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职列表:我的研究生生涯

忆大连

我们一共三人，被分配在大连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当研究生。

第一次踏上大连的土地，城市洁净，天空湛蓝，街上行人不多，偶然还能见到穿着笔挺制服的苏联军官，完全不象沈阳漫天尘烟，人声嘈杂，街道泥泞的样子。的确，大连一开始就给我一种清秀、亮丽而宁静的感觉。

城市交通工具主要是有轨电车：“一二九街到了，一二九街到了……”初听报站的调子，象唱歌一样，有点滑稽，又很悦耳。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就坐落在一二九街。

学校的科学研究部主任，钱令西教授——中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亲自接见了我们。

化工机械，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陌生的专业，当时隶属机械系，但与化工结合更加紧密，故又挂在化工系。学校已有一批化工机械研究生，全部毕业于化工系。他们在校本部的机械系补些相关的机械方面的课程。而我们则在化工系随班听课，补上必需的基础化工课程；另外集中时间学习俄文。

我们的团组织生活及政治学习与系、教研室的老师们一起活动。我们挂的也是红校徽。不久又加入了工会。

我们三人住在教师单身宿舍内。宽大的房间有四张大床。说是床，好象是砌死的，有点象北方的炕。但炕供好几个人睡；这床是单人的。推开玻璃窗，正对着一个幼儿园。几个阿姨领着一群孩子……突然，一个孩子发现了我们，招着手，叫着“叔叔好！”；于是，其他孩子们扭过头来，跟着招招手，“叔叔好！” “叔叔好！”喊声一片。世界上正是有了这些小东西，才显得热闹、可亲，充满爱的诱惑。

宿舍紧邻劳动公园的后山坡。劳动公园没有围栏。正值阳春三月，山坡上开遍了桃花、李花、樱花……清晨起来，拿着俄语课本，在山坡上尽情朗读。

我的中学时代还是民国时期，学的是英语；大学时代是解放以后，才学俄语，所以俄语根基较差。当时研究生的任务，是要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学会该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比起南方大学，这里学俄语的条件好多了。学校专门为我们三人安排一个白俄老师，小灶授课。他的名字叫Мондрос，四十多岁。他坐在桌子的一方；我们三人围绕他坐在另外三方。他会讲汉语；也认识不少中国字，但常常不懂字句的含义，可能也是根基不够吧。后来又换了一名女教师Преженская，上课时，她是上妆的，画眉、抹胭脂、涂口红。当时，我们看起来，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谢学校，感谢白俄教师，在后来相当长的工作期间内，俄语成了我的第一外语。

化工系有一个学生食堂。记得那时大学生吃饭不要钱，全由国家扑贴。我们研究生吃中灶，伙食费每月15元。研究生没有工资，但每月有32元的津贴。除了交去伙食费外，剩下的钱完全够花了。我觉得那时的生活已经是小康了。

从学生食堂的后门出来，是操场。全系学生的体育课，课间广播操都在这里进行。下午四点后，是课外自由活动时间。操场上有跑步的、举杠铃的，跳高跳远的……等各种锻炼活动。

一位40多岁的中年先生，四处看看走走，随时加入到锻炼者的行列，给你指导。他叫刘长春，就是首个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著名短跑运动员。他那么伟大，此刻，在人群中，他又显得那么平凡、近人。

第一学期很快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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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化工机械八名研究生在化工系集中。不久又从北京转来一批研究生，其中也有三名化工机械研究生。

全系研究生的队伍扩大了，组成同一个团支部。变得热闹起来。我依旧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工作。

我的学习在同门师兄弟中依然名列前茅。各门功课成绩全优！

 回家

大学四年，不论寒暑假，没有回过一次家。现在当研究生，经济半独立，决定回家一次。

决定很仓卒。可以说，这还是我独自一人远途旅行。

已经年三十了，火车上的人很挤，都是赶着回家过年的人。夜深了，旅客纷纷下车，车厢变得空空。我感到一阵寂寞，找一条长椅躺下，不知不觉进入梦乡。一觉醒来，火车已经到了沈阳。

我下车出站，正考虑不知往那儿走，不期劈头碰见了同班同学范兴忠。他一定要拉我去他家。吃着热烘烘的蒸饺，谈着同学们的趣事。半天很快就过去了。

购买沈阳至北京的车票，排队的人依然很多，大家等着到点买票。时不时有人想混队，我总要出来干涉，或者站出来打抱不平，依然没有失去青年学生那股“傻劲”和本色。一个中年人，他曾参加过治淮，看着我笑问，那位老大爷是我的什么人？

到了北京，基本在车站转悠。等着买北京至武汉的车票。

几天没有睡觉了，实在瞌睡得要命……我终于买了一张卧铺票。

再从武昌到长沙。

抵达长沙，已近半夜，原想在车站就地休息，等到次日清早渡江至岳麓山。一位妇女走到我的面前，掏出一只钢笔欲卖给我。这是一支黑色的“金星”自来水笔，已经很旧了。

我打量了她片刻，见她后面还牵着一个孩子……

她说，她要去××，已无钱购票，只得如此。

我去到售票窗口，询问售票员可有此事？售票员首肯了此事，但她们爱莫能助。

我为她们母女买好票，交给她手中。她显得很激动，非要把那支钢笔给我留下……

我突然记起，解放前落难时，一位素不相识的小兄弟主动帮助我的往事（见传记篇初中年代），顿时感到满是轻快，睡意全无。

第二天清晨，薄雾天气，街上行人还较稀少。我穿过小吴门，绕过黄兴路，再到南门口灵官渡，乘坐渡口的小木帆船过湘江……这条我中学时代十分熟悉的路，几乎还是原样，感到十分亲切。

父母依然住在岳麓山脚的小桃园——那座泥土夯成的小屋。墙面粉刷得洁白，看去十分爽目。

回家前，我没有预先通知他们，使他们十分惊喜。大妹开渝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的模样；小妹开湄用一双明亮的眼球偷看着我，不太认识我的样子；七弟，我离家前，身上还围着兜兜，旁边拴着一条小手帕；现在即将读小学，显得聪明而灵巧。可惜，我启程匆匆，没有为她们准备任何礼品。

父亲本行原为化工专业，1952年院系调整时，理应调往广州华南工学院。但组织分配他转留在湖南师范学院化学系任主任之职，同时教授“工业化学”课程。师院化学老师多数偏“理”，在“工”方面本是个薄弱环节。父亲不仅要为学生上课，还要为老师们扑课，非常辛劳。他早有高血压的毛病，已开始有精力不支之感。（他在57年因脑溢血跌倒在课堂之上而致终身瘫痪）

幸好，我在大连工学院新学了一些化工类课程。在家几天，我给他翻译了一些这方面的俄文教材资料。

 株洲探望敏哥

趁寒假回湘期间，开渝陪我前往株洲探望敏哥。

敏哥排行第二，解放前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高中（与朱镕基同班）。由于没有考上大学，早早便参加了工作（铁路部门）。

抗美援朝初期，他就作为铁道兵赴朝参战。回国后，调往株洲车站。那时株洲站很小，只见几间房屋，零零散散，未见成型的街道。

见到了二伯母，她依然十分健旺。敏嫂刚生下他们的大女儿。

我发现敏哥走路有点瘸，当时虽然还不太明显。

他告诉我，在赴朝作战中，经常夜行军，条件十分艰苦。在一次行军途中不慎崴了脚，根本没当一回事，却从此留下隐疾……以致后来越来越严重，造成腿肌萎缩，行走困难，最终不得不坐轮椅。

突然接到大连工学院研究生师兄梁明汉的来信，说，高教部发来调令，我被调往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当研究生，要我直接前往报道。我的全部行李，他们已代为办理托运至天津……

我既惊奇，又有点纳闷，还有点点扫兴。因为好不容易熟悉起来的化工机械专业，如今半途又被割舍了……

我拜别父母，启程北京。当时北京工业学院，位于车道沟。我被分配到仪器系当研究生。仅我一人，觉得分外陌生。

苏联专家仍然没有到来，只好静待，教研室也没人管我……

我真觉得北京工业学院远不如大连工学院那样亲和。我提笔写了好长一份意见书转交给了院长魏思文，信中内容主要谈及对研究生培养的设想与建议等——又一次不知天高地厚的表现。

管理研究生的负责人陈×约见了我，说，是他亲自至高教部挑选了我；另外还从哈工大挑了9名研究生，也即将到校。他还征求我的其他意见。我当即表达我想转回机械系，那是我的本行。他当即点头同意。

无论怎么说，那时干部的工作作风是值得称赞的；那时的学生也是怀着责任心的。

我至第二机械系报了到，学习总算步入正轨。苏联专家即将到校。

我的苏联导师Васильков

我的专业被确定为“弹丸设计与制造”，我的苏联导师叫Васильков。

首次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他容光焕发、个子魁梧。我上前去向他微微鞠躬，表现有点紧张。他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他的大手显得十分有力。并示意我坐下。

       然后他开始问我曾经的学习情况。旁边有位女翻译，但他示意尽量让我自己用俄语回答。虽然有点磕磕巴巴，但一般还能交谈下来。

他交给我一本俄文书籍《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действие артиллерийких снарядов》，要我自学，两个月后进行考试，通过后，才能取得学习资格。遇有问题，可以约他答疑。

临别时，他指着我久未修理的长头发，要我立刻把它理干净……

我感觉，初次见面，我没有留给他一个较为完满的印象。但我却从他那儿至少学到两点：一定注意自己的仪表礼仪；握手时一定要热忱有力。以后当了教师，我很注意这些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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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特点。文化上的差异会导致思考方法的和表述方式的不同。这点在阅读俄文书籍及答疑过程中充分反映了出来。

例如：俄文对某个问题的阐述，常常是优点、缺点相互交融，齐头并进。而中国人看问题则力求准确与明晰。优点、缺点界限分明。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在某些问题上，俄文书籍似乎交代模糊不清；答疑中也就与导师产生暗暗的争执。他终于批评我钻牛角尖；他要求我注意抓住主要问题。

今天看来，他的批评是对的。可惜，这个毛病我始终没能改正过来。至今，一个枝节问题没弄清楚前，我总有“骨梗于喉”的感觉，非要把它解决不可，则往往延误了主要问题的解决。

初步测试通过之后，导师进一步给我制定了整个研究生阶段的培养计划：围绕研究方向所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工厂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大部分课程都是指定参考教材情况下进行自学，限期口试。最主要的专业课《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е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х снарядов》，导师亲自书写出一周的手稿，阅读中的问题每周答疑一至二次。以后的问题不太多了，顺利过关。

1956年夏，北京工业学院的首批研究生（10名）均按期毕业，高教部对我们进行了全国性分配。据了解我们基本都被分配在部里（二机部），但全被学校卡了下来，留校任教。专家也即将归国。全系请他及其夫人在北京前门外的“全聚德”吃烤鸭。当时是非常廉政的。系内每位教师交10元钱，研究生只交5元钱。

导师回国后，再也没有联系。我曾打探过他的消息。只是听说，这位昔日海军中将的儿子，可能犯了某些生活作风上的错误后，被调往偏远地区，处于逆境中……不管怎样，我心中依然敬重他。因为，他是我的导师，永远无法改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