　同时，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为美国实业家和农场主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市场。最终结果是美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叶以当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突飞猛进：1860年，美国在世界工业国家中排在第四位，而到1894年时却跃居首位。1860年至1900年间，工业企业的数目增加了三倍，工业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四倍，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增长了七倍，工业投资的总额增长了九倍。
  
            《全球通史》 第182节    

　　189O年，工业制成品的价值与农产品的价值相等，到1900年时，它却比农产品价值多一倍。1860年，工业基本上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到1900年时，它却扩展到大湖地区，而且还扩展到南部和西部的许多地区。
　　拉丁美洲如前所述，在拉丁美洲赢得独立之后的几十年中，其经济仍很萧条；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开始快速发展。
　　在建造铁路、轮船、冷藏船以及提供如此装备所必需的资本方面，欧洲所起的作几大很量要的，同样，欧洲对食品（如：谷物、肉、咖啡、糖及可可）和工业品（如：矿物、木材、羊毛及皮革）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也很重要。表4中有关英国同阿根廷的贸易以及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的统计数字可说明这一点。表4英-阿贸易及投资（单位：千镑）

年份  英国从阿根廷的进口英国对阿根廷的出口英国在阿根廷的资本1857  15741287260518651014195159751874127181282306018851879466045602190013080714318904019112893319120291110 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如出产硝石和铜的智利、出产金和银的墨西哥、出产咖啡和橡胶的巴西和出产锡的玻琍维亚，可提出类似的统计数字。
　　因此，拉丁美洲已进入世界经济之中，而这是它以前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是片面的、不健康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只在一、两种商品方面发展迅速，而其他经济仍停滞不前。
　　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劳资关系的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实际上仍未改变，因此，大部分人继续当散工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外国经济渗透并控制了大多数有利可图的企业，不论是饮路、公用事业还是矿山资产。这种经济发展的好处并不象在美国那样广泛传播，而最为外国和本国的少数地主、商人和特权者所获得，引起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

　　英国自治领同拉丁美洲一样，英国自治领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落后于美国。这倒不是因为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是因为自然资源不如美国。例如，加拿大确实拥有丰富的资源，但直到20世纪中叶，当航空运输使这些资源能接近时，当美国较易得到的资源已耗尽时，它们才得到有益的利用。
　　而在19世纪，加拿大无法与其繁荣的邻国竞争。贫瘠的劳伦琴高原是殖民地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加拿大没有与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地区、盛产棉花的南部地区和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极相似的地区；而这三个地区各自都能补充和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
　　相反，加拿大移居者所面对的是西边1，50O哩的青苔沼泽地和北边的北极荒地，这使他们除了穿过边界进入美国各州外别无他法；他们成群结队地拥进了美国。美国的吸引力非常之大，以致在1881－1891年的十年中，有100多万加拿大人穿过边界进入了美国，尽管当时加拿大的总人口还不到500万。据估计，50年前在加拿大结婚的年轻人，其后代今天有一半生活在美国。

　　英国其他自治领具备的天赋有利条件甚至比加拿大更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均位于南半城它们都远离西欧人口众多的工业中心。佩思离伦敦9，50O哩，开普敦离伦敦6，500哩，而纽约离利物浦只有3，000哩，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差别。
　　另外，这三个自治领的资源都不如美国那么丰富、多样。连澳大利亚都如此，它的版土同阿拉斯加除外的美国一样大。然而，澳大利亚大部分为干旱地区，它的河流几乎不适用于灌溉，而且它缺乏森林、石油矿床和贱金属。
　　这些欠缺都是相对于得天独厚的美国而言的，其实，英国自治领仍拥有可供经济充分发展的丰富资源。在加拿大，1885年建成了第一条横穿大陆的铁路，1915年又敷设了两条铁路。这些铁路同大批移民一起加快了阿尔伯达、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这三个草原省份的拓居。
　　1906年至1911年间，这些省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工业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尤其是在1878年采取保护贸易主义的“国策”之后。
　　在澳大利亚，牧羊业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的主要支柱。

　　羊的数目从1820年的2O万头猛增到1860年的2000万头，到1890年增至1亿头。这个国家依靠牧羊业就象美国南部依靠棉花一样。生产的逐步多样化包括昆士兰的甘蔗种植和更为重要的金矿开采（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淘金热）。
　　在1851年到1860年的十年中，澳大利亚生产的黄金占世界黄金产量的39%（而美国占41％）；而且，这个国家的人口也从1841年的431000人猛增到1860年的114万人（而美国1860年的人口是3140万人）。
　　新西兰同澳大利亚一样，发展了一种依靠欧洲市场的经济。这种经济主要集中在牧羊业和奶品制造业方面，它出口的多为羊毛、牛肉、干酪和黄油。
　　南非的经济则以1870年在金伯利开始开来的金刚石矿和1886年在威斯沃特斯发现的采金地为基础。另外，到1914年时，烟、糖、茶叶和其他热带产品也有少量出口。
　　结论　至1914年为止的国家时期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经济上欧化的结果。正是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欧洲对独立国家的贡献同对仍与母国保持关系的自治领的贡献一样大。

　　英国的资产阶级为建造加拿大的横穿大陆的铁路和发展南非的矿业提供资金，这也许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没插英国国旗的国家，英国的资本和商业也同样非常活跃。例如，十三个殖民地在赢得独立之后，同英国的贸易不是下降，而是急剧上升。
　　1765年是独立战争爆发前正常贸易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的货物价值为1944114英镑。1784年是战后恢复正常的第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的货物价值为3679467英镑。1820年至1830年间，占美国总出口的36％的商品是运往英国，占美国总进口的43%的商品是来自英国。
　　19世纪期间，尤其是在敷设铁路时，欧洲的资本——主要是英国、荷兰和德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到1914年时，外国总投资额不少于72亿美元。在较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各国，欧洲的投资对民族经济的控制程度比在美国要大得多。
　　四、文化上的欧化
　　拉丁美洲　随着种族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欧化；仍留在英联邦内的地区是如此，许多赢得独立的地区几乎也同样如此。在拉丁美洲，除葡萄牙人的巴西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这种形式的明显标志是绝大多数人说西班牙语，而且他们信奉罗马夫主教。人们看到，它还表现在建筑式样方面，如房屋带有庭院或院子、窗户装有铁条和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

　　城镇规划以中心广场而不是以主要街道为基础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服装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宽役毡帽或草帽、妇女用的棉布遮头物——薄头纱、头巾或装饰用的毛巾等。在家庭结构方面也仿效了男子支配和严密监督姑娘——包括陪伴时期在内——的典型的西班牙形式，这是一种认为体力劳动对有身份的人是不体面、不合适的倾向。

　　虽然拉丁美洲的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响仍然很大、很普遍，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例。这一影响（见第九章第五节）在烹任、服装、建筑材料和宗教习俗方面至今仍能觉察出来。
　　拉丁美洲由于运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在种植园里从事劳动的奴隶，因此，它的文化还含有相当大的非洲成分。
　　这种非洲的影响在大多数奴隶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区最为强烈，不过，有关这种影响的种种例子，尤其是音乐方面的例子，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也能看到；在这里，黑人贡献了传统的鼓乐。
　　美国　美国的文化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响，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人数较少，也较落后。然而，印第安人的影响也不可全然忽视：25个州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英语中现在至少有300个印第安语词汇；印第安人的许多发明，包括鹿皮靴、独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利用。
　　同样，美国同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拉美国家相比也较少受到非洲文化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在美国还是相当大的；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0%，而印第安人仅占0.5%。黑人的影响主要在民间文化方面。
　　其一是民间故事，如《雷默斯大叔史诗集》中那些被乔尔·钱德勒·哈里斯通俗化了的故事；其二是民间音乐，包括所谓的圣歌和世俗歌曲，如劳动号子、囚歌、铁路界和轮船界的歌曲、“弗兰克与约翰尼”及“约翰·亨利”这样的叙事曲和世界著名的爵士乐等。

　　尽管美国文化含有这些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主要还是起源于欧洲，不过，它的欧洲特性在其移植和适应的过程中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自殖民时代以来，许多欧洲旅行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全球通史》 第183节    

　　法国人让·克雷夫科尔于1782年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美国人，这种崭新的人，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涉及到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从克雷夭科尔时代到今天，许多人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从大量相互矛盾的回答中，确现出了“这种崭新的人”的明确形象。
　　生活在一个必须不断地劳动，以便首先建立殖民地，然后征服整个大陆的国度里，这种人自然会认为勤劳光荣、懒惰可耻。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表达了这种民族感情，他说：“我觉得那些不劳动的家伙很可怜——无论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哪一端。”英国的《名人录》列举了名人的种种嗜好，而美国的《名人录》却没有；这一事实也是颇说明问题的。
　　美国人相信社会平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们还相信社会的可变动性。他们认为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好，坚决主张所有的人都应通过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靠阶级出身来自由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反映了美国人的农场和边疆背景的是，美国人是积习很深的修补匠，经常从事小装置的发明，以加快其所须完成的工作的速度。
　　19世纪中叶一位观察家评论说：“除美国人外，有谁发明过挤奶机、搅蛋机或擦皮靴、磨刀、削苹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而这些事情自远古以来其他人一直是用十个指头做的。”
　　在论及自己的未来时，这种“崭新的人”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事物进程的必然性。那位注意到了美国人在机械上的独创性的观察家还写道：“美国人十分自信，认为只要能找到对症的药物，任何弊病都可医治；他们看不出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努力去找到医治生活中所有弊病的种种药物。”这种乐观主义常常用自我吹嘘的民族之爱来表达。由于生活在资源极为丰富、机会完全均等的国境里，美国人发现，赞美未来，并仿佛它已实现似的谈论未来，是件很自然的事。边地的幽默就是基于“大话”，而民间英雄则是同保尔.班杨和佩科斯·比尔一样的超人。

　　在正规的文学艺术这一更为高深奥妙的领域里，19世纪的美国人显然感到自己不如同时代的欧洲人——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美国人忙于制服荒原，根本无暇假装斯文和讲究美学。此外，清教徒的传统认为，辛勤劳动和拯救灵魂比艺术修养价值更大。
　　1835年，法国旅行者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写道：“除了星期回去做礼拜外，将一周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挣钱上的人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招待喜剧女神。”
　　迟至1820年，美国还至少有8O％的书籍是从英国引进的，到1830年时，这个数字仍高达70%。就欧洲知识分子来说，美国文化是不存在的。
　　英国评论家西德尼·史密斯的态度颇有代表性，他于1820年反问道：“在全球各地，有谁读过一本美国的书，看过一场美国的戏，见过一幅美国的画或一尊美国的塑像呢？”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渐渐为美国人自己所容纳。亨利·亚当斯写道：“纵观一生，人们已看到，美国人在文学上总是向欧洲人屈膝。”
　　因此，19世纪的美国人认真地努力模仿欧洲的文化。

　　他们前往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罗马求学，建造希腊式圣堂作为公共建筑物和教堂，引进欧洲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帮助建立歌剧院和管弦乐团。有些富豪巨头派代理人到欧洲去购买“18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作品”。有些人甚至购买城堡，将城堡的石头一块一块拆下来，然后在美国重新建造起来。
　　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些努力并没有给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仍轻视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正在衰弱、被人唾弃、爱猜测、善算计、好打赌、喜殴打奴隶、爱浅斟慢饮的民族”。
　　将近19世纪末时，这种态度开始有一些明显的转变。“随着欧洲一切的衰弱，随着封建文化最后一点残余的消失”，瓦尔特·惠特曼和马克·吐温，尤其是马克·吐温，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作家，他们的风格“既是当地的、西方的，又是北美大陆的”。
　　1888年，詹姆斯，布赖斯的颇具鉴别力的名著《美利坚共和国》的出版也具有重大意义。随着19世纪的结束，欧洲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到一群日益显赫的美国明星：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索尔斯坦·凡勃论和威廉·迪安·霍威尔斯。然而，欧洲的监护仍难以动摇。
　　19世纪末，亨利·卡博特·洛奇仍能这样写道：“美国人开始文字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封是一个英国人，以便得到认可，并不是得到英国人的认可，而是得到本国人的认可。”
　　英国自治领　欧洲文化对英国自治领的影响比对美国或拉丁美洲的影响更大。一个原因是保持了帝国的团结，从而引起了自治领与母国之间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影响。

　　另外，除南非外，原籍欧洲的居民在自治领所占的比例比在有着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美国和拉丁美洲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各自治领发展了相同的文化；独特的地方环境产生了独特的文化。
　　例如，加拿大文化的发展决定于两个压倒一切的因素：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法商加拿大人集团和地理上与美国的接近。
　　由于这一庞大的法商加拿大人少数派的存在，加拿大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从铸币、纸币、政府公告以及由国家分配的商品的刻印文字上可了解到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是法商加拿大人的观点和民族作用。从十分现实的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个没有母国的民族。
　　1763年法国放弃加拿大之后，他们在其最强大的天主教会的教导下背弃共和主义的、非宗教的法国，并对他们认为是操英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商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东西加以蔑视。因而，他们的主要愿望是不受干涉，在新教徒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大陆上保持自己的特点。
　　对加拿大来说，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南方大国的势不可挡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的影响不仅如前所述导致了加拿大人力的大批外流，而且决定性地导致了加拿大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形成。

　　一般的加拿大人早晨通常由美国制造的闹钟叫醒，然后用美国生产的牙膏和牙刷刷牙，用美国生产的刮胡膏和剃刀刮胡子。他在晨报上看到的新闻有四分之一是谈美国的事情。他将驾驶美国汽车去上班；走进办公楼中的美式电梯；整天使用大多由美国制造的办公设备工作。
　　回家后，他很可能收听、收看美国广播或电视节目，阅读美国小说或杂志，也可能驱车到附近的电影院去看美国电影，如此来结束这一天。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加拿大文化就是南方文化的直接翻版。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运动的形式、广告和推销术、法律实施以及法庭程序之间几乎就不存在相似之处。
　　不过，加拿大有位著名的记者已下结论说：“加拿大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国家。1949年，加拿大政府任命了“国家艺术、文学和科学发展是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包括下面这段话：
　　美国对加拿大人生活的影响至少可以说给人以深刻印象。
　　不应该有任何这样的想法：干涉所有加拿大人接受美国影响的自由。文化交流本身是极好的。它们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刺激了生产者的竞争。

　　但不能否认，如果来自一个国家的物资其数量大得不成比例，那也许会窒息而不是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而且，如果没有任何比较标准、只是消极地接受，那还有可能削弱批判能力。我们现在正花费数百万元来维护一个国家的独立，而这种独立如果没有生气勃勃、颇有特色的文化生活，将只是一个空壳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其种族同一性的影响。

　　这两个自治领既不象美国那样有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少数民族，也不象加拿大那样有占其人口三分之一的法裔天主教少数民族。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相当多的非英国移民，但澳大利亚仍有90％的人、新西兰仍有98％的人是英国血统。因此，这两个自治领都不同寻常地与母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
　　新西兰人通常认为英国是他们的“家”，而新西兰只是谋生之地。澳大利亚人则没有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爱尔兰移民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军队在加利波利和其他地方作战时同新西兰人一样勇敢。
　　相反，在加拿大，法商加拿大人却制造猛烈的骚乱，因为他们认为，除了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外，他们没有义务为其他任何目标而作战。或许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同加拿大人一样都对美国文化的渗透表示担忧。美国的影响已扩大到南太平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近几年的巨额投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驻扎那里的结果。

            《全球通史》 第184节    

　　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作家罗宾·博伊德已表达了他的许多同胞的担忧：“澳大利亚‘在文化上’正沉入太平洋，一个我们也许可称之为‘澳斯特利加’的新国家正在兴起。……澳斯特利加的主要工业是仿造美国苏打汽水饮料上的泡沫。它的宗教信仰是‘魔法’，信徒们从心理角度说是难民；他们将天堂想象成拉斯韦加斯旅馆的赌场。”结论　我们已看到，在文化领域如同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一样，欧洲文明的大规模移植已经发生，不过其中有许多变更。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适应在语言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一个英国人在访问澳大利亚、美国或加拿大时，能容易地理解他所操的语言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变化；不过，以下这些情况也是真实的：在澳大利亚，他可能给诸如“aboes”（土著居民）、“sheilas”（姑娘）、“galahs”（唠叨多言的人）和“dills”（笨人）之类的同弄得莫名其妙；而在加拿大和美国，他很快就会了解到他所说的petrol（汽油）、silencer（消音器）、boot（行李箱）和demister（除雾器）这些词已变成gas、mufflertrunk和windshieldwiper。

　　他还会发现加拿大人不受英国人和美国人影响、仍保持自己个性的一些例子。如果他要“chesterfield”，在英国他将得到一件男式大衣，在美国他将得到一包香烟，而在加拿大他将得到一张垫得又厚又软的沙发。
　　然而，这种种差别常常被过分夸大，而忽视了其潜在的、基本的相似点。
　　其实，英国人即使周游广为分散的使用英语的世界，也极少会遇到使他费解的词。法国人在魁北克、葡萄牙人在巴西、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海外发现的大多数特殊的惯用法都可追溯到母国的地方方言。
　　西班牙人能在本国找到他在国外所遇到的大多数变化，而这种情况对英国人或法国人来说也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文化上的欧化既普遍又持久。欧洲人只须访问纽约、墨西哥城、蒙特利尔或墨尔本，然后访问开罗、德里、东京或北京，就会了解其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真实情况及其所达到的程度。

　　第十九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首先，我想向你们再次强调由于东方诸民族新近被唤起的雄心和愿望而展现出来的充满困难和可能的危险的巨大前景。这一冲突的最终结果将会怎样……这是无法预言的。然而，这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接触西方思想和西方观念已对东方各民族产生了富有生气的影响。
　　那些与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民族已极其明显地表现出西方的影响。罗纳德谢勋爵，1909年
　　1763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是欧洲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全球主人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居有突出地位。欧洲的霸权不仅在政治领域——以大殖民地帝国的形式——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表现得很明显。
　　但是，1914年前的十年中，还发生过对欧洲优势的严重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挑战是日本打败俄国。当时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地下骚动也值得注意。我们将首先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然后考察对这种优势的早期挑战。

　　一、欧洲的政治优势
　　1500年至1763年间，欧洲由于控制了各大海洋和西伯利亚及南北美洲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已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崛起。但对亚洲和非洲来说，欧洲的影响在倡世纪末时仍然很小。在非洲，仅在沿海地区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在大陆南端有一个小小的布尔人居留地。
　　同样，在印度，欧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数几个贸易站，实际上还没有开始影响辽阔的内地。在东亚，尽管西方人要求进一步的交往，但还是被严格限制在广东和九州。如果18世纪后期欧洲同非洲的关系以及同亚洲的关系由于某种奇迹而突然中断的话，那么，三个世纪的相互影响就会没有什么成绩可言。
　　几乎只有几座破坏了的贸易站和教堂才会让人想起那些曾越海而来的入侵者。日常生活就会象过去几千年那样以传统的方式继续下去。
　　到1914年时，这种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

　　欧洲的影响已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大大增强；世界大片大片的地区——美国、拉丁美洲、西伯利亚和英国自治领——都已欧化。欧洲人向所有这些地区迁移，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著民族。的确，到1914年时，美国和拉丁美洲已赢得政治上的独立，英国自治领也已实现自治。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地区已成为被欧化的地因它们在种族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制度等方面与欧洲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片大片的地区，包括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内，全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面积达16819000平方哩的亚洲地区，至少有9443000平方哩的土地处在欧洲统治之下。
　　其中6496000平方哩的土地由俄国统治，1998000平方哩的土地归英国统治，587000平方哩的土地被荷兰统治，24800O平方哩的土地由法国统治，11400O平方哩的土地归美国统治，193000平方哩的小块领土被德国统治。与这些辽阔的殖民地领土形成鲜明对照，日本，这个1914年亚洲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仅有161O00平方哩的土地。
　　除这些殖民地和欧化了的地区外，世界的其余部分则由那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半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

　　这些国家除了包括象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之类的较小国家外，还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国。所有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它们之所以能保持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对其瓜分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这样，到1914年时，欧洲已称霸全球。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非凡顶峰，这一漫长过程从500年前葡萄牙船长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时就开始了。现在，随着权力的史无前例的集中，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已成了世界的中心。
　　二、欧洲的经济优势
　　1914年时的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能从欧洲所实行的经济控制中觉察出来。
　　欧洲已变成世界的银行家，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到1914年时，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已达40亿英镑，占其全部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法国的投资达450亿法郎，相当于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的投资达220至250亿马克，为其全部财富的十五分之一。
　　欧洲不仅成了世界的银行家，而且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工场。

　　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唯一的对手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这一年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欧洲资本和技术大量输出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空前统一：到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地上架设了巨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诸大海的海底铺设了516000多公里的电缆。

　　到1914年时，已有总吨位为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只装载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几条运河的开凿便利了世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1869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前者将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4000哩，后者将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减少了近80O0哩。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的建成打开了诸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69年和1885年敷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O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诸大陆这一经济上的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惊人增长。1860年至191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2倍。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中得益最多。
　　虽然得不到有关全球状况的统计数字，但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生活水平是欧洲宗主国生活水平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更准确地说，我们知道，英国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其生活费用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这同一时期内，工资却略略增长了5%，从而使生活水平提高了35％以上。西欧其他国家在这些年间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急速地影响了殖民地地区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货币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以一种辅助的方式被使用；那时，农户进行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要。可能已有人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少数农产品，但并不是为了赚钱。
　　相反，其目的只是弄点钱纳税，或者买一些必需品如盐、小件铁器等。由于人们常常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来进行交易和履行纳税义务，所以，根本没有货币转手。但是，随着欧洲人及其铁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贪得无厌的要求，一种新的市场经济被引进。
　　不久，农民们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而不是为自己和邻居而生产这本身又意味着他们不仅日益受这时已在这种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变化莫测的经济波动的支配。封闭的、静止的自然经济向充满活力的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对生产能力来说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响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令人不快的。19世纪中叶克罗地亚一位农民的以下这番具有讽刺意味的感想，在海外的千百万农民中很可能一再引起共鸣：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
　　贤哲告诉我大车行驶不需马拉，
　　富丽堂皇的船只无帆无风也能航行得象箭一样快，
　　神奇的医生能截肢而病人却不叫唤也不痛，
　　新闻通过环绕地球的电线能在一瞬间传遍世界，
　　镰刀自动收割，纺车自行转动，铁犁自动开沟，
　　而我们仍象过去一样渴望得到面包。

　　欧洲的入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全球通史》 第185节    

　　不过，这时智力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对接触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地、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写于1925年的以下这段回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最初的结果，是极端的亲英派。

　　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给它的新颖和奇妙所迷住。个人公民权的授与、私人裁判权对传统权力的取代、关税的提高，所有这些在一个东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况下突然而有力地到来；这个东方民族不知道远古习俗和古老传统的训令，同样也不知道要履行的义务。……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兰地酒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国的都值得怀疑。

　　……到时候反作用力就会突然出现，由于崇拜西方的一切，我们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可能将我们召回到我们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中去，这种文明、生活方式和风俗是不为已经流逝的时代的影响和现代生活的力量所约束的。四、白人的责任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
　　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用理想主义的忠于职守的罩在来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19世纪末（1899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诗中恰如其分地写道：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让你们的子孙离家远去
　　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
　　欧洲主子在所有大陆上都接受了“弱小种族”的效忠，认为这种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
　　在印度，他们被恭敬地称为“大人”（sahib），在中东被称为“先生”（effendj），在非洲被称为“老爷”（bwana），在拉丁美洲则被称为“恩主”（Patron）。在这些情况下，欧洲人开始用近视的眼光、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阿诺德·汤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纪末时的世界观：“据他们看，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

　　在外交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在国内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产生而完结；在帝国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度兵变的被镇压而终止。他们有一切理由为历史的这种结束所赐予他们的永久幸福而庆贺。……英国中产阶级19世纪末的这种幻觉似乎纯属神经错乱，然而，西方其它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同样具有这种幻觉。”

　　这种幻觉的确并不只限于不列颠群岛。在大西洋彼岸，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4年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错误的行为，即一种导致文明社会的关系全面松懈的软弱无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国家来予以干涉。”同样，1904年，美国一位传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亲亨利·W·卢斯也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耶鲁大学工作。”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梦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说：“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

　　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五、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欧洲的全球霸权在1914年时似乎是牢固的、永恒的，但只要人们较清醒地回顾一下，便可轻易发觉，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着的复仇者正在慢慢觉醒，正在对西方统治权发起最早的攻击。
　　在整个历史上，每逢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的、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一种是割断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却是力图采纳外国社会的许多特别吸引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对付外国社会、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社会所必需的。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

　　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从前”；后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
　　19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的例子很多，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我们知道，印度兵变是心怀不满的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动下发动起来的；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国人的损害，希望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
　　同样，义和团运动是秘密排外社团在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的暗中怂恿下发动的一次起义；这些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对传统儒家学说的造诣很深，十分保守（详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十六章第五节）。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悲惨的流血事件，但两者都未能给欧洲霸权以有力的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以往的美好岁月。这显然是空想，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方法既不能赶走西方列强，也不能阻止它们的入侵。

　　西方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经济事业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当诸土著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以便运用这些东西来反对西方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地实行这种通过适应来进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
　　如前所述，由于种种情况的偶然结合，日本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技术，并进而能够使自己摆脱西方象强加给中国人一样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人还进一步仿效他们的欧洲良师，着手实行一项海外扩张计划：1894-1895年他们打败了衰弱的中国帝国，1904—1905年又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详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和第八节）。亚洲一个小王国对欧洲一个强大国家的这一胜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与日俄战争的结果同样很有影响的是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战争激起的（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沙皇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来自满洲战场的报道一样，使各地被压迫民族激动不已。
　　一位当时正在波斯的英国人感觉到了各殖民地国家中一股已被唤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潜流。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以为东方必将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对整个东方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即使在这里，在波斯也不是没有影响。
　　……此外，俄国革命也在这里产生了极为惊人的影响。俄国的事件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一种新的精神似乎已开始支配人民。他们厌恶统治者，并以俄国为例，开始认为有可能得到另一种较好的政体。
　　……看来东方正从睡梦中觉醒。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这是一种“中国人的中国”的思想趋势。在波斯，由于邻近俄国，这种觉醒看来象是采取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形式。

　　在埃及和北非，觉醒突出地表现为狂热行为的明显增加以及泛伊斯兰教运动的扩大。这些动乱症状的同时出现太惊人了，不能完全归因于巧合。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长久的睡眠中觉醒，我们即将亲眼看到千百万有忍耐力的人正起来反对无所不为的西方的剥削。
　　这一分析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以后几年中，亚洲各地，从西部的奥斯曼帝国到东部的中国帝国，爆发了一系列革命这些革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的鼓舞，尽管当地的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然是更为基本、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些革命的结果既是向欧洲列强的挑战，又是向通常可用来掩饰外国控制的腐朽的地方王朝的挑战。

　　1905年12月在波斯爆发的革命，就是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起义的极好例子。我们知道，这次革命主要是一场反对西方的经济控制、反对本国卡扎尔王朝无能的、不负责任的领导的运动。我们还知道，波斯革命实质上是由俄国促成的，因为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仅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榜样，而且暂时阻止了沙皇对波斯改革者的镇压。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也值得注意；它结束了阿卜杜尔·哈米德在君士坦丁堡的独裁统治。这次革命明显受到了俄国和波斯早些时候的大动乱的影响。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当时向他的政府报告说：
　　俄国是土耳其人的传统敌人。
　　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使土耳其人身上的每根神经纤维都感到刺痛。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民族的自尊心，遭到了伤害，因为他们看到；“应受蔑视的”波斯人正在试图得到一种新的民族生活，而土耳其适时却由于苏丹的专制统治，正在比以往更多地受到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欧洲诸省的卑劣的、日益增强的监护的威胁。
              
            《全球通史》 第186节    

　　甚至奥斯曼帝国的非洲诸省也受到了俄国革命和波斯革命的影响。例如，开罗的一家报纸时常介绍俄国和波斯的发展情况，并极力主张读者要么去实现“俄国革命的崇高理想”。要么在波斯所取得的成就面前“无地自容”。
　　由于大批穆斯林鞑靼难民为躲开沙皇专制政权的俄罗斯化措施而象流水般地涌入奥斯曼帝国，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得到增强。
　　许多人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前就已来到这里，更多的人则是由于革命失败之后的反动统治而流亡到这里。难民们随身带来了革命的文学作品、报纸和小册子，这些东西在土耳其广泛流传。
　　我们知道，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于1908年7月展开起义的旗帜，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先前促使波斯改革者行动起来的那些原因非常相似。
　　他们希望废除年迈的专制君主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权力，因为哈米德对变革的坚决反对正危害着帝国的生存。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担心英国和俄国将象瓜分波斯一样把奥斯曼帝国划分为它们的势力范围。与波斯的革命者大不相同，土耳其的革命者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列强在君士坦丁堡不能象在德黑兰那样自由地、专横地行动。

　　在波斯，一旦英国和俄国联合行动，革命事业就注定要失败。但是，其他许多列强也对奥斯曼帝国感兴趣，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权利。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能推翻苏丹，成为帝国的主人。
　　然而，由于诸从属民族的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由于同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诸国及协约国的一系列战争，他们为使帝国西方化、为使帝国复兴而作的种种努力却遭到了挫败。有效的西方化必须等到土耳其共和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之时再实现。
　　在亚洲另一端的中国也经历了反对西方干涉和本国软弱领导者的革命。
　　既然是这样，俄国败在日本手下的惨状就特别令人兴奋，因为这场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此外，中国有大批学生在日本留学：1905年有8000人，19O7年达17860人。因而毫不奇怪，孙中山后来这样宣称：“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我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继这场战争之后的俄国革命也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国一位改革者曾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把俄国的事件看作是满清王朝可能要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前兆。他指出，沙皇俄国——“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已无法避免革命。

　　他断言，既然罗曼诺夫王朝所处的地位比清朝所处的地位更牢固，所以后者只有立即进行改革才能解救自己。
　　满族人没有注意到这一警告，结果正如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一场推翻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见第十六章第五节）。没有人能预见到在1911年的起义之后会出现几十年的混乱和苦难。
　　但这里所要指明的一点是，中国革命的目标同早些时候波斯革命和土耳其革命的目标一样，是要采纳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以便抵抗西方。
　　印度则较少地受到这些年动乱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远离动乱的中心，而且也因为英国的直接统治带来了抑制动乱的影响。然而，即使是温和派领袖达达巴依·瑙罗吉，也于1906年向印度国民大会党提出了下列尖锐的问题：
　　正当日本已经觉醒、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波斯正在觉醒、俄国正在为摆脱专制统治而斗争的时候，英帝国的印度自由公民——最早创造了世界文明的人民——还能继续处在专制政治的枷锁之下吗？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尽管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永久的，但实际上，它却正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方面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有时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中亚，一些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正开始要求摆脱英、俄统治而独立。
　　这种挑战有时又是间接的，矛头是对准衰弱的奥斯曼王朝、卡扎尔王朝和满清王朝，因为它们未能击退西方的入侵。在1914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欧洲列强能够镇压反抗，其手段或者是直接诉诸武力，或者是支持伊朗国王反对伊朗议会、支持保守的袁世凯反对激进的孙中山。然而，这一早期的反抗的确是一个开端——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这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以破竹之势前进。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认为，各工业化国家将先于其各自的殖民地爆发革命。他指出，西方资本家正不断将其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而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生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这些投资将持续下去，并且这些殖民地将成为象其西欧母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
　　马克思在其名著《资本论》（1867年）中写道：“工业化发达国家结果却向那些不发达国家展示了其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也曾预期，随着各殖民地走向工业化和繁荣昌盛，原先西方的制造业中心将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实际上，在一封致他的挚友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的信中，马克思就曾担心一旦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由于强盛的殖民地仍然维持着资本主义，因而会攻击并“扼杀”新生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
　　今天，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看到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担心的完全相反。

　　革命的爆发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原先西方的殖民地，即现在的第三世界。这样，历史把马克思的结论整个颠倒了过来。世界历史的这种发展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人阶级赢得了投票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运用这些权力来增加其工资，并组建福利国家，从而在遇到事故、生病或失业时可以得到救助。
　　因此，西方的工人阶级相对来说比较满足，他们变成了改良者，而不再是革命者。第二个原因是，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并没有实现工业化。西方的制造商并不希望出现来自海外的竞争，因而他们积极阻挠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
　　结果，殖民地依然一直是西方工厂原材料的生产者和制成品的进口者。这种格局造成的困境是，1880年以后原材料的国际价格不断下跌。而制成品的国际价格则稳步上升。
　　从1880年到1938年，第三世界国家以一定数量原材料所能获取的制成品数量下降了40%。

　　这种经济学家称之为“贸易关系”的入超趋势是造成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这些困难（见第二十九章第七节）最终结果就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即发达的第一世界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这两个世界之间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长：1800年为3：1，1914年为7：1，到1975年达到12：1。
　　这些数据解释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截然相反的情况的原因。在马克思之前的时代，所有重大的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
　　但在20世纪，所有重大的革命至今都发生在第三世界：1917年——俄国，1949年——中国，1959年——古巴。1975年——印度支那，1976年——葡属非洲，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1980年——津巴布韦。
　　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扼杀欧洲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向欧洲输出革命。
　　例如：一些葡萄牙军事指挥官被派往葡属非洲地区去镇压那里的叛乱集团，结果他们最终被与之交战的非洲游击队的革命思想争取了过去。这些欧洲军官们把他们的政治观点输入到其祖国，这样，非洲殖民战争这些岁月最终导致了军人运动推翻葡萄牙的独裁统治。如果马克思听到海军上将安东尼奥·罗萨·孔延奥（AntonioRosaContinho）向。

　　群葡萄牙商业人士的演讲，他定会感到惊奇，他说：“军人运动本身可以看成是象在非洲那样的解放运动，它不仅仅是要求正式的独立，而是要解放全体人民。”
　　未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取决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继续扩大还是逐渐缩小。而至今这种差距一直在扩大，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第三世界仍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1966年，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McNamara）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指出，1958年世界上各个地区爆发了58次起义；其中只有一次是发生在人均收入超过750美元的国家。麦克纳马拉这样总结道：“无疑，暴力和经济落后之间存在着无可辩驳的联系。
　　而这种暴力的趋势正在上升而不是下降。”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对立的趋势正在互相加强。
　　由于全球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从而使其影响的强烈程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正是这一新的成功，逐渐削弱了1914年以前似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权。诸殖民地民族通过有选择地采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
　　1925年，土耳其领导人凯米尔·阿塔图克热烈地赞扬了西方，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西方等于“文明”：
 
            《全球通史》 第187节    

　　对文明洪流的抵抗是徒然的；文明对那些忽视或违抗它的人极为冷酷无情。文明能穿通山脉，翱翔天空，能看见、照亮和研究从看不见的原子到星球的所有东西。力图以中世纪精神、靠原始迷信发挥作用的国家，在它那巨大的威力和崇高的尊严面前注定耍毁灭，至少也要被奴役，受耻辱。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正是凯米尔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最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新“文明”的力量和活力，也最成功地解决了文明问题。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土耳其共和国能成为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又能最不受西方的支配。“衰落”和“成功”实际上是一枚硬币上的两个面。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际社会内的一场内战。
　　K．M.潘尼卡
　　1914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确的程度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还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个欧洲变成废墟。
　　它毁灭了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朦朦胧胧意识到的新的领袖、新的制度和新的意识形态。1918年的欧洲不同于1914年的欧洲，就象1815年的欧洲不同于1789年的欧洲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标志着曾在19世纪十分完全、十分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欧洲的结束。到大战末时，欧洲的控制已明显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战。这些挑战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被设法成功地阻止了。
　　但这种缓解只持续了20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削弱过程，使欧洲各地的帝国处于大混乱之中。
　　不但从欧洲历史的角度看，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而惹人注目。本章目的是分析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过程和全球性的影响。一、战争的根源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包括一项条款，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引起的。这一“战争罪行”的条款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因为它还被协约国用来证明它们向战败的同盟国提出支付赔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
　　结果，它激起了一场热烈、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导致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的发表，还导致了一批批文件的出版，总计达6万多份。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时，这场论战才平息下来，出现了较少地关心“战争罪行”、更多地注意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性力量的较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已能分清曾在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被刺后的紧张的数星期中开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

　　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四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联盟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
　　经济上的竞争　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例如：1888-1889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1879－1894年俄国和德国之间、1906—1910年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均爆发了关税战。
　　由于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异常迅速，英国和德国之间开始了最为激烈的经济竞争。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1．8%，而德国仅占13．2%。到1914年时，主要由于美国的产量从占世界总产量的23.3％猛增到35.8％，英国工业产量所占的比例已下降到14%。
　　不过，德国的产量却得到了充分的增长，以致它的比例略有上升，为14.3%，大于英国所占的比例。
　　德国工业总产量的激增意味着在海外市场它同英国的竞争十分激烈。英国虽然能在其殖民地保持经济上的优势，但在拉丁美洲、中东和远东却彻底输给了好斗的德国商人。
　　要确切说明这一经济竞争的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显然使两国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它还通过刺激海军军备竞赛而进一步促成了国际紧张局势。这两个国家都竭力叫嚣，必须建立起海军力量，以保护商船航线和商船运输。

　　殖民地的争夺　由于欧洲列强竭力寻求新的殖民地，以确保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有海外市场，经济上的竞争还激起了对殖民地的争夺。由于德国人直到1871年国家统一之后才参与殖民地争夺，所以，他们特别积极，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帝国。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小国的富裕的殖民地，并坚决认为德国还必须拥有“显要的地位”。

　　但是，德国人发现，他们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受到了英国辽阔的殖民地的阻挡；他们痛骂英国人是“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的自私鬼。
　　然而，殖民地竞争决不只限于英国和德国。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卷入了这场对绝对统治权的争夺，因此，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再三发生冲突：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追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相继发生了冲突。
　　联盟体系　这些殖民地竞争转而又促成了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这些联盟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的到来。1914年8月，当战争爆发时，一位德国官员绝望地评论道：“这一切都来自这种该死的联盟体系，它们是现代的祸根。”
　　这一判断决不是没有根据的。
　　联盟体系始于1879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条约之时。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人的攻击。保护奥匈帝国免受俄国人的攻击，因为法国人想收复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俄国人则在巴尔干半岛同奥匈帝国接连不断地发生冲突。

　　1882年，两国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变成了三国同盟。它的目的还是防御：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因为意、法两国在突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三国同盟无论就其宗旨或盟约条款来说，都决不是侵略性的。
　　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易满足的国家，它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维护欧洲大陆的现状。
　　但是，从另一方的立场来看，三国同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和俄国看来，它是一个控制欧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击的势不可挡的集团。
　　此外，法国和俄国在好几个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上都与英国有大的争论。俾斯麦在缔结两国同盟时就十分清楚法、俄建立友好关系的危险，但是，他能施展狡猾的外交手腕阻止它的实现。然而，1890年，俾斯麦辞去宰相职务之后，他的继承者们不能继续他那巧妙的外交花招。
　　结果，1894年法俄同盟缔约成立；它的两个目的是反对三国同盟和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而成为三国协约。实质上，这两个协约是事实上的殖民地协约。

　　例如，英、法同意承认各自在尼罗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将波斯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
　　这样，所有强国这时都已加入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给国际关系带来种种灾难性的结果。每当发生重大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各自的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
　　否则，它们担心自己的同盟会瓦解，使自己孤立而遭受危险。因而，每次争端往往会扩大为重大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不论愿意与否都将卷入其中。例如，在1914年的危机中，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声称：“……我们正在做一个大游戏；在这一游戏中有一些重大困难要克服，在这一游戏中我们可能会失败。
　　除非三国同盟的各盟国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这一态度解释了为什么1914年以前的十年中危机日益频繁，为什么当集因成员国胆怯地、不由自主地相互支持时，这些危机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
　　民族主义愿望　最后一个背景原因是欧洲诸从属少数民族的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愿望。
　　这种愿望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难以对付的，那里的法国人仍不服从德国的统治。但在中欧和东欧，它却是一场恶梦，由于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日益增长，那里多民族的帝国正处于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险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国，居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觉醒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伟大的斯拉夫民众的对抗。

　　因而，不难理解，哈布斯堡官员作出了帝国要生存，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这决定对好战的塞尔维亚人尤其适服他们正吵吵闹闹地要束与多瑙河对岸独立的塞尔维亚统一在一起。所以，在大公于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后，苛刻的条件便送到了贝尔格莱德。
　　不过，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而俄国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同样，奥匈帝国有德国支持，理论上还有意大利支持，因而，民族自决与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的结合使欧洲陷入大决战之中。
　　二、萨拉热窝
　　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亚省首府萨拉热窝遇刺。
           
            《全球通史》 第188节    

　　刺客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学生，名叫加弗里洛·普林西普。在事后的审判中，普林西普大胆地陈述了他的信念和动机。“我毫不后悔，因为我坚信我消灭了一个给我们带来灾难的人，做了一件好事。

　　……我看到了我们的人民每况愈下。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知道乡村中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影响，而且，我还知道他‘大公’是德国人，是斯拉夫民族的敌人。……作为未来的君主，他会阻止我们联合，实行某些显然违背我们利益的改革。”
　　普林西普行制决不是孤身一人。在他的背后是塞尔维亚秘密组织“不统一，毋宁死”。即众所周知的“黑手社”。
　　黑手社1911年成立于贝尔格莱德，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理想：团结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它的社章规定：“该组织宁愿采取恐怖行动也不愿进行理性宣传，因此必须对非组织成员绝对保密。”同这一秘密命令相一致，该组织吸收新成员是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面对一张小桌子进徐房间里只点一根蜡烛，那张小桌子上铺着一块黑布，上面放着一个十字架，一把匕首和一支左轮手枪。

　　黑手社的社章刻有一幅骷髅图、一把匕首、一颗炸弹和一瓶毒药，并题有“不统一，毋宁死”口号。
　　这些放纵的言行反映出黑手社成员的狂热与忠心；黑手社成员在波斯尼亚尤为活跃。塞尔维亚政府并不支持这一组织，它认为该组织的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激进的、好战的组织。
　　但这并不妨碍黑手社组织成为一个进行有效的鼓动和恐怖活动的地下革命组织。一位当时驻维也纳的塞尔维亚外交官证明：“在波斯尼亚，1913年是革命组织纷纷成立的一年。……人人都在叫嚷：‘行动、行动，不要再空谈了。
　　’青年人不想别的，只想用炸弹、暗杀、炸药来毁掉一切、消灭一切。”
　　不幸的弗兰兹·斐迪南因同意正式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而授这些塞尔维亚革命者以可乘之机。选定出访的6月28日这一天是圣维多夫丹节，科索沃战役的纪念日；1389年的这一天，土耳其人征服了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帝国。

　　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缺乏远见的决定，因为在这一天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感情必然受到刺激，尤其是由于黑手社当时的鼓动。当大公及其妻子在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早晨进行访问时，至少有六位刺客身带炸弹和左轮手枪等候在指定的路线上。就象命中注定的一样，当队伍在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时，普林西普正好站在那儿。
　　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一枪射向弗兰兹·斐迪南，一枪射向波斯尼亚总督波西奥莱克将军。可是第二枪射偏，击中了大公夫人。医生还未来得及抢救，大公及其妻子就已死去。
　　这时，“该死的联盟体系”开始采取无情的、致命的行动。首先，德国保证，不论奥匈帝国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它都给予全力支持。来自柏林的这张有名的“空白支票”并不表明德国人就需要战争。
　　更确切地说，他们以为俄国未必敢支持塞尔维亚反对德国和奥地利，以为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摆出这种通常的姿态正是为了和平。若考虑到以下事实，这种设想是可以理解的；这正是1908年奥地利从土耳其人手中并吞波斯尼亚时所发生过的情景。塞尔维亚人长期注视着这个斯拉夫人的省份，强烈反对这一并吞，并得到了俄国的支持。
　　但是，当德国支持奥地利时，俄国人因断定自己还不能冒战争之险，决定退却让步。
　　然而，这种结果在1914年不可能再发生。因为俄国这时的势力比1908年时更强大。

　　它已从1904—1905年的远东失败中恢复过来。这时，俄国还得到了法国的有力支持；而这是它在1908年时所没有的，那时法国并不热心挑起波斯尼亚的争端。因此，德国人以为萨拉热窝的危机只会局限于某一地区，这显然失算了，其实，大变动时期已经来临。
　　7月23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了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对事件进行解释和道歉，禁止反奥刊物，镇压反奥组织，与奥地利官员一起共同追究罪犯的责任，并对策划该事件的同谋提出起诉。塞尔维亚7月25日的答复初看起来好象是要调解，但实际上却受着种种条件限制。是推诿，无法令人满意。
　　奥地利立刻断绝了同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为了报复，于7月30日命令全国总动员。第二天，德国向俄国发出了为期12个小时的最后通碟，要求停止总动员。
　　德国没有得到答复，便于8月1日向俄国宣战，并于8月3日向俄国的同盟国法国宣战。就在同一天，德国入侵比利时，开始了实际的战争行动。这一侵略为英国在8月生日对德宣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这样，欧洲各强国在萨拉热窝谋杀事件才过去5个星期时就已开始互相进攻。
　　三、战争的欧洲阶段：1914-1917年

　　1914年：西线的消耗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从兴高采烈的群众和开拔的士兵高唱《马赛曲》、《在故乡》或《蒂珀雷里》等歌曲开始的。交战双方的军列上都用粉笔写着“圣诞节回家”的题词。
　　所有的民族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场短暂而又胜利的战争。但是，他们不久便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持久的、残酷的战争折磨之中，在这场战争中损失的财富和伤亡的人数是前所未有的。这场战争同样摧毁了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
　　7月30日，沙皇签署全国总动员令时，他向大臣们说：“想一想你们要我承担的责任吧！想一想千千万万个被派去送死的人吧！”当时，他几乎没有认识到他正在签署数百万人而不是数千人的死亡通知书，其中还包括他的家族和王朝的死亡通知书。
　　传统战略的失败可解释破坏欧洲文明的流血的僵持局面。为防止邻国侵略或邻国间的联合，欧洲各国军队的参谋部好几年里一直在精心备战。
　　德国人早在1905年时就有了由其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制定的一项计划。这项“施利芬计划”要求先对法国发动迅速的、势不可挡的进攻，然后进攻东线上缓慢移动的俄国人。德军主力应集中在西线北段，准备迅猛地席卷出利时和卢森堡，以便将法军歼灭在巴黎以东地区，从而在30天内结束战争。

　　8月4日，这一计划开始实施；当时，虽然德国是比利时中立的保证国，其军队却越过了比利时边境。其时，法国人也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发动了进攻，决心在德国人攻取巴黎之前到达柏林。但是，法国人因损失惨重而被迫停止前进，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配备足够的机枪；机枪在这场战争中报快证明了它们的效力。
　　与此同时，德国人正按计划穿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北部。他们到达马恩河。到9月2日时已来到离巴黎只有25哩的尚蒂伊。
　　这时，形势出乎意料地开始倒转。由于德军司令部未能使快速前进的诸部队的行动协调一致，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之间形成了30哩长的间隔。法国飞机侦察到这一缺口，霞飞将军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把军队从阿尔萨斯-洛林战区和这时仍保持中立的意大利边境调了上来，猛攻德军的这一薄弱点。由于德国兵力比对方少四分之一，又被长时间的行军弄得筋疲力尽，他们只得退到埃纳河这一天然防线的边上。而对方军队这时却开始了一系列向侧翼和后翼的迂回运动；只是当战线从佛兰德海岸扩大到瑞士边界时，这种行动才告结束。
　　在以后三年中，尽管双方动用了大量的武器，再三发动攻势，但在这条战线上任何一方的移动都未超过10哩。造成这一流血的僵持局面的原因是：防御性武器从战争一开始起就优于进攻性武器。传统的进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
　　但是，这在深壕沟、铁丝网、巧布的地雷和机枪掩体相结合的防御设施面前却完全无效。因而，前四个月中西线的伤亡人数为：德国70万人，法国85万人，英国9万人。与各总参谋部的计划相反，西线的战斗这时变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

　　在俄国战线和巴尔干战线，情况并非如此；那里向于彼此相隔报远，又缺乏运输工具，必需采取运动战。为了减轻西线上法国人的压力，俄国人一开始就以惊人的速度和强有力的攻势攻入东普鲁土。这一战略很奏效，因为德国人从比利时调集了四个师去支援东线。
　　他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通过彻底击溃进入东普鲁士的两支俄国军队而解决了问题。德军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其十分良好的铁路网，集中兵力首先进攻俄国的一支军队，然后进攻另一支军队。到9月中旬时，东普鲁士的入侵者已被清除．与此同时，在巴尔干战线上，奥地利人正遭受着屈辱的挫折。
　　在萨拉热窝差点让普林西普的子弹送了命的波西奥莱克将军急于捣毁“毒蛇的洞穴”。8月12日，他率兵25万人渡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但是，他遭到了35万塞尔维亚军队的抵抗；他们当中90%的人是参加过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老兵。
　　在不到两个星期中，这些塞尔维亚人就迫使奥地利人在损失三分之一兵力的情况下退回到德里纳河以西。9月，波西奥莱克再次发动进攻，于12月2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但是，塞尔维亚人再次反攻，到这个月底时，塞尔维亚指挥官得意洋洋地宣布：“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不再剩一个自由的敌军士兵。”
 
            《全球通史》 第189节    

　　1915年：东线上俄国的退却　1915年的一些战役为德军新任总司令埃里希·冯·法金汉推翻“施利芬计划”的决定所左右。鉴于西线上的僵持局面，法金汉把兵力集中到了东线，力图击败俄国人。5月1日，德奥联军发动进攻，战绩卓著，将敌军防线打开了一个30哩长的缺口。
　　俄国士兵由于其领导者无能、武器装备不充足等不利条件而仓卒撤退。至夏末，同盟国各部队已平均推进了200哩。俄国除军事上共伤亡250万人外，还丢失了15%的领土，损失了10%的铁路，失去了30%的工业，、丧失了20%的平民人口。
　　沙皇专制政权遭到了使它再也无法复原的打击。
　　其时，西线的消耗战仍在继续。霞飞将军坚信，密集的炮火轰炸加上大部队的正面攻击必将带来胜利。但是，接二连三的进攻并未使战线发生变化，结果只是人员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为了击败土耳其、开辟一条通往俄国的补给路线，正企图强行渡过达达尼尔海峡。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后，达达尼尔海峡便对协约国自动关闭，使大量急需物资难以用船运到俄国。
　　因此，1915年3月18日，一支由14艘英国战舰和4艘法国战舰组成的分舰队炮声隆隆地驶进了达达尼尔海峡。但在第一天，就有三艘战舰被击沉，两艘战舰遭重创。这一损失与其说是沿海炮火造成的，不如说是水雷造成的。
　　负责指挥的英国海军将军认为损失惨重，下令撤退。他这样做时丢掉了一次最大的取胜机会。现在人们知道，当时土耳其人已用掉了大部分弹药，对坚持到第二天已不抱希望。
　　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德国主要官员报告说：“我们以为英国人明天清晨会回来，如果他们回来，我们也许只能坚持几小时。”假如这支分舰队再折回的话，世界历史的进程会何等不同——推测这一点是极其有趣的。君士坦丁堡将会被攻克，土耳其将被迫退出战争，俄国就会得到所需的供给物，其军队的处境也会比当时好些，沙皇专制政权很可能得救，或者，至少可避免布尔什维克革命。

　　事实上，协约国撤回了船舰，试图从陆路攻取达达尼尔海峡。4月25日，协约国在加利波利海滩登陆后，面对毁灭性的机枪火力，只获得了几个浅滩立足点。土耳其人牢牢守住了海滩上的高地，直到协约国最后面对事实、于1916年1月永久地撤退为止。
　　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和俄国战线上的惨败一起，促使保加利亚于1915年IO月14日加入同盟国。这一介入意味着勇敢的塞尔维亚人的灭亡。10月6日，德国、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从三面进攻塞尔维亚。
　　到年底时，整个国家全被占领。在有关这次战争的许多叙事诗中，有一首记叙道，隆冬时节，塞尔维亚军的残兵败将超过阿尔巴尼亚山脉逃走了。由于寒冷、疾病和饥饿——更不用说敌对的阿尔巴尼亚人了——幸存下来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在亚得里亚海岸被协约国的船只救了上去。
　　意大利决定加入协约国的事业，使协约国的力量得到加强，从而弥补了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些失败。尽管意大利人表面上曾是同盟国的盟友，但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决定保持中立。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赞成这一方针，尤其是因为奥地利占据了亚得里亚海对岸“未收复的”领土。
　　协约国这时慷慨地提出将这些领土以及战胜土耳其后的另外一些领土分给意大利。这一诱饵征明是很有效的，4月29日，意大利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在一个月内加入战争，作为对协议国在领土方面所许下的诺言的回报。实际上，意大利的介入并没有影响战争的进程，只是迫使奥地利人从东线调走了几个师。

　　1916年：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到1916年时，同盟国在军事上的好运已达到顶点。它们的军队侵占了比利时、法国北部、波兰和西伯利亚。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已经失败。
　　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多次进攻也无多大结果。但是，尽管同盟国取得了这些胜利，可它们仍没有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虽然它们控制了从汉堡到波斯湾的这块欧洲大陆，但它们仍不能把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强加于协约国。
　　1915年圣诞节，法金汉将军向皇帝陛下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分析了这一困境，并指出了一条出路。在综述各条战线的形势之后，他指出，由于俄国即将完蛋，法国这时是最易受攻击的协约国国家。虽然英国在英伦海峡的那边仍很安全，但是，法国自1915年的血战之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
　　因此，他建议全力进攻易攻难守的法国要塞凡尔登。他断定，法国最高指挥部将不得不动用一切后备军来守卫凡尔登，这样一来，法国将流尽鲜血，它的抗战决心也将破灭。
　　1916年2月21日，凡尔登战役爆发。

　　德国人在短短八哩长的战线上集中了1400门大炮。经过毁灭性的狂轰滥炸之后，他们攻占了杜奥蒙炮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法国人赶紧调集增援部队，并提出了“不让他们通过”的战斗口号。
　　德国人的进攻一直持续到7月以前，进入7月之后，他们则由进攻转为防守。最终结果是：法军总共伤亡35万人，德军的伤亡人数也几乎同样地多。凡尔登血战并没有带来法金汉所希望的决定性胜利。
　　实际上，将近年底时，法国人已开始反攻，重新夺回了春季时失去的阵地。在凡尔登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英国人正向索姆河西北地区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经过一周的炮轰之后，6月1日进攻开始。
　　英军第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其中包括一半以上的参战军官——这不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最高的伤亡率。这种残杀一直持续到11月以前，进入11月以后，由于天下雨、地面泥泞，战争陷于停顿状态。英法的进攻最多向前推进了大约七哩，英军总共损失了40万人，法军损失了20万人，德军损失了50万人。
　　令人吃惊的是，俄国人于1916年在东线展开了一次成功的攻势。为了加强对意大利的进攻，奥地利人已减少了他们在加利西亚战线上的兵力。结果，当勃鲁西洛夫将军开始发动最初仅仅旨在减轻凡尔登所受的压力的佯攻时，奥地利战线“象撕馅饼皮一样”被撕开了一个200哩长的口子。

　　吃惊的俄国人让所有的后备军涌进这个缺口，占领了加利西亚省。
　　德国人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失败和勃鲁西洛夫的进攻所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促使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27日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同盟国这时决定教训一下罗马尼亚，以警告其他企图效仿罗马尼亚做法的中立国。
　　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土耳其军队全速前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突波袭击了罗马尼亚。到这一年年底，罗马尼亚人巴丢失了三分之二的国土，其中包括他们的首都。
　　罗马尼亚卷入战争使希腊成为巴尔干半岛上唯一的中立国家。
　　这个国家在保持中立还是参战的问题上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派。最杰出的政治家埃留特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完全赞成加入协约国，但德国皇帝的妹婿、国王康斯坦丁则主张中立。1917年，这一僵局被打破；当时协约国断定，要想在马其顿获胜，希腊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在这里同保加利亚人的战斗一直没有结果。
　　因此，协约国采取了各种违法措施，例如扣押希腊舰队，封锁希腊港口，甚至派兵在比雷埃夫斯登陆。1917年6月27日，希腊终于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从而为1918年进攻马其顿、迫使保加利亚退出战争铺平了道路。1917年：流血和失败主义　与此同时，西线可怕的流血战仍在继续，旦丝毫没有减弱。
　　1916年，德国人曾在凡尔登采取攻势，而现在，1917年，协约国却处于领先地位。在凡尔登战役中战功卓著的、大胆的尼韦勒将军这时接替了谨慎的霞飞将军。尼韦动以极大的热情鼓吹一种新型的闪电战，说这种闪电战能以极少的伤亡赢得胜利。
　　尽管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军事将领对此都持反对意见，但尼韦勒的进攻型战略还是被接受了。当时，德国人已用领导东线部队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汉。在经历了前一年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们决定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

　　他们希望由此迫使英国因饥饿而投降，使法国孤立在欧洲大陆上。德国人十分清楚，潜艇战将冒美国参战的危险，但他们孤注一掷，以为英国将在美国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败。
　　我们不久将看到，这一冒险差点儿获胜，尽管它最终带来了灾难。
　　但是，陆上的防御战略却使德国人获益匪浅。为了巩固和加强各条战线，兴登堡将其部队撤回到一个新的设防阵地“齐格菲防线”，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
　　这一撤退彻底打破了韦尼勒的进攻计划，但他仍坚持实行这些计划。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跃出壕沟发动进攻，但却遭到了自大战以来最残忍的一次还击。然而，韦尼勒不顾一切，顽固地坚持进攻，直到最后，法国军队举行起义，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意义的大屠杀。
　　于是，当时被称为“吸血鬼”的韦尼勒由贝当将军取代；贝当转而采取守势，并尽力排解土兵们的不满。再往北去，黑格将军指挥的、完全由英国军队发动的一次战役同样损失巨大、同样徒劳无益。兴登堡的防御战略对德国人非常有用。
 
            《全球通史》 第190节    

　　他们使协约国蒙受了40万人的伤亡，而自己只伤亡25万人。到这时，欧洲各民族进入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最残酷的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人们尽管作出了种种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还是看不见战争的尽头。
　　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在战壕中出现，而且也在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当中出现。其中一个最惊人的表现是：1917年7月19日，德国国会以218票对126票通过了《和平决议》。在奥匈帝国，1917年11月21日，受人尊敬的、年迈的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的去世消除了忠诚和戒律的神圣信条。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始终不安分的诸从属民族国家，这时开始为获得独立的主权而采取具体措施。新继位的年轻皇帝查理不相信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能支持到第二年冬天，便派妹婿西克斯图斯亲王到法国去议和。同样在英国，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写了一封公开信，预言若不采取某种方法给束冲突，西方文明将崩溃。
　　战壕里的英国土兵在一首歌中表达了同样的反战情绪；这首歌中有这样几行：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子弹嘘嘘，大炮隆隆，
　　我不想再呆在这里…

　　四、战争的全球阶段：1917年的俄国革命
　　从欧洲阶段到全球阶段　1917年出现于全欧洲的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在俄国表现得最为强烈、最为普遍；在俄国，3月和11月爆发了两次大革命，它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而且深到地影响了战后数年世界历史的模式。实际上，1917年因两大发展——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而证明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些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从最初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战争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

　　诚然，1914年8月23日日本已参加这场战争，但它只是私自占据了太平洋上几个分散的德国殖民地。而现在，美国的介入意味着一个迅速决定了战争胜败的非欧洲大国的介入。关国参战和俄国革命还导致了一种立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的思想点识。
　　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列宁的革命口号就其影响而言是普遍的、具有破坏性的，它们与诸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命运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诸从属民族国家的命运之类的欧洲地方性争端大不相同。因此，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阶段转变到全球阶段。
　　革命的根源　1914年8月1日，当俄国对德国开战时，俄国各阶层都团结在其政府的周围。
　　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大不相同，这场冲突深受民众的欢迎；民众确信，这是一场反对传统的日耳曼仇敌的侵略的保卫战。8月8日，当杜马召开会议时，以往一向对政府极端不满的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可夫教授声称：“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外国仇敌的侵略；这个敌人一心要把我们挤掉，以走上统治世界的道路。……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不受外国侵略而斗争，为欧洲和斯拉夫民族不受日耳曼人统治而斗争。

　　……”犹太人尽管长期遭受歧视和迫害，他们的一位代表却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我们犹太人生活在异常苛刻的法定环境下，而且还将如此生活下去。不过，我们……将象一个人一样坚定地站在俄国的旗帜下。……犹太人民将至死履行他们的义务。”
　　对社会各阶层靠拢在政府周围唯一提出异议的是极端急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的领袖列宁将战争视为帝国主义对市场和殖民地的争夺。因而，全世界的工人没有任何理由为这样一场冲突而献身。
　　相反，列宁号召工人们转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他反复不断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不过，这一口号是1914年中唯一的反调，因而当时不受人注意，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布尔什维克那时是俄国一个极小的党派，而且其杰出的领导人都流亡国外，其中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纽约。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并没有破坏沙皇专制政权统治下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民族团结。俄国人不仅团结一致同德国人作战，而且确信他们将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事实上，公众募捐了大笔的钱，准备给与第一个进入柏林的俄国士兵。但是，俄国人不但未能迅速取胜，反而遭到了惨败。诚然，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大大地促成了协约国的最后胜利。

　　1914年，俄国人出人意料地迅速挺进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调出部队，从而大大地有助于阻止马恩河的德国人的前进。不过，事实仍然是，1914年侵入东普鲁土的俄国的两支军队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第二年，当俄国军队面对德、奥的强大进攻向后退却时，出现了大溃败。
　　帝国人口最稠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丢给了同盟国。1915年的失败是沙皇专制政权灭亡的开端。
　　俄国再也没有从军事失败中恢复过来，其原因之一在于它完全没有经济实力来进行反对第一流工业强国的现代化战争（见第十三章第五节）。
　　这对前线的俄国士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1915年夏一位俄国将军在写给法国大使的下面这段评论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想一想参加最近几次战斗的几个步兵团吧，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步枪！这些可怜的家伙在暴风雨般的榴霰弹片中耐心等待，等待着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枪。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居然毫不恐慌，这真是一个奇迹。……这种磨难我们的士兵要忍受多久呢？这种残杀太可怕了！

　　这一经济上的弱点由于1915年帝国工业化地区的丢失而变得更加严重。
　　此外，无能的军事领导者也妨碍了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战争爆发后，沙皇尼古拉挑选他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担任总司令。大公显然不能胜任这一职务，正如一位有能力的俄国将领在以下评价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好象是一个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而且，据他本人说，每当接到皇帝的命令。
　　他总要花很长时间喊叫一通，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对待他的新任务。”
　　俄国人也因大后方的政治分歧而受到妨碍。杜马和帝国官僚机构经常为各自的管辖权和特权争执不休。
　　这两者又为军需品匮乏以及最终前线失败的责任问题而与军方发生冲突。如果最上层的领导坚强有力的话，这种不和本可以减到最小程度并得到控制。不幸的是，沙皇尼古拉智力有限，想象力贫乏，是一个好心但却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统治者。
　　他那意志坚强而又十分敏感、反复无常的妻子常常怂恿他维护自己的权力，采取严厉手段。“你从未放过机会显示你的爱和仁慈，现在让他们尝尝你的拳头吧！”但尼古拉依然是个软弱的、伤感的人物，他通常听从最后跟他讲话的人的劝告。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是：1915年8月，当前线陷于灾难之中时，他决定解除尼古拉大公的职务，亲自掌握军事指挥权。

　　他甚至比他的叔叔更不胜任这项工作，在总司令部中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物。然而，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信念，认为他的自我牺牲可以挽救这种局面。“或许需要一个赎罪祭品来拯救俄国。
　　我就是这个牺牲品。上帝的意志也将如此。”最后，他确实成了这一牺牲品，因为从此以后军事上的失败都被认为要由他自己负责。
　　因此，最终结果是他家族的毁灭、沙皇专制政权的结束和布尔什维克的出现。三月革命　1917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第二次在11月；前者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后者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革命是一个使每个人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
　　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是运输工具不充足，从而导致了食品和燃料的极度缺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来。始终对杜马疑虑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牵连，于3月11日下令解散杜马。
　　杜马领导人拒不依从这一命令，因而，沙皇发现他不再能够强迫杜马服从自己。实际上，认识到自己无权力的本身就是革命。沙皇政府只是名义上的政府，并不拥有维护其权力的手段，这一点突然变得十分明显。

　　换句话说，俄国不再拥有一个起作用的政府。这就是既从事实上又从法律上来说的俄国形势；当时沙皇尼古拉干3月15日让位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又于第二天放弃了王位。没有人料到会发生这第一次俄国革命，更不用说策划这次革命了。
　　相反，情况是这样：腐朽的沙皇专制政权因战争的压力和灾难而逐渐遭到削弱，直到最后整个摇摇欲坠的机构倒塌下来。为了避免街上的激进分子取而代之，必须立刻建立一种新的机构。3月12日，临时政府成立，管理国家，直到能通过选举产生立宪会议时。
　　新政府由自由党人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领导，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保尔·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长，唯一入阁的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中间派的内阁，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实际上，它的确宣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认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会、宗教或种族方面的歧规它还通过了劳动法规，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日。
 
            《全球通史》 第191节    

　　尽管临时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这些成绩，但它从未扎根于这个国家。它拚命奋斗了八个月，却未能提供适当的行政管理。最后，这一新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象沙皇专制政权在3月时那样，孤弱无助地、屈辱他突然崩溃了。
　　继临时政府之后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苏维埃制度。
　　两次革命之间　1917年3月至11月是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临时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从一开始起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长们坚认，土地重新分配这样的重大改革必须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并有权决定这一基本问题的立宪会议召开时才能进行。

　　同样，政府也不愿结束战争，因为俄国对它的盟友负有某些不可推卸的义务。这些论点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却是自杀性的。临时政府采取权宜手段，恳求人们忍耐，而苏维埃则要求立刻实现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争取人民大众。
　　苏维埃的起源可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当时工人们选举产生了工人代责会议即苏维埃，以协调他们反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尽管苏维埃当时遭到了镇压，但它们作为鼓动和直接行动的机构已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们恰恰具有临时政府显然缺乏的品质——同人民大众有着密切的关系。
　　1905年革命时的一位观察家在下面这段话中描述了有关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一特点：
　　起初，它是一个混杂的集会；不过，人民是倾向于它的，就象倾向于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事物一样。它变成了从兵营里逃出来的士兵的聚会场所、罢工工人的聚会场所、仆人的聚会场所、赶车人的聚会场所。……它是避难所、避风港、待领场。
　　人们去那里闲谈、喝酒、抽烟、甚至睡觉。它确实是人民之家。
　　苏维埃随着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危机而再次出现，是很自然的。
　　由于其起源和成份的缘故，它们一点也不象临时政府那样过于拘谨，非要等到选举之后才进行和平谈判和土地分配。它们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而且很快地出现于乡村和军队。
　　因而，苏维埃运动迅速地遍及全国，实际上发展成为一种不断地向彼得格勒政权挑战的基层政府。乡村苏维埃在组织人们夺取贵族的财产；城市苏维埃在支持人们不断地上街示威和举行暴动；而士兵苏维埃则在逐渐地夺取军官的权力，达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须经士兵苏维埃副署后方才生效的程度。
　　起初，选入苏维埃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在其领导人从瑞士返回之前仍处于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宁及几位助手乘坐在密闭的车箱里，穿过德国，回到了彼得格勒。德国最高指挥部推测，这些革命者将破坏亲协约国的临时政府，他们的推测证明是正确的。
　　列宁即刻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
　　从即将发生的事情来看，列宁的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这些要求在苏维埃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甚至在一些布尔什维克中，都引起了许多异议。

　　尤其引起争论的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这在当时似乎是十分荒谬和不负责任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苏维埃代表把三月革命看作是一次资产阶级的起义，并认为，在俄国经历长期经济发展之前，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因而，他们的策略是允许临时政府继续执政，同时经常督促它进行适当的改革和社会变革。
　　列宁几乎是孤身一人向这一政策挑战，孤身一人号召立刻进行第二次革命。然而，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因为战争继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
　　那些在4月份似乎还是希奇古怪的口号，半年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到1917年年底时，许多人准备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战斗，以便摆脱临时政府，因为临时政府阻碍人们获得极为想望的和平、土地和面包。
　　舆论转变的最早迹象是5月17日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被迫辞职。
　　米留可夫极力主张俄国继续进行战争，这使他极不得人心，结果被迫辞职；李沃夫和克伦斯基组成了新的临时政府。新临时政府一直执政到7月20日以前；从7月20日起，一直以有影响的掌权者形象出现的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总理的新政府。到这时，国民的倾向已完全转向左派，以致新部长们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政界的激进分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反对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这时正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合作。
　　布尔什维克革命　克伦斯基声称，他的主要目的是“拯救革命，使其摆脱极端分子”。
　　在努力制止人们对财产的越来越严重的侵夺时，他警告说，将来的立宪会议对7月25日以后进行的土地转让不会予以承认。他还试图通过对某些罪行再采用死刑的办法在军队中恢复严守纪律的风貌。这些措施自然使克伦斯基极不受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欢迎，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军人和其他保守分子的支持。
　　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软弱的、爱高谈阔论的政治家，要求他立刻采取措施击溃苏维埃。当他拒绝这样做时，一位名叫拉弗尔·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发动了反克伦斯基的军事叛乱，公开宣布其目的是使政府不受苏维埃的操纵。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结果与原来的打算正好相反。

　　正是苏维埃带头组织对科尔尼洛夫的抵抗，带头在他的军队中进行宣传，使许多士兵最后开了小差。因此，科尔尼洛夫主要是被苏维埃打败的；克伦斯基因而也发现自己处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此外，随着舆论越来越转向左派，布尔什维克这时在苏维埃中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
　　到10月时，他们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多数。列宁这时断定，推翻克伦斯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但他自己的政党仍不准备最后决战，因为他们担心，即使他们能推翻临时政府，也不可能维持政权。
　　列宁的回答是，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完全能统治俄国，为穷人的利益反对富人，正如过去13万地主统治俄国，为富人的利益而对付穷人一样。最后，在以辞职相威胁之后，列宁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革命，起义日期定在11月7日。
　　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
　　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只是在冬宫发生了流血事件，伤亡人数共计一个红军战士和五个红军水兵。克伦斯基设法脱身，在努力组织抵抗而毫无效果之后便逃亡国外。
　　于是，临时政府屈辱、轻易地垮台了，这使人联想起沙皇专制统治的灭亡。这里没有战斗，因为11月时的克伦斯基如同3月时的尼古拉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虔诚的支持者。
　　布尔什维克轻易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得到了所有俄国人民、或至少说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支持。

　　最终于11月25日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的组织成分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成分为：社会革命党人占370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占175个席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40席；立宪民主党占17席；孟什维克占16席；各民族团体占86席。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在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后，就被这时已掌握军权的布尔什维克驱散了。然而，立宪会议的结构揭示了各党派当时各拥有多少追随者。

　　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　其时，列宁正在认真地争取和平，虽然仅仅是因为俄国不能够继续打仗。11月25日，托洛茨基在电台上向所有交战国发表讲话，请求它们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各协约国对此避而不答，它们不愿在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的基础上接受和平。
　　但同盟国却愿意谈判，12月5日，它们同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停战协定。在以后的谈判中，德国人要求割让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这种割让可能是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当布尔什维克提出异议时，德国人便撕毁了停战协定，继续向彼得格勒推进。
　　此时，列宁决定妥协，这不仅是因为他缺乏抵抗的手段，而且是因为他推测德国人很可能战败，无法保住他们所征服的地区。
　　1918年3月3日，列宁接受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其严厉的条款比原先提出的要求苛刻得多。他不仅放弃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而且放弃了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分地区。
　　这些割让包括已2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哩的领土；这些领土上，有俄国的一半工厂和三分之一的产粮区，并产有俄国四分之三的铁和煤。

　　这样，俄国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着手创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影响至今仍波及世界各地。
　　五、战争的全球阶段：美国的介入
  
            《全球通史》 第192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立刻号召他的同胞严守中立。191么年8月B日，他在向美国人民发表的讲话中声称：“我要冒昧地向你们提一个严重警告，不要出于党派偏见，不要因为热烈地偏袒某一方，而作出最强烈、最巧妙、最根本地破坏中立的行为。
　　在这些即将考验人们灵魂的日子里，美国必须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做到保持中立。”
　　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然而，到1917年时，威尔逊本人却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入战争。为什么会不顾如此强烈地赞成中立的情绪而介入战争呢？

　　一个因素是扩军运动。成立于1914年12月1日的国家安全联盟得到了军人、军火制造者和喜欢争论的政治家的有力支持。
　　他们宣传同德国作战的可能性，要求进行义务军事训练，要求大大增加常备军和海军。威尔逊最初反对这种鼓动，但由于政治原因他不可能完全不理睬它。最后，他亲自领导了纽约和华盛顿的扩军运动游行，并于1916年6月3日主持通过了《国防法》；这一法案将常备军增加了一倍，改组了国民警卫队，并规定在各学院和夏令营中训练军官。

　　两个月后，另一项法案批准了一个大规模地扩建海军的三年规划。与这一扩军相联系的深入细致的鼓动和宣传也有助于在心理上为全民族参战作准备。
　　与此极为相似的是美国1916年3月至1917年8月武装入侵墨西哥所带来的影响。
　　这次入侵是突然发生的；当时半为革命者半为匪徒的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袭击了新墨西哥州的边境城市哥伦布，杀死了19个人。比利亚的目的是驱使美国进行干涉，从而使卡兰萨总统名誉扫地，并将其推翻。威尔逊对此确作出了反应，立刻下令由约翰·潘兴将军率兵讨伐。
　　尽管派遣了10万多人越过边境，但事实证明要抓到比利亚及其同伙是不可能的。相反，比利亚又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格伦斯普林斯，杀死了四个人。这在美国引起了对墨西哥宣战并占领其北部地区的叫嚣。
　　不过，卡兰萨和威尔逊都希望避免战争行动，最后作出了使美国撤军的安排。然而，通过这些无灾难、无牺牲的军事行动的刺激，这一不可思议的插曲有助于在美国树立起一种战争精神。
　　有利于介入战争的另一因素是美国在金融和工业上受到协约国事业的约束。

　　布赖恩预见到这种压力，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道义上禁止”贷款给交战国。这一主张被威尔逊拒绝了，结果，到1914年年底时，摩根商行已对协约国在美国购买军用物资一事作了“安排”。为支付这些军用物资，各协约国先是给现金，然后卖掉了它们在美国所拥有的公债券和股票，最后不得不大笔大笔地借款。
　　这种情况必然产生了使美国参战的压力。蓬勃发展的美国工业依赖于协约国接连不断的定货单，而美国银行家的保险箱里装满了英、法钞票，如果德国获胜，这些钞票将变得一文不值。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交战国双方为影响美国人的思想而搞的宣传运动。
　　总的来说，协约国在这方面做得更成功些，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技术和通讯设施优良，而且还因为它们的情况更易证明是正当的、是出于防卫。英国人在海上的专横在德国人对比利时的入侵与占领面前相形见绌。当德国潜水艇开始使美国人遭受伤亡时，由英国的封锁造成的所谓德国的饥饿很快就被忘却了。
　　这导致了袭击商船的德国潜艇战的发生，潜艇战证明是促使美国参战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1917年以前，德国不打无限制的潜艇战，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军事原因——得不到足够的潜艇，以保证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施加压力之前打败英国。但是，德国潜艇的数量在迅速增加——从1915年2月的27艘上升到1916年8月的74艘，再上升到1917年2月的103艘。

　　这样，到1917年初时，德国军方认为，如果让他们自由行动的话，他们能在6个月内使英国屈服。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下令于1917年8月1日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的根本原因。这一命令发出时，德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它势必导致美国参战。
　　但从逻辑上推测，美国作为交战国给协约国的经济援助不可能比过去作为中立国所提供的援助更多，而且其军队到达欧洲的时间也将太晚，无法使英国免于被迫投降。
　　威尔逊这时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关系，但他对真正参战仍犹豫不决。他在给国会的咨文中声称，他相信德国人将不会实现其消灭美国人、摧毁美国船只的威胁。
　　如果事实证明他错了，他将回到国会去争取立法权力，以保护美国人在公海上的权利。威尔逊的克制未能阻止当时不可抗拒地卷入战争的趋势。1917年3月1日，美国新闻界公布了臭名昭彰的齐默尔曼密电；这份密电是由当时这位德国外长发给驻墨西哥城公使的。
　　假如德国同美国发生战争，公使将向卡兰萨政府提议组成联盟，墨西哥将参加德国一方，作为回报，墨西哥将得到“慷慨的财政援助”，并恢复“在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失地”。卡兰萨还应该为当时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和日本进行调解，并请求日本加入联盟。这份密电被英国人截获并破译了，他们把它送交给佩奇大使。

　　当把它公布给美国新闻界时，美国的舆论自然非常震惊。有关日本的问题以及割让领土给墨西哥的问题，甚至在过去反应比较冷淡的中部和远西地区也唤起了人们的参战情绪。与此同时，德国人正用鱼雷袭击美国的船只，不少美国人正在丧命。
　　最后又加上沙皇专制政权这时已被推翻，美国于3月20日承认了俄国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此时，美国能毫无保留地加入正在与中欧的独裁国家作战的民主势力联盟。
　　4月2日；国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
　　威尔逊总统向与会议员宣读了他的《战争咨文》：“我们很高兴为世界的最终和平和各民族的渐放可战。……我们必须使世界对民主无害。……我们不希望征服，不希望支配。
　　……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一个卫士。……”4月4日和6日，参、众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宣布美国与德国之间存在战争状态。随后总统发表公告。
　　美国开始进入战争。
　　威尔逊在《战争咨文》中阐明战争目的时，其措辞必然抽象、笼统。但是，在1918年1月8日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他以其著名的《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形式，具体、详细地陈述了战争的目的。

　　这十四点中著名的几点是：“订立公开和约”以反对秘密外交、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国际贸易中的障碍、削减军备、根据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必须同诸殖民地国家的要求同等予以重视的原则公正地调整殖民地的全部要求、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和东欧各从属少数民族的问题。
　　六、协约国的胜利
　　英、美著名的海军专家一致认为，德国只要稍多几艘潜艇便能赢得这场战争。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在表1所提供的有关船只损失和建造的数字中能觉察出来。
　　这些数字表明，协约国不仅通过加快船只建造，而且通过减少船只沉没来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是通过种种方法取得的，其中包括发展有效的护航体系、伪装商船、使用含有大量高爆炸药的深水炸弹、发明能探测附近潜艇的水听器。多亏这种种方法，协约国才干1918年初渡过了危险的关头，1918年建造的新船总吨数首次超过了被击毁船只的总吨数。

　　一旦德国潜艇的威胁被制服，美国便能有效地利用其巨大的经济潜力。这一点具有多大的决定性，在表2所列举的有关交战国生产率的统计数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不仅在军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占决定性的优势。
　　在1918年3月这个月中，共计84，889名美军到达西线，6月，这个数字上升到306350人。这样，协约国的指挥官每月都可得到一支新的生力军。为了免遭失败，德军最高司令部做了最后的、孤注一掷的努力：1918年春向巴黎发动了全面攻势。
　　他们的努力受助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这一和约使他们能将几个师从东线调至西线。德国人以当时最强大的战争攻势设法到达了离首都40哩的地方，但随后就被阻止了。7月18日，当协约国军队在坦克队的援助下发动反攻时便出现了转折点。
　　这一进攻不仅证明了坦克作为阵地战武器的价值，而且首次暴露了德军中普遍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德军整营整营地投降，有时甚至是向孤立无援的步兵投降，而退却的德军则以“工贼”、“延长战争者”等叫喊声欢迎那些开往前线的新部队。
　　表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和中立国损失和建造的船只

　　时期      1915年1916年1917年1918年第1季度1918年第2季度1918年第3季度
　　损失的船只1744657279977266236231146920963370892546 
　　建造的船只12020001688000293778687037112432741384110 
　　其时，德国的盟国处境更加困难。
　　当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司令弗朗谢·德斯佩雷将军于9月中旬发动进攻时，保加利亚战线便崩溃了。1918年9月29日，保加利亚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10月3日，国王费迪南让位给他的儿子鲍里斯。同样，在土耳其，英帝国军队正以两股力量乘胜前进——一股从埃及向地中海东部沿岸推进，另一股从波斯湾向美索不达米亚流域推进。

            《全球通史》 第193节    

　　同时，从萨洛尼卡来的协约国军队正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土耳其人为这些挫折所惊吓，因保加利亚人的投降而孤立，于1918年10月30日接受了停战协定。

　　奥匈帝国的境况十分严重。
　　许多少数民族纷纷成立国民议会，宣布自己独立。甚至以往一向统治这个帝国的日耳曼-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这时也在谈论各自国家的独立问题。与此同时，意大利人正渡过皮亚韦河，而弗朗谢·德斯佩雷正向多瑙河挺进。
　　11月3日，奥匈帝国停战委员会接受了意大利最高司令部提出的条件，11月6日，匈牙利自由党领导人米哈伊·卡罗伊伯爵代表匈牙利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单独的停战协定。11月11日，国王查理放弃了他的最高权利，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终于灭亡。
　　其时，德国人在西线上的处境日趋恶化，由于美军士兵源源而来，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元帅能随意攻击任何地方。
　　德军伤亡人数超过了补充人员，逃兵拥进了汽车站和火车站。这些失败加之保加利亚人投降的消息，使鲁登道夫将军紧张不安。9月29日，他带有几分恐慌地要求政府趁军队受损还不大，“立刻”着手停战谈判。

　　为了准备谈判，德皇任命他的表弟巴登亲王马克斯为新首相。以自由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闻名的马克斯亲王要求同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随后出现了柏林和华盛顿之间持续数星期之久的意见交换。
　　一个主要的障碍是德皇坚决拒绝退位。然而，11月3日，基尔港德军舰队发生兵变，迫使他表态。兵变从一个港口迅速波及到另一个港口，然后传向内地。
　　11月9日，马克斯亲王强行作出决定，宣布德皇退位；两天后，签订了停战协定，结束了西线的战争。
　　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告结束——这场战争历时4年零3个月，涉及到30个主权国家，推翻了4个帝国，产生了7个新的国家，死亡人数为：战斗员约850万，非战斗员约100O万，直接经济损失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
　　七、和平解决
　　和同盟国各国签订的和约有：1919年6月28日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9月10日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3月22日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1919年11月27日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和1920年8月20日对土耳其的《塞夫尔条约》。

　　这一全面和平解决有三个特点对世界历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三个特点是：建立了国际联盟，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于欧洲，未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欧洲以外地区。国际联盟作为第一个立誓共同防御侵略、以非暴力方法解决争端的世界范围的国际合作组织，在世界历史上居有突出地位。大战期间，人们曾屡次提出建立这一类联盟的想法。

　　1915年，英国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盟协会，美国也成立了一个坚持和平联盟。世界上的各种领导人，包括教皇本尼狄克十五世、英国当时的外交次官罗伯特·塞西尔子爵和南非当时的国防部长斯穆茨将军，都为未来的和平组织提出了建议。威尔逊总统在其《十四点和平纲领》的最后一点中宣称：“必须成立广泛的国际联合组织，制订专门条款，使各国不论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因而，当战争结束晚国际联盟是已被认真考虑过的有关和平的唯一问题。

　　《国际联盟盟约》是《凡尔赛和约》的一个主要部分，它于192O年1月开始生效。在一个对民主无害的世界中——这是当时所希望的《盟约》自然应提供议会、内阁和行政机构这种标准的民主格局。
　　大会就是国联的议会，原42个成员国中的每一国在大会中都有一票表决权。理事会是国联的内阁，由各拥有一个常设席位的五个“主要协约国与联系国”的代表和“大会定期选出的”其他四国的代表组成。原常任成员国是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但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
　　随后，德国和俄国获得了常任国席位，而非常任成员国的数目增加到10个。最后是秘书处，它的作用相当于国联的行政机构，由一名秘书长和全体职员组成。
　　国际联盟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和平。
　　它的成员国应互相承担起共同防御侵略、仲裁或调查争端和在裁定后的三个月以前避免战争的义务。国联的第二个目的是关心国际范围的卫生、社会、经济和人道等问题。由于这一目的，国联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如卫生组织、智力合作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许多临时的咨询委员会。
　　总的说来，国联在履行其第二个职责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它在改善国际劳动条件、促进世界卫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隶贸易作斗争、克服经济危机等方面证明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将看到，国联未能维持和平，正由于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所以这一失败便意味着整个组织的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还具有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划分欧洲边界的特点。重新划分欧洲边界这一点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已明确提出，以后，通过各种和平条约而正式得到落实。最终结果是欧洲地图被大幅度修改。
　　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毫无疑问归还给了法国。俄国由于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罗的海沿海的大部分地区。独立的波兰在前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割让的诸省领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上。
　　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战前的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前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些地区组成。罗马尼亚因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领土而使其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剩余的地区出现了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小国家。

　　不能因此就说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划分新边界时一定受到尊重。的确，关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日耳曼少数民族、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异议。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以下这一事实：中欧和东欧的许多民族集团密不可分地混居在一起，以致只要划分边界，就必然会在一边或另一边形成相当多的少数民族。

　　不过，这种不可避免的少数民族之所以会大大增加，是因为划分边界时除了要满足民族主义愿望，有时还要服从战略方面的考虑。为什么苏台德日耳曼人被留在捷克斯洛伐克，为什么提洛尔日耳曼人被留在意大利，为什么《圣日耳曼条约》明确禁止德奥联合，至少在战后最近的几年里不许联合，尽管德奥联合符合民众的意愿——其原因就在于以上所述的。然而，尽管有这些偏差，新边界却远比旧边界更符合民族主义愿望。

　　少数民族的数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要少得多。
　　人们有时责备说，调停人在遵循民族自决原则方面所犯的错误达到了彻底瓦解哈布斯堡帝国的程度。例如，温斯顿·丘吉尔曾写道：“主要的悲剧是奥匈帝国因《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而全面崩溃。
　　……对构成哈布斯堡帝国的各民族或省份来说，获得独立并不是没有带来古代的诗人和神学家所一直诅咒的痛苦。”民族自决并没有开创某些空想家所天真地期望的太平盛世，这是事实，而《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不应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负责，这也是事实。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和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对诸从属民族的破坏性影响，哈布斯堡帝国于战争后期开始崩溃。

　　国王查理拼命努力，企图阻止帝国结构的崩溃，曾于1918年10月16日发表声明，将奥地利改变成联邦国家。在匈牙利，米哈伊·卡罗伊伯爵也准许少数民族完全自治。但这两个提议都立即遭到拒绝。
　　捷克人在布拉格宣布独立，日耳曼人也在维也纳宣布独立；南斯拉夫人声明同贝尔格莱德联合，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也声明同布加勒斯特联合。因此，诸从属民族国家对古老而专制的哈布斯堡帝国和所提出的新的联邦形式都不予理睬。不管哈布斯堡帝国是多么希望自己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事实仍然是，它缺乏可作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任何实际的支持。

　　哈布斯堡帝国同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并非目光短浅的外交家的牺牲品，而是成功的民族主义的牺牲品；民族主义虽然过去在中欧和东欧长期受到抑制，但这时却正在整个中欧和东欧获得应有的承认。
　　尽管调停人通常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运用于欧洲，但他们绝对不在欧洲以外地区这样做。这种差别对待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能清楚地觉察出来；这一纲领明确阐明了该如何满足欧洲各种少数民族的愿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纲领》第五条宣称：在殖民地，“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同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予以重视；政府的权利范围应予确定。”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它提到的是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不用说，正是欧洲人自己决定这些“利益”是什么，结果是变相形式的帝国统治，即所谓的托管制度。

            《全球通史》 第194节    

　　《国联盟约》第22条把从同盟国手中获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是“在现代世界的紧张形势下还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这一条款规定：“这些民族的监护应该委托给那些先进民族，即因其资源、经历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担这一责任的民族……同时，这一监护应由他们作为‘受托者’、代表国联来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受托者”来“监护”的规定并没有扩大到获胜的协约国的殖民地，虽然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或缺少发展。

　　托管条款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国外和海外领土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托管地。其类别随有关领土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在此基础上，前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为一级托管地，德国的殖民地属二级和三级托管地。
　　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受托给受托管理国英国，叙利亚和黎巴嫩受托给法国。在德国殖民地中，坦噶尼喀大部分地区划给英国，其余部分划给比利时；多哥兰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西南非洲分给南非联斯至于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赤道以北的归日本，赤道以南的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受托管理国对托管地的居民承担着特定的义务。
　　它们应向常设托管委员会说明履行这些义务的情况，并必须每年向国际联盟会议作汇报。虽然，常设托管委员会和国际联盟本身都无权强迫不服从的受托管理国，但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诸国首次接受了某些规定的程序。这些程序随托管地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就一级托管地来说，托管条款特别期望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即准许独立。受托管理国的任务仅仅是“给予管理方面的指教和帮助……直到他们[托管地的人民]能自立独处时为止。这些社会的愿望在选择受托管理国时必须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对于二级和三级托管地，却没有提到最后的独立。其受托管理国的义务是提供符合居民利益的管理。

　　尽管托管制度是对战争中的胜利者瓜分殖民地战利品的传统方法的一种改进，然而，它仍强烈地使人联想起1815年那种忽视民族愿望的解决办法。
　　我们将看到，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居民并不想处于被托管的地位，并强烈反对法国作为受托管理国。当叙利亚和黎巴嫩划给法国时，他们的愿望直接遭到了蔑视。甚至是非洲一些二级托管地，也对所作的安排表示强烈不满。
　　因此，毫不奇怪；正如1815年对民族主义愿望的忽视导致19世纪期间欧洲的一系列革命一样，这一托管制度也将导致战后数年间殖民地世界中的一些起义。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欧洲诸从属少数民族赢得独立需要整整一个世纪，而海外大多数殖民地民族虽然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欧洲人，但获得自由只需半个世纪、其原因一定程度上也许能在现代大众交流媒介的影响中找到。由于无线电广播响彻乡村的每一块地方，当代印度尼西亚人、埃及人或巴基斯坦人对世界大事、世界趋势的了解和作出的反应达到了19世纪的加利西亚人、波斯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程度。

　　两次世界大战比1815年至1914年间的一系列较小的冲突更加削弱了欧洲强国，这一点也可解释当代殖民地的觉醒。
　　八、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它显露出的变化相当少。欧洲的边界虽因四大帝国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减弱。
　　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仍然统治着与1914年以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实际上，它们的领地甚至更大，因为它们这时控制了以前曾在苏丹统治下的中东领土。因此，欧洲的全球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更完整。
　　不过，在这表面之下，形势却完全不同。实际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始了对欧洲霸权的削弱——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产生大量的利润。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全部对外投资。这一趋势的完全改变从美国新的金融实力中可看出来。战前，美国靠欧洲提供所需的资本。
　　到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但却是那个时期国债的三倍。然而，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关系，因为协约国政府为了支付战争物资款，先被迫出售了它们在美国的股份，然后又向美国政府以及私方借款。因而，到1919年时，美国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8亿美元。

　　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许多工业区已遭破坏，而美国的工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椎动下，犹如雨后春笋惊人地发展起来。到1929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因此，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
　　欧洲已不再象在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世界的工场。这两方面的领导权已转到大西洋彼岸。战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
　　1914年以前，欧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已波及全球每个角落。然而，战争的浩劫使欧洲人士气沮丧，失去信心。
　　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两位非欧洲人、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的指导。
　　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民主愿望和期望的骚动。1918年12月，当威尔逊踏上欧洲血染的土地时，广大民众以发狂的热情把他当作“人类的国王”、“救世主”、“和平王子”来欢迎。他们贪婪地聆听着他的有关和平和安全的远景规划。
　　与此同时，另一个拯救福音正从东方传来。数百万死伤的人和城乡冒着烟雾的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为了模仿布尔什维克革命，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都建立了苏维埃。

　　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
　　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
　　18、19世纪，欧洲人的思想曾唤醒和激励过美国人和俄国人。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欧洲人正在别处寻找领导者，寻找思想。
　　下一章我们将看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欧洲一直是“一座露天火药库”，随后，在1929年的经济飓风到来之前，安定、繁荣了几年。最后，欧洲的霸权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因为这次大战对海外殖民地产生了影响。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集团血战到底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人主子的威信。
　　白人不再被认为几乎是天命注定的统治有色人种的人了。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劳役。
　　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恭顺。例如，法国一位行政官员说，“1914至1915年间应征入伍的175000名士兵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壕中挖掘了古老非洲的坟墓。”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于1926年写道：“这场用鲜血覆盖整个欧洲的战争……在距我们遥远的国度里唤起了一种独立的意识。
　　……在过去几年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观念和亚洲本身都在改变。”

　　革命思想还因与战争行为有关的宣传而在殖民地中得到传播。
　　诚然，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战时，这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记。同样具有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的知识分子已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激励。他们引用过伏尔泰、马志尼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话。但现在，他们的后裔很可能引用马克思、列宁或哈罗德·拉斯基的话。
　　1919年7月25日，孙中山博士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证据，他宣布：“如果中国人民希望自由的话……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的唯一的伙伴和兄弟是苏俄工农红军。”
　　第一伙世界大战对殖民地世界的所有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的政治结果。只有少数几个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美国黑人领袖W·E·B·杜波伊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于1918年写下了以下这一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的非凡预测：
　　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

            《全球通史》 第195节    

　　世界上较蒙昧的人们决不再仅仅占据他们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他们所占据的地方，迟早将出现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代议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仅仅是供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非洲。从这场战争中，还将出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美国黑人民族。

　　第二十一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自日本战胜俄国那天起，亚洲各国人民就抱有摆脱欧洲压迫的希望；这一希望在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最终在印度引起了一系列独立运动。……如果我们要恢复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诉诸武力。
　　孙中山，192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地区出现了革命的浪潮。虽然这些革命的根源可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正是战争本身直接促进了革命。最终的结果各不相同：一端的土耳其人达到了他们提出的大多数目标，另一端的里夫部落成员却遭到了惨败，而位于两者之间的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则获得了宪法上的适度让步。

　　回顾历史，这些起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中最终摧毁欧洲诸帝国的大动乱的序幕。一、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土耳其人的起义最为惊人、最为成功。大战期间，他们遭到了惨败，接着，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战协定与和平条约。
　　然而，他们很快挽回了败局，在武装冲突中击败了他们的敌人，赢得了一个有着较为有利的条款的新条约。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国中，只有原始的、受人轻视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获胜的协约国，迫使它们接受对媾和条约所作的修改。要理解这一异乎寻常的结果，就必须回顾一下战时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复杂的外交活动。
　　战时的外交　英国是大战几年中有关中东的大部分外交活动的主要幕后发起者。它应对三组时常相冲突的协约——与其盟国的协约、与阿拉伯代理人的协约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协约负责。
　　协约国之间的协约共有四个，全是为瓜分奥斯曼帝国作准备的秘密条约。第一个条约是《君士坦丁堡协定》，它包含了1915年3月至4月的五个星期中俄、英、法三国在外交上所作的交易。西方强国勉强同意，如果获胜，俄国就可以并吞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峡及其两岸的大片内地。
　　作为交换，英法规定，它们以后将明确各自对波斯、阿拉伯半岛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要求。几个星期后，即1915年4月26日，为了使意大利成为协约国，英、法、俄三个协约国同意大利签订了秘密的《伦敦条约》。条约规定，除阿尔卑斯山脉和达尔马提亚沿岸的领土外，意大利还将得到小亚细亚西南部的省份阿达利亚，另外还将获得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全部主权；意大利在1911－1912年的意土战李中已占领了该群岛。

　　这些密约中影响最大的条约——1916年4月26日签订的《赛克斯一皮科协定》——明确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全部要求。俄国可得到已许给它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以及亚美尼亚、库尔德斯坦部分领土和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英国将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及阿卡。
　　法国的势力范围将包括提尔以北的叙利亚领土、阿达纳省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最后，约旦河以西、从加沙到提尔的巴勒斯坦因是圣地所在，将置于国际管理之下。
　　意大利人获悉《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安排后，扩大了他们的要求，并坚决要求外交上的认可。
　　这些要求因英、法、意三国于1917年4月签订的《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而得到满足；根据这一条约，意大利除得到已分给它的阿达利亚省外，还将获得小亚细亚西岸的大部分地区。
　　这些密约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死刑执行令。它们不仅切掉了阿拉伯的一些省份，而且切掉了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除去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势力范围，留给土耳其人的仅是其故国北部的20000平方哩土地。更重要的是，这些密约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伯代理人缔结的某些条约直接相抵触。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就已对阿拉伯人感兴趣，将阿拉伯人看作是可与当时正向德国靠拢的土耳其人相抗衡的力量。

　　某些阿拉伯集团无疑受到了关注，这尤其是因为青年土耳其党的土耳其化政策（见第十四章第三节）。阿拉伯人中最主要的权贵要数哈希姆系家族的埃米尔·侯赛因，他是圣地的保护者和麦加的国王。早在1914年，侯赛因的第二个儿子阿卜杜拉经过开罗时，便已就英国为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人的起义提供可能的援助一事试探过英国人的意见。

　　1914年11月，土耳其一加入同盟国，英国人就热切地恢复这些接触。侯赛因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经过长期谈判，最终缔结了军事联盟，并达成了一个在以后几年中引起无数麻烦的不明确的政治协议。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人同意承认北纬37度以南、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

　　在1915年7月到1916年3月的长期信件交换中，麦克马洪坚持要求这一协议应以不侵犯法国人在叙利亚的未加详细说明的利益为条件。侯赛因回答说，他决不同意任何阿拉伯国家成为任何强国意即法国的殖民地。为了避免阿拉伯起义延期，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一直没有澄清，致使几年后产生了不幸的结果。
　　在英国外交部与侯赛因交涉的同时，印度部正同内志的苏丹伊本·沙特谈判；沙特的领地离波斯湾更近。1915年12月26日，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印度部承认伊本·沙特的独立，作为对他在战争中友好地保持中立的回报。另一个英国政府机构的介入并没有改变英国已向伊本·沙特和侯赛因许下了互相矛盾的诺言这一事实。

　　另一个相冲突的许诺，即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思柴尔德勋爵所作的许诺，对未来更为不祥。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已作为对愈演愈烈的排犹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在欧洲犹太人中间发展起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1897年成立于巴塞尔，曾多次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居民团体。

　　当时，土耳其人已为各属国民族主义者的种种要求所困扰，他们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请求。反过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拒绝了英国人提出的在乌干达建立一个居留地的建议，因为没有锡安山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乘机要求协约国允许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之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由于为这一目的施加了政治压力，犹太复国主义者逐渐争取到了英国政府主要领导人对其主张的赞同。英国政府主要领导人还希望为协约国事业赢得俄国和美国许多有影响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支持，这一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立场受到了影响。此外，他们还担心德国和土耳其会乐于作出让步以取得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这种担心是有几分道理的。

　　目此，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勋爵写信给罗思柴尔德勋爵，宣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人社会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很明显，这一《贝尔福宣言》与《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侯赛因-麦克马洪协定》都是相冲突的。
　　既然有这一大堆矛盾，调停人在巴黎没有作出任何有关中东问题的永久性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正是英国和法国，决定了解决方案，因为那时美国正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俄国因内战和外国干涉而陷入混乱，意大利则由于内部纠纷而动弹不得。因此，《塞夫尔条约》（1920年8月10日）实质上是英法拟订的，它的条款也反映了这一点。法国得到了叙利亚托管地，而英国除保护国埃及外，还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

　　意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希腊因其首相韦尼泽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获得了爱琴海上的几座岛屿、东色雷斯以及士麦拿地区的五年管辖权；五年后，对士麦拿地区的最后处置将由公民投票决定。亚美尼亚和汉志王国的独立得到承认。最后，苏联由于同协约国干涉势力发生武装冲突，由于公布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们所签定的秘密条约，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

　　相反，君土坦丁堡这一战略要地却处于土耳其的主权之下，不过，土耳其海峡将被解除军事管制，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这些条款与过去给阿拉伯人的许诺完全相反，与协约国公开声称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也完全相反，它们在整个中东引起了武装抵抗的浪潮。诸因素的结合使土耳其人能彻底废除《塞夫尔条约》，而阿拉伯人经过几年的顽强斗争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共和国的胜利　近代土耳其的乔治·华盛顿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他因在战争中成功地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而成名，不过，这时他的名声并没有达到顶峰，因为他与已使土耳其卷入战争的青年土耳其党不和。凯末尔的机会出现在停战之后，当时他带头反对《塞夫尔条约》。
          
            《全球通史》 第196节    

　　他完全乐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但拒绝割让东色雷斯，拒绝接受有关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条款。此外，获胜的协约国已进一步将小亚细亚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残余的土耳其似乎注定要遭到与中国相类似的命运。
　　凯末尔大胆的民族主义思想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的反感，于是他被派往小亚细亚东部负责遣散军队。

　　在那里，他远离停泊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协约国舰队的炮口，很安全。他在土耳其内地到处旅行，组织人们抵抗协约国及其在首都的傀儡苏丹。到1919年9月时，凯末尔已召集了一次民族主义大会；大会采纳了共有六项原则的”国民公约”。
　　这些原则包括民族自决、废除投降条约、保卫君士坦丁堡和制定一个新的海峡解决方案。在1919年10月的选举中，凯末尔的支持者赢得了多数席位；1920年1月召开的议会接受了”国民公约”。协约国对此进行报复，于3月16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阻止民族主义运动的传播。
　　这时，凯末尔实行最后的决裂，将他的民族主义代表召集到小亚细亚中部的安卡拉。1920年4月23日，他们在此宣布废除苏丹政权，并建立了以凯末尔为总统的临时政府。
　　民族主义者战胜了似乎是势不可挡的对手。
　　一个原因是凯末尔勇敢而又富有灵感的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广大土耳其人民忠实的支斯他们由于协约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横暴行径，尤其是由于1919年春希腊军队在士麦拿的登陆而空前团结。最后一个原因是，凯末尔利用协约国之间的严重分歧与它们分别缔结条约，从而孤立了士麦拿的希腊人，为打败他们铺平了道路。

　　协约国之间的不和起因于这一事实；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有充分理由认为，英国人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希腊人得到了中东战利品的绝大部分。因此，意大利人于1921年3月13日自愿缔结了一个条约；按照该条约，作为得到小亚细亚东南部某些经济特许权的回报，意大利人同意从该地区撤走他们的军队，并在外交上支持土耳其人努力夺回士麦拿和东色雷斯。法国人很快仿效了意大利人。

　　1921年10月20日，他们同土耳其人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规定了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边界，并解决了铁路和其他经济方面的各种争端。
　　其时，土耳其人还一直在同俄国人谈判。这些宿敌因这时都在同英国交战而互相接近。1921年3月16日，他们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高加索山脉为他们的共同边界，此后俄国人用武器和金钱援助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这一系列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势力均衡。此时，土耳其和俄国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而协约国已四分五裂，只有英国和希腊还坚持《塞夫尔条约》的条款。
　　英国因其世界范围的种种许诺和国内的舆论状况，只能将它的舰队保持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换句话说，这时只有希腊人独自留在士麦拿面对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潮。1921年3月底，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爆发了战争。
　　起初，希腊人遇到的抵抗很软弱，因为这只不过是游击队的抵抗。但是，他们越向前推进，这种抵抗就变得越顽强，而且，当地居民满怀敌意，致使希腊不得不动员其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力来守卫运输线。当入侵者到达小亚细亚中心地区的萨卡尔亚河时，战事出现了转折。

　　凯末尔开始反攻，战线拉得过长的希腊人被完全截住了，然后被逐退。退却使希腊人士气低落，最终导致了全面崩溃。1922年9月9日，凯末尔骑着马胜利地进入士麦拿。
　　不仅是希腊军队，连世代居住士麦拿地区达数百年之久的希腊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这时，凯末尔能够要求修改《塞夫尔条约》。经过长期谈判，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洛桑和约》。
　　这一和约将东色雷斯和爱琴群岛中的几座岛屿归还给了土耳其。此外，土耳其还无须偿付任何赔款，投降条约内的全部条款也被废除；作为回报，土耳其答应进行司法改革。海峡仍为非军事区，在和平时期或者在战时而土耳其仍保持中立时，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
　　如果土耳其参战，敌国船只将不准通过，但中立国船只仍可通行。最后，一项单独的协定规定，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少数民族强行交换西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土耳其少数民族。
　　新土耳其　《洛桑和约》意味着凯末尔个人的巨大成功。
　　衰朽的奥斯曼帝国在经历了500年盛衰无常的历史之后终于灭亡了。1923年10月29日，以凯末尔为总统的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在创立了新土耳其之后，凯末尔又致力于创造新土耳其人这一同样艰巨的任务。

　　1921年，他提出了生存斗争中的指导原则：
　　就我们这场运动的哲学观来说，我们的眼光要转向西方。我们将把西方的利度移植在亚洲的土壤上。我们将按西方的模式改造我们的学校。
　　亚洲的新口号不再是泛伊斯兰教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的头脑愿意接受现时代思想，但我们仍得保持自身不变。我们并不希望被看作是一个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后的亚洲民族。
　　按照这些观点，凯末尔无情地清除了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在变革的巨大洪流中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改革。
　　1923年10月14日——土耳其国家的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迁移到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中心地带的安卡拉。
　　1924年3月3日——废除哈里发制，奥斯曼帝国皇室的所有成员被逐出土耳其。1924年4月2O日——通过设立总统、总理、内阁和大国民议会的宪法；大国民议会每四年一次由选举产生，选举方式为间接投票。

　　1925年9月8日——取缔所有的宗教社团和寺院，禁止个人以宗数社团威员的身份生活，禁止穿戴与之有关的服装或拥有与之有关的头衔。
　　1925年11月——规定官员和平民必需戴礼帽以代替传统的土耳其帽。妇女是否戴面纱任其自使，但不鼓励戴面纱。
　　1926年1月至2月——采用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它们分别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的体系为蓝本。
　　1926年8月17日——废除一夫多妻制。
　　1926年9月19日——强制推行世俗婚礼。

　　1928年11月3日——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复杂的阿拉伯字母；首先在报纸上，然后在书籍中实行这一改革。
　　1930年3月28日——更改地名：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安哥拉改名为安卡拉，士麦拿改名为伊兹密尔，阿德里安堡改名为埃迪尔内，等等。
　　1934年12月14日——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并允许她们参加议会。
　　至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去世时，新土耳其已经确立。诚然，这种“新”仅具有广度而不具有深度。农民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仍墨守其古老的穆斯林的思想和习惯。
　　但另一方面，统治这个国家的新的杰出人物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已欧化。许多农民也已大大改变，同政府建立了过去几个世纪中从未有过的友好关系。土耳其较之其他穆斯林国家，已在一个大得多的程度上成为凯末尔所设计的“现代国家”。

　　二、阿拉伯中东
　　反抗的格局　正当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毁《塞夫尔条约》之际，阿拉伯人正在顽强地抵抗指派给他们的受托管理国。与《侯赛因-麦克马洪协定》相反，叙利亚-黎巴嫩已作为托管地分给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已成为英国的托管地，而埃及则已完全由英国人控制。对阿拉伯国家的这种横暴的瓜分行径必然导致骚动，因为战争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感情。

　　协约国有关民族自决的宣传已不可避免地对阿拉伯人的见解产生影响。阿拉伯军队的成功作战也唤起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在解放大马士革、阿勒颇和阿拉伯其他历史中心地区的战役中，阿拉伯士兵曾与英国人并肩作战。
　　同样重要的是因战时贸易的破裂而引起的普遍存在的苦难和遍及各地的饥饿。据估计，至少有30万人死于饥饿或由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
　　最后，还有最为重要的宗教因素，这对村庄的农夫来说尤其如此。
　　20世纪5O年代，埃及一位社会学家在经过直接调查之后断定，“对于村民来说，世界根据穆斯林的信仰分成信仰者和非信仰者，”而且“他们几乎不知道如种族或阶级之类的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无疑有更多的人发表了这种围绕着宗教的观点。城市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往与农民没有什么交往，而农民支持他们的程度却常使他们吃惊；这个事实也可证明上述这一点。

　　其结论是，乡村起义是由反对外国异教统治者的宗教感情激起的自发运动。
　　上述诸因素的结合说明了战后阿拉伯人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可以看出，在这一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格局。
　　首先，在和平条约刚签订后的几年中爆发了反抗和武装起义。然后，英国和法国逐渐恢复了秩序，重申了它们的权力。最后，它们允许不同程度的自治；这一点虽没有完全使民族主义者满意，但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维持了一种不安定的和平。
　　反抗过程　严格地说，在埃及，委托关系并不存在。但形势与阿拉伯国家基本相似，因为英国在战争一开始就否定了奥斯曼帝国名义上的宗主权，并宣布埃及为英国的保护领地。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立即组织了猛烈的抵抗。

            《全球通史》 第197节    

　　1922年，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为自己不仅保留了保护少数民族和外国利益的权力，还保留了控制外交事务和外部安全的权力。民族主义者拒绝了这种虚幻的独立，继续进行斗争。他们的斗争手段之一是恐怖主义，1924年，他们成功地暗杀了埃及军队的英国首脑李·斯塔克爵士。
　　这些民族主义者还依靠了民众的支持，他何多次赢得的选举胜利可表明这一点。最后，英、埃两方于1936年达成和解的解决办法，缔结了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英国答应结束它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占领，并安排埃及进入国际联盟。作为回报，埃及同意战时支持英国，答应英国守备队驻守苏伊士运河，另外，继续实行英埃对苏丹的联合管理。

　　民族主义领导人完全不满足于这种和解。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认为这是当时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最好东西，他们等待着一有机会就去清除那些令人厌恶的外国控制的残迹。伊拉克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经历了与埃及大致相同的过程。
　　1920年，爆发了遍及全国的武装起义。英国首先恢复了秩序，然后企图通过立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王子为国王来赢得民族主义者的好感。第二年，即1922年，英国议定了一个同盟条约．条约中，他们保留了那些他们认为对保护其利益必不可少的控制权。
　　民族主义者仍不满意，继续骚动。最后于1930年缔结了一个同盟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英国同意结束托管，并支持伊拉克的加入国际联盟的请求。作为回报，伊拉克同意英国在该国维持三个空军基地，并同意英国在战时可充分使用铁路、河流或港口。
　　1932年，伊拉克成为国联成员国，成为第一个获得此荣誉的阿拉伯国家。至于埃及，民族主义集团仍不满意。他们声称只是外表发生了变化，因为英国通过缔结盟约这一权宜手段仍保留了所有想保留的特权。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国却没有英国那么灵活，因而也不及英国那样成功。民族主义的反抗时常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25年，当时，法国为了维持对大马士革的控制不得不炮轰了该地。最后，1936年，法国政府仿照1930年的英-伊条约，同叙利亚和黎巴嫩分别议定了条约。
　　不过，这些条约都没有得到法国下院的批准，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冲突仍未解决。
　　巴勒斯坦三角关系　在巴勒斯坦，情况独特，因为那里的形势很快恶化成由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三方参加的一场苦斗。阿拉伯人坚持认为，有关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公然违背了以前麦克马洪在其信件中给阿拉伯人的许诺。
　　英国企图通过于1921年分出巴勒斯坦的内地部分成立独立的外约旦国家来抚慰阿拉伯人。这就免除了所有关于建立犹太人之家的托管条款。此外，英国还任命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为外约旦的统治者。

　　这一策略对外约旦来说是令人极为满意的。阿卜杜拉始终忠心耿耿地与英国人合作，尤其是因为其国家的贫穷使得他要依靠伦敦的财政援助。或许，阿拉伯世界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就是由英国资金供养、由英国将军约翰·格拉布统率的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
　　然而，在真正的巴勒斯坦地区，随着犹太移民的不断涌入和忧虑重重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回击，这种三方间的冲突变得日趋激烈。托管条款第六条要求英国为犹太人的迁移“提供方便”，并“鼓励犹太人秘密移居该地区。”但是，这同一条款还规定，”居民中其他几部分人的权利和地位”将受到保护。
　　显而易见，英国人当时认为这两条规定未必相矛盾。他们预料，犹太人的迁移永远不会达到侵犯阿拉伯人的”权利和地位”这样的程度。他们未能预见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产生的影响。
　　犹太移民从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3年的30327人、1934年的42359人和1935年的61854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总人数从1919年的650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5万人。
　　只要犹太人的涌入始终适度，阿拉伯人也不会提出强烈的反对。
　　其实，他们曾欢迎过有钱、有干劲、有技艺的犹太人。他们自己早些时候已从犹太人在恢复肥力耗尽的土地、建立工业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创造的种种奇迹中大大得益。但是，当移居的小溪变成一股洪流时，阿拉伯人便进行了猛烈的反击，这是可以理解的。

　　正如一位阿拉伯人惊恐地、迷惑不解地所说的那样：“我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不懂他们的习惯；他们使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象一个外国人一样。”其他阿拉伯人指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排犹主义而失去自己的国家。“排犹主义是西方的一种可悲的弊病。
　　……我们不是排犹主义者；我们也是犹太人。然而，西方的这个问题如今却是在使我们受损害的情况下予以解决。你们认为这样做公正吗？”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变得愈益频繁和猛烈。
　　其中最重要的几次是1929年的哭墙骚乱、1936年的阿拉伯人“民族政治总罢工”和1938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英国的反应是在这些大暴动之后派出了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个调查委员会已对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企图满足三方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和英帝国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建议摇摆不定。

　　例如，1939年5月的白皮书提出，巴勒斯坦在10年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出对犹太人的迁移和土地购买加以明确的限制。白皮书的最后一段包含了这一富于哲理性的见解：“陛下的政府在托管所引起的这场争论中不能指望做到使这一党派或那一党派的党徒们满意。”这一见解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巴勒斯坦的争论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远没有得到解决。
　　三、北非
　　19世纪期间，埃及以西的地区即所谓的马格里布，已渐渐沦于欧洲的统治之下（见第十四章第三节）。1830年，法国开始入侵阿尔及利亚；1911年，意大利完成了对利比亚的侵略。
　　意大利的入侵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这一抵抗一直持续到战后，是马格里布为争取解放而进行全面斗争的开端。
　　1911年，意大利人在利比亚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就打败了小股土耳其驻军。但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用撤离的土耳其人留下的武器继续进行斗争。

　　塞努西教团极为有效地组织和领导了人们的抵抗活动，至1915年夏，意大利人已被限制在沿海地区的六个据点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人又试图将他们的权力强加给整个利比亚，但没有获得什么成功。他们只占据了沿海地区，而大部分内地仍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
　　意大利人在利比亚的失败是对欧洲威望的一个严重打击。但是，它很快就因摩洛哥的里夫山地人使西班牙人遭受的惊人惨败而相形见细。好几个世纪里，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领地一直限于地中海沿岸四块极小的飞地。
　　其时，法国已在从阿尔及利亚向外扩展，于1881年在突尼斯建立了保护领地，并在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之后开始占领摩洛哥。这促使西班牙人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们与法国达成了一项瓜分摩洛哥的协议，并于1909年开始向内地推进。他们推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因此，几年来几乎未遇到抵抗。
　　接着，1921年夏，他们突然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是自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在阿多瓦打败意大利人以来西方军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
　　予以这一出乎意外的打击的是里夫部落民的领袖阿卜杜勒·克里姆。他在西班牙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懂得西方技术的价值，并知道如何利用西方技术。
　　受惊的西班牙人不断涌入摩洛哥，达15万人，但是，未能克复大部分地区。1923年夏，他们提出给克里姆以自治权，但是，因胜利而洋洋得意的克里姆要求完全独立。到1924年时，西班牙人又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在内地只有少数几个要塞，而且这些要塞通常都处在里夫人的包围之中。

　　实际上，这时的克里姆已成为整个西属摩洛哥的主人。
　　第二年，克里姆不仅向西班牙人挑战，还向法国人挑战——这是一个直接导致他灭亡的举动。这一失策一方面起因于他需要法国防线后面的某些产粮地，一方面起因于他错误地估计了法国的政治形势。
　　他对法国人中存在的厌战情绪的程度估计过高，而且还对法国共产党许诺的支持印象太深。1924年9月2O日，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雅克·多里奥致电克里姆，祝贺他战胜西班牙人，并表示希望“他联络法国和欧洲的无产阶级，与包括法国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直到彻底解放摩洛哥领土。”多里奥在表示他的良好愿望时无疑是真诚的，但是，他不能以有效的援助支持他们。

　　1925年4月13日，克里姆趁法国援军尚未到达，开始了他的进攻。里夫勇士们穿过法国人的防线，唤起了内地的一些部落。法国要塞由于被切断了同根据地的联系，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撤除。
　　彻底的大失败只是由于法国正规军和占外籍军团的绝大多数的非法国人的忠诚才得以避免。当时的形势非常危急，致使西班牙和法国缔结盟约，决定采取联合行动对付里夫人，其中包括从陆路和水路封锁里夫领土，以阻止军火走私。不过，克里姆最初的进攻就未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他灭亡的开端。
 
            《全球通史》 第198节    

　　法国和西班牙的资源合在一起占有压倒的优势，因此，里夫人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到1925年秋时，6万里夫军队所面临的是28万法西联军。这种力量悬殊实在太大，尤其是自克里姆在法国人的后方举行全面起义未获成功以来。
　　冬春两季，克里姆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直到1926年5月27日他宣布投降为止。他被流放到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克里姆虽未能赶走法国人，但他的功绩已唤醒了整个马格布里，激励着别世纪测年代成立的各民族主义党派；这些民族主义党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地为自由而战斗。
　　四、波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波斯已被划分成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大战爆发后，国王宣布了保持中立的官方政策；由于他缺乏力量实施这一政策，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不久便被土耳其和俄国军队占领，南部被英国侵占。波斯政府的权力几乎没有超出首都郊区。
　　这场大混乱十分严重、普遍，因而促成了1918年的饥荒；据估计，在这场饥荒中，有2O0万人饿死。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低得惊人，这一点在一位外国观察家的报道中得到暗示。他说：”毫无疑问，1918年饥荒所带来的不幸由于那些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的操纵而大大加重。”

　　大战结束时人们发现，由于俄国人忙于革命和内战，英国人控制了波斯大部分地区。英国人决心维持这种控制，一方面是因为波斯对保卫印度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英波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地；这些石油开采地对帝国海军的极端重要性在大战期间已得到充分证明。因此，英国人通过重金贿赂，诱使波斯总理及其两名内阁成员于1919年8月9日签订了一个协约；协约规定：提供一笔贷款，修订关税税则，向政府各主要的部提供英国顾问，提供英国军官以组建宪兵队，重建军队和敷设一条铁路。

　　这些条款显然对英国极为有利，因而许多人担心，战前两大强国的控制这时会为一大强国的控制所取代。经过多次辩论后，波斯议会拒绝批准这一协约，协约失效了。
　　其时，俄国人并没有闲着。
　　1918年1月14日，他们通告废除1907年的《英俄协定》及其”之前和之后［沙皇时期」以任何形式限制和约束了波斯人民自由、独立生存的权利的一些条约”。更准确地说，1918年6月26日，他们宣布取消俄国人在波斯的所有租界和特权以及波斯火沙俄的所有债务。推测起来，布尔什维克在面临内战和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这些彻底的让步，是希望抚慰他们的波斯邻人、促进殖民地世界反西方的民众起义。

　　这些打算或许可解释布尔什维克当时向土耳其人和中国人所作的类似的让步。俄国人进一步奉行他们的政策，于1921年2月26日签订了正式的波斯-苏联友好条约。此条约给波斯人的好处是：正式取消所有的未偿债务，交出在波斯的所有有形贸易设施，废除所有租界、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
　　另一方面，某些条款则对俄国人有利，其中包括：波斯无权将俄国交出的北方五省的租界让给其他任何强国，如果外国列强用波斯领土作为反俄国的作战基地，俄国人有权派军队进入波斯。
　　在磋商这一条约的同时，波斯的政治生活正变得更加混乱。例如，1921年1月19日，一位总理辞职，四天后，他复职，并于2月3日组成一个内阁，这一内阁于6日辞职，16日，他又组成另一内阁，这一内阁又于21日被一次政变推翻。
　　策划这次政变的是礼萨·汗，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俄国人组织的波斯哥萨克旅的一位上校。波斯以后20年的历史就是这位统治者的历史，他上升为这个国家伟大的具有革新精神的国王。礼萨是一位严肃、真诚、有异乎寻常的胆量和决断力的军人。
　　由于他专心致志地履行军人职责且才能出众，他由士兵升为军官，并赢得了其部下的尊敬和忠诚。1920年秋，当英国人强迫哥萨克师的俄国军官辞去他们的职务时，他的机会来了。礼萨进入了权力真空，到1921年2月时，他已强大得可以领导推翻政府的政变。
　　从此，他的地位迅速上升。政变之后，他马上成为波斯军队的总司令。几星期后，他被任命为军事大臣。

　　在成立和撤销了几个部之后，他于1923年10月28日自任首相。这时，卡札尔王朝的统治者艾哈迈德国王离开波斯前往里维埃拉；两年后，即1925年12月15日，礼萨接受王位，建立了一直幸存到现在的巴列维王朝。
　　尽管礼萨国王为人有怪僻之处和过分行为，但他的统治犹如吹入腐败、无能和蒙昧主义占优势的环境中的一股新鲜空气。
　　的确，这位国王使人联想起他所钦佩和效法的凯末尔。他的第一个措施是加强军队、使军队现代化，以便消除波斯遭瓜分的危险。在他掌权之前，俄国军官统率的哥萨克师控制了北部诸省，英国军官统率的南波斯步枪队控制了南部诸省，而瑞典军官统率的宪兵队只是在理论上维护波斯的民族利益。
　　在通过大不列颠的干预去掉俄国军官之后，礼萨国王这时又摆脱了英国和瑞典同僚。然后，他将被遣散的部队组成一支拥有4万人的统一的现代化民族军队；他对这支军队非常关心，并将大量钱财用于这支军队。礼萨国王由于有了这支听他支配的军队，能够抵抗不正当的外来压力，还能维护中央政府对那些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事实上一直独立的部族首领的权力。

　　礼萨国王还试图使其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最惊人的表现是敷设横贯伊朗的铁路。这是英国人和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英国人企图通过伊朗使印度同欧洲的铁路网连在一起，俄国人希望将他们的已到达大不里士的铁路延长到波斯湾。
　　礼萨国王既不管英国人也不顾俄国人，设计出他自己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切合实际，但颇为惊人：在全长870哩的路线上需要架设4000多座桥梁、开凿200多条隧道。这条铁路于1939年竣工，它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把军用物资运至苏联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这条铁路可代表礼萨国王的经济冒险。当时没有协调一致的计划，因此各个建设项目都不是根据国家经济的总需求设想出来的。到1941年礼萨国王让位时，相当多的工厂已经建成，其中包括纺织厂、水泥厂、制糖厂和卷烟厂等；然而，尽管国家实行很高的保护关税，但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亏本。
　　同觊末尔一样，礼萨国王攻击过去的各种信条。他禁止使用名誉称号，废除妇女戴面纱的习俗，命令男子戴欧式帽子。另外，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得到强调，外来影响在可能存在的地方均被肃清。
　　阿拉伯词语从波斯语中给清除出去，现代建筑物按照在从前宏伟宫殿的废墟中发现的阿契美尼德建筑式样建造。这种民族主义的象征是1934年用名字“伊朗”取代了“波斯”，“伊朗”这一名字可追溯到3000年前操印欧语的祖先那里。

　　礼萨国王的统治随着他1941年9月16日的让位而突然结束。
　　在前几年中，他已越来越倾向于纳粹德国。同德国的贸易上升到第一位，德国在伊朗的专家、教师、商人和旅游者的人数不断增加。由于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礼萨国王收到了几份苏-英联合照会，要求他将德国人从伊朗驱逐出去。
　　他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于是，1941年8月25日，苏联和英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9月16日，礼萨国王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现在的统治者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回想起来，礼萨国王对他国家的影响不象凯末尔对土耳其的影响那么深远。
　　凯末尔从先前的一场军事灾难中得到了好处，这场灾难非常之大，使凯末尔更容易废除那些过时的制度和习俗。因此，土耳其人受西方影响更久，也更能够接受西方影响。不过，礼萨国王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他的统治是伊朗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五、印度
　　20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直到可预见的将来这段时间内似乎十分牢固。1912年，为了庆祝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见仪式。仪式在泰吉·马哈尔陵建造者沙·贾汗（1592—1662年）的接见大厅里举行。
　　在富丽、豪华的大厅当中，国王乔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权贵们的众口一词的宣誓效忠。1914年，印度齐心协力地支持英国参战。王公们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时至少有90万印度人在英国军队中当战斗员，另外，还有30万印度人当劳工。
　　甘地特别热心于支持英国人的事业。他曾给印度总督哈丁爵士写信说：“在帝国的紧要关头，我愿让印度将其所有强壮的儿子作为供品奉献给帝国…我们只能默默地、真诚地、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将帝国从即将来临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的工作，从而加快我们达到‘地方自治的’目的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过了30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便告结束。

　　这一意外结果的一个原因在于战争本身的影响——有关民族自决的种种口号的影响和海外服役对成千上万名带着新思想和新观念返回家园的土兵所起的扰乱性影响。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中的一系列灾害也促进了动乱。1918年的季风不足给印度许多地区带来了饥荒。
 
            《全球通史》 第199节    

　　早一年的淋巴腺鼠疫使许多人丧命，但它同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后者至少造成了1300万人的死亡！促成动乱的另一原因是，与甘地预期的相反，战后英国奉行压制政策。1919年3月的《罗拉特法案》准许政府不经审判就能拘押宣传鼓动者，授权法官不用陪审团即可判案。甘地组织了一次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运动，来进行回击。

　　在随后发生的骚乱中，英国将军戴尔制造了1919年4月13日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血案”。他试图向老百姓强调政府的力量，命令军队不经警告便直接向举行政治集会的赤手空拳的市民开枪。近400人被打死，1000人受伤。
　　英国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指责戴尔将军，解除了他的指挥权。但上议院却支持戴尔，通过公开募捐为他筹集了26000英镑的安慰金。然而，强烈的抗议浪潮立即席卷全国，甘地指责政府是“恶魔”。
　　甘地无疑是战后这场反英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914年以前并没有对英国人构成严重威胁（见第十五章第六节）。它实质上仍是极少得到乡村民众的支持的中产阶级运动。
　　甘地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设法来到村民中间，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参加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甘地虽然是一位受过伦敦训练的律师，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印度的和非西方的——实际上是反西方的——本色，国此，他能用意味深长的话语与他的人民沟通思想。
　　甘地的讲话朴素、富有感染力。

　　他指出，1914年时，英国人仅以9000名行政官员和69000名士兵就统治了3亿印度人。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各阶层人当时正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与英国人合作。如果取消这种合作，英国的统治必将崩溃。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和训练人民实行不合作主义即非暴力的消极抵抗。甘地还号召人民进行抵制运动，即联合抵制英货的运动。甘地劝诫人们用家里纺的布代替进口的机制织物。
　　这会削弱英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还会复兴乡村工业。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条土布腰带，当众操作纺车。甘地教导说，将不合作主义和抵制运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地方自治。
　　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这些教导并按教导行事，英国统治的日子就不会长久了。伦敦政府努力阻止这场正在集聚起来的风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确立了通称为”两头政治”的行政体制。这使德里的中央政府与过去大致相同，拥有一个委派的总督、一个指定的咨询会议和一个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成员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员是通过范围极其有限的投票选举产生的。

　　两头政治的原则在各省政府中生效，每个省政府均由一个委派的省长、一个指定的咨询会议和一个立法议会组成，省立法议会70％的成员是通过极受限制的投票选举产生的。重大事务“保留”给省长及其咨询会议处理；次要事务如公共卫生、农业、医疗救济和教育等将“移交”给印度部长们处理。人们推测，如果这种“两头政治”即责任的分开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事务从“保留”名单转入“移交”名单。

　　甘地领导的国民大会党拒绝接受英国人的改革建议，这一定程度上是对戴尔事件的一个反应，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际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愿意同印度教徒合作。印度穆斯林认为英国及其盟国强加给奥斯曼帝国的《塞夫尔条约》过于苛刻，他们对这一条约感到震惊。为了向被围困的土耳其人提供支持，他们发动了所谓的”基拉发运动”。

　　甘地抓住这一机会与穆斯林达成了协议，于是，所有的印度人这时都团结起来，既要求修订《塞夫尔条约》，又要求印度自治。1920年9月，他们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这种反应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逐渐失去了控制。
　　甘地坚决主张严格的非暴力主义，但罢工和暴动却在许多城市发生，在农村，农民们也起来反对地主和放债人。1922年2月4日，动乱达到了顶点，当时，起义的农民进攻了乔里乔拉地方警察局，杀死了22名警察。
　　大为震惊的甘地立即命令停止不合作运动，但他还是被逮捕并被判了6年徒刑。
　　两年后，他因身体不好而获释，但这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由于印度教徒中的混乱和穆斯林热情的冷却而基本消失，穆斯林因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和提出强有力的世俗主义纲领而感到沮丧。
　　甘地获释出狱后好几年没有涉足政界。在这期间，新的、更激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正在出现，其中包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到这时为止，国大党领导人就其出身和观点来说，基本上是中上层阶级。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带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治倾向的工人团体开始出现。这一趋势导致了国大党内部左翼力量的发展，导致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全印独立联盟的成立。
　　全印独立联盟的显著特征是：它不仅要求摆脱英国人的统治而完全独立。而且要求在印度内部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正加尼赫鲁所写的那样：”国大党中过去经常看布赖斯所写的有关民主主义的著作和莫利、基思、马志尼所写的著作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在阅读所能到手的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的书籍。”
　　尼赫鲁本人就是这种新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儿子，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12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民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
　　然而，尼赫鲁完全不同于他的这位神秘的、苦行主义的领袖。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从存在已久的苦难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工具的人。后来，尼赫鲁与甘地分手了，因为甘地拒绝接受现代世界，他指责说：“解救印度的办法在于忘掉印度在过去50年中所学到的东西。
　　铁路、电报、医院、律师、医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全得废弃，所谓的上层阶级必须自觉地、虔诚地、慎重地了解简朴的农民生活，懂得这是一种给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每当我坐上火车或公共汽车，就感到我这样做是在亵渎我的良知。”不过，尼赫鲁承认甘地在唤起印度农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
　　即使是因个人竞争和学说上的争论而分裂的国大党，也还得依靠甘地。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台，并说服国大党接受了激进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项妥协决议。几个月后，英国工党战胜保守党，组成了新内阁。

　　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为工党以往一直批评保守党对允许印度自治这一问题采取拖拉做法。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事实证明，1930－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个原因是政府在镇压和让步的循环之间摇摆不定。
　　继民族主义暴力之后是大规模的逮捕和放逐，然后又是企图通过逐步让选举制生效来进行安抚。不过，许多责任要由印度人承担，因为他们日益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敌对的集团。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联盟就已成立，但许多年里它几乎一直没有什么追随者。
　　不仅穆斯林人数不到次大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国大党声称它代表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实际上，国大党内确有一个由著名的阿布尔·卡拉姆·阿札德领导的穆斯林派。因而，穆斯林联盟直到1935年以后由孟买的律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时才变得重要起来。
　　真纳提出在联合的基础上与国大党合作，但国大党拒绝了这一建议，只愿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大党的穆斯林打交道。于是，真纳进行报复，他向穆斯林民众大声呼吁说”伊斯兰教正处于危险之中”。对此，反应是热烈的，因为印度许多穆斯林认为，他们与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处比他们与邻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处更多。
　　真纳在选举中的成功使后来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在此期间，总督欧文勋爵已于1929年10月宣布，英国明确地制定了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的计划，并将召开会议作出安排。然而，国大党却于1929年12月31日通过了一项要求完全独立的决议。
　　3月12日，为了迫使英国人撤离印度，甘地又发起一场国民抵抗运动。他的战术是向170哩以外的大海进行伟大的食盐进军。在海边，他舀取海水，放在火上煮——这是向被他谴责为极不公正的政府盐税进行挑战的一个象征性行为。
　　这场运动不仅得到很好的宣传、非常激动人心，而且十分猛烈，因为广大农民都痛恨盐税，积极支持甘地。普遍的骚乱爆发了：人们攻击政府的盐场，恐怖分子袭击官员，受到世界性严重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的失业工人举行暴动。5月5日，甘地再次被捕入狱，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约6万名追随者。
　　欧文勋爵知道单靠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秩序稍微得到恢复之后，他于1931年1月26日释放了甘地，并说服甘地于3月4日签订了《德里协定》。政府同意释放未犯有暴力罪行的政治犯，作为回报，国大党将结束抵抗运动。
　　还将参加早几个月就已开始的圆桌会议。甘地亲自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但没有达成协议，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工党政府已被保守党占优势的、不太灵活的“国民政府”所取代。甘地返回印度后，于1932年1月再度被捕。

            《全球通史》 第200节    

　　抵抗运动再次爆发，但这时，这个国家已疲惫不堪，因而这一运动几个月后，便渐渐消失了。
　　最后，1935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政府组织法》，将它作为制止暴力和推进自治这一双重政策的组成部分。该组织法规定缅甸和亚丁将与印度分离，成为英国政府直辖殖民地。
　　印度本身经各王公之国同意后将成为一个由各省和各王公之国组成的联邦。同1919年宪法中的规定一样，总督仍保留对外交事务和防务的权力，但联邦的其他所有事务全交给两院制议会处理，议会的大多数成员是由约600万名受到限制的选民选举产生的。在各省，用省议会和向省议会负责的各个部代替已被事实证明是无法实行的两头政治的方案．近3，800万印度人获得了选举省议会的权利，省议会将享有处理本省事务的绝对自治权。

　　如果某个省政府出于任何原因未能行使职责，当地的英国省长有权处理公共事务。
　　由1935年的组织法提供的联邦证明是不成功的。印度王公不信任民族主义者，拒绝合作。
　　因此，成立于1919年的中央政府继续起作用。不过，对诸省所作的新安排已随着1937年各省议会的选举而付诸实施。民族主义者控制了11个省中的7个省份，并立即着手释放政治犯、恢复公民自由、准备土地改革。
　　1939年，当总督宣布印度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时，这一切便突然结束了。由于这事根本未与印度人商量，7个省的民族主义部长全都辞职。于是，英国省长们接管了这7个省，以法令进行统治。
　　民族主义者再次提出了完全独立的口号，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则要求将次大陆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教徒的国家，另一个是穆斯林的国家，即所谓的巴基斯坦。

　　六、中国
　　中国尽管名义上已经独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经历了可与印度相比的反西方运动。1917年，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收复1914年被日本占领的山东省。
　　当凡尔赛的调停人没有将这个丢失的省份归还给中国时，在北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很快波及其他城市，商人们以罢市的方式参加抗议。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抵制日货运动，并伴有与日本侨民的冲突。
　　新成立的工会也通过举行罢工参加了这场抗议运动。总之，事实证明，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感情的最强烈、最普遍的表露。
　　由于西方列强乐意让日本保留它在中国大陆的战利品，它们也成为这场猛烈爆发的运动的靶子。

　　相形之下，苏联却得到中国人的同情和钦佩。一个原因在于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的教导有着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象它当时在土耳其和波斯所做的那样，放弃了沙皇在中国的特权。
　　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这时越来越依靠苏联而不是依靠日本人和西方人。
　　这些变化给了孙中山用新政策和新方法重新开始革命的机会。在建立共和国的1911年革命以后，他遇到了艰难时期（见第十六章第五节）。
　　袁世凯将他撇在一边，而各省军阀则不理睬中央政府，作为独立的当权者统治各省。这时，孙决定，为了打败军阀、创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增强国民党的实力。他呼吁国际援助，但遭到了西方政府的拒绝，不过，苏联却积极响应，因而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27年的“国共合作”。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阿道夫·越飞一致同意，国共合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国家统一，获得国家的完全独立”，俄国人接着又派能干的米哈伊尔·鲍罗廷去广州，在那里，他成为孙的得力助手。他们一起实现了三大基本变革：按共产党的方针改组国民党，组织一支强有力的现代化军队，发展一种更有效、更有吸引力的政治思想体系。

　　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孙通过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控制了该党。
　　国民党这时首次能作为一个从总部到最小的支部的纪律严明的单位发挥作用。同时，在俄国武器和以瓦西里·布吕歇尔将军为首的俄国军官的帮助下，一支新的军队正在建立。1924年5月，为培养军官，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
　　黄埔军校的正式校长是孙的参谋长、刚从莫斯科红军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回国的蒋介石，但真正的领导人则是布吕歇尔。也许该注意到，该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他后来成为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和总理。最后，孙中山将其政党的思想体系改造成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民权主义旨在实现民主政治，不过，一党统治下的一段时期的监护被认为是必要的。民生主义旨在通过平均分配土地和实现国家对工业的管理或控制来为人民谋求经济上的改善。
　　1925年，正当孙中山为实现他的抱负而制成种种工具之时，他却去世了。
　　他虽未能活着看到军阀被挫败和国家的统一，但今天，大陆的共产党人和台湾的民族主义者都公认他是现代中国伟大的创造者之一。孙中山的去世使蒋介石有可能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1926年5月，他担任了“北伐”的总指挥，“北伐”是一场旨在消灭北洋军阀从而统一中国的战争。
　　国民党军队以宣传团为先导，以破竹之势前进，于10月到达长江。这时，首都迁到了由左翼分子和共产党人控制的汉口。
　　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置身于汉口的左翼分子和蒋将军领导下的右翼分子之间日益增大的分裂。
　　蒋介石赞成民族主义而不赞成社会革命。他因一直行进在他的各师前面的左派宣传团的活动而变得惊慌起来。这些宣传者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中间活动。

　　发动了一场反对拥有土地的绅士，城市资产阶级和西方企业界的革命运动。尽管蒋介石曾与他的俄国顾问密切合作，但他肯定是反共产主义的，他决心阻止左派对国民党的控制。
　　由于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无疑，右派和左派两大相互对立的势力必将进行最后的较量；1927年3月24日攻克南京时，这一较量终于到来。
　　正如其他城市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工人和学生组成队伍。他们发起了总罢工，并能在军阀军队离开和蒋介石军队到达之间的间隙时间里接手控制这座城市。蒋介石一点也不乐意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革命委员会的欢迎。
　　由于国民党保守分子和上海金融界的支持，蒋介石这时对共产党人及其左派盟友进行血洗。鲍罗廷返回俄国，蒋介石改组了国民党，因此，他成为国民党无可争辩的首脑。1928年6月，他的军队占领北京，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完成了国家的正式统一。
　　这一新的中国的首都迁到了南京。
　　这时，蒋介石参观了北京城外的佛寺，这里安葬着孙中山的遗体。他向已故领袖的在天之灵报告说，他已获得胜利。
　　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相比，中国这时的情况的确有了极大的改善。在以后的10年中，中国在蒋的指导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铁路的哩数几乎增加了一倍，现代化公路的哩数也增加了三倍。
　　1932年取缔了国内关税关卡，这类关卡过去大约有500个。而且，首次制造了统一的货币。在政府议事程序、公共卫生、教育和工业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在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政府夺回了关税控制权，收复了割让给外国的一些领土，收回了西方列强夺去的许多特权。到1943年时，所有外国都已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但是，蒋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严重的漏洞，这些漏洞最终证明是致命的。极其需要的土地改革因农村地区的国民党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视。蒋介石的一党制的独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坚持自己的权利；革俞才是唯一的选择。
　　最后，国民党未能发展起能赢得人民支持的思想。民族主义的呼吁对渴望获得土地的农民和贫困的城市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蒋介石认识到有些东西丢失了，于是他求助于儒家有关礼仪和正当行为的古老说教。
　　这些说教在20世纪的中国显得又无效又离奇。
　　如果国民党政权享有长期的和平，那么，它的这些弱点也许会逐渐得到克服。但是，它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有两大死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随后几年中，它的支部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行动起来的号召和在将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平等社会的保证的吸引下，加入了共产党的阵线。众所周知，共产党最初曾与孙中山合作，后来，于1927年同蒋介石决裂。
　　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被蒋介石杀害，但有些人设法逃进了华南山区。他们的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毛泽东这时无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全球通史》 第201节    

　　他根据对农村的直接考察断定，占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对莫斯科来说纯属异端邪说，但毛自行其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在南方建立了独立的军队和政府。
　　蒋介石所作的反应是发动了五次所谓的“剿匪战役”。由于共产党的没收地主的大地产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争取了农民，共产党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了下来。第五次围剿确成功地将共产党人逐出了根据地，当时，这些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
　　最后，9万人设法突破了重围，这些人中只有不到7000人在历经长达6000哩的惊人艰难的跋涉后幸存下来。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368天（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10月25日）的“长征中”，他们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同总数达30多万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最后，共产党的幸存者到达西北诸省，在那里，他们艰苦奋斗，建立了根据地。

　　他们的土地改革政策又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因此，他们能扩大力量，最终发展成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对手。
　　蒋介石在卷入同共产党的这一内战的同时，还遭到了来自国外的日本人的进攻。我们以后将看到（见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这一侵略从1931年占领满洲开始，一直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人控制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时。
　　共产党的颠覆和日本人的侵略加在一起最终使蒋介石于1949年逃往台湾，让毛泽东在其新首都北京统治大陆。第二十二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我们未能将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中，未能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手段将当初已屈服了的俄国引入全面的民主制度之中——这一失败如今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丘吉尔，1949年4月1日
　　在殖民地世界处于民族革命的痛苦中的同时，欧洲本身正充满着社会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旧秩序正受到怀疑，这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一方面是因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影响。

　　因此，1929年以前十年的欧洲历史主要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进行斗争的历史。在苏俄，共产主义在经历数年内战和干涉之后正胜利地兴起。在中欧，激进的革命力量遭到镇压，各种非共产主义政权，从德国的自由魏玛共和国到匈牙利的右派霍尔蒂政府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国家，已相继出现。
　　西欧未遭到如此猛烈的骚扰，然而，即使在西欧，传统的议会机构的权力也因经济困难、大规模失业和内阁不稳定而被滥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时，秩序似乎正在欧洲得到一定的恢复。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人口在减少，各种国际问题似乎也因《道威斯计划》、《洛迪诺公约》、《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和苏联作出的进行五年计划而不进行世界革命的保证而得到解决。

　　在大萧条促成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以前，欧洲正在恢复到正常状态，或者说着起来如此。
　　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反革命和外来干涉的起因　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　3日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见第二十章第四节），希望他们终于能从战争转到建立社会新秩序这一更合意的任务上来。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再打三年多仗，以对付反革命和外来干涉。
　　从某种程度上说，进行反革命的是有产阶级的成员——军官、政府官员、地主和商人；他们由于种种明显的原因而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不过，非布尔什维克左派的各种成员也同样热中于反革命活动，他们中社会革命党人人数最多。他们在需要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意见一致，但非常憎恨布尔什维克垄断革命。
　　他们视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7日的政变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为1917年11月25日选出的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只占175席，而社会革命党人占370席，其他各党派代表占159席（见第二十章第四节）。因此，非布尔什维克左派带头组织地下反对活动，而右派分子则领导军队进行从哥萨克地区开始的公开叛乱。
　　这些反布尔什维克集团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与援助，后者这样做是出于各种原因—一如布尔作维克争取世界革命的使人恼火的运动。

　　在欧洲和殖民地地区，布尔什维克号召“劳苦大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西方许多领导人作出的反应自然是企图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煽动者点燃遍及全世界的革命的导火线之前把他们消灭掉，另外，英法某些政治家错误地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德国总参谋部的工具，也希望除去他们，以便让俄国重新回到战争中来。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协约国以往大量贮存在俄国的军用物资的处理问题，这些军用物资有16万多吨贮存在摩尔曼斯克，80万吨贮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西方列强担心布尔什维克会情愿或不情愿地让这些物资落入德国人手中。

　　协约国干涉的背后还隐藏着经济动机：布尔什维克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和拒付外国债务的做法自然使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持敌对态度，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势来促成干涉。内战过程在这些情况下，俄国边境地区——阿尔汉格尔一摩尔曼斯克北部地区、波罗的海沿海诸省、乌克兰、顿河地区、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不久便成立了几个反革命政府。这些政府除了在某些战线得到军事顾问和小股分遣部队外，还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军用物资。

　　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西方的战争便结束了，于是提出了协约国的干涉是否应进一步进行的问题。原先有关让俄国重新回到战争中来和阻止德国人夺得军用物资的争论这时已毫无意义。
　　在巴黎的会议上，协约国领导人讨论了是否继续进行干涉的问题。
　　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首相都赞成立即停战。但是，乔治·克列孟梭坚持认为，整个欧洲已受到革命的威胁，必须将布尔什维主义消灭在其发源地。为了在国内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责，威尔逊和劳合·乔治不得不离开会议，因此，他们都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们留下的代表、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陆军大臣温斯特·丘吉尔都持有与克列孟横较接近的观点。因而，达成了继续进行干涉的决议；这一重大决择将意味着三年多的战争和战后数年国与国之间互不信任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遗产。
　　起先，布尔什维克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其原因仅在于旧的俄国军队已四分五裂，且没有别的东西可代替。

　　国防人民委员列甫·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军队——红军，到1918年年底时，红军的人数约达50万。当全国各地发生叛乱、协约国军队在沿海地区登陆时，这支军队时常不得不在24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
　　1919年，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对手是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海军将军、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邓尼金将军和爱沙尼亚的尤登尼奇将军。
　　从他们发动的战役中可看出一种共同的格局。他们首先从基地发动突然进攻；轻易地取得最初的胜利，进入距全面胜利不远的阶段，然后，他们被阻挡住了，渐渐被击退，最后被击溃和“肃清”，“肃清”是布尔什维克最喜欢用的一个字眼。1919年3月，高尔察克攻占了乌拉尔山脉西面的乌法城；8月，邓尼金已向北推进到基辅；到10月时，尤登尼奇已深入到彼得格勒郊区。

　　这时，列宁的政权被限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地区，这一地区大约相当于15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然而，到1919年年底时，形势已转变：邓尼金已被迫撤退到克里米亚，尤登尼奇被迫撤退到波罗的海地区，高尔察克不仅被迫退到乌拉尔山脉另一边，而且被捕获和处决。1920年初，这场严峻的考验似乎终于结束了。
　　但是，由于波兰人的出现和法国人重新开始的大规模干涉，战争又进行了整整一年。波兰人决心尽可能地向东扩展他们的边界，于1920年4月趁俄国人混乱和疲惫之际侵入乌克兰。前一年作战的格局这时又再次出现。
　　波兰人快速推进，5月7日便占领了基辅，但5个星期后他们就被赶出了这座城市；到7月中旬时，他们已后撤到自己的国土上。得胜的布尔什维克继续向前推进，8月14日到达华沙郊外。但是，波兰人得到了法国人的有力支持。
　　阻止了俄国人的前进，并设法将他们赶了回去。这场战役于10月中旬结束，1921年3月18日的《里夫条约》规定了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波-苏边界。
　　其时，弗兰格尔将军已取代邓尼金，在法国人的慷慨援助下，占领了俄国南部大部分地区。
　　布尔什维克在结束了同波兰人的战争之后，便将军队掉转过来对付弗兰格尔，向南把他赶到了克里米亚半岛。这座半岛从前是沙皇和大公的游乐地，这时却挤满了大批混杂的难民——高级教士、沙皇的官员、贵族地主和白军的残存者。法国军舰将尽可能多的人撤走，疏散到从君士坦丁堡至马赛的各个港口，剩下的人只好听凭得胜的红军任意摆布。

　　这时，唯一留在俄国国土上的外国军队是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基地进行军事活动的日本人。原先，西伯利亚东部除日本的分遣队外，还有美国和英国的分遣队，但后两者已于1920年撤走。日本人则继续留下来，希望通过傀儡政权来控制这些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的地区。

            《全球通史》 第202节    

　　美国曾再三向日本人施加外交压力，要他们离开，最后，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上，终于说服他们撤走。
　　布尔什维克获胜的根源　随着日本人的撤离，进行内战和干涉的这一悲惨时期顺利地渐近结束。列宁领导的共产党这时控制了全国。
　　1919年时，几乎没有人会预言这一结果，当时，受围困的共产党似乎注定要被得到协约国军队支持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所消灭。但事实是，与苏联历史学家所断言的相反，协约国从未将它们的注意力和财力集中到在俄国继续进行的那场斗争上。除了某些担任次要职务的、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外，协约国领导人认为干涉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因此，他们怀着各种相冲突的动机断断续续地支持干涉。

　　他们的确为白军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军用物资，但却很少派遣军队。只是在俄国北部，这些协约国的分遣队才有效地参加了实际的战斗。事实上，在西伯利亚东部，日本、美国和英国军队更经常参与的是互相争斗的阴谋，而不是反对红军的战斗。
　　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已断言，干涉“在各地起了损害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加强共产党人本身力量的作用。这一因素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如果西方政府没有通过这种设想欠妥的干涉帮助布尔什维主义逐步获得力量，布尔什维主义是否会在整个俄国占上风，是很值得怀疑的。”
　　协约国的不团结和优柔寡断是布尔什维克取胜的一个原因。
　　白军中不团结的情形更为严重，这不仅是因为各领导人的互相冲突的野心，而且是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各种右翼分子的根本对立。相形之下，共产党人享有某些最终证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优势。他们的坚如磐石的党组织强行建立了一种其反对派未曾有过的团结和纪律。
　　共产党得到了卓有成效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有力支持，契卡无情地查获了种种反对派集团。军事人民委员列甫·托洛茨基巧妙地将无产阶级自愿兵的热情与前沙皇军官的不可或缺的技术知识结合起来，缔造了一支新的、强大的红军。而且，这支军队还享有控制国内交通线的巨大优势，这与白军的情况截然不同，白军各部队之间、白军同其西欧和美国的补给品供应地之间相隔着极大的距离。

　　最后，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方面通常做得更成功。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说服俄国农民赞成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实际上，大多数农民对红军和白军都极其不满，他们宁愿独自呆着。但是，当不得不作出选择时，他们常常决定支持红军，他们认为，红军站在他们这一边，允许他们保留从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
　　回想起来，长期的内战和干涉对有关的所有党派都是一场灾难。它使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岸的俄国农村的土地荒废，使俄国人民大批死于横祸、饥饿和疾病。同样严重的是新成立的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苏联领导人怀有的“被资本主义包围”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担心进一步加深，而西方政治家则对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无用的宣言过于认真。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既深刻又持久，因此毒化了随后10年的国际关系，大大地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二、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德国的势力均衡　当内战在苏俄猛烈进行时，欧洲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是共产主义是否会向西方传播。

　　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认为，如果共产主义不能向西方传播，他们的事业注定要失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革命会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生存并扎根，因此，他们密切地、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中欧、尤其是德国的事态发展，因为德国显然是关键性的国家。如果德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的工业实力和俄国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就会是不可摧毁的，革命的前途也就会有保障。

　　最初，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实现。在海军发生兵变和革命从波罗的海诸港口传入内地以后（见第二十章第六节），德国皇帝不得不于1918年11月9日退位。与俄国苏维埃相类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出现在包括柏林在内的各大城市。
　　革命运动非常强大，共产主义似乎很有可能容没欧洲大陆，至少抵达莱茵河。然而，最后的结果并不是产生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产生一个资产阶级的德意志共和国。
　　有几个当时未被注意到的因素可解释这一重大结果，一个因素是战前德国的繁荣，它使工人阶级比较心满意足、无心革命。
　　诚然，1914年时的错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强大的政党，但它很保守，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而不是致力于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农民的富裕，他们的境况比俄国农民要好得多。在战争的几年中，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并不太坏，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把士地分给农民”的口号虽然在俄国非常有效，但对德国的影响却很小。
　　而且，战争在德国革命的时候已结束，这又与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对和平的要求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多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但在德国却毫无意义。此外，尽管德国军队被打败，但它决没有象1917年的俄国军队那样士气沮丧、进行叛乱。

　　在德国，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革命的反对者能号召可靠的军队支持他们。
　　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阵线的分裂。当然，这决不是唯一的分裂。
　　1914年，在支持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上，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分裂了。在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从一开始就支持德国的战争努力。由于他们比较保守，他们这时拚命反对革命的工人士兵委员会。
　　“我憎恨社会革命”，艾伯特坦率地宣布，“我非常憎恨社会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派是斯巴达克斯同盟，它相当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由两位杰出、能干的革命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前者出身于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家庭，后者的祖先为波兰-犹太人。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斯巴达克思同盟支持工人士兵委员会，希望在德国建立一个苏维埃式的政权。

　　在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斯巴达克斯同盟之间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也赞成建立苏维埃德国，但又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合作。魏玛共和国的建立　当马克斯亲王宣布德皇退位时，他自己也辞去了首相职务，将政权交给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艾伯特成立了由“6位委员”组成的内阁即人民代表会议，其中3名为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成员，3名为独立往会民主党党人。

　　斯巴达克思同盟情愿呆在内阁外面，其原因很简单，他们只对使革命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感兴趣。菲利普·谢德曼在议会大厦的阳台上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但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也在一哩以外的帝国宫殿的阳台上宣布苏维埃德国成立。这时，最大的问题是哪一派会取胜。
　　1917年3月，临时政府成立，当时的形势可与俄国的形势相比。艾伯特十分潭楚俄国的结果，他不想成为第二个克伦斯基。因此，11月10日即德皇退位的第二天。
　　他为了镇压斯巴达克思同盟和工人士兵委员会而与总参谋长威廉·格勒纳将军结成了秘密同盟。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两个人都要用连接柏林的总理公署和斯帕的司令部的专用电话进行交谈。由于有了这一强有力的支持，艾伯特开始积极反对极左派。
　　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一起行动，并退出了内阁，但这无关紧要。11月30日，斯巴达克思同盟改名为德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并制订了起义计划，但在这些计划完成之前，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态堡已被逮捕，并“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他们的1，000多名追随者在随后爆发的残酷的巷战中被杀害。
　　到1919年1月中旬时，来自左派的危险已经消除。德国已度过了极为关键的时刻，1919年1月19日，全国举行了国民议会而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当选的代表绝大多数为温和的左派。

　　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一方面是为了避开柏林的骚乱，一方面是为了把世界舆论中的新德国与和平的文化象征如歌德和席勒联系在一起。艾伯特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谢德曼为第一任总理。1919年7月通过的宪法无疑是民主主义的宪法，至少大体上如此。
　　它包含了当时各民主国家所赞成的一切方法，其中包括普选制、比例代表制、权利法案、政教分离和学教分离。当选的总统任期为7年，由他任命总理，又由总理遴选人员，组成一个必须得到国民议会即下院多数成员支持的内阁。参议院即上院由18个州的代表组成，它可以延迟但不能阻止立法。
　　在这新宪法的幌子背后，旧德国的许多东西依然如故。官僚机构、司法系统和警察局完好无损地存留下来。在大学里，最不民主的和反犹太人的教授会和学生组织以学术自由为理由继续保持原状。
　　新组成的国际军是旧帝国军队的缩影。除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外，实际上没有推行任何社会改革。工业上的卡特尔和垄断公司依然如故；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同德皇和各地方统治者一样仍保留着他们的地产。
   
            《全球通史》 第203节    

　　总之，德国革命保留的东西要比它改变的东西多。权力主要落在旧统治者手中，而这些旧统治者永远不会接受新秩序。最初，魏玛共和国在外国的财政援助下确能成功地保持自身的稳定。
　　但是，当大萧条削弱了国家的基础时，这些不顺从的官僚、军官和拥有土地的绅士大多攻击起共和国，加快了共和国的灭亡。美国一位观察家对魏玛共和国的这一内在的致命弱点作了如下描述：

　　想象一下一个让拥护君主制度的法官解释法律、让在忠于旧政权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旧官员管理政府的共和国吧；想象一下一个消极地听任反动的教师和教授教孩子们藐视现有的自由、赞成被美化的封建时代的共和国吧。……这个惊人的共和国向成千成万名毫无顾忌地希望推翻共和国的前官员和文职人员支付了大量的津贴。
　　中欧的革命与倒退　对斯巴达克思同盟的镇压和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确保了中欧其余国家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然而，许多年里，欧洲的这一地区一直充满着骚乱和起义。波罗的海和爱琴海之间的广大农民政治上的觉醒和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原因是无数的农民新兵已因其战争经历而大大地扩大了视野。
　　他们不仅观察到了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别，而且观察到了各国生活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的推翻也给农民以深刻影响。按照长期以来的传统，这种推翻是唤起民族主义愿望和阶级意识的大地震。
　　最后，长年的战争造成的空前的破坏和苦难使革命形势更趋严重，尤其是在那些已遭受失败的国家里。
　　这种革命骚动的确切表现因各国当地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各国共产党并没有起着突出的作用，只有匈牙利例外；在匈牙利，具有教会主义与和平主义学识的贵族哈伊·卡罗伊伯爵已于1918年11月16日宣布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卡罗伊切断了同奥地利的联系，然后试图通过诸如普选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政教分离和没收大地产之类的改革来使匈牙利自由化。但这样做未能把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少数民族争取过来，这些少数民族需要的是独立而不是改革，因此他们指望布拉格、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而不是指望布达佩斯。此外，协约国要求的停战条款非常苛刻，卡罗伊无法接受。

　　1919年3月，他辞职并离开了这个国家。
　　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内的匈牙利国际革命社会党填补了这一空白。在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支持下，这一政党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它的主要人物是库恩·贝洛，他是一位中产阶级的犹太人，过去曾是匈牙利军队中的一名军官，曾作为战俘在俄国生活过。在俄国，他遇见了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回国后成为一位职业革命者。由于是事态的发展使他一步登天取得政权，他不能保住他的权力。
　　乡村的农民通常仍怀有敌意，他们拒绝出售粮食来换取共产党的纸币。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军队正侵入匈牙利，1919年8月4日，他们占领了布达佩斯，迫使库恩·贝洛逃往维也纳。1920年2月，当罗军撤离时，以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为首的右翼政府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宣告成立。
　　霍尔蒂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里一直执政；在这段时期里，匈牙利是中欧唯一几乎完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或其他改革的国家。
　　在其他大多数中欧国家中，农民政党道出了人民大众的不满。下列农民领袖曾在战后数年中就职：1919年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保加利亚就职；1925年斯蒂芬·拉迪奇在南斯拉夫就职21926年文森特·维托斯在波兰就职；1928年尤利乌·马纽在罗马尼亚就职。

　　然而，由于他们奉行和平主义、不喜欢暴力，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长期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很易受到那些处于牢固地位的军人和官员的伤害，那些人在其利益受到威胁时就毫不犹豫地尽力争夺政权。农民领袖失败的另一原因在于为政治机会所吸引的律师和城市知识分子愈来愈控制了农民政党。
　　在这种领导下。各农民政党通常代表富农的利益。与广大贫农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农民领袖一个接一个地被革职。1923年，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遭暗杀，鲍里斯国王建立了一个独裁政府。1928年，拉迪奇遭晴杀，第二年，亚历山大国王建立了他的独裁政府。
　　在波兰，维托斯只维持了几天就被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除掉；后者统治了全国，直到1935年他死去为止。1930年，马纽被国王卡罗尔二世解除职务，卡罗尔二世一再建立和废除内阁，直虽IO年后被迫逃离罗马尼亚。
　　这同样的格局也在奥地利和希腊占上风；由于各种原因，农民政党从未在这两个国家生根。
　　奥地利最后于1934年建立了由陶尔斐斯总理领导的独裁政府，希腊于1936年建立了由迈塔克萨斯将军领导的公然的法西斯政权。因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整个中欧全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只有一个国家例外，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拥有某些可说明其独特性的有利条件：高水平的文化、从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下来的受过训练的官僚、扬·马萨里克和爱华德·贝奈斯的强有力的领导以及能比以农业为主的东方国家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大的安全感的平衡的经济。

　　三、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正当布尔什维克主义、平均地权论和传统的议会主义为在东欧和中欧居首要地位而斗争之际，一个全新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意大利出现，它是欧洲战后数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创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而平均地权论则是在20世纪初随着农民政党的出现而在政治上逐渐形成。相形之下，法西斯主义是1922年10月随着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才突然地、戏剧性地出现。

　　意大利战后的状况为猛烈的、惊人的、反理智的运动如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19年的意大利只有过两代人的民族独立和统一。实际上，议会政府是个腐烂的泥淖；党“魁”们在这泥淖里巧妙地操纵着各种短命的联合集团。
　　这个不稳定的政治给构在战后数年中因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被进一步削弱。数百万复员军人中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正在衰落。
　　移居外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起着保险阀和海外汇款来源的作用，这时却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限制性法规而逐渐停止。这种经济压力引起了民众的不安，而巴黎和会藐视意大利的要求的做法则使民众的不安更趋严重。鲜血和财富的支出似乎已是徒然的，由此导致的失望和受伤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局面。
　　这一点随着1919年11月的选举而变得十分明显，这次选举社会党获得160席，天主教人民党获103席，而传统的自由党和激进党分别获得93席和58席。当议会开会时，社会觉人拒绝向国王致意，并高呼“社会主义万岁！”　1920年9月，事态达到高潮，当时，整个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开始接管工厂。已于1920年6月组阁的战前老政治操纵者乔凡尼·焦利蒂决定让那些“露营者”占有工厂，因为他以为他们会把工厂的经营搞糟，会不得不自动地撤离工厂。

　　最后，工人们的确同意撤离，作为增加工资和参与工业管理的回报。
　　一次又一次的“静坐示威”证明了政府和工厂主的不起作用的、无力的地位，使人们突然了解了当时的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次“静坐示威”强调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无用的“最高纲领主义”。
　　虽然这些大声嚷叫的革命者在要求立即的社会主义化方面令人觉得很象列宁，但他们并没有夺取政权的意图和计划。他们无疑有一切机会接管政权，因为焦利蒂没有动手对付“静坐示威”，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知道士兵们是服从命令还是加入工人的行列。进行革命的所有第一流的条件都已具备—一只是没有开始革命的愿望。
　　当时社会党的口号是：“革命不是靠人发动的。革命是自己到来的。”两年中，这一口号被一个准备发动革命的人证明是错误的。
　　贝尼托·墨索里尼是贫穷的罗马涅斯村一位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铁匠的儿子，乃工人阶级出身。他设法获得了一张教师证书，但却很少利用它。就性情而言，他更适合做革命鼓动工作，而不是在课堂讲学。

　　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战争中，他因其煽动性演说而引人注目，在演说中，他把意大利国旗称作“只配插在粪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为官方的社会党报《前进报》的编辑。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仍是一位革命者，一位和平主义者，但第二个月，他便在法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的促进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法国政府这时迫切希望意大利成为它的盟国。

　　墨索里尼已有可能创办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通过这份报纸，他开展了一场猛烈的主张进行干涉的运动。1915年9月，墨索里尼应征参战，在战壕里战斗了几个星期，直至因受伤奉命退伍。此后，他默默无闻地遭冷落，直到1919年他建立其第一个“战斗队”即“战斗的法西斯”为止。
 
            《全球通史》 第204节    

　　“法西斯”指一束棍棒，中间绑着一柄刀锋凸出的斧头，是古罗马侍从官为地方行政长官开道时掮荷的权标。因而，它是统一和权力的象征，成为墨索里尼反对当时政治混乱和社会冲突的口号。起先，他只得到一小撮失意学生和复员军人的支持。
　　在1919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他提出了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位是他本人；但他和另一候选人都未当选，他仅得到4，975票，而他的对手社会党人却获得18万票。但是，在1921年5月15日的选举中，法西斯党赢得了22席，而社会党代表的席位则从160席降到了122席。最大的胜利者是自由党，获得275席，天主教人民党仍保留了107席，新成立的共产党只得16席。

　　墨索里尼离当权者的位置还很远，但在选举时，他的政党至少已拥有一个其成员约达25万名的全国性组织。从那时起，这个党稳稳地迅速前进，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党人的消极情绪造成了一个使墨索里尼能立刻填补进去的空白。同样重要的是墨索里尼这时从实业家、地主和有产阶级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
　　这些人给普遍地夺取工厂和地产的景象吓坏了，希望依靠法西斯暴力小组作为对付可怕的社会革命的堡垒。实际上，随着1920年9月底工人们撤离工厂，革命的危险已经消失。这时。
　　正是法西斯暴力小组在警察仁慈地保持中立这种做法的帮助下扰乱着社会的安宁。他们不受惩罚地进攻工会办公室和社会党总部，袭击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驱逐身为社会党人的市长和其他官员，捣毁反对派报社。政府和社会上的富人不但容忍这种暴力恐怖运动，甚至还秘密地给它以支持和援助。
　　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尊重君主政体和教会的利益的明确保证赢得了国王和教会的支持，从而为一场政变作好了准备。由于正规军和警察已明确表示他们仁慈地保持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着手动员他的黑衫党党员进行一次已被广泛宣传的向罗马的进军。路易吉·法克塔首相请求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颁布戒严令，但国王拒绝了，反而请墨索里尼组阁。

　　因此，黑衫党党员只须象征性地向罗马进军，而墨索里尼则虎头蛇尾地于10月27日乘一辆卧车抵达罗马。
　　墨索里尼通过专门的符合宪法的方式当上了首相，但是，他却无意尊重宪法程序，这一点不久就变得很明显。他的党在1921年的选举中获得35席，而这些席位仅占全部席位的6％。
　　墨索里尼警告议会说：“我本来是可以使这个肮脏、阴暗的会议大厅变成暴力小组的宿营地……但我不想这样做，至少现在不想这样做。”为了恢复秩序和推行改革，议会和国王授予墨索里尼以独裁权力，这种权力可一直行使到1923年12月3I日。在这段时期中，他允许新闻界、工会和议会各党派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但与此同时，他正通过任命赞成法西斯的人为省长和法官、组织一支自愿参加的法西斯民兵队伍来控制国家机器。
　　最后的较量随着1924年4月6日的选举而到来。法西斯党通过任意使用暴力小组，获得了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而在这之前他们仅拥有35席。

　　两个月后，人们发现杰出的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被暗杀。他曾写过《法西斯蒂真相》一书，描述了法西斯党徒数百件非法暴行的详情。人们普遍猜疑，马泰奥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杀害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
　　大多数非法西斯议员退出了议会，发誓马泰奥蒂事件不澄清决不返回议会。墨索里尼面临着重大危机，但由于反对派的优柔寡断和国王的坚决支持，他设法幸存了下来。
　　到1926年秋时，墨索里尼认为自己已强大得可以采取攻势。
　　他宣布缺席议员的席位为空缺的席位，解散了各种老的政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由于议会仅起通过法西斯议案的橡皮图章作用，意大利已成为一党制国家。
　　新的法西斯政权逐步形成了某些独特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实行组合国；在组合国中，议员不是作为地区性选区的代表，而是作为行业和职业的代表当选的。从理论上讲，它通过将劳资双方一起置于国家善意的保护下，消除了阶级冲突。实际上，只有资方享受到了真正的自治，而劳方则被否定了罢工或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权利。

　　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在组合国中基本上都没有得到改善。
　　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特点是精心设计的市政工程规划；制订这种规划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树立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建造物，以颂扬法西斯主义。过去的纪念碑得到了修复，许多城市被装饰以高大的新建筑物、工人住宅和运动场。
　　有些沼泽地被抽干用来耕种。使旅游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准时运行”的火车和广泛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这个法西斯政权奉行对外侵略的政策，这一政策以当时的一种新学说——战争和帝国扩张的内在价值和必要性——为依据。
　　墨索里尼在官方的《意大利百科全书》中写道：“只有战争能使人类的能力达到最高水平，能在敢于从事战争的人身上打上高贵的印记。……法西斯主义认为获取最高统治权的趋向……是生命力的表现。”1923年，墨索里尼企图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以驻希腊的一些意大利官员被暗杀为借口占领了希腊的科孝岛。
　　当时的国际气候对这样的冒险很不利，墨索里尼发现，在得到某些赔偿之后必须撤退。但在20世纪30年代，外交上的势力均衡起了变化，给予他更大的行动自由。他立刻趁机入侵埃塞俄比亚，结成罗马-柏林轴心（见第二十四章第三节，第四节）。
　　四、西欧的民主主义问题
　　西欧不存在可与俄国内战和中欧左、右派之间剧烈冲突相比的种种动乱。民主制度在西方更为根深蒂固，因此主要的社会结构更健全，并享有民众更多的支持。此外，西方列强已是战争中的胜者，而不是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不过，不能因此就说西欧在战后数年中没有遇到因难。实际上，它也有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西欧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历可说明这一点。
　　英国　英国的主要问题无疑是长期、严重的失业问题。战争结束后紧接着有过一时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以满足波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1920年，经济萧条开始出现，到1921年3月时，已有800多万人失业。
　　80世纪2O年代失业仍在继续，而20世纪30年代形势变得更糟。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实际上从1920年而不是从1929年就已开始，而且无较大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要了解这一长期的严峻考验，就应该注意到，英国战前的经济是以进口食品和原料、出口制成品为基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建造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新船只，出口它所生产的九分之七的棉布、三分之一的煤和四分之一的钢铁。此外，英国还从海外投资、金融业务和商船运输中得到大量的无形收入。
　　世界大战刺激了诸如美国、日本和英联邦自治领之类国家的工业化，打破了这一经济平衡。
　　这意味着英国海外市场的减少，尤其是纺织品市场的减少；在纺织品方面，英国面临着日本的激烈竞争。英国商船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和英国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这一事实一样，也使无形收入减少。布尔什维克革命进一步损害了英国的经济，因为它不仅消灭了大量的投资，还消灭了一个重要的制成品市场。
　　在解释英国的经济困难时，至少与战争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英国人本身在提高工业效率方面未能跟上世界其余国家。最初，他们曾在工业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但现在，他们却在使其设备现代化方面落在后面。因为他们往往不是到机器过时时，而是到机器用坏时，才更换机器，所以，每工时的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落后了。

　　例如，假定1913年矿山每一工人在一个轮班中所作的工作量为100，那么到1938年时在英国矿山仅增加到113，而在德国矿山却增加到164，在荷兰增加到201。
　　面对效率更高的外国工业的竞争，英国制造商常采取的手段是削减工资、相互间达成确定价格、分配生产定额和分享日益缩小的外国市场的协议。这些措施并没有面对英国工业日益过时这一根本问题。
　　这种失败某种程度上起因于英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英国各大学最能干的毕业生很可能进入行政部门而不是经商，因此，工业常常留给那些能力较差、未受过充分的技术训练的人管理。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职责是与工会斗争、使工资保持低水平，而不是提高工厂的效率和生产率。
　　同时，工人不仅为提高工资而斗争，而且常常为阻止可能降低就业率的技术进步而斗争。
　　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笼罩着英国的几乎未得到缓和的不景气。数百万家庭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
　　整整一代人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情况使人们在心理上如同在经济上一样不健全。最后，失业者变得情绪低落，依赖失业救济，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全球通史》 第205节    

　　这些状况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希望摆脱困境而愈来愈转向工党。因而，这种经济危机往往使英国政界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每一个党都有自己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保护贸易制；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最终结果是保守党和工党一个接一个地交替组阁，但没有一个内阁能大大地改善国家的命运。
　　随着大战的结束，劳合·乔治首相于1918年12月14日举行了所谓的“非常时期大选”。
　　他的联合政府因极端民族主义政纲而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484席；这一政纲包括将战争赔偿金全部送回本国和严厉惩办德国“战犯”。尽管劳合·乔治获得了绝大多数席位，但他的地位仍不牢固，因为他的支持者中有70％的人是保守党人，而自由党人则分裂成他的支持者和在野的阿斯奎斯的26名追随者。这使工党成为主要的反对党，但由于它只占有63席，它不能指望向占绝对优势的保守党挑战。

　　劳合·乔治从一开始起就因长期存在的爱尔兰问题而感到窘迫。1914年大战的爆发结束了自由党让爱尔兰自治的尝试。新成立的新芬党在1918年的选举中获得了73席，这时，它正要求完全独立。
　　这些代表拒绝在威斯敏斯特担任下议院议员，于1919年1月在都柏林聚会，并直布爱尔兰为自由邦，因而导致了残酷的游击战争；这一战争一直拖延到1922年劳合·乔治同意爱尔兰自由邦享有与其它自治领相似的地位时为止。爱尔兰的这些骚动与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一起逐渐破坏了劳合·乔治的地位。1922年10月，劳合，乔治被迫下台，让位给安德鲁·博纳·劳，后者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保守党政府。

　　11月举行的选举中保守党获得了多数席位，但工党令人吃惊地赢得了142席，而自由党仍意见分歧、软弱无力。1923年5月，博纳·劳因健康不佳而辞职，斯坦利·鲍德温继任首相。新首相提出了更高的保护关税，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他要求1923年报月举行选举，对这种彻底背离英国自由贸易传统的办法作出裁决。
　　在选举中，保守党失去了他们的多数票，但保有未超过半数的最多票数，其次是工党和新统一的自由党，分别获得192席和158席。
　　鲍德温拒绝组织新政府，因此，拉姆夫·麦克唐纳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成为第一个工党内阁的首脑。他当政仅10个月（1924年1月至11月），除采纳一种更具和解性的对德政策和承认苏联外，几乎没有什么成就。
　　承认苏联的做法给保守党提供了推翻政府所短要的论点。他们提出了“红色”恐怖的问题，并用它在随后的选举中击败了工党，在这次选举中，他们赢得了占多数的200个席位。鲍德温这时组织了一个持续了5年的政府。
　　它的政策反映了其领导人的谨慎、平庸。失业仍在继续，最终导致了1926年的总罢工。尽管罢工有250万工人的支持，但还是失败了，政府成功地通过了《劳资争议法》，宣布所有的“同情”罢工均为非法的．
　　依照法规，议会的任期满了；1929年5月举行了大选。

　　鲍德温特有的口号是“安全第一”，但这一口号在不断增长的失业率面前并不受人欢迎。工党获得了289席，保守党获259席，自由党获58席。麦克唐纳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再次组阁。
　　他不能料到，这个国家会在半年内遭到大萧条的打击；这次大萧条使英国经济更加瘫痪，最后扫除了麦克唐纳的新政府。
　　法国　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数邻邦要好些。法国有一个十分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象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易受伤害。
　　战争的和平解决使法国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丰富的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加强了法国的经济。反过来说，法国早几年日因损失140万年富力强的男子和财产遭到空前破坏而被削弱。西线的战争主要在法国国土上进行，这给村庄、城镇、工厂、矿山和铁路带来了价值230亿美元的损失。
　　而且，法国先前是通过贷款而不是通过税收来为战争筹措资金，这在战后就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的贷款来重建家园。政府采取了多印钞票的手段，结果导致了法郎贬值，而这又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

　　与英国只有两、三个政党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拥有好几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无能力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足够大的联盟或集团。
　　这一点说明了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更换得较快的原因。从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党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激进社会党以及诸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之类的右派各党。共产党和社会党主要代表城乡工人；激进社会党是中间派，为中下层阶级所支持；右派各党通常为扭有力的天主教徒，代表财团和巨额融资。
　　如同英国发生的情况一样，法国1919年的选举选出了一个由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占优势的议会。在以后5年中，法国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诸党的基础上的“民族集团’内阁统治。这一时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来，他决心要德国人赔偿重建家园所需的费用。
　　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923年法国对鲁尔的侵占，这是一次代价昂贵、几乎一无所获的行动。到1924年初时，一法郎的价值已从战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点。法国公众因这种经济上的不稳定和对鲁尔的冒险行动而与政府疏远，鲁尔行动使人们担心会重新爆发战争。
　　因此，在1924年5月的大选中，“左翼联盟”即“左派集团”获得多数席位。激进社会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理。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结束了对鲁尔的侵占，同意和平解决赔偿问题，承认苏联。
　　但财政难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这难题上，放任主义的激进社会党人和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社会党人要求资本课税，赫里欧却反对，结果他的内阁于1925年4月垮台。法郎立即贬值，第二年，一法郎仅值2美分——其价值相当于战前的十分之一。

　　法国这时再次转向右派。1926年7月，普恩加来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有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为表明形势的严重性，新内阁包括6位前总理，其中还有赫里欧。
　　普恩加来采取了保守但却严厉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岁入。到1926年年底时，法郎的币值达到一法郎值4美分，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由于这只是战前法郎价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国债，不过，这是在法国债券持有人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
　　法郎的贬值吸引了许多旅游者，尤其是美国人，同时还促进了法国商品的出口。普恩加来的成功使他当了三年总理，创造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高纪录。1929年夏，普恩加来辞职，恰好避开了一股经济旋风，这股经济旋风将破坏他先前所已实现的不牢固的稳定局面。
　　五、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赔款问题的解决：道威斯计划　1924年至1929年是欧洲和平与和解的时期之一。1924年，《道威斯计划》——一项有关赔款支付的协定——的协商是这一稳定过程的第一阶段。《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人承担战争责任，要求德国人答应贻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
　　在凡尔赛，对赔款支付的数额和时间表没有达成协议；在以后几年中，这一问题不仅是协约国与德国之间，而且是各协约国之间长期不和的根源。

　　1920年，赔款委员会——一个受命拟定详细计划的机构——决定，德国的赔款应按下列方案分配：52%给法国，22%给英国，10%给意大利，8%给比利时，剩下的8%给其他协约国。第二年，委员会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320亿美元，可用现金和实物（煤、机车、纺织机械和德国工厂及矿山的其它产品）支付。
　　协约国的企业界很快就提出抗议，因为这些商品正形成一股与他们自己的商品相竞争的力量。因此，协约国要求德国主要以现金支付赔款，但这只有在德国的出口额大大超过进口额时才能实现，这一点自然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世界各地的关税正在提高，德国也正在增加进口商品以满足重建家园的需要。
　　1921年和1922年，德国支付了部分赔款，但与此同时，它正遭受着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1914年时，一马克值25美分，到1922年7月，已贬值到仅值2美分，一年以后，它变得一文不值——一大堆马克才兑换一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要求延缓两年偿付赔款。英国人正在受失业之苦，急欲加快国际贸易的复兴，因此同意了这一要求。
　　然而，遭受损失最惨重的法国人确信，只要德国人愿意就一定能偿付，并着手使用武力。1923年1月，法国军队不顾英国人的批评，与意大利和比利时小股部队一起侵占了鲁尔工业区．

　　德国人的反应是进行总罢工，结果，法国人不得不为占领付出了得不偿失的代价。由于德国经济毫无生气、法国人又受到阻碍，赔款问题陷入僵局，于是，成立了一个由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主持的经济专家委员会。
  
            《全球通史》 第206节    

　　1924年9月1日，协约国和德国双方通过并开始实施所谓的《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建立在“商业，而不是政治”这一口号的基础上，它要求每年支付的赔款额从23800万美元开始，达到最高额59500万美元。这些金额可依据一定年份的繁荣指数予以调整。
　　另外，德国须废除其恶性膨胀的货币，并在协约国的监督下改组它的国家银行。作为回报，德国将得到8亿美元的外国贷款，而法国必须撤离鲁尔。
　　然而，这一安排同其它许多安排一样，将被大萧条的冲击带走。
　　即使在1928年9月以前《道威斯计划》生效的4年里，德国人支付的现金和实物也仅相当于他们从外国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所借款项的一半。不过，《道威斯计划》的确缓和了欧洲的紧张局势，为政治问题的解决开了路。
　　寻求和平：洛迦诺公约　在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欧洲的外交为法国及其中欧和东欧的盟国所支配。
　　由于奥匈帝国的消失、德国和俄国的屈服，法国这时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因为德国和俄国显然迟早会设法重申自己的主张，所以，法国外交的目标是为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可靠、持久的基础。
　　从理论上说，国际联盟以其《盟约》第十条提供了普遍的安全，这一条耍求各成员国“尊重并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困难在于国联缺乏实施这一条款所必需的力量。国联大会能请求成员国运用经济抵制甚至武装报复来反对侵略者，但这种经济和军事制裁的任何一项措施都只能由各国政府来实施。国联本身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法；法国曾提出成立一支由国联支配的国际警察部队，但这一建议被否决了。

　　因此，归根到底，国联所作的决定的分量取决于国际舆论，而国际舆论在重大问题上通常是混乱的、有分歧的。
　　法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德国的两次侵略，因此，它不愿将其安全交托给没有权威的国联。最初，它建议结成英法美三国同盟，这将保证法国在遭到德国侵略时得到英美的援助。
　　当这一计划因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同盟条约而失败时，法国转向了较小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修订条约方面与它有着共同的利益。它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别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军事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先前已在1920年至1921年间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一赵成立了所谓的“小协约”，以便在遭到匈牙利的进攻或面临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时，互相提供援助。

　　波兰因于1921年与罗马尼亚给成同盟而与小协约国连在一起；在与罗马尼亚缔结的盟约中，波、罗两国保证在遭到俄国侵略时互相援助。由于法国与小协约国的关系，法国能扩大自己的联盟组织，分别于1926年和1927年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拉入联盟。这一联盟组织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及其盟国。

　　不过，大约1925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有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暂时获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外交部长即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国的古斯塔夫·斯特来斯曼持相互和解的态度，他们断定各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张伯伦还说服意大利人接受了这一观点。给果产生了称为《洛迦诺公约》的一系列协定，这些协定是于1925年10月签订的。

　　这些协定规定，德国可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同意不通过武力来谋求条约的修订，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一切争端。德国确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利，但它承认其西部边界的永久性。
　　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答应任何时候都尊重它们相互间的边界，英国和意大利保证遵守这一规定。
　　洛迦诺精神　《洛迪诺公约》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伯伦表达了那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他宣称，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的真正分界线”。
　　同样，白里安也发表了有关“洛迪诺精神”的动人演说；“洛迪诺精神”禁止了战争，用“调解、仲裁与和平”代替了战争。在这种乐观主义的余辉中，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按照白里安的建议，提出各国保证摈弃战争、不把战争当作“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这一建议得到了实施，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被签订。

　　由于公约只拒绝战争并未规定制裁措施，它很快就得到60多个国家的签署。虽然公约只依靠世界舆论这种道义上的压力，但仅如此多的国家签署公约这一事实便足以促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同样有希望的是同德国关系的改善。
　　1926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另外，关于赔款的支付问题，也与德国达成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道威斯计划》没有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因此，第二个经济专家委员会在另一位美国财政家欧文·扬格主席的领导下，于1929年在巴黎开会，制订了一个于1930年初被采纳的新的赔款计划。
　　这一计划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为80亿美元，58年内分期付清。作为对德国接受《扬格计划》的回报，法国于1930年，即比《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期限早四年撤出莱茵兰。
　　与此同时，一系列裁军会议正在举行，这不仅是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而月、是因为协约国已用旨在“普遍限制各国军备”的说法迫使德国裁军。

　　此外，国联盟约声明“维护和平需宴裁减各国的军备，”并规定国联理事会“制定计划”。不过，尽管有这些保证，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并没有实现全面裁军。拥有被征集的军队的国家不希望将受过训练的后备兵作为实际可作战的士兵包括在军队兵额之内，而那些拥有自愿军的国家则坚持认为后备兵应包括在内。
　　有些国家要求军备限制以财政支出为基础，但英国和美国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每个士兵的财政支出比别的国家高得多。此外，法国及其盟国坚决主张军备应受到国际的控制和监督，而英美则宁愿依靠信义。根本的困难在于：各国考虑到缺乏一个国际安全体系，便靠自己的军队来谋求安全。
　　不过，在限制海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海军强国的数目比陆军强国少。但即使在这方面，也只是对某类舰只的吨位比例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没有限制舰只的总吨位。尽管裁军失败了，但20年代末期人们都有一种感觉，认为欧洲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状况：德国和它以前的敌人似乎已经和解；法国军队撤出了莱茵兰，德国人加入了国联；赔款问题似乎终于得到了解决；60多个国家已摈弃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率正相应下降。

　　甚至来自苏联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个国家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一个新的、宏伟的“五年计划”（见第二十三章第一节）。西方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这一计划是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它至少可使苏联人的注意力从国际冒险活动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去。因此，“洛迦偌精神”似乎是有意义、有内容的，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欧洲这时能安定下来，象在19世纪那样去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第二十三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1931年这一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前几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诺德·J·汤因比
　　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安定下来处于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兴亡更替。
　　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地、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改变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此，大萧条是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

　　相反，1929年以后的几年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一个接一个，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的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
　　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厉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实质上是成功的。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它们一者衬托了另一者，两者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一、五年计划

            《全球通史》 第207节    

　　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发现自己处于俄国的主人地位，就面临着创建太平盛世的挑战；关于这种太平盛世，他们过去已宣传很久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对迎接这一挑战毫无准备。过去的历史中没有模式可遵循，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们几乎只是论述如何夺取政权，而没有论及夺取政权以后该怎么办。

　　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的传统定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实现不起指导作用。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
　　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当时，为了向前线提供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从这类措施发展而来的。
　　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特征是强行征收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原先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屏弃了。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收。
　　正如一位农民所说的那样：“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已陷于瘫痪状态，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间的接连不断的战争。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3000万吨。

　　最大的灾难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干旱，它促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无数的人死于饥饿，还有无数的人只是由于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虽然以往一向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时却也起来造反，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
　　新经济政策　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农民们在向国家缴纳约占其产量的12%的实物税之后，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
　　农民和新商人即当时所称的“耐泼曼”，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随后几年中、最大的问题是这“前进两步’应该怎么走。新经济政策的确给了人民一段喘息时间，并使经济从1921年的普遍萧条中恢复过来。到1926年时，工农业产量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还不够。
　　从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万，因此，战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标准还未达到。而且，这些标准对19世纪的沙皇俄国来说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说20世纪的苏联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农民即富农（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为“拳头”）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断增长。
　　由于农产品价格已降到1913年时的一半多一点，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几乎增加了一倍,富农公开敌视苏维埃政权。他们生产了大部分剩余粮食，所以，采取的报复手段是：或者减少自己的产量,或者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迫使价格上涨。因此，苏维埃发现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越来越困难了;敌对的富农能够随意使城市居民挨饿。
　　这就是在预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伟大革命之后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　1924年，列宁去世，于是，关于用什么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经济问题便同由谁来继承列宁这一政治问题连系在一起。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还认为在价格问题上应向富农作出让步，以便鼓励他们增加产量。

　　一些剩余产品可以卖到国外，所得的收入用于发展工业。这一计划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对，理由是它不会带来工业化所必需的大量资本。因此，这一派希望通过全面规划来加速工业的发展，依靠所增加的工业产品去鼓励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当约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头当党的领袖时，他采纳了第二派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建议，不过，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样重要的贡献：农业集体化；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在不作经济让步的情况下强迫农民生产剩余粮食，从而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1928年，斯大林开始实行旨在使这一计划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由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苏联利用了各种资源、采用了各种说服和强制的手段来加速这些五年计划的实现。

　　这些计划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们为国家的整个经济的改造和运转提供了蓝图和办法。“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当于西方内阁的苏联内阁——人民委员会任命。直到今天，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责仍是根据政府提出的总方针和全国各地送来的统计资料制订计划。
　　政府（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领导者）作出种种基本的决定，如某项特定的计划是应全力以赴生产武器还是建立重工业，是应全力以赴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还是减少粮食作物以增加工业作物。国家计划委员会以这些方针为指导，动手处理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总部的大量统计资料。苏联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农业、工业、军事还是文化组织——部必须依法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供有关资源和经营的具体资料。

　　大量资料先由一批受过高度训练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进行处理，由他们进而制订出临时的五年计划。在经过评议和听取有关组织的不同建议之后，再起草制定最后的计划。这些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虽然与现在由计算机制定的计划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达1600页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统计资料涉及到重工业、轻工业、金融、合作社、农业、运输、通讯、劳力、工资、学校、文学、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险等各方面。

　　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曾说过，富农对集体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危险的挑战。然而，他除了将其计划强加给富农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集体化是他所制订的新经济的基础。富农们自然反对集体农庄，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件加入农庄。
　　有时候，富农们烧毁集体农庄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谣言吓走其他农民。苏联政府毫不容情地镇压了这种反抗，通过发动贫农反对富农，激起了乡村中的阶级斗争。警察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了村庄，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
　　最后，政府能独行其是，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合并到242400个集体农庄和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集体农庄的大部分土地由农民共同耕种，到年底时农民根据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备的技能分红。每个家庭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屋、家具。
　　少量的牲畜、农具、数量不受限制的家禽和房屋周围一个0．25至2．5英亩的菜园。在这菜园里，各家可以种自己想种的东西，所得的产品可以由自己消费，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镇的公开市场上去出售。相反，集体耕田里的产品则以低价卖给政府、工业企业和自治市。
　　政府虽然未在理论上但在事实上还规定了每个集体农庄应生产什么、应由谁当管理人。

　　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有两点不同：它们的工人象工厂里的工人一样拿固定工资，它们土地的面积比集体农庄大得多——1938年时大约大五倍。国营农场主要是用来作为周围集体农庄的实验性农场，即模范农场，其产品属于政府，政府是国营农场的所有者。
　　虽然苏联成功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农场，但集体化农业的产量一直令人非常失望。俄国农场已800万工人生产的东西大约仅相当于美国农场400万工人所生产的80%。造成这一悬殊差别的一个原因在于苏联的气候比起美国的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要不利得多。
　　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对发展工业更感兴趣，因而使农业处于挨饿的状态。这意味着俄国农场所能得到的机械和肥料比美国农场少。这还意味着国家税收高，农产品价格低，使集体农庄农民到年底时几乎两手空空。
　　缺乏刺激这一点对生产率的影响极为不利，因此，它大大地促成了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
　　虽然从生产的观点来看农业集体化并不成功，但它还是为五年计划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它消灭了曾经极大地威胁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富农。
　　农民不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维埃的权威在农村被牢固地确立。这又使苏联政府能强迫农民承担工业化的大量费用。国家以征税的形式吸走剩余产品，然后将剩余产品出口，以便为工业化筹措资金。

            《全球通史》 第208节    
 
　　尽管农民一直取不合作的态度，但由于农业集体化制度，政府已能够向农民榨取足够的东西，用来供养城市居民、帮助支付新的工业中心的费用。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决定把极大量的资本投入农业，这一决定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为工业的利益而对农民征税这一传统政策。
　　工业的发展　在苏联农业停滞不前的同时，工业一直径稳步前进。
　　实际上，这两种趋势是直接相联的。农业之所以落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喜欢私人农场而不喜欢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集体农庄，同时也因为政府通过为工业的利益而吸走资本直接牺牲了农业。为了使苏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苏联领导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十分必要的。
　　大多数农场是作为农业合作社经营的，而工厂主要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经管。除了为工业提供必需的资本外，政府还为促进最高产量而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做法。工人和经理都必须完成某种定额，违则罚款或开除。
　　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超额完成定额，就会得到奖金．工会虽可以成立并得到承认，但未获得罢工的基本权利——因为罢工会与苏联计划经济的目标和作用相对立。罢工的目的是确保工人以较高工资的形式得到他们所生产的较大部分，而国家计划委员会早已决定多少归工人，多少由政府用于工业的再投资。实际上，苏联的工业已经象事实上那样迅速向前发展，因为政府提取了大约40%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只提取了大约20%国民收入。

　　而且，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能随意分配投资资本。因此，苏联工业总产品中大约有70%是资本货物，30%是消费品；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
　　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由于大萧条所造成的西方生产率的下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其中除了工业产量外还包括落后的农业产量）在1928年至1952年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这一发展速度超过了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国家。今天，苏联仍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不过它的产量大约只有美国产量的一半。
　　应该强调指出，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在不顾苏联公民的愿望、使他们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苏联公民被迫为将来而努力工作，忍受现在的贫困。根据计划，消费品匮乏、昂贵、质量低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产品与劳务的总市场价值）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6%至48%。
　　按人均计算，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五分之二。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从全球影响的观点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很可能将证明比共产国际具有更大的意义。五年计划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同一时期西方经济的崩溃。
　　社会主义不再是空想家的梦；它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从苏联回国后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因此，原先的怀疑态度转变为真正的兴趣，有时转变为模仿。

　　为国家资源的投资确定重点是实行计划的实质，苏联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种种经济政策。有些国家甚至开始了自己的持续时间不一的计划，希望来减轻本国的经济困难。
　　五年计划给西方国家留下的印象似乎不象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印象那么深，一个原因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苏联公民受到了严重的剥削。
　　苏联人的衣衫褴楼、食物单调、住房糟糕和消费品匮乏给访问苏联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反映在一党制政治结构中的个人自由缺乏、工会受束缚、教育受统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严格控制同样使他们感到震惊。尽管苏联取得了五年计划的成就，但苏联社会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仿效的社会主义乐园。
　　不发达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苏联是一个在30年内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军事强国的国家。使这一惊人的变化成为可能的种种制度和技术对这些民族来说非常重要。
　　尽管大多数民族最近已赢得政治独立，但他们还远没有获得经济独立。因此，他们是用羡慕而不是同情的眼光来看待苏联的生活水平。他们不太注意苏联人缺乏个人自由这一点，因为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还享受不到这样的自由。

　　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大国，也是一个亚洲大国，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它的边界从朝鲜起，经过蒙古、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几乎所有这些地区，边界两边都居住着同族人，因而促进了相互情况的比较和相互影响。
　　由于五年计划对苏联东部地区的有力影响，在多数情况下，苏联的情况相比之下很顺利。在漫长边界的另一边很少有与苏联中亚诸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相类似的成就，这些共和国的成就除识字的人由1914年的约20%上升到1940年的75%、进而几乎上升到今天的100%外，还包括185哩长的费尔干纳灌渠、900哩长的特克西伯铁路、新建的纺织厂、卡拉干达产煤区、莱克·巴契炼钢厂、化肥厂和农机厂等。

　　苏联的中亚政策并没有获得全体一致的赞成。
　　为了逃避五年计划早期阶段的镇压，有10万到20万哈萨克人逃进了中国的新疆。老一辈人中有许多人坚决反对其共和国的日益俄罗斯化——这些共和国的日益俄罗斯化是政府故意制定的政策的结果，也是大批斯拉夫人迁入的结果。但是，这种内部的不满实质上并没有影响苏联的计划经济对生活在前殖民地地区的许多人所具有的吸引力。

　　其原因在一位美国通讯员的以下报道中阐述得很清楚，这位通讯员于1953年游历了中亚广大地区。他的观察所含有的全球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曼德勒到开罗，从开伯尔山。到马拉巴尔，从中国到苏伊士，塔什干的发射机每天都将苏联的消息传播到辽阔、动荡的大陆的最边远地区。
　　如果全亚洲越来越具有接受能力的听众都认真收听这些消息，那么，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首都塔什干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橱窗。……
　　能在地图上标出塔什干的美国人并不多，但在有文化的亚洲人中，说不出塔什干在什么地方、它象征着什么的人却很少。……
　　给访问塔什干的亚洲人留下如此“美好”印象的是什么呢？是一座亚洲大城市的景象：极好的健康标准、出色的教育、完善的卫生设备、清洁的街道、迅速改善的住房、完好的电力设施、除高档商品之外的大量消费品、丰富的食物、大量的工作、迅速扩大的工业化规划和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率。
　　除此之外，他们还看到法律规定各民族平等，许多乌兹别克人和中亚其他民族共同参与政治、工业和教育事务。
　　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西方人有关民主政治的辩论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以太多的影响，单独的人性问题也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很可能十分清楚本国的死亡率来。

　　访问塔什干的欧洲人得出的一组结论很可能是建立在与欧洲的比较以及那里缺乏他们所习惯的便利设施的基础上，而亚洲人直接得出的一些结论也许完全相反。亚洲人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塔什干的最重耍的一点在于它是亚洲的象征而不是欧洲的象征。二、大萧条
　　经济崩溃的根源　随着1929年的开始，美国似乎日趋繁荣。
　　美国工业生产指数1921年时平均仅为67（1923—1925年=100），但到1928年7月时已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时上升到126。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在1929年夏季的三个月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从151上升到286，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268上升到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
　　实业家、学究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家伯纳德·巴鲁克于1929年6月写道，“世界的经济形势似乎即将大幅度地向前发展。”1929年秋，耶鲁大学教授欧文2费希尔宣布：“股票价格所已达到的高度看起来象是持久的。”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继续下去。”

　　这种自信证明是毫无道理的；1929年秋，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跟随而来，而且萧条的强烈程度和延续时间的长久都是空前的。
　　造成这一意想不到的结局的一个原因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大规模地成为债权国时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大战以前已是债权国，但它将来自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入用来支付长期的入超。相反，美国通常是贸易顺差，而且由于国内政治原因使关税保持在高水平，这种贸易顺差被加大。
　　此外，20世纪20年代，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在1913至1924年间从192400万美元增加到449900万美元，即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
　　有好几年这种不平衡因美国在国外的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对外投资总额达11亿美元。当然，这种情况最终加强了不平衡，不可能被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全球通史》 第209节    

　　由于支付款到期，债务国不得不减少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美国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受到了损害。此外，有些国家感到必须拖欠欠款，这动摇了美国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国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
　　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拖，而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65%。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年，每个农业工人的收入还不到非农业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已低于30%。

　　农村的这种贫穷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固定不变的工厂工资和不断下降的农场收入这两大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国民收入严重的分配不均。1929年，5%的美国人得到全部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六分之一）。
　　这意味着人民大众不充分的购买力与那些拿高薪水、得高报酬的人的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同时并存。20世纪20年代中，资本货物的产量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6.4％，而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为2.8%。这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受阻；这种低下的购买力不能支持如此高比率的资本投资。
　　结果，1929年6月到10月间，工业生产指数从26下降到117，从而造成了促使这年秋天股票市场崩溃的大萧条。
　　美国银行业的弱点是促成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许多银行是单独经营的，有些银行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战胜金融风暴。

　　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便传播开来，储户纷纷赶到其他银行去提取存款，从而引起了一个逐渐破坏整个金融结构的连锁反应。由于1929年投机热渗透经济，使得一些商号和银行放弃正常的预防措施，去从事投机性质的冒险活动，因此，银行业的这一弱点变得更为严重。
　　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始于1929年9月。
　　一个月内，股票的价值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数几次股票价值有短暂的回升外，这种下降持续了三年。在这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下降到22，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降到8%。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
　　在这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1929年，通用汽车公司生产了550万辆汽车，但在1931年，它们仅生产了250万辆。1932年7月，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
　　到1933年时，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萧条不仅是无比强烈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不用说，这产生了种种影响。

　　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的、最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它已无清偿能力，从而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一片恐慌。7月9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跟着这样做了，随后两天里，德国所有银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伯尔施交易所关闭了两个月。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

　　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不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共下降了36.2%。在以前几次危机中，最大的下降数是7%。世界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

　　还应该指出，在过去，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是7%，出现在19O7-1908年的危机中。
　　社会影响　这些经济上的大变动引起了种种相应重大的社会问题。最严重、最棘手的是大规模失业的问题，这问题已达到了悲剧的程度。
　　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数据保守的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的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失业人数至少有600万：工会执行委员会估计，他们的成员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没有工作，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
　　法国由于农业与工业较平衡，受影响最小；这个国家的失业人数从未超过85万，不过，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农村地区相当大的未充分就业的人数（东欧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工人离开城市，回到已人口过剩的村庄，与他们的亲属共患难）。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

　　这是一个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退役军人在街角卖苹果的年代。成千上万的男人，甚至还有些女人，从东岸到西岸来来回回地“偷乘火车”，希望找到工作，或者只是因为无别的事可做。更多的人则离开了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干旱尘暴区，前往加利福尼亚，正如约翰·斯坦贝克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所描写的那样。
　　在英国，由于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长期存在着失业，这时的形势变得更糟。整整一代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在几乎没有机会、没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痛苦地将他们无目的的生活称作“活地狱般的生活”。
　　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希望，变得听天由命起来：“任何人现在找到工作的机会都不会比爱尔兰抽彩中奖的机会多些”。在德国，由于失业者所占的比例较高，失望情绪更为严重，局势也更为紧张；所有这些最终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也许最悲惨的是东欧农民群众的命运。
　　虽然他们以往一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但1939年对一个颇能代表东南欧的地区——南斯拉夫德里纳地区所作的调查报告揭示，219279个家庭中，有46.4%的家庭没有床，54.3%的家庭没有任何种类的厕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为地板。从人的方面来说，这意味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希腊的婴儿死亡率（一年每一千个活产婴儿的死亡数）分别是183、144和99，而德国、英国、荷兰的婴儿死亡率分别是66、55和37。政治影响　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

　　即便是资源丰富、有着政治稳定这一传统的美国，在这些年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思想和骚动：由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专家政治——赞成专家治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成农业上的静坐罢工的农场假日；主张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种建议，其中包括要求丰厚养老金的《汤森计划》；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等等。政治动乱的另一表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彻底胜利。随即而来的“新政”起了政治上不满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从而有效地使种种极端主义运动归于无效。

　　这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发展大体上与美国相同。这两个国家虽然都遭到了政治风暴的袭击，但设法在其传统制度的范围内经受住了风暴。英国工党于1929年6月开始执政，但它几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的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公司正收回它们的短期贷款，并拒绝考虑新的贷款，除非英国政府采取某些节约措施。1931年8月，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屈服于这些压力，同意解散他的工党政府，领导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事实证明，这一政府与劳合·乔治1916年至1922年的联合政府一样，仅仅是为托利党的统治装门面，因为保守党人在内阁中仍占多数。

　　虽然新政府的组成是为了挽救英镑，但它立刻放弃了金本位制，于是一英镑的价值从4.86美元降到3.49美元。1932年采取的保护关税和对帝国成员国采取的限额优惠贸易待遇是与过去的又一决裂。三年后，年老多病的麦克唐纳辞职，让位于斯坦利·鲍德温，因此，英国这些年实际上是在保守党的统治下渡过的，虽然联合政府名义上依然存在。

　　在法国，左派也因大萧条的压力被迫下台。左派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胜，激进党领袖爱德华·赫里欧如在1924年那样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内阁。这—次，这个左派内阁同样因不断增多的财政困难而逐渐遭到破坏。
　　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如何对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赫里欧仅执政了6个月，随后的其他4位总理也在短期内相继让位。1933年12月，最后的较量随着斯塔维斯基丑闻的败露而到来；斯塔维斯基是一个俄国出生的法国公民，他伙同一家地方当铺发行欺骗性债券，据谣传，许多重要的官员和政界人物与此案有牵连。
　　极右翼团体趁机在街上挑起骚乱，企图推翻共和国本身。尽管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的确迫使内阁于1934年2月辞职。一些保守党内阁相继执政，但没有一届内阁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弊端。
           
            《全球通史》 第210节    

　　更引人注目、更决定命运的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大萧条也直接地、决定性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种种政治事件的进程。1919年，随着《魏玛宪法》的正式通过，这里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在第一年中，这个新共和国除要对付君主主义者卡普在柏林的叛乱外，还得对付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和鲁尔的起义。动乱持续到1923年，这时，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因赔款纠纷占领了鲁尔。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席卷全国，消灭了各阶层的储蓄金。

　　只是由于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议定和法意从鲁尔的撤军，德国才终于开始安定下来。在以后几年中，德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并加入国际联盟，它的经济也因美国的大量贷款而不断好转。
　　大萧条给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使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失业，使另外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
　　当时的政府是一个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人赫尔曼·米勒总理领导，而总统则由年迈保守的战争英雄保尔·冯·兴登堡担任。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内阁一样，德国的米勒内阁也因如何解决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和其他问题方面的争论而逐渐遭到破坏。左派赞成增加失业救济，右派则坚持削减经费和平衡预算。
　　后者的方针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因为赤字财政的基本原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被制定出来。1930年3月，米勒内阁被迫辞职，从那时起，德国由中间派和右派的政党统治。
　　起先，海因里希·布吕宁组织了一个联合政府，布吕宁是中央党的一位冷酷、严厉但却聪明、正直的成员，他所博得的是尊敬而不是友谊。

　　这位好心的爱国者的悲剧在于他为德国的民主政体挖掘了坟墓。由于缺乏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他向宪法第48条求助；该条款授权总统在紧急时刻颁布各种法令，这些法令具有法律效力，除非遭到国民议会多数票的明确否决。实际上，国民议会的确曾投票反对最初的紧急法令，但布吕宁通过说服兴登堡解散国民议会、下令于193O年9月举行新的选举进行了反击。

　　布吕宁预计中间派和右派的各种政党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使他能以正规的议会方式治理这个国家。然而，选举却表明希特勒的国社党已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力量在兴起。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位小官员的儿子，早年曾去维也纳，渴望成为一名画家。
　　由于缺乏才能，他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过了5年悲惨的生活——这是据他自己说的，似乎言过其实了。他的悲惨境遇——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连同毫无疑问的职业上的失败一起，有助于解释他这时所获得的热烈的信仰：仇恨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憎恶议会制政体，蔑视富裕的资产阶级及其“颓废的”文化。希特勒从维也纳流浪到慕尼黑，在那里，于1914年进巴伐利亚团服役。

　　虽然他在战争中作战勇敢，曾三次负伤并荣获令人羡慕的铁十字勋章，但显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才能，因为尽管他专心服役，却也只升到下士为止。然而，在军队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军事训练为他提供了他以往一向所缺乏的辨别方向的能力。
　　战争结束后，希特勒转而猛烈反对新魏玛共和国。
　　“我认为现在的德国既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国际猪圈。”1919年，他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一起参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暴动。

　　这场暴动被警察轻易地镇压下去了，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在书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还详细说明了战败的德国怎样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君主”。“种族纯净”是取得这一胜利的关键：“一个在种族被毒化的时代里致力于培养其最优秀的种族成分的国家，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君主。”

　　从狱中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鼓动工作，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000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即总票数的2.6%。1930年9月的选举是一大转折，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407000张选票，即占总票数的18.3%。
　　这些似雪片般飞来的选票并非来自工人，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在1930年得到的席位比1928年时还多13席。希特勒这时正从在猛烈的经济风暴中拼命寻找避难所的各种中产阶级分子那里得到他新发现的支持。
　　纳粹党的政治纲领为小职员和破产的商人提供了安慰和希望。
　　它要求废除不劳所得和“利息奴役制”、使所有托拉斯国有化、对大企业实行分红制、对高利贷者和好商处以死刑。同时，它还向所有爱国的德国人保证要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要迫害犹太人；犹太人不但被污蔑为从事剥削的资本家，而且被污蔑为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应该强调指出，希特勒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应却极小。

　　大萧条是使他的政治命运起变化的直接的、首要的原因。在人们感觉到这一政纲的全部影响以前，希特勒被大多数德国人看作是一个爱高谈阔论而又毫无危害的狂热者；而当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失业时，他便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爱戴的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提供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
　　由于1930年9月的选举，纳粹党使其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从12人增加到107人，从而成为这个国家第二大政党。
　　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逐渐破坏了德国的议会制政体，因为它不但剥夺了布吕宁所渴望的中间派-右派联盟的多数票，而且剥夺了曾在米勒领导下执政的中间派-左派联盟的多数票。因而，布吕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得依靠总统的法令来制定所有必需的法规。他对兴登堡的依赖程度在他提出分散东普鲁斯地产的法规时得到了征实；兴登堡总统本人就是一个容克地主，他坚决反对这一法规，并迫使布吕宁于1932年6月辞职。

　　新任总理是弗朗茨·冯·巴本，名义上是中央党的成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反动贵族，被人们恰当地描绘为“一个文雅、仁慈、温和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聪明绝顶的笨蛋”。他所领导的那个软弱的联合政府仅得到国民议会的微不足道的支持，因此，他于1932年7月举行新的选举，希望加强他的地位。
　　然而，纳粹党却成为最大的获胜者：他们的选票猛增到13799000张，即占总票数的87.4%，他们的席位也猛增到230席。而且，这些进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间派的各政党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与1930年相比，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席位加在一起实际上增加了2席。
　　希特勒这时成为全国第一大政党的首脑。
　　在与兴登堡总统的谈判中，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权。“你提出这一要求是什么意思呢？”兴登堡问道。希特勒回答说：“我就是要求得到与墨索里尼在进军罗马后所行使的同样的权力。”兴登堡拒绝了，对这个他所称呼为“波希米亚下士”的人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议会制政体这时已行不通．既然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不会加入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1932年11月，巴本又举行另一次选举，企图打破这一僵局。

　　这欢，纳粹党人丢失了200万张选票和在国民议会中的34个席位，使他们的议员人数减少到196人。虽然他们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但他们不再能假装成未来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的确，纳粹党领导人突然感到恐慌。
　　希特勒的副手约瑟夫·戈培尔在1932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组织极为消沉。缺少资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元首在旅馆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踱了好几个小时。
　　显然，他是在苦思冥想。……突然，他停了下来，说道：‘如果党一旦崩溃，我就立即开枪自杀。’可怕的威胁，极端的沮丧。”
　　不到两个月后，这位想要自杀的人成了德国的总理。这一惊人转变的一个原因在于德国工商企业界领导人这时给了纳粹党以大量的财政援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纳粹党崩溃，这几百万张选票可能转到左派手中。1月4日，希特勒会见了科隆的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从那时起，戈培尔所抱怨的“缺乏资金”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另一原因在于当时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阴谋诡计的泥淖。兴登堡这时已年老体衰，每天只能神志清醒地工作几个小时。他被说服解除了巴本的职务，任命库特·冯·施莱谢尔来接替巴本；施莱谢尔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莱谢尔决定试用蛊惑人心的方法。他取消了巴本对工资和救济的削减，恢复了分割东普鲁斯地产的计划，并通过政府制定的农业法规着手调查地主所得的非法利润。地主和商人都满腔仇恨地指责他，并把兴登堡拉了过去。
 
            《全球通史》 第211节    

　　施莱谢尔很易受到伤害，其原因与布吕宁和巴本先前易受伤害的原因相同：不能在国会中组成多数。1933年1月28日，施莱谢尔被迫辞职，两天后，希特勒成为一个由民族党人和纳粹党人组成的联合内阁的总理。
　　6个月内，希特勒就已根据他关于种族和领导权的思想，将整个德国组织起来。
　　3月5日，继前所未有的宣传和恐怖主义运动之后，一个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纳粹党人得到了288席和550万张选票，但它们仍然只占总票数的44%。当议员们聚会时，希特勒宣布共产党人的席位无效，然后，与天主教中央党做成一笔交易，由后者给予他足够的票数，于1933年3月23日通过《授权法》。
　　《授权法》给了他长达4年的以法令进行统治的权力。但到1933年夏时，他已在实际上消除或控制了德国人生活中所有独立的成分——工会、学校、教会、政党、交流媒介、司法系统和联邦各州。早在1933年4月22日，戈培尔就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元首的权力在内阁中完全占支配地位。

　　将不再有投票。元首个人决定一切。所有这一切的取得比我们所敢期望的要快得多。”
　　希特勒就这样成为德国的主人，而且正如他不断自夸的那样，是通过法律上的合法手段当上德国主人的。大萧条使他的胜利成为可能，不过，这决不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才能、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提供的援助和他的对手们的缺乏远见——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未能作为反对派联合起来。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了，他死得正是时候，使希特勒能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合为一体，由他一人掌握。

　　第二个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国际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迹诺时代的国际形势作比较后说道：
　　我察看了当今的世界，并将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的情况作了对比，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进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而是又采取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威胁的态度。
　　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影响和国内影响。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国际协定，已无法实行。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各国政府由于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准到崩溃的边缘，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
　　1931年7月，在胡佛总统的倡议下，各强国同意延缓偿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这种延缓偿付表明，在协约国间的种种债务和赔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尽管胡佛一再重申不存在这种联系。第二年夏天，在洛桑会议上，各强国虽然不是在理论上但在事实上完全取消了德国的战争赔款。

　　同时，结束了对美国的战争债务的支付，虽然在以后几年中作过几次象征性的支付。因此，赔款和战争债务这一棘手的老问题终于被大萧条释放出来的经济风暴扫除了。
　　经济风暴的另一影响是使地方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
　　在总崩溃的大潮流中，各国的自卫措施都采取了诸如较高的关税、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形式。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转变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
　　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惊恐的大失败，“经济上的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通常公认的民族目标。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减军备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各种大规模地重整军备的计划。始于1932年8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O个月，但与经济会议一样没有成效。
　　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渐渐逝去，各国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来重整军备。事实证明，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还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

　　同样，希特勒因实行庞大的重整军备的计划，才迅速解决了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希特勒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国家摆脱经济萧条，是因为他在其国家的备战方面做得最彻底。此外，大萧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和伴随而来的失业给人们以极大的伤害，因此，各地民众都欢迎新的工作，哪怕是军工厂里的工作。

　　很可能没有一项措施能象给绝望的失业者以工作的大规模的重整军备一样，使希特勒为其人民所爱戴。
　　这时正在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必然迟早会得到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有某种理由；“生存空间”便是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也使用了与此类似的说法和论点。
　　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生存空间的缺乏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明显的出路是扩张，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为。
　　这就是所谓的“穷”国反对“富”国时所使用的论点。
　　大萧条除破坏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还同样地、不偏不倚地破坏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由这一事实看来，上述论断显然是似是而非的。不过，生存空间的思想起了使“穷”国的人民团结起来、去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作用。

　　它还为那种公开宣布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来合乎道义的正当理由。实际上，即使在“富”国中，也有某些人接受了这些理论解释，为随之而来的侵略进行辩护。甚至连一些不愿轻信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的西方政治家有时候也不得不因国内的紧迫问题而对侵略行径视而不见。
　　20世纪30年代中，公然违犯《国联盟约》的做法之所以能一再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西方领导人首先须予以往意的是那些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
　　引起张伯伦于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势力的结合就是这样。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势力完全破坏了已于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十四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福煦元帅，　1919年
　　2O世纪2O年代后期是繁荣、稳定与和解的几年；2O世纪30年代则是萧条、危机和战争的10年。2O年代的和解在欧洲是以法国联盟体系为基础，在远东则是以华盛顿会议的协定为基础，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这两个地区的现状。
　　这一目标在2O世纪20年代中得到实现，但在随后的10年中，一切又突然地、决定性地颠倒过来。德国和日本的新领导人决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土和约，并有办法、有决心这样做。他们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和惊人的侵略行径急剧地改变了势力均衡。
　　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徒劳无益地企图向现状挑战的唯一的修正主义国家；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也给修正主义运动增添了力量，导致了一个全新的力量布局，由于英国、法国及其欧洲大陆盟国坚持维护现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变现状，因五年计划而变得强大的苏联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日此，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发展起来了，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响解释了20世30年代一再发生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满洲
　　第一个重大的侵略行动是日本作出的，因为它要实现其获取大陆领土这一蕴藏已久的野心。为了利用看去是不可错过的良机，日本人早些时候已迅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们不太费力地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在山东半岛上的特权。不过，他们的全部野心表现在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这些条款若得到实现，就会把中国改变成日本的保护国。
　　日本远征军在英国和美国军队于1920年撤离西伯利亚后继续留在该地是其大陆野心的又一表现。
　　日本人的这些愿望多半未得到满足。“二十一条”被成功地抵制了，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警告，他说，美国不会承认任何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或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条约。
　　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确保住了从前的德属岛屿，但只是作为三级托管地而不是作为地道的领地。威尔逊总统拚命反对日本对无可争辩的中国领土山东的要求。作为妥协，日本被准许“暂时”占有这座半岛，但日本退一步承认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这片领土归还中国，“只保留‘以往一向’授与德国的经济特权”。
  
            《全球通史》 第212节    
 
　　在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会议上，日本正式放弃了它也许仍怀有的领土野心。与会九国签订了《九国公约》（1922年2月6日），保证中国领土完整，重申“门户开放”原则。在这个会议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还签订了《四国条约》（1921年12月13日）；通过这一条约，他们同意互相尊重各方在太平洋“岛屿领地”上的权利，通过协商解决今后的一切争端。

　　此外，经过美国的积极调解，日本同意将山东归还给中国并从西伯利亚撤军；这两个诺言于1922年被履行。
　　在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对外冒险之后，日本这时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1923年大地震的善后问题和引起骚动的投票问题。大地震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三的地区，造成了16万人的重大伤亡和价值2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投票问题引起了骚乱和政治动乱，直到1925年接受男性普选制，将选民从300万人增加到1400万人为止。
　　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尤其是贫困农民的经济问题。日本同美国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提供军需品和商船运输大大繁荣起来。1914年至1920年间，对外贸易的价值增加了近4倍，即从12亿美元增加到43亿美元。
　　不过，这一繁荣的分布情况很糟，因为经济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谓的财阀（Zaibatsu；Zai意为富豪，batSS意为集团）手中。“财阀”是四个以家族为中心组成的大企业（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称；这四家大企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拥有日本私人银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寿保险单的五分之一。占总人口一半的农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债务而穷困不堪。

　　他们中只有7％的家庭拥有5英亩或5英亩以上的土地；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不到3英亩。城市工人则遭受着食品价格高、工资低、工会没有自由的痛苦。由于投机商将物价抬得很高，1918年爆发了米粮暴动，使政府必须动用军队来恢复秩序。
　　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国内市场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日本工业主要依靠外国市场销售产品；这种依赖在大萧条到来时带来了灾难。1929年至1931年间，对外贸易减少了近50%。
　　农民以往靠养蚕来增补微薄的收入，这时因向萧条中的美国出口的丝织品的数量急剧下降而受到严重伤害。城市工人也相应地遭受着失业的痛苦。军队领导人和其他拥护扩张领上的人这时能颇有说服力地争辩说，依赖外国市场是日本处于困境的根源。
　　日本应征服一个使日本能自给自足、在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军方代言人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鼓吹这一学说，但大萧条的破坏这时为他们提供了易起反应的听众，正如希特勒在德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将军在给天皇的建议书中写道：英国可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原料，美国可得到加拿大和南美洲的资源。

　　“但是在日本，粮食供应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减少。如果我们只希望发展贸易，最终必将被打败。……最后，我们将一无所获。
　　……景好的政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去获取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权利和特权。……”
　　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不仅为经济上的原因所驱使，还对苏联力量的日益增长和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日趋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们充分意识到当时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业情况和其他问题。
　　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1931年夏即日本军队侵略满洲前仅6个月时本庄将军提交给军事大臣的备忘录中：
　　为了加强我国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苏联还未完成五年计划和中国尚未成为统一国家的形势，同时还要利用世界经济的困难处境。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加以利用，以达到更进一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目的，实现早先远征西伯利亚时的积极目标。中国的统一、苏联的存在和美国的入侵远东，所有这些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田中和本庄都把满洲列为他们扩张主义计划的第一个目标，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东北角上的这个省份具有两个有利条件：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联系松散，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铁、煤和辽阔、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过过去商定的条约获得了在满洲的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可以用来为其侵略行径找借口。

　　当日本军方于1931年秋断定入侵时机已戍熟时，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1931年9月18日晚，一颗炸弹将日本人控制的、通往沈阳北部地区的南满铁路炸坏了一小段。由于几分钟后一列南去的火车毫无困难地通过了那段铁路，日本人又在以后5天里拒绝让新闻记者前往“事故”——日本人当时审慎地称这一爆炸事件为事故——现场采访，因此，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整个事件是捏造的。
　　现在，人们才弄清，这件事的确发生过，因为币原喜重郎男爵在1946年6月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上证明了这一点。这位男爵曾于1931年任外务大臣，他承认，当时一些军官筹划了这一事件，他虽设法阻止但未成功。他的证言可通过驻扎在关东半岛上的日本军队即当时所称的“关东军”立即行动起来时所具备的速度和精确性得到证实。
　　关东军未经宣战就在24小时内攻占了沈阳和长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开。1932年1月下旬对哈尔滨的占领意味着满洲各种有组织的抵抗的结束。1932年3月，胜利者将他们的占领地重新命名为“满洲国”。
　　因需要一个傀儡皇帝，他们便将1911年垮台的满清王朝的幸存者、退位的皇帝博仪拉了出来，正式任命他为摄政王。
　　其时，中国政府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和《巴黎公约》（《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向国际联盟和美国求助。给果只是一再商讨而没有实际的援助。
　　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拒绝引用《巴黎公约》。国联理事会于9月19日、10月13日和11月16日三次开会讨论满洲的局势；这些会议的特点是表示好意、致以问候，然而又拖拖拉拉、一片混乱。日内瓦和华盛顿的许多人始终坚信，日本内阁能约束军队，结束危机。

　　11月21日，日本代表团接受了中国人原先提出的成立公正的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但委员会成员直到1932年1月14日才被选定，而且他们实际上直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这时，满洲已变成了满洲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所谓的“史汀生主义”，它规定，凡有损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凡使用违反《巴黎公约》的手段而造成的条约，美国一概不承认。这一规定几乎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因为日本军队只对优势力量起反应，而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得可以勇敢地与在远东的日本相对抗。
　　此外，所有西方政府都为紧迫的国内问题所颁扰。例如，胡佛总统就面临着国民选举和大萧条两大问题；大萧条当时正严重到极点。因此，他希望“摆脱”国际纠纷，全力以赴解决国内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期间，国际联盟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已在团长李顿勋爵的领导下，在日本、中国和满洲收集证据。它于1932年10月提交的报告为了避免冒犯日本人，措辞很谨慎。它否认日本人的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手段，谴责新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
　　但是，它没有命令日本撤军。相反，这份报告提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将满洲变成在中国主权范围内但又在日本管辖下的自治国。1933年2月25日，国联正式通过了这份报告，第二个月，日本退出了国联。

　　回想起来，满洲事件作为对国际联盟和旨在维护现状的整个外交结构——《凡尔赛和约》、华盛顿会议的协定和《巴黎公约》——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是很惹人注意的。日本毫不费力就获得了大片富饶的新领地，这对意大利和德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并不是不起作用的；满洲事件引起了一连串的侵略，这些侵略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外交上对希特勒的反应

　　日本人征服满洲是对远东现状的野蛮挑战，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对欧洲现状的威胁。
　　在此之前，法国联盟体系几乎是毫不费力地统治着欧洲大陆。墨索里尼曾试图组织反对集团，但是，他与下等修正主义国家如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的协约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同样，苏联被“封锁线”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而且，不管怎样，它只埋头于“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
　　只有德国呆在一旁，这个国家在接受《洛迦诺条约》和加入国联时，已在斯特来斯曼的领导下与战时的敌国讲和。1933年，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被急剧地改变了。这位纳粹党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为德国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
　　引自《我的奋斗》（1924年）中的以下几段话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在以后几年中，他一直不断地、没有重大改变地重提这些思想和目标。
　　……如今，不能靠强烈的抗议，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的地区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抱。

　　锻造这把剑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领导人的任务；维护锻剑工作和寻找战友则是外交领导人的职责。……
  
            《全球通史》 第213节    

　　恢复1914年时的边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提出这一要求就象是在犯罪一样……德意志帝国1914年时的边界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实际上，这些边界从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义上说，是不完整的，从地理军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实际的。
　　……
　　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自觉地……关注我们6O0年前放弃的领土。我们不允许德国人继续不断地向南方和西方迁移，要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领土。如果我们今天谈到欧洲领土，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国及其边境上的仆从国……新德意志帝国必须各次使自己沿着过去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前进，用德意志的剑为日耳曼人获得耕地，为这个民族获得每日食粮。

　　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当这几段话的作者成为德国的主人时，外交上立即有了反响，首先是几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协约国开始恢复元气。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了由三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调和执行。同样，这年春天，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周游了小协约国各国首都及华沙，加强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国的联系。

　　甚至连后来同希特勒结成“罗马-柏林轴心”的墨索里尼，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由于许多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南蒂罗尔，墨索里尼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为口号的扩张主义的纳粹政权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动与英、法、德缔结了《四国公约》。
　　公约重申，签约国必须坚持《国联盟约》、《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未经四国同意不得对《凡尔赛和约》作任何改动。这一做法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希特勒一再违反这些诺言——甚至无视与他一同签约的国家。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虽然他没有立即透露其重整军备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进度和规模而言——已普遍地为人们所知道。
　　这些发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另一个地方性集团，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拥有相当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1934年8月9日，四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公约规定四国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南欧的现状。
　　比巴尔干协约国的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时有了根本的改变。传统上，苏联领导人认为国联是掠夺成性的各帝国主义强国保持一致的组织。
　　但是，1933年12月，当美国记者沃尔特·杜兰蒂问苏联对国联是否始终持否定态度时，斯大林答道：不，并非始终，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持否定态度。你们可能不十分理解我们的观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都退出了国联——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联也许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军事行动爆发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我们不顾国联的严重缺点而支持国联，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的出现极为担心。由于这种担心，苏联人这时认为，国联是一种组织共同抵抗、以挡住纳粹先发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
　　这一新态度得到了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鼓励。巴尔都在国内问题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的简单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到可以劝阻希特勒不从事扩张主义冒险活动的联盟。除了巩固法国、小协约国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外，巴尔都这时还力图使苏联加入维护现状集团。
　　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国际联盟才邀请苏联加入它的行列，而苏联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个月，一个刺客在马赛枪杀了巴尔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这是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巴尔都的继承者们奉行一种比较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对德政策。
　　皮埃尔·赖伐尔尤其如此，他的阴谋诡计曾使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破口大骂：“赖伐尔这头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赖伐尔同墨索里尼达成的和解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动，他们就一起对付；他们还解决了有关其非洲领地的各种争端。法国将一些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接壤的荒凉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放弃了对拥有许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

　　不过，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口头协议导致了很大的争议：墨索里尼声称，他得到了在那个国家里行动完全自由的许诺，而赖伐尔坚持认为，这个协议仅限于经济事务方面。安东尼·艾登断定：“这一口头协议的真实内容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两位诡辩能手……在赖伐尔垮台之后还会继续争论。
　　……了解了他们的解释后，我本人的看法是，赖伐尔当时把话说得十分模棱两可，给了墨索里尼利用他这种暖昧态度的机会。”无疑，这位“领袖”得到了最坏的书面协定和最好的口头许诺。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3月双日，德国正式背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再次提出征兵，并直布德国军队将增加到36个师。
　　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萨会议上作出了反应，它们一致同意共同行动，反对德国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一“斯特雷萨阵线”与两年前的《四国公约》一样无用。各签约国很快就开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着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于6月18日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单独的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建立起一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的海军；法国于5月8日与苏联缔结了一份为期5年的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无端的进攻，另一方将予以援助。

　　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与苏联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不过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决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条约也必须提供援助的法国。
　　总之，在希特勒掌权的刺激下，两年内出现了好几个旨在阻止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径的新的外交集团——巴尔干协约国、复活的小协约国、法苏同盟和捷苏同盟。但是，在这些外交集团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军协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满，1934年1月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也没得到巴黎的赏识，令人捉摸不定的赖伐尔根本不信任他的苏联盟国，宁愿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

　　随着埃塞俄比亚危机的爆发，这些分歧成为彻底破坏国际联盟和战后整个外交结构的日益豁开的裂口。三、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
　　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的军团侵入独立的非洲王国埃塞俄比亚。促成这一赤裸裸的侵略的因素有好几个，一个因素是法西领主义者为扩展疆土而酿场扩展疆土。
　　墨索里尼宣称：“帝国的发展是生命力的主要表现，反之则是衰退的表示。”对帝国鼎盛的这种热望因回想起1896年在阿杜瓦的失败——当时，一支25，000人的意大利军队惨败于部落民之手——一而得到加强。大萧条的影响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因为意大利的失业人数从1926年的11万人上升到1931年的73万人，进而上升到1933年的100多万人，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通常的理论解释，即断定殖民地扩张是减轻国内经济压力所必需的。

　　意大利人对这一点特别热心，因为英国和法国已获得非洲所有上等的领地，留给意大利人的只是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的多沙的荒地。
　　当时，一位意大利工程师表达了这种扩张的决心，他抱怨说他在厄立特里亚我不到黄金。“但在阿比西尼亚”，他又说，“却还有铂白金，付很少的代价就可以找到它们。
　　但是，它们都被埋藏在地底下。人们除了在阳光下游荡其他什么事都不做。当你真正地观察到这一点时，如果你还认为，一个民族可以出十足的懒惰而对无数的财富实行禁运，而其他民族却必须在贫瘠的土地上与各种自然力作斗争，那将是不道德的。”墨索里尼拿定主意后就立即决定采取行动，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外交形势对他很有利。他认为赖伐尔已给他开了绿灯，并以为来自其他地区的反对不会坚决到足以阻止他的地步——这一设想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

　　意大利人发动侵略的借口使人联想起日本人在满洲制造的事件。
　　1934年12月5日，埃塞俄比亚军队与意大利军队在靠近意属索马里兰和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的瓦尔瓦尔发生了冲突。海尔·塞拉西皇帝提出，把瓦尔瓦尔是在意大利领土上还是在埃塞俄比亚领土上这一问题交给仲裁委员会解决。墨索里尼拒绝接受这一提议，相反，在公开准备入侵的同时提出了种种要求。
　　1935年9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塞缨尔·霍尔爵士在国联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保证，英国将支持反侵略的行动：“依照国联明确规定的义务，为了共同维护整个《盟约》，尤其是为了共同坚定地抵抗所有无端的侵略，国联将站在反侵略的一边，我国也将站在反侵略的一边。……”正如一位代表所说的那样。这篇演讲是“国联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页”。

　　但是，霍尔似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即将投票选举的英国选民身上，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不是在支持而是在破坏“共同抵抗无端的侵略”。
  
            《全球通史》 第214节    

　　在意大利人开始侵略的一个多星期之后，国联理事会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国联大会根据盟约第十六条投票赞成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这些制裁于1935年11月18日生效，它们包括禁止给意大利以武器、贷款和原料，但不包括主要原料——石油、煤、铁和钢等。
　　尽管有这样的局限，这些制裁仍然是阻止意大利前进的重要开端。而且，世界舆论也以压倒之势反对墨索里尼的侵略。埃塞俄比亚人在顽强地进行抵抗，不过，意大利人最初很难向前推进不是由于其对手的战斗力，而是由于几乎完全没有道路。
　　此时，狡猾的赖伐尔滥用了阻止意大利人前进的小小机会。1935年12月初，他说服霍尔接受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意大利将彻底地获得大约半个埃塞俄比亚，并将控制余下的半个埃塞俄比亚，把它作为“经济扩张和拓居的地区”。这两位谈判者都同意对这一计划进行保密，直到将它提交给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国际联盟这些有关方面为止。

　　不过，赖伐尔预料这一计划会在英国遇到麻烦，因此，他同意让法国新闻界开始注意到这一计划。使他吃惊的是，有关这一秘密协议的消息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霍尔被迫辞职，由安东尼·艾登继任外交大臣。
　　第二个月，赖伐尔在受到议院的痛击之后也不得不辞职。
　　这种情况一时看来象是那些支持国联反侵略的人的一场大胜利，但根本的争端仍然存在，这就是要不要通过禁运主要原料、尤其是石油来使经济制裁有效。艾登赞成这样做，但新上任的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弗朗丹则故意拖延。
　　文登说：“弗朗丹的态度与赖伐尔的态度很难区别，只是显得更巧妙、更始终如一而已。”弗朗丹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投票通过石油制裁，墨索里尼就会退出国眹；他坚持认为应设法达成另一种解决办法。由于英国内阁未能团结一致、支持艾登，弗朗丹能独行其是，有效的制裁从未得到实施。
　　这种决定的意义从希特勒的译员保罗·施密特博士所透露的下面这段话中可看得很清楚：
　　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前夕，墨索里尼承认，国际联盟差一点靠集体安全体系成功地制止侵略。“如果国联当初遵照艾登的意见处理阿比西尼亚争端”，他对希特勒说，“并把经济制裁扩大到石油方面，那么，我会不得不在一星期内撤出阿比西尼亚。那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灾难。”

　　随着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占领莱茵兰，任何余留的实行有效制裁的希望均成为泡影。占领莱茵兰这一重大行动有着深远的影响（见下一节），它使英国和法国政府更易感受到德国的威胁，也更下定决心去安抚墨索里尼，以便让他站在他们一边，并留在国际联盟内。因此，国联理事会于1936年4月20日投票决定，继续实行不包括石油在内的经济制裁，从而招致了这时几乎仅凭着勇敢与意大利人作战的埃塞俄比亚军队的灭亡。

　　墨索里尼决心排除出现第二个阿杜瓦惨败的任何可能性，他准备了一支25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加上非洲的援军和劳工队伍共达40万人。这支军队装备着难以对付的坦克队、摩托化部队和飞机。相形之下，埃塞俄比亚军队不到30万人，且几乎所有人的装备都比意大利非战斗人员的装备差。
　　与缺乏坦克、飞机和重型大炮同样严重的是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水平低得惊人。摩洛哥里夫人的胜利已证明用游击战术来对付装备优良的欧洲军队是十分有效的，但埃塞俄比亚部族首领以其自取灭亡的傲慢和无知藐视游击战，认为它毫无价值、有失身份。相反，他们企图进行阵地战，结果遭到了无情的炮击、轰炸，甚至还遭到了芥子气的喷洒。

　　在经过一场长达7个月的战役之后，巴多格里奥元帅于1936年5月5日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同一天，墨索里尼宣布“罗马和平，它体现在‘埃塞俄比亚是意大利的’这一简单的、不可改变的、明确的短语中”。四天后，意大利国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
　　于是，在牺牲了3000人和损失了10亿美元之后，墨索里尼赢得了一个拥有35万平方哩土地、1000万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帝国。
　　就欧洲和世界其余地区而言，埃塞俄比亚事件的意义在于它削弱了国际联盟。许多小国家如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危机期间曾忠实地支持国联，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但它们得到的唯一报偿却是经济上受到严重损失，并使自己受到获胜的“领袖”的惩罚。
　　显而易见的教训是，要是西方主要强国懦弱胆小，集体安全使是圈套和欺骗。因此，小国从此以后背弃国际联盟，奉行一条四散溃逃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联的牺牲并未使意大利站到西方列强一边反对德国，而这曾是那些坚持要安抚墨索里尼的国家的最大目标。
　　抚慰收到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对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和莱茵兰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印象很深，并察觉到他们的侵略活动若协调一致、所能带来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最终的结果不是纳粹德国的孤立，而是“罗马-柏林轴心”的形成。
　　四、罗马-柏林轴心
　　在埃塞俄比亚危机初期，希特勒采取观望的策略。

　　如果墨索里尼失败，希特勒就少了一位中欧的对毛如果他获胜，集体安全体系就会遭到破坏，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计划就会相应地得到加强。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戏剧性地结束了这种消极政策，派遣一支35000人的军队长驱直入莱茵兰。《凡尔赛和约》已规定，德国不得在莱茵河左岸、也不得在右岸50公里地带拥有防御工事或军队。

　　希特勒违背这一规定的做法是一次最具战略意义的行动：法国联盟体系以法国军队易进入中欧为基础；随着莱茵兰的被重新占领和立即动工的齐格菲防线防御工事的建立，法国不再易进入中欧。法国被切断了与其盟国的联系，而德国的力量却大大增长，因为它的命脉不再因非军事化的莱茵兰而处于易受伤害的境地。总之，希特勒对莱茵兰的突然行动意味着彻底打破了欧洲军事和外交上的势力均衡。

　　法国不能对这一重大挑战作出适当的反应，因为这个国家当时正准备大选，而且是由一个临时的内阁在执政。总理萨罗和外交部长弗朗丹想通过调动军队和发出最后通碟来制止希特勒。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原本是能奏效的，因为现在已知道，当时希特勒是在不听几乎所有将军劝告的情况下决定对莱茵兰采取行动的。
　　德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进行重大的战争，除两人外，德国军事首领都反对重新占领莱茵兰，他们自然认为这会导致与法国的冲突。因此，希特勒命令，如果法国调兵，并将其军队派过边界的话，他的各个师应一枪不放地主动撤退。希特勒同墨索里尼一样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两人都在玩策略。
　　萨罗和佛朗丹受到劝阻，没有采取行动，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军事顾问反对与战争冒险直接有关的任何行动，同时也因为英国政府与先前法国政府在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一样踌躇不前。当弗朗丹找英国首相鲍德温商量时，后者拒绝与调派法国军队去莱茵兰的建议有任何关系。鲍德温说：“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只要有1%的因你的警察行动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就没有权利把英国牵扯进去。

　　……英国现在不处于进行战争的状态。”
　　法国政府由于本身意见不一，无法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来取断然行动，正是因为这一点，希特勒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的一个结果是法国联盟体系开始结束。
　　不仅“齐格菲防线”切断了法国与中欧和东欧的联系，而且与此同时，德国还对东南欧发动了经济攻势，使这一地区实际上成为一个经济附属地。到1936年时，德国接受了土耳其全部出口物的51%、保加利亚全部出口物的48%、希腊的36%、南斯拉夫的24%和匈牙利的23%。如此密切的经济联系必然产生政治影响，尤其是因为这时出现在东南欧的一些独裁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特别爱好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体而不是西方的民主政体。

　　无疑，迈塔克斯将军、卡罗尔国王和保罗亲王的外交政策与韦尼泽洛斯、蒂图列斯库和亚历山大国王的外交政策通然不同。
　　对莱茵兰的突然行动还起了使以往一向敌对的“元首”和“领袖”言归于好的作用。希特勒在石油制裁仍有可能实行的时候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墨索里尼对此深表感激。
　　短时间内，这两个独裁者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迅速打破了现存的外交结构。根据1936年7月且日签订的奥-德协定，希特勒答应尊重奥地利的领土完整，从而消除了罗马和柏林之间不和的主要根源。一个星期后，西班牙爆发了内战，这一悲惨事件（见下一节）拖延了3年，在这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联合行动，促成了西班牙共和国的灭亡。

　　1936年10月24日，“罗马-柏林轴心”正式结成；意大利和德国不仅就德国以承认意属埃塞俄比亚作为取得某些经济让步的回报这样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还就全面的合作取得了一致意见。第二个月。日本通过与德国、然后又与意大利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加入了这一轴心。
　　因此，到1936年年底时，外交上的均衡已完全不同于希特勒开始执政时的情景。意大利和德国这时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法国已失去从前的霸权，落入比较孤立的境地。
  
            《全球通史》 第215节    

　　它在中欧的旧盟国正渐渐散去，而与苏联建立的新联盟基本上仍是纸上的东西。法国政府很不信任苏维埃政权，以致拒绝签订使它们的联盟完全生效所必需的军事协定。同样，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不十分密切，彼此之间互不信任。
　　由于满洲和埃塞俄比亚事件使维护现状集团陷入混乱，使国际联盟遭到严重削弱，“罗马-柏林轴心”能在以后3年中掌握主动权，在实际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五、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不仅仅具有通常的意义，因为它实质上是把两种战争合在一起——一种是由西班牙社会的腐败和紧张局势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冲突，一种是由思想体系的冲突和大国利益的冲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20世纪的西班牙截然不同于16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时，这个国家是欧洲最强大、最令人畏惧的国家。在16至20世纪之间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1898年的西-美战争；美国轻易地夺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数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丢尽了脸．这次战争不仅暴露了西班牙军事上的弱点，而且暴露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已处于牢固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构成这一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分有三种：大地主、军队和教会。

　　大地主由旧贵族和购买了许多地产的富裕的中上层阶级组成。大约35，000名这样的地主占有了全都可耕地的50％左右。占地情况各省之间大不相同，土地占有最为不均的地区是南部和西部。
　　相形之下，北部地区几乎没有大地产，不过那里的农民由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很小，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很低，占总人口70%的农民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贫穷。地主都为在外地主，住在马德里或外国首都挥霍他们的收入，没有为生产作出任何贡献。
　　西班牙军队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军官人数与士兵人数相比多得惊人，二是军方常常干预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军官们认为他们有权利监督政治事务，并照着这种看法他明确地说，这意味着保护现状，反对所有的挑战者，不论他们是赞成共和政体的中间派还是左派各政党。
　　定为国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极为富有、极有影响的机构，虽然它在19世纪初叶和中叶已失去其地产，但作为补偿，它获得了工业股票，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大量津贴，这些津贴在20世纪20年代中占国家年度预算的2拖。
　　西班牙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颇类似于俄国东正教会与沙皇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主教由国王提名，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参议院议员；但最重要的是，教会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象西欧其他国家，没有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因此，现存的学校大多数都在教会的管辖之下。

　　此外，教会通过某些重要的报纸、劳工团体和各种世俗组织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在天主教组织起类似作用的其他国家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股巨大的势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权运动。普遍地攻击教士和修女、内战期间大规模地破坏教会财产——这类现象在西班牙历史上决不是绝无仅有的。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时所要统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从1902年到1923年德里维拉独裁政府建立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除多次发生罢工、兵变和暗杀外，还换了33次内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保持中立，从而带来了相对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仅持续到大战结束；随着和平的到来，长期的不安和动乱又重新出现。
　　这些不安和动乱在20世纪20年代因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惨败于里夫人之手而变得更为严重。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为1923年9月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
　　这位新“独裁者”崇拜墨索里尼，学他的样消灭残余的立宪政体、审查新闻报道和限制各大学。
　　他还以这位“领袖”为榜样，建筑公路和举办国际展览。但是，这些仅仅是表面的东西，因为潜在的、传统的西班牙社会已因它的不公平现象和落伍过时而运转不灵。最后，普里莫·德里维拉失去了军队和国王的支持，不得不干1930年1月辞职。

　　随着这位独裁者的辞职，公众的不满情绪转而对准了国王本人。大萧条使形势变得更加不稳定，直到最后阿方索决定恢复宪法，于1931年4月举行国内选举。投票结果对现政权极为不利，共和党人获得了50个省会中46个省会的选票。
　　公众舆论已很明显，阿方索象1789年以来他的四位前任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国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随后举行了立宪会议即议会的选举。当这一立宪会议于7月召开时，其成员分成三大派：右派、中间派和左派。
　　右派代表贵族、军队和教会的利益。它要求维护现状；如果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至少应朝着独裁主义的方向进行。中间派主要反映中下层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观点。
　　他们多半是共和党人，拥护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原则，其中包括反教权主义、个人自由和适度的社会改革。左派则由形形色色的社会党人、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托洛茨基派的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组成，工团主义者人数特别多，通常不愿意同其他党派一起工作。尽管这些左翼政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但它们都一致认为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即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立宪会议中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派和左派联合采纳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宪法。宪法宣布西班牙为“各种劳动者的民主共和国”，不论男女都有普选权，内阁对一院制的议会负责。此外，这一宪法还宣布，宗教信仰绝对自由，政教分离，教育世俗化和教会财产收归国有。
　　在这一新宪法下产生的第一任总理、能力出众的共和党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还得到了温和的社会党人的支持，他们迅速通过了种种法律来履行宪法的各项规定：废除政府给教会的津贴，明令取消修道院的某些等级，将农业工人每日的工资提高到通常的20美元以上，在给大地产所有人部分赔偿的情况下将少数大地产分配给农民，让数以百计的军官退役，准许加泰罗尼亚省自治。这些典型的中间路线的改革引起了右派和左派的反对。事实上，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来镇压何塞·圣胡尔霍将军在塞维利亚发动的军事暴动和工团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发动的起义。

　　随着1933年年底立宪会议的解散，第一次正规议会的选举选出了一个保守的多数派。随即进入了教土派议员复辟的“黑暗的”两年。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被取消，有关教会和土地分配的许多法规不是被废除，就是没有得到实施。
　　此外，武装抵抗突然爆发。尤其是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中间，最后只是因为动用了摩洛哥军队才将他们镇压下去。为了替1936年2月的大选作准备，左派和中左派的各政党这时联合起来，组成了与刚刚在法国出现的人民阵线相类似的人民阵线。
　　这一联盟赢得了勉强的胜利，阿萨尼亚组织了左派政党所支持但未参加的共和党新内阁、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得到恢复，反教权措施与温和的社会改革一起也得到恢复。回想起来，共和党人强调反教权主义而不强调土地改革，那似乎是一个大错，因为土地改革是大多数西班牙人所接受的。这种政策使热情的天主教徒和中间阶层的许多人开始持敌对态度。

　　同时，大萧条连同它所带来的普遍的失业一起增强了极端分子的实力，削弱了温和派政党的力量。为了控制因绝望而不顾一切的工人，社会党人只得不断地向极左派靠拢；中间阶层的许多人作出相应的反应。使自己与极右派结成同盟——因此；不断高涨的思想上的激情和政治生活的两极分化达到了使议会制政体变得日益脆弱的程度。
　　在这个时候；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纵容下，在弗朗内斯科·佛朗哥将军的领导下，举起了反革命的旗帜。1936年7月17日，摩洛哥军队发动叛乱。第二天，本土上的许多将军拿起了武器。
　　叛军即自封的民族主义者迅速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在整个长期的斗争中一直是他们的主要基地。佛朗哥曾希望他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主要城市和要塞，从而控制全国。然而，斗争却拖延了近3年，其残酷程度使人联想起16世纪的宗教战争。
　　在叛乱的头几个星期中，忠于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约一半国土，之后，他们重整旗鼓，设法控制了中部地区的马德里、北部地区的巴斯克诸省和高度发达、拥有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这样的大城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这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工业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和拥有非常巨大的黄金储备的首都。然而，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忠于共和政府者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从国外获得与民族主义者所得到的同样多的武器。

            《全球通史》 第216节    

　　事态发生这样的转变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为忠于共和政府者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他们不但有钱进口武器，而且有权利根据国际法去这样做。不过，英、法政府不允许向共和派政权出售武器。它们受到各自国家中有关内战的极不一致的舆论的约束，它们担心，武器无限制地流入相争斗的各党派手中会引起全欧洲的战争。
　　因此，英国和法国率先提出不干涉协定，这一协定既为几个较小的国家所接受，也为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所接受。
　　这一协定规定，签约国不应该向西班牙运送武器，然而，德国和意大利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它们的誓约，苏联不久也这样做。意大利不仅向西班牙运送武器，而且向那里派遣正规部队，其人数随着战争的继续迅速增加。
　　根据意大利的官方资料，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4月的4个月中，墨索里尼向西班牙派遣了10万人，连同4万吨军需品和750门大炮。俄国与德国一样，虽没有派地面部队，却提供了各种军用物资，外加技术顾问和飞行员。忠于共和政府者还得到了国际纵队的援助，国际纵队干1936年11月为保卫马德里首次参加了战斗。
　　它由自愿兵——绝大多数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和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流亡者组成。大多数人入伍时并不是共产党人，但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多半确已加入共产党，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亲身经历，同时也由于他们政委的教导。20世纪30年代后期，西欧知识分子普遍地对西班牙共和国抱有强烈的同情心，支持这种同情心也许是国际纵队的主要意义。

　　外国的干涉从两个重要方面影响了这场内战：它无疑有利于民族主义者，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它还有助于使民族主义者更接近法西斯主义、使共和党人更接近共产主义，而后一种趋势更为明显。开始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在共和派中占优势，整个内战期间，温和的社会党人担任了共和政府中的各种最重要的职务。但是，由于忠于共和政府者对苏联军用物资的依赖，共产党人变得越来越居支配地位，到1937年末时，苏联控制的国际纵队、苏联飞机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将领正领导着共和派军队，支配着它的政策。

　　这不仅意味着共和派的力量更为有效，还意味着非共产党团体、尤其是曾拥有大批追随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灭亡或黯然失色。
　　如果忠于共和政府者获胜，新的内战说不定还会发生，因为共产党人站在反对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一边。结果表明，轴心国提供的地面部队和军用物资是不可抗拒的，尤其是在斯大林决定放弃西班牙共和国之后。
　　在过去两年里，随着民族主义者控制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按制更加发达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以及惹人注目的马德里，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但到1938年中期时，由于西方民主国家仍不愿结束不干涉的闹剧，苏联政府决定减少它的损失、停止给西班牙的援助，从而使佛朗哥的军队能打破这一僵持状态。1938年12月底，民族主义者开始向加泰罗尼亚大举进攻；一个月内，他们占领了巴塞罗那。

　　马德里和巴伦西亚这时已孤立无援，不过它们仍坚持了两个多月。随着3月底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沦陷，内战宣告结束。对西班牙来说，这种长期的苦难使2500万人口中有75万人遭受伤亡，每7个未受伤害的人中有一个人已无栖身之地。
　　对西方列强来说，这场内战是又一次令人吃惊的失败。正如在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下一样，面对轴心国的侵略，它们再次责现出自己的软弱和优柔寡断，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德国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吞并奥地利的。
　　六、吞并奥地利
　　1938年是轴心国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
　　导致这些重大发展的中心人物是内维尔·张伯伦，他于1937年5月接替斯坦利·鲍尔温出任首相，并逐渐地接手确定英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尽管安东尼·艾登是他的外交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已对这位在这一关键时刻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外交进程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锐、深刻的评价：内维尔·张伯伦……机警、讲究实际、固执且非常自信。他与鲍尔温不同，认为自己能够了解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

　　我们当时从他所信奉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种模糊的但仍然根深蒂固的直觉，而是一种有限的、锋芒毕露的能力。……他已对当今国内外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作出明确的判断，认为自己对付得了他们。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载入史册；为此，他准备不顾种种事实而不断奋斗，使自己和国家冒着很大风险。
　　不幸的是，他碰多到了他无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无法在其面前退缩但又对付不了的飓风。
　　希特勒的译员在描述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灭亡和中欧均势发生根本转变的重大的慕尼黑会议（1938年）时，对张伯伦作出了类似的评价：
　　张伯伦老是问，谁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赔偿同苏台德区一起转让给德国的建筑物和各种设施？这显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财政大臣和商人在说话。希持勒变得越来越烦躁。
　　“这些设施和建筑物是苏台德的德国人纳税的结果”，他愈益不耐烦地说道，“这里决不存在赔偿的问题”。但是，这未能打消张伯伦对财产会受到影响这一问题的疑虑。希特勒终于暴跳如雷。

　　他对张伯伦大声叫道：“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样的小事上。”正是在这时，张伯伦又另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将家畜留在苏台德区，是否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赶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余的地区。
　　在与墨索里尼打交道应奉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张伯伦与其外交大臣首次发生了冲突。
　　张伯伦决心抚慰这位“领袖”，诱使他退出新结成的轴心国，回到西欧阵营中来。他希望通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权而达到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的反对，艾登仍支持集体安全的观念和国际联盟。1938年1月，这种争执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罗斯福总统派人给张伯伦送来一封私信，建议有关国家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

　　丘吉尔写道：“这是非常艰难、无法估量的一步。”但是，张伯伦未和他的外交大臣商量就送去了冷冰冰的答复，建议推迟所提议召开的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也许会危及他与意大利就埃塞俄比亚问题所进行的谈判。
　　这件事导致了艾登于1938年2月的辞职，揭露了当时决定英国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的动机。
　　艾登写道：“事实是，内阁中我的一些前辈……不能相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象我所描述约那样靠不住。归根结底，墨索里尼不是打败了共产党人，使意大利的火车准时运行了吗？此外，他们作为老派的保守党人，不太赞成罗斯福，本能地认为他有点象蛊惑人心的政客。”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轴心国这几年获得惊人胜利的原因。

　　保守派认为他们可以与独裁者交往，并认为这样做出与罗斯福总统合作更可取，因为与罗斯福的合作只是局限在以集体安全原则为基础的一些“模糊的”、“空想的”计划内。同样，法国的保守派也宁愿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不愿求助于名义上与他们结盟的俄国人。这种思维方式的直接后果是牺牲了奥地利、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独立的国家——这种牺牲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天真地想象的“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页上写道：“德属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德意志母国。……一个血统要求一个帝国。”依照这种哲学，奥地利一伙纳粹分子试图干1934年7月控制这个国家。
　　他们刺杀了陶尔斐斯总理，占领了维也纳电台，但民众却没有起义，这一暴动失败了。两年后，为了打消墨索里尼的疑虑，希特勒与奥地利签订了一个协定，答应尊重奥地利的独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极力主张和平与友好，但与此同时，德国正以极快的速度重整军备。
　　1937年，德国用在军备上的开支为45亿美元，而英法两国的军备开支合在一起还不到20亿美元。第二年，这一巨大的差异依然如故，尽管双方的军备开支都比以前大。这种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连同1936年莱茵兰的重新军事化的成功，大大地加强了德国的军事地位，致使希特勒能满怀信心地朝自己的目标进发。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舒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尼伐利亚高山别墅进行会谈。在那里，博学、谦虚、虔诚的舒施尼格受到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拍桌子打板凳的指责和辱骂。
　　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夜之间，你所有那些可笑的防御设施就会被炸得粉碎。

　　你并不确信你能阻止我甚至拖延我半小时，是吧？……一刻也不要认为地球上有谁会阻挠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完全一致。……英国鸣？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帮一点忙。
　　法国吗？是的，三年前，我们曾派小股部队进军莱茵兰，那是我事事都要冒险的时候。那时，如果法国出来阻止我们，我们只有撤退。……但是现在，对法国来说已为时太晚了。
 
            《全球通史》 第217节    

　　希特勒说完话后，德国的将领和德国及奥地利的纳粹领导人又重新开始软攻。这样，舒施尼格被迫接受了种种要求，如：赦免被囚禁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任命纳粹分子担任各种职务，包括内政部长的要职。但是，舒施尼格一回到维也纳，就在电台上发表讲话，阐明他维护奥地利独立的决心。
　　“我们完全知道，我们曾能到达，也的确到达过那条边界线，在边界线的那边，清楚而又明确地出现几个大字：‘到此为止，不能再走’。”然后，他禁止悬挂带有卐字的纳粹党党旗，禁止穿纳粹党党员的褐衫，禁止纳粹分子举行示威游行。这些坚定的措施得到了人民大众的充分支持，因此，舒施尼格更大胆地规定于3月13日就以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你赞成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日耳曼人和基督教的奥地利吗？”

　　这一挑战激怒了希特勒，他开始把军队集中到边界。
　　在随后的危机中，希特勒对舒施尼格提的大国不会帮奥地利一点忙的警告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法国当时正处于两届内阁交替之时，根本没有政府。墨索里尼是不愉快的、愤怒的，尤其是因为他的独裁者伙伴没有事先告知他，但是，他因“罗马-柏林轴心”而被捆住了手脚，因此，他只好告诉舒施尼格，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提供任何意见。”张伯伦已在2月22日对众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了他的不干涉政策：“在坐的各位有谁相信，象今天这种状态的国联能提供集体安全？…如果我说国联…不能为任何人提供集体安全是说得对的话——我确信我说得对——那么，我要说我们不可设法欺骗自己，更不可在我们知道集体安全毫无指望时，去设法骗得弱小国家相信国联将反对侵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保护它们”。3月11日，面对两份最后通蝶，舒施尼格被迫首先取消了公民投票，然后将总理位子让给了纳粹内政部长阿图尔·冯·赛斯-因克瓦特博士。赛斯-因克瓦特过去一直同柏林保持着电话联系，这时，他发布了一项由柏林授意的声明，要求德国政府“尽快派遣德国军队……来维持和平与秩序……制止流血事件。”实际上，军队因误解而在要求提出的前两个小时就已越过边界。3月13日，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法令宣布奥地利为德国的一部分，第二天，希特勒耀武扬威地进入了他的出生地。这样，德国通过电话就接管了奥地利；这一事件在国际联盟中竟未被提起。

　　七、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
　　随着平安地吞并奥地利，希特勒又把目标对准了邻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较大的、强大得多的国家，除拥有东中欧唯一幸存的民主制度外，还拥有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但是，苏台德边沿地区300万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存在使捷克斯洛伐克易受纳粹的宣传和颠覆。事实上，苏台德的日耳曼人所享有的自由比欧洲其他少数民族要多得多，因此，他们过去一直比较满足和安定。

　　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密探开始工作，他们的煽动加上由大萧条造成的严重失业引起的不满情绪，使大多数日耳曼少数民族转而反对布拉格。
　　随着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苏台德问题突然成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威胁。这个国家这时三面被扩张了的德国所包围。
　　更为严重的是，有某些迹象表明英、法政府准备放弃捷克斯洛伐克，就象它们先前放弃奥地利一样。3月24日，张伯伦在众议院宣布，他不能保证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保证在法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援助法国，因为英国的利益“与法国和比利时的利益并不相同”。与英国相比，法国受到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无端侵略的条约义务的束缚。

　　但是，法国的将领们警告说，他们的军队不能到国界以外的地方作战，因为整个军事机构只适应防卫用的马奇诺防线的防御工事。因此，法国政府在理论上不得不尊重它对条约承担的义务，但在实际上根本不愿这样做；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它断然地拒绝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始于9月12日，当时，希特勒发表了一次煽动性的演说，在这一演说中，他猛烈地抨击贝奈斯总统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迫害”，并警告说，“如果这些受折磨的人得不到权利和帮助，他们将从我们这里得到。”希特勒的要求得到了对中欧事务毫无经验的英国富裕商人朗西曼勋爵的支持，朗西曼曾被张伯伦派到捷克斯洛伐克担任他的私人“调查者和调解人”。朗西曼当时报告说：“绝大多数居民渴望与德国合并”（这是一种未经证实的看法，因为苏台德的纳粹分子以往一向所要求的是自治而不是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并以这一纲领赢得了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支持），因此，他建议“日耳曼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数民族“不占多数”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

　　以上是张伯伦和希特勒举行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著名的贝希特斯加登会晤时的背景。
　　促成这一会晤的是苏台德的日耳曼人，他们在希特勒发表演说之后挑起了普遍的骚动。布拉格政府宣布了军事管制法，纳粹领导人逃往德国，于是，希特勒把军队集中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一带。张伯伦担心，如果希特勒真的入侵，很可能会引起一个使法国、最终使英国卷入纠纷的连锁反应。
　　为了避免这一危险，张伯伦接受了达拉第总理的意见，向希特勒建议举行一次私人会谈。希特勒接受了这一建议，张伯伦于9月15日抵达贝希特斯加登。
　　希特勒不加掩饰地提出了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并吞苏台德区的要求，并表示，为了达到其目的，他宁愿“冒世界大战的危险”。
　　张伯伦回国后，首先说服他的内阁，然后说服法国接受了希特勒的条件。两国政府又催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这些条件；当后者提出反对时，它们便向它施加了一切压力，其中包括抛弃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威胁。9月21日，布拉格终于屈从德国的要求，作为回报，英法答应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
　　第二天，张伯伦飞往戈德斯贝格，他认为只需同希特勒一起制定出割让领土的具体办法就行了。然而，“元首”却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等公民投票就立即交出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而且不能撤除或破坏这些地区的任何军事机构或经济机构。此外，希特勒这时还支持波兰和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领土要求。
　　这些新要求引起了严重的国际危机。捷克斯洛伐克下令全国总动员，法国也动员60万后备役人员入伍，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9月21日的国联大会上宣布：“我们打算按照《苏捷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并准备与法国一起以我们可采用的方式问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列强对“这种公正的、无条件的宣言虽说不上蔑视，但很冷淡”。
　　相反，它们按照墨索里尼的建议，召开了英、法、德、意四国会议。会议于9月29日在慕尼黑举行，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没有参加；会议决定答应希特勒的所有要求，唯一的更改是作出若干保全面子的规定：德国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应分阶段进行，边界的最后划分应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
　　正如丘吉尔向众议院所指出的那样：“德国独裁者没有从饭桌上抓取食物，而愿意让人一道菜一道菜地侍候他——这就是首相为捷克斯洛伐克所获得的一切。”不过，事实仍然是，慕尼黑的妥协受到了英、法两国民众的欢迎。张伯伦和达拉第被热情的群众欢呼为和平的使者。当张伯伦宣布“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时，人们向他热烈喝采。

　　当希特勒声明“这是我不得不向欧洲提出的最后的领土要求”时，人们轻易地相信了。第二年发生的事件以灾难性的结局证明了这类声明的价值。
　　逐渐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边境地区是德国即将提出进一步要求的第一个信号。
　　按照慕尼黑会议作出的规定，当时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新国界。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尽管英国和法国作出过承诺，但它们对委员会的活动并不感兴趣。因此，没有举行公民投票，种种决定是由委员会成员中的两名德国将军作出的。
　　最后，德国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1O，000平方哩领土和35O万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捷克人。同时，波兰夺得了拥有丰富煤矿的特申地区，匈牙利占领了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大片地区。在德国的帮助下，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分裂成三小块：自治的斯洛伐克、自治的卢西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波希米西省和摩拉维亚省。
　　1939年3月，最后一场戏开幕：希特勒把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的傀儡政府首脑召到柏林，要他们解散各自的国家；3月15日，德国军队开入布拉格。波希米西和摩拉维亚被宣布为德国的保护国，斯洛伐克也被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同时，希特勒还允许匈牙利人入侵、并吞东部的卢西尼亚。
　　这样，不仅打破了人们认为希特勒的目标仅仅是重获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这样的幻想，而且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国家。对斯拉夫人占优热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使那些完全相信“元首”的话的人猛然意识到事情不妙。张伯伦尤其感到震惊，因为，作为一个信奉正教的英国商人，他先前认为希特勒会遵守他的不再对欧洲有任何领土野心的诺言。
 
            《全球通史》 第218节    

　　希特勒对这一诺言的违反不仅迫使达拉第，也迫使张伯伦痛苦地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在希特勒突然攻击波兰时采取了较坚定的立场。八、战争的到来
　　随着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领。随着西班牙和匈牙利加入轴心国阵营，情况变得日益明显：西方列强必须和苏联联合起来，以便制止进一步的侵略。
　　丘吉尔写道：“结成大联盟的关键是和苏联达成谅解。”就苏联政府方面来说，它非常乐意达成这一“谅解”。3月18日，苏联通知柏林，它拒绝承认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
　　三天后，苏联政府提议召开六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会议。商讨对付以后侵略的措施。伦敦答复说这一建议“为时过早”，因此，它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张伯伦在3月26日的一封私信中说出了他否定这一建议的原因：
　　我得承认我最不信任苏联。我根本不相信苏联有能力保持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怀疑苏联的动机，在我看来，它的动机与我们关于自由的思想几乎没有联系，而只与使别人不和有关。

　　此外，许多较小的国家，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也都既憎恶苏联又怀疑苏联。
　　不过，就在同一个月，希特勒强迫立陶宛交出了梅梅尔市，并就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向华沙提出了强硬的要求。面对德国无限制地扩张的情景，张伯伦于3月31日保证，在发生“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为”的情况下，英法将给波兰人以援助。
　　一个星期后，这一保证发展为互助条约。轴心国的下一个行动是，意大利于4月7日开始侵略并占领阿尔巴尼亚。英国和法国又针锋相对，于4月13日作出保证，如果罗马尼亚和希腊的独立受到明显威胁，英法将全力支持这两个国家。
　　第二个月，英-土和法-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
　　英国对东欧各国所作的这些承诺表明英国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开端。半年前，张伯伦还因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遥远的国家”、英国与它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而拒绝帮它一点忙。
　　现在，他正答应去援助更遥远的、更难到达的、与英国更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实际上，这些国家的难以到达使张伯伦的许诺变得毫无价值，除非英国和苏联一致行动。正如丘吉尔于5月19日向众议院所宣布的那样，“果没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我们在西方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保障，而如果没有苏联，就不可能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最终，张伯伦于4月15日开始与苏联人谈判。

　　到这时，双方相互间仍很不信任，因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西方领导人仍为先前张伯伦对苏联红军的战斗力、苏联领导人的动机和苏联邻国的反应所表露的怀疑和担心所困扰。
　　同样，随着轴心国在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节节胜利，斯大林的疑虑也在不断增长。他越来越怀疑，西方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德国转而向东方扩张、反对苏联；这种怀疑在他于1938年中期放弃西班牙共和国和于1939年5月1日派冷酷无情的老党员维亚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取代国联不屈不挠的支持者李维诺夫的做法中表现了出来。

　　这种相互间的不信任使1939年夏苏联与西欧两大强国的谈判流产，而关于哪一方应对这一失败负责的问题至今仍处于争议中。
　　美国两位历史学家断定：“总的说来，苏联在这一阶段后期的政策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相反，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人们无论怎样旋转占卜用的水晶球、试图根据1939年8月23日（《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观点去研究未来，都很难看出苏联还有其他什么路可走。”也许这些评价中的每一个都是相当确实的，因为当时相互间的疑心非常大，以致双方不仅仔细考虑了与希特勒打交道的可能性，而且也在这一方面采取了措施。

　　从表面上看，苏联和西欧强国都赞成组成“和平阵线”。不过，若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一点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5月31日，莫洛托夫宣布，组成和平阵线是不可能的，除非英法接受互惠与平等义务的基本原则。
　　具体地说，他要求苏联的邻国——芬兰和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必须得到与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所得到的同样的保证。但是，波罗的海各国已与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拒绝接受苏联和西方的任何保证。伦敦认为这就结束了提供保证的可能性，而苏联人则把这种见解说成是对这一问题的墨守成规的推托和回避。
　　同样，波兰人拒不同意战时让苏联红军在波兰领土上作战。他们坚持认为，苏联的援助应仅限于提供军用物资方面。从波兰人的观点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却反驳道：“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军队如果不能在法国领土上作战就不可能同法国军队实行军事合作一样，现在，苏联军队如果不能进入波兰领土，也就不可能同法国和英国军队实行军事合作。”在这一争论的背后是伦敦方面的令人痛苦的怀疑——怀疑苏联人的真正目的是要获得随意进入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正当理由；当苏联人坚决主张向波罗的海各国提供的保证除了要针对直接的侵略外还应针对间接的侵略时，这种怀疑被进一步加深。苏联人的这一主张意味着如果波罗的海某国的政治变化看上去有利于侵略者，苏联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对伦敦来说，这样的安排是招致苏联扩张主义的一个无法容忍的因素。

　　就苏联人方面来讲，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答应在德国人进攻波兰时参战，而他们又不能派军队开入波兰领土迎战向前推进的德国人，那么，德国人就会很快地占领波兰而到达苏联边界。那时，英国和法国是向德国正式开战，还是按兵不动，让苏联独自对付德国人的猛攻呢？7月，当张伯伦的两位代表按照他的指示向在伦敦的一名德国官员提及签订英-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时，苏联人的担心被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条约将使英国摆脱它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当时，张伯伦因向波兰所作的保证而感到不愉快，因与苏联的谈判而更感到不愉快，因此，他是在抱着恢复他的绥靖政策的目的试探德国人的态度。

　　德国政府对英国的这些主动姿态毫不感兴趣，而这些姿态无疑可用来证实克里姆林宫的怀疑，即张伯伦最感兴趣的是孤立苏联，促使希特勒转向东方。
　　所有这一切促使斯大林作出了转向以往一向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轴心国的重大决定。8月中旬，他通知“元首”说他准备谈判。
　　莫洛托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会谈，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与另一位现实主义者的会谈。8月23日，他们宣布了震惊世界的外交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同意缔约国之一如与他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将保持中立。
　　十分重要的是，这一条约不包含如果缔约国之一侵略他国就会使该条约无效的所谓的“例外条款”，而包含这种例外条款是苏联与其他国家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特点。也许这种省略与条约中的一个秘密议定书有关，这个议定书规定，如果发生“领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和波兰西部将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而波兰其余地区连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则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希特勒因为他的东侧受到了保护，便认为他可放手出击了。
　　8月25日，他命令军队于第二天早晨五点四十五分开始入侵波兰。这时，希特勒希望，失去苏联支持的西欧列强不会设法援助波兰。但是正相反，就在希特勒发布命令的同一天，英国政府的代表与波兰正式签订了联盟条约。
　　与此同时，希特勒听说墨索里尼已决定不参战，至少暂时不参战。这两个挫折使希特勒确信，暂时的退却是必须的，8月25日晚，他取消了入侵命令。
　　这位纳粹领袖这时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外交上的另一个慕尼黑。
　　在以后几天中，欧洲各国外交部纷纷提出了各种和解、调停和公民投票的建议，而紧急关头的这些努力没有一个产生实际的效果。其时，德国将军们正提醒希特勒，只要再过一个月，便是使我们无法在波兰平原上调动坦克的秋雨季节。因此，8月31日，“元首”发布了向波兰进军的最后命令。

　　同时，他发表了相当有节制的十六点建议要求波兰政府考虑；这十六点建议是仅供记录在案用的。在建议送到华沙之前，希特勒就宣布它遭到了拒绝，他企图利用这一欺骗手法来证明这时已发生的对波兰的猛攻是有理的。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国军队、坦克和飞机未经宣战就已全线越过波兰边界。
　　9月3日，英国和法国都对德国宣战。墨索里尼尽管发表过有关轴心国“钢铁般条约”的演讲，但仍保持中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开始。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下一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头打仗。
　　爱因斯坦
  
            《全球通史》 第219节    

　　在与斯大林签订条约时，希特勒的目标是要在他消灭波兰期间确保苏联的中立。然后，他能调集部队进攻英国和法国，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当时，他私下宣布：“让我们把这一条约看作是确保我们后方的东西吧。”至于苏联，这个国家也被列在他将来的牺牲者的名单上。“目前苏联并不危险”，他说道，“只有当我们在西欧的行动自由时，我们才能反对苏联。在以后的一、两年中，目前的局面将继续存在”。

　　因此，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已制订出他的征服计划：首先是波兰，其次是西欧，最后才是苏联。他按照这一计划行事，并由此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直到苏联和西欧变得十分强大，足以掌握主动权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作为由东欧少数民族争端挑起的欧洲各国间的冲突开始的。
　　在最初的两年中，诸战役只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然后，日本于1941年袭击了珍珠港，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了全球性的战争，正如美国1917年的参战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一样。但此时，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相似处已不存在。
　　随着日本闪电般地占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的地区比前一次世界大战多得多。两次大战在所运用的战略和武器上也根本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战壕和机枪群为基础的防守证明优于进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坦克和飞机为基础的进攻证明强于防守。
　　这一点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特有的战线的极大的流动性。整个整个的国家乃至整块整块的大陆来回易主，这与1914年至1918年间西部战线流血的僵持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战争的欧洲阶段
　　对波兰的瓜分　在波兰，德国人第一次显示了其新式的“闪电战”的致命效力。
　　首先，一批批俯冲轰炸机轰炸通讯线路，扩大恐怖气氛和混乱局面。然后，装甲师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一个个缺口，深深地侵入后方，摧毁运输和通讯设施，将抵抗的部队切割成碎片。最后是较轻便的摩托化师和步兵师出击，必要时在飞机和大炮的援助下，“肃清”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敌军。
　　不幸的波兰正好是一个适合这种战争的“机构”。这个国家差不多全是大平原区，几乎没有能阻挡坦克前进的自然障碍物。波兰军队已毫无希望地成为过时的了，它虽拥有12个用马匹、长筒靴和踢马剌装备起来的骑兵旅，但只有一个装甲旅。

　　此外，波兰最高指挥部已将部队稀稀拉拉地分布在整个边界线上，妄想守卫全国的领土。德国装甲师几乎没费力就突破了选定的目标，切断了补给线，包围了波兰的步兵师，而德国空军轰炸目标时仅遇到了波兰小规模空军软弱无效的抵抗。由此造成的混乱使波兰170万军队中只有三分之二的部队被动员起来，而这些部队中只有不到半数的军人能到达他们的集中地。

　　10天内，这场战役的胜负实际上已被决定。德国的坦克飞机大队迎着日渐衰弱的抵抗迅速通过波兰农村。德军推进的速度迫使斯大林采取行动，以便接管他在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时所坚持要求的领土。
　　9月17日，苏联红军穿过边界进入东波兰，两天后，与得胜的德国人建立了联系。9月27日，华沙沦陷，波兰政府领导人逃到罗马尼亚，然后从那里逃往法国。两天后，他们的国家被瓜分，德国人占领了拥有2，200万人口的37，000平方哩土地，苏联人占领了拥有1，300万人口的77，000平方哩土地。
　　不到一个月，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已完全地从地图上消失。
　　苏联政府这时利用《莫斯科条约》中的秘密议定书来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地位。1939年9月和10月，它强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同意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苏联军事基地。
　　作为补偿，立陶宛得到了长期渴望的、以往一向是波兰之一部分的维尔纽斯城及其周围地区。然后，苏联人向芬兰提出了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北冰洋沿岸的佩萨莫周围割让某些领土的要求。尽管苏联人在别处提供了大量的领土作为补偿，但芬兰人还是拒绝了，因为那将意味着失去他们在卡累利阿地区的一个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曼纳林防线。

　　由于这些防御工事在列宁格勒的大炮射程之内，因此，苏联人坚持他们的要求，最后，苏联红军于11月30日向芬兰发动了进攻。
　　芬兰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于是国际联盟将苏联开除出国联，可以说，苏联是遭到如此待遇的唯一国家。芬兰人对苏联人猛攻的抵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在曼纳林防线击退了苏联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西方舆论也一边倒地支持芬兰。自愿军，尤其是瑞典的自愿军，加入了作好战斗准备的芬兰人，到1940年2月时，英法两国政府也在认真考虑派远征队去援助芬兰。但这时，曾严重低估了芬兰力量的苏联人正在以正规军而不是以地方部队向芬兰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他们用大炮猛轰，摧毁了曼纳林防线，到3月中旬对，已迫使芬兰人求和。随后产生的条约使苏联人获得的领土比他们原先要求的还多些，包括佩萨莫地区、维堡港口、芬兰湾中的几座岛屿和汉科海军基地。苏联人对芬兰和波罗的海其他国家的这些行动的主要意义，也许在于它们反映了在苏-德合作的幌子背后存在的竞争和不信任。
　　波罗的海地区的日耳曼人数世纪以来一直在梅梅尔和里加这样的城市中心居支配地位，但由于苏联的坚决要求，他们撤退到德国——这一情况也充分表明了上述这一点。

　　对丹麦和挪威的征服　当时，西方战线处于令人不安的平静中。波兰被瓜分时，英国和法国无能为力地站在一套。
　　他们不能进入德国人已严密封锁的波罗的海；他们的空军无法飞越德国领空；他们的陆军则遇到了希特勒自1936年占领莱茵兰后所精心修筑的防御工事的阻挡。因此，法国人只得牢牢地守在马其诺防线上，而在齐格菲防线那边的德国人也没采取任动行动。希特勒趁这种僵持局面，向西方列强作出愿意和平的表示。
　　他立即遭到了拒绝，但僵持局面仍在继续，于是这种冲突被通俗地称为“空头”战争、奇怪的战争、胶着战。
　　这种表面的平静证明是靠不住的。1940年4月9日，德国军队突然采取行动，横扫了丹麦，并登上挪威海岸。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挪威海岸的峡湾，这些峡湾能为德国潜艇提供非常宝贵的基地，还能保护船只将瑞典的铁矿石沿海岸运到德国。丹麦人没能抵抗，但挪威人因有英国的支持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德国人对天空的控制证明是决定性的。

　　到4月底时，同盟国不得不撤离挪威的南部和中都。在北部，在纳尔维克港的周围，抵抗又持续了一个月。但到6月初时，法国本身也处在生死攸关的危险之中，于是，同盟国远征军驶离挪威，挪威政府也相随而去，去伦敦避难。
　　德国人在挪威建立了由卖国贼吉斯林领导的他们自己的政府；吉斯林的名宇成为追求私利的卖国贼的同义词。
　　法国和低地国的沦陷　同盟国在挪威的挫折不久就因在7周内便横扫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惊人的闪电战而相形见绌。5月10日，德国人进攻荷兰和比利时，两天后又进攻法国。
　　荷兰人的防守5天内使土崩瓦解。比利时人坚持得稍久些，但到5月28日时，国王利奥波德宣布投降，比利时军队停止抵抗。其时，德国人已绕过马其诺防线的最北端——这条防线从来没有伸展到海洋——并穿过阿登森林，在色当把法国人的防线打开了一个50哩长的缺口。
　　装甲师这时向西迅速穿过亚眠朝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阿布维尔城挺进，5月21日到达该城。

　　德国人的突破性进展使法国北部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与法国主力部队的联系被切断。法国最高指挥部试图进行反击，切断德国坦克横穿法国北部时形成的带状突出部。
　　但是，普遍的混乱和麻木状态妨碍了有效的行动，德国机械化部队继续沿英吉利海峡的海岸呈扇形展开。佛兰德的同盟国军队，主要是英国军队，退缩到了敦刻尔克这个唯一仍无敌军的港口。由于港口的一半已被毁坏、只剩下几哩长的空旷海滩，撤退的前景似乎令人绝望。
　　人们希望也许能使45000人得救；事实上，有336000人乘船渡过了英吉利海峡，撤回到英国。这一“敦刻尔克奇迹”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希特勒的决定——希特勒当时决定重编军队、向南对法国进行决定性的战争，而不是力求取得一个已成为外围作战的战役的完全胜利。同样重要的是英国海军部的勇气，它调集了850艘包括河里的拖船、摩托艇、渔船和海边的明轮船在内的、属于各个制造时期和不同种类的船只，组成了一文混杂的援救船队。

　　皇家空军掩护了这次撤退，取得了它对纳粹德国空军的首次胜利。不过，英国人除13，000人死亡、40000人被俘外，还被迫丢弃了所有贵重的装备。
　　随着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的完成，法国的苦难开始了。
　　第二天，德国军队继续向南推进。到6月13日时，未设防的、被政府抛弃了的巴黎已被占领。两天后，德国人到达1916年时他们曾在那里遭到惨败的凡尔登。
　　这时，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他于3月底接替达拉第）已完全泄气，处于其内阁中绥靖者的影响之下。原先，他已打算将其政府迁移到北非，但6月16日，他疲倦地将总理职位交给了贝当元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位“凡尔登的英雄”这时却向德国求和。

            《全球通史》 第220节    

　　6月22日，就在1918年签署德国停战协定的贡比涅，法国接受了条件苛刻的停战协定，其中包括释放所有的德国战俘，遣散法国军队，交出法国军舰，由德国占领包括主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以及直到西班牙边界为止的整个法国海岸线在内的法国一半略多的领土。
　　德国闪电战的惊人影响反映在低得令人难以置情的伤亡数字中。整个战役中，法国损失了约10万人，其他同盟国损失了2万人，德国损失了45，000人。
　　这些损失还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进攻所蒙受的损失的一半。法国被认为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迅速崩溃自然是一个最令人痛苦的打击。有人指责说，叛国和怯懦是造成这一巨大灾难的原因。

　　虽然这些指责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另一些因素似乎更具决定性。一个因素是苏-德条约的影响，这一条约使希特勒能将军队集中在一条战线上。1914年，法国曾得到在东线作战的沙俄军队相当大的援助；现在，法国必须单独与德国对抗，仅得到英国比较微薄的支持。
　　也许最重要的是德国在好几个方面、尤其是在飞机和坦克的数量以及新的闪电战技术的发展方面所占的优势。法国最高指挥部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不仅是因为装备不充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不能有效地利用它所拥有的人力和物力。不列颠战役　敦刻尔克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希特勒自然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会明白的，会屈服的。
　　但是，他没能考虑到英国人民和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是马尔伯勒公爵的后代，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纽约时报》前业主的女儿珍妮·杰罗姆的儿子，一个天生的战士和持异见者。丘吉尔26岁以前就已在古巴、印度西北边界、苏丹和南非作过战，在南非，他曾在布尔战争中被俘，随后又逃了出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因加利波利远征队的失败而几乎名誉扫地，因为他曾是加利波利远征队的主要支持者。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几乎是单独地主持重整军备的活动，尽管重整军备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事业。他的特点是不愿通过避开棘手的问题或妥协来获得名望。
　　因此，在张伯伦实行绥靖政策的几年中，他带头要求立场坚定地反对轴心国的侵略。

　　如此一贯的勇敢和直率使他成为张伯伦理所当然的接班人，1940年5月10日，张伯伦因草率援助挪威和未能动员全国打一场生存战而被迫辞职。丘吉尔组织了一个所有党派参加的内阁，这里既有保守党领袖安东尼·艾登，又有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和欧内斯特·贝文，艾登曾因抗议当时的绥靖政策而于1938年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
　　丘吉尔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军事领袖。他以特有的胆识和果断告诉他的人民——告诉全世界：“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着陆地作战。
　　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中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他的同胞们以同样方式作出响应，他们坚韧不拔地、充满自信地努力从事摆在他们面前的这种艰巨的工作。
　　其时，希特勒正犹豫不决，拿不准下一步该怎么走。法国出人意料地迅速沦陷使他大为吃惊。最初，他试图同他始终十分尊敬的英国人达成协议。
　　当他的提议被置之不理时，他便于1940年7月16日发出了入侵英岛的指令，即“海狮计划”。但是，对两栖作战，德国最高指挥部既没有适当的装备，也没有除入侵挪威以外的必需经验，故组织一次两栖作战还需要时间。德国武装部队的首脑们把许多时间浪费在关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种种难以对付的技术问题的激烈争论上。

　　不过，他们都同意，如果不掌握制空权，“海狮计划”是实行不了的。因此，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调动了他的空军，确信只需通过空袭、无需采用危险的渡海方法便能征服英国。
　　接着发生的空袭发展成重大的不列颠战役，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较大的转折点之一。
　　在这一大规模的空战中，纳粹德国空军拥有的飞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英国皇家空军——2670架对1475架。但是，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驱逐机更为先进，因为英国人大量生产飞机比德国人晚几年。英国人还使用了雷达，雷达是一种新发明，能使敌机在距离其目标还有50至100哩时就被“看见”。
　　即便如此，如果纳粹德国空军倾全力对付皇家空军的基地和战斗机，那么，这种近二比一的数量上的优势仍会证明是决定性的。然而，戈林却不断地变换他的目标：最初是东南岸的港口和英吉利海峡中的船舶，然后是皇家空军的基地和雷达站，最后，在1940年9月是伦敦、考文垂和其他工业中心。一个月里，这些城市天天遭到轰炸，但死亡人数却低的惊人，工业生产也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据医生们说，全国人民的士气非但没有降低，反而通过这一严峻考验得到了提高与增强。此外，戈林把目标转向城市就是默认，他无法摧毁皇家空军的战斗力量。9月17日，希特勒下令将“海狮计划”的实施延迟到来年春天。
　　事实上，这一入侵英国的计划已被永远地搁置一旁。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几千名飞行员同少数分散的波兰、捷克、法国和比利时的飞行员一起成功地击退了纳粹德国空军。丘吉尔在战斗最激烈时说道：“在人类发生冲突的领域中，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如此感激这么少的人（指皇家空军飞行员）。”
　　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征服　1940年7月31日，即不列颠战役前两个星期，希特勒召开了陆军和海军最高指挥官会议。会上有人劝告希特勒说，要想在那年秋天成功地侵占英国是极不可能的。于是，希特勒作出了来年春天入侵苏联的重大决定。
　　他是通过以下推论作出其决定的：
　　如果入侵“英国”不能实现，我们的行动目标就应当是消除所有让英国有希望改变形势的因素。……英国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和美国身上。如果苏联被打败的话，英国也将失去美国，因为消灭苏联将极大地增强日本在远东的势力。
　　……苏联是英国最想依靠的国家。……随着苏联的被击溃，英国最后的希望也将破灭。那时，德国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主人。
　　决定：因此，必须使苏联的灭亡成为这场战争的一部分。1941年春。

　　消灭苏联越早越好。只婆一举彻底打垮苏联，进攻就达到了它的目的。……如果我们5月14日开始进攻，那么，我们将有6个月时间可用来完成这项使命。
　　为了为预定的入侵苏联作准备，1940年10月，希特勒向罗马尼亚派遣了部队。他通知莫斯科说，这些部队是派去“指导”罗马尼亚军队的“训练部队”。但与此同时，德国的一道秘密命令却说明，这些军队的“真正任务”是让罗马尼亚军队作好参加即将到来的入侵苏联的准备。
　　就在希特勒占领罗马尼亚时，墨索里尼向希腊发动了笨拙的侵略。长期以来一直以独裁者的老前辈自居的“领袖”开始妒忌获得惊人成功的“元首”。尽管他们已通过轴心国条约正式结盟，但希特勒在从胜利走向胜利时从不与他的意大利同伴商量，也不通知他。
　　“希特勒总是让我面对既成事实”，墨索里尼向他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抱怨道：“这一回，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将从报纸上发现我已占领希腊。”墨索里尼以为这将是一次毫不费力的占领，但事实却证明它是一次耻辱的大失败。
　　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军队从阿尔巴尼亚越过边界，进入希腊，希望胜利挺进雅典。但在越过希-阿边境问前推进了一段距离之后，他们便于11月11日在梅索沃战役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意大利的精锐部队——高山型白种人的“尤利亚”师依仗自己的坦克和空军的援助，沿着峡谷向梅索沃推进，没有费心占领他们背后的一些高地。

　　希腊的高山团连夜急行军，占据了这些俯临着峡谷里的意大利人的高地。拂晓，他们突然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意大利人纷纷溃逃。
　　梅索沃战役成为希腊人以后获胜的楷模。
　　希腊人常常利用意大利人笨重的装甲师在伊皮鲁斯山脉中的不便占领高地，从那里切断并包围下面的敌人。到11月中旬时，他们已将意大利人逐出边境。赶回到阿尔巴尼亚。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他们攻占了科尔察、阿季罗卡斯特隆和埃达港等阿尔巴尼亚大城市。一时间，墨索里尼似乎还得忍受亚得里亚海的敦刻尔克大溃退的痛苦。
　　此时，墨索里尼的轴心国盟友进行了干涉，将他从今人难堪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希特勒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忠于其伙伴的感情；事实上，他对战争已延伸到巴尔干半岛大为恼火。但是，他不能对意大利人笨拙的行动袖手旁观，尤其是因为英国人正将空军部队派往希腊。此外，1940年11月25日，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承认苏联在保加利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首要地位。
　　希特勒对此未作答复；相反，他于12月发出了实施“马里塔作战计划”和“巴巴罗萨作战计划”的指令——这些指令将被证明对整个世界来说是决定命运的。马里塔作战计划要求“经由保加利亚占领爱琴海北部的沿海地区，必要时……占领整个希腊本土。”巴巴罗萨作战计划规定，“德国军队必须准备通过一次迅速的战役征服苏联，这一战役甚至可以在结束对英战争之前进行。

　　…准备工作应在1941年5月15日之前完成。”
          
            《全球通史》 第221节    

　　为了替马里塔作战计划作准备，希特勒强迫保加利亚同意驻扎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德国部队渡过多瑙河进入该国。1941年1月，当这些部队出现在保加利亚时，丘吉尔针锋相对，向希腊派遣了部队，尽管这样做削弱了韦维尔将军当时在北非的攻势。
　　最后，南斯拉夫政府迫于最后通牒的威力不得不接受了加入轴心国的条约（3月25日）。但是，由于这一投降条约非常不得人心，第二天夜晚，南斯拉夫政府便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满腔热情的群众在贝尔格莱德街上列队游行，高呼“宁要战争也不要条约”。
　　过了不到两个星期，即4月6日，战争真的来临。如同在波兰和法国一样，纳粹德国的装甲师和空军以破竹之势前进。巴尔干半岛的高山地形并没有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有效的障碍，英国的陆军和空军部队也太软弱，未能挡住潮水般涌来的德军。
　　到4月13日时，德国人已进入贝尔格莱德，10天以后，英国人将他们的部队从希腊南部撤到了克里特岛。德国人随即对克里特岛发动了空降突击，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料到会遭到来自克里特岛以北180哩处的希腊本土的空袭。尽管德国人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到6月初他们终于还是完全控制了这座岛屿。
　　由于每次都有成功的可能，由于侵占整个中东地区的前景，希特勒这时在地中海有了一个他原可以利用的良机。除在巴尔干半岛的胜利外，他的军队还在有才干的、精力旺盛的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领导下在北非取得了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胜利。1940年12月至1941年8月间，韦维尔曾将意大利人从埃及边境赶回到的黎波里塔尼亚，取得了在北非的最初胜利。

　　但此后，英国军队立即因为撤出一部分部队去参加希腊战役而被削弱。同时，德国人为了支持他们的意大利盟军，赶紧向北非派去了援军。英国情报机构低估了这些援军的力量，因此，当隆美尔于1941年3月31日发动进攻时，他能以破竹之势前进。
　　不到一个月，他就占领了班加西、巴迪亚和昔兰尼加整个地区。
　　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的胜利为希特勒提供了一边通过利比亚和埃及、另一边通过土耳其和叙利亚向苏伊士发动大规模钳形攻势的机会。但是，元首放过了这个机会，其原因正如德国一位外交官所说的那样，希特勒正沿着“思想上的一条反苏联的单行道”行进。
　　他没有利用中东的有利形势，而是将他的各个师从巴尔干半岛调到了东线。1941年6月22日，强大的德国军队终于冲过苏联边界，由于巴尔干战役，这一时间比预定的时间整整晚了5个星期。
　　二、战争的全球阶段
　　对苏联的入侵　1939年8月，斯大林因种种原因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些原因包括极不信任西方领导人和希望赢得时间来加强军队和工业建设。
　　他还预料德国和西方列强迟早会发生冲突，进行一场消耗战，苏联则可因互不侵犯条约而随意避开战争，直到战争对它有利时再介入。“如果战争爆发”，他告诉他的同志们，“我们绝不可能按兵不动。我们将不得不参战，但我们必须是最后一个参战。

　　我们参战的目的是为了在天平上放上一个决定性的砝码，这个砝码将使天平倾斜。”这一战略是精明的，然而，它却使苏联自食其果，差点毁了这个国家。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德军和西方军队势均力敌，双方会互相残杀，从而使苏联红军成为欧洲大陆上居支配地位的军队。
　　事实正相反，德国军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所有的对手，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使苏联孤立无援，处于危险的境地。
　　斯大林决不是唯一因希特勒的一系列快速的、决定性的胜利而感到吃惊的人。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斯大林对6月22日德国人的进攻没有准备。
　　据赫鲁晓夫后来的证言，斯大林对德军日益明显的备战迹象根本不愿相信。他忽视了丘吉尔和他自己的情报机构的再三警告。相反，他继续向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提供愈来愈多的粮食和军用物资，直到最后一刻。
　　为什么斯大林这位总是持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在与希特勒的关系上会如此不幸地盲目，这个问题至今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不解之谜。
　　最初，苏联似乎会象波兰和法国那样耻辱地土崩瓦解。德国各装甲师以他们这时已熟悉的方式冲破边境上的防御工事，深深地侵入后方，包围了苏联所有的军队，抓获了成千上万名俘虏。

　　到年底时，德国军队已向东入侵600哩，占领了苏联工业化程度最高、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德国人获胜除出其不意这一重要因素外，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一开始就在数量上占优势。希特勒以一支约300万人的军队攻击对方近200万人的军队。
　　当然，苏联人有大批后备兵可利用，但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使苏联很难迅速地、有效地利用这些后备兵。德军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各种环境下作过战，还拥有具备作战经验这一显著的优势。此外，苏联近来的刊物披露了以往一向未为人们所料想到的苏军的弱点。
　　苏联红军航空队的大部分飞机都集中在靠近边界的小机场上，其中多数飞机头一天就被炸毁。苏联红军没有足够的反坦克炮来对付德军装甲师大规模的、有时每公里就有100辆坦克的进攻。1941年，德国步兵大多已有冲锋枪，而苏联人只有步枪。
　　最后，我们应该想到，这不是苏联和德国之间的一场斗争，而是苏联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一场斗争。也就是说，苏联红军不仅要对付德国军队，而且还要对付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大量军队，苏联的兵工厂除了与德国的兵工厂竞争外，还要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兵工厂竞争。因此，尽管1941年苏联的钢产量与德国的钢产量几乎相等，但要比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钢产量少一半以上。

　　希特勒的战略是沿着从芬兰到罗马尼亚的1000哩长的战线前进，向东推进到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哈尔科夫和罗斯托夫的这条线上。德国军队打算将苏联红军包围和消灭在这条线以西的地区，因此，他们无需将他们的战线延伸到乌拉尔山脉和乌拉尔山脉那边。由于上述因素，德国人几乎达到了他们所提出的所有的领土目标、他们占领了哈尔科夫和罗斯托夫，差不多完全包围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在列宁格勒，每日口粮即代用面包减少到4盎司左右；近300万城市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可怕的冬天尚未结束前就已饿死。
　　德国人尽管取得了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进展，但1941年发动的战役并未达到基本的战略目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未被攻克，苏联红军虽受到重创，但仍然很完整。
　　事实上，苏联红军于12月10日发动了一次反攻，粉碎了德军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钳形攻势，而且还夺回了罗斯托夫——这是德军占领后又被迫放弃的大小城市中的第一座城市。因此，尽管苏联红军损失惨重，但它所做的仍比预期的好很多。苏联红军的幸存也不象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普遍的冬天”。
　　德军于1O月向莫斯科发动首次最大的进攻时，天气异常暖和。直到11月16日以后发动第二次进攻时，冬天的气候才妨碍了德国人，不过，它也同样破坏了苏联人的反攻，要不然，苏联人的反攻会比实际上的更成功。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范围的冲突转变为全球性的冲突。
　　战争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决心保持中立。罗斯福总统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一样，公开表明了这一决心；1939年9月3日，他向全国宣布：“和平将不会停止”。但是，希特勒出人意料的胜利，尤其是法国的沦陷，迫使美国的决策人开始提出疑问：中立态度能否自动地提供保护免受卷入战争之害。

　　如果希特勒征服英国，然后控制大西洋——这在当时似乎决不是不可能的事——征服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美洲大陆？
　　这些因素使华盛顿断定，避免卷入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向那些仍在与德国作战的国家提供除战争外的一切援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签订《驱逐舰与基地的交换协议》（1940年9月2日）、从中立立场逐步转入非交战立场，为什么美国会制订《租借法》（1941年3月旦日）、签署《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12日）和发布若干命令（1941年8-9月，这些命令要求美国海军为纽芬兰和冰岛之间的所有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商船护航，并要求美国海军一看到出现在这些水域中的轴心国军舰就立即向它们开火），从非交战立场转入不宣而战立场。

　　罗斯福总统在努力限制轴心国在西方的扩张的同时，还试图制止日本在太平洋的侵略。
　　然而，一届又一届的东京政府由于欧洲事态的发展所提供的所谓的良机而变得越来越好战。希特勒的胜利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富饶领地几乎没有设防。因此，1940年9月27日，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
　　这一条约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日本在亚洲的霸权，要求在任何一个签约国遭到美国进攻时互相提供充分的援助。
　　不过，日本人对欧洲的战争不直接感兴趣。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一个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双方保证，如果一方“成为一国或其他几国的进攻目标”，他方将保持中立。
 
            《全球通史》 第222节    

　　1941年6月，当希特勒侵略苏联时，他曾要求日本与他合作，从东面进攻苏联。日本人怀疑德国人在亚洲的目的，拒不答应这一要求。此外，他们还看到了东南亚的更迷人的地区，那里正动荡不安，为他们提供了明显的机会。

　　到1941年夏时，他们已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上的基地，同泰国签订了联盟条约，并且，正要求获得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和橡胶产品。那时，英国人在欧洲的处境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撤离了上海，只在香港和新加坡保留了一些毫无战斗力的部队。因此，只要美国不干涉，日本人占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日本领导人在与美国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陆军准备直接向英国、法国和美国挑战，但海军、外交家和实业家多半不同意这种做法。1941年10月，赞成与美国和解的首相近卫又麿辞职，于是出现了转折点。
　　“剃刀脑袋”东条英机将军接替了近卫，组织了一个由陆、海军军官组成的内阁——据说这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内阁”。东条决定，通过外交或武力手段，在这年年底之前跟美国算帐。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和来栖三郎特使一起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这最后时刻举行了一系列会谈。
　　双方的立场相差甚远，因此，达成和解根本不可能。
　　当时，东京政府每天的决定赫尔都知道，因为日本的电台密码已被破译。因此，一份份“注意戒备”的警告送到了珍珠港，送到了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远东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手中。

　　12月7日，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从华盛顿向珍珠港发出了最后一份警告。由于静电故障妨碍了美军电台的使用，因此，这一消息只得通过商业渠道传送。在火奴鲁鲁岛，这份电报交给了一位骑自行车的邮差。
　　当他还在送信途中，即上午7点刚过，日本的炸弹已开始落在这座岛屿上。几小时之内，除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被炸毁外，珍珠港上的八艘战列舰中有五艘被击毁。与此同时，日本另一支特遣部队摧毁了美军在菲律宾的大部分飞机。
　　遵照《三国条约》的条款，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这样，美国不但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完全卷入了这场战争。此时，在华盛顿围绕要战争还是要和平这一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突然停止了。
　　总统向这时已团结起来的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宣布：“我们现在已处于战争之中。我们一直都在这场战争之中。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我们美国历史上这一最巨大的事业的参与者。”美国作为参与者的作用就是成为“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1943年至1944年，这家“兵工厂”的最高生产纪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五分钟制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中，它生产了87，0O0辆坦克、296，000架飞机和5，300万吨位的船只．

　　1942年：轴心国胜利的一年　1942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几乎在各处都取得了胜利。强大的攻势蹂躏了苏联、北非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就象一只带有三个爪的巨大爪子在抓取欧亚半球。
　　与此同时，德国的潜艇和水面舰船正威胁着同盟国的航线，1942年，同盟国船只的损失平均每月为40万吨位左右。
　　日本人取得了最为惊人的胜利，他们迅速征服了太平洋广大地区，从阿留申群岛扩张到澳大利亚，从关岛扩张到印度。日本人之所以获得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每次都是在对手实际上不可能进行抵抗时发动进攻。
　　法国和荷兰已被占领，英国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拼命斗争，美国则刚开始从和平时期的经济转向战时经济。这样，日本人便进入了一个真空，他们迅速而又轻易地填满了这一真空。西方列强将它们的殖民地作为原料的提供者和制成品的消费者的传统做法，也有助于日本的成功。
　　尽管这种安排对母国也许有利，但它却阻碍了殖民地地区的经济发展。即便是印度这样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也不能生产一辆吉普车、一架飞机或一艘登陆艇。这意味着所有基本的军用物资都必须从几千哩以外的欧洲或美国运来。
　　殖民国家传统的政治政策也在这最后较量的时候使它们自食其果：普通的印度人、缅甸人或印度尼西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为保卫他们心目中的暴虐的异族政权而战斗。他们在没有积极地欢迎和帮助日本侵略者的同时，采取了一种你们两家都该死的态度。日本人狡猾地利用这种感情，提出了诸如“亚洲人的亚洲”之类的口号。

　　十分有意义的是，日本人只是在菲律宾群岛才遇到了有力的抵抗，菲律宾群岛后来于1946年成为一个自治共和国，拥有一支自己的、10万人的国民军队。
　　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后，日本人又取得了一个胜利：他们的以地面为基地的飞机在暹罗湾击沉了英国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肌“击退号”。因为这是两艘由精选的船员操纵的新军舰，所以，它们的损失给英国人的打击与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的打击一样大。
　　“在整个战争中”，丘吉尔后来写道，“我从未受到一个比这更直接的打击……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与这两艘军舰一起沉没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除珍珠港幸存的、正急忙驶回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军舰外，再没有英国和美国的主力舰了。日本在所有这些浩翰无垠的水域上都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在各处都是较弱的、无防备的。”

　　到圣诞节时，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两个多星辨后，日本人已占领了关岛、威克岛和香港。他们侵入了以往一向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马来半岛的丛林。由于有多年与中国游击队作战的经验，日本人已使他们的官兵学会绕过敌军阵地，从两翼和背后发起进攻。
　　他们携带轻型迫击炮和给养，利用轻型坦克、自行车和当地的运输工具，在地面交通很差的地区迅速行进。这些战术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到1942年2月15日，随着8万士气沮丧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向5万日本军队投降，新加坡这一大要塞陷落了。丘吉尔将这一失败描写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的投降。”不仅仅如此，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光辉象征。它的沦陷对20世纪后半世纪的影响同苏联在对马海峡的失败对20世纪前半世纪的影响一样重大。

　　实质上，这同样的格局也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重演。
　　1941年12月10日，日本军队越过了缅甸边界。到4月时，他们已占领了仰光和曼德勒，英国、印度和中国联军沿着隐蔽的丛林小道逃到了印度。在印度尼西亚，荷兰军总司令于3月8日在万隆率部投降。
　　1月2日，日本人在菲律宾登陆并占领马尼拉时也没有遇到更大的麻烦。但是，美-菲联军在麦克阿瑟和韦恩赖特将军的先后领导下，在多山的巴丹半岛上一直坚持到5月6日。日本人再进一层，占领了印度洋上的安达曼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这样，在5个月内，日本人只伤亡15000人就赢得了一个拥有1亿多人口、能提供世界95%的橡胶原料、90%的大麻和三分之二的锡的帝国。正如丘吉尔向众议院秘密吐露的那样：“……日本的暴行、凶猛、技术和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原先所预料的一切。”其时，在苏联战场上，希特勒于1942年6月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由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前一年已被证明是坚不可摧的，因此，他这时命令部队南下。他的目标是到达伏尔加河和里海，由此将苏联分成两半，切断苏联红军的来自高加索的石油供应。正如在1941年那样，装甲师首先迅速地席卷了平坦的草原地区。
　　7月初，他们占领了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大要塞，7月底，又重新占领了罗斯托夫。然后，他们渡过顿河，东南朝高加索油田、东北朝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呈扇形展开。到8月22日时，纳粹的坦克已占领迈科普石油中心，不过，他们没能占领格罗兹尼的大油田。

　　希特勒派了大量的装甲部队去参加高加索方向的进攻，不过，爱德华·冯·克莱斯特将军后来说：“我不需要装甲部队的援助，它们堵塞了我正要使用的道路。”据克莱斯特说，他们本来“无需战斗”就能在7月底占领斯大林格勒。但是，直到一个月以后，从高加索姗姗来迟的装甲师才推进到斯大林格勒略北的伏尔加河。
　　这时，苏联人已将大量增援部队调入这座城市，它已不再是一座能攻克的城市了。然而，1942年被德国人占领的领土的总面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柏林，希特勒宣布，他的部队已到达苏联心脏地区的伏尔加河两岸，而且永远不会被击退。
　　在北非，1942年也是德国人取得胜利的一年。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人因不幸地试图阻止德国人进入希腊而削弱了自己在北非战线上的力量。同时，英国地中海舰队被水雷和潜艇摧毁了一大半，而纳粹德国空军十分猛烈地轰炸了马耳他，使这座岛屿一时不能用作空军和海军基地。
　　此外，希特勒在1941年初就已决定，派他的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去北非，支持正在动摇的意大利人。隆美尔虽然不是普鲁士军事阶层的成员，但由于他在法国战役中的突出功绩而晋升得很快。作为一位精明的战略家和有闯劲的领导人，他迅速地把他有名的非洲军团训练好。
          
            《全球通史》 第223节    

　　1941年3月，他发动了一次进攻，迫使英国人穿过利比亚向埃及边境撤退。1942年5月，他继续发动进攻，越过边境进人埃及，到达离亚历山大只有50哩的阿拉曼。隆美尔深信自己将取得彻底胜利，他为胜利进入开罗挑选了一匹白色的战马，而表示感激的“元首”则将他提升为陆军元帅。

　　即使在海上，1942年，德国人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在几千哩长的补给线的尽头作战，而苏联人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由北角或波斯湾运来的军用物资。这是一种有利于日本和德国海军的、如预先计划那样的形势；日本和德国的海军分别是（继美国和英国海军之后）世界上第三大和策四大海军力量。
　　比起日本人，德国人使同盟国船只遭受的损失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潜艇舰队更大，更有力，离同盟国的主要航道也更近。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同盟国和中立国损失了总吨位为23506000长吨的船只，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船只的1.5倍。其中，四分之三的船只是在大西洋损失的，70%的船只是被潜艇击沉，只有30%的船只是被水雷、水上船只和飞机击沉的。

　　船只沉没的吨数从1940年的3992000吨上升到1941年的4329000吨，1942年达到了顶峰，为8330000吨。在以后的两年中这种损失下降到4065000吨和1495000吨。1942年出现了船舶危机，直到这年秋天同盟国造船厂的产量才超过损失的船只。
　　1942年，轴心国在每条战线上都处于最幸运之时。在北非，隆美尔正准备进攻开罗，在苏联，德国军队已到达伏尔加河，在太平洋，日本人似乎正准备猛扑澳大利亚和印度，只有公海上的舰艇战在这年年底以前一直打得难分难解。
　　1943年：形势的倒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三年，轴心国没有遭受任何阻碍。
　　1942年底，随着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英国人在埃及的突破性进展、盟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墨索里尼的垮台、盟军对德国的连续不断的轰炸和日本舰队在太平洋的失败，战争开始出现了转折。
　　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很难防守的城市，它沿着一哩宽的伏尔加河两岸不规则地延伸出去30哩，苏联的军队和给养必须靠这条河用船运输。不过，斯大林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座城市。
　　它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平时生产拖拉机，战时生产坦克。它位于伏尔加河最西端的拐弯处，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如果它落到德国人手中，这个国家实际上就会被切成两半，高加索的石油不再能沿着伏尔加河上运到北部战场。

　　斯大林格勒的沦陷将同底特律或芝加哥的丢失一样，后两个城市的丢失会切断沿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的交通运输。
　　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始于8月22日。到9月中旬时，德国人已打到这座城市的中心，在那里，他们陷入了困境。
　　他们的飞机已将这座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使德国人不能利用他们的坦克优势，而坦克在开阔的草原地带已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已不是运动战，而变成了“老鼠战”，人们在地下室里、在屋顶上、在小巷、院子和下水道里短兵相接。
　　接连数日，从被炸碎的砖瓦中升起的尘雾几乎遮住了太阳。一位观察家写道：“斯大林格勒已变成由被炸毁的楼房、摇摇欲坠的墙壁和腐烂的尸体构成的一块巨大的墓地。”
　　其时，斯大林一直在准备冬季大反攻。

　　1942年11月19日，苏军在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的指挥下开始了这场反攻。两个新集团军从东渡过了伏尔加河，一个军从这座城市的北面进攻，另一个军从这座城市的南面进攻。德军围攻部队渐渐处于被包围的危险之中。
　　德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想奋力冲出这一危险的陷阱，但希特勒命令他坚决死守，戈林答应派空军支援他．其时，苏军已向前推进，以巨大的钳形运动包围了德军。一支从东南面过来的德军救援部队遭到了阻击，损失惨重，而苏军则不断前进，占领了越来越多的飞机场，使戈林无法进行空运。德军这时已绝望地陷入困境。
　　由于希特勒的固执，他们将忍受挨饿、受冻和患病的痛苦。1943年2月2日，终于出现了结局，保卢斯率部12万人投降，他们是原先那支有334000人的部队的可怜的幸存者。希特勒曾希望不久前由他提拔为陆军元帅的保卢斯自杀，从而上升到“永生和民族不朽”的境界；但事与愿违，“元首”尖刻地评论道，“他宁愿到莫斯科去”。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德军的同时，又在这条战线上的其他地方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到3月底时，他们已收复1942年丢失的全部领土。为拚命阻止苏联红军无情的推进，德军在库尔斯克向苏军阵地的一个突角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尽管他们在每一哩的范围内就集中了160辆坦克，但只推进了20哩，并为此损失了40000人，1400架飞机和3000辆坦克。7月12日，苏军反攻，迅速夺回了他们失去的阵地，然后不断向前推进，直至后勤方面的困难迫使他们停止前进为止。
　　库尔斯克战役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

　　它是纳粹在东部战线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从这以后，苏联人掌握了主动权，德国人则反攻为守，以防止他们的撤退变成大溃逃。势力均衡的这一转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对苏联红军的大规模援助，这种援助大约始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时。
　　但西方给苏联的40万辆吉普车和卡车、22000架飞机（主要是战斗机）和12000辆坦克总共只占苏联红军所使用的全部军用物资的10%左右。如果苏联不能生产出另外90%的军用物资，如果苏联最高指挥部面对头两年惊人的军事和经济损失不能建立和训练新军队，苏联的胜利原是不可能的。
　　希特勒本人也促成了苏联的胜利，因为他为了给德国移民腾出地方而推行消灭或削弱东方诸“低劣的”斯拉夫民族的种族主义政策。
　　希特勒明确表示，他准备对英国和法国进行一场“常规的、有绅土派头的”战争，但在东方，德国应消灭苏联，应除去它的古老的首府，应杀戮它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应大批杀死它的农民群众，使他们成为优秀种族的奴仆。这一政策使被占领区的数百万苏联人除了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抵抗外别无选择。情况原本可以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战争初期大规模的逃亡和投降表明，相当多的苏联人至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冷淡的。

　　如果希特勒当初为这些人提供的东西比斯大林给予他们的东西更多，他们原会以足够的人数作出响应，从而决定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但是，希特勒的为优秀种族获取“生存空间”的政策迫使整个东欧的斯拉夫人加入地下组织和游击队。
　　在德国人在苏联被迫撤退的同时，他们及其意大利盟军也在被彻底地赶出北非。
　　1942年8月底，隆美尔企图继续向埃及发动攻势，但被彻底击退了。这时，在这条战线上，英国人有了一位新的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同时又是一位严格执行纪律者、一位谨慎的战略家。在来自美国的新的重型坦克的援助下，蒙哥马利于10月8日发动了他自己的攻势。
　　1000门大炮的预先轰击为前进的坦克扫清了道路。经过12天的苦战之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击溃。当他们沿着沿海的道路撤退时，又遭到了空军和海军的轰炸。
　　到1943年1月24日时，蒙哥马利已占领的黎波里，于是，通往突尼斯的道路畅通无阻。
　　其时，英美联军已于1942年11月7日至8日在北非的另一端即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他们的作战方针是从东、西两面把轴心国军队置于巨大的钳形攻势之中，从而将他们从这一战场上彻底消灭。
　　1942年巨月7日夜晚，约850艘船只由三支庞大的护航队护送抵达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这三支护航队一支来自美国，另外两支来自英国。三个星期之内，有185，000人制服维希法国军队的象征性抵抗，登上陆地。英美联军向突尼斯挺进，打算在圣诞节前征服该地。

　　然而，由于希特勒赶紧派增援部队渡过地中海，这一计划被打乱。突尼斯的战斗非常艰苦，由西进攻的英美联军得到了从东推进的蒙哥马利和由南而来的“战斗的法国人”的军队的支持。最后，到1943年5月中旬时，盟军征服了突尼斯。
　　这些军事上的发展伴有幕后激烈的政治斗争。同盟国已承认一位名叫让一弗朗索瓦·达尔朗的海军上将为被占领的法属非洲的首脑。他是以贝当元帅为首的、统治着未被希特勒占领的法国南部的维希政权的主要支持者。
　　坦率地说，选择达尔朗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它既激怒了西方各自由党党派，也激怒了“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1942年的圣诞节前夜，达尔朗被一名刺客枪杀，但戴高乐却又被忽视了，这主要是因为罗斯福本人对他反感。新当选的领导人是亨利·吉罗将军，一个勇敢的但政治上不起作用的人。
　　他缺乏戴高乐所享有的民众的支持，这一点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固此，罗斯福终于在他人的劝说下允许“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去阿尔及尔分享权力。吉罗一开始就因其强有力的对手而黯然失色，到1943年秋时，吉罗下了台，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帝国临时政府实际上的——即使不是名义上的——首脑。由于同盟国刚侵入摩洛哥和阿尔及尔，希特勒使占领了维希法国，因此，戴高乐这时显然已成为所有未投靠德国人的法国人的无可争议的领袖。
   
            《全球通史》 第224节    

　　英美联军在征服北非之后，又向西西里岛推进，并于7月10日侵入该岛。尽管德国军队奋力作战，但意大利人由于因接连不断的失败而土气沮丧、因其伙伴的飞扬跋扈而心怀不满，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7月22比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失陷，到8月中旬时，盟军正迫击退却的敌人，放过墨西拿海峡，进入意大利大陆。
　　墨索里尼为这些灾难付出了他的职位，最终付出了他的性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在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持不同意见者的劝说下解除了墨索里尼的职务，将他关进了监狱。这件事发生在巴勒莫沦陷后的第三天即7月25日。
　　这时，最高权力归属国王和埃塞俄比亚征服者皮埃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巴多格里奥试图在尽可能不再流血、不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使意大利退出这场战争。在这个目标上，他无疑得到了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支持，因为意大利人对这场战争、对同令人憎恶的德国人的结盟，极为厌恶。
　　但是，和平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意大利人还得面临第二阶段的战争，这一阶段的战争将证明比第一阶段的战争残酷得多。
　　9月3日，巴多格里奥经国王批准与同盟国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在意大利半岛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亚登陆，美军则在那不勒斯南部的萨勒诺发动进攻。
　　德国人立即作出反应，攻取了罗马，占领了这个国家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纳粹伞兵大胆袭击，将墨索里尼从监狱里营救出来。这位饱经风霜的“领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共和国”，并表示了他将战斗到底的决心。
　　自然，他的新政权完全依靠德国人。艾伯特·凯塞林将军负责军事行动，他能将盟军限制在南部沿海的据点中。尽管丘吉尔再三将南欧称为欧洲大陆“易受攻击的区域”，但事实是，多山的地形使它决不是易受攻击的军事目标。
　　以后的一年半里，意大利成为分裂的、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德国人与他们的傀儡墨索里尼在北部，同盟国与巴多格里奥的临时政府在南部。其时，第三帝国本土正遭受着日益增多的飞机的轰炸。这种轰炸在1941年6月之后首次开始进行，当时，纳粹德国空军的大多数飞机已转向苏联战线，从而使皇家空军在西方占据了优势。

　　1942年，英国的空袭扩大到鲁尔河流域和德国北部所有的大城市。到1943年时，美国人也加入了这种空袭，从而使昼夜不停的轰炸成为可能，即英国人在夜里袭击，美国人在白天袭击。德国城市遭到了所谓的每小时800架轰炸机的“集中”进攻和每小时1，800架轰炸机的“超集中”即“饱和”进攻。
　　这时，每小时扔在德国城市里的炸弹比整个不列颠战役中所扔的炸弹还要多。整个战争中，德国由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数据估计为305，000人。西方列强将这种前所未有的空袭用作对苏联不断提出的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这一要求的部分回答。
　　不过，所有这些轰炸的有效性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工厂和铁路通常在大空袭之后的几天内就已全面运转。据德国人提供的数字，1944年，德国的军用品生产达到了最高峰，而这一年也是轰炸最厉害的一年。
　　当时，日本人正遭受着与其轴心国同伴在欧洲所遭受的相类似的失败。日本人在取得最初6个月的惊人胜利之后，终于受到了阻止，然后被迫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后退。造成战争进程中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资源和生产率的绝对优势。
　　战争开始时，在生产率方面，日本的经济大致比得上法国的经济。但如表1所示，它与美国的经济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表1　世界生产的百分比

　　1914年8月1日1914年9月15日1917年 
　　协约国同盟国协约国同盟国协约国同盟国 
　　生铁222216255015 
　　钢192116255816 
　　煤394331846355851340 

　　为什么美国经济一旦转入战争状态，就能不顾日本人的狂热精神而完全压倒日本经济，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战争初期的灾难使美国只剩下3艘第一线的航空母舰，但珍珠港事件后的两年内，航空母舰的数目便猛增到50艘。
　　同样，海军飞机的数量从1941年的3638架上升到1944年的3007O架，潜艇的数量也从1941年的11艘增加到1944年的77艘。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登陆艇即从小型浮桥到能使坦克和步兵团登陆的300呎长的运输船的生产。这些船只的总数从1911年的123艘猛增到1945年的54206艘。
　　日本人甚至不能同美国工厂的这股浪潮相对抗。虽然他们所征服的帝国拥有丰富的原料资源，但他们却无法将这些原料转变成军需品。一个原因是美国飞机和潜艇炸毁了他们的大部分商船。
　　战争开始时，日本拥有大约70O万吨位的商船；到1945年夏时，仅剩下100万吨位。因此，日本人发现，不论是将物资运给他们在国外的军队还是将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到国内各个工厂，都越来越困难。同样严重的是日本重工业的薄弱。
　　即使日本能得到足够的原料，但它缺乏利用这些原料的工业手段。人力供应也不足，尽管当时拥挤在本国诸岛上的人口有7300万。因为这一人口中，至少有40%的人从事精耕细作的稻米生产，没有剩余的人力来从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

　　如果日本那时能有10年或2O年的和平时期来开发它新赢得的地区，它原可能成为世界上的强大帝国。但是，它并没有获得和平，而是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
　　1942年8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迈出了通往东京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
　　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军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逐步攻占了新不列颠和新几内亚的重要基地。被俘的日本人极少极少，因为日本人认为当俘虏是可耻的，很少有人愿意当俘虏。拒绝投降的日本官兵所进行的自杀性的拚死冲锋几乎已成为盟军攻取日本人阵地的出现的一般高潮。
　　尽管有这样的抵抗，美国人的反攻还是席卷了新乔治亚的蒙达、新不列颠的拉包尔、新几内亚的萨拉莫阿和莱城、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岛、马绍尔样岛的夸贾林岛、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到1944年年中时，美国人已占领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和关岛，使日本本土诸岛处于新型的B—29轰炸机的射程之内。这是结束日本短暂的全盛时期的开端。

　　欧洲的解放　1944年至1945年，欧洲基本上已被由东挺进的苏联红军和从西面的诺曼底登陆海滩入侵的英美联军解放。在这期间，意大利的战斗还在继续，但它同北部的战役相比只是外围战。同盟国试图尽快结束意大利的战争，于1944年1月在离罗马仅30哩的安齐奥登陆，并袭击了德国人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里的据点。
　　这两次行动均告失败，因而意大利战役陷入令人沮丧的僵持状态。直到5月中旬，主要由于来自北非的“自由法国”山地部队的参战，卡西诺才被攻占。这时，通往罗马的道路畅通无阻，美法联军顺着半岛的西侧推进，英波联军则沿着东侧挺进。
　　6月5日，马克·克拉克将军率美军第五军进入罗马，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罗马是欧洲大陆上第一个从纳粹统治下解放的首都，但这一胜利因第二天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而黯然失色。
　　早在1944年2月，同盟国就已开始通过轰炸敌人的工厂、铁路和海上运输工具、海岸防御工事来为“霸王”作战计划作准备。
　　在预定进攻发起日之前的最后几天里，盟军已对英吉利海峡拥有绝对的制空权，他们派出了每批达1，00O架的一批批轰炸机，每批轰炸机都携带5，000吨炸弹。在英国，进攻的计划者能从早些时候在地中海和太平洋进行的两栖作战中吸取经验教训，不过，“霸王”行动具有完全不同的规模。必须将150万人连同他们的全部装备，包括重型大炮、卡车和坦克，一起运过英吉利海峡，还必须保证他们在作战行动展开时的给养供应。

　　因而，盟军建造了两座建用于滩头阵地的巨大的预制码头。每一座都和多佛尔港一样大。其时，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德军正忙于加固由独立小地堡、机枪网、大炮以及水雷和水下障碍物构成的“大西洋壁垒”。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月光和潮汐允许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到欧洲大陆时，暴风雨却来了，它好象要无限期地拖延这次远征。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将远征推迟了一天，然后决定于6月6日冒险发起进攻。幸运的是这时暴风雨有所减弱，不过，海上仍波浪滔天，许多士兵是在严重晕船的情况下到达对岸。
　　巨大的舰队由4，000艘商船和700艘军舰组成。清晨6点30分登陆开始，到第一天结束时，已有326，000人和20，000艘船到达对岸。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发生了剧烈的战斗，好几个小时里，整个远征队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
　　对同盟国来说幸运的是，德国最高指挥部怀疑，诺曼底登陆只是佯攻，主攻会出现在加来，因为在那里，英吉利海峡最窄。因此，德国人一直将装甲部队留作预备队，直到最后才动用，但那时已为时太晚，不能击退入侵者。到预定进攻发起日之后的第五天，滩头阵地已出现在60哩长的战线上。

            《全球通史》 第225节    

　　应该指出，盟军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法国地下游击队的宝贵援助，游击队炸毁了桥梁，切断了通讯线路，弄翻了德军列车。盟军作战计划通常认为是由蒙哥马利制订的，这一计划要求左翼的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击退德军的主要进攻，而右翼训练有素、机动灵活的美国军队则冲出据点，从背后袭击德军。7月25日，1500架重型轰炸机将德军防线炸开了一个缺口，美军在这些轰炸机的掩护下攻入圣洛的开阔地带。

　　他们在向前推进时在瑟堡半岛俘虏了10万名德军。到8月初时，勇敢的坦克部队指挥官乔治·巴顿将军正迅猛地穿过法国北部，进逼尼黎。8月15日，美国一个新集团军在亚历山大·M．帕奇将军的率领下，同强大的法国增援部队一起在里维埃拉海滩登陆，迅速地向罗纳河流域挺进。
　　其时，袭击敌军驻地和交通线的法国游击队已下山，正在解放法国中部。德国人由于遭到四面八方的进攻，便向本国边境撤退。8月19日，抵抗力量在巴黎公开起义，6天后，法国一个装甲师和美国一个步兵师解放了这座首都。
　　这时，众所公认的法国人民的领袖戴高乐将军扬扬得意地驱车前往巴黎圣母院，去聆听感恩节的感恩赞美诗。
　　这些巨大的胜利使人们产生了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希望。德军已退却到齐格菲防线的后面，在莱茵河前作最后的拚死抵抗。
　　这时，艾森豪威尔在荷兰东部的阿纳姆附近空投了大约3000名美英伞兵。这是一次大胆的冒险行动，其目的是夺取莱茵河上的桥梁，为打过莱茵河、攻入德国心脏地区扫清道路。这一行动最初获得了成功，但增援部队未能奋力打过去，结果，德国人包围并消灭了伞兵的据点。
　　只有四分之一的伞兵撤回到盟军的防线。其时，巴顿将军的坦克部队正缺乏燃料，由南挺进的法美联军也正在阿尔萨斯遇到顽强的抵抗。到10月时，势态已很明朗，要在这一年取胜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列强解放法国的同时，苏联红军正从东方迅速地向前推进。至1944年春，已将德国军队赶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然后，苏联红军开始向近200万德军发动总攻（而盟军在法国和意大利面临的德军仅100万）。在北部，到9月时，苏联人已击败芬兰，使其退出战争；在中部，他们越过了波兰的新、老边界，挺进到华沙城门下；在南部，他们到达了罗马尼亚中心地区的多瑙河河口。

　　9月，罗马尼亚年轻的国王米哈伊乘机让他的国家退出了战争，从而为苏联红军打开了巴尔干半岛的大门。保加利亚也仿照罗马尼亚的做法，向苏联求和并站在苏联一边重新参战。巴尔干半岛上的德军这时处于被围歼的危险之中，开始尽快地撤退。
　　当他们撤退时，南斯拉夫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从山上下来，接手控制了他们各自的国家——这一发展不久促成了苏联和西方列强之间即将到来的“冷战”。在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援助下，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地区推进，直到在匈牙利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为止。
　　这时，德国人于1944年12月16日在比利时阿登山脉突然发起进攻，将盟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由于使用了大量的重型装甲部队，多雾的天气又妨碍了同盟国空军的反攻，所以德国人开创了一块纵横50哩的突出地。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差点儿攻占了安特卫普的主要补给基地，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会打乱盟军的整个作战计划。12月24日，天气终于放晴，盟军5000架飞机猛轰了德军的补给线，巴顿和蒙哥马利分别从南面和北面发起反攻。

　　到1945年1月底时，德国人已被迫退回到原先的位置，此后，他们在盟军的无情压力下不得不节节败退。
　　在西部的“突出地战役”猛烈进行的同时，苏联人正向波兰和匈牙利不断椎进。到1945年2月时，他们占领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不过在这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使这两座都城成为一片废墟。
　　由于那年冬天格外温和，苏联红军能开进奥地利和德国。4月13日，苏联人占领了维也纳，并侵占了北部的东普鲁斯和西里西亚。到3月末时，他们正在奋力渡过距柏林只有40哩的奥得河。
　　其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军队正在西线取得相应的进展。从在阿登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他们攻破了“齐格菲防线”，推进到莱茵河。在那里，他们惊讶地发现，退却的德军竟忘了炸掉位于波恩以南雷马根的鲁登道夫铁路大桥。
　　盟军成群地拥过大桥，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莱茵兰，并俘获了25万名俘虏。这时，盟军的7个军迅速地向东穿过正在土崩瓦解的德意志帝国。4月25日，美国一支侦察队同苏军先头部队在将德国一分为二的易北河河边的托尔高村会师。
　　当时，马克·克拉克将军正率领他的混合部队将德国人赶出意大利；他的混合部队中除了有美国的白人、混血人和日裔美人外，还有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印度人、巴勒斯坦人、波兰人、法国人、巴西人和自由意大利人。意大利游击队同法国游击队一样使敌人不得安宁，盟军在他们的大力援助下，于4月10日发起了最后的攻势。两个星期内，德军防线就已崩溃，盟军源源不断地涌入波河流域，并越过波河到达阿尔卑斯山脉。

　　在米兰和其他工业城市，抵抗阵线的战士成功地组织了起义，在盟军到达前就控制了这些地区。5月2日，德军驻意大利指挥官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协定。早5天，墨索里尼在企图逃往瑞士时已被游击队逮住，并立即被处决。
　　在米兰，他的尸体和他情妇的尸体一起被吊起来示众。
　　此时，希特勒仍坚持不屈，尽管他的东部战线和西部战线全已垮掉。他始终抱着只要挑起苏联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能避免彻底失败这样的希望。
　　宣传部长戈培尔不断提到那些可以击败敌人的“新武器”，并安慰他的同胞说：“我确信元首将找到一条出路。”这种给自己壮胆的做法是无效的。4月16日，朱可夫元帅向德国首都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9天后，他已包围这座城市，炮弹不断地落在希特勒设在总理官邸花园里的混凝土掩体的周围。4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和几天前刚同他结婚的伴侣爱娃·布劳恩一起自杀。他们的尸体在总理官邸的院子里被浇上汽油焚烧了，人们始终没有找到痕迹。

　　5月8日，柏林向苏联人投降，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纳粹密使在兰斯向西方列强、在柏林向苏联无条件投降。
　　日本的投降　德国的投降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前景更加惨淡。到1944年年中时，他们的本士诸岛已遭到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B—29轰炸机的轰炸。
　　这年年底，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到1945年2月底时．他们已迫使日本驻军投降。对敌人来说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个师于3月攻占了硫黄岛。这场战斗的野蛮程度反映在以下伤亡数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0，000人中有20000人死伤，日本人死亡20000人，被俘200人。
　　硫黄岛离日本本土只有750哩，而冲绳岛离日本本土只有350哩，6月，经过另一次残酷的战斗之后，冲绳岛也被占领。这时，美国空军将这两座岛屿用作基地，使日本人口拥挤的城市象德国那样遭到暴风雨般的轰炸。日本人更易受伤害，因为他们的薄木板和纸板结构的房屋在烈火中就象许多引火物一样被烧毁。
　　在1944年11月至1945年9月日本人投降的9个月里，B－29轰炸机对日本进行了32000架次的轰炸，平均每天100多架次。日本人中死亡的或无家可归的人数猛增到800多万。

　　更糟糕的是，日本人还得准备对付来自东方的进攻，因为苏联政府已于1945年4且终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不过，应对日本参战负责的军国主义者不愿承认他们的错误，不愿开始认真的和平谈判。就在他们迟疑不决、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时，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大灾难突然来临，结束了他们的优柔寡断。
　　1945年8月6日，美国的一架B－29轰炸机将一颗原子弹扔在广岛上，炸毁了五分之三的城市，炸死了78，150个居民。
　　第二天，杜鲁门总统在电台讲话中直布：“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向日军重要基地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的威力比20000吨梯思梯炸药的威力还大。它的爆炸力相当于英国‘大满贯’爆炸力的2000多倍，是战争史上迄今为止所使用过的最大的炸弹。”在杜鲁门发表讲话的第二天，即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迅速地越过边境进入满洲。

　　苏联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入侵，其目的是为了履行斯大林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见罗斯福和丘吉尔期间所同意承担的义务。除苏联从陆路入侵外，英国太平洋舰队在6天航行25000哩之后也加入了海军对日本的日益猛烈的进攻。最后的打击是8月9日在长崎市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结果使这座城市遭到了同广岛一样的破坏。
　　极端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时仍反对全面投降，一时间，战争似乎将恶化成由顽固的军官领导的游击战。但是，天皇在内阁和政界元老的劝说下决定投降，干8月14日接受了同盟国的最后通牒。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的甲板上，举行了正式的投降签字仪式，麦克阿瑟将军、尼米兹海军上将和盟军高级军官出席了这一仪式。

　　三、世界历史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对欧洲的全球霸权的破坏，这一破坏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总的说来，这两次大战对世界历史具有相似的意义。不过，它们在细节上存在着种种差别，这些差别对当今的国际舞台有着重要意义。

            《全球通史》 第226节    

　　比起先前的霍亨索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欧洲和亚洲旧秩序的破坏要大得多。德国人侵占了整个欧洲大陆，日本人则侵占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但是，这两大帝国都是短命的。
　　它们到1945年已不复存在，留下了两大包括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地区在内的权力真空。同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差不多，这两大权力真空的存在导致了冷战的爆发，使各交战国不能在1945年之后立即达成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
　　两次大战战后时期的另一差别是1945年以后殖民地臣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这与1918年以后帝国权力的加强形成鲜明对照。
　　20年内，欧洲诸幅员广大的帝国几乎全已消失。从这一意义上说，这20年是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衰落的20年。但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日益统一，西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正以不断加快的速度传遍全球。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既是欧洲衰落的时期，又是欧洲胜利的时期——这一点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第二十六章　从大同盟到冷战

　　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工作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往往会使同盟国分裂。斯大林，于雅尔塔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导致了革命对西欧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
　　革命并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个原因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过去6年中，他们经常遭到来自空中的轰炸，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许多人还因逃难、作苦力或被监禁而不得不离开家园。
　　平民中被打死的达1000万，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则达1500多万。这一伤亡数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数字的两倍，所蒙受的物质损失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物质损失的13倍。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混乱。
　　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的家园，战争给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助机构将120O多万“难民”遣送回国，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和伴随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想革命。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对整个欧洲的占领同样是决定性的。

　　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是一种由莫斯科指挥的、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共产党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本国革命的鼓动者。
　　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正是这三大强国应对逐渐破坏战时大同盟、引起冷战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负责。一、战时的团结
　　在战争年代中，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胁。
　　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家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
　　两个月后，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在这一宪章中，他们以理想主义的措词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第二个月，美国和苏联又签订了《美-苏租借协定》；这两个协约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

　　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6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他们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这时断定共产国际已没有用处，不过应该指出，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这一国际机构紧跟在军队的后面，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负起责任时为止。

　　它于194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它已分发了主要源自美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作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会更严重。
　　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象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同盟国的政治家在战争年代中未能认真地为战后的和解拟定计划，这一点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战争初期，他们确制定了《大西洋宪章》，这一宪章由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14日在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签署。它规定，战后的世界应没有贫穷和恐惧，在这个世界中，未经有关民族同意不能改变领土现状，每个民族自己决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国家的经济机会均等，解除侵略国的武装。

　　不幸的是，人们没有为明确地、切合实际地应用这些理想主义的原则去解决等待着和平结局的各种问题而作出什么努力。1943年，在卡萨布兰卡、魁北克和德黑兰召开的会议都主要致力于军事战略，战后问题只是偶然地、笼统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时，政治上的争端已不再能避免。
　　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进正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正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的前景驱使庄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为了应付战略形势不利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认苏联在巴尔干北部的优势，以便维护英国在希腊的传统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谈判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

　　他们紧随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但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忠顺地遵循克里姆林宫会时的方针。如果这些共产党人知道斯大林满不在乎地处置他们的国家，他们是否还会如此与人方便呢？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
　　总之，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能象有民族主义精神的铁托当时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轻易地阻挡英国军队前进。
　　尽管希腊抵抗部队一味顺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他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
　　11月7日，丘吉尔告诉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说：“依照我的看法，在为换取在希腊的行动自由而向苏联付出我们的代价之后，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动用英国军队去支持由M．帕潘德里欧领导的皇家希腊政府。”明确地说，丘吉尔的问题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以使国家政权转到合法的皇家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给提了出来，但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

　　这一争端促成了一场最终发展成激烈、残酷的雅典战役的武装冲突。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地开进了雅典，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该地区。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茨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抵抗部队交出他们的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应许希腊进行选举和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这样，丘吉尔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当时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雅典的战斗刚刚停止，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会，举行了他们在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
　　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的、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60天内向日本宣战。

　　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其中包括萨哈林岛南部、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以及与中国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
　　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对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在内的大多数问题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
　　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引起战后重大冲突的一个原团是未能就保证西方进入首都柏林这一问题达成明确的协议。

            《全球通史》 第227节    

　　在雅尔塔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
　　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他的军队已解放并实际占领了这一地区。此外，西方盟国和苏联早些时候已同意，在战争结束之前，每个大国应对其军队在作战过程中所经过的那些地区的政治发展实行监督。正如美国一位代表詹姆斯·F，贝尔纳斯后来所说的那样：“问题不是我们将让苏联人做什么，而是我们能说服苏联人去做什么。”

　　假定是这种情况，那么，从西方的观点看，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协议在纸面上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关于边界，苏联将得到经过修订的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寇松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后划定的，但随后被忽视了。作为补偿，波兰将得到东德的领土；对于这一点，雅尔塔会议原则上一致同意，但推迟了作出最后的、明确的决定的时间。

　　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应通过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来加以扩大。流亡政府的代表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一种明白的政策声明即《关于已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在理论上驳斥了流亡政府代表的疑虑。

　　这一宣言使三大强国承诺帮助已被解放的欧洲诸民族“建立能广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能保证通过自由选举尽快成立关心人民意愿的政府的临时政府机构。……”从表面上看，这一《宣言》意味着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尽管斯大林控制了东欧，但他已同意进行有可能使反苏政府执政的自由选举。
　　不过，这一让步实质上是不重要的。事实证明，《宣言》是毫无意义的，是经常发生摩擦的根源，因为各签字国对它作了极为不同的解释。美国照字义解释了这一宣言——即可以进行自由选举，在东欧没有势力范围。
　　美国可以自由接受这种主张，因为前一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对它没有约束力。但是，英国对《宣言》有矛盾情绪，原因是莫斯科协定使它能确保它在希腊的地位。不过，《宣言》是诱人的，因为如果照字义去实施这一宣言，那就会使英国有机会去重新获得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放弃的地位。
　　相反，斯大林坚持莫斯科协定，认为《宣言》只是用来装饰门面的。当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部队时，他完全保持沉默。在雅尔塔谈判期间，他明确地向丘吉尔保证说，丘吉尔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希腊政策。
　　作为回报，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强能尊重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首要地位。当英国人逐渐与美国人一道要求严格实施《宣言》时，他既吃惊又愤怒．斯大林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认为东欧各“友好”政府是苏联安全的先决条件。

　　这一关系重大的争端在191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举行的下一个三国会议上变得十分清楚。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告诉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美国真诚地希望苏联能与友好的国家为邻，但我们认为，它们应寻求人民的友谊，而不是寻求某一政府的友谊。因此，我们希望这些政府能代表人民。”如果贝尔纳斯未察觉到他的建议从根本上说是矛盾的，斯大林准备以其粗暴的坦率开导他说：“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都将是反苏的，我们不能容许。”“友好”政府和“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后几个月中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这还是以后的事。虽然在雅尔塔的对话很坦率、谈判很艰难，但会议总的来说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所达成的决议在当时也受到了欢迎，被认为是合理的、极有价值的。
　　当时，人们并不象某些人后来所声称的那样认为斯大林已得到了一个“赠品”。相反，人们普遍地对雅尔塔会议表示欢迎，认为它是大同盟的顶峰。三、联合国
　　战时同盟国的合作随着联合国的成立而再次表现出来。
　　1944年秋，在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四大“发起国”——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一拟定了联合国宪章的最初草案。在1945年4月至6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结束时，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最后的宪章，大约4个月后，波兰也签署了这一宪章。到1964年年底时，联合国会员国已增加到115个（1965年3月减为114个，当时印度尼西亚退出了联合国）。

　　新会员国中有些是战时的敌人或中立国，但大多数是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亚非会员国在1964年时共有59个，而在1945年的51个创始会员国中，亚非会员国只有13个。
　　同前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建立是为了完成两大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妥善处理国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联盟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一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预基本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
　　维护和平的任务主要交给安全理事会执行。安理会由11个理事国组成。其中5个是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
　　其他6个是非常任理事国，经理事会推荐，由大会选出，任期两年。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必须以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因为人们已认识到，只有大国意见一致时和平才能得到维护。安理会拥有解决国际争端的广泛权力。
　　它可以采用诸如调解或仲裁之类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强行实施经济或政治制裁。如果这些措施解决不了问题，安理会还有权“通过海、陆、空部队来采取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所必需的行动”。为此，宪章规定成立一支由各会员国提供人员和装备的“国际治安部时。
　　当冷战的破坏性影响使这一部队无法成立时，联合国在朝鲜、苏伊士和刚果危机期间便依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军事部队来进行干涉活动。

　　冷战大大减小了安理会的作用，因为苏联对所有使它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的重大问题都行使了否决权。由于安理会不能发挥作用，联合国大会能扮演比原先所预定的更重要的角色，因为1950年，大会被授予以下权力：在安理会因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而不能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时，大会有权考虑安理会的事务。
　　还应该指出，亚非国家的加入改变了大会中的均势。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派代表参加大会，但每国只有一个投票权。重要问题的决议必须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其他问题上，有简单多数票就够了。
　　由于亚非国家已开始构成全体会员国中的绝对多数，因此，它们的观点显然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联合国的第二个任务——反饥饿、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这一理事会制定了种种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要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饿的人提供较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患疟疾的人，拯救占儿童总数40％的、不满一岁就已死去的婴儿，教育占世界成年人总数一半的、不会读书写字的文盲。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立了许多专门机构，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在各种非政治性活动方面十分成功。但又同国联一样，它在执行维持和平这一主要任务方面却成绩时好时坏。它通过提供保持友好关系的媒介，帮助防止了大国间的全面战争。
　　它已制止了不涉及大国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和克什米尔这些地区的战争。但是，它未能阻止朝鲜、阿尔及利亚、埃及和越南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即“灌木林火”战争。在1962年的极度危险的古巴危机中，联合国也没有举行任何磋商会议。
　　尤其在欧洲大陆，联合国被证明几乎是软弱无力的。在那里，冷战扩大了共产党集团和非共产党集团之间的鸿沟，这一鸿沟最后宽到不可逾越的程度。因此，各大国自行其是，组织了相对抗的安全防卫体系，对每次危机都独自作出反应。
　　同国联一样，联合国的主要困难在于：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它能提供一台解决争端的机器，但却不能下令使用这台机器．
　　四、和平条约
　　联合国成立两个月后，日本投降，远东的战争结束了。这时，获胜的同盟国能专心致志地筹建和平。它们的外交部长在伦敦、巴黎和纽约进行了长期谈判。

　　最后于1947年2月顶日在巴黎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强迫战败国赔款，限制它们的军队，重新划分它们的边界。意大利将多德卡尼斯群岛让与希腊，将萨扎尼岛割给阿尔巴尼亚，将几块小飞地让与法国，将威尼斯朱利亚割给南斯拉夫，意大利还失去了的里雅斯特地区——这一地区被建立为“自由区”。

　　当最后提到的这项安排直到1954年仍不能实行时，意大利便并吞了这座由意大利人占优势的的里雅斯特城，而南斯拉夫则占领了“自由区”周围的农村地区。意属非洲殖民地被置于英国的暂时托管之下，它们的最终地位有待以后决定。
            
            《全球通史》 第228节    

　　在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将它占领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领土归还给了这两个国家，但它得到了它在1919年丢失给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南部地区。
　　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从1812年到1918年曾为俄国所占有）和布科维纳北部地区（主要由乌克兰人居住）让给了苏联，但它收复了战争期间曾为匈牙利所侵占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在东欧，还有一些不包括在卫星国条约内的领土变更，如：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手中获得乌克兰人占多数的喀尔巴阡-拉瑟尼亚地区，并得到了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尽管苏联对这些波罗的海国家提出主权要求的理由是它们原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但西方列强仍不愿正式承认苏联对它们的并吞。

　　与这些卫星国条约的条款同样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谈判中长期存在的外交上的争论，它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和冷战的来临。这次谈判的气氛完全不同于雅尔塔会议上的气氛，苏朕力求为轴心国的那些现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卫星国获得有利的条款，而西方列强则因类似的原因而捍卫意大利的利益。到条约签署时，意大利已被接受为西方的军事盟国，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则已成为苏联的忠顺的卫星国。

　　这些条约也许会因为承认了东欧的新的共产党政权而为以后的人们所记得。战争期间，丘吉尔时常宣称、他决不允许苏联的势力范围向西扩展到北起什切青、南到的里雅斯特的一条线上。然而，正是西方列强在巴黎签订和约时同意苏联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这条线上。
　　这样做时，它们承认了欧洲的一种新的均势——在这一均势中，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布达佩斯与布拉格和华沙一起面向莫斯科，而不是面向巴黎和柏林。
　　五、东、西方冲突的根源
　　同盟国在签署卫星国条约之后未能马上与其他敌国缔结相应的条约。过了几年之后，才同日本和奥地利达成和平协议，但与德国的和约仍未签订。
　　调解的中止反映了东、西方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和。这种不和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崩溃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的巨大的权力真空来予以解释。这些真空在政治领域同在物质世界中一样是不自然的、暂时的。

　　很明显，战争一结束它们就注定要被填补。问题仅在于由谁来填补、如何填补。
　　这一重大问题涉及到权力关系的根本性的再调整。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再调整也是难以作出的、充满危险的，正如拿破仑战争后的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新增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权力关系再调整的进行变得更复杂、更危险。
　　在远东，由于美国在对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并毫不犹豫地在和平解决及战后事务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形势变得很单纯。
　　在欧洲问题却复杂得多。美国对它在欧洲的地位有矛盾情绪，因为美国人历来讨厌在和平时期卷入旧世界的事务。这种厌恶在美国民众的立即“让孩子们回家”的呼声中表露出来——其实，这个任务完成得很迅速，战后不出两年，美国军队已从1200万人减为150万人。
　　美国的决策者们以为，由联合国处理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恢复这类较大的问题会抵消他们从欧洲的突然撤离。他们还以为，战争结束时在已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建立的临时政权很快就会为自由选举后产生的政府所接替。因此，他们预计，随着苏联在东欧居支配地位、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居支配地位、法国在西欧居支配地位，随着所有战时的同盟国互相合作、牢固地控制德国，旧世界会找出公平的解决办法。

　　这些设想一个一个地都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联合国安理会因苏联行使否决权而陷于瘫痪状态。在东欧，没有出现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而是出现了苏联控制下的、略加伪装的工具——“人民民主国家”。
　　所预计的欧洲均势也被打破了，因为英国和法国虽在名义上仍有“大国”的称号，但实际上已不是苏联的对手。
　　当美国正在撤离欧洲时，苏联却正在使自己在其东欧保护区内处于稳固地位。苏联的目标是：扩张领土，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的疆域；索取巨额赔款，以帮助补偿毁灭性的战争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在东欧建立能防止西方进一步入侵的“友好”政府。
　　由于苏联努力追求这些目标，便与西方列强发生了直接的、愈来愈尖锐的冲突。西方列强拚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认为它们代表苏联地方总督，而不代表有关国家的人民。作为答复，苏联人一再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有关希腊右派恐怖主义的报道；在希腊，雅典战役之后的各届政府都得到了英国的支持。
　　正如詹姆斯·贝尔纳斯所说的那样；“每当苏联人遇到使他们烦恼或使他们处于守势的问题，总是从希腊收集英国和美国的新闻报道，发动反攻，这是他们标准的工作程序”。
　　东、西方在德国的冲突更为严重，因为东、西方在那里下的赌注更大。战争的结束使德国没有中央政府。
　　有的只是地方官员，在东部甚至连地方官员也没有，因为他们在不断推进的苏联红军到达之前就已逃走了。为了占领德国，同盟国将它分为四个占领区：东区（苏占区）、西北区（英占区）、南区（美占区）及与法国接壤的、较小的西南区（法占区）。柏林也同样被划为四个区，为确保政策的一致性，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就设在这座城市里。

　　当占领国面对管理德国的具体问题时，它们发现各自的目标和政策根本不同。苏联人要求巨额赔款，还想进行一场将他们的占领区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革命——如果可能，他们还希望这场革命能将整个德国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为此，他们赞成建立一个能促进其最终的共产化、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德国。
　　同苏联人一样，法国人也决意要索取大笔赔款，但他们愿意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他们认为，松散的联邦对法国安全的威胁较小。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法国人一样赞成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但他们在经济问题上反对法国人和苏联人。
　　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接受了条件苛刻的“摩根索计划”，该计划是由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其目的是要把德国改变成一个工业结构大为缩小的田园式国家。
　　尽管这一目标在当时很诱人，但最终还是被放弃了，因为这一目标无法实现，除非让大多数德国人挨饿。当美国和英国发现必须将大量的粮食运入其人口稠密的占领区时，经济上的现实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大批德国难民已从东德和日耳曼少数民族在那里生活了数世纪之久的中东欧各地区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些占领区。
　　为了供养人数已剧增的全体居民，伦敦和华盛顿认识到必须扩大而不是压缩德国的工业生产。苏联人的反应自然是对此表示怀疑和不满。
　　围绕赔偿问题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先前，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已一致同意苏联应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的赔款，主要的办法就是提取德国的国外资产，拆除苏联占领区内的工业设备和西方占领区内不为当地经济所需要的工业设备。苏联人立即着手拆除东德的工厂，将工厂设备运回本国，同时还拿走了德国工厂当时的产品；后一种做法是违背波茨坦协定的，这也是苏联人不愿让他人检查东德经济的原因。作为报复，美国人和英国人于1946年5月停止将他们占领区内的赔款交给苏联，并一再提高所允许的德国工业的水平。

　　1946年12月，英国人和美国人又采取了下一个行动，将他们的占领区合并成一个经济“双占区”。
　　到1947年初时，对德国实行的四国管理已经失败。为了解决冲突，四巨头会议于1947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
　　美国人和英国人坚决主张对德国实行经济统一，法国人和苏联人则表示反对。经过6周徒劳无益的争论之后，会议宣布休会。会议的失败连同此时宣布的“杜鲁门主义”一起被有些人认为是冷战开始的标志。
　　六、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随即到来的冷战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对希腊内战的干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腊北部山区出现。重新爆发内战的一个原因是经济状况太糟，使许多穷困的农民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

　　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形势日益恶化，使苏联集团嗽使和援助游击队反对英国支持的雅典政府。最后一个原因是虽然结束雅典之战的《瓦尔基茨停战协定》规定实行大赦和正常的政治程序，但右派分子却不顾这一规定，迫害政治上的对手。右派分子的镇压十分残酷，以致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干1945年8月5日致电雅典说，他很关心有关“右派分子违反《瓦尔基茨停战协定》的暴行”的报道。

　　这些情况促使民众大力支持起义，起义从北部山区扩大蔓延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一些较大的岛屿。镇压起义可能成功的迹象似乎很不明显，因此，希腊面临着长期内战的前景，存在着共产党最终获胜的可能性。1947年2月24日，这一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因为英国政府这时宣布它不能提供确保战胜起义者所必需的大规模援助。

            《全球通史》 第229节    

　　如果没有伦敦的进一步援助，雅典政权很可能无法维持到这一年年底。杜鲁门总统为应付这一紧急情况宣布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原则。这一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拥有武装的少数派集团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由民族。”杜鲁门在阐述这一原则时说，“希腊的生存如今正受到威胁，”他要求国会拨出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样，英国交出了它在希腊维持了一个世纪的首要地位，而美国则负起了阻止共产党在地中海东部扩大其影响的责任。

　　事实证明，这一任务比预料中的还要艰巨。
　　美国向雅典派遣了经济和军事代表团；1947年3月至1919年6月间，美国为军事上的目的大约花费了4亿美元，为经济援助大约花费了3亿美元。希腊政府军尽管得到如此慷慨的援助，还是不能制服敌人。游击队每当处境困难时就分散开来，在新的地方又大干起来。
　　1947和1948年的战役证明都是非决定性的。1949年，这种均势发生了对希腊政府有利的决定性的转变。由于铁托元帅和斯大林闹翻，铁托封锁了南斯拉夫边境，阻止苏联向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游击队提供任何援助。
　　同时，雅典军队为了打一场灵活的进攻战而不是镇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正在重新接受美国军官的训练。因此，1949年秋，国家军队能将游击队赶出他们的山区据点，并能到达和封锁北部边界。
　　在经济领域中，与杜鲁门主义相似的东西是马歇尔计划。
　　1947年6月5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讲话时指出，至少在以后几年中，欧洲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它的支付能力。他又说：“美国应尽最大努力帮助恢复世界正常的经济繁荣，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稳定和有保证的和平——这是符合逻辑的。”在马歇尔主张提供援助后的第二年春天，欧洲复兴计划即通常所称的马歇尔计划业匕已定。

　　到1951年12月31日这一计划终止时，美国为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总共支付了125亿美元。这一巨大投资和欧洲的人力物力一起，使欧洲能迅速复原，使欧洲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但是，从东、西方间的关系这一角度看，马歇尔计划是走向冷战的最后一步。
　　援助是不分意识形态，向所有国家提供的。然而，莫斯科却把这种提供说成是反共产党的策略，命令曾有意接受援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予以拒绝。1949年1月，莫斯科设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莫洛托夫计划），将它作为东欧的、与马歇尔计划相当的东西。
　　这样，共产党世界和西方世界给区分开来了。这时，冷战已全面展开，在以后的5年中，一个又一个危机不幸地接踵而来。
　　七、欧洲的冷战
　　为了有效地进行冷战，东欧各共产党联合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于1947年9月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这一名称使人想到成立这一新机构只是为了收集情报，但实际上，它重新开始了1943年5月解散的共产国际的工作。它使各成员党在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互相配合，例如，支持1947年年底由共产党控制的法国工会发起的起义性总罢工。
　　1948年2月，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全部控制权，从而消除了西方势力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最后一个桥头堡。
　　这个小共和国早些时候已试图在东、西方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在外交方面，捷克人接受了苏联的领导，但在内政方面，他们力图维护某些个人自由，这些自由曾使他们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年中成为中东欧唯一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当共产党人利用他们控制的警察和富于战斗性的“行动委员会”来接管政府时，这种维持民主政体的尝试结束了。

　　据说，因精通西方学问而闻名的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已在1948年3月自杀身亡。5月举行的选举使共产党获得了所期望的多数选票。第二个月，大战前也领导过这个国家的年高德助的爱德华·贝奈斯总统被迫辞职。
　　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样，除芬兰外，整个东欧这时全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比共产党接管布拉格更引人注目的是始于1948年6月的拖得很久的柏林空运危机。由于苏联人未能劝阻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建立单独的西德政府，便采取报复行动，切断了通往柏林西方国家三个占领区的铁路和公路。
　　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随着柏林四国政府的结束，西方列强没有必要再留在这座城市里。美国人进行了回击，他们通过前所未有的空运向西方国家占领区的200万居民提供粮食、煤和其他必需品。到1949年春时，空运已取得明显的成功，5月，苏联人宣布停止封锁。
　　是月，西德议会正式通过了即将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而东德人民代表大会则完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9月，联邦共和国在西德正式成立，第二个月，民主共和国也在东德成立。冷战就这样将德国切成两半。
　　共产党各种好斗的表现——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柏林的封锁和希腊的连续不断的内战——使西方列强相信，有必要建立一些防御联盟体系。1947年3月，英国和法国缔结了一个军事盟约（《敦刻尔克条约》），1948年3月，这一盟约扩大到包括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布鲁塞尔条约》）。不过，很明显，西欧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便不可能得到保护，因而，新大陆也参与了1949年4月4日华盛顿《北大西洋公约》的签署。

　　这一公约包括美国、加拿大、《布鲁塞尔条约》的5个参加国：意大利、葡萄牙、丹麦、冰岛和挪威。后来，希腊和土耳其（1951年）以及西德（1955年）也加入了这最初的12个缔约国。这一公约规定，“武装进攻一个或更多的”缔约国，无论是在欧洲、北非还是在北美，“都将被认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进攻”。
　　最初，公约仅要求建立北大西洋理事会，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北约组织成立了一支由一个司令部指挥的联合防御部队。这支部队主要由美国提供资金。它的最高统帅也是美国人，不过各缔约国按规定提供了若干师。
　　这支部队从未强大到足以阻止苏联的大规模侵略，但它能打一场代价高昂的阻滞战，能促使苏联人在向西推进前三思。
　　其时，苏联已在东欧作出相应的政治和军事安排。甚至在大战结束前，斯大林就已与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波兰分别缔结了互助条约，到1948年时，又与前轴心国的卫星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1955年5月，苏联与东欧各国缔结了一个更正式的、更广泛的军事盟约。这就是《华沙条约》，它是东方集团对《北大西洋公约》所作的反应。于是，除德国外，欧洲也被冷战切成两半——在美国保护下武装和组织起来的西欧和在苏联保护下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东欧。
　　八、远东的冷战

　　1950年，冷战的焦点入欧洲转移到远东。这时，东方与西方在欧洲已成均势。但是，远东的均势却为一个重大发展——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一所打破。
　　正如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副产品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副产品。
　　蒋介石在1928年就已成为中国的主人，但从一开始起，他的国民党政权就受到了两大不共戴天之敌—一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处境变得特别困难。
　　这个国家被分割成三部分：由日本人控制、由南京傀儡政府进行管理的东部，由以延安为首都的共产党人控制的西北部，由以重庆为首都的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政府统治的西部和西南部。
　　蒋介石的政权正是在战争的几年中遭到了无可弥补的破坏。以往，蒋介石一向依靠保守的地主阶级和较开明的大商人的支持。

　　日本人侵占东部沿海地区时，大商人多半被消灭，蒋介石只剩下内地自私自利的、目光短浅的地主的支持。他的政府变得越来越腐败，不能对遭连年战争蹂躏并因此而觉悟起来的农民的需求作出反应。共产党人则与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截然不同，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从而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
　　他们还有一个纪律严明、十分有效的组织，这一组织使他们控制的地区摆脱政治和经济混乱、恢复秩序。此外，他们还比民族主义者更成功地将自己描绘成是为赶走外国侵略者、恢复中国的统一、自尊和伟大而献身的爱国主义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的形势就是如此。
　　日本的投降使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为接管日本人在中国的占领区而展开激烈的争夺。共产党人命令他们的军队接管日本人占领的地区，蒋介石立刻取消了这些命令，坚持认为，没有他的命令共产党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但共产党人并不理睬他，于是，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发生了冲突。
　　随着内战的迫近，美国派来了一个以乔治·马歇尔将军为首的代表团，企图使双方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但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克服自己对另一方的恐惧和怀疑，马歇尔的调解失败了。到1947年时，最后的较量已即将到来。
　　共产党人占领了大城市周围的农村，他们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苏联人将日本人在满洲交出的武器转交给了他们。民族主义者由于得到美国海、空军在运输方面提供的帮助，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各大城市，还速调军队北上进入满洲。后一行动在战略上是一大失策。
　　国民党军队发现自己在满洲处于无法防守的境地，不得不于1948年秋向中国红军投降。一连串类似的军事失败很快接踵而来。共产党军队从满洲突然发起猛攻，攻克了华北各大城市。
          
            《全球通史》 第230节    

　　到1949年4月时，他们已在横渡长江，向华南地区成扇形展开。当时，美国驻南京大使向华盛顿报告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极为轻易地渡过长江，是因为［国民党］丢失了一些极重要的据点、最高指挥部意见不一、空军未能给予有效的支持。”

　　共产党的强大军队在南方甚至比在北方推进得更迅速。
　　到1949年年底时，它已占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逃往台湾岛，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则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949年以后的几年中，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中国。
　　他们强行推行一种统一的、全能的结构，并将它扩大到每个城市、每个村庄和每个家庭，以取代过去那种权力分散的松弛的政治状态。在这一结构顶端的共产党人能深入到每个公民中去，安排他们从事新的工作，迫使他们以新的方式生活和思维。他们削弱陈旧的家庭体制、结束妇女的低下地位、无视古老的经典而支持有助于建设新社会的新的文学艺术，从而根除了传统的儒家文化。

　　由于共产党人的管辖达到如此严密的程度、他们的工作效率又如此之高，他们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并大大地加速工业化。而这，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大强国，被人不安地看作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好斗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被授以贪婪的目光、即将被瓜分的弱国。
　　这一巨大变化影响到整个世界。
　　华盛顿和其他首都都在密切注视着新中国，尤其是在它介入朝鲜、西藏和印度北部的战争之后。莫斯科同样地关注着中国，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出现历史性的分裂以后。那些不发达的独立国家也很有兴趣地注意着中国——注意着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力更生地改善中国的境况而正采取的种种办法。
　　中国的人口极其众多——据北京国家统计局统计，1953年时的人口为582603417人——因此，即使中国仍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它也会是世界上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当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一个极为生气勃勃的阶段时——中国1949年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断言，世界历史上已出现一个转折点。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对美国来说是一大失败。
　　不过在日本，战后的占领由美国作主。日本与德国大不相同，由同盟国的一个最高指挥部管辖；该指挥部包括了各同盟国的代表。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和绝大部分占领军都是美国人。
　　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是：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使它非军事化，发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因此，他遣散了帝国的陆军和海军，取缔了爱国主义组织，剥夺了加在天皇裕仁身上的神性，除去了教育中的军国主义成分。1947年，他颁布了一部将天皇的统治权转交给人民、保障个人权利、允许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义宪法。

　　在经济领域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大规模地重新分配土地。到1952年时，90%的可耕地已归从前的佃户所有。但是，搞垮曾控制了战前的工业、财政和对外贸易的财阔的尝试却不太成功。
　　最初的反财阀措施被废除，因为人们认为这些措施阻碍了经济的恢复。
　　尽管对日本的占领远不象共产党在中国造成的大变动那样具有革命性，但还是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人以往一向愿意接受外国的方式，但从未达到过他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的程度。
　　在这场斗争中遭受的巨大失败使人们对旧秩序产生了怀疑。年轻的一代在寻找新的模式、新的领袖，而且他们这样做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到1951年即这一占领已达到其大部分目的时，美国和大多数同盟国与日本缔结了和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苏联不在缔约国之内，它们认为和约的条款过于宽厚。
　　和约恢复了日本的主权，但这一主权仅限于日本的四个大岛。和约除了允许美国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外，对日本没有任何军事或经济限制。美国还获得了对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和日本原太平洋托管他的托管权。

　　日本除了放弃台湾外，还让出了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已划给苏联），但是，以后如何处置这些岛屿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实际上，这一和约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阵地的主要堡垒。为了支持这一堡垒，美国在战后的头6年中花费了约20亿美元。
　　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需要各种商品，日本取得了十分惊人的经济进步，到1970年时，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工业强国。
　　当时，在远东同在欧洲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冷战。苏联支持毛泽东，尽管这种支持来迟了些，美国则妄想让蒋介石继续充当中国的统治者。
　　相反，在日本，美国对占领起了决定性影响，并利用这种占领进一步为自己谋利，苏联代表则进行抗议，尽管这种抗议不起作用。一旦在中国和日本使上述结局明显地稳定下来，便出现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说的象在欧洲一样“结束混乱”、形成均势这种希望。1950年，当朝鲜爆发战争、冷战变为热战时，这种希望破灭了。
　　九、朝鲜的热战
　　朝鲜的悲剧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座天然桥梁。中国和日本曾多次为争夺朝鲜而交战，俄国偶尔也为争夺朝鲜而参战。从1895年起——正式地说从1910年起——朝鲜已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此后，它实际上是一个殖民地，不过，独特的是它由亚洲人而不是由欧洲人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美国、英国和中国宣布，朝鲜应“在适当的时候”再次获得自由和独立。但是，日本30余年的统治使朝鲜缺乏自治所必需的经验。
　　因此，获胜的同盟国决定，在不超过5年的时间内，朝鲜虽然独立，但仍由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托管。
　　随着日本的投降，美国和苏联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为了军事上的方便起见，他们将北纬38度线定为其军事行动的分界线。

　　同在德国一样，冷战的到来使分割朝鲜的这一临时分界线牢牢地固定下来。苏联人在他们的占领区建立了一个由共产主义新人民党控制的政权，美国人则在南方依赖说英语的朝鲜人，这些人通常都是保守的上层阶级的成员。1948年8月，“大韩民国”在南方宣告成立，由李承晚博士任总统。
　　一个月后，北朝鲜人也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任首相。
　　这两位领导人本身就是两大占领区之间根本差别的象征。金日成当时只有30多岁，是莫斯科培养的朝鲜共产党的书记，从1931年起，一直是反日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战士。
　　李承晚是一位70多岁的老资格的政治家，从20世纪初起，就在同日本人作战。他是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学生和信徒，是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土，曾作为朝鲜流亡政府的首脑在中国和美国生活了几十年。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曾企图在分别以金日成和李承晚为首的两个政权之间进行调解，但没有成功。
　　这两位领导人互相极力反感，因此，1949年9月，这个委员会警告说，朝鲜有爆发内战的危险。1950年6月24日，内战真的爆发了，当时，北朝鲜军队为了“解放”南朝鲜，突然越过了三八线。几小时之内，联合国的那个委员会报告说。

　　南朝鲜已成为侵略的牺牲品。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要求立即停火、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的提案。同天下午和第二天，杜鲁门总统与他的顾问们协商，决定给南朝鲜以全面的军事援助。
　　6月27日，安理会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击退武装进攻、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于是，联合国在其短暂的历史上第一次决定使用武力。安理会的决定之所以能获得通过，仅仅是因为苏联为了抗议安理会不准共产党中国取代民族主义中国加入联合国而暂时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
　　联合国有40个会员国响应安理会的呼吁，提供了粮食、运输工具和医疗队，有些会员国还提供了作战部队。但是，作出主要贡献的，除南朝鲜之外，便是美国了，麦克阿瑟将军担任了总司令。朝鲜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国介入前为第一阶段，中国介入后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时，北朝鲜军队迅猛地长驱直入到离半岛南端的釜山港不到50哩的地方。此后，1950年9月14日，一支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远远地向三八线附近的海岸推进，并在12天内夺回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北朝鲜军队因其交通线被切断，仓卒地向后撤退，正如他们先前轻率地向前推进一样。
　　到9月底时，联合国军队已到达三八线。

　　这时的问题是要不要越过三八线。由于拥有否决权的苏联已回到安理会，这一问题被转交给联合国大会。
　　1950年10月7日，大会决定“……为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政府而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第二天，美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地占领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到11月22日时，他们已到达朝鲜和中国满洲之间的分界线鸭绿江。
 
            《全球通史》 第231节    

　　此时，随着中国“志愿军”在苏联制造的喷气式飞机的支持下发起大规模进攻，朝鲜战争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军队迅速地向南推进，看上去就象在重复战争的第一阶段。1951年1月初，他们重新占领了汉城，但联合国军队这时恢复并坚守阵地。
　　3月，汉城再次易主，到6月时，战线大体上固定在三八线一带。战争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特点是：尽管中国和美国都卷入了战争，但战争还是被严格地限制在局部地区。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美国和中国都不认为朝鲜的未来是真正关系到重大的民族利益的问题。
　　因此，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苏联也没有出兵。战争保持在一个“小事件”的水平上，尽管战争的规模很大。
　　到1951年年中时，很明显，整个战线已处于僵持状态。

　　大规模的战斗逐渐停止了，停战谈判开始进行。经过两年激烈的、时常中断的谈判之后，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协定的条款反映了军事上的僵持状态。
　　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大体上仍与战前相同。西方列强成功地遏制了朝鲜的共产主义，维护了联合国的权威。中国人保卫了北朝鲜，使它成为满洲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缓冲国。
　　当时，朝鲜的大部分农村已遭破坏，大约10%的朝鲜人已被打死。
　　第二十七章　诸帝国的终止
　　今后，那些[海外]国家的土著也许会越来越强大，欧洲的当地人也许会越来越软弱，因此，世界各地居民的勇气和力量也许会达到相等的程度；勇气和力量的相等引起相互间的惧怕，从而能使独立国家因惧怕而放弃他们的不公正行为，使他们的不公正行为变成对相互权利的某种尊重。但是，所有国家之间的广泛交往自然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必然会——带来知识和各种进步的相互交流，而世界上似乎及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交流更有可能造成以上所说的力量的相等。

　　亚丹·斯密
　　我们宁要带有危险的自治，也不要平静的奴役。
　　克瓦米·恩克鲁玛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欧洲殖民地的结局。欧洲对殖民地帝国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削弱，但还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实际上，欧洲因获得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区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围。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不可阻挡的革命浪潮席卷诸殖民地帝国，极其迅速地结束了欧洲的统治。i93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利比里亚和南非是独立的国家，它们的独立全靠其非典型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个国家在19世纪初期已由解放了的奴隶居住，另一个国家为居住那里的少数欧洲人所控制。
　　25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殖民地只剩下葡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及南非的几块属地：南罗得西亚、西南非洲、贝专纳、斯威士兰和巴苏陀兰。正如欧洲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中迅速地获得其大部分殖民地那样，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短的时期内又失去了其大部分殖民地。1944年至1970年间，总共有63个国家赢得了独立。
　　这些国家拥有10亿多人，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见表1）。欧洲人在海外取得那么多非凡的胜利和成就之后，到20世纪中叶似乎又在退回到500年前他们曾从那里向外扩张的小小的欧亚半岛上去。
　　表1　亚非独立的进程
　　所摆脱的国家年份 

　　叙利亚法国1944 
　　黎巴嫩法国1944 
　　约旦英国1946 
　　菲律宾美国1946 
　　印度英国1947 
　　巴基斯坦英国1947 

　　缅甸英国1948 
　　北朝鲜日本1948 
　　南朝鲜日本1948 
　　以色列英国1948 
　　锡兰英国1948 
　　印度尼西亚荷兰1949 
　　利比亚意大利1952 
　　柬埔寨法国1954 

　　老挝法国1954 
　　北越法国1954 
　　南越法国1954 
　　苏丹英国1956 
　　摩洛哥法国1956 
　　突尼斯法国1956 

　　加纳英国1957 
　　马来亚英国1957 
　　几内亚法国1958 
　　刚果共和国比利时1960 
　　索马里意大利1960 
　　尼日利亚英国1960 

　　喀麦隆法国1960 
　　马里法国1960 
　　塞内加尔法国1960 
　　马达加斯加法国1960 
　　多哥法国1960 

　　塞浦路斯英国1960 
　　象牙海岸法国1960 
　　上沃尔特法国1960 
　　尼日尔法国1960 
　　达荷美法国1960 
　　刚果民主共和国法国1960 
　　内非共和国法国1960 
　　乍得法国1960 
　　加蓬法国1960 
　　毛里塔尼亚法国1960 
　　塞拉利昂英国1961 
　　坦噶尼喀英国1961 
　　阿尔及利亚法国1962 

　　布隆迪比利时1962 
　　布隆迪比利时1962 
　　卢旺达比利时1962 
　　乌干达英国1963 
　　肯尼亚英国1963 

　　桑给巴尔英国1964 
　　马耳他英国1964 
　　马拉维英国1964 
　　赞比亚英国1965 
　　冈比亚英国1965 

　　马尔代夫群岛英国1965 
　　新加坡英国1966 
　　圭亚那英国1966 
　　搏茨瓦纳英国1966 
　　莱索托英国1966 

　　巴巴多斯英国1967 
　　南也门英国1968 
　　毛里求斯英国1968 
　　斯威士兰英国1968 
　　赤道几内亚西班牙1968 
　　一、冷战和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臣民和帝国当局之间的斗争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冷战是同时进行的。
　　这两种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苏联，尤其是共产党中国，支持殖民地革命，将殖民地革命看作是破坏西方的威望、削弱西方的力量的一种手段。相反，西方国家由于冷战方面的原因而在殖民地问题上互相支持，尽管他们这样做时是很有保留的——因此，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英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支持法国。

　　同样，由于冷战中的迫切需要，东方和西方在争取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方面展开了奇特的竞争。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迅速地利用这种形势，设法不仅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而且还从莫斯科和北京获取最大的援助。
　　尽管有这种相互联系，但殖民地革命并不是冷战的副产品。
　　殖民地的觉醒远远先于冷战，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日俄战争（见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尽管冷战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影响了殖民地起义的速度和形式，但即使没有冷战，殖民地革命无疑也会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帝国的领导人阐明了他们将抓住殖民地不放的决心。
　　1942年，丘吉尔发表了他那常被引用的声明：他“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眼巴巴地看着英帝国被清理掉”。同样，1944年在自由法国政府支持下召开的布拉柴维尔会议宣布：“即使在最遥远的将来，也决不准许殖民地获得自治。”
　　在大战的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行动与这些声明是一致的。

　　这两个大国都很少注意殖民地民族的愿望和利益。在《大西洋宪章》中，它们曾保证：“尊重每个民族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设法使被强行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其权利。”同盟国的政策很快就证明，这些原则被认为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海外地区。
　　例如，英国人未征求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和甘地的意见就把印度拖进了大战，并与苏联人商定共同占领名义上已独立的国家——伊朗。在埃及这另一表面上独立的国家，英国人利用其条约所授予的特权，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建立了他们在中东的主要基地。法国人根据军事需要决定其“土著”的命运；各殖民地是忠于维希政府还是忠于戴高乐，不是取决于当地居民的愿望，而是取决于法国总督或军事指挥官的决定。

　　不过，尽管有这些单方面的行动，但实际上，亚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1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非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2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
　　二、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1945年6月正式通过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了殖民地托管制度，用这一制度取代了国际联盟的委托管理办法。《宪章》第76条规定，受托管国应促进被托管地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的进步，应促使他们朝自治或独立的方向发展，这种自治或独立可能适合各被托管地的特殊环境和民族以及各有关民族所自由表达的愿望。
　　……”战前的委托管理这时转变为受托管理，而且联合国为其成员国将各自的殖民地置于托管状态下作好了准备。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将自己的殖民地置于托管状态下——南非联邦坚决要求将西南非洲作为“三级”托管地来加以管理。毫不奇怪，尽管联合国对有些殖民地如荷属东印度群岛赢得独立确有相当大的贡献，但伟大的殖民地革命的动力并不是来自联合国。

　　相反，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极其有利的国际形势的产物，是以往几十年里殖民地世界中愈来愈强大的某些历史性力量的产物。

            《全球通史》 第232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初的殖民主义列强空前地衰落；法国和荷兰被侵占，英国则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遭到削弱。同样重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情绪在诸帝国国内得到发展。
　　殖民地中的白人早先曾十分自信地断言“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如今，作如此断言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存在不仅受到了其臣民的怀疑，而且受到了本国同胞的怀疑。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在西欧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该受谴责的倒行逆施，而1956年英、法两国对苏伊士的袭击则在两国国内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

　　西方全球霸权的结束是由于西方缺乏统治的力量，同样也是由于西方缺乏统治的意志。
　　此外，战后的两个头等强国美国和苏联对在损害战败的敌人和被削弱的盟国的情况下获取海外殖民地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也有助于殖民地革命。美国和苏联的确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太平洋和东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卫星国，但它们并没有仿照英国和法国的做法——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不可耐地瓜分了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这时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殖民地利用冷战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挑拨离间，并利用这两大强国赢得了独立，获得了经济援助。
　　亚洲短命的日本帝国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由于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将英国人赶出了马来亚和缅甸，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亚，将美国人赶出了菲律宾，所以，西方的军事威望遭到彻底的破坏。
　　由于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进行宣传，所以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当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他们的占领地时，他们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承认这些组织为独立的政府——如承认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的印尼党，从而尽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不过，应该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亚洲人一道赢得了自由，从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虽然日本人的影响很重要，但它仅仅加深了从20世纪初起愈来愈剧烈的大动乱和愈来愈广泛的觉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殖民地起义反映了这种迅速发展的运动（见第二十一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种运动随着受过西方教育的土著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获得了力量，实现了目的。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不是顽固守旧的马来亚苏丹、尼日利亚酋长或印度王公，而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并注意到西方现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和布尔吉巴，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和劳动营中服役，这种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下作战，而200多万印度人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另外还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被俘的4万名印度俘虏签约参加了日本人资助的印度国民军。当所有这些人返回家园时，他们必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殖民地官员和本民族领导人。

　　当时，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老百姓不仅受到了某些地区的战争造成的穷困和苦难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三、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赢得了独立。印度次大陆因其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从一开始就是英帝国所依赖的部分和欧洲帝国权力的缩影。
　　英国的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为印度的自治做好了优于其他殖民地的准备。行政机构人员基本上已由印度人充任;大学已培养出一代代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国大党表达了民族主义愿望，并把这类愿望转到适当的方面去了（见第十五章第四至六节）。
　　当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总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将参战。
　　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抱怨地说：“一个人，而且是外国人和令人憎恨的制度的代表，能够不与4亿人作最起码的商讨就使他们陷入战争。…在英联邦自治领，这种决定是经充分讨论后才被民众代表接受的。……在印度却不是这样，这让人感到痛苦。”对国大党的抗议，伦敦粗率无礼地不予接受，直到法国的沦陷和不列颠战役的爆发造成全国紧急状态时。这时，总督宣布，战争期间不可能实行根本的变革，但战后印度将被授予自治领地位。国大党立即拒绝了这一提议，因而僵局仍在继续。

　　1942年初，日本对东南亚的突然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的形势。随着日本军队逼近孟加拉国边境，印度从位于平静的偏僻小路上的勉强的同盟国转变为直接处在迅速向前推进的敌人的道路上的国家。丘吉尔的反应是于3月22日派内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
　　克里普斯的意见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不能进行重大改革，但战争一结束，印度就能完全实行自治，并有权退出英联邦。国大党拒绝了克里普斯的提议，于1942年8月7日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要求“为了印度、为了联合国事业的成功”而立即独立。国大党还进一步威胁说，如果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进行‘非暴力的群众斗争”。
　　英国的反应是实行大规模的镇压：6万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国大党所有的领袖；14，000人未经审问就被拘留；940人被杀死；1630人在与警察和军队的冲突中受伤。这是一个不仅对印度、而且对同盟国也是极关键的时刻。德国人此时已到达伏尔加河，离亚历山大只有30哩，日本人则侵占了缅甸。
　　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巨大的钳形攻势只是由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才被隔断；印度这时因充满着不满情绪而动荡不安，阿拉伯国家与其说是站在同盟国一边，不如说是站在轴心国一边。德国人和日本人原本无需作什么努力便能深深地进入这些国家，使无焰闷燃的火种烧起来。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便能完全封锁欧亚大陆，从而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

　　西方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快降临的灾难，只是因为希特勒决定将他的各个师投入俄罗斯平原，只是因为日本人尽管进行威胁和军事演习，却从未真正打算侵入印度。即便如此，如果并非不可能，如果国大党当初作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英国在次大陆上的地位原会很不稳固。然而，在甘地的影响下，印度只进行了非暴力抵抗。
　　不过，尽管这一抵抗缺乏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人，但国大党领导人的被捕却促成了城市和乡村中的罢工和暴动；但是，这一抵抗没有计划，缺乏协调，因此，英国人能捣毁一个又一个暴动中心。在战争剩下的几年中，英国人坚决拒绝释放国大党领导人，除非他们改变“退出印度”的要求。国大党领导人则拒绝这样做，因而在这几年中，他们一直被监禁着。

　　其时，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趁国大党陷入困境之际，说服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他的组织，从而为战后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准备了条件。他不知疲倦、满怀激情地宣讲他关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基斯坦的教义。“穆斯林印度不能接受任何必将导致一个由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政府的宪法……众所周知，穆斯林不是一个少数派。
　　……根据任何有关民族的定义。都可说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他们应当拥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领土和自己的国家。”1945年7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的胜利是印度事务中一个新的、决定性的转折点。
　　工党历来主张印度独立，这时，艾德礼首相为实现这一目标立即采取了行动。若不考虑其政党的许诺和同情，事实是他除承认印度独立外几乎别无他择。纯粹的外界势力已不再能抑制因战时经历而愈益强烈的印度民族主义，这一点在政府于1945年年底审判日本资助的印度国民军的一些军官时变得很明显。
　　这些人顿时成了民族英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曾同日本人合作，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赶走可恨的英国人。当时，遍及全国的这种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审判只好中途停止。事实上，英国已不再能不顾这个国家人民的愿望而统治这个国家，也不再存在着企图这样做的意向。
　　战争期间，印度行政机构人员已愈来愈多地由印度人充任，而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则大大减少；英国公众对没完没了的印度问题已厌倦起来。因此，艾德礼这时能在不太遭到国内反对的情况下割断帝国与其从前的宝贝之间的联系。

　　1946年3月，内阁的一个三人代表团前往印度，负责自治的准备工作。
　　两个月后，他们公布了一项计划，但这一计划未能赢得长期不和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支持。于是，工党政府派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为新任总督。在经过仓促的会商之后，蒙巴顿断定，任何维持印度政治统一的计划都是行不通的，他建议印、巴分治，使印、巴政府均享有自治领地位。
　　这时，国大党领导人已认识到分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接受了这一计划。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8月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联邦成为英联邦中的两个独立的国家。英联邦的伸缩性被进一步扩大到允许这两个新国家作为共和国分享一种必然保持一位君主作为其象征性首脑的制度。
 
            《全球通史》 第233节    

　　四、东南亚
　　与印度相反，东南亚在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占领了。可以看出，在1942年至1945年这一短暂的占领期间，整个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模式。几乎在每个国家中，对西方统治的普遍不满已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见第二十五章第二节）。

　　当时，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宣布他们的征服是“新秩序”的开端。这一“新秩序”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和“没有征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如果日本人当初实行这些原则，他们原本能得到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在当地居民普遍地欢迎他们、将他们当作解放者以后。
　　然而，日本军方另有打算，因此，这些原则仍是很快就让人觉得空洞、难以置信的宣传性口号。这些军事领袖不是将大东亚视为一个“共荣圈”，而是视为由处于不同程度控制下的卫星国组成的一个地区。各地的日本军队都尽可能地靠当地供应给养，常常造成当地的粮食和物资严重短缺；他们无情地征收本土诸岛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工业原料。

　　反过来，日本人能提供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他们的经济还不够强大，不能生产战争物资和消费品。不言而喻，日本人与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历最初的蜜月时期之后迅速地恶化了。如果日本人延长他们的占领，他们无疑会遇到严重的起义。
　　对日本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在1945年不得不撤退。撤退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西方恢复其统治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在印度支那，他们推翻了维希政权，承认了胡志明的临时政府；在印度尼西亚，他们将政府交给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在许多地区，他们把武器分给了当地的革命组织。
　　毫不奇怪，日本人撤退后的10年内，东南亚所有国家都赢得了独立。各国赢得独立的方式各不相同，它取决干与之有关的帝国统治者。英国人在被迫正视印度的现实之后，在处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问题方面是最现实主义的。
　　1918年1月，他们承认缅甸为英联邦之外的独立共和国，第二个月，准许锡兰在英联邦内享有完全的自治领地位。不过，马来亚的独立却被拖延到1957年2月，一个原因是这个国家的种族成分混杂，那里的马来亚人和中国人各占总人口的40％多一点，此外还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少数欧洲人。中国人是始于1948年的一次共产党起义的幕后发起人；抬着发生的丛林战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一直拖延到1955年。

　　1963年，马来亚同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英属北婆罗州）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马来西亚。马来亚与由中国人占优势的新加被之间的紧张局势致使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国家。法国人和荷兰人的臣民也要求独立；事实证明，法国人和荷兰人不太灵活，因此其境通要糟得多。
　　日本人甚至在1945年9月投降后仍继续占领着印度尼西亚，因为荷兰没有力量来取代日本人。苏加诺的民族主义政府已于8月17日宣布成立，与这一政府打交道的任务落到了海军上将蒙巴顿的肩上。第二年，当荷兰人返回时，他们愿意给印度尼西亚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这种自治仍不足以使民族主义者满意。
　　双方的谈判破裂了，荷兰人依靠武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力。战争拖延到1947年，最后，荷兰人承认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武装冲突遗留下来的影响使两国以后的关系恶化，尽管在同一国王管辖下的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生存了好几年，但1954年苏加诺退出后它便解散了。
　　在以后几年中，两国的关系因荷兰人拒绝将荷属新几内亚交给这个新共和国而变得更加紧张。1957年，印度尼西亚为了报复，没收了荷兰人价值10亿多美元的资产，1960年，断绝了同海牙的外交关系。三年后，苏加诺控制了西伊里安，从而清除了一个比英帝国大部分地区还要古老的帝国的最后残余。
　　法国人为了保住他们的殖民地在印度支那进行了更长期、更顽强的战斗，但最后，他们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三国组成，它们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越盟即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了反对法国恢复其统治的抵抗运动。
　　虽然越盟由许许多多成分组成，但它却由一位曾在巴黎、莫斯科和中国生活过的共产党人——一胡志明领导。正如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情况一样，由于战争结束后驱逐日本人的事受到耽搁，胡志明能于1945年宣布成立临时的越南共和国。

　　法国人拒不承认这一新政权，因而战争随即爆发。法国人轻而易举地重新占领了老挝和柬埔寨，但在越南，一场消耗战却拖得很久。
　　当中国成为共产党国家并支持胡志明时，法国获胜的机会便不再存在。
　　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把在财政上支持法国人作为“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到1954年时，北越大部分地区已控制在越盟手中，同一年，法国人在奠边府遭到惨败。随即召开的日内瓦和解会议承认了整个越南的独立，规定以北纬17度为界将越南暂时划分为两部分，要求于1956年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以使国家重新统一。
　　这一解决办法实际上给了胡志明半个国家，并使他期望两年内得到另外半个国家，因为他的抵抗经历已使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
　　为了避免这一结局，美国在南越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天主教领导人吴庭艳。吴庭艳的政策激起了农民和势力强大的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致使他的政权于1963年被推翻，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政变，直到华盛顿支持的阮高其和阮文绍先后掌权为止。
　　他们之所以能在西贡坚持下去，仅仅是因为美国不断升级的干涉：先是援助以资金和武器，然后发展到派“顾问”和战斗部队，东京湾事件（1964年8月）后，开始轰炸北越。这一轰炸的目的是强迫早些时候已在派军队进攻南越的河内放弃南越，并承认它为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一轰炸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水平，尽管5O多万美军投入了战斗，但胜利仍不能持久，1968年1月敌军的春节攻势令人痛苦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约翰逊总统决定，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并开始在巴黎举行和谈，这一和谈后由他的继任者尼克松总统继续进行下去。
　　五、热带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亚洲更引人注目。在亚洲，由于古老的本土文化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进行鼓动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而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此外，日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侵占也没有震动和唤醒这块大陆。但是，正如亚洲在战后第一个10年中获得解放一样，非洲在战后第二个10年中获得解放。在这10年中，至少有31个非洲国家赢得了独立；剩下的少数殖民地作为过去的不再时兴的遗留物令人痛苦地显得十分突出。
　　非洲各地区的这种民族主义觉醒的过程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不同发展而遇然相异。因此，殖民地革命不应看作是非洲大陆上的革命，而应分别看作是在热带非洲、南非和北非的革命。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才在热带非洲出现。
　　它们所采取的形式取决于殖民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和行政制度。在英属西非，权力控制在总督手中，总督由伦敦任命，并由行政会议和一院制议会帮他出主意。行政会议完全由英国官员组成，但一院制议会还包括几位非洲人。
　　在这些殖民地中，非洲人的首领试图把一院制议会改变成非洲人的议会，再把行政会议改变成对这种议会负责的非洲人的内阁。相反，在法国殖民地中，权力更大程度上由巴黎掌握，法离非洲人力图加入宗主国的政党，以便能影响首都的决定。
　　这些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
　　只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是清醒的、积极的；人民大众大多数麻木不仁。少数民族主义组织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辩论社团，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中伤欧洲的行政官员而不是与自己的人民交往。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改变了这种传统的非洲模式。
　　首先，在战争的几年中，由于对非洲原料和粮食的迫切需求，非洲经济开始大规模扩展。1939年至1953年，刚果的出口额增加了14倍，政府税收增加了4倍。同一时期，北罗得西亚的出口额增加了9倍，政府税收增加了20倍。

　　在英属西非，政府为可可、棕榈油之类的基本产品设立了收购处。这些收购处打破了欧洲贸易公司对农民经济的束缚；导致了战后由地方控制的销售局的建立。这些销售局确保以稳定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同时还积累了大量的储备物资，以用来资助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
　　由于这种普遍的经济高涨，非洲在兴建学校、铺设道路、改善住房、卫生设备和医疗设施等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非洲人在看到亚洲许多民族赢得独立之后，自然要问为什么他们还不应该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这个问题随着退役军人的回国而变得十分尖锐，这些退役军人绝大多数在欧洲法国军队中和在缅甸和中东英国军队中服过投。

            《全球通史》 第234节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震动并唤醒了热带非洲，使它摆脱了传统的麻木状态。新的道路、新的学校和新的经济机会意味着新的眼界、更大的能动性和更高的愿望。一种与继续存在的欧洲统治不相容的新气候正以种种方式发展起来。
　　1948年，民族主义运动在黄金海岸首次爆发，在那里，小农场主这时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消费品却供应不足且非常昂贵、他们怀疑欧洲商人在牟取暴利、因而组织了对欧洲商行的广泛批制。随后城市中发生了暴动，农村中发生了普遍的骚乱。这时，出现了一位能十分成功地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的新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一他曾在美国和英国大学里学习，在大学里，他已转向在殖民地学生中流行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会见过非洲其他领导人，如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

　　他要求立即独立，并于1949年建立了真正以民众为基础的人民大会党，从而迅速地使西非老民族主义者黯然失色。
　　在根据新宪法于1951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这个党赢得了占压倒多数的选票。大选那天，恩克鲁玛正在坐牢，因为他被指控犯有煽动暴乱罪，但英国总督认清形势后，释放了恩克鲁玛，并在行政机构中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安排了主要职位。
　　在以后几年中，内阁变成了全由非洲人组成的内阁，并享有除国防和外交事务以外的一切权力。由于有了这种自治方面的见习，结果证明，要在不诉诸暴力或出现混乱的情况下过渡到完全独立，是可能的。到1957年时，由于恩克鲁玛的倡议和英国人的政治家风度，黄金海岸成为英联邦中独立的加纳国。
　　一旦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纳被打破，要使其不在别处被打破便是不可能的。尼日利亚事态的发展是最具决定性的，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共有3500万人。这个国家的三个地区——北部、西部和南部——在种族成分、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方面彼此间完全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使尼日利亚迟至1960年才赢得独立。

　　其他的英属西非殖民地如塞拉利昂和冈比亚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赢得独立，这两个国家之所以独立得很迟，主要是由于它们十分贫穷，而且面积又小。英国人并没有预见到他们的新殖民政策会这么快地影响热带非洲其他地区。周围的法属殖民地首先受到了影响。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巴黎政府对北非的态度非常固执，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却采取和解政策。1956年，他们颁布了“组织法”，允许在法属西非12个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岛建立代议制机构。两年后，因阿尔及利亚危机（见本章第七节）而掌权的戴高乐新政权决定要避免在热带非洲出现类似的折磨。
　　这一新政权同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有权投票赞成完全独立或者投票赞成在即将代替帝国的法兰西“共同体“中作为独立的共和国实行自治。最初，这一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在随即到来的公民表决中，除受工会领袖塞古·杜尔影响的几内亚外，所有地区都投票赞成自治。然而，这一安排证明是短暂的。
　　1959年，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要求作为马里联邦在法兰西共同体中完全独立。当这一要求得到应许后，其他4个地区——象牙海岸、尼日尔、达荷美和上沃尔特——更进一竿，获得了脱离法兰西共同体的独立。到1960年年底时，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都赢得了独立，而且除一国外，所有的国家都已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与法属西非和英属西非顺利过渡到独立截然不同，比属刚果经历了一场痛苦的、代价高昂的斗争，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比利时和刚果各派，还有一些大国。比利时人严格的家长式统治是这一灾难的一个根源。虽然比利时官员常常开明地采取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训练的措施，但他们却不允许非洲人有政治训练的机会，也不允许常住非洲的比利时人有这方面的机会。

　　土著中受过教育的杰出人士为数极少且缺乏经验，而部族间的结盟和竞争仍然很突出。这就是刚果对面的法属殖民地获得自治时刚果的形势，法属殖民地获得自治激起了刚果人对欧洲统治的潜在敌意，使自诩有不止一个地区的追随者的刚果唯一的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崭露头角。由于他用激进的、全国性的方法来解决刚果独立问题，他不仅在各地的泛非主义者中，而且在本国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

　　1959年初，在民族主义暴动已震撼刚果之后，比利时人草率决定，他们可通过允许自由选举和立即独立来最有效地保护他们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结果无疑是发生冲突和混乱。卢蒙巴成为第一任总理，但他发现，他只有依靠比利时军官和文官的帮助才能统治这个国家。
　　一些土兵起来造反，反对比利时军官，袭击白人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发生。同时，乘机报宿怨的部落之间也爆发了战争。最严重的是，由于当地非洲政治家和比利时矿业集团结成邪恶的联盟，矿藏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实际上脱离了刚果。
　　不断扩大的混乱状态迫使比利时政府重新进行考虑，将其军队派回要寨和飞机场。
　　当苏联在支持刚果人反对帝国主义恢复其统治的幌子下威胁要进行单方面干涉时，冷战已降临。面对非洲将出现朝鲜式形势的前景，联合国承担了用主要由非洲人组成的国际部队来维持刚果秩序的责任。
　　经过数月的暴乱之后，秩序似乎有了一定的恢复，不过，卢蒙巴和联合国秘书长达加·哈马舍尔德却为此牺牲了；卢蒙巴被加丹加分裂主艾分子暗杀，哈乌舍尔德在肩负调解使命访问刚果时因飞机失事而罹难。
　　其时，在大陆另一边的东非，由于气候宜人的高原上有着白人移民，民族主义事业遭到了非常顽固的抵抗。在肯尼亚，由于白人移民占据了大部分最好的耕地，非洲人和白人移民之间的冲突尤为剧烈。

　　这导致了“茅茅”起义，“茅茅”是由吉库尤部落成员组成的秘密的恐怖主义团体。白人移民在许多孤立的农场上被杀死，不过，许多拒绝参加起义的吉库尤人也遭到了屠杀。在战争结束前，茅茅中有近7000人被杀死，83，000多人被监禁，更多的人被关在临时收容所里。
　　这次起义虽致使双方都犯了令人作呕的暴行，但确迫使英国人承认，企图在西非执行一种和解政策而在东非却推行一种强硬政策是无用的。因此，他们释放了吉库尤人的杰出领袖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伦敦受过教育，著有研究吉库尤人传统生活的论著，因涉嫌同情茅茅起义而被捕入狱，尽管他的通敌罪实际上从未得到证实。
　　这时，他被释放了，并象恩克鲁玛一样在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于1963年获准成为总理。同一年，肯尼亚在内罗毕为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邻近的乌干达，由于以往不许白人占用土地，问题要简单些，乌干达于1962年和平地获得自由。
　　坦噶尼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是德国的领地，1922年成为英国的托管地，它的两个地区——卢旺达和乌隆迪则成为比利时的托管地。1962年，这三个地区都获得了独立，在这一转变中，坦噶尼喀的朱利叶斯·K·尼雷尔起了关键的作用。1953年，中非联邦在坦噶尼喀的南面建立，它包括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

　　尽管联邦成立则声称以“种族合作”为目的，但它却危机重重，不断发生暴乱，其根本原因是30万欧洲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着900多万非洲人，这些欧洲人大多居住在南罗得西亚这一与南非共和国北部边境接壤的自治区里。民族主义运动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取得了很大进展，1962年，这两个地区都获得了由非洲总理当政的自治。由于南罗得西亚不愿跟着这样做，拒绝给非洲人以投票权，联邦已不可能存在下去，遂于1964年1月1日解散。

　　这一年年底，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分别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赞比亚和马拉维。
　　于是，斗争的中心转移到南罗得西亚即现在所称的罗得西亚，在那里，占多数的黑人要求有投票权。伦敦政府寻找一种旨在逐步给非洲人以选举权的折中办法。
　　占少数的白人坚决反对，1965年，南罗得西亚在伊恩·史密斯总理领导下拒绝了英国人的统治，到1970年成为完全、正式独立的国家。新成立的罗得西亚的宪法规定，23万白人在议会中享有50个席位，而450万非洲人只有16个席位。史密斯在解释这一差异时说，60年前，非洲人是“穿兽皮四处游荡的野蛮人”，他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热带非洲剩下的地区——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一直试图阻止殖民地革命的浪潮，它散布的陈词滥调是：葡萄牙没有殖民地——只有葡萄牙自己的海外诸省。里斯本得到了南非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南非这个国家为了阻止非洲民族主义的不断传播而对维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现状很感兴趣。然而，这两个殖民地都爆发了起义，在一些孤立的地区，零星战斗不断发生。

　　游击队从国外获得武器并得到训练，因此，以安哥拉为例，在那里，葡萄牙人发现，要维护他们的统治就须设置一支5万人的守备队。即便如此，里斯本政府仍于1970年3月承认，配备迫击炮和自动武器的游击队已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使葡萄牙人蒙受“重大”伤亡。
         
            《全球通史》 第235节    

六、南非
　　热带非洲与北非及南非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一个地区欧洲移民较少，后两个地区则有着大批欧洲移民。
　　这一差别解释了1954年至1962年间使阿尔及利亚遭到破坏的残酷的武装斗争的原因，也解释了70年代中彻底毁坏南非的紧张的地下冲突的原因。1909年，布尔战争（见第十八章第二节）之后，南非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半个多世纪以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脱离了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这一脱离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联邦的新成员国加尼日利亚和印度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进隔离区（班图斯坦，即“班图人”——非洲人通常被称为班图人——的保留地），有人笼统地推断他们总有一天会在那里组成独立的国家。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1960年，在南非2000万总人口中白人只有380万，而控制南非政治并制造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布尔人）在身为少数的白人中仅占五分之二南非白人之所以能为所欲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安排对以南非白人占优势的农村地区有利的人当议会代表，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说英语的白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

　　工党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它担心，如果给非白种人同等机会的话，他们会在就业方面与白人竞争。事实上，第一届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执政，就因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项可行的计划。
　　假如非洲人当初真被隔离在预先指定的班图斯坦，南非的整个经济是会崩溃的。除了2O0万混血人和60万印度人的劳动外，非洲人的劳动也是经营农业、商业、采矿业和其地工业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图斯坦甚至不能养活三分之一的非洲人，政府也不愿意花费大笔资金来增强班图斯坦的接收能力。
　　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非洲人都不愿意作为孤立的“部落’被隔离。相反，他们是南非联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要求在南非联邦中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非洲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
　　七、北非

　　北非殖民地革俞的进程不仅受到了欧洲大居留地继续存在所带来的影响，而且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另外两大因素的影响，这两大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领土上进行的一些战役和更为重要的、全北非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涨。
　　1940年至1943年间，英法美联军曾在北非沿海地带和东北非与意德联军作战。战争结束后，埃塞俄比亚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并得到了过去属于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亚。而意属索马里兰仍由意大利统治了10年，然后才与英属索马里兰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索马里共和国。
　　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直到1951年12月24日才摆脱英国的军事统治，成为由伊德里斯.埃尔·赛努西国王领导的独立国家；伊德里斯是曾带头反对意大利统治的赛努西穆斯林教团（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的宗教领袖。准许利比亚自治这一点削弱了英、法帝国在北非其他地区的权力。由于利比亚是北非最不发达的地区，因此，它的独立使英国对埃及和苏丹的影响、法国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统治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似乎特别不合时宜、令人难以忍受（至于埃及和苏丹的民族主义斗争见本章第八节）。

　　在北非同在印度支那一样，法国人为保住他们的领地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拥有相当多的法国移民——突尼斯有25万，摩洛哥有40万，阿尔及利亚有100万。这些殖民者与在北非的法国强有力的经济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拼命反对所有的自治建议，破坏了巴黎某些内阁会议在这方面提出的许多临时动议。突尼斯和摩洛哥具有保护领地的合法地位，法国声称它是代表这些保护领地的传统统治者对它们进行管理。

　　这两个地区都受到了法国的独裁统治——甚至居住那里的欧洲人也得不到政治权利。这种外国统治刺激了民族解放运动：在突尼斯，由哈比卜·布尔吉巴领导的新宪政党于1934年成立；在摩洛哥，得到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苏丹支持的摩洛哥独立党于1944年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太费力地赢得了自由。
　　法国人决心继续保住阿尔及利亚，为了集中力量实现这一主要目标，他们不惜在其他地区受损失。因此，当突尼斯于1952年开始武装抵抗时，法国人经过两年游击战之后便同意它享有自治地位；在突尼斯作出这一让步后，他们准备在摩洛哥作出同样的让步。他们准许曾因同情摩洛哥独立党而被放逐的穆罕默德苏丹恢复其王位；穆罕默德随即提出了完全独立的要求，1956年3月2日，法国人勉强承认了这一要求。

　　是月，突尼斯也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布尔吉巴成为这一新共和国的总统。
　　这时，法国人能集中精力处理关系重大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从法律上说，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而是法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在巴黎国民议会中有代表。
　　实际上，在阿尔及利亚盛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标准，因此，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由仅占1000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的欧洲人统治。另一方面，这里的殖民者同大陆另一端的南非白人一样，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殖民者。阿尔及利亚是他们的家乡，就象是当地阿尔及利亚人的家乡一样。
　　他们的祖辈曾在这里劳作并葬在这里，他们决心保卫他们祖先的遗产。这意味着他们坚决反对向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作任何让步。反对法国统治的武装起义于1954年秋爆发。
　　法国人因4个月前刚被赶出印度支那，所以不想在这里妥协。在仍在因印度支那的屈辱而感到痛苦的殖民者和军官的热情支待下，巴黎政府决心镇压这一起义。结果导致了一场耗尽人力物力的残酷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拖延到1962年。

　　在战争最激烈时，法国人不得不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50万人，从而把分派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所有的师几乎全部调走，除此之外，这场战争还每年消耗了巴黎近10亿美元。阿尔及利亚人在人力方面的损失更为惨重，有100万人死亡，占其总人口的九分之一。另有100万人被强行赶进了“重编”营地，法国人试图以此来孤立反叛者，但没有成功，此外还有30多万人作为难民逃进了邻近的摩洛哥和突尼斯。

　　除财政方面的耗费外，比较起来，法国人遭受的损失很小，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也比所预料的要大得多。法国土兵被迫参与了这类镇压性战争的兽行，受到了其代价无法估量的精神创伤；法国的牧师和许多知识分子都怀着内疚的心情公开反对这种“肮脏的战争”。而政府的反应是肆意抓人和不时地审查新闻界。
　　实际上，法国人所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是使他们的人身自由遭到不断的侵害，最终导致了第四共和国本身的垮台。1958年5月，为了用独裁政体取代共和国，北非的一个“公安委员会”夺取了阿尔及利亚的政权，他们推测，独裁政体会更成功地使整个帝国团结一致。士气沮丧的国民议会向这一势力低了头，尤其是因为大多数军队还在阿尔及利亚。

　　1958年6月，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将全部权力交给戴高乐，由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统治法国6个月，并着手制定一部新宪法。在这一年结束之前，第四共和国已让位给第五共和国，政权从立法机关决定性地转移到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地说，转移到总统手中。
　　戴高乐总统这时尽管遭到了曾使他掌权成为可能的殖民者和军人的反对，但仍利用其无比的威望来结束阿尔及利亚的流血冲突。
　　1962年3月，在法国公民投票赞成这一举动之后，戴高乐同意停火，并同意举行公民表决来决定阿尔及利亚的前途。一个“秘密军事组织”立即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发起恐怖运动，企图推翻这一协议，但由于有人民大众的支持，戴高乐坚持了他的行动方针，1962年7月3日，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压倒之势投票赞成独立之后，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时，整个北非自1830年法国士兵在阿尔及利亚登陆以来第一次全部获得了自由。

　　准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标志着曾拥有近400万平方哩土地、包括4100多万人口的法属非洲帝国的结束。
　　八、中东
　　其时，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在中东同在北非一样富有战斗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中，英国人放弃了对埃及和伊拉克的控制，这两个国家都加入了国联。
　　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远没有得到满足，因为英国人对这些国家仍行使着控制权。他们保留了各种特权，包括在苏伊士运河保留守备队、在伊拉克保留3个空军基地以及同埃及一起管理苏丹的权力。法国人的顽固态度更令人愤慨，他们继续将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托管地加以控制。
　　最重要的是，由于2O世纪30年代中大批犹太人迁入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托管地（见第二十一章第二节），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已被唤起。

            《全球通史》 第236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富有政治意识的阿拉伯人或是保持中立，或是公开反对西方列强。一位阿拉伯学者在提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数年中的痛苦经历时这样说道：“……在以民主主义的名义实行的压迫和以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实行的压迫之间，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许多阿拉伯领导人确信希特勒会获胜，他们想站在胜利者一边。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1941年5月伊拉克会爆发亲轴心国的起义，为什么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会不顾他的条约义务，只给英国人极勉强的援助。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未能实现他们的抱负，但战后新的势力均衡却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们立即利用了这一机会。
　　战前控制中东的英国和法国这时开始急剧地衰退。一个权力真空产生了，美国和苏联都想填补进去。阿拉伯人巧妙地利用英法的衰弱和美苏的竞争，挑拨一方反对另一方，从而使他们能取得在几年前会是十分荒谬的让步。
　　阿拉伯人还因他们对中东巨大的石油储藏量的控制而使自己获益匪浅，这种巨大的石油储藏量在战后头几年中对西方来说似乎尤其不可或缺。1944年10月，阿拉伯人组成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协调它们的政策，充分扩大它们的势力。阿拉伯联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首次获得了反法国人的成功。
　　1945年5月，法国一支远征队在贝鲁特登陆，并着手轰炸大马士革，企图吓倒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这种战术早先在ZO世纪20年代很盛行，但此时却没有奏效。阿拉伯联盟理事会立即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法国军队部撤走。丘吉尔支持阿拉伯人。
　　尤其是因为战争尚未结束；他不想同中东已被唤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抗。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人撤走了他们的军队，1945年7月，同意结束他们对中东的统治。

　　战后，在埃及，民族主义颌导人的目标是废除或修改1936年的条约，这一条约是英国控制运河区和苏丹的合法依据。
　　1946年，双方的直接谈判未达成协议便终止了。第二年。埃及将它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但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1951年，埃及采取了直接行动，宣布废除1936年的条约。法鲁克被宣布为“埃及和苏丹的国王”，自愿军发动游击战，进攻驻守运河区的英国部队。结果证明，无论是宣布法鲁克为国王还是进行游击战，都是无效的。
　　由此产生的失望加上对巴勒斯坦战争中惨重失败的普遍不满，最终导致了1952年7月的军事政变。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夺取了政权，并迫使国王法鲁克退位。
　　1953年8月12日，纳吉布清除了埃、英之间闹摩擦的一大根源，因为他在这一天同英国缔结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苏丹人有权对独立、与埃及联合或其他行动方针作出选择。

　　苏丹人决定独立，1956年，苏丹加入了自由国家的行列。埃及人剩下的不满——英国人继续呆在苏伊士运河区——一是由代替纳吉布成为埃及新政权首脑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消除的。1954年IO月19日，在经过长期的谈判之后，纳赛尔同英国签订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英国守备队将按所规定的条件撤离运河区，那里的英国设施将转交给埃及。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埃及和苏丹都获得了成功，但在巴勒斯坦却遭到了惨败。希特勒控制下的欧洲大肆灭绝犹太人引起了要求向绝望的幸存者开放巴勒斯坦的巨大压力。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1916年4月，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提出了赞成总统这一建议的报告。
　　阿拉伯联盟的反应是发出警告说，它将坚定不移地反对犹太人的流入，如果必要的话，它还准备使用武力制止这种流入。干是，联合国派了一个实情调查委员会去巴勒斯坦，联合国大会在收到该委员会的报告后，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将这一托管地划分开来。第二年的5月14日，犹太人根据这一划分决议，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称为以色列；同一天，杜鲁门总统承认了这个新国家。

　　第二天，阿拉伯人实行了他们一再威胁要采取的行动，派军队越过以色列边界。
　　战争的进程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反。阿拉伯军队缺乏纪律、团结和有效的领导；以色列人差不多是背水一战，因而完全具有这三种优点。
　　他们不仅击退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阿拉伯人的进攻，而且因此，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进攻西奈半岛，两天后，英法进攻苏伊士运河。
　　从一开始起，进攻计划就被无可挽回地搞糟了。以色列人迅速通过了西奈半岛上埃及人的防线，但英国人和法国人却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直到11月5日才开始真正登陆。
　　埃及人的抵抗软弱无力，一位英国上校说：“这很象一次极好的演习。”但到这时，进攻已为时太晚。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和反对愈来愈猛烈。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苏联就竭力进行反对，并发出事实上的最后通牒，要求英法停止进攻。美国事先没得到进攻的消息，这时也激烈反对它的盟国，尽管未和苏联人采取一致步骤。联合国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外国军队都“立即”撤出埃及。

　　侵略国最初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最后，它们还是因国外不可抗拒的压力和国内严重的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让步。联合国向西奈半岛派遣了一支紧急部队，以维持以埃之间的和平，到12月底时，英法联军的最后一支部队乘船返回了本国。
　　苏伊士危机的直接后果对西方来说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对纳赛尔及其苏联支持者来说却是一次彻底的胜利。
　　美国同其欧洲盟国之间的关系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尽管是暂时的。纳赛尔的军队虽然被以色列人轻而易举地击溃，但他本人却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因为他夺取并保住了苏伊士运河。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可以认为远征苏伊士是老牌帝国主义的最后立场。
　　如果考虑到纳赛尔援助阿尔及利亚反叛者、靠近苏联、进行持续不断的反西方广播宣传运动和最后夺取苏伊士运河这些所作所为的挑衅性，那么，对英法采取那样的行动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以过去的观点和惯例来判断，远征苏伊土似乎完全是可解释的、正当的行动，它的发起者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一远征并没有被2O世纪中叶的世界承认为是情有可原的、正当的。
　　相反，它遭到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坚决反对。英国决定让步的一个原因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提出了直截了当的警告：如果英国不让步，它们将退出英联邦。即使在英国和法国国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例如，英国绝大多数报纸就支持谴责这一远征为“艾登的战争”的无数次集会和示威游行。苏伊士危机的意义在于，它象一道闪电，揭示了纳赛尔和尼赫鲁的世界与罗得斯和吉卜林的世界尽管仅相隔半个世纪，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帝国主义的时代已让位于殖民地革命的时代。
　　十、国际影响
　　25年内，几乎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63个国家赢得了独立。如此空前规模的一场运动必然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实质上是消极的——即殖民地的丧失并没有毁灭殖民国家。

　　在过去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宣传说：资本主义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对其巨大的海外帝国的剥削，这些帝国的丧失会削弱资本主义。这一学说也为帝国主义者自己所坚信。1895年，塞西尔·罗得斯说：
　　为了将联合王国的4000万居民从残酷的内战中拯救出来，我们的殖民政治家必须获得新的土地来安置这个国家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产品提供新的市场。
　　正如我始终所说的那样，帝国就是一个涂黄油的面包。如果你们想避免内战，就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
　　今天，随着英帝国几乎被完全放弃，英国正在享有前所未有的繁荣。
　　人民大众并不象罗得斯所预言的那样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来造反，而是得到了这个福利国家的关心，这种关心的程度在19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虽然荷兰失去了印度尼西亚、比利时失去了刚果、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但所有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西德这个不再有殖民战争须资助的国家也绝非偶然地成为经济上进步最快的国家。相反，葡萄牙因拒不放弃其殖民地，所以一直处在其特有的贫困之中。

　　因此，可以断定，发达国家的繁荣并不依赖于对海外不发达地区的征服——事实上，一切正相反。这一后朝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利用发达世界的人力物力资源来完全改变富国愈来愈富、穷国愈来愈穷的趋势。
　　虽然殖民地革命未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繁荣产生不利影响，但它无疑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帝国组织体系。
　　在宪法上作些改动显然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宣传手段。安哥拉爆发革命后，葡萄牙急急忙忙地准许所有非洲人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做法就是如此。戴高乐的做法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他向法属殖民地提议，给它们选择完全独立或在法兰西“共同体”内实行自治的权利。
　　如前所述，这些殖民地最终都选择了独立。因此，仍留在法兰西帝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只是少数极小的前哨基地，如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留尼汪岛、圭亚那和法属索马里兰。另一方面，巴黎同前殖民地的联系并没有完全断绝；过去的交往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新独立的国家在教育、商业、金融和技术等领域仍在指望法国提供指导与援助。
 
            《全球通史》 第237节    

　　战前帝国最重要的遗留物是英联邦，即从前的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后继者，到1970年时，它由29个独立的成员国和27个附属国组成。这些附属国多半是面积很小、无法独自生存的保护领地。

　　1926年的《贝尔宫宣言》对联合王国与战前自治领（见第十八章第四节）之间的关系下了如下权威性的定义：“英帝国内部的各自治社区，地位平等，它们在其内政或外交事务的任何方面都决不使一个社区从属于另一社区，不过，共同效忠英王这一点使它们合成一体，它们是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由地联合在一起的。”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给了联合王国的这一定义以法律效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联邦因许多已赢得独立的前亚非殖民地的加入而得到扩大。
　　这些国家的加入引起了有关英联邦前途的新的基本问题。以往，英联邦的成员国一向仅限于那些主要由原籍联合王国的人拓居的国家，这些人同“母国”有着牢固的、天然的联系，而新的戍员国则是亚非国家，它们有着敌视英国统治的政治传统。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严峻考验的英联邦中的这种微妙关系能使这些不同的成员国团结在一起吗？或者，英联邦会象法兰西共同体那样迅速地解散吗？结果是：英国人体面地、迅速地放弃了帝国权力，这种颇有先见之明的做法赢得了令人愉快的赞颂。

　　确实，似乎十分有悻常理的是，两个离开英联邦的国家都是前自治领——爱尔兰和南非。
　　今天的英联邦可以定义为由完全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自由联盟，这些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源于如下事实：每个国家都曾经与英帝国联系在一起。英联邦中的一些国家是共和国，另一些则是效忠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君主国。
　　但所有国家都无例外地承认女王是英联邦象征性的首脑。使英联邦团结一致的这种联系一半是无形的、一半是有形的：无形的联系包括共向的遗产、共同使用的英语以及政治、法律、司法和教育方面的共同传统；有形的联系包括提供关税优惠的贸易协定网和通过许多常设委员会和总理们的定期会议就外交事务不断进行的意见交换。所有讨论都基于自愿合作的原则，尼赫鲁将这一原则形各为“环绕着英联邦的丝一般的联系。”殖民地革命不仅导致了旧的帝国组织的改组，而且导致了前殖民地国家新的国际联盟的形成。这些新国家相信，如果它们同心协力，就能更有效地对付共同的问题，随意地施加影响；为此，它们举行了几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是代表世界近一半人口的29个亚非国家．这些国家包括新解放的殖民地国家如利比亚和锡兰，不完全自治的殖民地国家如黄金海岸和苏丹、共产党国家如中国和北约组织成员国如土耳其。
　　由于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参加，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代表们对某些基本问题麦达了一致的意见，例如，他们一致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全面裁军和经济合作，对冷战普遍地抱着认为“两家都该死”的态度。非洲的与万隆会议极为相似的会议是1963年5月由所有非洲国家参加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所谓的卡萨布兰卡集团（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联盟共和国）与蒙罗维亚集团（包括尼日利亚和大多数前法属殖民地）之间正在闹分裂；前者往往更好战、更积极地保持中立，后者通常较温和。这种危险的分裂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被消除了。大多数代表要求建立某种持久的、大陆范围的组织，不过也有些代表宁愿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制组织；还有一些代表要求建立不同程度的松散的自治共同体。

　　最后，大会宣布成立非洲统一组织，下设秘书长、秘书处并规定定期召开国家首脑会议。这个组织采纳的宪章以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支持所有剩余的非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在冷战中不结盟的原则为基础。虽然自万隆会议以后召开了好几次第三世界会议，但它们都没有象所预期的那样有效。
　　一个原因是许多杰出的领导人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或者是由于去世（如尼赫鲁），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垮台（如苏加诺和恩克鲁玛）。另一方面，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中凭借其数量上的优势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影响。联合国刚成立时，在51个成员国中亚非国家仅占13个，到197O年时，在124个成员国中它们已占70个——绝对多数。
　　这一大批新成员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联合国中的均势。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61年，原先由斯堪的纳维亚人担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职务已由缅甸人吴丹担任。与此同时，一位印度人代替美国人成为吴丹的行政秘书，两名非洲人成为副秘书。
　　由于表决力量中的这一变化，于1969年12月结束的第24届联合国大会已被称为“小国会议”。各种决议尽管遭到一两个核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的反对，但还是被通过了。这些决议中有些要求立即暂停大国间的核武器竞赛，有些要求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开发海底资源，有些要求取缔所有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包括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使用的催泪毒气和脱叶剂。

　　当然，小国的这种表决力量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严酷现实。1964年初，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能组成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国家仅拥有世界总人口的10%，也就是说，他们总共只捐助摊派预算的5%。……联合国如果没有那些问它提供资源并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会员国的支赞，根本无法采取重大行动”。

　　确实，小国越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联合国大会，大国越趋向于独自在外界作出真正重大的决定。正如一位不再抱幻想的代表在1969年底所说的那样；“小国管理着东河岸边的美丽建筑物，两个大国管理着世界其余地方。”第二十八章　两极分化的结束
　　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
　　帕默斯顿勋爵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欧洲诸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时，欧洲大陆正在恢复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与接踵而来的冷战的压力一起迫使西欧依靠美国，东欧依赖苏联。几十年前还统治全球的欧洲大陆的前途这时似乎是暗淡的、危险的。但是，20世纪50年代时，东欧和西欧各国却惊人地东山再起。

　　这一复兴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一起导致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苏短暂的首要地位让位于一种新的多元化社会。这实质上意味着全球地方主义的恢复——至少从政治上来看是如此——这种全球地方主义是1500年以前的数千年中世界事务的特点。
　　一、美苏全球霸权
　　1947年，丘吉尔问道：“现在的欧洲是什么呢？它是一堆瓦砾，是一个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发源地。”这是对包括西欧和东欧在内的整个欧洲大陆的生动描绘。西欧和东欧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弄得荒芜不堪、民穷财尽。
　　这两个地区在战后都不得不向两个新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寻求支持。在军事方面，西欧依靠美国组织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东欧则依靠苏联组织的华沙条约组织。在经济方面，西欧依赖于由美国提供资金的马歇尔计划，而东欧则依赖于经济互助委员会，从理论上说，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输送苏联援助的物资，但实际情况正相反。

　　这种形势与人们所熟悉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占优势的欧洲全球霸权的格局惊人地相反。19世纪和20世纪初时，全世界的人已习惯于整块整块的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并开始认为这几乎就是事物正常秩序的一部分。但这时，发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欧洲本身正在被外来的两个大国划分成两大势力范围；同时，欧洲的殖民地不管帝国的首都同意与否，全都在摆脱欧洲的控制。

　　因此，在战后头几年中出现欧洲死亡的讣告并不令人奇怪。欧洲这时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相似，那些标题为《欧洲的末日审判》、《欧洲的政治崩溃》和《欧洲时代的消失》的论文都认为欧洲已灭亡。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之后写下了《西方的衰落》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的创伤之后写下《别了，欧洲历史》。

　　二、冷战的缓和
　　人们虽然不愿承认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首要地位，但最终还是勉强地承认了，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面对冷战造成的压力和紧张局势，人们需要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支持。但是，冷战在愈演愈烈地进行数年之后（见第二十六章第七节），到1953年开始减弱。一个原因是在晚年变得越来越多疑和强硬的斯大林于1953年4月去世了。
　　他的较年轻的继承者准备缓和国外的冷战和国内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在美国，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取代杜鲁门政府。这也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因为艾森豪威尔能在朝鲜缔结和约，而杜鲁门则会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而认为这样做是极为困难的。
　　因此，1953年7月，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而消除了国际紧张局势中最大的一个根源。
 
            《全球通史》 第238节    

　　第二个月，苏联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氢弹的秘密。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于苏联掌握氢弹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战争已不再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方法，结果反而加强了和解运动。

　　众所周知，美国在比基尼岛上引爆的那颗氢弹相当于1500万吨梯恩梯炸药。它比投在广岛上的那颗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750倍，而那颗原子弹已炸死了78O00人。1955年3月1日，丘吉尔在对众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新式武器除改变战争外，还改变了国际关系。
　　它不仅威胁着象英国这样的小国的生存，而且威胁着美国和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的生存。丘吉尔断言：“通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过程，我们完全有可能达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安全成为恐怖的健壮的孩子。”
　　新的国际气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表现是1955年7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布尔加宁部长会议主席、艾登首相和富尔总理在日内瓦举行了“最高级”会议。
　　这是自IO年前波茨坦会议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四巨头”会议。虽然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议，但气氛是热烈诚挚的。仅美苏领导人能会面并进行友好的讨论这一事实便是前几年关系冻结之后的一大进展。
　　军事上的僵持局面与冷战的缓和一起立即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人们越来越确信世界大战不大可能爆发；这一点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也缓和了各敌对集团的强硬态度。西欧各国不再十分担心有苏联入侵的危险，因而也不再认为须如此依赖于华盛顿，而是更乐于制订并实施它们自己的政策。
　　东欧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这多少说明了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的原因。甚至在殖民地世界中也存在着这种影响。英法远征苏伊士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比纳赛尔软弱，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在一个有可能爆发氢弹战争的时代里冒点燃国际战火的危险。
　　同样，由于这一原因，西方列强没能援助匈牙利的革命者，苏联人没能对波兰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采取军事行动。

　　大国受束缚的最明显的例子可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见到，这次危机的突然发生是因为美国通过空中侦察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而且美国大部分地区不久就会在其射程之内。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广播讲话中宣布，美国将采取断然措施来消除对美国的这一威胁，但是不会使赫鲁晓夫过于难堪，惹得他作出危险的反应。

　　肯尼迪宣布实行“封锁”，禁止舰船将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并要求苏联撤走战略性导弹。但是，他没有要求取消卡斯特罗政权，也没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预性导弹。当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改变航线时，当美国确信苏联油船未带进攻性武器而允许它继续前进时，很明显，这两个国家都不想打仗。
　　最后，10月28日，赫鲁晓夫宣布，他已下令将苏联导弹撤出古巴，并在联合国观察下拆除苏联设在古巴的所有基地，作为美国结束封锁并保证不入侵古巴的回报。
　　古巴危机再次表明，两个核大国都不敢采取以战争作为推进国策的工具的传统做法。虽然对抗和平地结束了，但这是很侥幸的事——非常侥幸，因此，它捉使双方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而重新作出努力。
　　1963年8月5日，美国、英国和苏联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一条约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它们也都签署了这一条约，只有当时正在向美苏首要地位挑战的两个大国——法国和中国拒绝签署。
　　1967年2月，拉丁美洲14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制造、使用或拥有核武器的条约。

　　同一年，98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向环绕地球的轨道发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禁止在月球或其他天体上安置这类武器、禁止任何国家将这些天体占为己有的条约。1968年初夏，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该条约规定，签约的核国家不得向非核国家提供核武器，禁止签约的非核国家制造核武器。这一条约于1970年3月5日开始生效，到这时已有47个国家签署。

　　这些条约都有助于极大地缓和冷战所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
　　三、西欧的独立自主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西欧国家已无需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因而在政治问题的处理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机动性。显著增长的生产率、全面的繁荣和共同市场的建立使经济独立成为可能，使西欧具有能与美国相比的经济实力。
　　在欧洲历史的长河中，共同市场的根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从中古时代起，哲学家和政治家就提出了统一西欧的种种方案。但实际上人们什么也没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使人们对基于完全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产生怀疑时。
　　20世纪20年代后期，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考虑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计划。但是，大萧条的来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结束了欧洲一体化的任何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对人力物力资源的空前破坏再次使人们充分注意到有必要找到某种方法来摆脱国际混乱局面。
　　1950年5月9日，问题有了突破性进展，当时，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提出以煤钢联营作为发展欧洲一体化的小规模试验厂。这一建议旨在将为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这四个国家所分割的莱茵河流域的煤铁资源合并起来，做到使战争象舒曼所说的那样“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从而减轻法国对工业复兴的西德的担忧。

　　舒曼的建议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1951年4月18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被签订，根据这一条约而成立的组织就称为“欧洲煤钢联营”（ECSC），它于1952年正式成立。最早成员国有6个：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这些成员国给了欧洲煤钢联营以决定价格、确定进出口税和分配原料的全部权力。
　　它们还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高级委员会，其总部设在卢森堡市。重大的政策性决议由经成员国议会选举产生的欧洲煤钢联营联合大会作出；各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则由联营机构自己的法院解决。欧洲煤钢联营在短期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它不仅去掉了联营成员国中煤、钢产品的所有关税，而且消除了各种限制，如定额、进出口许可证、差别性运价或价格级差等。到1954年年中时，运过联营成员国边界的煤和钢比欧洲煤钢联营出现以前大约多40%。但这仅仅是西欧一体化的开端。
　　下一步的行动是，1957年3月25日，6个成员国又签订了两项条约，建立了欧洲原子能联营（Euratom）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即共同市场。欧洲原子能联营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将来同核大国之间的能源差距而做好必要的准备。它包括共同进行原子能研究、自由交换原子能情报和建立一个共同市场进行原子能装备及物资的贸易等。
　　欧洲原子能联营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相似，所不同的仅在于它只关心将原子力量用于和平目的。共同市场的建立更为重要，园为它的目的是将欧洲煤钢联营的工作扩大到所有产品和所有部门，在规定的时期内减少所有的内部关税，到1969年12月31日时，取消所有这些关税，使6个成员国组成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这时，欧洲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一体化，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发展，如引进美国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

　　1950年至1964年间，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7.1%、5.6%和4.9%，而美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只有3．5%。西欧经济力量不断增长的另一迹象是：1948年至1962年间，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黄金中所占的份额已从71％下降到40％，而西欧所占的份额则从15％上升到44%。与西欧和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相似的是政治关系的相应变化。

　　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尤其如此，戴高乐在各个领域里都推行其独立自主的政策。这一点在1963年他不批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时得到了清楚的证明。起初，英国拒绝加入共同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它加入，就意味着放弃它与英联邦的优惠贸易协议，一方面是因为它历来不愿意与欧洲大陆牵连在一起。
　　丘吉尔曾对众议院这样说：“我们和它们意见相同，但不属于它们。”因此，1960年，英国组织了更具限制性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英国、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称为“外七国”，以区别于“内六国”。这一联盟规定，逐步取消内部关税，但和共同市场不一样，它没有规定超国家的控制手段和协调手段，也没要求对外部世界设立一种共同的关税。

　　“外七国”并未有效地起作用，这反映在英国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中。1962年，英国开始进行谈判，要求加入“内六国”，但有关英联邦经济关系的问题引起了麻烦。另外，还有政治上的难题，戴高乐在1963年1月不批准英国的申请时阐明了这一点。
　　他解释说，如果让英国及其“外七国”伙伴加入，就意味着最终会出现“一个依赖美国并由美国领导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个由他扮演领导角色的“严格的欧洲组织”。戴高乐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和核武器的独立自主方针同样具有决定性。

            《全球通史》 第239节    

　　美国的决策者们希望北约组织的军队装备常规武器，而美国仍准备在必要时用其强大的核突击部队进行干涉。戴高乐拒绝了这一战略，因为它使决定性力量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而且只有华盛顿才能决定什么时候使用这种力量。因此，他着手发展法国自己的核武器和空中突击部队，以便及时得到核潜艇和氢弹的支持，戴高乐认为核潜艇和氢弹是他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基础。

　　例如，1962年12月，他拒绝了麦克米伦首相和肯尼迪总统签订的有关建立一支配备带英国弹头的美国北极星导弹的北约组织核力量的协定。对戴高乐来说，这有点象在受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势力的支配，他讨厌受这种支配，尤其是因为他同罗斯福和丘吉尔战时的那种不幸关系。同样，戴高乐拒绝遵守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该条约禁止进一步在水下、大气层和外层空间进行核爆炸，这一点是法国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会妨碍法国核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乐的不受约束的外交活动。1964年1月27日，他不顾华盛顿的一再抗议，在外交上完全承认了共产党中国。
　　三天后，他解释说，他只是在”承认世界的现状”。他又说：“在这块（亚洲）大陆上，不能想象会出现不牵涉到它（中国）的和平或战争；难以让人相信，没有中国的参加，也能缔结一个关于东南亚国家的中立协定，而我们法国人对缔结这样一个协定特别关心。”因此，这位将军也在东南亚发起挑战，而美国当时正在那里用金钱、武器和军事代表团支持越南当局镇压越共的共产主义反叛者。

　　戴高乐确信，美国的这些努力注定要失败，美国人将被赶出去，正如法国人1O年前被赶走一样。因而，他极力主张整个地区中立化，因为这将“驱除各种形式的外国干涉”。
　　这就是戴高乐对美国政策和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
　　而且，这是一种全球范围的挑战，他派遣法国外交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访问墨西哥（1964年3月）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访问墨西哥时，他着重强调了拉美各民族的共同传统和大国集团的“独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乐出任总统，他虽然没有戴高乐那么好斗，但也很有主见。这一点在197O年初表现得很清楚，当时，他在美国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喷气式飞机之际同意将幻影式战斗机出售给利比亚。

　　四、东欧赢得自治
　　在西欧不依赖美国而独立的同时，东欧正从苏联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东欧之所以能有这种变化，也是由于美苏的军事僵局和冷战的缓和。对东欧来说，另一重要因素是苏联领导人的变动。
　　斯大林的去世不仅在苏联国内事务方面，而区在苏联与其东欧卫星国的关系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新的、稳定的领导层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在莫斯科出现的。最初，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一个非正式的五人执政团——代表官僚机构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代表老牌斯大林主义者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军界的布尔加宁元帅、代表秘密警察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和代表党的机构的不太出名的尼基塔·赫鲁晓夫。
　　三个月中，这个执政团因贝利亚的下台而少了一人。贝利亚下台前是秘密警察的首脑，因此他成为这个国家最令人憎恨、最令人畏惧的人，尤其是在斯大林于独裁统治后期过分猜疑的几年中。这时，他的同僚首先剥夺了他的权力，然后于1953年12月将他处决。

　　事实证明，这是苏联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苏联的普通老百姓仍远远享受不到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对深夜敲门和随即而来的枪决或流放到苦役拘禁地的担心已越来越小。苏联领导人也比较安心了。
　　从此以后，他们若在经常性的政府改组和清党运动中失去权力，已无须付出他们的性命，而是在被降职或发配到乡下以后屈居于默默无闻的地位。
　　在剩下的四位中执掌领导权的马林科夫将斯大林的发展军备和重工业生产的重点转移到为长期受到忽视的人民大众提供更多的消费品方面。他通过放宽政府对集体农庄的控制、减少上交定额和增加农产品灼报酬来鼓励农民。
　　在对外事务方面；马林科夫准许卫星国享有更多的自治权，甚至还对西方列强作出愿意友好的表示。他在向最高苏维埃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宣布：“没有一个有争议的、未决的问题是不能通过和平手段来加以解决的。……这就是我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态度。”
　　这一对内对外的缓和计划根本不能为好战、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所接受。他们联合各种力量，设法使马林科夫于1955年2月下台。在经历接踵而来的权力斗争之后，军方最初居于支配地位。

　　布尔加宁元帅成为部长会议主席，柏林的征服者、曾被斯大林解职的末可夫元帅出任国防部长。工作的重点重新回到了发展军备和重工业上，1955年5月中旬，各卫星国首次被聚合在一起与苏联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该联盟称为华沙条约组织，它实质上是苏联及其卫星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尤其是对当时正在重整军备的西德作出的反应。”

　　占优势的苏联军方不久就让位于逐渐获得政权的杰出政治家赫鲁晓夫。他利用他在共产党队伍中的权力基础，排挤掉了他的一个又一个同事。到1958年3月时，他已接替布尔加宁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这样，他不但成为党的领袖，而且成为政府的首脑。
　　这标志着“集体领导”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赫鲁晓夫这时成为斯大林的无可争议的接班人。早在两年前，即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就已投过一颗震动整个共产党世界的炸弹。他在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严厉指责已故斯大林的极度自负和恶劣透顶的背信行为及恐怖行径。
　　据说，他当时不时流泪，将这位前独裁者描述为“有着病态疑心、极不信任他人的家伙”，认为他应对官方屠杀“数千名城实、无辜的共产党人”的做法负责。在发表这篇惊人的长达4小时的抨击演说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还攻击斯大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产党历史，甚至批评他的战争行为，指控这种行为导致惨重的失败，使死亡人数高得骇人。

　　感情奔放的赫鲁晓夫也许是被他自己的雄辩和长期受压抑的感情冲昏了头脑，泄露了比他打算说的还要多的东西。
　　无疑，其影响比他所期望或预料的更强烈、更深远。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上列宁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来；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从苏联和东欧数千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使艺术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评苏联社会的自由。
　　以往一向被斯大林的亲信牢牢控制着的外国共产党经历了一种逐渐削弱其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的痛苦的反省。“自由的”、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反对过去亲克里姆林宫的党魁。赫鲁晓夫的这颗炸弹的“影响”就是如此，这种影响同军事僵局和冷战缓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变了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

　　大约早10年时，南斯拉夫爆发了东欧第一个反苏运动。根本的问题是，已成为各国首脑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还应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的纪律。甚至在战争年代里，铁托已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
　　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能不受惩罚，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认为苏联人不支持他对的里雅斯特的强烈要求，并把这种不支持归因于苏联人希望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

　　铁托宣布：“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要寻求一个公正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不受别人干涉。
　　我们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们不愿被当作国际交易中的贿赂。”
　　莫斯科对这种有关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的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即作出了反应。“告诉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回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
　　他还试图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未能成立。当铁托发现自己正受到暗中监视时，他便让手下的特工人员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最后，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
　　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巨大的经济、军事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
　　这种新的异端邪说虽渐渐地传播开来，但仍须处于地下状态，因为苏联在东欧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权势。

　　而“铁托主义”——马克思主义词典中的一个新词——仍限于局部地区，正等待着有机会冲出来。1956年，它的确冲了出来，因为那年出现的各种情况的结合对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剧变发生在两个有着悠久的反苏传统的国家——波兰和匈牙利。

            《全球通史》 第240节    

　　在赫鲁晓夫2月讲话的鼓舞下，这两个国家中出现了文人学士的讨论小组；接着，知识分子与口才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联系。1956年春、夏两季，匈牙利和波兰的事件经历了相似的进程。但到秋天时，它们开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装起义和镇压告终，波兰事件的结果则是赢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国家的独立自主。
　　波兰最杰出的“民族”共产党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曾于1948年因铁托主义罪而被清除出党，到1956年春，又恢复了职务。他的思想不久就开始在共产党的中间阶层中得到传播。波兹南（前普鲁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义反映了波兰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在不断减弱。
　　波兰的斯大林主义者被一个个地从党内主要位子上撤了下来，最后，这种危机落到了波兰出生的苏军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头上，罗科索夫斯基当时还是波兰的国防部长和波兰政治局的成员。赫鲁晓夫以前所未有的举动支持罗科索夫斯基，于1956年10月19日同苏联政治局内除两人外的全部成员一起匆匆赶到了华沙，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也调动军队进行威胁。但最后，正是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同意罢免罗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尔卡于10月21日当选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之所以愿意遭受这一严重挫折，是因为他确信，哥穆尔卡是一位有主见但却忠实的共产党人，他决不会转而投靠西方。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以后几年中，双方发展了一种互相满意的关系，波兰虽然越来越不依赖克里姆林宫而独立，但的确仍是共产党国家，仍是华沙条约组织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势更加复杂。
　　党的领袖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犹太人，这使这一有反犹传统的国家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还是一位老牌的斯大林主义者，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在匈牙利监狱里呆了16年，因而这时不愿与“民族主义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分享权力。于是，同在波兰一样，上层的变革受到了阻碍。
　　相反，下层爆发了革命，由于这一革命无法预测，因此，赫鲁晓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苏联红军。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开始出现骚动，当时，一大群示威者在波兰事件的激励下，要求拉科西辞职，让位给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秘密警察的反应是向示威者开火，从而使抗议示威转变成一场公开的革命，这场革命使纳吉一下子当上了总理，并使他作出了种种许诺、采取了种种行动。
　　而这些许诺和行动都是苏联人所无法容忍的。为了抚慰很快就不仅活跃于首都、而且还活跃于各省的示威者，纳吉邀请两位非共产党人加入他的内阁，废除了集体化，宣布大赦反叛者，答应举行自由选举，并说服苏联人将他们的坦克撤出布达佩斯。

　　这一切并没有满足革命者的需要，他们这时进攻共产党总部，甚至不时袭击正在撤退的苏军。
　　这样做时，他们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苏的立场。和波兰人不同，他们并不满足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自治。相反，他们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摆脱莫斯科或《华沙条约》的约束。
　　这些发展对苏联在东欧的安全体系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11月1日，苏联人掉转坦克，重新开进了布达佩斯。于是，纳吉总理立即直布匈牙利为中立国家，拒绝摸受《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发出了呼吁。
　　外界没有给予任何帮助，因为美国正忙于总统选举，法国和英国正在远征苏伊士。革俞者被势不可挡的力量制服，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共产党独裁政府宣告成立。
　　苏联人虽然能为所欲为，但付出了在道义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败的代价。

　　匈牙利工人和学生朝苏联坦克扔燃烧瓶的情景使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觉醒。这与共产党人原来所梦想的国际无产阶级兄弟关系相差太远了。苏联人的做法对西欧知识界的震动特别大，西欧的许多知名作家和艺术家这时交出了他们的党证。
　　苏联人完全明白这种消极反应，急忙赔礼道歉。在匈牙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宣布，他们准备改变同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他们提议修改《华沙条约》，以便将苏联军队撤出东欧。
　　这既不是苏联人的仁慈，也不是他们玩世不恭的骗局。相反，他们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作为无耻的干涉者和占领者遥遥无期地继续驻扎在东欧。或许，19世纪的沙皇能经受住被全世界指责为东欧“自由的刽子手”的责骂。
　　但对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在一个有着大众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们的见解易于互相交流的时代里遭到这种指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赫鲁晓夫逐渐改变对邻国的政策，直到与邻国建立起真正新的关系。
　　在这以前，各卫星国不仅被斯大林蓄意切断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断了相互间的联系。此外，它们还因对苏联有利的各种不平等的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而受到无情的剥削。克里姆林宫让东欧不加区别、毫无经济意识地执行其“工业化、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命令。
　　在东欧这一地区，到处是斯大林的“累赘”——巨大的工厂，这些工厂很难弄到所需的原料，其产品也只有通过向工人支付标准以下的工资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因为许多新工厂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从事军工生产，公众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农业也因强迫实行集体化和强制种植诸如棉花和亚麻之类的经济作物而遭到破坏。

　　最终结果是，整个地区食物不足，消费品短缺，失业者很多，工资极低，生活水平相应地下降。应该指出，所有这一切决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动乱，最终导致了1956年的剧变。1956年以后，这一模式发生了迅速、重大的变化。
　　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被重新商订，并被制订得更加公平合理。各国都能逐渐对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进程作出自己的决定。工业不必再同苏联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工业结合在一起。
　　相反，其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加独立，工业和农业的回旋余地更大，同西方的贸易更多。例如，1960年至1964年间。罗马尼亚同西方的贸易从占其全部贸易的20%上升到33%。
　　赫鲁晓夫也发现，有必要修订他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曾希望经互会能成为苏联与东欧盟国和蒙古全面一体化的媒介。后来，由于东欧国家反对莫斯科通过经互会指挥它们的经济计划，这种一体化未能实现；于是，苏联同东欧国家于1963年和1964年议定了一系列双边协定。赫鲁晓夫认为，当他不能得到经互会范围的一体化这整块面包时，必须同意接受双边一体化这半块面包。

　　同这种经济上的缓和与放宽相对应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缓和与放宽。同西方国家缔结文化协定、减少对外国广播的干扰、增加旅游业、给外国记者以更大的自由、允许更自由地放映西方电影、发行西方书籍和刊物——所有这些都可表明上述这一点。由于这种总趋势非常明显，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5月23日宣布：“不再是一道铁幕。
　　而是有许多道铁幕。每道铁幕的强度和厚度不同，因而能穿过它的光线和能在它后面增长的希望也不同。……我们将继续建造一座座能跨越把我们同东欧分割开来的这一鸿沟的桥梁。
　　它们将是增加贸易的桥梁、思想的桥梁、访问者的桥梁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桥梁。”1968年8月，由于苏联军队同东德、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军队一起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东欧的这种自由化趋势一下子被完全改变。入侵的原因在于，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首的一群共产党革新主义者于1968年1月在布拉格发动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革命”。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出版、言论和出国旅行的自由。苏联入侵的动机可能是，他们十分害怕捷克新政权会渐渐断绝同东欧邻国之间的关系，而转向西方阵营。无疑，他们害怕捷克新获得的自由可能加强东欧人民大众对类似自由的要求，从而危及现存的共产党政权。
　　为了替入侵辩护，苏联人发表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之后，他们曾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但这时，在1968年9月25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苏联领导人实际上保留了入侵那些被他们认为正背离他们阵营的社会主义邻国的权利。

　　“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任何环节的削弱都会直接影响所有无法冷淡地看待这一点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尽国际主义义务，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主义利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它们的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采取了行动”。
　　尽管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主张“到列日涅夫主义”，但它在东欧的地位远没有斯大林时代那样高。
　　捷克斯洛伐克的舆论仍是一边倒地反苏，这一点在公开场合如国庆节和运动会上人们的大声嚷叫中得到证明。即使是那些遵守《华沙条约》的国家，也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它们木支持苏联反对中国就是一个明证。其时，南斯拉夫继续在东、西方之间沿着独立的中立主义道路前进。

            《全球通史》 第241节    

　　罗马尼亚没有参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它在对内、对外事务方面也是独行其是。它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反苏国家有着友好的关系，同西德和以色列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一点与一些《华沙条约》成员国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正在同美国发展更加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1969年8月，尼克松总统在罗马尼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利用访罗这一机会声明：“美国的立场是不仅尊重包括大国和小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护自己民族地位的权利，而且尊重它们的主权和平等权。”

　　五、中国向苏联挑战
　　当得胜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49年建立他们的人民共和国时，他们立即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另外还有20个国家，包括英国和印度，也承认了这个共和国。但是，美国继续把台湾的蒋介石流亡政府当作中国的合法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同北京的关系甚至在因朝鲜问题而公开决裂以前就已很紧张。相反，1950年，莫斯科和北京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苏联须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和实现全面的工业化计划。
　　虽然苏联人提供了条件优惠的贷款，但贷款毕竟还是贷款，而不是补助金。中国为了偿还大量的资本货物、技术援助和军用物资，将自己一半以上的出口物运到了苏联。
　　1960年，这一中苏联盟开始出现破裂的迹象。

　　北京用攻击”南斯拉大修正主义者”、的略加掩饰的刺耳之言间接地批评了赫鲁晓夫，而莫斯科发言人则以对“教条主义者”和“左倾幼稚病者”的攻击来进行反击。1961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和周恩来公开发生了冲突，周恩来离开大会，飞回了北京。大约在这时，苏联人从中国召回了几乎所有的技术专家；1964年2月，中国人明确指责说，苏联人撤走了1，390名专家，取消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最糟的是苏联人拒绝中国人分享他们的原子武器或制造原子武器所必需的技术资料和资源。因此，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不和发展到了彻底分裂的程度，包括不体面的诽谤，意识形态方面的谩骂和全球范围的公开竞争。1964年初，毛泽东对一个法国议会代表团说，赫鲁晓夫注定要垮台，1950年的中苏联盟也因“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一再违反条约”而无效。

　　共产党世界中这一惊人的重大分裂的根源似乎一定程度上在于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国家利益方面的问题由传统的物质原因造成，这些原因包括“生存空间”、边界划分和由不同的发展水平造成的不同的经济利益，等等。苏联的版图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半，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哩24人，而中国则是190人。

　　分隔两国的2，000哩长的分界线在苏联地图上已得到精确详细的描绘，但在中国地图上，有些地段仍划为“未定界”：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区、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些岛屿以及与蒙古相接的几乎整个边境。这些地区过去曾是中国帝国的一部分，19世纪被沙俄并吞了，现在共产党中国要求收回。在这些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发生了种种冲突，从而导致了相互间的强烈谴责。

　　1969年3月4日，中国共产党日报的一篇社论指责说，苏联人“认为沙皇一度占领的那些地区是他们的，而且，正将他们的领土扩张到沙皇未曾占领的地区。他们甚至比沙皇还要贪得无厌。”另一方面，苏联著名诗人叶夫根诺夫·叶夫图由科回忆了库利科沃战役，1380年，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在这场战役中打败了蒙古人。
　　你能看到在阴暗的黄昏
　　新的蒙古可汗们正索索发抖地拿着炸弹
　　但如果他们进攻警钟就会敲响
　　而且将会有太多的勇士

　　去进行一场新的库利特沃战役。
　　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的冲突起因于苏联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时间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不同。严酷的但却可理解的事实是，赫鲁晓夫和他的人民都不想同他们的中国同志分享他们辛苦得来的报酬。苏联一位历史学家在对美国记者的以下这番谈话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态度：
　　是的，我们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两国都反对帝国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有着各自的民族经历，处于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中国现在所经历的一些阶段我们在30年前就已经历。我们希望中国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不会总是如此。
　　我们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我们的人民需要和要求更多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象中国人那样作出牺牲。仅此而已。我们说过，要放松一点；社会主义世界是安全的。

　　但中国人不肯这样认为；他们要一天三班地工作，如果我们的机器因使用过度而坏了，他们就发牢骚。他们非常傲慢。他们要求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
　　我们已赢得了这种地位；他们仍在为此而奋斗。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这种地位——他们的办法或许最适合他们。我们俄国人有一句谚语可以概括这种情况。
　　“你不可能将这个人的头安在那个人的肩上。”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与国家利益方面的这种剧烈冲突同样重要的也许是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微妙、更复杂；通常的看法是：瘦弱、饥饿的中国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宁愿冒热核战争的危险，而肥胖的苏联人更愿意以和平共处的策略谨慎行事。
　　更确切地说，苏联人和中国人对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时期性质的解释、对巧妙地利用现有的种种历史性力量加速社会主义胜利所需采用的适当策略的解释是根本不同的。

　　苏联人先研究了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这一基本课题。他们认为，如果热核战争爆发，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将毁灭或倒退几个世纪。
　　但是，如果能避免战争，那么，在经过几十年的和平竞争之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将清楚地显示出来，这个范例将说服整个世界信奉社会主义。这就是苏联人在理论上所作的分析，苏联人的要求裁军、要求和平共处、要求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和对这些策略所抱的希望就基于这种理论分析。
　　中国人宣称，他们也赞成这些目标，但他们怀疑能否达到这些目标。
　　最大的障碍是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就其本性而言是扩张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此，正确的策略不是象苏联那样直接争取和平与裁军，而是同阻挠和平与裁军的帝国主义作斗争。中国人坚持认为，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支持不发达世界的迅速发展的革命运动。
　　人类的大多数生活在不发达国家中，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构成了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
　　要获得世界和平，就必须主要依靠世界人民大众的力量，依靠他们的斗争。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过程中，有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就这个或那个问题进行谈判，以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达到某种和解，达成某些协议。
　　……但是，世界和平仅仅通过谈判是永远实现不了的，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决不能脱离人民大众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久平起发展，越能维护世界和平。总之，中国人坚信，和平只有通过不发达世界的革命运动瓦解帝国主义才能得到维护。
　　相反，苏联人认为，社会主义世界（实质上指苏联）的日益繁荣与强大将制止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倾向，社会主义世界仅靠榜样的力量就可以加速帝国主义的衰落，从而使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中国人关于不发达世界的理论同样是好战的，在不发达世界中，他们与美国人和苏联人相反，有着作为非白种人和不富裕人的优势。
　　中国人告诫说，不发达国家受到了帝国主义强国的统治和剥削，这些帝国主义强国既包括美国也包括苏联。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只有通过革命才能结束，但革命不能出口；被压迫民族必须依靠自己。毛泽东的当然继承人林彪元帅的一篇著名文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因为林彪在这篇文章中把当时的世界形势看作是“农村包围城市”。
　　他说这些城市是北美和西欧，这些农村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农民曾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占领了他们的城市；林彪预言，不发达世界的人民大众将打败进行剥削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类似的胜利。但林彪也强调，胜利只有通过自力更生才能取得，不能依靠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大量援助。
　　他警告说，那些主要依靠外国人的革命者必将失去同本国人民的联系，变得十分无能。因此，中国的革命学说不是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规定行动计划的“我的奋斗”，而是一套指导外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自制工具”。
　　中国不仅在革命学说方面，而且在争取近90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拥护方面向苏联提出了挑战。

　　1964年初，莫斯科声称，90个共产党中至少有65个忠于它，但中国人反称道，世界上4250万共产党员中有一半站在他们一边。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国际会议遭到了15个亲中国的政党的抵制。在75个派代表参加会议的政党中，14个党以各种方式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拒绝签署会议的最后声明、尽管这一声明谨慎地避免提到诸如中苏争吵和苏联侵捷之类有争议的问题。

　　主要由于中国的缘故，世界共产主义不再承认马克思主义教皇式的人物。尽管中国充当了一个多世纪国际外交的卒子，但它今天正在向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提出有力的挑战。

            《全球通史》 第242节    

　　六、两极分化的结束
　　到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依结束后仅仅25年时，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出现。
　　在战后头几年中十分盛行的世界力量的两极分化已经消失。欧洲不再是世界棋盘上的一个卒子——或两个卒子，东欧和西欧；中国也不再是苏联的卫星国或地位较低的伙伴。
　　法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承认显然象征着新的全球均势。

　　对法国来说，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大胆的、有意的挑战，它标志着美国发起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止和把北京排斥在联合国外的做法开始失败。对大陆中国来说，同法国的新关系标志着苏联的经济束缚开始结束，而且，用北京自己的话说，它还标志着北京发起的团结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一渴望摆脱“美国侵略、控制、干涉、欺侮”的国家和反对“苏联领导人所希望的美苏联合统治世界”的国家——的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如果按照前面对过去5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分析来考察所有这些世界性的发展，那么，这些发展将表明全球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人们将回想起，在欧洲发生决定性的转变和进行扩张之前，几大地区或是自治地并存着，或是完全孤立地并存着——自治的欧洲地区、穆斯林地区和儒教地区，基本孤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完全孤立的美洲和澳大利亚。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之后，这种隔绝状态让位给了由欧洲支配、为欧洲所利用的日益增长的相互影响和一体化。到19世纪时，这一趋势最终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欧洲几个大国的全球霸权。

　　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欧洲的这一统治，取而代之的是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仅维持一、二十年的两极统治——这一阶段的短暂反映了世界事态不断加快的发展速度。
　　虽然两极化状态的消逝现已不言而喻，但人们却说不清什么将取代它。中国由于它在东亚和整个不发达世界中日益扩大的影响，似乎正在获得可与美国和苏联相比的地位。
　　但除此之外，有关各地区相互关系的未来形式仍然模糊不清、无法预料。人们也许会预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其他非西方地区将仿照中国的做法，建立新的权力中心。无疑。
　　现在已有了种种为了获得政治和经济的完全独立而试图统一各自的地区、并使之现代化的“泛”字运动，如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如果这些运动证明是成功的，那么，新的全球多极化状态会逐渐形成。各地区如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拉丁美洲和欧洲新的权力中心会以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形式同美国、苏联和中国并存。
　　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政治领域中便意味着传统的、1500年以前的地区自治得到恢复，而同时，在其他所有领域中，现代化的进行却会使所有这些地区空前地统一起来。可以想象，地区间的关系也许会以这些方式发展，尽管这种发展至少对可预见的将未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现在，在大多数地区，离心力似乎大于向心力。

　　非洲已因家教冲突和毫无意义的边界而四分五裂；这些宗教冲突包括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冲突以及苏丹的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冲突，这些边界是19世纪的欧洲外交家划定的，现在却被各独立国家当作神圣的民族遗产来加以保护。在中东，除王朝间的世仇以及富国和穷国因石油产地使用费问题而发生的常年对立外，还存在着相应的宗教冲突，如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基督教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以及敌对的穆斯林教派之间的冲突。印度半岛已被分割成两个地区，但这两个地区极不稳固，印度的语言骚动和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表明这一点。

　　同样，尽管欧洲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戴高乐的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幻想在实际政治领域里仍是一个幻想。
　　除各地区中引起分裂的这些力量外，还存在着同样引起分裂的大国政策。这些政策的效力将在全球各地——在分裂的德国、在分裂的朝鲜和在分裂的越南——得到证明。
　　由于在过去20年苏联和西方的竞争之外又增加了中苏竞争和中西竞争，大国的这种分裂作用在将来很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那么，对最近的将未来说，更有可能出现的不是一个由自治的区域集团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若干传统的大国势力范围组成的世界。沃尔特·李普曼几年前写道：对势力范围的承认可以真正代替全球主义。
　　它可以代替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共产党的全球主义。它可以代替允诺在各地进行反共战争的反共产党的全球主义。对势力范围的承认已是苏联和西方在欧洲缓和相互间关系的主要基础。
　　最终，它将为红色中国和美国提供和平共处的方案。

　　随着2O世纪70年代的到来，这一预见似乎被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赫尔辛基举行；中美在华沙重新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触；苏中也在北京举行了谈判。
　　如果这些试探性的接触能取得成果并导致李普曼所预料的缓和，那么，大国将可以自由地着手处理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诸如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全球环境污染和富国与穷国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之类的问题。这种建设性的全球合作是否能实现是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虽然现在的某些趋势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美国人仍在干涉越南，苏联人的确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中东的战斗仍在继续。

　　1969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年度报告中对当前的形势显然是很悲观的：“在过去的12个月中，国际形势仍在恶化。……我几乎说不出整个世界在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目标方面取得了什么进步。……而且，我强烈地感到时间愈来愈不够用。”第二十九章　西方的衰落与成功
　　苏联和美国的参战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在这场大战中，传统的欧洲体系的崩溃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通常所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欧洲”现已死去，而且无复活希望。
　　哈乔·霍尔本，1951年
　　西方世界如今是人类命运的主宰者。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万确的是，对西方实际统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征服。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余地区不得不模仿西方。
　　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标已为人们所接受，并被用来同西方的控制作斗争。
　　F，L．K．胡斯，1953年

　　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历史的进程意味着西方的衰落。伦敦、巴黎和柏林不再左右世界的新闻。
　　它们也不再控制世界上的帝国。它们的陆军、海军和联盟体系已不再统治全球。例如，1860年，西欧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72%；到1931年时，这一百分数下降到4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下降到30%到1960年时下降到25%。
　　不言而喻，欧洲19世纪的全球霸权已经结束，而且永远地结束了：欧洲已不可能恢复它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重新建立以前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另一方面，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欧洲看来根可能会从首要地位下降到从属地位，但后来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尽管欧洲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势力相对地衰落了，但它的文化却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横扫整个世界。

　　欧洲除了在进入一个衰落的时期外，还在进入一个成功的时期：它的思想、技术和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迅速地传遍全球。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欧洲三大革命——工业、科学和政治革命——的传播，这些革命早些时候曾赋予它向全世界扩张并征服巨大的殖民帝国的力量、动力和知识（见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但是，欧洲划时代的成功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诸殖民帝国正是以它们的存在促进了三大革命的传播。

　　诸从属民族深受这些革命的影响，他们的反应是有选择地采纳这些革命中的某些特别吸引人的东西，以便更有效地抵抗入侵的西方。
　　工业革命在19世纪从英国传播到了欧洲和美国。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又传到了日本和英国自治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传播迅速加快。当各个新国家赢得独立时，它的首要任务便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全世界，各国正在制定和执行各种经济计划，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最典型的是加纳的七年计划（1963-1970年），这一计划旨在每年增加国民收入5.5%，七年中共增加42%。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在说明这一计划的基本原理和目标时所说的话清楚地反映了欧洲经济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七年发展计划为加纳整个国家未来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蓝图。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它建立在利用科学技术来彻底改革我们的工农业这一基础上。

　　我们的目的是在加纳建立一个强大、进步的社会在这里，贫穷和文盲不再存在，疾病得到控制；在这里，来们的教育机构为加纳所有的孩子提供发展他们的潜力的最好机会。恩克鲁玛的继承者们宣称，他们的目标一如既往，但他们的新政策也许更能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科学也从欧洲迅速地传播开来，而且实际上已成为所有民族都渴望获得的一门知识。
 
            《全球通史》 第243节    

　　科学的客观方法论已使科学为非西方民族所接受，虽然这些民族可能对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并不感兴趣。人们之所以热切地追求科学，还因为它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因此，欧洲已失去了它对科学的垄断；6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所做的科研工作比西欧任何国家都多。
　　到1970年时，美国在科学方面已获得81个诺贝尔奖，而它最主要的对手英国和德国分别只获得7个和6个。科学革命也开始波及非西方国家，不过，在非西方国家，由于科学和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障碍一直很大。虽然纯科学的研究确可以不依赖工业，但科学发明的推广需要有相当大的工业基础。
　　即使一位科学家掌握了分裂原子的理论并发展了分裂原子的技术方法，但只有拥有大量的财务资源和工业资源的社会才能从事原子能的生产。因此，只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里才有可能从事先进的科研工作。
　　亚非许多新国家陷入了这一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实际上，较穷和最不发达的新国家甚至连最小的科学进步都不可能取得。
　　不过，另有一些新国家已拥有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资源，并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到1964年，它们已在科学方面分别获得1个和2个诺贝尔奖。印度一开始就拥有最强大的科研基地，因为英国人先前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技术学院，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业巨头贾姆希德吉·塔塔于1905年创办了印度科学院。

　　它的活动范围在印度独立后得到了扩大，因此，印度的科学已开始在各个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政府同大多数共产党政权一样，将国民收入的极大一部分用于科学研究。
　　对科学的进步来说，同正式的计划和学院一样重要的是科学知识和技术在非西方地区人民大众中的逐渐传播。
　　在马来亚，边远落后地区的巫医治病时除使用传统的咒语外，还开始依靠现代医学。在接受了政府机构关于抗疟药、维生素药丸、消毒剂和卫生基本知识的指导后，他们戴着表明他们享有作为“医生助理”的新地位的毕业证章回到了自己的村庄。现在，他们正在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新知识和急救药箱，尽管他们在治病时仍同时使用古老的咒语而使科学蒙上神秘的色彩。

　　同样，在中国，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协会到1964年时已有会员30万名，他们是教授、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个协会还出版了几份发行量很大的科普杂志。英国一位科学家在1965年访问中国时报道说：
　　过去，农民们把庄稼得病看作是天祸，对得病的庄稼不采取任何措施。现在，在我所访问的公社里，每个生产队都对社员进行了训练，让他们认识最普通的虫害和各种类型的作物病害，并让他们懂得在发现病虫害时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在中国各地，人民正在受到这样一种教育：人类不仅能掌握自然规律，而且往往还能利用这种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种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认识的意义还可以证明这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欧洲的第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也正在席卷全球。这种政治觉醒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殖民地革命和帝国灭亡中显示出来的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见第二十七章）。
　　但是，民族主义决不是从西方吹来的唯一的一股风。其他各种主义也正在包围全球，其中包括立宪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军事独裁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立宪主义曾因民主主义热情的浪潮而流行一时。
　　不过，议会政体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向军事独裁统治或马克思主义的一党统治屈服了。应该指出，这种趋势在欧洲也是大有先例的。除捷克斯洛伐克外，中欧和东欧各国到1939年时已处于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独裁统治下。
　　当时，出现了与纳赛尔、苏加诺和吴奈温将军酷似的人物——斯托亚迪诺维奇、迈塔克萨斯和毕苏斯基元帅。后三人同前三人一样，之所以能强行建立各自的独裁统治，也是因为议会制度腐败无能并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但所有新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特征：民众正在逐渐觉醒并活跃起来，不管他们是否正在正式参加自己的政府。

　　这就是政治革命的实质——上帝注定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古老的观念已不复存在。更概括地说，它意味着用现代主义的合作、知识和主动精神取代传统主义的隔绝、无知和默认。这一政治革命在一位美国记者的下面这段报道中得到了生动、明确的说明，这段报道描述了一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显然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埃及工人。

　　在一个能俯视埃及南部尼罗河流域中即将建成的阿斯旺高坝工地的高地上，这位记者要一位衣衫褴褛的工人摆好伸出胳膊、指着工地的姿势让他照一张相。
　　照完相后，记者掏出一枚硬币作为赏金。赏金——一种小费——长期以来一直是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上了年纪的埃及人是通过获得一袋硬币来开始一天的生活的。
　　但是，阿斯旺的这位工人看到记者给他赏金时急忙转过身去，记者同他热情握手、向他再三致谢后，他的情绪才又好转。这位向导解释说，默罕穆德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如果因为他摆了这样的姿势而给他小费，那是对他的一种侮辱。……许多埃及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民族尊严民一种他们正在为国家做事、为国家尽力的感觉。

　　民族主义不是民众的觉醒和活跃所采取的唯一形式，这一点从下面这段话中能看出来，这段话描述了1964年6月使尼日利亚瘫痪的总罢工中的一件事情：
　　“你们有默西迪丝牌汽车开吗？”一位工会领袖大声问道。
　　“没有！”人群怒吼道。
　　“你们有大房子住吗？”
　　“没有！”
　　“谁去跳舞？谁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谁悄悄地接受钱财，又造房子，又买汽车？”一片沉默。

　　“那么，我们怎么办？”这位领导人大声叫道。
　　“罢工！”
　　“大声点！”
　　“罢工！”人群又怒吼道。
　　我们可以断定，欧洲的成功是欧洲衰落的潜在原因。一者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另一者。如果欧洲失去了它作为世界统治力量的地位，其根本原因便是欧洲三大革命在全世界的传播。
　　而且，这种传播的势头正在不断增长，因为它首次影响了人民大众。20世纪以前，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有闲阶级加入了西方化的进程。只有这少数人因懂得欧洲语言、了解欧洲文学并到欧洲各国旅行过而理解“西方”的念义。

　　相反，在战后的年代里，越来越多的民众积极地、自觉地卷入了西方化的进程。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工厂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公路使他们不再与世隔绝。但同样重要的是小报、收音机和电影等新的传播工具，它们使书籍和旅行这类旧的传播媒介黯然失色。
　　由于西方化越来越依靠的不是牛津的大学和巴黎的沙龙，而是对乡村广场上不识字但却反应迅速的群众大声播送消息的喇叭，西方化已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为了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纲领，新的政权和新的领导人已开始有意识地充分利用这类传播工具。纳赛尔总统说，“的确，我们的人民大多数还是文盲。
　　但政治上的文盲人数加比20年前少得多。……收音机改变了一切。……今天，人们在最偏远的乡村也能得知各地所发生的一切，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领导人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统治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

　　纳赛尔所说的“新世界”正在全球形成。这一点可从。纽约时报，的下面这些标题中看出来——这些标题还可以无限地增加，因为世界各地的报纸上每天都有大量标题出现：
　　电视的影响在日本扩大。整个文化受到了2000万台电视机的影响（1967年8月17日）。
　　西贡姑娘的服装样式正在改变。少女们用超短裙代替了袄代（1969年3月31日）。巴库的生活符合苏联的模式。阿塞拜疆的首府显示出标准化的影响——旧秩序正在消失（1960年10月16日）。
　　学生要刷牙。埃及为学校免费提供牙刷和牙膏（1960年4月22日）。
　　民间音乐在肯尼亚衰颓。正式的研究表明艺术园西方的方式而失去原有的价值（1959年11月8日）。
　　牧童上了开罗的电视，孩子们非常喜欢看。但父母们却为节目的效果而烦恼（1962年11月25日）。

　　中国的民间艺术遵守党的路线。文化成为艺术家破旧创新的武器（1960年9月25日）。
　　巴布亚人离开石器时代。荷属新几内亚的高地入采用了钢铁工具，停止了战斗（1960年7月1日）。
　　外蒙古试图赶上20世纪的发展。
　　教师在领导改变游牧民的运动（1959年8月3日）。如果回想起仅一个世纪以前，所有的穆斯林实际上都非常瞧不起异教徒的基督教世界，确信那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他们注意，那么，这些标题的意义会变得很明显。同样，1793年，中国皇帝断然拒绝考虑同英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因为“那里没有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从不重视那些古怪的或者精巧的东西。
             
            《全球通史》 第244节    

　　……”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世界各地所有的人不仅渴望得到这类“古怪的或者精巧的东西”，而且，如上述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还渴望得到现在通常称之为“文明”的其他东西。这表明了欧洲的成功即现在通常称之为现代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现代化这种说法比‘欧化”或“西化”的说法更可取，因为改革的推动力尽管归根结底起源于欧洲，但今天，除来自欧洲外，还来自美国、苏联甚至中国。

　　不论采用何种说法，其根本的一点是，世界各地的社会如今正在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改革的影响。于是，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正在政治领域中发展的区域性自治是否会因上述标题所表明的全球同质化过程而无效。有些人坚持认为，由于各种极其不同的本土文明的残余影响，同质化永远不会是完全的、包罗万象的。

　　有人提出，尽管工业化在迅速扩大，但今天日本工厂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同于苏联或美国工厂的社会组织。同样，农业现代化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就组织形式而言，美国的家庭农场、以色列的合作农场和苏联的国营农场彼此间截然不同。还有人提到了“苏联一党统治的持久性、法国多党政治的不稳定状态和众望所归的政治团给的交香以及英国议会制政体的适应性很强的生存。”

　　在这方面，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评论是很中肯的，他说：“亚洲所有的新文学与当今世界文学的联系比与‘过去’它们自己文学的联系更密切”。对于其他领域的发展，我们可以确立同样的基本论点。现代美国和苏联的农民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耕作他们的土地，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比起各自疆域内的祖先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在政治方面，各国的体制结构迥然相异，但如上所述，它们的民众都在觉醒和活跃起来，不管他们实际上是否正在参加自己的政府。同样，工业化的扩大导致了工厂组织的不同形式，但同时，生活的某些基本方面却受到了相同的影响，其中包括接受劳动纪律，使生活与时钟相适应，抛弃传统的服装和在大城市集中区生活，等等。
　　可以断定，同质化的确正在发生，虽然它带有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多样化的区域性变化。
　　今天，欧洲三大革命向全球的传播虽然是在不同方商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创造一种尽管在细节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面将是一致的世界文化。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有时候，在恐怖时刻，我总要怀疑是否有理由希望人这样的动物继续生存下去。伯特兰特·罗素

　　当今世界实质上是欧洲的扩张和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所激起的反应的产物。影响和反应已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引起了众多的问题，也产生了许多希望。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今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实际上都在经历变革。确切地说，每个时代都是一个过渡期。但今天，变化的过程在速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却是空前的。
　　这必然导致混乱和不幸，但也展现了新的前景，揭示了新的机会。本章首先考察各种问题，然后讨论种种希望，最后探讨决算表根据调查人类过去500年历史后得出的观点深讨未来的前途。
　　一、二十世纪的问题
　　种族冲突　欧洲扩张的一个明显的但却常被忽视的结果是人类各种族的混合（见图“世界的种族分布”）。

　　1500年以前，黑人集中在非洲；蒙古种人集中在中亚、北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种人集中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1500年以后，由于自愿的和被迫的大规模迁移，这种种族隔离的状况逐渐有了改变。今天，在南北美洲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种族混合，在非洲、中亚和西伯利亚也有较小程度的种族混合（见第九章第二节）。
　　有种族混合的地方自然远比几乎没有种族接触的地方更有可能发生种族冲突。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战前，英国几乎没有种族纠纷。
　　但战后，除不少黑人从英属西印度群岛迁入英国外，还有相当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移居英国。英国的某些城市中心首次出现了很大的有色人种的居住区。英国第一次经历了突然发生的种族暴力行动。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世界种族地图上的变化使种族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事。的确，引起冲突的是欧洲扩张的环境——即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欧洲人享有技术和军事优势，他们能占领人烟较稀少的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能将数百万非洲人运到新大陆的奴隶种植园；能征服非洲和亚洲的巨大殖民地；然后，能编造出种族优越的神话，以使他们的最高领主和最高统治者的权位合理化。罗得斯公开宣布：“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等的种族，我们在世界上占据的地区越多，对人类越有利。”这种自命不凡的样子可能比经济剥削更激起有色人种的愤怒——近几十年来尤其如此，因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一个种族在智力上优于其他任何种族。

　　目前的种族关系因国家的不同而迥然相异。处于一个极端的是夏威夷和巴西，在那里，种族混合十分广泛，而且正在继续进行，因此，种族歧视较少。
　　处于另一极端的是南非，南非实施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正在迅速地使北面的黑非洲开始持敌对态度，而且很快遭到了全世界舆论的反对。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美国，在美国，黑人的地位近几十年来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各种因素的结合现已引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权运动。这种黑人运动的高涨十分明显，它打破了美国社会传统的自满情绪，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

　　种族冲突的一个新特点是，它现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种族纠纷被认为纯粹是有关国家的事情，但今天，情况已不再如此。各种事件，无论是发生在南非矿山、美国校园还是英国工业城镇里，都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有关种族歧视或暴力行动的报道在非西方地区的人民大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在马来亚，美国边远落后地区的黑人将他们的黑人聚居区看作是受剥削的殖民地，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受压迫的殖民地居民。苏联人在进行多年的反西方“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者”的刺耳宣传后，现在自己也在经历亚非学生在苏联城市中举行的示威游行，这些学生打着诸如“莫斯科是第二个亚拉巴马”之类的标语，抗议苏联的种族主义。

　　现在的危险是世界范围的反殖民主义将越来越带有反对白人的特色，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英国著名的权威人土巴巴拉·沃德说：
　　目前，大多数西方人认为种族问题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非洲血统的男子和妇女在非洲或美国能否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这种意法可能已过时。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非洲人能否获得平等，而是变成一个更大的疑问：白种人的男子和妇女是否将失去平等。人类在经过300年的白人统治之后是否将平安进入种族平等的社会，这一点还无法确定。富国和穷国　近代以前，西欧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而是一个不发达地区。
　　11世纪，中国生产的铁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合在一起生产的铁的两倍半。到12世纪时，中国几大城市各拥有人口1300万左右，相当于当时整个英格兰的人口。1203年，当西欧人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对“那些高大的城墙和巨大的塔楼……那些富丽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充满敬畏之心，“这类建筑如此之多，若非亲眼看见，真教人难以置信。”在近代，这一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刺激作用和利润以及对整块整块大陆的拓居和开发。因此今天，世界工业总产量的90%来自欧洲和由欧洲民族占据的地区。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平均年收入约200美元，而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平均年收入高达2400美元，如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由于占多数的穷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纬30度以南地区，这一全球的经济上的划分是纬度方向上的。这种以经济方式作出的全球的南北划分在许多方面比根据国界或意识形态集团作出的传统划分更有意义。
　　世界不仅分成了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年收入在200美元以下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大约仅为2%左右，而较富裕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通常为前者的两倍甚至两倍以上。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出生率的不同。
　　一般地说，穷国的出生率高，富国的出生率低。经济增长率2%而出生率2—3%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变或下降，经济增长率4%而出生率约1%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另一原因是文盲率为60%或60%以上的不发达国家缺乏受过专门培养的人才，而培养出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专业人员比扫盲更难。

            《全球通史》 第245节    

　　最后，全球的不平衡还起因于歧视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协定。不发达国家生产的粮食和原料的价格趋于下降，而它们购买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趋于上涨。这损害了不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因此，它们今天以一定数量的原料换得的工业品比10年前大约少三分之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两次会议分别于1964年和1968年召开，但是，用出席1968年会议的巴西代表的话来说，这两次会议的给果仅仅是“含糊的许诺和友好的表白。……因此，我们几乎还处在4年前所处的状况中，我们中的有些人可能还认为我们实际上已远远落后于我们1964年时所处的状况。”因此，如表1所表明的那样，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继续存在，伦敦《经济学家》警告说，最终结果也许是“白人的1789年”。

　　表1　世界的不平衡：富国和穷国——1970年（表中数字表示世界总数的百分数）发达世界 
　　（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
　　西欧、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欧洲和苏联拉丁美洲非洲
　　人口18.011.06.58.5 
　　国民总产值45.030.08.03.5 

　　粮食35.023.06.56.0 
　　识字的人96.0906719.O
　　近东远东（不包括中国）中国 
　　人口3.531.022.0 
　　国民总产值7.53.52.5 
　　粮食2.514.013.0 
　　识字的人36.040.050.0 

　　世界大同中的民族主义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已声明；“几内亚宁愿要贫穷中的自由，也不要卑屈中的富裕。”这一口号清楚地表明了当今时代的一个矛盾和问题——民族主义正在一个在其他方面均日趋统一的世界中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可直接归因于欧洲的影响，因为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并随着欧洲的扩张而传播到全世界。
　　事实上，民族的团结和好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能成功地建立起他们对全球的统治。征服者的专城努力和冷酷无情使他们能轻易地在美洲大陆取得胜利，这种专诚努力和冷酷无情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招致毁灭的不团结和软弱无力的抵抗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小撮英国人之所以能征服印度次大陆，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占优势，不如说是因为印度当时缺乏一种把所有印度人团结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不能结成反对西方入侵者的统一战线。

　　如果印度人当时受到民族意识的激励，情况就会完全不同，相反，如果少数印度冒险家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少数英国冒险家出现在印度，其反应也会完全不同。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孙中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抱怨说，他的同胞“只有家庭和家族的团结；没有民族精神”，因此。他们“只是一盘散沙”，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

　　然而，正如拿破仑的征服刺激了欧洲的民族主义那样，欧洲的征服也刺激了海外的民族主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了殖民地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动乱。但是，帝国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的海外民族主义已得到满足，也不意味着政治稳定已得到保障。
　　相反，民族主义似乎又繁殖了民族主义。英国统治的结束导致了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锡兰的僧加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同样，肯尼亚总理乔莫·肯雅塔于1964年宣布，他的政府“决不答应作任何止步，决不答应交出一寸领土”给邻近的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对索马里对他的欧加登省提出的主权要求作了同样的答复。于是，非洲诸新国家准备为保护各自的边界不受侵犯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虽然这些边界是人为的、是19世纪欧洲南国主义者在几乎不考虑当地民族和资源的情况下划定的。
　　与此同时，老民族国正牢牢抓住各自的国家主权不放。
　　的确，由于这些国家的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痛苦早已过去，它们这时能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种种热烈的表现进行诋毁和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的确，在欧洲，共同市场需要成员国在有限的范围内放弃某些国家特权，但是，共同市场决不在重大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苏伊士危机和古巴危机揭示出，在发生关系重大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时，大国总是准备不与盟国或联合国商量就单方面地采取行动。

　　这些危机的过稷清楚地表明了在原子时代中这种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的实质。
　　科学的潘多拉盒子　1962年7月9日夜晚，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约翰斯顿岛上引爆了一颗氢弹，其爆炸力相当于200万吨梯恩梯炸药。整个天空都亮了起来，红色、紫色、桔黄色和白色的光芒交织在一起，象令人眼花缘乱的万花筒，持续了15分钟。
　　2000哩以外的美属萨摩亚群岛上的土著都惊慌地冲进家里或教堂里去祈祷。当他们得知这种可怕的空中景观的起因时，纷纷说道：“疯狂的白人。”
　　比这些萨摩亚岛人老练的其他目击者大体上作出了同样的反应。
　　这次爆炸同前前后后的其他爆炸一起提出了有关科学及其前景的根本问题。科学无疑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伟大成就。但现在，它不是已成为潘多拉盒子了吗？不是已代表对人类的一种无法控制的威胁吗？

　　这个问题的实质远不仅仅是核爆炸。
　　在整个历史上，技术的变革已对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农业革命使人类的人口大大增加，并迫使人类适应定居的生活方式，最终信奉新的上帝，逐渐建立起具有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同样，工业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带来了与工厂和新的工业城镇有关的种种问题。

　　今天，随着核力量、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和航天科学的出现，我们正在经历实际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最终至少产生与第一次革命同样深远的影响。
　　此外，应该注意到，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何等迅速地加快。人类大约经过了100万年才达到农业革命，但是，仅仅再过10000年便达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仅仅再过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就达到第二次工业革命。
　　我们不知道还将从这里到达何处，但的确知道我们将很快到达那里。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为促进科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过去出生的科学家中，有90%的人如今仍在世并在工作。
　　1970年这一年，美国花在科研上的费用比从美国革命到1945年这整个时期内所花的费用还要多。无疑，科学是当今时代的标志。如果金字塔是古埃及的象征，如果巴黎圣母院是中世纪西方的象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相应的象征便是高能加速器和强力流研究反应器，以及伴随而来的技术象征如自动化工厂和宇宙飞船。
　　科学技术的这种高速发展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能否柔顺到足以适应一种他们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并在许多情况下予以污染的环境。人类能改变自己传统的习惯和制度以妥善处理作为科学技术有害的副产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大量难以对付的问题吗？以下是若干例子：
　　自然界的失去平衡　现代技术正在创造无数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在自然环境中，还在人类组织中结合起来，引起目前几乎还不甚了然的种种反应。辐射是一个已受到关心的主要原因，但它只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

　　在城市里，有来自工厂和汽车的废气，在农村，则有施进田里、然后溶进河溪里的灭草剂和杀虫剂。生态学，即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人越来越关心的一门学科。
　　人口爆炸　在整个历史上，阻止人口下降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问题。今天，由于医学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个问题变成完全相反的问题——如何控制正在阻止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给富裕国家造成严重问题的人口爆炸。
　　城市化的问题　整个世界，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人们正在离开农村，涌进城市。
　　这种迁移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世纪的海外迁移。由此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失业、令人难以忍受的贫民窟、交通拥挤、传统生活习惯的中断、由不断增长的希望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之间的差距引起的日趋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同样令人吃惊。可怕的开端　科学家正开始创造人造生命，期望最终能人为地培育出有才智的动物。
　　现在，科学家还懂得了那些为制造自动检修的机器和自动再生产的机器提供根据的一般原理，因此，有些科学家认为，他们最终能制造出这种比人更聪明、更能干的机器。除这些人工创造物外，人类还越来越能够通过精液冷冻库和操纵脱氧核额核酸分子来控制人类自己的遗传特性。精液冷冻库开辟了让不仅为空间、而且为时间所分隔的双亲生育后代的可能性，而操纵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则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例如，对人类遗传特性的控制是否应系统地进行？如果应系统地进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蘑菇状云　自广岛、长崎事件以来，全世界的人一直在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争，由于氢弹的威力超过了最初的原子弹，这种担心已大得教人无法想象。

            《全球通史》 第246节    

　　现在，核武器的储备已达到这样的程度：据估计，美国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苏联1250次，苏联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美国145次。与核战争的幽灵同样折磨人的是不少国家将多得骇人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目的。在美国，大约国民总产值的10%、全部劳动力的9%、联邦预算的50%、科学家和工程师的60%被直接或间接地用在国防方面。
　　美苏两国的军费合在一起相当于人均年收入在100美元或100美元以下的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的年度总收入。如果一位观察家在月亮上观察地球，他很可能会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军火库、空空的食品室、到处布满恐怖的古怪星球。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科学技术的传播已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环境，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
　　早先的人类必须面对自然环境，但主要是作为个人——农夫、猎人或渔民——来对付大自然。今天，新环境和新问题使个人的行动和解决办法无济于事；它们需要人类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与较早的几个时期大不相同，现在需要的是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
　　这立刻引起了与管辖相对的自由的问题，即以人身自由和个人主动权为一方面、以社会组织和纪律为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已是现代社会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很可能在将来导致更紧张的局势。
　　二、二十世纪的希望
　　全球的责任　人类今天的危险状况反映在对当代问题的上述分析之中，其实，当代问题的数量还可以大大地予以增加。
　　不过，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来说，也都存在着一个希望——一个如果得到承认和鼓励便有可能给未来留下印记的希望。例如，汤因比曾说道：“人们将记住我们这个时代，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恐怖的罪恶，也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惊讶的发明，而是因为它是自大约五、六千年以前文明起始以来的第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敢于认为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是行得通的。”这种由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组成的观念的确存在，应该同诸如种族冲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趋势一起得到承认。

　　这种观念是从人们承认对本国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负有责任开始的。迟至1839年，英国议会还只为全国的学校拨款15万美元，而为照料维多利亚女王的马匹拨款35万美元。赞成大众教育制度的改革者们被指责为危及社会基础的幻想家。
　　但今天，这同一个英国却已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它承担了照顾其公民“毕生”福利的责任。
　　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
　　但在本世纪初，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发达国家会每年对外援助几十亿美元。即便这种援助决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利他主义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证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权和安全权、迁移和居住的自由权、财产所有权、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权、教育权、工作权和适当的生活标准。
　　贫困的终止　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

　　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
　　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已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这并不是否认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饿着肚子睡觉。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于14世纪中叶，当时，欧洲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夺去了生命。
　　这也不同于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1876年，500万印度人饿死。瘟疫和饥荒的这些牺牲品不可能得救，因为人类当时极度缺乏必要的医学和农业知识。今天，仍有数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牺牲品，但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政治和体制方面的种种障碍。
　　生产能力巨大的、不断加快的增长正在使人类至少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摆脱有史以来一直在折磨人类的种种灾难。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可与农业的发展或文明的到来相媲美。

　　人类的觉醒　当前全世界各民族的觉醒同样重要，因为这种觉醒是有效地利用技术潜力的先决条件。
　　这种大规模的动荡有许多历史的根源，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思想意识的传播、现代运输工具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表明贫穷和苦难不是人类天意注定的命运的富裕社会的影响。因此，爆发了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的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爆发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的革命。这种革命解释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63个国家赢得独立这种惊人的景况。

　　种种“变革之风”确已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吹了起来。现在，它们仍在以几乎没有衰减的力量不停地吹，每天有关暴动和革命的重要新闻报道可表明这一点。
　　一些怀念过去当主人、做老爷的美好时光的人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另一些担心偏执的、易引起分裂的新民族主义在日益扩散的人也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
　　但是，这种觉醒所意味的远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极度表现。它还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观察生活的方式。它承认社会变革是合乎需要的、不可避免的。
　　它认为个人能够并应该参与和促成这种变革。它希望得到新的必需品和物质享受，确信苦难不是天灾。最后，它坚信所有公民都应该有机会学习和提高自己，这种机会不是取决于他们的钱财或社会等级，而是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努力。
　　科学的神灯　这所以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还因为人类的认识——对人类本身和人类过去的认识，对人类周围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在迅速发展。在上个世纪中，由于人类学、考古学、生理学和其他许多学科的进步，人们得到了有关人类本身的可靠资料。同样，在上个世纪中，人们还收集到了相当多的有关人类过去的资料。
　　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在所具备的历史知识的范围和关心历史的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亚洲、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就它们的观点而言基本上是非历史的。总的来说，它们的作家对过去如同对将来一样几乎不感兴趣：古代历史学家中最无偏见的修昔底的在开始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说道，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

　　令人惊讶但又不可否认的是，对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早期历史，我们远比这些民族自己了解得还多。
　　比对过去的新认识更引人注目的是对物质世界的新的认识和掌握。哥白尼的工作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隔不到400年，即大约6个正常生命期。
　　然而，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科学已从少数热心之士的一种秘密的业余爱好发展成文明的支配力量。而且，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正在对人文主义研究和人文学科作出重要的贡献。碳-14年代测定法大大地帮助了考古学家的工作：X射线荧光光谱法证实了辟尔唐人的颅骨和颚骨是伪造的；计算机已能解释玛雅人的象形文字，而且现在正开始用来翻译各种外语。

　　尽管有这些成就，科学仍常常被看作是带来威胁的、无法控制的潘多拉盒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学已把人类引入以上所述的可怕的开端。但是，又存在着希望：这些开端除了因它们所引起的新危险而使人畏怯外，还因它们所展示的新前景而令人敬畏。
　　原子能可摧毁人类，但又能改变全球的生活环境。火箭可用于洲际战争，但也能用来载人绕地球飞行和飞往其他星球。遗传特性的控制提出了一些令人惊恐的问题，但又产生了种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更准确地说，科学家现在期望在以后几十年中使以下所述的成为事实：
　　自动导向汽车和原子能火车
　　通过无线电将原动能传送给飞机

　　横贯寒冷的海洋、改变世界气候的气候坝
　　将浅海改变成海上农场
　　勘探地壳深处的自动采矿机
　　生产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淡水的脱盐法
　　产生无限能量的核聚变
　　在登月后进行广泛的宇宙空间探索
　　因此，科学既能成为潘多拉盆子，又能成为神灯。1984年可以是一个坏年份，也可以是一个好年份。选择权掌握在人类手中，因为科学是中立的。

　　三、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有着重大问题和重大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危险和巨大潜力的时代。这不是一种使人安宁和舒适的形势，而是一种令人不安和不舒适的形势。但是，这是过去所有伟大时代的特征。
　　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在所赞颂和怀恋的过去那些“黄金”时代极为相似。每个黄金时代都有紧张、危险和恐惧这类成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全球通史》 第247节    

　　例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曾面临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十分相似的许多危险。首先，当时存在着接连不断的战争威胁或战争现实。英国人不得不勇敢地对付欧洲头号军事强国——对英国构成威胁的西班牙，不得不为保护他们的特权而进行冷战和热战。
　　这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时代，这种混乱是由从传统的自然农业向大规模的畜牧业和羊毛生产的转变引起的。由此产生的圈地迫使成千成万的自耕农流落大路旁，在那里，他们被当作游民抓起来。这些“乞丐”的苦境可从下面这首儿歌中看出来：听！听！听！狗儿叫；乞丐们进城了。

　　有人给他们白面包，有人给他们黑面包，
　　有人用马鞭使劲拍，把他们赶出城外了。
　　伊丽莎白黄金时代也有可与今天相比的“宇宙空间探索”。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了新大陆和新海洋，哥白尼和伽利略使地球离开了宇宙的中心。这种视界的开阔要求对传统的定论和假设进行通常是令人不安的修正。
　　约翰·多恩象现代诗人一样表达了他的忧虑，他写道：
　　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调了；
　　到处都在提供机会，一切都互相关联。
　　最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还生活在经常破坏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鼠疫的阴影厂。诗人和说教者者在翻来覆去地说死亡已迫在眉睫，它会立刻把“你漂亮的面孔、美丽的鼻子、明亮的眼睛、雪白的手、优美的身材”变成“泥土、灰末、尘埃和蠕虫的食物。”当今世界的确在担心会发生一场热核大屠杀。

　　但是，这种情况也许可与部铎时代的英国相比；在都铎时代的英国，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几乎每一种想象都带有一种恋尸癖的色彩。”
　　因此，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并非与今天过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经历了冷战和热战、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令人不安的智力挑战和一再发生的鼠疫。
　　如果他们当初放弃希望、陷于绝望，那是可以理解的。回顾过去，很清楚，如果当初出现这样的反应，那是无益的、会带来灾难的。
　　20世纪后半世纪这一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
　　将来的历史学家也完全有可能认为这个时期是又一个黄金时代，不过它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黄金时代。现在对将来抱有更大的希望，今天的历史舞台已不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半岛，也不是北海中的一座岛屿，而是整个地球本身——不久以后将更大。既然人类已离开其无数代的祖先爬行过的这一地球的表面，登上了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也人类就已到达其生涯中的一个新舞台。

　　正如哥伦布、达·伽马和其他探险者的发现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一样，现在的宇宙空间探索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影响。探索中会发现什么、这些发现会带来什么影响，目前尚不能预知，正如没有人能预见到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西班牙帕格斯起程远航的结果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人类现在正在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类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几乎是出乎意料的。

　　其实，人类是否将实现这一令人眼花绦乱的希望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这既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又是一个有空前危险的时代。本章标题后的问号是完全有道理的。
　　原子时代之父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令人清醒的话：“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了除我们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们正走向空前的灾难。”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看人类的前景
　　天外来客将会发现我们的星球首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星球。例如：1985年，谷物产量可以为全世界每个人提供3000卡路里的热量，或提供远远足够有余的营养。

　　然而，那年营养不良或忍饥挨饿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每年有3500万人死于与饥饿有关的疾病，而另外有7亿人营养不良。再如：1985年7月历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已研制出一种药物可以治愈“处于死亡边缘”的那些非洲嗜眠症患者。
　　但是，同期的这份报纸又报道说，“各种新的核武器正在高速设计、研制和试爆”，其中包括各种钴弹、中子弹、X射线弹头、低残留炸弹、反卫星武器、X射线激光器、电磁脉冲炸弹（EMP）、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γ射线激光器、反物质炸弹以及“自动制导炸弹”。
　　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如此触目惊心和危机四伏的自相矛盾之中呢？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没能适应为第二次产业革命所迅速改变的世界。对于人类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困境。
　　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技术革命的历史，技术革命要求进行相应的社会革命，而同时代人则不愿进行这样的革命。多少世纪以来的根本问题是，技术革命一直受人欢迎，因为它促使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但是，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技术革命——无论是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前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抑或是今天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都导致社会分裂，这种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维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实行变革。

　　然而，这种社会变革总是遭到人们的拼命抵制，其激烈程度一如人们之热烈欢迎技术变革。正是由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所产生的时间滞差，才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
　　为什么这种时间滞差持续如此之久呢？归根结底，人类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大脑，尤其是大脑皮层的前部，这一部分的容量在过去几百万年增长了一倍。
　　正是大脑皮层赋予了人类特有的判断能力，预见其行为后果和按照目的支配其行为的能力，这赋予人类以巨大的生存优势，并使人类战胜其他数千种与其竞争的物种，尽管其体质虚弱。从理论上说，人类这种判断能力不仅可促进人类擅长的技术变革，而且也可促进其迟滞不前的社会变革。但是，现存的体制和习惯总是受到历史传统、启蒙教育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

　　因此，对社会现状提出挑战总要遇到排斥、恐吓甚至迫害，很少有人能够或者愿意忍受这些。另外还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作用，这种集团顾名思义必然会因社会变革而丧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总是反对变革。他们的反对通常总能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具有雄厚的财力和良好的组织，而且因为他们利用人们对于社会革新的普遍厌恶态度。

　　因此离经叛道者就被轻易地孤立起来，并且身上被打上亵读神圣、颠覆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对社会构成危险的烙印。
　　社会变革迟滞性这一不利影响在过去之所以被人们所承受，是因为技术革命并非迅猛到势不可挡的地步。然而这种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混过去的传统策略已经过时。
　　首先，现在的技术变革象一股汹涌的急流，不仅新发明的数量急遍增加，而且从发明、应用到市场销售的整个过程大大缩短。其次，当今的技术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仅局限于西欧。再次，最新的科学发现，如核能、计算机以及遗传工程的动力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两个世纪以前英国发明的纺纱机和织布机。
　　因此，1969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警告说，立即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是当务之急。他说：“我并不想耸人听闻，但从我在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上所能获得的信息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合国各成员国还剩下大约十年时间来缓和他们各自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开展全球合作以控制军备竞赛，改善人类环境，防止人口爆炸以及提供各种发展项目所必需的经费。

　　如果这样的全球合作在下一个十年里还没有迅速开展的活，那么恐怕我所提及的这些问题将会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至于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吴丹宽限的十年期早已过去，而他所警告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军备竞赛问题从那时起已变得十分严重。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地球不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个发发可危的星球。

　　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历史学家象气象学家一样，面前只有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晶球。尽管未来的特定事件无法预见，但是，倘若对世界历史具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我们就能根据各种历史模式来洞察未来的一般趋势。所以，倘若同意吴丹提出的警告并接受他提出的适度的目标，我们就能得出关于2O世纪末人类前景的若干结论。
　　首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正受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前者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正在改变着社会，而后者正在唤醒和激励人们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种革命将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这两种革命都明确反映了西方的胜利，因为它们都是近代早期科学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的继续和扩大。
　　但同样清楚的是，这两种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为西方所创造的这种新世界已不再显示其在全球军事和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就在数年前，报纸上还充斥着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标题新闻，而今日的电视屏幕已尽是关于那些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不存在的国家的革命、饥荒和财政危机等情况的报道。第三，在全球的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全球通史》 第248节    

　　纵览世界历史，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过持续了25年。粗看起来，跟着到来的似乎是美苏两极对立的时代，但是这种局面原来更为短命。随着中国形成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在越南的挫败，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正为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韦和尼加拉瓜的动乱，美苏两极对立业已烟消云散。

　　取代全球霸权或全球两极对立格局的，正如周恩来总理一语破的所指出，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空前大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北南矛盾（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西西矛盾（美国和正在蓬勃发展的西欧与日本之间的经济竞争）、东东矛盾（苏联和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以及中国和越南之间公开和非公开的冲突）以及东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尽的第一次冷战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战）。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
　　世界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纪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典范。即使是那些倡导反对西方统治的殖民地领导人，他们都要求用以欧洲母国为典范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来取代西方的殖民统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许要加上第二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人们已不再同意诸如延续持久的家族结构、庇护关系、氏族和部落忠诚以及象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那样土生土长的宗教运动之类的“传统”制度注定是历史的糟粕的观点。1980年伊朗人质危机时，墨西哥外交家来小说家富恩特斯（C·Fuentes）针对当时情况所说的一段话反映了这种文化发展地区自主的坚定态度，他说：“我了解今天的伊朗，并且我能够了解1915年的墨西哥。我们有潘乔·维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萨罗。

　　当时是一片混乱，并且经过数年才得以安定下来，但是却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么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发展的话，那就是人民决定不再简单接受两种进步发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找能将技术力量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
　　地区自主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一个聚居着50亿毛泽东主义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的世界，必定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
　　幸运的是，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当前的各种问题困扰着所有的社会，已经到了非进行改革不可的时候了。纵览当今世界，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从美国到瑞典，再到日本，还是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再到北朝鲜，抑或是在第三世界内部，从秘鲁到坦桑尼亚，再到印度尼西亚，都广泛存在着差异。

　　在这样一个活跃多变的世界里，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可能成为大家共同的知识财富，人们加以讨论、学习、采用或予以抛弃。最终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的法则在文化领域中也会起作用。
　　然而，当前对人类未来的思索更多地集中于核毁灭的危险，而不是杂交优势的期望。因此，诸多战略的推行都是为了避免危险而实现希望。从全体人类的观点而不是某一民族或某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来考察这些战略，它们可以归纳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哲学。
　　倘将这两种哲学简化到标语的程度，则分别可称之为“大体尚好”哲学和“悬崖勒马”哲学。将前一种哲学的乐观派对当前趋势一般表示满意，持后一种哲学的悲观派则认为当前人类发展趋势会走向自我毁灭，因而必须悬崖勒马以避免全球大灾难。这两种哲学的直接对立明显地表现在对待两大基本问题，即生态环境恶化和核威胁问题的态度上。

　　关于生态环境，乐观派坚持认为技术造就了现代文明，并且可以依赖技术来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各种问题。
　　与此针锋相对的那些持“悬崖勒马”哲学的斗士们认为，技术确实有作用，但是它不能单独承担生产和消费的无限增长。发达国家的公民现在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舒适，但他们这样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得益于技术事业。
　　同样不可缺少的是，他们不但利用了过去已贮藏几百万年的有限矿物能源，而且以矿石、表土和地下水的形式支用了未来的资源。我们今天之所以生活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不久前学会转化和消费过去和未来的资源。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便在生态账户上不断地赊账，这生态环境是自古以来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但是未来我们不能继续无限土地亨受这种恩泽。

　　甘地曾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大自然能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但不能满足人类的所有欲望，尤其是在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性膨胀的时候。。《致总统（吉米·卡特）的2000年全球报告》在对本世纪末的世界情况作如下的预测时也表述了这种观点：“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2000年时世界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社会混乱将比现在更为严重。

　　……如果要避免日益严重的贫困和人类的痛苦，防止环境的恶化，缓解国际紧张关系和冲突，那么就必须具有新的充满活力的、坚定不移的主动创业精神。而这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乐观派和悲观派的直接冲突不仅表现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而且反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
　　在这里，乐观波同样赞成“维持原状”，而这种看法意味着遵循古老的遗训，即“维护和平、防止战争”。广岛和长崎的创伤曾使某些人一时犹豫不决，但冷战又迅速恢复了他们备战的信心。两个超级大国很快发现他们都已陷于行动——反应的恶性循环中。
　　当一方研制出一种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则尽可能快地研制出一种类似的武器系统加以回击——其结果是，由于军备竞赛，今天全球武库中已积聚了5万件核武器。原子弹：美国1945年，苏联1949年。
　　洲际轰炸机：美国1948年，苏联1955年。

　　热核炸弹：美国1952年，苏联1953年。
　　洲际弹道导弹（ICBM）：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人造卫星：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照相侦察卫星：美国1959年，苏联1962年。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美国1960年，苏联1968年。

　　多弹头导弹（MRV）：美国1966年，苏联1968年。
　　反弹道导弹（ABM）：苏联1968年，美国1972年。
　　多弹头分导式导弹（MIRV）：美国1970年，苏联1975年。
　　远程巡航导弹：美国1982年，苏联1984年。
　　新型战略轰炸机：美国1985年，苏联1987年。

　　自动升级军备竞赛的最新进展是发起战略防御或称“星球大战”计划。
　　这代表了最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一种旨在抵消迄今为止的所有核武器的新型武器系统。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我要求我国科学界提供使所有这些核武器变为无效和过时的方法。”但是，正如甲的恐怖分子对乙来说是自由战士一样，因此，乙的战略防御武器对甲来说则是战略进攻武器。
　　苏联科学家宣称，星球大战武器系统刚一建立，他们就已掌握“一种有效对抗手段”的技术。
　　这种狂热的、自动升级的战争准备在“悬崖勒马”哲学倡导者看来，并不是和平的序曲而是核毁灭的前奏。这一结论是基于他们与技术乐观源看法根本不同的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分析。
　　这种分析的基本主张首先是，在现代，人类已经从“零和关系”发展到“非零和全球关系”。也就是说，以往人类始终生活在短缺世界中。由于技术的落后，所有工业化之前的文明社会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用于粮食生产，而只剩很少的劳力从事其他劳作或应急。
　　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损人利己的争夺。它造成了一个“零和关系”的世界，即一国胜利，另一国就失败。在这种世界中，战争准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战争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合理工具，因为战胜国通常能够依靠成功的战争而崛起成为强国。
　　所以，德国在打败法国（1870-1871年）及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之后，美国在打败墨西哥（1816-1845年）及吞并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之后，便都自然成为强国。

　　相比较而言，20世纪的世界则完全不同，因为它已成为一个“非零和关系”的世界。在这种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赢就是全输。
　　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有两项重大的事态发展。首先，早期的产业革命及其节省劳力的技术，当前的产业革命及其替代劳力的技术，已使世界能够生产足够的农业和工业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类的需求，尽管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类的欲望。其次，发动战争将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归于尽，因为其前景是一场核毁灭。
　　在这种根本变化的新形势下，“悬崖勒马”哲学的倡导者坚持认为，倘人类停留在从1945年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到未来可能爆发的星球大战的升级过程中，就不啻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灭绝升级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体灭绝。
　　爱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众演讲中就曾这样认为：“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除我们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将日渐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为了制止人类这种发展趋势，爱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写科学论著，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文章。

            《全球通史》 第249节    

　　他这样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这位原子时代之父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
　　而不为众人所周知的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将军提出的相同的观点，1918年11月10日，他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密，但却屏弃了耶稣的训喻。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

　　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这就是今天全体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前景。这种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是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虑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时代的情况无不如此，并且必然如此。
　　因为伟大的时代顾名思义就是转折的时代。这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其时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世界历史上所有的黄金时代都是紧张和恐惧的时代，伯里克利的雅典，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无不如此。
　　当今时代同样如此，虽然存在两个重大区别：一是当今时代的变革不仅仅影响象英国这样的小岛，以及象希腊或意大利这样的狭小半岛，而是影响整个地球及其所有的居民；二是当今时代的希望和危险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人类还从未看到展现在他们面前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但人类同样也从未见识过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蘑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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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有时候，在恐怖时刻，我总要怀疑是否有理由希望人这样的动物继续生存下去。伯特兰特·罗素
　　当今世界实质上是欧洲的扩张和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所激起的反应的产物。
　　影响和反应已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引起了众多的问题，也产生了许多希望。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今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实际上都在经历变革。确切地说，每个时代都是一个过渡期。
　　但今天，变化的过程在速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却是空前的。这必然导致混乱和不幸，但也展现了新的前景，揭示了新的机会。本章首先考察各种问题，然后讨论种种希望，最后探讨决算表根据调查人类过去500年历史后得出的观点深讨未来的前途。
　　一、二十世纪的问题
　　种族冲突　欧洲扩张的一个明显的但却常被忽视的结果是人类各种族的混合（见图“世界的种族分布”）。1500年以前，黑人集中在非洲；蒙古种人集中在中亚、北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种人集中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1500年以后，由于自愿的和被迫的大规模迁移，这种种族隔离的状况逐渐有了改变。
　　今天，在南北美洲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种族混合，在非洲、中亚和西伯利亚也有较小程度的种族混合（见第九章第二节）。
　　有种族混合的地方自然远比几乎没有种族接触的地方更有可能发生种族冲突。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战前，英国几乎没有种族纠纷。但战后，除不少黑人从英属西印度群岛迁入英国外，还有相当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移居英国。英国的某些城市中心首次出现了很大的有色人种的居住区。
　　英国第一次经历了突然发生的种族暴力行动。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世界种族地图上的变化使种族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事。的确，引起冲突的是欧洲扩张的环境——即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欧洲人享有技术和军事优势，他们能占领人烟较稀少的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能将数百万非洲人运到新大陆的奴隶种植园；能征服非洲和亚洲的巨大殖民地；然后，能编造出种族优越的神话，以使他们的最高领主和最高统治者的权位合理化。

　　罗得斯公开宣布：“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等的种族，我们在世界上占据的地区越多，对人类越有利。”这种自命不凡的样子可能比经济剥削更激起有色人种的愤怒——近几十年来尤其如此，因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一个种族在智力上优于其他任何种族。
　　目前的种族关系因国家的不同而迥然相异。
　　处于一个极端的是夏威夷和巴西，在那里，种族混合十分广泛，而且正在继续进行，因此，种族歧视较少。处于另一极端的是南非，南非实施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正在迅速地使北面的黑非洲开始持敌对态度，而且很快遭到了全世界舆论的反对。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美国，在美国，黑人的地位近几十年来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各种因素的结合现已引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权运动。

　　这种黑人运动的高涨十分明显，它打破了美国社会传统的自满情绪，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
　　种族冲突的一个新特点是，它现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种族纠纷被认为纯粹是有关国家的事情，但今天，情况已不再如此。
　　各种事件，无论是发生在南非矿山、美国校园还是英国工业城镇里，都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有关种族歧视或暴力行动的报道在非西方地区的人民大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在马来亚，美国边远落后地区的黑人将他们的黑人聚居区看作是受剥削的殖民地，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受压迫的殖民地居民。
　　苏联人在进行多年的反西方“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者”的刺耳宣传后，现在自己也在经历亚非学生在苏联城市中举行的示威游行，这些学生打着诸如“莫斯科是第二个亚拉巴马”之类的标语，抗议苏联的种族主义。现在的危险是世界范围的反殖民主义将越来越带有反对白人的特色，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英国著名的权威人土巴巴拉·沃德说：

　　目前，大多数西方人认为种族问题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非洲血统的男子和妇女在非洲或美国能否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
　　但是，这种意法可能已过时。现在的问题不再是非洲人能否获得平等，而是变成一个更大的疑问：白种人的男子和妇女是否将失去平等。人类在经过300年的白人统治之后是否将平安进入种族平等的社会，这一点还无法确定。
　　富国和穷国　近代以前，西欧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而是一个不发达地区。11世纪，中国生产的铁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合在一起生产的铁的两倍半。到12世纪时，中国几大城市各拥有人口1300万左右，相当于当时整个英格兰的人口。
　　1203年，当西欧人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对“那些高大的城墙和巨大的塔楼……那些富丽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充满敬畏之心，“这类建筑如此之多，若非亲眼看见，真教人难以置信。”在近代，这一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刺激作用和利润以及对整块整块大陆的拓居和开发。因此今天，世界工业总产量的90%来自欧洲和由欧洲民族占据的地区。

　　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平均年收入约200美元，而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平均年收入高达2400美元，如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占多数的穷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纬30度以南地区，这一全球的经济上的划分是纬度方向上的。这种以经济方式作出的全球的南北划分在许多方面比根据国界或意识形态集团作出的传统划分更有意义。
　　世界不仅分成了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年收入在200美元以下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大约仅为2%左右，而较富裕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通常为前者的两倍甚至两倍以上。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出生率的不同。一般地说，穷国的出生率高，富国的出生率低。经济增长率2%而出生率2—3%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变或下降，经济增长率4%而出生率约1%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另一原因是文盲率为60%或60%以上的不发达国家缺乏受过专门培养的人才，而培养出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专业人员比扫盲更难。最后，全球的不平衡还起因于歧视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协定。不发达国家生产的粮食和原料的价格趋于下降，而它们购买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趋于上涨。

　　这损害了不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因此，它们今天以一定数量的原料换得的工业品比10年前大约少三分之一。

            《全球通史》 第250节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两次会议分别于1964年和1968年召开，但是，用出席1968年会议的巴西代表的话来说，这两次会议的给果仅仅是“含糊的许诺和友好的表白。……因此，我们几乎还处在4年前所处的状况中，我们中的有些人可能还认为我们实际上已远远落后于我们1964年时所处的状况。”因此，如表1所表明的那样，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继续存在，伦敦《经济学家》警告说，最终结果也许是“白人的1789年”。表1　世界的不平衡：富国和穷国——1970年（表中数字表示世界总数的百分数）发达世界 

　　（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
　　西欧、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欧洲和苏联拉丁美洲非洲
　　人口18.011.06.58.5 
　　国民总产值45.030.08.03.5 
　　粮食35.023.06.56.0 
　　识字的人96.0906719.O

　　近东远东（不包括中国）中国 
　　人口3.531.022.0 
　　国民总产值7.53.52.5 
　　粮食2.514.013.0 
　　识字的人36.040.050.0 

　　世界大同中的民族主义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已声明；“几内亚宁愿要贫穷中的自由，也不要卑屈中的富裕。”这一口号清楚地表明了当今时代的一个矛盾和问题——民族主义正在一个在其他方面均日趋统一的世界中迅速发展。
　　这个问题也可直接归因于欧洲的影响，因为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并随着欧洲的扩张而传播到全世界。事实上，民族的团结和好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能成功地建立起他们对全球的统治。征服者的专城努力和冷酷无情使他们能轻易地在美洲大陆取得胜利，这种专诚努力和冷酷无情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招致毁灭的不团结和软弱无力的抵抗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小撮英国人之所以能征服印度次大陆，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占优势，不如说是因为印度当时缺乏一种把所有印度人团结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不能结成反对西方入侵者的统一战线。如果印度人当时受到民族意识的激励，情况就会完全不同，相反，如果少数印度冒险家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少数英国冒险家出现在印度，其反应也会完全不同。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孙中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抱怨说，他的同胞“只有家庭和家族的团结；没有民族精神”，因此。

　　他们“只是一盘散沙”，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
　　然而，正如拿破仑的征服刺激了欧洲的民族主义那样，欧洲的征服也刺激了海外的民族主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了殖民地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动乱。
　　但是，帝国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的海外民族主义已得到满足，也不意味着政治稳定已得到保障。相反，民族主义似乎又繁殖了民族主义。英国统治的结束导致了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锡兰的僧加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
　　同样，肯尼亚总理乔莫·肯雅塔于1964年宣布，他的政府“决不答应作任何止步，决不答应交出一寸领土”给邻近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对索马里对他的欧加登省提出的主权要求作了同样的答复。于是，非洲诸新国家准备为保护各自的边界不受侵犯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虽然这些边界是人为的、是19世纪欧洲南国主义者在几乎不考虑当地民族和资源的情况下划定的。

　　与此同时，老民族国正牢牢抓住各自的国家主权不放。的确，由于这些国家的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痛苦早已过去，它们这时能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种种热烈的表现进行诋毁和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的确，在欧洲，共同市场需要成员国在有限的范围内放弃某些国家特权，但是，共同市场决不在重大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证明自己的存在。

　　因此，苏伊士危机和古巴危机揭示出，在发生关系重大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时，大国总是准备不与盟国或联合国商量就单方面地采取行动。这些危机的过稷清楚地表明了在原子时代中这种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的实质。
　　科学的潘多拉盒子　1962年7月9日夜晚，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约翰斯顿岛上引爆了一颗氢弹，其爆炸力相当于200万吨梯恩梯炸药。
　　整个天空都亮了起来，红色、紫色、桔黄色和白色的光芒交织在一起，象令人眼花缘乱的万花筒，持续了15分钟。2000哩以外的美属萨摩亚群岛上的土著都惊慌地冲进家里或教堂里去祈祷。当他们得知这种可怕的空中景观的起因时，纷纷说道：“疯狂的白人。”
　　比这些萨摩亚岛人老练的其他目击者大体上作出了同样的反应。这次爆炸同前前后后的其他爆炸一起提出了有关科学及其前景的根本问题。科学无疑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伟大成就。
　　但现在，它不是已成为潘多拉盒子了吗？不是已代表对人类的一种无法控制的威胁吗？
　　这个问题的实质远不仅仅是核爆炸。在整个历史上，技术的变革已对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农业革命使人类的人口大大增加，并迫使人类适应定居的生活方式，最终信奉新的上帝，逐渐建立起具有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
　　同样，工业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带来了与工厂和新的工业城镇有关的种种问题。今天，随着核力量、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和航天科学的出现，我们正在经历实际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最终至少产生与第一次革命同样深远的影响。

　　此外，应该注意到，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何等迅速地加快。
　　人类大约经过了100万年才达到农业革命，但是，仅仅再过10000年便达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仅仅再过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就达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不知道还将从这里到达何处，但的确知道我们将很快到达那里。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为促进科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过去出生的科学家中，有90%的人如今仍在世并在工作。1970年这一年，美国花在科研上的费用比从美国革命到1945年这整个时期内所花的费用还要多。无疑，科学是当今时代的标志。
　　如果金字塔是古埃及的象征，如果巴黎圣母院是中世纪西方的象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相应的象征便是高能加速器和强力流研究反应器，以及伴随而来的技术象征如自动化工厂和宇宙飞船。
　　科学技术的这种高速发展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能否柔顺到足以适应一种他们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并在许多情况下予以污染的环境。人类能改变自己传统的习惯和制度以妥善处理作为科学技术有害的副产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大量难以对付的问题吗？以下是若干例子：

　　自然界的失去平衡　现代技术正在创造无数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在自然环境中，还在人类组织中结合起来，引起目前几乎还不甚了然的种种反应。
　　辐射是一个已受到关心的主要原因，但它只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在城市里，有来自工厂和汽车的废气，在农村，则有施进田里、然后溶进河溪里的灭草剂和杀虫剂。生态学，即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人越来越关心的一门学科。
　　人口爆炸　在整个历史上，阻止人口下降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问题。今天，由于医学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个问题变成完全相反的问题——如何控制正在阻止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给富裕国家造成严重问题的人口爆炸。
　　城市化的问题　整个世界，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人们正在离开农村，涌进城市。这种迁移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世纪的海外迁移。由此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失业、令人难以忍受的贫民窟、交通拥挤、传统生活习惯的中断、由不断增长的希望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之间的差距引起的日趋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同样令人吃惊。

　　可怕的开端　科学家正开始创造人造生命，期望最终能人为地培育出有才智的动物。现在，科学家还懂得了那些为制造自动检修的机器和自动再生产的机器提供根据的一般原理，因此，有些科学家认为，他们最终能制造出这种比人更聪明、更能干的机器。除这些人工创造物外，人类还越来越能够通过精液冷冻库和操纵脱氧核额核酸分子来控制人类自己的遗传特性。

　　精液冷冻库开辟了让不仅为空间、而且为时间所分隔的双亲生育后代的可能性，而操纵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则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例如，对人类遗传特性的控制是否应系统地进行？如果应系统地进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蘑菇状云　自广岛、长崎事件以来，全世界的人一直在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争，由于氢弹的威力超过了最初的原子弹，这种担心已大得教人无法想象。现在，核武器的储备已达到这样的程度：据估计，美国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苏联1250次，苏联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美国145次。与核战争的幽灵同样折磨人的是不少国家将多得骇人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目的。

　　在美国，大约国民总产值的10%、全部劳动力的9%、联邦预算的50%、科学家和工程师的60%被直接或间接地用在国防方面。美苏两国的军费合在一起相当于人均年收入在100美元或100美元以下的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的年度总收入。如果一位观察家在月亮上观察地球，他很可能会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军火库、空空的食品室、到处布满恐怖的古怪星球。
 
            《全球通史》 第251节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科学技术的传播已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环境，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早先的人类必须面对自然环境，但主要是作为个人——农夫、猎人或渔民——来对付大自然。今天，新环境和新问题使个人的行动和解决办法无济于事；它们需要人类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与较早的几个时期大不相同，现在需要的是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这立刻引起了与管辖相对的自由的问题，即以人身自由和个人主动权为一方面、以社会组织和纪律为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已是现代社会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很可能在将来导致更紧张的局势。
　　二、二十世纪的希望
　　全球的责任　人类今天的危险状况反映在对当代问题的上述分析之中，其实，当代问题的数量还可以大大地予以增加。不过，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来说，也都存在着一个希望——一个如果得到承认和鼓励便有可能给未来留下印记的希望。例如，汤因比曾说道：“人们将记住我们这个时代，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恐怖的罪恶，也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惊讶的发明，而是因为它是自大约五、六千年以前文明起始以来的第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敢于认为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是行得通的。”这种由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组成的观念的确存在，应该同诸如种族冲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趋势一起得到承认。这种观念是从人们承认对本国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负有责任开始的。迟至1839年，英国议会还只为全国的学校拨款15万美元，而为照料维多利亚女王的马匹拨款35万美元。

　　赞成大众教育制度的改革者们被指责为危及社会基础的幻想家。但今天，这同一个英国却已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它承担了照顾其公民“毕生”福利的责任。
　　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
　　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但在本世纪初，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发达国家会每年对外援助几十亿美元。即便这种援助决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利他主义的。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证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权和安全权、迁移和居住的自由权、财产所有权、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权、教育权、工作权和适当的生活标准。
　　贫困的终止　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
　　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已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这并不是否认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饿着肚子睡觉。
　　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于14世纪中叶，当时，欧洲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夺去了生命。这也不同于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1876年，500万印度人饿死。瘟疫和饥荒的这些牺牲品不可能得救，因为人类当时极度缺乏必要的医学和农业知识。
　　今天，仍有数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牺牲品，但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政治和体制方面的种种障碍。生产能力巨大的、不断加快的增长正在使人类至少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摆脱有史以来一直在折磨人类的种种灾难。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可与农业的发展或文明的到来相媲美。

　　人类的觉醒　当前全世界各民族的觉醒同样重要，因为这种觉醒是有效地利用技术潜力的先决条件。这种大规模的动荡有许多历史的根源，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思想意识的传播、现代运输工具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表明贫穷和苦难不是人类天意注定的命运的富裕社会的影响。因此，爆发了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的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爆发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的革命。

　　这种革命解释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63个国家赢得独立这种惊人的景况。种种“变革之风”确已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吹了起来。现在，它们仍在以几乎没有衰减的力量不停地吹，每天有关暴动和革命的重要新闻报道可表明这一点。
　　一些怀念过去当主人、做老爷的美好时光的人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另一些担心偏执的、易引起分裂的新民族主义在日益扩散的人也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但是，这种觉醒所意味的远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极度表现。它还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观察生活的方式。
　　它承认社会变革是合乎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它认为个人能够并应该参与和促成这种变革。它希望得到新的必需品和物质享受，确信苦难不是天灾。
　　最后，它坚信所有公民都应该有机会学习和提高自己，这种机会不是取决于他们的钱财或社会等级，而是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努力。
　　科学的神灯　这所以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还因为人类的认识——对人类本身和人类过去的认识，对人类周围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在迅速发展。在上个世纪中，由于人类学、考古学、生理学和其他许多学科的进步，人们得到了有关人类本身的可靠资料。
　　同样，在上个世纪中，人们还收集到了相当多的有关人类过去的资料。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在所具备的历史知识的范围和关心历史的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亚洲、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就它们的观点而言基本上是非历史的。

　　总的来说，它们的作家对过去如同对将来一样几乎不感兴趣：古代历史学家中最无偏见的修昔底的在开始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说道，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令人惊讶但又不可否认的是，对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早期历史，我们远比这些民族自己了解得还多。
　　比对过去的新认识更引人注目的是对物质世界的新的认识和掌握。
　　哥白尼的工作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隔不到400年，即大约6个正常生命期。然而，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科学已从少数热心之士的一种秘密的业余爱好发展成文明的支配力量。而且，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正在对人文主义研究和人文学科作出重要的贡献。
　　碳-14年代测定法大大地帮助了考古学家的工作：X射线荧光光谱法证实了辟尔唐人的颅骨和颚骨是伪造的；计算机已能解释玛雅人的象形文字，而且现在正开始用来翻译各种外语。尽管有这些成就，科学仍常常被看作是带来威胁的、无法控制的潘多拉盒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学已把人类引入以上所述的可怕的开端。
　　但是，又存在着希望：这些开端除了因它们所引起的新危险而使人畏怯外，还因它们所展示的新前景而令人敬畏。原子能可摧毁人类，但又能改变全球的生活环境。火箭可用于洲际战争，但也能用来载人绕地球飞行和飞往其他星球。
　　遗传特性的控制提出了一些令人惊恐的问题，但又产生了种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科学家现在期望在以后几十年中使以下所述的成为事实：
　　自动导向汽车和原子能火车
　　通过无线电将原动能传送给飞机

　　横贯寒冷的海洋、改变世界气候的气候坝
　　将浅海改变成海上农场
　　勘探地壳深处的自动采矿机
　　生产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淡水的脱盐法
　　产生无限能量的核聚变

　　在登月后进行广泛的宇宙空间探索
　　因此，科学既能成为潘多拉盆子，又能成为神灯。1984年可以是一个坏年份，也可以是一个好年份。选择权掌握在人类手中，因为科学是中立的。
　　三、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有着重大问题和重大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危险和巨大潜力的时代。这不是一种使人安宁和舒适的形势，而是一种令人不安和不舒适的形势。
　　但是，这是过去所有伟大时代的特征。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在所赞颂和怀恋的过去那些“黄金”时代极为相似。每个黄金时代都有紧张、危险和恐惧这类成分。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例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曾面临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十分相似的许多危险。首先，当时存在着接连不断的战争威胁或战争现实。

　　英国人不得不勇敢地对付欧洲头号军事强国——对英国构成威胁的西班牙，不得不为保护他们的特权而进行冷战和热战。这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时代，这种混乱是由从传统的自然农业向大规模的畜牧业和羊毛生产的转变引起的。由此产生的圈地迫使成千成万的自耕农流落大路旁，在那里，他们被当作游民抓起来。
　　这些“乞丐”的苦境可从下面这首儿歌中看出来：听！听！听！狗儿叫；乞丐们进城了。
　　有人给他们白面包，有人给他们黑面包，
　　有人用马鞭使劲拍，把他们赶出城外了。
 
            《全球通史》 第252节    

　　伊丽莎白黄金时代也有可与今天相比的“宇宙空间探索”。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了新大陆和新海洋，哥白尼和伽利略使地球离开了宇宙的中心。
　　这种视界的开阔要求对传统的定论和假设进行通常是令人不安的修正。约翰·多恩象现代诗人一样表达了他的忧虑，他写道：
　　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调了；
　　到处都在提供机会，一切都互相关联。

　　最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还生活在经常破坏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鼠疫的阴影厂。诗人和说教者者在翻来覆去地说死亡已迫在眉睫，它会立刻把“你漂亮的面孔、美丽的鼻子、明亮的眼睛、雪白的手、优美的身材”变成“泥土、灰末、尘埃和蠕虫的食物。”当今世界的确在担心会发生一场热核大屠杀。但是，这种情况也许可与部铎时代的英国相比；在都铎时代的英国，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几乎每一种想象都带有一种恋尸癖的色彩。”

　　因此，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并非与今天过于不同的时代。
　　他们经历了冷战和热战、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令人不安的智力挑战和一再发生的鼠疫。如果他们当初放弃希望、陷于绝望，那是可以理解的。回顾过去，很清楚，如果当初出现这样的反应，那是无益的、会带来灾难的。
　　20世纪后半世纪这一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将来的历史学家也完全有可能认为这个时期是又一个黄金时代，不过它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黄金时代。现在对将来抱有更大的希望，今天的历史舞台已不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半岛，也不是北海中的一座岛屿，而是整个地球本身——不久以后将更大。
　　既然人类已离开其无数代的祖先爬行过的这一地球的表面，登上了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也人类就已到达其生涯中的一个新舞台。正如哥伦布、达·伽马和其他探险者的发现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一样，现在的宇宙空间探索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影响。探索中会发现什么、这些发现会带来什么影响，目前尚不能预知，正如没有人能预见到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西班牙帕格斯起程远航的结果一样。

　　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人类现在正在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类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几乎是出乎意料的。
　　其实，人类是否将实现这一令人眼花绦乱的希望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这既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又是一个有空前危险的时代。
　　本章标题后的问号是完全有道理的。原子时代之父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令人清醒的话：“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了除我们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们正走向空前的灾难。”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看人类的前景
　　天外来客将会发现我们的星球首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星球。

　　例如：1985年，谷物产量可以为全世界每个人提供3000卡路里的热量，或提供远远足够有余的营养。然而，那年营养不良或忍饥挨饿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每年有3500万人死于与饥饿有关的疾病，而另外有7亿人营养不良。
　　再如：1985年7月历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已研制出一种药物可以治愈“处于死亡边缘”的那些非洲嗜眠症患者。但是，同期的这份报纸又报道说，“各种新的核武器正在高速设计、研制和试爆”，其中包括各种钴弹、中子弹、X射线弹头、低残留炸弹、反卫星武器、X射线激光器、电磁脉冲炸弹（EMP）、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γ射线激光器、反物质炸弹以及“自动制导炸弹”。

　　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如此触目惊心和危机四伏的自相矛盾之中呢？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没能适应为第二次产业革命所迅速改变的世界。
　　对于人类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困境。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技术革命的历史，技术革命要求进行相应的社会革命，而同时代人则不愿进行这样的革命。多少世纪以来的根本问题是，技术革命一直受人欢迎，因为它促使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但是，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技术革命——无论是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前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抑或是今天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都导致社会分裂，这种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维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实行变革。然而，这种社会变革总是遭到人们的拼命抵制，其激烈程度一如人们之热烈欢迎技术变革。正是由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所产生的时间滞差，才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

　　为什么这种时间滞差持续如此之久呢？归根结底，人类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大脑，尤其是大脑皮层的前部，这一部分的容量在过去几百万年增长了一倍。正是大脑皮层赋予了人类特有的判断能力，预见其行为后果和按照目的支配其行为的能力，这赋予人类以巨大的生存优势，并使人类战胜其他数千种与其竞争的物种，尽管其体质虚弱。从理论上说，人类这种判断能力不仅可促进人类擅长的技术变革，而且也可促进其迟滞不前的社会变革。

　　但是，现存的体制和习惯总是受到历史传统、启蒙教育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因此，对社会现状提出挑战总要遇到排斥、恐吓甚至迫害，很少有人能够或者愿意忍受这些。另外还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作用，这种集团顾名思义必然会因社会变革而丧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总是反对变革。
　　他们的反对通常总能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具有雄厚的财力和良好的组织，而且因为他们利用人们对于社会革新的普遍厌恶态度。因此离经叛道者就被轻易地孤立起来，并且身上被打上亵读神圣、颠覆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对社会构成危险的烙印。
　　社会变革迟滞性这一不利影响在过去之所以被人们所承受，是因为技术革命并非迅猛到势不可挡的地步。
　　然而这种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混过去的传统策略已经过时。首先，现在的技术变革象一股汹涌的急流，不仅新发明的数量急遍增加，而且从发明、应用到市场销售的整个过程大大缩短。其次，当今的技术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仅局限于西欧。
　　再次，最新的科学发现，如核能、计算机以及遗传工程的动力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两个世纪以前英国发明的纺纱机和织布机。因此，1969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警告说，立即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是当务之急。他说：“我并不想耸人听闻，但从我在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上所能获得的信息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合国各成员国还剩下大约十年时间来缓和他们各自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

　　开展全球合作以控制军备竞赛，改善人类环境，防止人口爆炸以及提供各种发展项目所必需的经费。如果这样的全球合作在下一个十年里还没有迅速开展的活，那么恐怕我所提及的这些问题将会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至于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吴丹宽限的十年期早已过去，而他所警告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军备竞赛问题从那时起已变得十分严重。

　　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地球不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个发发可危的星球。
　　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历史学家象气象学家一样，面前只有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晶球。尽管未来的特定事件无法预见，但是，倘若对世界历史具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我们就能根据各种历史模式来洞察未来的一般趋势。
　　所以，倘若同意吴丹提出的警告并接受他提出的适度的目标，我们就能得出关于2O世纪末人类前景的若干结论。
　　首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正受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前者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正在改变着社会，而后者正在唤醒和激励人们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种革命将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这两种革命都明确反映了西方的胜利，因为它们都是近代早期科学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的继续和扩大。但同样清楚的是，这两种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为西方所创造的这种新世界已不再显示其在全球军事和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就在数年前，报纸上还充斥着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标题新闻，而今日的电视屏幕已尽是关于那些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不存在的国家的革命、饥荒和财政危机等情况的报道。

　　第三，在全球的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纵览世界历史，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过持续了25年。粗看起来，跟着到来的似乎是美苏两极对立的时代，但是这种局面原来更为短命。

            《全球通史》 第253节    

　　随着中国形成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在越南的挫败，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正为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韦和尼加拉瓜的动乱，美苏两极对立业已烟消云散。取代全球霸权或全球两极对立格局的，正如周恩来总理一语破的所指出，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空前大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北南矛盾（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西西矛盾（美国和正在蓬勃发展的西欧与日本之间的经济竞争）、东东矛盾（苏联和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以及中国和越南之间公开和非公开的冲突）以及东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尽的第一次冷战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战）。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世界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纪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典范。即使是那些倡导反对西方统治的殖民地领导人，他们都要求用以欧洲母国为典范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来取代西方的殖民统治。
　　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许要加上第二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人们已不再同意诸如延续持久的家族结构、庇护关系、氏族和部落忠诚以及象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那样土生土长的宗教运动之类的“传统”制度注定是历史的糟粕的观点。1980年伊朗人质危机时，墨西哥外交家来小说家富恩特斯（C·Fuentes）针对当时情况所说的一段话反映了这种文化发展地区自主的坚定态度，他说：“我了解今天的伊朗，并且我能够了解1915年的墨西哥。

　　我们有潘乔·维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萨罗。当时是一片混乱，并且经过数年才得以安定下来，但是却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么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发展的话，那就是人民决定不再简单接受两种进步发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找能将技术力量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

　　地区自主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聚居着50亿毛泽东主义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的世界，必定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幸运的是，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当前的各种问题困扰着所有的社会，已经到了非进行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纵览当今世界，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从美国到瑞典，再到日本，还是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再到北朝鲜，抑或是在第三世界内部，从秘鲁到坦桑尼亚，再到印度尼西亚，都广泛存在着差异。在这样一个活跃多变的世界里，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可能成为大家共同的知识财富，人们加以讨论、学习、采用或予以抛弃。最终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

　　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的法则在文化领域中也会起作用。
　　然而，当前对人类未来的思索更多地集中于核毁灭的危险，而不是杂交优势的期望。因此，诸多战略的推行都是为了避免危险而实现希望。
　　从全体人类的观点而不是某一民族或某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来考察这些战略，它们可以归纳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哲学。倘将这两种哲学简化到标语的程度，则分别可称之为“大体尚好”哲学和“悬崖勒马”哲学。将前一种哲学的乐观派对当前趋势一般表示满意，持后一种哲学的悲观派则认为当前人类发展趋势会走向自我毁灭，因而必须悬崖勒马以避免全球大灾难。

　　这两种哲学的直接对立明显地表现在对待两大基本问题，即生态环境恶化和核威胁问题的态度上。关于生态环境，乐观派坚持认为技术造就了现代文明，并且可以依赖技术来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各种问题。
　　与此针锋相对的那些持“悬崖勒马”哲学的斗士们认为，技术确实有作用，但是它不能单独承担生产和消费的无限增长。
　　发达国家的公民现在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舒适，但他们这样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得益于技术事业。同样不可缺少的是，他们不但利用了过去已贮藏几百万年的有限矿物能源，而且以矿石、表土和地下水的形式支用了未来的资源。我们今天之所以生活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不久前学会转化和消费过去和未来的资源。
　　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便在生态账户上不断地赊账，这生态环境是自古以来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但是未来我们不能继续无限土地亨受这种恩泽。甘地曾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大自然能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但不能满足人类的所有欲望，尤其是在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性膨胀的时候。。
　　《致总统（吉米·卡特）的2000年全球报告》在对本世纪末的世界情况作如下的预测时也表述了这种观点：“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2000年时世界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社会混乱将比现在更为严重。……如果要避免日益严重的贫困和人类的痛苦，防止环境的恶化，缓解国际紧张关系和冲突，那么就必须具有新的充满活力的、坚定不移的主动创业精神。而这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乐观派和悲观派的直接冲突不仅表现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而且反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在这里，乐观波同样赞成“维持原状”，而这种看法意味着遵循古老的遗训，即“维护和平、防止战争”。广岛和长崎的创伤曾使某些人一时犹豫不决，但冷战又迅速恢复了他们备战的信心。
　　两个超级大国很快发现他们都已陷于行动——反应的恶性循环中。当一方研制出一种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则尽可能快地研制出一种类似的武器系统加以回击——其结果是，由于军备竞赛，今天全球武库中已积聚了5万件核武器。原子弹：美国1945年，苏联1949年。
　　洲际轰炸机：美国1948年，苏联1955年。
　　热核炸弹：美国1952年，苏联1953年。
　　洲际弹道导弹（ICBM）：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人造卫星：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照相侦察卫星：美国1959年，苏联1962年。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美国1960年，苏联1968年。
　　多弹头导弹（MRV）：美国1966年，苏联1968年。
　　反弹道导弹（ABM）：苏联1968年，美国1972年。
　　多弹头分导式导弹（MIRV）：美国1970年，苏联1975年。
　　远程巡航导弹：美国1982年，苏联1984年。
　　新型战略轰炸机：美国1985年，苏联1987年。

　　自动升级军备竞赛的最新进展是发起战略防御或称“星球大战”计划。这代表了最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一种旨在抵消迄今为止的所有核武器的新型武器系统。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我要求我国科学界提供使所有这些核武器变为无效和过时的方法。”但是，正如甲的恐怖分子对乙来说是自由战士一样，因此，乙的战略防御武器对甲来说则是战略进攻武器。苏联科学家宣称，星球大战武器系统刚一建立，他们就已掌握“一种有效对抗手段”的技术。

　　这种狂热的、自动升级的战争准备在“悬崖勒马”哲学倡导者看来，并不是和平的序曲而是核毁灭的前奏。
　　这一结论是基于他们与技术乐观源看法根本不同的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分析。这种分析的基本主张首先是，在现代，人类已经从“零和关系”发展到“非零和全球关系”。也就是说，以往人类始终生活在短缺世界中。
　　由于技术的落后，所有工业化之前的文明社会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用于粮食生产，而只剩很少的劳力从事其他劳作或应急。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损人利己的争夺。它造成了一个“零和关系”的世界，即一国胜利，另一国就失败。
　　在这种世界中，战争准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战争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合理工具，因为战胜国通常能够依靠成功的战争而崛起成为强国。所以，德国在打败法国（1870-1871年）及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之后，美国在打败墨西哥（1816-1845年）及吞并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之后，便都自然成为强国。
　　相比较而言，20世纪的世界则完全不同，因为它已成为一个“非零和关系”的世界。

　　在这种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赢就是全输。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有两项重大的事态发展。首先，早期的产业革命及其节省劳力的技术，当前的产业革命及其替代劳力的技术，已使世界能够生产足够的农业和工业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类的需求，尽管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类的欲望。
　　其次，发动战争将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归于尽，因为其前景是一场核毁灭。在这种根本变化的新形势下，“悬崖勒马”哲学的倡导者坚持认为，倘人类停留在从1945年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到未来可能爆发的星球大战的升级过程中，就不啻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灭绝升级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体灭绝。
　　爱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众演讲中就曾这样认为：“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除我们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将日渐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为了制止人类这种发展趋势，爱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写科学论著，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他这样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全球通史》 第254节    

　　这位原子时代之父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而不为众人所周知的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将军提出的相同的观点，1918年11月10日，他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密，但却屏弃了耶稣的训喻。
　　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
　　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这就是今天全体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前景。这种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是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虑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
　　但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时代的情况无不如此，并且必然如此。因为伟大的时代顾名思义就是转折的时代。这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其时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

　　世界历史上所有的黄金时代都是紧张和恐惧的时代，伯里克利的雅典，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无不如此。
　　当今时代同样如此，虽然存在两个重大区别：一是当今时代的变革不仅仅影响象英国这样的小岛，以及象希腊或意大利这样的狭小半岛，而是影响整个地球及其所有的居民；二是当今时代的希望和危险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人类还从未看到展现在他们面前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但人类同样也从未见识过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蘑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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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有时候，在恐怖时刻，我总要怀疑是否有理由希望人这样的动物继续生存下去。伯特兰特·罗素
　　当今世界实质上是欧洲的扩张和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所激起的反应的产物。影响和反应已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引起了众多的问题，也产生了许多希望。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今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实际上都在经历变革。
　　确切地说，每个时代都是一个过渡期。但今天，变化的过程在速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却是空前的。这必然导致混乱和不幸，但也展现了新的前景，揭示了新的机会。
　　本章首先考察各种问题，然后讨论种种希望，最后探讨决算表根据调查人类过去500年历史后得出的观点深讨未来的前途。
　　一、二十世纪的问题

　　种族冲突　欧洲扩张的一个明显的但却常被忽视的结果是人类各种族的混合（见图“世界的种族分布”）。1500年以前，黑人集中在非洲；蒙古种人集中在中亚、北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种人集中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
　　1500年以后，由于自愿的和被迫的大规模迁移，这种种族隔离的状况逐渐有了改变。今天，在南北美洲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种族混合，在非洲、中亚和西伯利亚也有较小程度的种族混合（见第九章第二节）。
　　有种族混合的地方自然远比几乎没有种族接触的地方更有可能发生种族冲突。
　　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战前，英国几乎没有种族纠纷。但战后，除不少黑人从英属西印度群岛迁入英国外，还有相当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移居英国。
　　英国的某些城市中心首次出现了很大的有色人种的居住区。英国第一次经历了突然发生的种族暴力行动。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世界种族地图上的变化使种族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的确，引起冲突的是欧洲扩张的环境——即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欧洲人享有技术和军事优势，他们能占领人烟较稀少的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能将数百万非洲人运到新大陆的奴隶种植园；能征服非洲和亚洲的巨大殖民地；然后，能编造出种族优越的神话，以使他们的最高领主和最高统治者的权位合理化。罗得斯公开宣布：“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等的种族，我们在世界上占据的地区越多，对人类越有利。”这种自命不凡的样子可能比经济剥削更激起有色人种的愤怒——近几十年来尤其如此，因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一个种族在智力上优于其他任何种族。

　　目前的种族关系因国家的不同而迥然相异。处于一个极端的是夏威夷和巴西，在那里，种族混合十分广泛，而且正在继续进行，因此，种族歧视较少。处于另一极端的是南非，南非实施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正在迅速地使北面的黑非洲开始持敌对态度，而且很快遭到了全世界舆论的反对。
　　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美国，在美国，黑人的地位近几十年来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各种因素的结合现已引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权运动。这种黑人运动的高涨十分明显，它打破了美国社会传统的自满情绪，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
　　种族冲突的一个新特点是，它现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全球性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种族纠纷被认为纯粹是有关国家的事情，但今天，情况已不再如此。各种事件，无论是发生在南非矿山、美国校园还是英国工业城镇里，都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有关种族歧视或暴力行动的报道在非西方地区的人民大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
　　在马来亚，美国边远落后地区的黑人将他们的黑人聚居区看作是受剥削的殖民地，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受压迫的殖民地居民。苏联人在进行多年的反西方“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者”的刺耳宣传后，现在自己也在经历亚非学生在苏联城市中举行的示威游行，这些学生打着诸如“莫斯科是第二个亚拉巴马”之类的标语，抗议苏联的种族主义。现在的危险是世界范围的反殖民主义将越来越带有反对白人的特色，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

　　英国著名的权威人土巴巴拉·沃德说：
　　目前，大多数西方人认为种族问题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非洲血统的男子和妇女在非洲或美国能否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这种意法可能已过时。现在的问题不再是非洲人能否获得平等，而是变成一个更大的疑问：白种人的男子和妇女是否将失去平等。
　　人类在经过300年的白人统治之后是否将平安进入种族平等的社会，这一点还无法确定。富国和穷国　近代以前，西欧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而是一个不发达地区。11世纪，中国生产的铁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合在一起生产的铁的两倍半。
　　到12世纪时，中国几大城市各拥有人口1300万左右，相当于当时整个英格兰的人口。1203年，当西欧人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对“那些高大的城墙和巨大的塔楼……那些富丽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充满敬畏之心，“这类建筑如此之多，若非亲眼看见，真教人难以置信。”在近代，这一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刺激作用和利润以及对整块整块大陆的拓居和开发。

　　因此今天，世界工业总产量的90%来自欧洲和由欧洲民族占据的地区。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平均年收入约200美元，而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平均年收入高达2400美元，如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占多数的穷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纬30度以南地区，这一全球的经济上的划分是纬度方向上的。
　　这种以经济方式作出的全球的南北划分在许多方面比根据国界或意识形态集团作出的传统划分更有意义。
　　世界不仅分成了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年收入在200美元以下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大约仅为2%左右，而较富裕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通常为前者的两倍甚至两倍以上。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出生率的不同。一般地说，穷国的出生率高，富国的出生率低。
　　经济增长率2%而出生率2—3%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变或下降，经济增长率4%而出生率约1%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另一原因是文盲率为60%或60%以上的不发达国家缺乏受过专门培养的人才，而培养出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专业人员比扫盲更难。最后，全球的不平衡还起因于歧视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协定。
　　不发达国家生产的粮食和原料的价格趋于下降，而它们购买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趋于上涨。这损害了不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因此，它们今天以一定数量的原料换得的工业品比10年前大约少三分之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两次会议分别于1964年和1968年召开，但是，用出席1968年会议的巴西代表的话来说，这两次会议的给果仅仅是“含糊的许诺和友好的表白。
 
            《全球通史》 第255节    

　　……因此，我们几乎还处在4年前所处的状况中，我们中的有些人可能还认为我们实际上已远远落后于我们1964年时所处的状况。”因此，如表1所表明的那样，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继续存在，伦敦《经济学家》警告说，最终结果也许是“白人的1789年”。表1　世界的不平衡：富国和穷国——1970年（表中数字表示世界总数的百分数）发达世界 

　　（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
　　西欧、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欧洲和苏联拉丁美洲非洲
　　人口18.011.06.58.5 
　　国民总产值45.030.08.03.5 
　　粮食35.023.06.56.0 
　　识字的人96.0906719.O
　　近东远东（不包括中国）中国 

　　人口3.531.022.0 
　　国民总产值7.53.52.5 
　　粮食2.514.013.0 
　　识字的人36.040.050.0 
　　世界大同中的民族主义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已声明；“几内亚宁愿要贫穷中的自由，也不要卑屈中的富裕。”这一口号清楚地表明了当今时代的一个矛盾和问题——民族主义正在一个在其他方面均日趋统一的世界中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可直接归因于欧洲的影响，因为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并随着欧洲的扩张而传播到全世界。事实上，民族的团结和好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能成功地建立起他们对全球的统治。

　　征服者的专城努力和冷酷无情使他们能轻易地在美洲大陆取得胜利，这种专诚努力和冷酷无情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招致毁灭的不团结和软弱无力的抵抗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小撮英国人之所以能征服印度次大陆，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占优势，不如说是因为印度当时缺乏一种把所有印度人团结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不能结成反对西方入侵者的统一战线。如果印度人当时受到民族意识的激励，情况就会完全不同，相反，如果少数印度冒险家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少数英国冒险家出现在印度，其反应也会完全不同。

　　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孙中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抱怨说，他的同胞“只有家庭和家族的团结；没有民族精神”，因此。他们“只是一盘散沙”，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
　　然而，正如拿破仑的征服刺激了欧洲的民族主义那样，欧洲的征服也刺激了海外的民族主义。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了殖民地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动乱。但是，帝国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的海外民族主义已得到满足，也不意味着政治稳定已得到保障。相反，民族主义似乎又繁殖了民族主义。
　　英国统治的结束导致了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锡兰的僧加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同样，肯尼亚总理乔莫·肯雅塔于1964年宣布，他的政府“决不答应作任何止步，决不答应交出一寸领土”给邻近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对索马里对他的欧加登省提出的主权要求作了同样的答复。

　　于是，非洲诸新国家准备为保护各自的边界不受侵犯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虽然这些边界是人为的、是19世纪欧洲南国主义者在几乎不考虑当地民族和资源的情况下划定的。
　　与此同时，老民族国正牢牢抓住各自的国家主权不放。的确，由于这些国家的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痛苦早已过去，它们这时能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种种热烈的表现进行诋毁和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
　　的确，在欧洲，共同市场需要成员国在有限的范围内放弃某些国家特权，但是，共同市场决不在重大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苏伊士危机和古巴危机揭示出，在发生关系重大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时，大国总是准备不与盟国或联合国商量就单方面地采取行动。这些危机的过稷清楚地表明了在原子时代中这种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的实质。

　　科学的潘多拉盒子　1962年7月9日夜晚，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约翰斯顿岛上引爆了一颗氢弹，其爆炸力相当于200万吨梯恩梯炸药。整个天空都亮了起来，红色、紫色、桔黄色和白色的光芒交织在一起，象令人眼花缘乱的万花筒，持续了15分钟。2000哩以外的美属萨摩亚群岛上的土著都惊慌地冲进家里或教堂里去祈祷。
　　当他们得知这种可怕的空中景观的起因时，纷纷说道：“疯狂的白人。”
　　比这些萨摩亚岛人老练的其他目击者大体上作出了同样的反应。这次爆炸同前前后后的其他爆炸一起提出了有关科学及其前景的根本问题。
　　科学无疑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伟大成就。但现在，它不是已成为潘多拉盒子了吗？不是已代表对人类的一种无法控制的威胁吗？
　　这个问题的实质远不仅仅是核爆炸。在整个历史上，技术的变革已对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农业革命使人类的人口大大增加，并迫使人类适应定居的生活方式，最终信奉新的上帝，逐渐建立起具有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同样，工业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带来了与工厂和新的工业城镇有关的种种问题。今天，随着核力量、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和航天科学的出现，我们正在经历实际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最终至少产生与第一次革命同样深远的影响。

　　此外，应该注意到，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何等迅速地加快。人类大约经过了100万年才达到农业革命，但是，仅仅再过10000年便达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仅仅再过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就达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不知道还将从这里到达何处，但的确知道我们将很快到达那里。
　　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为促进科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过去出生的科学家中，有90%的人如今仍在世并在工作。1970年这一年，美国花在科研上的费用比从美国革命到1945年这整个时期内所花的费用还要多。
　　无疑，科学是当今时代的标志。如果金字塔是古埃及的象征，如果巴黎圣母院是中世纪西方的象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相应的象征便是高能加速器和强力流研究反应器，以及伴随而来的技术象征如自动化工厂和宇宙飞船。
　　科学技术的这种高速发展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能否柔顺到足以适应一种他们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并在许多情况下予以污染的环境。
　　人类能改变自己传统的习惯和制度以妥善处理作为科学技术有害的副产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大量难以对付的问题吗？以下是若干例子：

　　自然界的失去平衡　现代技术正在创造无数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在自然环境中，还在人类组织中结合起来，引起目前几乎还不甚了然的种种反应。辐射是一个已受到关心的主要原因，但它只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在城市里，有来自工厂和汽车的废气，在农村，则有施进田里、然后溶进河溪里的灭草剂和杀虫剂。
　　生态学，即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人越来越关心的一门学科。
　　人口爆炸　在整个历史上，阻止人口下降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问题。今天，由于医学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个问题变成完全相反的问题——如何控制正在阻止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给富裕国家造成严重问题的人口爆炸。
　　城市化的问题　整个世界，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人们正在离开农村，涌进城市。这种迁移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世纪的海外迁移。
　　由此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失业、令人难以忍受的贫民窟、交通拥挤、传统生活习惯的中断、由不断增长的希望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之间的差距引起的日趋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同样令人吃惊。可怕的开端　科学家正开始创造人造生命，期望最终能人为地培育出有才智的动物。现在，科学家还懂得了那些为制造自动检修的机器和自动再生产的机器提供根据的一般原理，因此，有些科学家认为，他们最终能制造出这种比人更聪明、更能干的机器。

　　除这些人工创造物外，人类还越来越能够通过精液冷冻库和操纵脱氧核额核酸分子来控制人类自己的遗传特性。精液冷冻库开辟了让不仅为空间、而且为时间所分隔的双亲生育后代的可能性，而操纵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则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例如，对人类遗传特性的控制是否应系统地进行？如果应系统地进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蘑菇状云　自广岛、长崎事件以来，全世界的人一直在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争，由于氢弹的威力超过了最初的原子弹，这种担心已大得教人无法想象。现在，核武器的储备已达到这样的程度：据估计，美国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苏联1250次，苏联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美国145次。

　　与核战争的幽灵同样折磨人的是不少国家将多得骇人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目的。在美国，大约国民总产值的10%、全部劳动力的9%、联邦预算的50%、科学家和工程师的60%被直接或间接地用在国防方面。美苏两国的军费合在一起相当于人均年收入在100美元或100美元以下的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的年度总收入。
　　如果一位观察家在月亮上观察地球，他很可能会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军火库、空空的食品室、到处布满恐怖的古怪星球。
         
            《全球通史》 第256节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科学技术的传播已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环境，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早先的人类必须面对自然环境，但主要是作为个人——农夫、猎人或渔民——来对付大自然。
　　今天，新环境和新问题使个人的行动和解决办法无济于事；它们需要人类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与较早的几个时期大不相同，现在需要的是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这立刻引起了与管辖相对的自由的问题，即以人身自由和个人主动权为一方面、以社会组织和纪律为另一方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已是现代社会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很可能在将来导致更紧张的局势。

　　二、二十世纪的希望
　　全球的责任　人类今天的危险状况反映在对当代问题的上述分析之中，其实，当代问题的数量还可以大大地予以增加。不过，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来说，也都存在着一个希望——一个如果得到承认和鼓励便有可能给未来留下印记的希望。
　　例如，汤因比曾说道：“人们将记住我们这个时代，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恐怖的罪恶，也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惊讶的发明，而是因为它是自大约五、六千年以前文明起始以来的第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敢于认为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是行得通的。”这种由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组成的观念的确存在，应该同诸如种族冲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趋势一起得到承认。这种观念是从人们承认对本国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负有责任开始的。

　　迟至1839年，英国议会还只为全国的学校拨款15万美元，而为照料维多利亚女王的马匹拨款35万美元。赞成大众教育制度的改革者们被指责为危及社会基础的幻想家。但今天，这同一个英国却已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它承担了照顾其公民“毕生”福利的责任。
　　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但在本世纪初，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发达国家会每年对外援助几十亿美元。
　　即便这种援助决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利他主义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证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权和安全权、迁移和居住的自由权、财产所有权、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权、教育权、工作权和适当的生活标准。
　　贫困的终止　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
　　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

　　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已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这并不是否认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饿着肚子睡觉。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于14世纪中叶，当时，欧洲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夺去了生命。这也不同于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1876年，500万印度人饿死。
　　瘟疫和饥荒的这些牺牲品不可能得救，因为人类当时极度缺乏必要的医学和农业知识。今天，仍有数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牺牲品，但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政治和体制方面的种种障碍。生产能力巨大的、不断加快的增长正在使人类至少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摆脱有史以来一直在折磨人类的种种灾难。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可与农业的发展或文明的到来相媲美。
　　人类的觉醒　当前全世界各民族的觉醒同样重要，因为这种觉醒是有效地利用技术潜力的先决条件。这种大规模的动荡有许多历史的根源，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思想意识的传播、现代运输工具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表明贫穷和苦难不是人类天意注定的命运的富裕社会的影响。

　　因此，爆发了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的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爆发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的革命。这种革命解释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63个国家赢得独立这种惊人的景况。种种“变革之风”确已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吹了起来。
　　现在，它们仍在以几乎没有衰减的力量不停地吹，每天有关暴动和革命的重要新闻报道可表明这一点。
　　一些怀念过去当主人、做老爷的美好时光的人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另一些担心偏执的、易引起分裂的新民族主义在日益扩散的人也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但是，这种觉醒所意味的远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极度表现。
　　它还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观察生活的方式。它承认社会变革是合乎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它认为个人能够并应该参与和促成这种变革。
　　它希望得到新的必需品和物质享受，确信苦难不是天灾。最后，它坚信所有公民都应该有机会学习和提高自己，这种机会不是取决于他们的钱财或社会等级，而是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努力。
　　科学的神灯　这所以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还因为人类的认识——对人类本身和人类过去的认识，对人类周围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在迅速发展。

　　在上个世纪中，由于人类学、考古学、生理学和其他许多学科的进步，人们得到了有关人类本身的可靠资料。同样，在上个世纪中，人们还收集到了相当多的有关人类过去的资料。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在所具备的历史知识的范围和关心历史的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
　　亚洲、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就它们的观点而言基本上是非历史的。总的来说，它们的作家对过去如同对将来一样几乎不感兴趣：古代历史学家中最无偏见的修昔底的在开始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说道，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令人惊讶但又不可否认的是，对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早期历史，我们远比这些民族自己了解得还多。

　　比对过去的新认识更引人注目的是对物质世界的新的认识和掌握。哥白尼的工作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隔不到400年，即大约6个正常生命期。然而，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科学已从少数热心之士的一种秘密的业余爱好发展成文明的支配力量。
　　而且，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正在对人文主义研究和人文学科作出重要的贡献。碳-14年代测定法大大地帮助了考古学家的工作：X射线荧光光谱法证实了辟尔唐人的颅骨和颚骨是伪造的；计算机已能解释玛雅人的象形文字，而且现在正开始用来翻译各种外语。尽管有这些成就，科学仍常常被看作是带来威胁的、无法控制的潘多拉盒子。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学已把人类引入以上所述的可怕的开端。但是，又存在着希望：这些开端除了因它们所引起的新危险而使人畏怯外，还因它们所展示的新前景而令人敬畏。原子能可摧毁人类，但又能改变全球的生活环境。
　　火箭可用于洲际战争，但也能用来载人绕地球飞行和飞往其他星球。遗传特性的控制提出了一些令人惊恐的问题，但又产生了种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科学家现在期望在以后几十年中使以下所述的成为事实：
　　自动导向汽车和原子能火车
　　通过无线电将原动能传送给飞机
　　横贯寒冷的海洋、改变世界气候的气候坝

　　将浅海改变成海上农场
　　勘探地壳深处的自动采矿机
　　生产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淡水的脱盐法
　　产生无限能量的核聚变
　　在登月后进行广泛的宇宙空间探索

　　因此，科学既能成为潘多拉盆子，又能成为神灯。1984年可以是一个坏年份，也可以是一个好年份。选择权掌握在人类手中，因为科学是中立的。
　　三、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有着重大问题和重大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危险和巨大潜力的时代。
　　这不是一种使人安宁和舒适的形势，而是一种令人不安和不舒适的形势。但是，这是过去所有伟大时代的特征。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在所赞颂和怀恋的过去那些“黄金”时代极为相似。
　　每个黄金时代都有紧张、危险和恐惧这类成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例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曾面临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十分相似的许多危险。

　　首先，当时存在着接连不断的战争威胁或战争现实。英国人不得不勇敢地对付欧洲头号军事强国——对英国构成威胁的西班牙，不得不为保护他们的特权而进行冷战和热战。这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时代，这种混乱是由从传统的自然农业向大规模的畜牧业和羊毛生产的转变引起的。
 
            《全球通史》 第257节    

　　由此产生的圈地迫使成千成万的自耕农流落大路旁，在那里，他们被当作游民抓起来。这些“乞丐”的苦境可从下面这首儿歌中看出来：听！听！听！狗儿叫；乞丐们进城了。
　　有人给他们白面包，有人给他们黑面包，
　　有人用马鞭使劲拍，把他们赶出城外了。
　　伊丽莎白黄金时代也有可与今天相比的“宇宙空间探索”。
　　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了新大陆和新海洋，哥白尼和伽利略使地球离开了宇宙的中心。这种视界的开阔要求对传统的定论和假设进行通常是令人不安的修正。约翰·多恩象现代诗人一样表达了他的忧虑，他写道：
　　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调了；

　　到处都在提供机会，一切都互相关联。
　　最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还生活在经常破坏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鼠疫的阴影厂。
　　诗人和说教者者在翻来覆去地说死亡已迫在眉睫，它会立刻把“你漂亮的面孔、美丽的鼻子、明亮的眼睛、雪白的手、优美的身材”变成“泥土、灰末、尘埃和蠕虫的食物。”当今世界的确在担心会发生一场热核大屠杀。但是，这种情况也许可与部铎时代的英国相比；在都铎时代的英国，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几乎每一种想象都带有一种恋尸癖的色彩。”

　　因此，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并非与今天过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经历了冷战和热战、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令人不安的智力挑战和一再发生的鼠疫。如果他们当初放弃希望、陷于绝望，那是可以理解的。
　　回顾过去，很清楚，如果当初出现这样的反应，那是无益的、会带来灾难的。
　　20世纪后半世纪这一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将来的历史学家也完全有可能认为这个时期是又一个黄金时代，不过它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黄金时代。
　　现在对将来抱有更大的希望，今天的历史舞台已不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半岛，也不是北海中的一座岛屿，而是整个地球本身——不久以后将更大。既然人类已离开其无数代的祖先爬行过的这一地球的表面，登上了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也人类就已到达其生涯中的一个新舞台。正如哥伦布、达·伽马和其他探险者的发现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一样，现在的宇宙空间探索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影响。

　　探索中会发现什么、这些发现会带来什么影响，目前尚不能预知，正如没有人能预见到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西班牙帕格斯起程远航的结果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人类现在正在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类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几乎是出乎意料的。
　　其实，人类是否将实现这一令人眼花绦乱的希望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为这既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又是一个有空前危险的时代。本章标题后的问号是完全有道理的。原子时代之父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令人清醒的话：“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了除我们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们正走向空前的灾难。”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看人类的前景

　　天外来客将会发现我们的星球首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星球。例如：1985年，谷物产量可以为全世界每个人提供3000卡路里的热量，或提供远远足够有余的营养。然而，那年营养不良或忍饥挨饿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每年有3500万人死于与饥饿有关的疾病，而另外有7亿人营养不良。再如：1985年7月历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已研制出一种药物可以治愈“处于死亡边缘”的那些非洲嗜眠症患者。但是，同期的这份报纸又报道说，“各种新的核武器正在高速设计、研制和试爆”，其中包括各种钴弹、中子弹、X射线弹头、低残留炸弹、反卫星武器、X射线激光器、电磁脉冲炸弹（EMP）、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γ射线激光器、反物质炸弹以及“自动制导炸弹”。

　　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如此触目惊心和危机四伏的自相矛盾之中呢？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没能适应为第二次产业革命所迅速改变的世界。对于人类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困境。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技术革命的历史，技术革命要求进行相应的社会革命，而同时代人则不愿进行这样的革命。
　　多少世纪以来的根本问题是，技术革命一直受人欢迎，因为它促使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但是，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技术革命——无论是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前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抑或是今天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都导致社会分裂，这种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维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实行变革。然而，这种社会变革总是遭到人们的拼命抵制，其激烈程度一如人们之热烈欢迎技术变革。

　　正是由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所产生的时间滞差，才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
　　为什么这种时间滞差持续如此之久呢？归根结底，人类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大脑，尤其是大脑皮层的前部，这一部分的容量在过去几百万年增长了一倍。正是大脑皮层赋予了人类特有的判断能力，预见其行为后果和按照目的支配其行为的能力，这赋予人类以巨大的生存优势，并使人类战胜其他数千种与其竞争的物种，尽管其体质虚弱。
　　从理论上说，人类这种判断能力不仅可促进人类擅长的技术变革，而且也可促进其迟滞不前的社会变革。但是，现存的体制和习惯总是受到历史传统、启蒙教育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因此，对社会现状提出挑战总要遇到排斥、恐吓甚至迫害，很少有人能够或者愿意忍受这些。
　　另外还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作用，这种集团顾名思义必然会因社会变革而丧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总是反对变革。他们的反对通常总能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具有雄厚的财力和良好的组织，而且因为他们利用人们对于社会革新的普遍厌恶态度。因此离经叛道者就被轻易地孤立起来，并且身上被打上亵读神圣、颠覆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对社会构成危险的烙印。

　　社会变革迟滞性这一不利影响在过去之所以被人们所承受，是因为技术革命并非迅猛到势不可挡的地步。然而这种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混过去的传统策略已经过时。首先，现在的技术变革象一股汹涌的急流，不仅新发明的数量急遍增加，而且从发明、应用到市场销售的整个过程大大缩短。
　　其次，当今的技术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仅局限于西欧。再次，最新的科学发现，如核能、计算机以及遗传工程的动力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两个世纪以前英国发明的纺纱机和织布机。因此，1969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警告说，立即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是当务之急。
　　他说：“我并不想耸人听闻，但从我在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上所能获得的信息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合国各成员国还剩下大约十年时间来缓和他们各自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开展全球合作以控制军备竞赛，改善人类环境，防止人口爆炸以及提供各种发展项目所必需的经费。如果这样的全球合作在下一个十年里还没有迅速开展的活，那么恐怕我所提及的这些问题将会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至于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

　　吴丹宽限的十年期早已过去，而他所警告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军备竞赛问题从那时起已变得十分严重。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地球不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个发发可危的星球。
　　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历史学家象气象学家一样，面前只有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晶球。
　　尽管未来的特定事件无法预见，但是，倘若对世界历史具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我们就能根据各种历史模式来洞察未来的一般趋势。所以，倘若同意吴丹提出的警告并接受他提出的适度的目标，我们就能得出关于2O世纪末人类前景的若干结论。
　　首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正受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前者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正在改变着社会，而后者正在唤醒和激励人们去把握自己的生活。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种革命将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这两种革命都明确反映了西方的胜利，因为它们都是近代早期科学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的继续和扩大。但同样清楚的是，这两种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为西方所创造的这种新世界已不再显示其在全球军事和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

　　就在数年前，报纸上还充斥着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标题新闻，而今日的电视屏幕已尽是关于那些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不存在的国家的革命、饥荒和财政危机等情况的报道。第三，在全球的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纵览世界历史，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过持续了25年。
   
            《全球通史》 第258节    

　　粗看起来，跟着到来的似乎是美苏两极对立的时代，但是这种局面原来更为短命。随着中国形成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在越南的挫败，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正为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韦和尼加拉瓜的动乱，美苏两极对立业已烟消云散。取代全球霸权或全球两极对立格局的，正如周恩来总理一语破的所指出，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空前大混乱状态”。

　　这种混乱状态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北南矛盾（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西西矛盾（美国和正在蓬勃发展的西欧与日本之间的经济竞争）、东东矛盾（苏联和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以及中国和越南之间公开和非公开的冲突）以及东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尽的第一次冷战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战）。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世界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纪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典范。
　　即使是那些倡导反对西方统治的殖民地领导人，他们都要求用以欧洲母国为典范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来取代西方的殖民统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许要加上第二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人们已不再同意诸如延续持久的家族结构、庇护关系、氏族和部落忠诚以及象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那样土生土长的宗教运动之类的“传统”制度注定是历史的糟粕的观点。

　　1980年伊朗人质危机时，墨西哥外交家来小说家富恩特斯（C·Fuentes）针对当时情况所说的一段话反映了这种文化发展地区自主的坚定态度，他说：“我了解今天的伊朗，并且我能够了解1915年的墨西哥。我们有潘乔·维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萨罗。当时是一片混乱，并且经过数年才得以安定下来，但是却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么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发展的话，那就是人民决定不再简单接受两种进步发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找能将技术力量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

　　地区自主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一个聚居着50亿毛泽东主义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的世界，必定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幸运的是，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
　　当前的各种问题困扰着所有的社会，已经到了非进行改革不可的时候了。纵览当今世界，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从美国到瑞典，再到日本，还是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再到北朝鲜，抑或是在第三世界内部，从秘鲁到坦桑尼亚，再到印度尼西亚，都广泛存在着差异。在这样一个活跃多变的世界里，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可能成为大家共同的知识财富，人们加以讨论、学习、采用或予以抛弃。

　　最终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的法则在文化领域中也会起作用。
　　然而，当前对人类未来的思索更多地集中于核毁灭的危险，而不是杂交优势的期望。
　　因此，诸多战略的推行都是为了避免危险而实现希望。从全体人类的观点而不是某一民族或某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来考察这些战略，它们可以归纳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哲学。倘将这两种哲学简化到标语的程度，则分别可称之为“大体尚好”哲学和“悬崖勒马”哲学。
　　将前一种哲学的乐观派对当前趋势一般表示满意，持后一种哲学的悲观派则认为当前人类发展趋势会走向自我毁灭，因而必须悬崖勒马以避免全球大灾难。这两种哲学的直接对立明显地表现在对待两大基本问题，即生态环境恶化和核威胁问题的态度上。关于生态环境，乐观派坚持认为技术造就了现代文明，并且可以依赖技术来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各种问题。

　　与此针锋相对的那些持“悬崖勒马”哲学的斗士们认为，技术确实有作用，但是它不能单独承担生产和消费的无限增长。发达国家的公民现在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舒适，但他们这样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得益于技术事业。同样不可缺少的是，他们不但利用了过去已贮藏几百万年的有限矿物能源，而且以矿石、表土和地下水的形式支用了未来的资源。

　　我们今天之所以生活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不久前学会转化和消费过去和未来的资源。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便在生态账户上不断地赊账，这生态环境是自古以来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但是未来我们不能继续无限土地亨受这种恩泽。甘地曾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大自然能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但不能满足人类的所有欲望，尤其是在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性膨胀的时候。

　　《致总统（吉米·卡特）的2000年全球报告》在对本世纪末的世界情况作如下的预测时也表述了这种观点：“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2000年时世界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社会混乱将比现在更为严重。……如果要避免日益严重的贫困和人类的痛苦，防止环境的恶化，缓解国际紧张关系和冲突，那么就必须具有新的充满活力的、坚定不移的主动创业精神。

　　而这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乐观派和悲观派的直接冲突不仅表现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而且反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在这里，乐观波同样赞成“维持原状”，而这种看法意味着遵循古老的遗训，即“维护和平、防止战争”。
　　广岛和长崎的创伤曾使某些人一时犹豫不决，但冷战又迅速恢复了他们备战的信心。两个超级大国很快发现他们都已陷于行动——反应的恶性循环中。当一方研制出一种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则尽可能快地研制出一种类似的武器系统加以回击——其结果是，由于军备竞赛，今天全球武库中已积聚了5万件核武器。
　　原子弹：美国1945年，苏联1949年。
　　洲际轰炸机：美国1948年，苏联1955年。
　　热核炸弹：美国1952年，苏联1953年。
　　洲际弹道导弹（ICBM）：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人造卫星：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照相侦察卫星：美国1959年，苏联1962年。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美国1960年，苏联1968年。
　　多弹头导弹（MRV）：美国1966年，苏联1968年。
　　反弹道导弹（ABM）：苏联1968年，美国1972年。
　　多弹头分导式导弹（MIRV）：美国1970年，苏联1975年。
　　远程巡航导弹：美国1982年，苏联1984年。
　　新型战略轰炸机：美国1985年，苏联1987年。

　　自动升级军备竞赛的最新进展是发起战略防御或称“星球大战”计划。这代表了最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一种旨在抵消迄今为止的所有核武器的新型武器系统。
　　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我要求我国科学界提供使所有这些核武器变为无效和过时的方法。”但是，正如甲的恐怖分子对乙来说是自由战士一样，因此，乙的战略防御武器对甲来说则是战略进攻武器。苏联科学家宣称，星球大战武器系统刚一建立，他们就已掌握“一种有效对抗手段”的技术。
　　这种狂热的、自动升级的战争准备在“悬崖勒马”哲学倡导者看来，并不是和平的序曲而是核毁灭的前奏。这一结论是基于他们与技术乐观源看法根本不同的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分析。这种分析的基本主张首先是，在现代，人类已经从“零和关系”发展到“非零和全球关系”。
　　也就是说，以往人类始终生活在短缺世界中。由于技术的落后，所有工业化之前的文明社会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用于粮食生产，而只剩很少的劳力从事其他劳作或应急。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损人利己的争夺。
　　它造成了一个“零和关系”的世界，即一国胜利，另一国就失败。在这种世界中，战争准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战争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合理工具，因为战胜国通常能够依靠成功的战争而崛起成为强国。所以，德国在打败法国（1870-1871年）及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之后，美国在打败墨西哥（1816-1845年）及吞并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之后，便都自然成为强国。

　　相比较而言，20世纪的世界则完全不同，因为它已成为一个“非零和关系”的世界。在这种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赢就是全输。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有两项重大的事态发展。
　　首先，早期的产业革命及其节省劳力的技术，当前的产业革命及其替代劳力的技术，已使世界能够生产足够的农业和工业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类的需求，尽管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类的欲望。其次，发动战争将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归于尽，因为其前景是一场核毁灭。在这种根本变化的新形势下，“悬崖勒马”哲学的倡导者坚持认为，倘人类停留在从1945年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到未来可能爆发的星球大战的升级过程中，就不啻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灭绝升级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体灭绝。
          
            《全球通史》 第259节    

　　爱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众演讲中就曾这样认为：“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除我们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将日渐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为了制止人类这种发展趋势，爱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写科学论著，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他这样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

　　人类从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这位原子时代之父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而不为众人所周知的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将军提出的相同的观点，1918年11月10日，他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
　　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密，但却屏弃了耶稣的训喻。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
　　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这就是今天全体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前景。
　　这种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是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虑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时代的情况无不如此，并且必然如此。因为伟大的时代顾名思义就是转折的时代。
　　这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其时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世界历史上所有的黄金时代都是紧张和恐惧的时代，伯里克利的雅典，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无不如此。
　　当今时代同样如此，虽然存在两个重大区别：一是当今时代的变革不仅仅影响象英国这样的小岛，以及象希腊或意大利这样的狭小半岛，而是影响整个地球及其所有的居民；二是当今时代的希望和危险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人类还从未看到展现在他们面前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但人类同样也从未见识过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蘑菇云。

　　后记
　　本书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3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克拉克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教授、西北大学的荣誉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曾因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荣获古根海姆奖、福特天赋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他的著作甚多，主要有《1815－1914年的巴尔于各国》、《巴尔干联盟：现代巴尔干统一运动史》、《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现代人的史诗》、《人类的全球史》、《希腊：美国的困境和机会》、《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即将来到的黑暗时代的前途》、《全球历史：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充分发展》等。

　　本书是作者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两册。由于作者在本书中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即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本书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本书原文厚达一千余页，上起人类的起源，下迄本世纪7O年代多极世界相待时期，上下数十万年，一气呵成。
　　本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人口、移民、种族关系、道德风尚、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本书吸收了近二十年来肚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并以较大篇幅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历史，故全书读来颇觉新颖爽朗，有强烈的现实感。从文字内容来看，作者对庞杂的史料取舍恰当，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文字生动；从编写技巧来看，每章前冠以简明提要，承上启下，便于掌握线索，每章末附有选读书目，便于进一步研究（全书各章后所附选读书目，我们没有翻译，仍以原文排印，以方便读者查阅和研究），全书条理清晰，结构完整，可与一部小型的世界史百科全书相媲美。

　　本书的译校和出版，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广勇同志的具体关心和大力帮助。他还为这一中译本撰写了导言，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是分头译出的。前十章和地图部分为吴象婴所译，余下的后半部分和插图说明为梁赤民所译。第十一章前四节曾由许企平初泽，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7年7月29日于北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