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史解读当代农村变革（下）

                                          四．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有人以为，农村工业是“大跃进”以后才有的，这并不对。也有朋友问我，苏南的乡村工业为什么这样发达（白南生；为此1988年我们曾一同去无锡作了一次调查）？对我来说，这问题却是“不言自明”的。在地区研究中，除四川、广东外，我曾专门研究过江南。过去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遮蔽，这些地区发展的本格意义都被忽视和歪曲了。
       我的结论是，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曾有一个“农村工业区”。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工业（与今人的误解不同，传统工业也是工业，而且二者的转化在江南也没遇到什么“实质性”障碍）。在那里，农家出产主要是工业品——手工纺织产品（棉布、丝织品等），基本是以货币结算（出售棉花，买米自食及交纳漕粮）。不但如此，如果进一步细作区分，可以发现，其最终产品组成中“工业所得”占据大半，“农业所得”不过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为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
       与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对农家工业采取支持态度，好些个省份，如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的“劝农”中，也都把江苏当作了经济发展的楷模。相应的，乾隆时期政府还开放了矿禁。
       “农村工业区”？其他经济史学家不一定同意我的说法。当然，在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避免会缺乏一些“现代统计”。但这不能成为借口。曾国藩说：做学问要有“胆识”。有些问题需要“考据”，有些则须用别的方法，如章学诚说的“性灵”和“神解精识”，所谓“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一味考据，恐怕就会落入学问的“下乘”，并可能失去研究的方向。
       《杜润生自述》里说：我到国家农委上任，正是1979年初，发现江苏一枝独秀，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也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
       他又引述我的研究，说：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工业区”，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本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但解放后逐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第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
       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居功至伟。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包含商业）。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参见未刊文稿：“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福特基金会赞助）。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关于清代的“工政”和“粮政”，是我在赴美之前写就，并以论文形式在美国发表（1987年）。回国以后，形成小书《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由沈志华赞助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在友人王希和谢茂松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
       如此看来，清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实具有前瞻性和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虽然这些并非传统史学关心的重心，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不过，在那些文字中，我却只说“历史”，几乎没有一句提及“当代”。相信识者皆在农村经过一番“摸爬滚打”，深悉“个中滋味”（以后很久我才试着把其中的关联挑明）。
       “一代有一代之史”，这成为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它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藉由着这种“古今两相观照”，我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其实，它可能也是“身不由己”，因由自身经历，衍义出一段历史。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