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几年升一次:智效民:为什么奴才在官场更容易升迁?(南方都市报 200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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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奴才在官场更容易升迁?

类别:时事评论 作者:南都新闻 原创 浏览量:296  发布时间:2009-06-28
版次:TM05 版名:评论周刊 历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浮世阅史

    山西作家智效民

    在某些人眼里,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周森锋29岁担任市长,是引进人才,实现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一件好事。但就是这样一件“好事”,却引来社会的广泛质疑。

    其实,29岁当市长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自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中国就进入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胡适、梁漱溟在二十六七岁就走上北京大学的讲台,而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并创建史语所的时候,也是这个年龄。如今大家把29岁当个县级市市长就当做一大新闻,实在是时代的悲哀,也有点少见多怪。

    许多人甚至在网上展开人肉搜索,看看他有没有特殊背景,是不是高干子弟。其实,有没有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此人究竟是一块什么“材料”。所谓“材料”,大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才,一种是奴才。区分人才和奴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有没有人格。有人格就是人才,没有人格便是奴才。奴才不仅要有溜须拍马、惟命是从的本领,还要学会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等手段。比如和珅,就是因为具有这些本领和手段,才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最近有网友发现,周森锋的一篇论文有抄袭之嫌。这让我想起当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在学校厕所丢了灯泡之后,他对同学们说:“你在学校里敢偷灯泡,毕业后就敢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大意)。拿竺可桢的话来衡量这位政治明星,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想当年,不仅是学界,连政商两界也往往是年轻人的天下。比如曾经担任过民国时期南京市市长的沈怡就是一例。沈怡早年在上海同济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交通部供职,后来赴德国、美国深造。留学归来后,正值北伐革命胜利在望,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他的姐夫黄郛出任市长,他被委以上海公务局局长重任。这时他才27岁。

    公务局相当于现在的建委,总揽全市的旧房拆迁、道路拓宽和市政建设,比一个县级市要重要得多。沈怡的背景本来应该引来物议,但是黄郛在就职典礼上公开说:“凡事非人不举,然欲求真才,必先除私见。此次市政府组织,用人标准以专门学识与办事经验为衡,而因上海环境之恶劣,同时尤不得不注重于德性。故高级职员之选择,有多少深知者,亦有素未谋面者。但求合乎于上述之标准,决不敢稍挟成见于其间。”也许是因为这种公开,并特别注重“真才”和“德性”,黄市长这种“内举不避亲”的做法,才没有引来非议。不久,黄郛离职,但沈怡却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呆了十年,并先后与多位市长合作。这说明黄郛的选择基本正确,因为他的内弟确实是德才兼备。

    说沈怡有才,可以拿1927年至1937年上海市走向繁荣为证。试想,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位公务局长,上海在上世纪30年代的巨大变化怎么可能实现?至于有德,则比较抽象。这里,我只举一件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

    上世纪30年代,吴国祯担任上海市市长时,有一位法国军火掮客向他建议在黄浦江上建一座铁桥,以便开发浦东。建造这样一座铁桥需要几百万美金。但此人说他可以用赊料借款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吴市长听了以后非常兴奋,当即询问财政局长,该局长满口赞成。随后又问沈怡,沈怡却提出相反意见。由于吴市长不能接受他的意见,沈经过慎重考虑,向市长提出辞呈。尽管吴市长最后收回成命,但是沈怡不迎合对方的做法,却值得称道。

    “合则留,不合则去”,是人格独立的具体体现。如果是为了迎合上峰的想法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那就是十足的奴才。当然,要想不当奴才,还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空间。据说在1949年以前,国统区有一个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改革开放以后,“炒鱿鱼”和“炒老板的鱿鱼”已经逐渐成为企业的常态,这标志着国人的独立人格正在觉醒。相比之下,这种觉醒在公务员中还没有看到什么苗头,这就是奴才容易升迁的主要原因。http://gcontent.nddaily.com/8/3f/83fa5a432ae55c25/Blog/351/9d145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