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文玩核桃封底:[转载]作文教学改革：“通达”与“修辞”谁更重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17:20:38
作文教学改革：“通达”与“修辞”谁更重要
刘良华
胡适在最初提出文学改良“八事”时,即已强调“须讲文法”。后来他在设计中学国文教育时,在教学目的上就规定学生写作必须“没有文法上的错误”,并把 文法教授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不但在课时分配上规定每一学期都要讲授文法,“第一年, 专讲国语的文法。要在一年之内,把白话文法的要旨都讲完”,“第二三年, 讲古文的文法”,并“应该处处同国语的文法对照比较”；而且用很极端的语言提出：“以后中学堂的国文教员应该有文法学的知识,不懂文法的,决不配做国文教员。”以后,中国的国文教育,包括1949年以后的语文教育,一直突出文法（语法） 教育,并越来越强调文法（语法）的知识体系,把语文教学变成语法、修辞、字句的操练,显然是延续了胡适的思路。梁启超在如何对中学生进行写作训练上则另有见解。他反复强调“辞达而已”这四个字：“本来文章不过是将自己的意思转达给别人,能达便是文章。文章一部分是结构,一部分是修辞,前者名文章结构学,后者名修辞学。文章好不好,以及能感人与否,在乎修辞。不过修辞是要有天才,教员只能教学生做文章,不能教学生做好文章”,“孟子说得好:‘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教员“所能教人的只要规矩。现在教中文的最大毛病,便是不言规矩而专言巧”。因此,他主张在阅读教学应以讲结构为主,帮助学生理解作者的思路,“于文的思想,路径,发动,转折,分析和总合,皆可懂得。若有几百篇文章,学生真能懂得,没有不会作文的”。作文教学更是要着力于“养成学生整理思想的习惯”,“作文必须先将自己的思想整理好,然后将已整理的思想写出来”。作文“评改宜专就理法,讲词句修饰偶一为之。改文应注意他的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字句不妥当不大要紧(因为这是末节) ,偶尔有一二次令学生注意修辞,未尝不可,然教人作文当以结构为主”。有学者将梁启超的中学国文教育主张概括为重视情感教育（梁启超另外写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文）、思维训练与人格塑造三个方面,这与胡适着眼于语言、文学知识的传授与技能训练,确实是不同的思路。
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1]
1935 年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曾做了一个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的演讲,一开头即声明“我对于教育还是一个门外汉,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不过,我们讲文学革命, 提倡用语体文, 这些问题, 时常与教育问题发生了关系。也往往我们看到的问题,而在教育专门家反会看不到的”。[2]我们由此而产生了研究的兴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倡导的文学革命,与教育发生了怎样的关系？他们看到并提出了怎样的教育问题？并有过怎样的讨论？这些讨论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意义？——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
1917年1月1日发行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首次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文学写作的工具,强调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20 世纪之活字,与其用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 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文章另外两个重点,一是强调“言之有物”,即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反对“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 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的形式主义倾向。其次是强调文学写作要摆脱“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其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真之目的,即是功夫”。[3]
胡适的这篇文章是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的,它提供了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即以“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又以“文的形式”的变革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胡适后来有过更明确的说明: “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4]“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 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 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 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5]这里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解放运动,文字与文体的解放背后,是精神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
由胡适的文章引发了《新青年》关于文学革命的持续讨论,后来又有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2卷6号）、钱玄同的《寄陈独秀》（3卷1号）等文,予以响应与发挥。我们感兴趣的是,讨论的开始还限于“文学”,后来,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里，与陈独秀讨论“文学之界说”问题,提出了“文学”与“文字”之辨,主张以“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为文学,而将“科学上应用之文字”,包括“新闻纸之通信”、“官署之文牍告令”、“私人之日记信札”等均列入“文字”范畴; 陈独秀在附识中则强调他的“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区分,认为刘半农的“文字”即是他所说的“应用之文”。[6]紧接着钱玄同就在《新青年》3卷5号上的《通信》中发出了“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呼吁,并引发出了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载《新青年》4 卷1 号）。这样,就由文学写作的讨论引向了应用文写作的讨论, 或者说将文学革命、文学解放的要求扩展到了写作的解放。如刘半农、钱玄同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孙；如学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隶。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孙与奴隶,非从破除迷信做起不可”,“言为心声,文为言之代表。吾辈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万不宜以至灵活之一物,受此至无谓之死格式之束缚”,[7]“今日作文, 无论深浅高下,总要叫别人看得懂，故老老实实讲话，最佳”，[8]“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9]这些要求当然都不局限于文学,而是指向整个的思想与写作的。后来,钱玄同在《随感录》里更是直接向年轻一代发言：“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10]同一期《新青年》还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建立的“新文体”,提出其最基本的特质就是“用现在的意思, 说现在的言语,写现在的文字,做现在的文体”。[11]胡适也把他的“八事”概括为“四条”,即“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12]时隔八年以后,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中,谈及五四文学革命的目标时,也将其归结为“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并且号召青年“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3]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就将他们所提倡的思想的启蒙（解放）与文字、文学的启蒙（解放）,落实为“说现代中国人的话,而不是古人或外国人的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他人的话”,“发出真的声音,而不是瞒和骗的虚假的声音”这样三个基本要求上,而他们显然是将实现这样的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这样,他们对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的关注,就是必然的：要实现前述启蒙要求,教育是一个关键环节。于是,我们又注意到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的副题,即表明要“商榷于教育界诸君及文学革命诸同志”,而且以其所特有的明快尖锐地提出问题:“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后来《新青年》6卷1号还专门发表了一位读者来信,说自己“自七岁入国民小学,十一岁入高等小学,十五岁入师范学校,二十一岁任小学教职”,深感“我国青年教育,大都不能摆脱奴隶性”。而另一位中学生来信,更是力陈当时国文教育的弊端:“每读一文,老师必讲此文之起承转合,于‘若夫’‘然则’诸字,不惮反复解说,往往上课一句钟,即专讲此类虚字；但我等听了许久,还是莫名其妙。前年秋,来了一位讲桐城派文章的老先生, 专选苏东坡、归有光诸人之文,而于每文之后加上一千字左右之评语；讲解之时,于本文文字不甚注意,即取此评语细细讲说,他老人家越讲得津津有味,我们越是不懂。所以同学诸人最厌恶的功课,就是国文,不特仆一人存此想也。”这封来信还抄录了一份“某校国文部修辞学试题”,单是题目就有420余字。编者陈独秀看了以后大发感慨:“这试题,不是现代学校试验国文题目,仍然是古代科场策问的老套头”,“我想全班学生总有一大半不知道这题目问的是什么”,“今天才晓得中学学生多半作文还不能通顺的缘故。这班国文教习,真是‘误人子弟……’了”。[14]这里,实际上已经发出了中小学国文教育必须改革的呼声。而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新青年》同人所提出的一个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的方案。在文章里,刘半农特意列表将“昔之所重而今当痛改者”与“昔之所轻而今当注意者”做了对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昔之旧国文教育以“摹仿古人”、“依附古人(即所谓‘文以载道’及‘代圣人立言’也) ”为宗旨,而今之新国文教育则强调“以自身为主体, 而以古人(或他人) 之说为参证,且不主一家言”。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的。刘文还用十分平实的语言提出了新国文教育的目标: “只求在短时间内,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 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他强调在这一目标背后贯穿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刘文对选文标准、讲授方法、作文要求、出题与批改原则,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其要点是: “凡文笔自然,与语言之辞气相近者选；矫揉造作者,不选”,“极意模仿古人者,不选”,“故为深刻怪僻之文以欺世骇俗者,亦不选”,“凡思想过于顽固,不合现代生活,或迷信鬼神,不脱神权时代之气息者,均不选”；“作文要有独立之精神,阔大的眼光,勿落前人窠臼,勿主一家言,勿作道学语及禅语”,“以记事明畅,说理透彻,为习文第一趣旨”等。不难看出,这一改革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自觉地将前述文学革命的启蒙精神与理念贯穿、落实于国文教育之中。后来陈独秀曾专门著文讨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5]其实,文学革命与作为教育革命的一个方面的国文教育改革,都是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它们之间的相通也是必然的。
（二）
《新青年》在2卷5号（1917年1月1日发行）上发表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发难文章,倡导以白话文“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以后,在3卷1号（1917年3月1日发行）发表了一条“国语研究会讨论进行”的消息,并公布了蔡元培领衔的《征求会员书》,宣称“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进一步把白话文作为国民教育的工具,并将白话文进入中学教科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关系着“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革命目标的落实,《新青年》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3卷2号“通信”的编者附记中,陈独秀提出:“白话文学之推行, 有三要件。首有比较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兹事非易,未可一蹴而几者。”这里还没有提到教科书的问题,到3卷3号就有读者来信建议商诸书局,“请其延聘长于国学而有新文学思想之人,刻选自古至今之文,不论文言白话散文韵文,但须确有可取,即采入书中”；同期发表的另一封读者来信则提出:“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愿先生今后之论调,当稍趋于积极的建设一方面……至学校课本宜如何编撰,自修书籍宜如何厘定,此皆今日所急应研究者也。”[16]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回答读者提出的“建设”问题时,特意提出“鄙意欲创造新文学,‘国语研究’当与‘文学研究’并重”。[17]陈独秀如此重视“国语研究”是与前引他的推行白话文“三要件”直接相关的,这其实也是当时相当多的学者的意见,即是先要通过国语研究确立“统一之国语”标准,再据此编成“国语文典”,再推广到具体写作实践中。对这样一条建设与推行国语的思路,提出挑战的是胡适。他在发表于《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发行）上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另一个思路。他把文学革命的“宗旨”概括成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即一方面要用国语（白话）做“国语的文学”,另一方面惟有通过国语文学的创造,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的语言（国语）。针对陈独秀等大多数学者的前述思路,他指出: “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语言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18]在紧接着的《新青年》4卷5号与一位读者的通信讨论中,胡适对他的思路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讨论的是“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问题。这位读者提出: “要想实行新文字,必定要从大学做起”,而且从大学的招考入手:“大学里招考的时候,倘然说一律要做白话文字,那么,中等学校里自然要注重白话文字了。小学校里又因为中等学校有革新的动机,也就可以放胆进行了。”胡适认为这“不是几个人用强硬手段所能规定的”,“我的意思,以为进行的次序,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先要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而普及的关键在“学校教育”,而且要“从低级学校做起”,“进行的方法,在一律用国语编纂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胡适同时提出,“现在新文学既不曾发达,国语教科书又不曾成立,救急的办法只有鼓励中小学学生看小说。”[19]可以看出,胡适的思路有两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创造具有生命活力的白话文学即所谓“国语的文学”,然后将这样的新创造的白话文学作品大量引入中小学国语教材,成为新的国语典范,先在中小学生中普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与传递,白话文就能够真正在国民中扎根,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语”,即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的语言。
胡适的新思路, 很快就产生了很大影响。白话文教科书的编写,一时成为《新青年》与教育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新青年》5卷2号发表钱玄同与刘半农的讨论,明确提出“国文科必须改为国语科。十岁以内的小孩子,绝对应该专读白话的书；什么‘古文’,一句也用不着读”。[20]接着5卷3号胡适又在一封通信中提出：“现在的一切教科书,自国民学校到大学,都该用国语编成。”[21]《新青年》6卷2号又发表一篇读者来信,提出“对于未受旧文学传染的小国民,应当可怜他,别叫他再受传染病了。鄙见以为从速编新文学教科书,正是改革新文学的急务”。钱玄同在回信中则说：“编新文学教科书一事,同人都有此意,现在方在着手进行。但此事不甚容易做。不但文章要改革,思想更要改革,所以不能一时三刻就拿出许多成绩品来。”[22]钱玄同这里所说的同人正在着手编写的新文学教科书,指的是在蔡元培主持下的孔德学校自行编写的白话文教科书《国语读本》；[23]这是1918年春,蔡元培召集孔德学校教员举行教育研究会,在会上作出的决定,与会者说: “今日所议之教科书,决非专为孔德学校,而为全国各学校计。”有学者认为这是预示着关于教科书的改革的议论将进入“实质性”的“新的阶段”的。[24]正是一年以后,1919年4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该委员会是教育部的附设机关,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在这次会议上,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提出了一个《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主张“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 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做传播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25]这样,白话文进入中小学课本就从民间的呼吁开始进入了国家体制内的操作,时机也日趋成熟。到了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6号,钱玄同就以更加迫切的口气,指出:“改良小学校国文教科书,实在是‘当务之急’。该古文为今语,一方面固然靠着若干新文学家制造许多‘国语的文学’；一方面也靠小学校改用‘国语教科书’。要是小学校学生人人都会说国语,则国语普及,绝非难事。”有意思的是,在这篇通信里, 钱玄同特意指出:“《新青年》里的几篇较好的白话论文,新体诗,和鲁迅君的小说,这都是同人做白话文学的成绩品”,而“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在中国近来的翻译界中,却是开新纪元的”。[26]显然在他看来,这些白话文学的实绩都是有资格进入白话文教科书的。两个星期以后,即1919年11月17日,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国文之将来》的演讲,指出“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和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27]这个预言很快就得到了证实：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并以部令修改学校有关法规。同年4 月,教育部又发出通告,规定截至1922年止,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28]就在教育部通告颁布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 ,这是中国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接着,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四册）,这是中国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此后,国语教科书大增。据历届国语统一会审查工作的报告,仅1920年就审定了173册国语教科书,1921 年又审定了118册。[29]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 从理论的设计, 探讨；到媒体的呼吁,讨论, 形成社会舆论；到政府权力的运作,[30]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从此五四时期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以及整个教育改革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如胡适所说: “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31]其意义其实是超出了教育范围的,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汉语发展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五四文学革命最具有实质性与决定意义的成果。且不说它的深远影响: 五四文学革命所创造的现代文学是通过进入中小学教科书而真正在国民中扎根的；在当时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白话文作为新思想的载体进入课堂,成为青少年思维、表达、交流的工具,这是一次空前的精神的大解放,于是被压抑的创造力就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如胡适所说,很短的几年间,“全国的青年皆活跃起来了,不只是大学生,纵是中学生也居然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机,他们都要利用它来出版小报。找不到印刷机,他们就用油印”。[32]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曾谈到1922年到1925年间“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物蓬勃滋生”的盛况,其中就有许多是由中学生和师范生（也包括他们的老师）主办的,如河北冀县第六师范的文学研究会出版《微笑周刊》,陕西榆林中学所办的《姊妹旬刊》和《榆林旬刊》,南京第四师范的无名作家社,徐州许东中学的春社出版的《春的花》,宁波第四中学的曦社、飞娥社,台州第六中学的知社出版的半月刊《知》,潮州金山中学的晨光文学社,长沙一中鸡鸣社出版的《鸡鸣》,川南师范星星文艺社出版的《星星》,昆明联合中学办的《孤星周刊》,东北文会中学的东光社主办的《东光周刊》等。《新青年》6卷3号曾以《欢迎“新声”》为题,发表了胡适和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的同学的一封通信,胡适在回信中谈道: “北京有一个中学的学生做了一篇文章,对于孔丘颇不很满意。他的先生看了大怒,加了一个长批,内中有‘出辞荒谬, 狂悖绝伦’八个大字的断语；又说,‘有如此之才气,有如此之笔仗,而不为正规之文,惜哉! 惜哉!’”胡适遂将这位老先生的批语略改几个字,赠给新声社的年轻朋友:“诸君有如此之才气,有如此之笔仗,甚望努力勿为正规之文；甚望勿畏‘出辞荒谬,狂悖绝伦’的批评；甚望时时以这八个字自豪!”其实这样的开始觉醒、才华洋溢,因为白话文的使用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的中学生几乎是遍布全国的,而且越是边远的地区,中学生们所发挥的作用越大,往往成为当地新思想文化的中心。也正如茅盾描述的那样,这“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33]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新文学哺育了年轻一代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发展培育了后备力量,从而获得了新的活力。
（三）
先驱者们深知,要使已经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的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真正健康、持续的发展下去,就必须加强国文教育理论的建设,使教育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于是,《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4号（1920年12月1日）引人注目地发表了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与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先说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这是他在北京孔德学校的一次演讲,一开头即声明:“今天所讲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因此所要讨论的正是小学的文学教育。周作人的论述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他把“如何理解儿童”作为讨论的基础,一开始就提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当做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这里所强调的“儿童是人,是有自己独立意义与价值的完全的个人”,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理念,也就是说,周作人将五四“人的发现,个性的发现”运用、扩大到小学教育上,强调“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一切以儿童的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为出发点与归宿,这就把中小学教育改革（包括国文教育改革）提到了一个新的思想与理论的高度,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周作人看来,小学里的文学教育也必须建立在对儿童的理解与尊重上,据此他提出“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有这样三种作用:（1）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3）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和趣味”。并主张按照儿童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的程序来选择、安排教材和相应的教学方法。这些意见直到今天也不失其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启示我们：要把语文教育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地认识儿童”的基础上,就必须有多学科——不仅是教育学,还有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周作人的文章对这几方面都有涉及）等等——的通力合作与共同努力。
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一开始也是声明自己是“门外汉”来谈中学国文教育；不过他强调的是“门外汉有时也有一点用处”:“内行”的教育家往往“跳不出习惯法的范围”,“不免被成见拘束住了”；而“门外旁观的人,因为思想比较自由些,也许有时还能供给一点新鲜的意见,意外的参考材料” ——当然,只是“参考”而已。胡适在文章结束时,还强调他的意见“完全是理想的”,因此, 他“希望现在的和将来的中学教育家肯给我一个试验的机会,使我这个理想的计划随时得用试验来证明哪一部分可行,哪一部分不可行,哪一部分应该修正”。——既坚持理想,又采取试验的科学态度；既坚持独立思考，不为成见所拘,大胆提出“新鲜的意见”,又随时准备根据试验的结果来“修正”自己的意见:这都显示了五四那一代人的风范和民主、科学精神。胡适的主张,有的我们将在下文再作讨论,这里先谈两点。一是他对旧国文教育的批评集中在“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这一点上,而把“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首先定为“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晓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这样,也就把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提到了“自由发表思想”的高度,这与周作人对“人的个性的健全发展”的强调是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胡适文章的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他对“教授法”的重视。他提出了“用‘看书’来代替‘讲读’”的主张。无论是国语文的教学,还是古文的教学,他都强调学生“自己准备”,“自己阅看”,教员指导下的课堂“学生讨论”与课外“自修”,在作文上他也强调学生“自己出题目”, 自己“去搜集材料”,“应该鼓励学生写长信,作有系统的笔记,自由发表意见”,并特别提倡“演说与辩论”这两种“国语和国语文的实用的教法”。这背后是一个教育观念的转变：由“教师本位”转向“学生本位”,由“外在的强制灌输”转向“自觉的学习能力的培养”。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关键仍然是要正确地认识学生,相信他们潜在的巨大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胡适为此而大声疾呼: “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做小孩子看待。现在学制的大弊就是把学生求知识的能力看得太低了。”[34]
胡适的文章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梁启超l922 年七、八月的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35]如论者所说,这篇演讲的有些内容是针对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的, 因此,有“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之争”的说法。[36]从全文看,梁启超的许多观点都是与胡适以及前述《新青年》同人的看法有共通之处的,如强调“文章的作用在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所传达的恰是自己所要说的”,“传达须是自己的意思,一点不含糊,一点不被误解”；教材选择主张“本无话说,而以词藻填满”的“绮靡之文不可选”,“本不愿说的话，勉强说出,而要说的话不说”,“无须说的话而说的,都不能要”,“矫揉造作之文不可选”；在教授法上,重视学生自己阅读,提倡“讨论式的讲授”,强调“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教学生就是要教会他打师傅”,使“他所得的能和你一样多, 或可看出你的错处”,等等。
但意见的分歧又是确实存在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中学国文教学是以国语文(白话文) 为主, 还是以文言文为主? 胡适在《中国国文的教授》里,把“中学国文的目的”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要求学生“人人能用国语(白话) 自由发表思想”,其次要求“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显然把重心放在国语文（白话文） 的运用上,但他在设计“中学国文课程”时,又是将国语文与古文的教学定为一与三的比例,并且还开列了一大批“自修的古文书”的阅读书目,他的理由是“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时已有了七年的国语,可以够用了”。但胡适很快就发现,他所说的这个前提是大可怀疑的：小学阶段并不能完全解决学生对国语文的运用问题。因此,在两年后所写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里,就做了修订：首先是强调“我们认定一个中学生至少要有一个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故用‘能作国语文’为第一标准”,“国语文通顺之后,方可添授古文,使学生渐渐能看古书,能用古书”,“作古体文但看做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做中学国文的目的”。在课程设计上也做了相应调整,规定“在小学未受过充分的国语教育的”,“宜先求国语文的知识和能力”,“继续授国语文至二三学年,第三四学年内,始得兼授古文,但钟点不得过多”,“四学年内, 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国语文已通畅的”,则“宜注重国语文学与国语文法学”,“古文钟点可稍加多,但不得过全数三分之二”,“作文则仍应以国语文为主”。[37]胡适的这一主张在他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所作的议案修正中表述得更为清晰:“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要于国语文通畅之后,方可添授文言文；将来小学七年实行国语教育之后,中等各校虽应讲授文言文,但作文仍应以国语为主。”[38]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学国文教育的主张与设计,虽有调整, 但始终坚持一条,即他所说的以“能作国语文为第一标准”,因为他认定惟有白话文才是现代中国人自由发表思想的最有力的工具,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理念。和胡适的主张相反, 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提出:“我主张高小以下讲白话文, 中学以上讲文言文,有时参讲白话文,做（文）的时候,文言、白话随意。”他强调“文之好坏, 和白话、文言无关”,“文章但看内容,只要能达,不拘文言、白话,万不可有主奴之见”。这似乎是超越了胡适所坚持的文(言文) 、白(话文) 对立,但他对文言文和“近人白话文”的价值判断也是鲜明的,在新发现的《中学国文教材不宜采用小说》一文里, 他断言: 近人白话文中, “叙事文太少,有价值的殆绝无”,“议论文或解释文中虽有不少佳作, 但题目太窄, 太专门, 不甚适合中学生的头脑”,“大抵刺激性太剧,不是中学校布帛菽黍的荣养资料”,他的结论是：“希望十年以后白话作品可以充中学教材者渐多,今日恐还不到成熟时期。”他还说:“国内白话文做得最好的几个人,哪一个不是文言文功底用得很深的？”[39]在他思想的深处,显然认为学好文言文是写好文章（包括白话文）的根本。而且梁启超实际上是认为“近人白话文”即新文学作品是不能（至少暂时不能）进入中学国文教材的,这就与新文学的创造者们发生了根本的分歧。胡适做了相反的估价,他在《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里说：“三四年前普通见解总是愁白话文没有材料可教；现在我们才知道白话文还有些材料可用,倒是古文竟没有相当的教材可用。”因为在他看来,古书是要经过一番“新式的整理”才能进入教材,提供学生自修的。[40]而所谓“只有学好古文才能也必能写好白话文”的观点,自然也是新文学者所不能接受的；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就说过：学韩学苏,“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41]——发出现代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这始终是鲁迅、胡适们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思考中学国文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不会让步的。当然,梁启超们的“十年以后再说”论,对新文学者不仅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种刺激,如胡适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所说,“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42]新文学作品,现代白话文,要真正在中学国文教材中扎根,还需要经过更艰苦的长期努力。
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里,关于中学国语文的教材,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选材,首先是“小说”,要求“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其次是“白话的戏剧”与“长篇议论文与学术文”。在对古文教材的设计中,也强调“应多看小说”,提及的古人与近人写的文言散文,多偏于议论文字,并且强调在编选上“每一个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 都应该有代表。这就是最切实的中国文学史”。不难看出,胡适在指导思想上是把中学国文教育的重点放在文学教育（包括文学史教育）上的。[43]至于强调议论文而忽视叙事文,则是因为他认为叙事的能力的训练在小学阶段已经完成。如前所说,周作人讨论与强调的也是“小学的文学教育”。突出文学教育,这显然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试图通过中小学国文教育将新文学普及到年轻一代的思路直接相关。但这是并非新文学创造者的梁启超所不关心的,他要讨论的是,对于中学生的国文训练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他在《中学国文教材不宜采用小说》一文里,明确地表示:“学生须有相当的有欣赏美文的能力,我是承认的；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的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除却高中里头为专修文学的人做特别预备外,我以为一般中学教材,应用文该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纯文学作品不过能占一两成便了。此一两成中, 诗词曲及其他美的骈散文又各占去一部分,小说所能占者计最多不过百分之五六而止。”他进一步强调“学文以学叙事文为最”。这是梁启超关于中学国文教育, 特别是作文教育的一个基本观点。后来他还专门写过一篇《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的文章, 详加论说。在他看来, 叙事文字所注重的是观察力,与小说偏于想像力不同,[44]而对于中学生观察力的训练是更重要的,“偏于幻想及刺激性太重的文（学） ”,对于中学生“总不能认为适当”。[45]针对当时中学作文教学普遍向议论文倾斜的教法,梁启超更是作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这种教法在文章上不见得容易进步,而在学术上德性上先已生出无数恶影响,教员出八股、策论似的题目让学生做,就是在奖励剿说(袭用人言) ,奖励空言,奖励轻率,奖励刻薄及不负责任,奖励偏执,奖励虚伪,会让青少年养成恶习惯。这种教育会养成不健全的性格,映现在行为上,国家和社会的败坏未始不由于此,这是教育界的膏肓之病。[46]在这里,梁启超已经把作文的训练提高到对学生人格塑造的高度来认识,这是确有见解的。
胡适在最初提出文学改良“八事”时,即已强调“须讲文法”。后来他在设计中学国文教育时,在教学目的上就规定学生写作必须“没有文法上的错误”,并把文法教授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不但在课时分配上规定每一学期都要讲授文法,“第一年, 专讲国语的文法。要在一年之内,把白话文法的要旨都讲完”,“第二三年, 讲古文的文法”,并“应该处处同国语的文法对照比较”；而且用很极端的语言提出：“以后中学堂的国文教员应该有文法学的知识,不懂文法的,决不配做国文教员。”[47]以后,中国的国文教育,包括1949年以后的语文教育,一直突出文法（语法） 教育,并越来越强调文法（语法）的知识体系,把语文教学变成语法、修辞、字句的操练,显然是延续了胡适的思路。梁启超在如何对中学生进行写作训练上则另有见解。他反复强调“辞达而已”这四个字：“本来文章不过是将自己的意思转达给别人,能达便是文章。文章一部分是结构,一部分是修辞,前者名文章结构学,后者名修辞学。文章好不好,以及能感人与否,在乎修辞。不过修辞是要有天才,教员只能教学生做文章,不能教学生做好文章”,“孟子说得好:‘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教员“所能教人的只要规矩。现在教中文的最大毛病,便是不言规矩而专言巧”。因此,他主张在阅读教学应以讲结构为主,帮助学生理解作者的思路,“于文的思想,路径,发动,转折,分析和总合,皆可懂得。若有几百篇文章,学生真能懂得,没有不会作文的”。作文教学更是要着力于“养成学生整理思想的习惯”,“作文必须先将自己的思想整理好,然后将已整理的思想写出来”。作文“评改宜专就理法,讲词句修饰偶一为之。改文应注意他的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字句不妥当不大要紧(因为这是末节) ,偶尔有一二次令学生注意修辞,未尝不可,然教人作文当以结构为主”。[48]有学者将梁启超的中学国文教育主张概括为重视情感教育（梁启超另外写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文）、思维训练与人格塑造三个方面,[49]这与胡适着眼于语言、文学知识的传授与技能训练,确实是不同的思路。
（四）
有意思的是,发生在20 世纪20 年代的胡、梁之“争”,在21世纪初又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2002年8月7日《中华读书报》与《东方文化》2002 年第4 期分别发表了陈平原的《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之争》与臧清的《一条有待重访的语文教育之路》。重提旧事,当然有对当下文化、教育问题思考的背景,臧文的副题就是“梁启超语文教育观的当代启示”,陈文也是强调:“八十年前的老古董,不可能成为今人前进的路标；但作为晚清重要的思想家与文体家,梁启超的思考,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品味。”二位作者显然更重视梁启超的意见——臧文在这方面可说是旗帜鲜明,陈文则可能是专门讨论“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这一选题所致；但从中获得的启示并不一样。陈文重视的是梁启超关于“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以美文为附”,“学文以学叙事文为要”这两个意见,并且说明“只要对前几年中学语文教学的争辩略有了解,或者对目前散文写作之趋总虚构有所反省,当能明白我为何关注梁启超的这两段话”。臧文则是针对当下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一些全局性的问题而写的。因此,它首先对“让教育理念回到五四传统”这一似乎被普遍接受的观念提出质疑,因为这种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疑虑的假使”:“存在着一个明朗单一的五四教育传统可供继承”,而作者所要强调的是,“重访当年历史情境考察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教育观念,我们也会发现当时实际上存在着多种教育思路,其间的差异适足造成相当不同的教育实践和教育制度”,这就是为什么臧文要极力推荐梁启超的与居五四主流地位的胡适不同的教育观念的原因。臧文同时尖锐地指出:“即使像有些学者主张的那样,通过语文教育唤回张扬个性, 解放自我的五四精神传统,但对于当代以自我为中心的青少年,在当代无一不指向个人欲望的氛围和环境中,张扬个性的号召显然已失去了应对现实的能力。”而作者感到忧虑的正是他所说的当下语文教育界的如下状况: “种种新式‘美文’讲习和严格文字训练,人们并未看到青少年对语言美感和灵性的充分感悟,却看到了诸如浮泛矫情、自我中心、缺乏现实关怀等这样一些风气的蔓延。”臧文所要质疑的,还有“去政治化以后问题就可全部解决”的“假设”,在作者看来,在排除了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意识形态干扰以后,还存在着一个陷入他所说的“语言文学本位的语文教育观”而缺乏自省的危险。而胡适正是这样的“语言文学本位的语文教育观”的始作俑者。臧文因此指出: “语言与文学本位的教育观一旦恢复其绝对的主导地位,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向任何一端倾斜或两端并重,都不能免于胡适末流的弊病。有关语法还是美文、语言还是文学的争论,实质上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不能弥补语文教育更为本质的欠缺。如果说,胡适当年对语言文学独立价值的强调,尚有五四精神的底色,文化革新、冲破旧学束缚的时代意义,那么,现在语文教育片面强调语言和文学,实际上等于把主要的人文教育阵营放手给了社会传媒和大众文化,放弃了学校的社会责任,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作者认为,“语文教育最根本的目标,既不是语言习得,也不是文学审美,而应是人本身,语言和文学的学习只是通向这一目标的途径”,而在作者看来,梁启超的思考在这方面能够给我们以启示,因而对今天的语文教育改革有着“特别意义”。
这里所提出的“如何看待五四传统（包括教育传统）”的问题,确实非常重要；而这本也是这篇专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的论文理应讨论的问题。所以,在文章结束时,不妨就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略说几句。首先我同意臧文的这一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小学教育必须进行改革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如何改革,改成什么样,确实存在着多种思想观念,多种选择方案,而且大家都在探索中,并无定论,只是有些意见被许多人接受,成为某种主流观点,但并不意味着未成为主流的观点就一定没有价值；我们今天谈继承五四传统,就必须注意到共同构成五四传统的各个方面的意见与试验。其实,本文所涉及的也只是以《新青年》同人为中心的这一个方面——当然,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方面。真正要把论题说透,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扩展与深入讨论。其次,我认为要讨论五四传统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应该对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中国教育,中小学教育的实际状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与了解。我经常想起鲁迅在20世纪初说过的一段话:“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50]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弊端是多重的:当下的中国社会,教育界与青少年中,确实存在着臧文所说的自我中心、“无一不指向个人欲望”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存在着对青少年个性的压抑,培养与鼓励奴性的问题,因此,我在研究这一课题时,重读当年五四先驱者对当时中学国文教育弊端的批判,常常发出会心的苦笑,并有“故鬼重来”之感,而他们对以“立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的张扬,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恐怕不是我个人的自作多情。因此,我不认为五四先驱“张扬个性的号召”已经完全失去了“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就我们所讨论的中小学国文(语文) 教学而言,至少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这些《新青年》同人当年所强调的“说现代中国人的话, 而不是古人或外国人的话”,“说自己的话, 而不是他人的话”,“发出真的声音,而不是瞒和骗的虚假的声音”这几点,在今天就仍然有意义。而且在我看来,最有启示意义的,还不在于先驱者们说了什么（所说的总是有时代局限性的）,而是他们的言说、讨论背后的科学、民主精神。他们身体力行于自己所倡导的“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坚持什么主张,全出于自己的信念,而不是要维护或追求什么既得或未得的利益；他们彼此争论,即使言词激烈,也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靠的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或借助政治权力来剥夺对方的发言权；他们不仅宣扬自己的主张,更立足于试验,如胡适所说的那样,用试验结果来证实自己的主张或修正自己的不足或错误。正是这样的科学的探索精神,保证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例如我们已经详加讨论的胡适与梁启超的不同中学国文教育观）,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可能显得十分对立,而且发生不同的作用,但时过境迁,今天我们作为后人来重观他们的主张,就会发现虽各有不足,但也都有禁得起历史检验的真知卓见,足为后人所借鉴。仅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争论也是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在坚持自己的观点的同时,是否有必要也注意从对立的观点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因素,或从对方对自己的诘难中,引起警戒,防止将自己合理的主张推向极端而陷入新的荒谬,而尤其是自己的主张成为某种主流观点时,就更应如此。总之,在我看来,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是一笔并未失去意义的宝贵财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能否持续、健康的发展,实赖于是否能始终坚持这样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这是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体精神而言的；对其具体的主张,则要做具体分析。例如,正像我们在前文中仔细讨论过的那样,五四文学革命所采取的策略是:在理论的倡导之后,着力于新文学实绩的创造；再将新文学作品作为“国语文”的典范进入中、小学课本,使其在一代代的年轻国民中普及,从而真正形成全民族的共同“国语”。实践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对新文学的发展,与新的民族国家共同语言的确立与巩固,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功绩。但具体到中、小学的国文教育,却导致了论者所说的“语言与文学本位”的观念和一系列的制度与操作,并且在今天还在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对其得失却是应该做具体的分析的。在我看来,陈平原与臧清两位学者提出的警告是应该引起重视的。无论是将中小学语文教学简单地变成语言教育或文学教育,还是以语言教育或文学教育为中心,都可能产生许多问题。如何处理语文教育和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关系,这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三,一个简单的事实也是不能忘记的:今天的时代确实不是五四时代,而每一个时代也只能解决它那个时代的问题。因此,如果认为“回到五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也是过于简单的。我们今天确实面对许多新的问题,如臧文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一切无不指向个人欲望”,这都是必须正视的。这样,我们在强调五四的基本精神应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有效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有限性,必须有我们今天的新的思考与新的发展。就以我们在前文充分肯定的“说自己的话”与“说真话”这些五四命题而言,在坚持其基本意义的同时,恐怕还要进一步讨论:这是怎样的“自己”与怎样的“真”？是鲁迅所批评的“以个人悲欢为整个世界”的自我中心的狭窄的“自己”,还是具有广阔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类的,生命的关怀的博大的“自己”——这一类问题,都是涉及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包括语文教育改革）的方向的大问题。还有一些前人没有遇到、甚至是不可想象的问题,例如在网络时代的语文教育问题,等等,这都是要我们自己去思考与实践的。总之,在我看来,对于五四传统,恐怕一要坚持,二要质疑,三要发展和超越,而这三者又是互相缠绕的,也就是要采取比较复杂的态度,不能那么单纯。在有些朋友看来,这或许态度不够鲜明,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1]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2007-5-5）[2007-5-15]，载“中国教师成长网”： http://teacher.cersp.com/theo/development/200705/1625.html.转引自：中国期刊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第三期
[2]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 收《胡适文集》12 卷《胡适演讲录》, 48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3]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文收《胡适文集》2 卷《胡适文存》， 6～15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4] 胡适:《〈尝试集〉自序》, 文收《胡适文集》9 集《尝试集》, 82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5] 胡适:《谈新诗》, 文收《胡适文集》2 集《胡适文存》, 134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6] 见《新青年》3 卷3 号。
[7]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 载《新青年》3 卷3 号。
[8] 钱玄同:《致陈独秀书》, 载《新青年》3 卷5 号。
[9] 钱玄同:《〈尝试集〉序》, 载《新青年》4 卷2 号。
[10] 钱玄同:《随感录·四十四》, 载《新青年》6 卷1 号。
[11] 查钊忠:《致钱玄同》,载《新青年》6 卷1 号。
[1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4 卷4 号。收《胡适文集》2 卷《胡适文存》,45 页。
[13] 鲁迅:《无声的中国》,收《鲁迅全集》4 卷《三闲集》,1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王禽雪:《摆脱奴隶性》, 黄介石:《修辞学的题目》及陈独秀: 编者附言,载《新青年》6卷1号。
[15]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载《新青年》7卷5号。
[16] 一未署名读者:《致陈独秀书》,张护兰: 《致陈独秀书》及陈独秀附言,载《新青年》3卷3号。
[17] 陈独秀: 编者附记,载《新青年》3卷3号。
[18]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载《新青年》4卷4号。收《胡适文集》2卷《胡适文存》, 45 页, 4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19] 盛兆熊、胡适:《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载《新青年》4卷5期。
[20] 据有的学者研究, 最早提出“改初小国文科为国语科”的是1916 年发表于《中华教育界》5卷8 期的陈懋治的文章《国民学校改设国语科意见书》,但并未产生大的影响,参看王建军: 《中等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249 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21] 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载《新青年》5卷3号。
[22] 彝铭氏、钱玄同：《对于文学改革之意见二则》， 载《新青年》6卷2号。
[23] 钱玄同在《新青年》6卷6号的通信中说:“去年蔡孑民先生在北京办了个孔德学校, 先把那国民学校第一年级改用国语教授, 由我们几个人编了一本《国语读本》第一册；据教的人说比用坊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 学生要容易领会得多了。”
[24] 参看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238～239 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5] 原载《教育公报》第6年第9期(1919 年) ,转引自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252 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26] 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答潘公展》,载《新青年》6卷6号。
[27] 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88 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28] 参看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252～253 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9] 据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34 页，语文出版社,1997 年版。
[30] 胡适对政府权力运作的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他在《好政府主义》一文中指出:“数年前曾主张白话，假如只是这样在野建议, 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生影响。”文收《胡适文集》12卷《胡适演讲录》,71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31]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