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冒血的拼音:中美棋局——新战略格局下的亚洲

中美棋局——新战略格局下的亚洲（一）

作者：博扬 

        至近代，不但“加速度”，连“速度”也开始变成负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一次比一次败的惨，到了1937年已经走到行将亡国灭种的地步——那时全世界恐怕也没几个人会想到，仅仅在16年之后的，这个贫弱的亚洲国家会把世界头号强国从鸭绿江一直哄到“三八线”，并最终迫使对方与自己在板门店平起平坐签订停战协定。

       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一次“洗牌”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经济已经在结构上趋于稳定——至19世纪中后期，地球上80％的土地被作为殖民地在既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业已完成了分配，而德国、奥匈帝国恰在此时崛起，他们在经济体系或者说是前面提到的与物流相匹配的社会组织体系上并未有创新，仍是延续了英国的殖民地模式，这就注定这些新兴国家与旧有国际架构的正面碰撞是无法避免的。 

      最终，这种冲突在1914年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像教科书里所写的那样，最终，在1918年，德、奥、意对既有国际架构的那次挑战以失败告终——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要仰仗其对体系的创新而非追赶。但是，一战确实使旧的体系发生了“垮塌”，而当时欧洲列强并未从那场浩劫中汲取教训，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中国捧着标有“战胜国”的空碗，再一次遭到列强的盘剥和羞辱。西欧国家对世界的看法对比上一世纪没有丝毫的进步，从那时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几乎注定要发生。 也正是在二战中，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的击碎，随之终结的还有旧的国际经济模式——殖民地，在战后不长的时间里，随着世界各处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被最终确立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国家的事实上的胜败不能仅仅去看它分属哪个阵营：德、意、日轴心国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了，他们的国家工业体系也遭到彻底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战后受到了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的约束，本土有战胜国驻军，而像德国，连国土也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政治、外交、国防、经济都受限制，说他们失败是很好理解的。而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最终没有被德国所吞并，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被美国、苏联所各自主导的新的格局所取代，而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格局中都仅仅是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所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全部成为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从这层考虑来说，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至少，没法把它们和美、苏这样的战胜国归在一类。

        以此来推而广之，按道理说中国也绝不可能是“战胜国”，而且要比英、法两国更惨，可能还会面临1919年时的处境——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都倚赖于美国，以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是表示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那时中国地区基本可以视作是的美国势力范围了；而东北地区当时则由苏军占领。德国战败后，最初苏联政府借故迟迟按兵不动，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军行将崩溃时，苏联政府又在与国民政府尚未最后敲定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东北，其中深意无需多言——出于苏联一贯的“环俄罗斯防御地带”的构想，以及对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需求，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新疆地区都很有可能会被划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则可能面临像德国及朝鲜那样出现被人为割裂的困局，也就是说，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不会有太多的改善，仅仅是解决了起码的民族生存问题。
        然而最终的结果则出乎美、苏意料之外，中国共产党竟只依靠“小米加步枪”迅速地取得了全国政权，美苏既定的战略部属都因为一个新棋手的加入而被打乱。美国的影响力退出了中国大陆地区，之后新中国又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旅顺、大连等地的全部主权（后来苏联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半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胜则可以借此在朝鲜半岛重新获得新得不冻港口，败则有借口恢复在东北的军事存在），进而解放了西藏和新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至此完全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而论，我的理解是：正是解放战争，真正确立了中国在二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8年抗战加3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的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以千万记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中美棋局 

        至今，美国仍然还居于这个世界的霸主地位，相应的，就对外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始终对中国外部环境起到一个主导性的作用，而当我们可以对这一关系进行比较清晰的描述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与外部环境有关联的大部分问题就都可以疏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可以说，认清中、美关系对明确中国对外战略起着“提纲携领”性的作用——纲举而目张。再进一步的说，现在美、中两国GDP在世界上分别居于第一、第二位，二者相加约占世界总量的35％，而两国政府又都有足够的行动力把手头的资源最大限度的转化为对现实的影响力，因此，同样可以认为，中、美关系对世界同样起着“提纲携领”性的影响。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在对国家走向的影响力方面，均是内政重于外交，其内部的政治、经济走向对其国家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在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又是这其中最原始的驱动力。因此，这里我们首先要作的是，对两国近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美国：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欧洲金融力量的下降很快反映到了实物经济上，正是由于金块本位制度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至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被迫相继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

       33年3月起，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下，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以大量的货币供给和投放来“创造”有效需求，开始走出阴影，至1939年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除了纳粹党集权下的德国之外，从肌肉到大脑都已僵化的西欧各国都仍还处于一片萧瑟之中——而这，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史上的超级浩劫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以及理由。而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金融角度说则意味者欧美之间力量的又一次“此消彼涨”，最后质变的标志性产物，就是战后由美国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至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所意味着什么，在《再续大国之略》中已经提过，这里就不再加赘述。

        从金融霸权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转移的过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完全接手了国际贸易的铸币权，美元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这则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而隐患也随之埋下——美元具有了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上讲这个地位最终不被滥用是不可能；其次各国货币都钉住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到其它各国；此外，在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的浮动汇率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次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使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这就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而上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使得上述缺陷最终演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危机：为了“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1950起美国就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3/4，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到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便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之后先是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的直接介入到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有些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件事情逐次投入越来越大的成本而又不见收益时，一些人很可能就会非理性的继续追加投入，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一切就会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去发展，而此时他们往往会互视“性价比”的问题。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或许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理状态，美军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在1969年曾一度高达54万，外加其他仆从国7万余人，其陆军力量的70％，战术空军的60％，海军的40％都被部署到了这块弹丸之地。战争期间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伤亡30余万。

       如前文所述，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美国凭借这一条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单纯依靠印制平均成本4.7美分一张的美元来获取实物贸易之外的额外利益，而一旦这一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那么就意味美国的国家信用被过度透支，其结果便是金融危机——早在1960年，由于之前朝鲜战争中美国超额印制美元，使得西欧各国手中的美元从“不足”变成了“泛滥”，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在10月份，中东原油价格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使之演变成了伦敦交易所中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美元是美国的，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问题是所有国家的问题）建立“黄金总库”才初步恢复了美元的信心。

       而为了应对在东南亚的庞大开支，美国又一再的超额发行美元，而这一次要比1960年严重的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而黄金储备则降至102亿美元，加之第一次美元危机在人们心中的阴影，1968年与1971年先后出现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的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核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而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则意味着美国国家信用支点的垮塌。而1972年6月与1973年2月又连续出现两次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各国储备货币开始多样化，美国独占的铸币权开始向德、日等国分散。

        除此之外，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富产石油的中东， 60－70年代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牵制在了这里，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的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这就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同时也让中东的欧佩克组织得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就进一步的抬高了油价，反过来加剧了美元的困境，使得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在这一恶性循环（或者用教科书里的叫法——经济滞涨）的连续打击下，整个美国的国民心态都处在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这一恶性循环最终于1981年开始走向终结，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大幅提高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同时降低商业活动中的税负。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去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而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经历了一段僵持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了从收缩进入反击，一时间全球战云密布，而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块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

        而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就此形成：上世纪80年代往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在各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他们的国内市场饱和线很容易的就达到了，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就成为了拉动各个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按常理看来非常奇特的现象：一面是，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的美国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的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而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 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而至此，在电视上的美国政府为何能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昂、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1949年至1979年，共和国建立的头30年间，历史赋予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个——维护中国刚刚得来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无论这期间出现了多少问题，犯了多少错误，但这一核心任务始终都被很好的完成了。因此，这30年的历史首先需要记住的，是可以彪炳千载的功绩。

      具体的说：首先是抗美援朝，赢得朝鲜战争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在此后从心理上断绝了超级大国与中国之间交战的决心，同时恢复了当时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第二件事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件事则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的完成了一次微妙的战略接近，这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到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操作主要还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一点则是：政治仅仅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最终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恰恰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法币，对社会财富进行疯狂掠夺——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解释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所属时代的正义性所能接收的底限，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更大规模的生产”，而是单纯的用来支付少数人的消费——最多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仅从这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消亡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不亡那是没有天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人民或是通过手（靠投票）或是通过脚（在斗争中加入一个阵营）总能“选举”出可以胜任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话到这里，之前一些读者曾向我问到的一个问题在此处也可以有个答桉了：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角色或说是位置，这一“角色”演的好与不好是居于现在的我们判断其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今后对我们的后人而言评价今天的我们也依然如此，脱离这个标准去争论谁、谁的好与不好，不客气的说都无异于刻舟求剑一般）。

        书归正题，再回到新中国的头三十年中来看，坦率的说，无论从“市场”说还是从“计划”说，我们的经济建设都很难说是成功的。就“独立自主”而言，长远讲它的基础或者说支撑点都只能是经济，而且“独立自如”如前所言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的到的利益，归根到底也还是还要落实到经济上来。自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客观需求而言，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了全国的一个共识。

        最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绝大多数时间都集中与官方的政治、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层面的、民间的联系实际是非常有限的，否则当时也不会有“不准围观外宾”这种现在想想都觉得邪门的规定。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多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至今，从对外联系角度说，中国经济粗略的说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1979年到大约1993年、1994年：这一阶段的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量上基本上一直是在大幅增长的，但总体上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

       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正经八百的“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而作为实现经济“软着陆”的策略，当时的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认为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很多时候，在这些问题上脑子转不过弯来的恰恰是那些居于“开放国度”的人们而非我们中国人）；其次是出台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而从时间上说，前文中已经交代过，自上实际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恰恰正在经历战后的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开始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点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勤奋、刻苦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经济领域和非洲、拉美、南亚及东南亚相比要更为积极向上（这也是其他东亚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例如日、韩），而且人口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改革时全国一半的国民既不能读也不会写）；其二，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其中在南疆自卫还击战消除了一个最大的“显性”（相对“潜在”而言）的干扰因素，对安定外部环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三，1979年时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同时之前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状态不经意间也使得后面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国内外多方各种势力的掣肘。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93、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30％，这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范围上看，就是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次的，迅速向中国集中。

        而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对这里的读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井喷”似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要知道，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而从产业体系上看，则是中国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完善：03、04、05三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建国后53年的总合，上世纪末一个三峡工程就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这些最初是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而现在这又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提供了又一个优势，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拟，这所带来的综合成本的优势是仅靠人力成本所没办法抵消的——现在，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比如服装，比如玩具已经开始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去了，但也仅仅能到这一步，再复杂的层次就很难转移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提高。那段时期某些海外媒体曾经借此以“资金外逃”又预言了一次“中国崩溃”，纠其心态，实际还是和93、94年时一样，与其说是“预测”还不如说是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一种“愿望”。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何评价呢？给笔者的感觉这件事可以用战后格局的形成来加以类比：二战中苏联损失人口2700多万，多年建设的城市、工厂都化作了一片瓦砾，直至苏联解体前夕，战争对人口比例所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但苏联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胜在他可以把英、法等国挤到一边，单独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胜在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取得了第一层次的位置。中国加入了WTO同样是胜在体系，中国至此完全融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中来，有这一条，战略上就是胜利了，战术上的问题相比就不是特别重要。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当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大大减少后，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由此开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内市场的旺盛消费能力，始于里根政府的双赤字经济迅速的作大，1981年之后，美国贸易经常项就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国内资本大多投入到了各类金融“产品”之中——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仅仅炒作钞票就可以获取利润，那么实物制造这道费时费力的“工序”自然是应该被省略掉的。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被投入到了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进行汽车贷款业务，但就是这么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在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

        “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而相应的，必然要造成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过加薪，大量制造业领域从业者失业（所以，发达国家中反对全球化的群体主要就来自这部分人），美国政府和国会现在动不动就在所谓“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增加利益博弈中的筹码，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和转移这一群体的不满情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才维持了美国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而此时由于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聚集，中国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利益直接来源国——美国超市货架上80％的商品标明“Made in China”，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就这样，从2001年之后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体”，这并非出于什么人的主观意愿（事实反倒是两国中都有很多人更愿意向相反的方向去发展）而是一条无法逆转的历史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