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学科考古学》 （1966）

一、作者简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哲学、知识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地影响。尽管他不喜欢自己被归类，但还是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性人物。福柯的代表作有《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1961）、《死亡与迷宫：雷蒙·鲁塞尔的世界》（Death and Labyrinth： The World of Raymond Rousse, 1963）、《诊所的诞生》（The Birth of Clinic, 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69）以及《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prison,1975），等等。

    《词与物》一书是要将思想从“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驱除笼罩在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形式头上的人本主义的迷雾，从而重新思考人类知识的可能性。而人类学主体主义正是自康德以来的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和知识基础，福柯试图批判的正是这一传统。但是福柯并没有将自己的视角仅仅局限于康德及其之后的思想，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古代，并从文艺复兴开始了自己这种独特的人文科学考古学。

二、认识型

    之所以做这种人文科学考古学，是缘于福柯的一次有趣的阅读。福柯在阅读博尔赫斯的某部作品的时候，其中有一段引用“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写到，动物可以分为奇怪的十几种，这些分类让人看了不可思议，这令福柯哑然失笑，但笑声之余，福柯发现，这种分类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为它超出了阅读者自己的思想的限度，超出了他的习惯性的理解和常识，因而会觉得令人发笑。因为对于福柯这样的西方人来说，不可能做出那样的思考。所以福柯开始思考这种不可能性的原因，换言之，为什么不能那样思考呢？我们思考的方式、内容和界限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福柯看来，思想包括两端，一端是文化的基本代码，比如语言、价值、实践、知觉框架等等，从一开始就已经为每个人确定了他的经验秩序。而另一端则是对这些秩序之所以存在的阐释。但是在这两端的中间地带，是沉默着的存在，但这些沉默之处，却也有其自身的秩序。这一地带就是“认识型”。“在任何特定的文化和任何特定的时候，总是存在着一种对所有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加以限定的认识型。这种知识或者体现在一个理论中，或者被默默地投入一个实践中”（222页）。正是“认识型”决定了我们思考的限度和可能性，决定我们去思考什么和不思考什么，只有在它的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会成为可能，所谓的知识其实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它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观念这类东西，所谓“观念史”、“科学史”，这些都是学科分类的产物，它们把学科知识看作是一个逐渐走向真理的过程，而如果从“认识型”的角度来看，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真理，只不过是不同的认识型发生了转换而已。简单的说，这种“认识型”类似于一种话语实践，它涉及到的是话语建构的规则。在福柯看来，近代以来的思想都是人类学中心主义这种“认识型”的结果，都陷入了人类学中心主义的沉睡之中，需要把它们唤醒。那么，现代这种认识型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三、古典时代的认识型

    在福柯看来，西方文化的认识型发生了两次比较大的断裂。第一次开创了古典时代（大致在17世纪中叶），而第二次断裂则是从19世纪开始的所谓现代。与之相应，西方文化的认识型就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古典时代的认识型和现代的认识型三种。不同的认识型决定了不同的知识对象的建构、思想的方式和方法，等等。

    在文艺复兴时代，或者说直到16世纪末，相似性就一直在西方文化知识中起到创建者的作用。相似性支配着人们对语言与世界及其关系的理解，“生活的舞台或世界的镜子，这是所有语言的身分，是其宣称并表达自己的发言权的方式”（23页）。通过“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四种相似性，世界成为符号的世界，这个时候流行的是释义学，探寻符号的意义，阐明词与物的相似性。所以，语言是透明的，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恩典。所以语言在不断地被书写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重构世界，知识就是要让一切都能说话，它的本义就是阐释。

    然而，堂·吉诃德那曲折的历险经历却为西方文化的认识型标出了一条界限，“它们结束了相似性与符号之间古老的作用；并在那里结成了新的关系”（61页）。古典时代的认识型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词与物的新的关系的时代到来了。相似性解除了同符号的约定，词与物之间也变得疏离了，书写也不再是世界的散文了。符号同世界之间不再是相似性关系，相似性关系变成了幻想，在堂·吉诃德那里，世界是颠倒的，桑丘是个总督，风车是个魔鬼，羊群变成了军队……其原因就在于堂·吉诃德未能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只能独自在书写与物之间的漫游闲荡，而在这个时代，“物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词独自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63页）。所以福柯说，《堂·吉诃德》是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在这个时代，语言也成为最高但又隐而不显的存在，人们开始思考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问题，内容和形式的对立出现了，语言不再是世界的相似物，思想不再指向世界。语言要把世界组织进自己的秩序之中，于是，语法出现了，通过语法，语言实现了自我的完善，语言开始借助各种语法手段来传递一个命题的意义，而这些手段已经不再拥有任何表象的意义了。

    古典时代的认识型需要建构一种普遍的秩序科学，这种秩序科学是既能分析表象的符号学，又是能够把同一性和差异性统一到一起来的分类学。前者涉及到的是关于真理的科学，而后者则是关于世界存在物的知识，在这两者之间的是发生学，也就是假定了一个渐进秩序的规则。这三者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典时代的认识型，通过分类和描述，世界上的存在物，比如动物、植物在语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成为被塑造出来的类别和归属，以及在语言中自己呈现给读者的形式。古典时代的这个认识型控制着人们对话语、自然存在物的理解以及财富的交换。在这里，福柯提醒人们注意，在古典时代，或者说在19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之中，生命并不存在，只有生物的概念，而没有“人”的概念。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对语法的理解，只能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或者说普通语法的研究才能实现，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人文科学，更不存在后来人类学中心主义者所说的“人”的存在。

四、现代认识型

    到了十九世纪，语言发生了新的排列，语言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具有表象的功能。大写的历史出现了，其原因在于“思想只有在它自己的历史的根基处重新认识自身，才能完全确信无疑地为这一事件的独立真理提供基础”（284页）。这是有关真理和普遍规范的历史，这种大写的历史支配了人类的经验和历史，它是规范和普遍真理，内在于人类的小写的经验性的历史之中。于是，在这新的时代，语言不再指向对象，而是词与词之间互相交流，通过一些手段将词相互关联地排列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观念学和批判哲学的共存。观念学不关心表象，不关心表象的界限基础和根源，它只是把所有的知识安放在一个空间内，然后阐明之所以能够组织起这个空间的知识是什么。因而，观念学就是关于知识的知识。而以康德为代表的批判哲学则试图对表象进行询问，询问表象的根源和界限，对观念学的可能性进行批判。于是，从康德开始，现代的认识型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方面，是纯粹认识论领域的出现，所有的知识都获得了学科的自治，成为一种纯粹的“科学”；另一方面，知识的普遍化又需要被不断的反思，通过批判来寻求自己的可能性。所以，在现代的认识型中，知识的空间其实已经变得摇摆不定了。这个时代的知识不再是象古典时代那样，是对自然分类的图表的模式，而是一种语言的系列、连贯和生成的模式。大写的历史是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因果关系的乌托邦。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古典秩序封闭了，它丧失了自己在知识领域的透明性和基本功能。它开始了对自我的反省，变成了一个被认识的对象，具有了自己的历史、法则和客观性。认识语言并不意味着去理解语言背后的认识本身，而仅仅是认识语言而已。变成对象的语言通过三种方式得到了补偿。第一，语言成为任何一门科学认识所必须经过的中介，任何科学都无法穿越语言而存在；第二，语言成为一个和传统、思想的沉默习惯和民族精神相关的场所。于是，阐释和形式化成为现代的分析形式，一切都在语言之内需要被阐释，福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上帝与其说是知识的彼岸，还不如说是某个处于我们语句内的东西”（389页）。第三就是文学的出现。文学不再和任何观念相关联，它自我封闭，自我指涉，不再承担传播价值、趣味、快乐、自然等等的责任，文学也不再和体裁相关，文学就是对一种语言的单纯表现，文学成为一种不及物的语言。“话语仍具有说出所是的一切的任务，但除了成为所说的一切，话语不再成为任何东西”（58页），因此，在文学的写作中，“词默默地和小心谨慎地在纸张的空白处排列开来，在这个空白处，词既不能拥有声音，也不能具有对话者，在那里，词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词所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393页）。在福柯看来，只有这样的文学才真正恢复了语言的存在。

五、对“人”学、人道主义的批判

    康德在寻求建立知识的可能性的时候，将基础建立在人类学之上。康德说过：“在这种世界公民的意义上，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能够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来说，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①]。而福柯已经说了，在18世纪末之前，“人”并不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前所述，在古典时代的认识型中，知识只是为了获得表象的秩序，创立明晰的体系和百科全书，虽然它涉及到了人的各个方面，但对“人”的认识却并不存在。而当康德开始对表象的界限、起源等进行质疑，以一种批判的精神来反思的时候，表象变成知识的对象的时候，它既需要认识主体，也需要认识的客体，因此，“人”出现了。所以，福柯认为，“人”出现在话语的空白之处，因为此时的话语已经失去了古典时代那种组织秩序的作用。这是一种先验主体思想，一直到现象学都还占据着思想的主流。它把“人”建构为知识对象。

    但是，人受制于劳动、生命和语言，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有限性才是人具有的一切。而意识哲学偏偏遮蔽了人的这种有限性，反而夸大了人的无限性，“人”其实是一个被界定了的存在，是一种话语实践建构的产物。而在这一时代，“一切存在物（诚如被表象的）与词（具有其表象价值）之间的关系维度中起作用的东西，已被置于语言内部并负责确保语言的内在合法性”（440页）。人的存在与话语的存在是永恒的矛盾。所以，先验的主体——“人”并不存在，人道主义不过是一个虚妄的话语生成物而已。因此，福柯宣告了自康德以来支配着西方文化的人类学中心主义的终结：“对所有那些还想谈论人及其统治或自由的人们，对所有那些还在设问何谓人的本质的人们，对所有那些想从人出发来获得真理的人们……我们只能付诸哲学的一笑——这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付诸默默地一笑”（446-447页）。

六、影响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的思想对于20世纪的思想史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文学理论研究同样意义深远。它摧毁了近代以来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主体中心主义和人类学中心主义，初步建立起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实践理论，对于后结构主义文论、解构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的发生、发展等有着重要的影响。

※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①] [德]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页。

本文收入《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