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倒踢紫金冠怎么练视频:读书笔记之海登·怀特《元史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8:44:25
读书笔记之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1973）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新历史主义的杰出代表。海登·怀特著述甚丰，大多数为学术论文，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之中。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古希腊-罗马传统》（ The Greco-Roman Tradition, 1973）、《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73）、《话语的比喻》（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1978.）
一、“历史”的诗学本质
新历史主义认为对于历史的陈述，往往是由特定的视角和观点、立场决定的，历史学家是在用适合自己的道德和审美愿望的模式来阐述历史进程，因此，“历史文本”就不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对此，詹明信曾经说过：“历史本身在任何一个意义上不是一个本文，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①]。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文本叙事同文学写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他们不仅通过修辞性的叙事赋予过去的事件以某种实在性，使其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同时也通过比喻性的解释赋予那些事件以某种意义。所以，新历史主义往往会借鉴文学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对历史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和阐释。而《元史学》一书是其中的标志性作品。
正如海登·怀特自己所言，本书是对“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的分析与研究。在他看来，历史作品是“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第1页），而且，就其深层次结构来说，历史叙事是以诗学技巧为基础的，所以，历史叙事在本质属于语言学，而且这种历史叙事是一种还没有经过批判便被接受了的范式。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总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的历史叙事其实都存在这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也就是说，既然历史叙事属于语言学，那么，语言就为历史提供了建构对象和对对象进行想象的方式，而元史学就是对这些建构和想象方式的分析和研究，从而证明历史的诗学本质。正如他在“中译本前言”中强调的，“《元史学》想要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所以，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具体的事件或者说材料，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思想家们对历史领域的洞见中的保持历史一致、连贯和富有启迪的能力。换句话说，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可以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等得到充分的验证，但是我们后人所获的“事实”又是在思想观念中构成的，带有了我们的想象性成分，因此，这种“历史”或者“事实”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者话语之中。更具体地说，相信某个事件的发生是一回事，而将这一事件构成特定类型的知识的研究对象由是一回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海登·怀特而言，它是在用诗学的方法来解读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被看作是纯粹的言辞结构，“历史”的建构是一个纯粹的带有比喻性的想象性过程。这种视角自然使它呈现出与传统迥异的形式。
二、三种解释策略
那么，思想家的历史的深层的想象结构到底是什么呢？他们是如何通过这些结构获得一种“解释的效果”的呢？“历史文本”这一与众不同的话语世界是如何建构起来并获得意义的呢？
海登·怀特认为，很多人认为历史学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发现、鉴别或者揭示埋藏在编年史中的过去的“故事”来说明过去，而历史与小说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家是在“发现”故事，而小说家则是在“创造”故事。在他看来，当编年史挑选出来事件或者“故事”后，需要面对很多问题，比如说“下一步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事情最终会怎样？”，等等。于是，这些问题就决定了历史学家在建构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必须使用的叙述手法，从而使事件之间获得某种联系，使所有的事件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方式包括情节化解释、论证式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三种。
“通过鉴别所讲述故事的类别来确定该故事的‘意义’，这就叫情节化解释”（第9页）。也就是说，通过情节化这种方式，变成故事的事件的序列能够呈现为某种特定类型的故事。借鉴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提出的历史批评的模式理论，海登·怀特将这些类型分为四种，亦即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换言之，历史学家通过将自己面对的故事和事件情节化，将历史叙述变成类似于这几种类型的叙事。在历史叙事中，浪漫剧是一种带有成功色彩的喜剧，善良战胜了邪恶，美德战胜了罪孽，光明战胜了黑暗。而讽刺剧则恰好相反，它认为人类最终是世界的俘虏而非其征服者，死亡的黑暗力量是人类永不消逝的敌人。喜剧展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和社会之间的妥协，各种对立要素能够和谐相处，社会环境变得更纯洁、更明智也更健康了。悲剧中的欢乐都是虚伪和虚幻的快乐，人与人之间是分裂的，世界不能被改变，但人类却必须在其中劳作。
除了这种情节化解释之外，史学家还试图最终说明自己的中心思想或者主旨，这种解释就是形式论证式解释，它通过构建推理论证来阐述故事。需要注意的是，描述事情发生的原因同在叙事形式中提供一种言辞模型并不是一回事，海登·怀特要分析的就是这种言辞模型。由于这种论证式解释意味着历史的解释必然要以不同的元史学预设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因而也就出现了不同的解释类型，它们包括：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情境论。形式论的目的在于识别历史领域中存在的客体的独特性，一切论述都是为了说明这一客体的独特性。比如说寻找历史的本质、历史的多样性都是这种形式论的体现。有机论则将历史中的细节描述成综合过程的某些成分，从分散的历史事件中描述一种统一性，历史总是指向某种目的来运动，黑格尔就是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机械论研究的则是假定存在着的支配规律，研究历史是为了预言支配历史行为的规律，书写历史也是为了在这种叙事形式中展示这种规律及其作用。情境论则倾向于把事件置于具体的情境之中来解释，它既要避免形式论的分散倾向，也避免有机论和机械论的抽象化的倾向，它孤立历史领域中的一些要素，将其作为主题来进行研究，然后追踪其中的线索，将要解释的事件同情境结合起来。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历史记述和“原则”背后都有着不可消解的意识形态立场。
在海登·怀特这里的“意识形态”是指“一系列规定，它使我们在当前的社会实践范围内采取一种立场并遵照执行（要么改变，要么保持其状态）；伴随这些规定的是，它们都声称具有‘科学’或‘现实’的权威性”（第28页）。根据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分析，怀特假设存在四种立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在对历史进行情节化的过程中，或者以形式论说明历史的过程中，自觉地持有某种意识形态立场，而是说，他赋予“历史”的形式所具有的可能的意识形态蕴涵，因此，每一种历史观也就有一种特殊而又确定的意识形态蕴涵。与此同时，海登·怀特的目的不是为了分析这些意识形态表征，而是要分析这些蕴涵是如何进入到史学家解释历史的言辞模型中的。因此，历史地书写就不存在科学与否的问题，而是存在着哪种意识形态蕴涵的问题。
以上三种不同的解释方式构成了一种历史书写的风格，每一种历史叙述都有自己的主导性修辞方式，历史学家的问题就是建构一种具有词汇、语法、句法以及语义学等维度的语言规则，借助它们用史学术语来表现历史领域及其要素的基本特征，同时也要对这些要素进行解释。为了说明曾经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必然要将自己的对象，也就是历史事件预构成为一个可能的知识客体，而这种预构行为正是一种诗性行为。
三、四种主要的历史意识模式
在海登·怀特看来，传统诗学和现代语言理论所确立的诗性语言的四种比喻类型，亦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为历史哲学家在理解历史的时候的诗性行为提供了工具，从而出现了四种主要的历史意识模式。
所谓的隐喻，是指对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似性或者差异性，用类比或者明喻的方式进行描述，比如说，“我的爱，玫瑰花”，就是把爱人比喻成玫瑰花。而转喻，它是用事物的某一部分的名称取代了整体，比如说“海上漂过50张帆”实际上时说有50艘帆船。而提喻则比较难理解，很多人认为是转喻的一种，它是用部分来象征假定的内在于整体的某种性质。海登·怀特举了一个例子，“他惟有一颗心”，他认为，这里的“心”看上去象是转喻，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心”已经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而是个体特有的一种品质，是肉体和精神的综合。反讽是荒诞不经的表述、明显的悖论，等等。在语言的用法之内，思想可以采取多种可选择的解释范式。海登·怀特指出，隐喻是一种表现性的语言，它和形式论的方式接近，转喻是还原性的，它和机械论一致，而提喻是综合性的，它和有机论相似。至于反讽则是否定性的。“在一个探寻自我意识水平的特定领域内，反讽的出现标志着思想的升华”（49页），因为它在根本上属于自我批判。
海登·怀特认为，比喻理论作为一种普遍性诗性语言的理论基础，为19世纪欧洲形成的主流史学思想模式提供了一种方式。而且，还可以用它来描述历史想像得深层结构，因为每一种模式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话语传统之内的某个阶段或者环节，这一话语传统是从人们对历史世界的隐喻式的理解，经由转喻式或提喻式理解，最后转入到反讽式的理解。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诺思罗普·弗莱对海登·怀特的影响。海登·怀特着重分析了三位历史哲学家（注意不是史学家）的历史意识模式。
在海登·怀特看来，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是“19世纪将历史研究转变成为一种科学的最一贯的努力”，也是“分析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实际形态之间关系的最富成效的努力”（第52页）。而且马克思对各种自称具有“真实”世界图景的历史观念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蕴涵比任何一位思想家都要敏锐，换言之，马克思揭示了每一种历史概念的意识形态蕴涵，但他的历史观念却不是反讽式的，而是属于转喻模式。因为海登·怀特认为，马克思在理解历史的时候，他构想的范畴是分裂、区分和异化。马克思的思想变动有一个范围，就是人们何以能够同时被决定了而又有潜在地自由？人类何以在生成中是分裂的、异化的，而在存在中又是整体划一的呢？马克思转喻式地以一种因果关系来叙述它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机械式的方式想象社会经济基础的过程，以有机论的方式想象上层建筑的过程。这二者实现了奇特的结合，从而使历史变成了一种双重的演变过程，一方面是人类通过科学和技术获得了更大的控制自然的能力，这是一种上升；另一方面则是人们越来越与自身相异化，这是下降。所以，历史的整体正在走向危机，人类既是从自然中来，又在为自身人性而奋斗之中反对自然。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对劳动分工的研究，都体现了马克思的这种历史分析模式。
尼采是以隐喻模式来理解历史。他认为人们对待历史有两种态度，要么是否定生命，要么是肯定生命。尼采自己则认为所有的科学和宗教的形式、意义和内容都源自审美，是人类逃避现实遁入梦想的需要的产物，而艺术的最高形式——悲剧，是这种从梦想到现实又到梦想的运动的产物，保持了向生命力的开放。所以，尼采在思考历史的时候，是用艺术来直观历史，关注的是历史本身是如何转变成为一种悲剧艺术的。尼采把历史同永恒回归的神话结合到一起，“先是努力把历史转化成艺术，然后努力把美学想像同时用悲剧和喜剧术语转化成为对生活的理解”（第455页）。
海登·怀特对马克思和尼采二人进行了比较。马克思试图把规律和因果关系概念重新引入历史反思中，从而证明有关人类未来任务的独创性观念的合理性，使在面对当时的邪恶和自己的未来的过程中，对人类的充满希望的未来的筹划成为可能。而尼采则破坏这些概念来证明和同样的合理性，也就是人类的未来任务的合理性，他也希望英雄主义在平庸和文化顺从的时代重新诞生。
克罗齐的历史概念是反讽式的。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既反对历史思维中的乌托邦式的激进主义，也反对绝望的悲观主义。史学家在指责历史哲学的时候往往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写作历史，其实是从历史哲学中衍生出“历史”的形式，所以，历史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历史，没有哲学意识就不能写作历史。而没有历史意识也很难研究哲学。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开始于对历史领域中的某个特殊事物的艺术性把握，所以最适合的方法就是艺术方法，也就是“直觉”。因此，历史是艺术意识和哲学意识两种模式的结合。唯一能够被当作历史事实的，是直觉能够信任的实在，所以世界上只有单个的实体，关于它们的描述只要超出了常识和日常言语允许人们所说的东西，那就是一种虚构。所以，宗教“神话”、科学“规律”以及所谓的普遍性的东西都是虚构出来的。换言之，历史学并不寻求规律、形成概念或者建构普遍抽象物，而是用日常语言的概念描绘材料，讲述故事，将故事戏剧化，因此，历史是艺术的一种形式，是“语言学和美学的统一”。海登·怀特认为，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是绝望与乐观两种信念的组合，一个是对文明陷入死亡之境的绝望，一个是对文明的重生的乐观，而重生既是人类的荣耀的源泉，也是痛苦的原因。怀特认为，这其实是贵族式唯心论和中产阶级实用性的结合，“生命的原则只是贵族式英雄主义的升华；死亡的原则不过是资产阶级之接受现实的迫切需求”（583页），这二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克罗齐的历史观念。
四、影响
海登·怀特借鉴文学理论的观点与方法，对历史哲学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试图重新建立“历史意识与诗学、科学与哲学的宏大关怀的联系”（594页），但是这种研究是对历史与文学理论的双重冒犯，因而也受到了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双重批判。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为文论研究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视野，却是不争的事实。
※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①]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8页。
本文收入《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