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商品经济:徽文化系列之——东南邹鲁”今何在

东南邹鲁”今何在

——恢复“古徽州一府六县建制”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

早在秦始皇时代（公元前221—前209），在徽州这块土地上，就有了黟（黝）、歙二县，属鄣郡。汉元狩二年（前121），改鄣郡为丹阳郡。汉建安十三年（208），吴将贺齐析歙县东部地区为始新县，南为新定县，西为黎阳、休阳县（今休宁县），加原歙、黟二县，建新都郡。晋太康元年（280）改新都郡为新安郡，治始新（今淳安县西），辖境相当今浙江淳安以西、安徽新安江流域、祁门及江西婺源等地。隋开皇九年（589），改新安郡为歙州，治休宁（今休宁县万安镇），后移治歙县。唐朝辖境相当今之安徽休宁、歙县、绩溪（原属歙县华阳镇，766年析华阳镇置）、黟县、祁门（766年置）及江西婺源（740年置）等县。宣和三年（1121），宋徽宗将歙州易名为徽州，辖区未变。自此，徽州这个地名就出现在中国版图上了。元朝升为徽州路，明朝改为徽州府，清袭之。

自公元280年置新安郡始，古徽州的地域格局就已初步形成。也正因为如此，史书上新安与徽州两个地名是混用的。如歙县人、宋朝史学名家罗愿（1136—1184）主修的第一部徽州地方志就称《新安志》。又如，徽州地区不少行业名称均冠以“徽”字，如徽商、徽墨、徽菜、徽剧、徽派建筑、徽州三雕等等；但也有是冠以“新安”的，如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等。所以，古徽州的地域格局早在公元280年置新安郡时就已基本奠定，距今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589年改新安郡为歙州，其管辖范围与后来的徽州并无二致，其历史也有1400多年。徽州“一府六县”格局的形成，可谓历史悠长矣！

中华民国时期虽然没有“徽州”之名，但民国20年，设“首席县长制”，徽州首席县长驻歙县；民国21年（1932），休宁、婺源、黟县、祁门、歙县、绩溪六县划属第十区（治所休宁）；民国29年3月，撤销第十区，休宁、黟县、祁门、歙县、绩溪五县直属皖南区署；同年8月设第七区，辖休宁、黟县、祁门、歙县、绩溪、旌德六县。婺源自民国23年9月划归江西之后，徽州发生了形势浩大的“婺源回皖运动”，由于胡适的积极努力，婺源于民国36年8月回到了安徽，隶属第七区，直至解放。

民国初年废府留县，但省仍依原府、州范围划分若干个学区，开展教育教学视导。教育是产生文化的最基本要素啊。显然，徽州文化的逐步培育形成，有赖于相对长期稳定的古徽州行政区域。换句话说，没有相对长期稳定的古徽州行政区域，也就没有辉煌灿烂且又历久不衰的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徽州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抢救徽州文化，保护徽州文化，研究徽州文化，并付之于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徽州文化，尤其是徽州文化物质遗存，仍然得不到很好保护，时时刻刻地、一点一滴地在老徽州这块土地上消失。

2007年8月，省文史馆馆员、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方利山先生写了一份《设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刻不容缓》的报告，寄给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在看到载有方利山报告内容的《情况反映》后，迅速作了批示，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和安徽省省长王金山（现任安徽省委书记）接到总理批示后，投以极大关注，“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以下简称“徽保区”）于今年1月8日在黄山市挂牌成立。“徽保区”范围为黄山市所属的3区4县，以及1949年解放时划到江西的婺源县和1987年底划到宣城的绩溪县。

中国行政权、司法权是实行属地原则，政治体制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行政部门是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依照属地原则和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各自的职权。新成立的“徽保区”涉及到两省（安徽、江西）、三市（黄山、宣城、上饶），今后又如何来开展工作呢？“徽保区”理当由文化部门主管，但安徽省文化厅又如何管？江西省文化厅又如何管？其难度可想而知。国家文化部是管得了的，但“部管”似乎不现实。“徽保区”的牌子挂在黄山市，据说要成立“徽保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的牌子自然也要挂在黄山市文化局，然而，黄山市文化局更是鞭长莫及了！

徽州文化在地域上是绝对不能分割的，它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历史文化遗产。特定地域孕育特定文化。“徽保区”的重点是“保护”二字，其重中之重又是对古徽州一府六县徽州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如果离开绩溪、婺源，仅保护黄山市所属的3区4县，那就失去了成立“徽保区”的实际意义。我说句不客观的话，全国各地类似跨区域性的保护区、协作区，有多少能发挥很理想的作用呢？！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进行“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调整，去掉了“对国务院部门间出现的争议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这一原有的主要职责。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国务院各部委之间的争议问题，一直存在。过去，虽然“国办”被赋予了提出处理意见的职能，但实际上也很难协调。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是一项很难做好的工作，“国办”都办不到，何况“徽保区”的范围是跨省、跨市，如果出现不同意见需要协调，“徽保区”办公室则无能为力。据说，婺源县有人正在将“徽州文化”渐渐地改由“婺文化”代之。我们绩溪县目前是上下一致咬住“徽州文化”不放松，但主要领导常有变更，若有朝一日又来了曾出现过的、漠视徽州文化式的人物主政，我们如何是好？对此，“徽保区”办公室又如何来协调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徽保区”与行政区划整合为一体。

我一直认为，婺源划到江西是一个重犯的历史性错误；将徽州地区改为黄山市又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同时将绩溪划到宣城更是犯了一个没有历史文化知识的幼稚性错误。假设古徽州一府六县的格局仍然存在，当今以徽州文化为主、自然山水为次的旅游经济产业，其规模、其效益、其影响、其带给人民群众的实惠，任你如何评价都不会为过的！

1988年初，笔者曾写过《一个徽州赤子的哀鸣》一文，解放前长期在徽州打游击、后期担任皖南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纵队政委，解放后曾任正部级干部的胡明同志看到此文后，特将此文转呈时任总理的李鹏。2001年8月4日《中国建材报》披露，自国务院于1987年11月27日决定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绩溪划到宣城的14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累计有650余人次在“两会”期间提交议案、提案，对“徽州更名黄山”、“绩溪划出徽州”提出尖锐批评，并要求迅速纠正；同时，全国有70余家新闻媒体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表示不同意见。安徽省“两会”也是呼吁不断。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夫人、年过八旬的吴树琴也致函《人民日报》，呼出“恢复徽州地名是明智之举”的强音！在安徽和徽州工作过的主要领导，对此也颇有微词。如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说过：“徽州改为黄山是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历史知识的表现。”又如1980年代初期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大胆支持凤阳小岗村农民搞“大包干”而闻名遐迩，并晋升为安徽省省长，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王郁昭同志，2004年3月24日下午与我通话中，当谈到徽州行政区划变更时说：他是1987年6月调到中央工作的，如果当年仍在安徽省长位子上的话，是不可能出现如今这样尴尬的局面！早在1990年12月6日，我前往省委花园小区拜访1980年代初期曾任徽州地委书记的副省级离休老干部白鲁克同志。他告诉我，省委拟将徽州地区改为黄山市，曾征求在徽州工作过的老同志意见，大家都有不同看法，但没有起到作用。

2004年10月16日，白鲁克又来绩溪看看，中午在县宾馆二楼“龙川厅”用餐时，与当时的县委书记彪明满聊天，说到绩溪距宣城有100多公里，距屯溪只有50多公里，当年怎么将绩溪划到宣城了呢？既不方便，又增加经费开支啊！彪书记回答说：从地理位置上讲，确实不妥当。2006年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黄景钧、弥松颐提交了“恢复徽州一府六县建制”的第0583号提案，国家民政部却以“目前时机不成熟”7个字给打发了。

1990年8月18日，民政部办公厅民办函（1990）178号《对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751号建议的答复》称：“经征求安徽省人民政府的意见，省政府表示赞成将绩溪县从宣城地区划回黄山市管辖的意见。关于县以上行政区划的变更，应按照《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即国发〔1985〕8号文件）办理。”1993年5月4日，省民政厅民函字（93）第01号《对省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委员提案第167号的答复》又称：“七届全国人大三次和四次会议代表分别提出类似建议。国家民政部曾征求安徽省人民政府意见，省政府表示赞成将绩溪县从宣城地区划回黄山市管辖。民政部分别答复了代表，并要求‘关于县以上行政区划的变更，应按国发（1985）8号《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程序办理’。但至今未见绩溪县人民政府及有关地市向省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请示，所以省政府无法向国务院申报。”我们从上列两个《答复》结合起来看，“绩溪县划回黄山市管辖”这个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解决，是因为“至今未见绩溪县人民政府及有关地市向省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请示”。

对此，笔者感到十分困惑，一是当年将绩溪县划到宣城，据我所知，绩溪县人民政府并没有打报告；就是徽州地区行政公署关于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的报告中，黄山市辖区也包括绩溪县；安徽省人民政府给国务院的报告也是同意徽州行署的意见；至于宣城行署，更没有写接收绩溪县的报告。当年的县委书记汪士理看了笔者《一个赤子的哀鸣哀鸣》一文后，约我谈话，他说：当获悉绩溪划到宣城的国务院文件已经下发时，他和彭骏朝县长都惊呆了！这足以说明，绩溪县并没有打报告要求划到宣城啊！二是既然安徽省人民政府表示赞成将绩溪县从宣城地区划回黄山市管辖，民政部门有何道理要求绩溪县及有关地市向省政府打报告呢？国务院国发〔1985〕8号文件是1985年下发的，1987年将绩溪划到宣城又为何不执行这个文件呢？婺源县人民政府又如何打报告划回徽州呢？

《胡适口述自传》的开篇，胡适先生第一句话就自豪地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婺源人与绩溪人一样，心也是向往徽州的。安徽省政协文史委主办的《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曾发表婺源人、现供职于杭州师范学院江平的长篇文章《徽州，我们的故乡——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他仍然称徽州是婺源人的故乡，其情、其理读来令人动容。自称徽州休宁人的青年学者、现供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子桐多次走访过婺源乡村，他写道：“直至今日，你去婺源旅游的时候，如果称呼婺源老乡为‘老俵’，他们大多会跟你急，甚至会生气。脾气不好的对你不加理睬；脾气好的会跟你耐心地纠正说：我们是安徽人，是徽州人。”

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生在泰州，长在泰州，老家绩溪不曾来过，但他于1982年在全国团代会上对来自安徽的代表说：“我也是安徽人，我的老家在徽州，我是绩溪人。”中年学者、博士生导师、因创办德胜——鲁班（休宁）木工学校而暴得大名的聂圣哲先生，今春在为《民国徽州名师》一书写的序言中说：“当有人问起我是哪里的人时，我总是回答：徽州休宁人。”

“我是徽州人”，这句响当当的话，饱含着徽州人千百年来累积起来的徽州情结！饱含着徽州人始终割不断的徽州情缘！

徽州文化有其独特性，它与藏文化、敦煌文化构成我国三大地域文化，引起了国内众多史学者和国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专家的广泛关注，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更重要的是，“徽州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据黄山市官方统计，现时“山下游”的经济效益已远远超过“山上游”了！古代学者赞誉徽州是“东南邹鲁”。所谓“东南”，应该包括今之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吧，在这一大片区域中，小小的徽州却被誉为“邹鲁”。何谓邹鲁？孟子、孔子的家乡也！一言以蔽之，古代学者是视徽州为奉行孔孟之道的“亚圣地”。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保护这块“亚圣地”，当然是要对它的整体保护。青年学者吴子桐指出：“婺源，绩溪。徽州历史上一南一北最重要的两个县。如果说因为着朱子的缘故，婺源着实是徽州的鲁；那么从这个比喻出发，因为着胡适先生，绩溪完全称得上徽州的邹。……徽州以往因为其文风昌盛，被称作‘东南邹鲁’。极其讽刺意味的是，徽州的‘邹’、‘鲁’现在都不姓‘徽’了，我们还好意思称我们是‘东南邹鲁’吗？”

是的，我们今天讲保护徽州文化生态，就必须强有力地对徽州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尽快地、堂堂正正地还原“东南邹鲁”的雅称。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将行政区划与“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整合为一体。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做到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达到整体保护的目的。我想，这也是方利山先生写报告给温总理的初衷吧！

（作者:章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