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券发行时间:破解“钱学森难题”——树立新的教育观

破解“钱学森难题”——树立新的教育观

默认分类 2011-02-01 20:31:30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钱老随着早来的冬雪，飘然而去。除宝贵精神遗产外，还留下一道李约瑟似的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是啊，为什么？这比“十万个为什么”中任何一个都重要。改革开放已30多年，是该作出回答了。想起53年前，钱先生刚回国就到北京大学作报告，记得他从大饭厅的北门走进来，穿过人群走向讲坛，正好同笔者照面。他那睿智的眼神，虽仅一瞥，却永铸心田。如今虽也年迈古稀，但愿能为破解这道难题，提供一些思路，以求树立新的教育观。

“我们的学校”指什么

钱氏难题，其主语是“我们的学校”。这“我们的”不是指“中国的”，因旧中国的学校，培养出不少杰出人才，如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和一批“大家”，曾支撑着中国的学术界。杨振宁、李政道还获诺贝尔科学奖。也不包括台湾、香港。因台湾学校培养出丁肇中、李远哲两位诺奖获得者。同样，香港学校也培养出崔琦与高锟两位诺奖获得者。因此，这“我们的”指新中国成立后，更确切是指50年代后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后之学校。

我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出现于20世纪初期。随封建专治王朝的复灭，从西方引进了全新的教育制度。中小学堂、师范学堂直至高等学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学校培养出不少精英，有的还到欧美去留学，成为中国各学科的领军人物。新中国成立后，除原有7000多副教授以上专门人才外，在50年代前期，又从滞留于欧美的7000多留学生中，归来1000多位。就是这些人，成为支撑新中国学术殿堂的顶梁柱。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对知识分子“左”倾政策的深化，教育方针严重背离教育的自身规律。各级学校都办成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工具。到文革时，学校更成为红卫兵造反的大本营。改革开放后，首先恢复高考，掀起学习热潮，各级学校的数量与规模空前高涨。随经济发展，广大人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日益积极，促使各级学校按市场经济法则，努力创收，使教育出现产业化倾向。

如今的学校，几十年形成的“左”的一套办学体制，并未清理，也未改革，却又渗透进大量市场化的金钱因素。这就使学校一面高举革命的旗帜，一面又千方百计的乱收费、办“校外校”及各种创收。结果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表面上冠冕堂皇，“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实质上笃信“金钱至上”。这样的学校同样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于是人们又着眼于出国留学，这30多年来，公费、自费出国留学生已达50多万。其中不少人还进入著名大学的一流实验室，甚至工作了十几年，但又有几个达到了杰出人才水平呢？这说明，我们不仅大学教育有问题，更主要是中小学教育走偏了方向。因基础教育对人才培养最为重要，一旦基础打歪了，以后很难扶正。

有人说，崔琦是受过本土教育的，袁隆平、王选等也作出了杰出贡献。可是崔琦于解放前在河南读小学，后到香港完成六年中学。袁隆平等那些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人，他们的中小学，都是在50年代教育方针之前完成的。袁隆平1952年就大学毕业了，他没有戴过红领巾，不属“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

“我们的学校”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的学校”就是指，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学校。而这个教育方针是在1957年反右后，才正式形成的。教育方针从属于知识分子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政策就出现“左”的倾向，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实质上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工作学校，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领地，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因此必须不断批判，不断改造。从而忽略了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产物，教育仍具有人类普遍适用的自身发展规律。虽然杰出人才可以具有不同政治观点，为不同阶级、不同政权服务，但其培养过程、培养规律，却是不受阶级与政权支配的。所以马克思主张，要继承资本主义教育中，一切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教育有益的东西。

自1951年5月批判电影《武训传》，就点名批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接着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把“活教育”倡导者陈鹤琴当成靶子，说他是鼓吹“超政治、超阶级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至于那些“以爱为中心”的教育观念，更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在大学里，批判“通才”教育，批判“为学术而学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单纯学术观点。照搬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全部侧重于专门实用人才的培养。这种功利的偏向，至今未改。

尽管如此，当时各级学校还是党教分开的。1956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出：“在校、院长负责制的基础上，高等学校的校、院长领导学校的全部工作，代表学校处理一切问题”。当时大学中的党组织，并不介入行政教学工作，广大中、小学大多还未建立党组织，只有个别老师是党员。但从反右运动起，对知识分子展开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把学校当成阶级斗争的战场，视作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阵地。1957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中学应当有政治课”。1958年7月，康生在中宣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布：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7月19日，康生又在北京农业大学提出：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搞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接受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切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也应该放在党委的领导之下。”

从此，中国境内的各级学校，都执行党的这一教育方针。尽管其后又经过文革的大折腾，到改革开放后，也只清除了文革的阴影，并未触动既定的教育方针。所以“我们的学校”，就是指1958年后贯彻这一教育方针的学校。这一方针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根据邓小平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曾经试图改革过，但由于学潮风波冲击，为求稳定，就再无人提起了。其后只是在这原有方针之框架中，不断增加市场经济因素，搞起赚钱的买卖了。

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问得十分尖锐，并非“一时”，而为“总是”，即从头至尾几十年，一直培养不出来。这就必须从我们的现有教育体制来找原因了，而现有教育体制的实质，就是1958年制定的教育方针。虽然“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已有所变通，但党教不分、以党代教，将教育党性化、阶级化、政治化的“左”倾路线，依然如故。

人作为一个社会产物，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起码的必须条件：一是必须有温饱，二是必须受教育。两者缺一，就不成其为人。没有温泡，就得饿死冻死；没有人类教育，如印度的“狼孩”，根本不能算人。因此，求温饱、受教育，是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存权。

近万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不同生产水平的不同历史年代，人类温饱问题有其自身规律。人类进化中形成以素食为主的营养代谢类型，至今并未变化。有些人硬要享用“三高”食品，只能百病丛生，因他违背了自然规律。同样，不同知识水平的不同历史年代，人类的教育问题，也有其自身规律。随社会文明的进步，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也在不断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生产力为座标的，马克思就认为：教育是一种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工业文明的教育，当然不同于农耕文明。但正如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一样，作为生产力再生产的教育，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要不然旧中国和欧美培养出的各种人才（其中不乏杰出人才），怎么会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栋梁呢？

把教育过于功利化、政治化，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反对通才教育，只培养专用人才，这种功利主义已影响杰出人才的培养了。把教育政治化、专门为着培养党的接班人（以前称驯服工具），那就更为极端功利主义了。历史上任何先进的政党、主义，皆是靠其掌握真理之多数，靠其代表群众之多数，而赢得执政地位的。若离开这些根本努力，光靠愚民政策、奴化教育，一味灌输某种思想，就能永获群众的支持，那只是一种自欺其人的空想。近代政党的更替史，不早已说明了吗。而且这种“圈养”式教育，只能培养庸才，甚至奴才（家奴），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杰出人才的培养，除具有先天的智力条件与后天的努力外，素质上必须拥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倔强的个性，怀疑的视角，创新的欲望，求真的兴趣，美学的情操，刻苦的精神，诚善的品德。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

这一切恰恰是我们现有教育体制所缺乏的。我们现在虽强调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但总事与愿违，就因为应试教育的急功近利观念，仍大有市场。国家迫切要求培养出政治上合格的接班人，家长要求能升学，升入毕业后能求得好工作的学校。需求都是要立竿见影的，学校也就以短期行为、立码标价相应对了。

如何走出怪圈

教改一直是全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争论这么久，还看不到边际。以至钱老离开人世前，依然在重复他发问多年的老问题。

照理说，政府对教育支持力度，还是逐年增大的，不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对义务教育实行学杂费全免。总理还亲自进课堂听课，公开主张由教育家来领导学校，要求教师用“爱”来感化学生，最近又更换了教育部领导。但教育如何走出这个愈改愈趋向应试的怪圈？这需要我们拥有无畏的胆略、智慧的手段与义无反顾的决心。

首先，将教育体制退回到50年代前期.也就是摆脱1958年所确定的“左”的教育方针。许多“左”的方针路线，我们都放弃了，为什么惟独在教育领域仍然要坚守呢！

其次，逐步实行党教分开，取消以党代教。有人认为这是个犯忌的话题。邓小平早提出要党政分开，不要以党代政。难道教育比政府还神秘、还机密？各级学校都应恢复到1956年的领导体制，实行校、院长负责制，党委只起保证与监督的作用。我国科研院所，早自80年代起，就如此改革了，至今已20多年，不是运行良好吗！为什么教育就不能呢？

第三，在实现由教育家领导学校后，逐步改变学生升学选拔办法。中国这么大，各地经济文化差异，很不平衡，切忌一刀切的办法。将一部分教育管辖权下放给地方。针对不同社会要求，兴办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学校，可以百花齐放。国家只管掌控基本教材的统一，规模的准入。不管什么风格、类型的学校，最后皆以人才培养论高低。

第四，改革思想教育。在学校中不断强化政治思想教育，是50年代后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许多是违背教育规律的。笔者在北京市的一次教育座谈会上，听一位中学校长说，中学生政治课的内容，相当于党校中县团级干部的教材。这不是荒唐吗？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未成年的中学生连公民选举权都没有，怎么要他们同县级干部相比呢？中学政治课，应改为公民课，对学生进行权利与义务的法治教育。小学的少先队要向未成年志愿者转化，淡化“共产主义接班人”要求，着重培养学生自尊、自信、自爱的团队精神，红领巾与“一道杠”至“三道杠”，不能成为先进与落后的标志，而应一视同仁，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应竞选或轮流担任。从小就分先进、后进，搞“官本位”，是违反少年教育规律的。

第五，真正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爱因斯坦曾指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关键是升学的录取标准，现在升学考试实质上只看智育成绩，而且仅是书本知识。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当然只注重应试需求了。你考什么，我就重点教什么。家长也同样，甚至出钱找家教。什么全面发展，不过一纸空谈。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背书答题，应付考试，即使进入大学，也因缺少全面发展的基础，而很难成为人才，更谈不上杰出人才了。惟有逐步变更升学考核标准，建立一套科学的人才识别考核体系，真正将那些全面发展的优质学生，录取到应去的学校。校方与家长才会追求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才有可能。对于那些在某方面拥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不能求全，而应因材施教，使其特殊才能，充分得到培养。

人才培养是百年大计。笔者曾读过6年小学、6年中学，又上6年制大学、3年研究生，深知寒窗之艰辛。教育方针失误，从1958年至今已半个世纪了，影响了几代人。以至钱老的呼唤，仍难有回音。每当诺贝尔科学奖公布时，心中皆感到无比惆怅。人们只好自我解嘲，或说什么诺奖评选标准有问题，或说不能真正代表科学水平。这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而言其酸罢了。诺贝尔科学奖，100年来已有400多人获得。其中有8位为华人。正如前述，没有一位是“我们的学校”所培养过的。有人说社会主义国家受歧视，那前苏联为何有十几位科学家获此殊荣？有人说东西方文化不同，那日本为什么有8位获奖？有人说发展中国家很难，那印度、阿根廷为什么有好几个人获奖，甚至巴基斯坦、埃及都有是公认的经济大国、体育大国。目前正在从制造大国走向创造大国。中央又一直坚持科教兴国、人才战略，把综合国力的竞争归结为人才的竞争，不能说不具有战略眼光。然而，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我们不能用产生问人获奖？

我们现在不仅是政治大国，也题的同一思维水平来解决问题。”因此必须用比产生“钱学森难题”更高一级的思维水平，也即更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找出根源，解决问题。其实，可开辟“教育特区”，放手试验。再经十余年的努力改革，教育面貌定有改观，杰出人才也就应运而生了。相信由我们的学校所培养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将不断问世。0的突破，也将指日可待。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里程碑。

钱老对此，是抱憾而终。斯人已去，给我们留下了这道难题，我们应将此题，作为悬挂的苦胆，每日尝而思之。难题终将破解，教改定能成功。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定能以众多杰出人才的涌现，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愿这一天早点到来，以告慰钱老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