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s素材:宿迁人的“精神图腾”：千年天下先 2010.1

　　巨大的灾难面前，喷薄而出的是文化的力量和民族的精神。

　　历经千年苦难，却能延续到今天，宿迁人“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品格及珍视传统、自觉承传的文化理念，已成为宿迁人的“精神图腾”，深深熔铸在民族的血脉之中，融汇于宿迁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之中，成为生气勃发的推动力，而在挫折和考验面前得到更加集中、更加生动地体现。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惟有文化精神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是宿迁人自我认定的身份凭证，也是宿迁人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和力量之源。

　　宿迁文化精神探寻系列报道之四

　　“旱改水”的耕作制度变革：洪水走廊成鱼米之乡

　　那是1958年6月，高烧才退的宿迁县法院院长、移民搬迁总指挥姚耿荣，站在风雨中的洋河滩上，看着从200多条木船上下来，拖家带口、成群结队的移民，挑着担子，推着车子，一步三回头地朝陌生的安置点走去，他热泪纵横……

　　这是洪涝旱兼治、大中小并举的新一轮集中治水的序曲，这是改旱田为水田耕作制度大变革的前奏，这是宿迁人“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又一次迸发！

　　新中国成立后，宿迁筑圩田、挑深沟、修台田、挖大塘，但始终抗不了旱，治不了涝，洗不了碱，增不了产。1955年，中共宿迁县委提出农业三改，即“碱改良、稀改密、旱改水”。前两改均告失败，由县委副书记李登先主持的“旱改水”试验，经过3年试种和农业专家的精细考察论证，被证实完全可行。

　　1957年夏天的一场洪水，促进了新一轮集中治水的迅速实施，促进了耕作制度大变革的尽快起步。那年6月，百万军民在抗洪一线，进行着艰苦卓绝的保卫战，最关键、最激烈的就在骆马湖。

　　洪水刚过，省水利厅提出“骆马湖一湖蓄水”意见的同时，宿迁县委提出，骆马湖常年蓄水，在运东地区搞自流灌溉，率先大面积推广“旱改水”——变革已沿袭千年的耕作制度，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要有革故鼎新的魄力。

　　骆马湖蓄水解决水源问题，而通过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全县盐碱地、岗土地变成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才是“旱改水”的目的。

　　灌排水系需要重新安排，农田水利需要重新建设，种惯旱谷的农民要学习新技术，骆马湖改为常年水库，5万宿迁群众要异地安置——传统耕作制度的变革有着复杂而精细的步骤和难以想像的难度。

　　祖祖辈辈居住湖区，百姓恋土难移，国家和地方财政紧张，“搬家三年穷”，每人却只有50元安家费！ 

　　舍小家，顾大家，1958年6月起，5万移民全数搬迁，他们像过去千年里，那些和水患抗争的祖先们一样，敢于牺牲，安于奉献。

　　最初，移民们住在两檐着地的山头棚里，夏天无处遮阴，又闷热潮湿，只能把桌子和床抬出来，躲到下面躲避烈日。天冷了，挖野草充饥，蜷在草窝里过夜。当年10月，全县开展支援移民兄弟活动，开展安置点建房大竞赛。在全县人民帮助下，移民开始重建家园。沉在湖水下的家，成了沉在心底的记忆。

　　5万移民搬迁了，骆马湖蓄水开始了，大规模“旱改水”开始了。千年洪水走廊从此迈向鱼米之乡。

　　“农业学大寨”：“誓叫淮北变江南”

　　那曾是不可企及的梦想，1958年，宿迁县委制定“玻璃城、水稻县、苹果黄河、葡萄山”战略目标时，久经忧患的宿迁人真地觉得很遥远。    

　　从1964年起，一个叫昔阳的地方，成为宿迁要赶超的目标。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战天斗地，开山凿坡，修造梯田，粮食亩产增长7倍。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这是当时工农业的两面旗帜。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得到几亿中国人持久而疯狂的响应。在那股热潮里，宿迁人又走到了前头。

　　那是一个有些疯狂的年代，疯狂的个人崇拜和疯狂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疯狂了，也就可能盲目了，在各种宣传和舆论工具的鼓噪之下，许多地方将大寨作为农村发展的标本推广，不因地制宜，更不切实际。尤其在南方农村，基层官员甚至荒诞地在山上大规模开垦大寨式梯田，南方多是水田，山上无法供水，梯田根本不会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造成水土流失。

　　时隔46年，时任宿迁县农经组副组长的张明中，依然对当时宿迁县委一干人的清醒和执着钦佩不已，他认为，宿迁从实际出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真正学到大寨的精神。

　　挖河修渠，扩种水稻，继续“旱改水”，1966年，全县水稻种植18.5万亩。可是文革开始了，为“旱改水”呕心沥血10多年的李登先成为宿迁头号“走资派”。继任的宿迁革委会主任郭玉珍和一干干部却认识到说一千，道一万，不搞“旱改水”，群众吃不上饭。在批判和斗争的喧嚣中，以“河网化”、“旱改水”为实际主题的学大寨运动，继续开展了。   

　　1975年9月15日，规格最高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宿迁县成为全国受表彰的26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之一，被誉为“淮北江南”。   

　　1976年，全县水稻面积扩大到86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2%，是1968年的5倍多；粮食总产近6亿斤，是1968年的近3倍。

　　从50年代开始描绘的“水稻县”远景蓝图，历经艰辛，终于实现了！

　　缩小和梦想之间的距离，即便那种距离真地遥不可及——这一直是宿迁人的文化品格，在历史的一页翻到1976年时，宿迁人“敢为天下先”的顽强精神，得到了回报。

　　全方位创新的“耿车模式”： 区域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样板

　　杏花烟雨江南，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对于江南的向往，古往今来，从不曾冷却。

　　旱涝保收了的宿迁，不再担心能否吃饱肚子，也不满足于粮食高产，而是盘算起了农业结构的调整，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1985年，宿迁县委掀起“二次赶江南”的热潮，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创造了“耿车模式”，让 “讨饭乡”变成“宿迁民富第一镇”。

　　耿车模式的问世，缘起于“314”小队。小队原来的名字，已被遗忘，反因年亩产粮食仅31.4公斤得了这个称谓。31.4公斤，这是耿车人贫困生活的写照，这是“讨饭乡”耿车一穷二白的写照！

　　1983年，一个叫徐守存的人成为耿车乡党委书记，历史让这个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人成为日后蜚声全国的“耿车模式”的创始人，领着不屈服于贫困命运的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挣扎、探索和改革创新。

　　建电灌站，解决农田水源，提高粮食产量，徐守存并不满足，提出“人人有事干、家家有项目、天天有收入”，掀起了全民创业热潮，到1986年形成了以“四轮驱动，双轨并进”为特色的发展模式，即：在乡、村、户、联户的四个层次上办企业，在乡、村集体所有制与双层经营的家庭和联户所有制的双轨上运转。这一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成为当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样板，被认为是“贫困地区农民由穷致富的一个较好的模式”。

　　伴随着这股全民创业热潮的兴起，耿车企业数量和产值也在节节攀升。1984年耿车乡村办企业26个，户办、联户办企业2548个，到1986年已分别达到59个、4567个。企业产值也由1984年的2111万元上升到1986年的4691万元。

　　1986年9月，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为“耿车模式”题词：大胆探索，因地制宜，为乡镇企业创造新的模式。  

　　从50年代抛家舍业的“旱改水”，到70年代顽强拼搏的“学大寨”，再到全方位创新的“耿车模式”，“敢为天下先”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历史的延续和变革里，仍保持着“精神图腾”的地位，指引宿迁人创造美好明天。

　　新宿迁的创业文化：为发展注入永恒动力  

　　宿迁人是惯于牺牲和奉献的，在艰难困苦中，更有着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冲动和持久毅力。

　　作为宿迁文化精神的实践者、见证人和最大受益者，宿迁人并非机械而被动地一味牺牲，千年来的创举频出就是佐证。

　　地级宿迁市成立后，宿迁人上下同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启了勃勃生机的改革发展时期。宿迁人的精神风貌、宿迁市的物质风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宿迁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十多年间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积累。    

　　以“生态为归宿、创业求变迁”为城市精神的新宿迁，深深明了，区域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蕴藏丰富的物质资源，也不是原有的经济基础，而是拥有告别落后、奔向幸福的强烈渴望和追求财富、实现价值的创业激情的人民——自2006年起，宿迁以文设节，以节化文，决定每年的11月1日为宿迁的创业文化节，从此，将求富欲望变成现实行动，由模糊走向清晰，由抽象走向具体。

　　不拘形式，不拘类型，不拘规模，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形成了人人忙创业、户户上项目的生动局面，区域经济也逐步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变—— 2009年，全市新发展私营企业6709家、个体工商户4.84万户——创业文化正一步一脚印地走向创业实践，而创业实践正亦步亦趋地迈向创业经济。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以文化人，化民成俗。

　　作为“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千年血汗结晶，“创业文化”在新世纪凝聚起了宿迁的精气神。2009年，宿迁财政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130.2亿元，增长41.3%；一般预算收入在全国333个地级市排名中首次进入百强行列，增长35.6%；90%的乡镇财政总收入超过千万元……创业文化为发展注入了永恒的动力，宿迁提前一年实现了“十一五”规划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