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饱之需:“蒋经国年轻时就推崇民主”蒋方智怡称其晚年开放党禁是顺时而为(南方都市报 2007-5-4)

　　儿媳蒋方智怡称其晚年开放党禁、推动台湾“民主化”并非形势所迫，而是顺时而为

　　■　对话人物

　　蒋方智怡是目前唯一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蒋介石家族的女性。她出生的那一年(1949年)，正是蒋介石退守台湾的时候。她的父亲方恩绪曾是台湾省高速公路工程局局长。1973年，她跨进蒋家大门，与蒋经国的小儿子蒋孝勇结为连理。如今，她已经为人祖母，她的孙子蒋得勇是蒋家第五代的第一个男丁。

　　在蒋家第三代，尚有蒋方智怡和蒋孝严在政坛打拼，到蒋家第四代，则全部远离政坛。蒋方智怡的两个儿子蒋友柏、蒋友常近日出版的一本书，用的是《悬崖边的贵族》的名字，很能说明这个台湾曾经的“第一家庭”的现状。目前在台湾，蒋氏家族的被提及，更多的不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在民进党当局的操作下，“去蒋化”正成为一个潮流。但在台湾纷乱的政治格局下，部分人开始怀念蒋经国时代。今年适值蒋经国宣布解严、开放赴大陆探亲20周年，在蒋经国晚年开始的民主化改革和两岸交流，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蒋方智怡手中保留着蒋经国日记，蒋经国日记和蒋介石日记一样，已经部分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开放。

　　蒋方智怡现在是国民党核心决策层——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但她认为自己并非在从政，一旦国民党赢得2008年大选，她很可能将转入到针对失明者的慈善活动中去。4月30日，趁其赴京参加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之机，记者在她下榻的北京饭店对其进行了专访。

　　台湾人民分化已太久了

　　我们怎么呼吁也没有用了，“去中国化”是民进党一直的方向

　　记者：去年有人写报告说蒋介石先生是“二二八事件”的最大元凶，陈水扁还表态要审判蒋介石。你怎么看？

　　蒋方智怡：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报告。所谓“元凶”是从头开始，有计划地去策划某事。蒋公对“二二八”是要负责任的，因为他当时是最高的领导，但他当时人在北京，有派陈仪到台湾去做首任行政首长，陈仪要负全责。蒋公在北京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处理，他要根据陈仪的报告来做判断，当时的形势下，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摩擦而已，没想到会造成这个后果。

　　记者：你怎么看台湾正在进行的一系列“去蒋化”行动？　　

　　蒋方智怡：所谓的“去蒋化”的实施者是民进党的部分党员，他们一再把蒋介石先生说成是一个独裁的象征，一个被“神格”化的象征。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觉得很不幸，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有文化的民族，尊敬长者是我们应有的态度，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人往生了以后，我们应该对他更为尊敬。这方面的事情处理，我只能说是很心寒、很无奈、很伤心。大家都知道，中正文化中心的蒋介石铜像不是蒋介石先生在世的时候做的，而是他离世后塑造的。塑造铜像不是他本人的意愿，而是后代对他精神的一种怀念。这是一个正确的怀念方式，不能把它说成是独裁或者神灵的象征。我希望这次不幸的事件，能够就此打住了。

　　记者：民进党在短时间内密集化操作“去蒋化”议题，你如何看待他们的动机？

　　蒋方智怡：大家都知道，“去蒋化”议题是他们的竞选主轴之一。对于选战，当然个人有个人的打法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管到别人。我只是想说，他们也有祖上，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对往生的先人有一些尊敬。

　　记者：你只把这个解读为对先人的不尊重，但我知道，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立委”把“去蒋化”解读为“去中国化”的一部分。你不这么看么？

　　蒋方智怡：这是一连串的事件，背景是一定有相关的。

　　记者：国民党对“去蒋化”的一个总体的态度是怎样的？

　　蒋方智怡：“去蒋化”当然和国民党有直接的关系。说到国民党的态度，我们当然都维护蒋先生了。但是在他们拆铜像的时候，我们的民意代表等人都不让进去。你说我们能够做什么？

　　记者：你的意思是，民进党把持了行政机构，国民党的无力感特别强。

　　蒋方智怡：对。

　　记者：那进一步的问题是，国民党方面，能否阻止民进党“去蒋化”、“去中国化”乃至“台独”？

　　蒋方智怡：当然我们国民党要做一些呼吁了，也只能是呼吁了。要不怎么样？上街头抗议吗？上过街头，但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他们根本不理会你。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用比较激烈的批斗话语的。我是认为，目前我们台湾的人民遭受彼此间的批斗和分化已经太久了，我是很赞成用和平的方式、用教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觉得教育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我们台湾的教育现在是有一些混乱，应该让一般人回到正常的教育上去，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原本正当的历史。

　　也许你认为，我这样讲话是不是在纵容他们？我的看法是，就算跟他对骂、对抗，也没有什么用。我是真的希望，台湾的乱象能够到此止住，选民能够看清楚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国民党最大的一项诉求就是要维护“一中”。2008年的“大选”马上就要来了。如果人民还是选择了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我们大家怎么呼吁也没有用了，“去中国化”是民进党一直的方向。

　　蒋经国从来没有变过

　　某一历史阶段，因为他身上所负的责任，不得不去做一些必要的事情

　　记者：刚才和台湾媒体人士聊天，他说台湾现在很多老百姓在怀念蒋经国时代，那时有很美好的愿景。其实蒋经国先生在世的时候，对他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像江南的《蒋经国传》对他的评价并不太好。

　　蒋方智怡：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做一个政治领袖，每一个人所获得的别人的评价都不会一样。不可能十个人都说你好，或十个人都说你坏。我们家里的教导是，如果你有十个朋友，其中有六个人说你是好朋友、够义气，有四个人说你不好，那在你的人生中算合格的啦。

　　记者：六十分？

　　蒋方智怡：人生有六十分不合格吗？当然合格。如果你要当一个政治领袖，你的眼光应该放在全体人民身上。只要你做的事情是对你的人民有好处的，你不必在乎另外一些人对你一点点的批评。对有些批评我们是不在乎的。

　　记者：蒋经国先生刚到台湾时可能和晚年有些不太一样，刚到台湾时，他从事政治工作，有所谓的“白色恐怖”，晚年又促成台湾的民主化。你怎么看这两个阶段间的矛盾？

　　蒋方智怡：据我的了解，蒋经国先生的本性是非常平民化和民主化的，他16岁就说希望到苏联去学习，他当时认为共产思想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他在苏联度过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他认为，那段时间非常值得回忆，让他体会到什么叫做人生。他常常和我们讲，那个时候他在看守金库，全世界最仰慕的是什么？是金子，但每天看着金子，手摸到金子，却没有自由又有什么用？没有用啊！

　　在那一段时间，他也碰到了我的婆婆。我的婆婆是一个女主管，他们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背景，他们产生了非常真挚的感情。他认为这段时期是最珍贵的，在他的一生中，婆婆是他获得的非常好的礼物。

　　经过那段时间以后，他从苏联回到国内来，有了新的经历和处境，后来又退守台湾。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人批评他那一段时期的表现。但当时台湾的情况不太稳定，如果当时他不做一些必要的处理的话，台湾的进步大概不可能这么快。我们知道，一个时代的进步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总得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有人批评得比较严厉，我是觉得这些在历史上最终都会得到公平的评断。

　　记者：蒋经国先生晚年，有没有和你说起过那段日子，他对自己那段工作有何评价，或者有对一些批评的回应？

　　蒋方智怡：作为公公，他是不会跟儿媳讲这些事的，但是他会跟我先生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先生跟我说的。

　　记者：蒋经国先生晚年的转变，是不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蒋方智怡：其实没有“转变”，这是经国先生的本性，他从来没有变过。只不过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因为他身上所负的责任，不得不去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做一些调整。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他本身没有变，而是时代变化了，他去顺应时代的变化？

　　蒋方智怡：对了。

　　开放党禁是有备而为

　　只要他觉得有利于人民，他就会尽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减少负面声音

　　记者：你怎么看蒋经国先生晚年开放党禁、推动台湾民主化的行为？有人认为，他当时是情势所迫：美国的压力、台湾内部的族群矛盾等。

　　蒋方智怡：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经国先生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他认为，主权是在民的，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目标。所以，他晚年做那些事情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使台湾步入另外一个更好、更完美的阶段。

　　记者：蒋经国先生晚年有没有对台湾族群对立有过担忧？

　　蒋方智怡：当然有。所以他在晚年就主动讲，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我们在这块地方，一定要专心建设这块土地，安居乐业。

　　记者：对岛内民主运动可能导致的失序，他也有担忧么？

　　蒋方智怡：经国先生在开放党禁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完全有这些准备。他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对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有预期的。他的思维非常清楚，但比较辛苦的是，他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我们也很心疼，因为他个人的观点是，身体不需要太多的保养。

　　我是非常佩服经国先生，即使在他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他心中所想的还是台湾的方向，他在考虑如何才是对台湾、人民最好的选择。他开放党禁、开放回大陆观光，他认为这些事情都是那个阶段里，台湾人民最需要的东西。

　　记者：一本传记里提到，在蒋经国先生晚年的时候，病得很重，一次出来讲话，现场有人抗议，当时经国先生的脸色就变了，回去就病情加重。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反而面临着一些攻击。

　　蒋方智怡：这是1987年的12月25日，在中山堂的大会中。他当时就有讲，他一生都在为人民做事情，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有人有这样的举动。对他来讲是有打击了，那一阵子是有点伤心、心痛，所以过了很短的时间，1988年1月13日就去世了。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如果没有那件事，应该没有这样的意外发生。

　　记者：蒋经国晚年对台湾民主化的走向是乐观的么？有没有局面不可控的担心？

　　蒋方智怡：当他推行一个政策的时候，他会做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政策推出后，当然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出现。只要他觉得有利于人民的，他就会尽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减少负面的声音，让人们了解他为什么会推行这样的政策。

　　像那个时候，经国先生做十大建设，他说，今天不做，明天后悔。当时台湾的经济能力不好啊，我们都是贷款来做这些事的，有些人也会很担心：啊呀，有没有搞错啊，在我们经济这样的情况，一下来这么多建设，都是从国外贷款，你怎么办？事实上他非常坚定，认为这是必走之路，是台湾的希望，所以就推行下去。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台湾才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冠了。

　　记者：蒋经国在选接班人的时候为什么选了李登辉，而李后来成了“台独教父”。

　　蒋方智怡：我刚刚有讲经国先生的民主思想，他没有选接班人，当时他是选择了“副总统”。

　　记者：当时他没有觉察到李登辉的思想倾向么？

　　蒋方智怡：我想请问你一下，你的好朋友，也许你认得他十年了，觉得非常了解他，但他内心所想你知道么？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特别包装自己的话，你是不可能看到这一面的。而且人位置不同，面临的权力诱惑不同，人都是会变的。人是活的，思想也是活的。

　　蒋介石的日记很真诚

　　对一个历史的文献，每个人看的角度不同，观感也会不同

　　记者：你觉得蒋经国先生在治理国家的理念等方面，有哪些传承自蒋介石，他和父亲又有哪些不同？

　　蒋方智怡：经国先生是非常非常孝顺的，从苏联回国以后，虽然有不同的职务，会调到别的地方，但他一直追随在父亲的旁边学习、尽孝，一直都是没有间断的。你说是不是有传承？那当然有。

　　他也有他自己的思想，原则上讲，他觉得他的父亲蒋公做的大部分事情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每一个时段都有不同的做事方式。

　　记者：从蒋介石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细节。当初在公开蒋介石日记时，家族内部有没有顾虑，做过讨论么？

　　蒋方智怡：日记现在已经部分地开始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公开了，这也是遵照老先生自己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到斯坦福大学去查阅，目前公开的是从1921年到1945年间的日记，其他时间的日记将在3年之内陆续公开。因为日记藏久了，需要细腻的处理，那些纸张看上去很好，但摸到手里都非常的脆弱了。我非常感谢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他们的技术员在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些文件。

　　记者：蒋介石日记里表现出对自己很严格的要求，比如某一天“见艳心动”，他要惩罚自己。你觉得，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会澄清外界对他的很多误解么？

　　蒋方智怡：蒋公通过日记，从不间断地非常诚实地把他的一生记载下来。就像你刚才讲的，他有对自己的反省。如果有错，他承认，并且告诉自己要改。我看了后非常感动。我敢说，目前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写日记，这样真诚而且这么持续。

　　至于会不会引起你刚才所说的对他评价的一个变化，这个问题不是我所能答的。因为对一个历史的文献，每个人看的角度不同，观感也会不同。我只是诚实地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让大家有机会看到一些真实的资料，更加了解他。

　　记者：你如何评价蒋介石先生的功过？中国人一般喜欢三七开、四六开。

　　蒋方智怡：我不会做这样的分法。对于他功过的评价，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蒋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

　　他娶了宋美龄的时候就变了，蒋夫人全家信仰的是基督教

　　记者：你觉得基督教对蒋介石先生的影响更深，还是王阳明的影响更深？

　　蒋方智怡：基督教，这是不可置疑的。先生蒋公从小受到佛教的熏养，但是在他娶了蒋夫人(宋美龄)的时候就变了。蒋夫人全家信仰的是基督教，当时宋老夫人是不赞成这门婚事的，可是蒋公答应老夫人一定好好地研读《圣经》，去了解《圣经》的经意。在他研读以后，他发现另外一个意境。所以他就受洗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跟夫人一起晨祷、读经。我看到的蒋公、蒋宋美龄女士，还有我公公，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讲，真正是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记者：蒋介石在日记中有没有总结自己一生功过？

　　蒋方智怡：这个我现在不方便讲，你就慢慢等，等到我们公开到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你自己来看吧。

　　你不要总问我问题，你对蒋公有些什么看法，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记者：他早年混迹帮派之中，晚年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变化。再有就是，他早年受法西斯影响比较大，一直到终老都是个比较威权的人物。

　　蒋方智怡：因为蒋公从小在军校，受军事教育，所以完全是遵照守纪律、尽忠职守这个理念走的。在抗日的时候，他要创造黄埔军校，要有极端的军权，但是和夫人(宋美龄)结婚之后，蒋夫人对蒋公的影响非常大。一个柔(当然蒋夫人有时的表现又是非常刚的)、一个刚，互相帮助，互相信任，他们两个人的配搭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你可以看到，蒋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连相貌都变得很慈祥。貌由心生，晚年他完全是另外的思维了。

　　至于蒋经国先生，他年轻时是经过一段非常艰苦的磨练的。我的婆婆方良夫人，在俄罗斯算是一个平民的后代，出身是孤儿，是她姐姐带大的，她的爱心非常强。人就是这样，越是你失掉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就会越重视什么。方良夫人对孤儿最有爱心。从她和经国先生的穿着也可以看出来，非常简单。对于身外的奢侈，她不会去追求。

　　我自认为，我没从政

　　就是因为国民党“在野”，我才出来服务的，否则就不会出来了

　　记者：蒋经国先生对子女从政有什么态度？

　　蒋方智怡：我想请问，你说的这个“政”是指什么？

　　记者：政治。例如，你现在就在从政。蒋家后人中，除了蒋孝严，大概就你在从政。

　　蒋方智怡：在我看来，政就是大众之事。你觉得我在从政，可是在我，我对我自己的期许是，希望能够尽力给国民党来做一些服务的工作。

　　如果你是讲从事行政工作的话，你们都知道的，我们家里面，像(蒋)纬国先生也没从政啊，我们家的三兄弟(蒋经国的三个儿子)也没有从政啊。我自认为我没有从政，台湾党政是分开的，我只是在党里面做一些服务工作。

　　记者：现在国民党“在野”，如果国民党“执政”了呢，作为国民党的中常委，你就要担当公职了吧？

　　蒋方智怡：就是因为国民党“在野”，我才出来服务的，否则就不会出来了。让选民相信国民党“执政”的能力，希望在2008年能够重新得到选民的信任，再为大家服务，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记者：印度的执政党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续写着甘地家族的传奇，你没有这样想过？

　　蒋方智怡：(笑着拱手表示不敢当)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1996年年底我先生过世，1998年我出来，开始参与海外的党务工作，2000年才回到台湾做“总统”辅选的工作，这是我正式开始在台湾的党务工作。

　　2000年我们落选，我觉得有责任再来替党做一些服务的工作，很不幸的是2004年我们又没有赢得大家的信任，我们现在寄望于2008年。我觉得国民党有这个责任。

　　记者：三民主义中有“民族主义”的诉求，但在台湾国民党内会不会有分裂呢，形成所谓的本土派？像王金平在此前也讲，国民党应正视少数族群的政治精英是否适合统治多数族群的问题。

　　蒋方智怡：在台湾是有族群的问题，但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其实要看讲话的人是在什么样的时机讲的，不要看他字面上说什么，要解读他的话背后是什么意思。

　　记者：你说国民党一旦获得政权，你就要退出政坛？

　　蒋方智怡：我没说我要退出政坛，我只是觉得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自己对于幼教有我的负担，我本身也处在单亲家庭，知道单身家庭非常辛苦。另外，我要对一些弱势团体，例如对失明者提供帮助。有太多事情要去做了，以后我可能会从事这方面的事。

　　记者：是从事慈善事业？

　　蒋方智怡：可能很多人把这些归到慈善里去了，但是对我来讲，我自己是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任务。我们基督徒都认为，神会帮我们铺路，带我们到应该在的位置上去尽力。

　　党务工作也是，现在我被允许做这方面事情，过完这个阶段，我就去做另外的事情。

　　记者：你儿子蒋友常刚刚宣布婚讯，蒋孝严的女儿也出嫁了，蒋家第五代越来越多了。蒋家的第四代、第五代里面会不会有人从政呢？

　　蒋方智怡：第五代已经陆续出世了，已经5个了。下一代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只能是求神多给我们一些祝福。我几个孩子这方面从来没有让我操心过，我相信他(过世的)爸爸也会很高兴的。友柏、友常会不会从政？他们的资讯你们都知道的，有机会你们自己去问他们(笑)。

　　■　背景资料

　　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普遍的说法是，面对来自国际局势和岛内本土化潮流的压力，蒋经国很早就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更开放的社会，台湾的政治才能得以继续维持。

　　1987年7月15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同日，台湾与澎湖地区正式解除实施了38年的戒严。蒋经国“法统在法不在人”的决定，确定了台湾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转的方向。随后又解除实施了30多年的报禁。《动员勘乱时期集会游行法》与《动员勘乱时期人民团体法》等的草拟工作，曾遭遇党内质疑大幅度开放自由权利是否合宜的声浪。蒋经国之回应是，“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国民党必须持续改革的基调因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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