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身图腾有什么意义:还原真实的末代王朝-被无稽丑化的慈禧和大清朝

一、近代历史中太多的谎言 在中国主流的近代历史中，对清朝中前期进行了过多的溢美，比如“康乾盛世”的谎言就至今仍有无数人相信，而丧权辱国，割地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尼布楚条约也被包装成大捷后以宽仁之心签订的平等条约。其实雅克萨城不过是俄国的一个外围小据点，守军人数只有清军的几十分之一，而清军在付出数十倍伤亡才看到破城的希望，暴露出了两国军队战斗力上的遥远差距。清廷在胆寒之下，又困扰于国内的叛军，所以才割地乞和，而这样的惨败竟也被吹嘘为“雅克萨大捷”。伤亡人数是守军的数十倍，就算当真夺下了这个战略意义不大，对方也不派兵增援的边防据点，就能算是大捷么？
我朝对清代历史之所以如此定位，一个原因是出于民族融合的考虑，所以对满清的统治不愿过多丑化。另一个原因则是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即中国人的虚荣心和面子在作怪。国内的历史学家们试图给国人造成一种印象：就算清末是腐败的，但泱泱中国在这近代的两百多年间主体上仍然是强国。
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为了丑化明朝末期，所以对灭明的满清，以及清初统治的黑暗一面进行了刻意的遮掩，而把重心放在描述明末腐败透顶、民不聊生之上，再尽量渲染清初的民生远胜于明末。而新中国的历史学界之所以丑化明末，不过是为了吹捧与我朝模式相近的李自成农民起义罢了。把明朝末期描述得越黑暗，就越能肯定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正当性。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数百股流寇在事实上与后金军里应外合，最终引狼入室，灭除了汉族文明的历史罪责也因此被避讳遮掩。
清朝初年的状况沾了李自成的光，被包庇维护。可到了清末，我国的历史学界则一反常态，对其进行了刻意的丑化和诋毁。这其中又有几个深层次的内在原因：一是清末确实腐朽落后，满清昏聩统治造成的恶果已经大到了无法遮掩的地步，而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则必须要有一个对象来承担历史问责，于是清朝便理所应当地承受了它本就该承受的这个责任。另一个原因是，唯有把之前的历史描述得惨不忍睹，统治昏暗，才能凸显我朝统治的英明正确、利国利民。后来对民国时段的过分丑化其实也是缘由于此。
然而这两点都还只是次要因素，丑化清末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为了美化与我朝模式相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直到如今，太平天国这个野蛮黑暗、祸国殃民的大邪教仍然被主流媒体包装成解民于倒悬的正义使者，洪秀全这种残忍好杀、荒淫无耻的人渣也被美化为反抗暴政的英雄。后来更加野蛮残忍、愚昧落后的义和团也被我朝竭力美化，这同样是因为其类似于农民起义的身份使然。
除了丑化清末之外，新中国的历史学界秉持上意，将重心放在了丑化清末统治者之上，于是掌控中国数十年的慈禧便被选中，被历史学家们妖魔化，好像这中华所受的百年屈辱，都是她一人的私心和过失所致。好像如果当时换上另一个统治者，比如让光绪这种眼高手低的庸碌之辈上了位，这几百年沉淀下来的积弊，和清朝末年那内忧外患的困境，就能够轻易迎刃而解了。而清朝也能顺利地一扫沉疴，改良变法，君主立宪，像日本一样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举进入列强行列。
之所以主流历史学家们刻意误导人们，让其认为清末落后挨打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责任，让人们不明白清朝体制上的局限才是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无非是因为我朝希望把一个王朝的落后衰败简单地归因于昏君奸臣，从而淡化人们对体制问题的反思罢了。
其实清末的腐朽落后早在建国之初的国策中就已经注定。当年满清入关就是对文明的一种大倒退，这个文明程度还停留在半野蛮状态的部落成为了统治层，必然会在各个方面大拖后退，把明朝时比较先进的文明拖入深渊。就算清初的统治者较为英明勤政，却不能掩饰整个统治层的愚昧腐朽，好吃懒做。而且为了防范打压汉族，便于统治，清廷施行闭关锁国，排斥先进文明，竭力增强百姓奴性的国策，这直接导致了华夏文明在清朝统治的两百六十年间进步缓慢，与世界脱节。就在西欧各国大步向前走的时候，泱泱中国却裹足不前，眼睁睁看着其它国家追近自己，超越自己，再将距离越拉越大。可以说，就在清朝确立了闭关锁国、拒开民智、排斥科级等落后国策之时，清末的屈辱就已经不可避免。二、拆迁 毋庸讳言，满清这个靠闭关锁国来蒙昧百姓，排斥商贸和科技，竭力鼓吹愚忠愚孝，以加重子民奴性的腐朽帝国，如果继续存在下去，也只能让中国与现代文明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沉重动摇了满清的统治，孙文搞辛亥革命终结了清朝，都是有历史积极意义地。太平军杀人越多，统治越残暴，破坏越大，折腾得越厉害，越是搞得清朝民不聊生，它的功劳就越大，历史的进步意义也就越明显。
当然，太平天国折腾数年，搞得华夏大地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社会财富遭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让清末百姓本就困苦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尤其是遭受重创的清政府元气大伤，在列强面前不得不更加软弱，做出更多的让步，出卖更多的主权，令中国的国家利益遭受了严重损失，这就是太平天国消极的一面。孙文虽然推翻了帝制，在民主意识上让中国向前大大跨了一步，却没能建立起一个更好的政权来取而代之，中国最终陷入了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黑暗时代。清末的统治虽然昏暗，但昏暗的秩序却也比没有秩序要强，数亿百姓生活在一个军阀乱兵可以随意烧杀的时代中，显然还远不如活在清朝末年。
摧毁了一个旧建筑，却没能让百姓们住进新房子之中，而是让大部分人在荒野上栉风沐雨，孙文的改革终究还是有所缺陷。我们固然不能因此就过分苛责于他，却也不该过分地对他推翻清朝的功绩进行夸大和溢美。如果等待另一个更有能力，有眼光的政治家出现，再推动政体的改革，那无论是搞平稳过渡的君主立宪，还是暴力革命后直接步入资本主义阵营，是否中国走向文明的路将能更平坦一些，是否中国的百姓能少一些痛苦和磨难，是否中国的现状能够比如今更加完满？三、清末虽差，但没有宣传的这么差 清末的政治状态虽然黑暗腐败到了极致，却没有如今主流舆论宣传的这么差。慈禧在执政的数十年间，虽然也曾有私心和过失，却也绝非人们如今说得那样一无是处。为了维持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历史真相为更多人所知，有必要为满清政府和慈禧这个死老太婆在一定程度上平平反，继续保持她应该承担的历史唾骂，矫正那些失当偏颇的指责，把一些强加给她的罪名拭去。
国民党为了制造黄金十年的神话，竭力贬低清朝，说“旧中国一穷二白，只能用洋火、洋钉”，这完全是瞪着眼睛胡说。事实上，早在1879年，广东佛山县就已经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建国后，毛泽东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这也纯粹是胡扯。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就曾接受美国订货，制造了四艘蒸汽机型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的高技术工艺，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由于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地理教科书上说旧中国“没有一滴石油”，是李四光在新中国建立后才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然而事实却大谬不然。中国的延长油矿才是中国石油工业之母，1904年陕西巡抚曹鸿勋上奏朝廷，拨银8100两开办了延长油厂，1907年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这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
类似的谎言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仅从这几例，当代历史对清末的刻意丑化，和其不客观的程度，便可见一斑。事实上，直到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的总和，而1700─1820年间的经济增长也高于日本和欧洲。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也一直领先于欧洲；1890 年中国的GNP还是日本的5.28倍。太平天国内乱是清朝国力急剧衰耗的重要原因，而民国建立后近50年的军阀混战才是导致中国“一穷二白”的罪魁祸首，更让中国地图从清末的桑叶变成了如今的公鸡。四、野史谰言 在许多野史或戏剧中，对慈禧进行了多番丑化，有些还把她说成是水性杨花，淫乱宫闱的荡妇，有一篇甚至说她和李莲英在后宫中如胶似漆。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知道，女主当政本就惹人非议，难度很高，要再留下把柄，根本就不可能坐稳位子。清朝道德宣传最重节烈，女子淫乱被发现将会身败名裂，慈禧醉心权势，不大可能因小失大，所以这些肯定都是无稽之谈。
在一些野史中，把丽妃之死归罪于慈禧，说丽妃因冒险保留咸丰帝的遗诏触怒慈禧，慈禧命人拔其发，断四肢，哑其声，剜其目，熏其耳，置于酒缸中当成“人彘”展览，最终受尽凌辱和痛苦而惨死。这种说法一看就是抄袭两千年前吕后残害戚夫人的事编出来地，只不过将茅厕改为酒缸而已。
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为了丑化慈禧，给她塑造一个狠毒阴鹜的形象而已。实际上而妃并非死于野史中所述的咸丰十一年，而是死于二十九年之后的光绪十六年，是因病谢世。据宫中档案记载：丽皇贵妃体质虚弱，经常头痛口渴，肢体酸软，胸肋胀满。有时攻冲作痛，烦燥少寐，气道阻滞，停饮火盛；以致腹痛未减，夜不得寐。所以常服犀角上清丸、清肺抑火化痰丸、和肝理脾丸、疏风止嗽丸、殊砂安神丸。最常用的一剂药为灯心、竹叶、薄荷、菊花、芦根各五钱，三仙饮一份。
另一个丑化慈禧的流言则是说她遣人害死了珍妃。其实珍妃是自己跳井而死，隆裕皇后后来解释过这件事：“很多人都说是我嫉妒告她黑状，所以老太后派人把她推到井里去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被八国联军打败后，洋人军队打到了北京。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老太后西行。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谁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当然西行带不了那么多人，因为人多了就会成为负担。但是因为当时光绪是皇帝，而我是皇后，同时又是老太后的亲侄女，要带也只能带我和皇上走。而其他的一些亲属就地回娘家躲避，妃子们也不例外。可是当时的珍妃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并当场顶撞了老太后。在那个紧急时刻，珍妃一直对老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我要跟着去。您有偏见，皇后是您的侄女，所以您带她走。所以我也请求你带我走。’这就让老太后非常难堪。从另外一层上讲，本来老太后就对珍妃平日的作为有点不高兴，再加上这些紧急时刻的顶撞，老太后气得脸色发白，直打哆嗦。在皇宫里，大清朝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人敢于这么顶撞太后，即便是皇上都从来没有过，何况一个珍妃。老太后也是一个非常要脸面的人，所以气得当时抬脚就走，珍妃一直跟着老太后说自己的理由，于是就来到了距离珍妃住所不远处。珍妃这时候还不死心，对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就要跟皇上在一起，不在一起，宁愿死。活着是皇家人，死了是皇家鬼。’老太后一听，就更加生气，本来火烧眉毛的事情，哪还有时间吵架啊，于是就对珍妃说：‘你愿意死就死去吧。’当时离说话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眼井，于是珍妃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看。’于是直接就奔井口去了。老太后一看情况不对，这孩子跟我顶撞两句，怎么还真的去死啊。于是对崔玉贵说：‘赶紧去拉住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当崔玉贵跑过去的时候，珍妃已经跳下去了。老太后一看没办法了，内忧外患啊，于是没来得及管她，就走了。”
总而言之，为了丑化慈禧，后世一些人颇动了些脑筋，故事编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其艺术加工的水准着实令人敬佩。五、清朝的崇祯皇帝----慈禧 明末吏治腐败，党争不绝，政治昏暗，社会风气和从上至下的道德水准也一片低迷，绵延了几百年的明帝国已然露出了崩塌之象。崇祯是历史上少见的勤政帝王，为了处理政务，每日只睡三四个小时，累得半死不活。美女如陈圆圆，入宫三日便送出宫去，以免因女色而怠政。为了倡导节俭，挤出费用来应对内外危机，他的衣服裤子让皇后补了又补，很多地方竟露出棉絮，以至于走路不能太快，不然棉花就会散出来。在农民军逼近京城时，大半个中国仍然效忠于他，但他并没有放弃国家和尊严逃走，任匪军在京城洗劫烧杀，而是与自己的国家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在大臣和士兵跑光后，自己才毅然赴死。一个皇帝，能选择了与京城共存亡，这需要何等难得的勇气？又需要何等的对尊严的执守？在死前一刻，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任贼分尸，勿伤我百姓一人。”心中还是念着百姓。国亡了，人也要死了，犯不着再惺惺作态了吧？所以，我觉得这时崇祯的心里，是真诚地。那一刻，他死得像个英雄！
虽然崇祯帝在治政期间也曾犯过一些决策错误，错用了袁崇焕等几个无能误国之臣，但总体而言，他仍然算得上是一位英主，也确实为挽救这个帝国尽了最大的心力。但人力终有穷尽，明末留给他的摊子实在太烂，如果早生几十年，或许他真还能来得及挽狂澜于既倒，但等他上位之后，国政已然颓废，农民起义军在国内四处烧杀，破坏经济，把其他的老实百姓也裹挟成为流寇，而越滚越大的义军在更大程度上严重破坏了生产，把更多人逼为流寇，局势恶性循环。而就在内部焦头烂额之际，强大的后金军队连年倾国进攻，不得不增加赋税和徭役来抵御外敌，这又把更多的百姓逼反。再加上百年不遇的大天灾，明帝国终于撑不住了，异族入关，生灵涂炭，文明倒退。在那个积弱数朝、天下大旱、饥民四起的时候；在那个外有虎狼异族，内有乱兵作乱的时候，换成谁当皇帝，怕也撑不下去了。换个别人，可能还要早十年亡国。所以，明朝的覆灭，不能全归咎崇祯，他做得已经很好了。
而之所以在此提到崇祯，是因为慈禧与他的境遇非常相似，都是在腐朽至极的帝国晚期接下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都竭力想要挽救局面，但都失败了。当然，慈禧还比不上崇祯可敬。崇祯死节社稷，慈禧在八国联军杀到北京前望风而逃；崇祯异常节俭，慈禧却按一般规格为自己祝寿修园；崇祯全心要拯救自己朱家的天下，没有掺杂相反的私心，慈禧却因与光绪争权而纵容了义和团，招来了八国联军血洗北京。
即便如此，终慈禧一生，主体上还是为挽救大清国的统治尽心尽力地。在掌握最高权力的48年中，她试过洋务之路，也试过君主立宪，但大厦将倾，非人力可挽，她也终于无力回天。慈禧应该算是个悲剧政治家，而不是祸国罪人。当时如果换成其他人秉政，恐怕做得还会远不如她。光绪在慈禧支持下搞百日维新，却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从上到下一片骂声，就是最好的明证。
清末的腐败是数百年来的历史惯性，我们不应把长久以来的积弊都归因到王朝末代。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和清帝国的覆灭也不应归结于慈禧个人，把历史的责任和一代人的过失强行推到某个人身上，这是如今中国倡行的一种荒谬的历史逻辑。而一些无良史家从道德和个人问题上丑化慈禧，甚至把她描述成不顾百姓死活，只知自己享乐，智力低下，胡搞瞎搞，淫乱宫闱的荡妇，就更表露出一种学术上的丑恶姿态。六、励精图治的慈禧太后 在林则徐一手挑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英帝国痛打，最终以割地赔款收场。十四年后，战火重新燃起，此次清军以十二万精兵对阵两万英法联军，激战后阵亡三万，而英军仅仅阵亡四人，显见两军实力相差甚远。1859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烧杀劫掠，还焚毁了美仑美奂的圆明园。这次首都的沦陷把清政府的脸面丢失殆尽，却也深深触动了帝国统治阶层中的有志之士。统治层中以慈禧为首的新锐力量放弃了清廷一直奉行的保守消极的国策，开始试图变革自强，解决帝国日甚一日的困境。
1861年七月，号称“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四无”昏君咸丰归天，慈禧于十二月二日垂帘听政，自此掌控了清帝国的走向。在掌权之后，慈禧整饬吏治，重用汉臣，先后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等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稳定了中国的局势。
在深宫斗争中淫浸多年的慈禧深谙权术，精明理性，她在执政前期十分理智冷静。做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她对中国被列强频频欺凌感到很没面子，但她此时仍能冷静地意识到国力的差距，知道蛮干只会自取其辱。于是她一方面下令全国各地对洋人忍让克制，不要再像林则徐一样闹出事来，给列强提供压榨中国的借口。一方面锐意改革，暗暗发展军事，重用洋务派，学习国外的军事科技，大量引进先进武器，令袁世凯等人操练新军……更不惜斥巨资组建了北洋水师。此外，慈禧还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了一些军用、民用工业，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很大程度上的促进。
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说慈禧昏庸无道，挪用了北洋水师军费3000万两，导致海军武备不足，才造成甲午海战惨败。这种说法出自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事实上，梁启超所述完全是伪造历史，目的就是丑化慈禧。至于挪用军费去搞颐和园工程，倒确有其事，但挪用的只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海军衙门经费本来就不是北洋水师的专款，即使不挪用也不见得会拨给水师。而挪用的数量也只有区区三十万两，并且很快就补还了。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真正热衷于修颐和园的并不是慈禧，而是光绪帝，他希望早日修好颐和园让慈禧搬去住，尽快把权让出来，别总呆在皇宫里指手划脚。
其实慈禧对北洋水师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也灌注了充足的经费，说甲午海战失败是因为修建颐和园导致投资不足，这实在是令人愤慨的赤裸裸的污蔑。在北洋水师自1861年筹建的27年里，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占年度财政的4%至10%。反观完胜中国的日本海军，投入仅有中国的六成。由此可见，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新的统治高层对发展海军相当重视，投入的经费和心血也并不少。据当时的世界军事年鉴统计，北洋水师在当时居世界海军第６位，日本海军排在第16位。史学家唐德刚就曾说过：“这支舰队就算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 。”仅仅用了短短二十多年，中国海军就完成了从木船向铁甲巨舰的成功转型，从一无所有发展出了亚洲最强大的舰队，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飞跃，也与以慈禧为首的洋务派们力主施行科技强军的正确国策是分不开地。七、卧薪尝胆以惨败收场 然而历史的走向从来不为个人意志所转移，努力了，推行了正确的国策，却未必就一定会有完满的结果。忍辱负重、励精图治的慈禧太后很快就遭到了她治国的第一次重创，亚洲最强大的舰队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竟然全军覆没，而日舰竟一艘未沉。日本海军的舰炮不仅击破了中国的战船，也击碎了慈禧太后锐意进取的梦想。
在主流且不客观的历史读物中，把战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高层，指责他们骄奢淫逸，贪图享乐，不肯发展武备，导致中国海军武器落后，最终才饮恨沙场。而事实上，北洋水师失败的主要原因绝不是什么士兵缺乏训练、武器落后，更不是什么拨款不足，而是败在了清末腐朽透顶的官僚体系之上。
水师提督丁汝昌昏聩无能，却在清政府腐朽的官场规则下成为中国海军的最高统帅。这位中国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不仅完全不通水战，还不肯谦虚问贤，坚持要外行指导内行，在战前排阵时严重违反海战常识，连续犯下致命错误，令北洋舰队的阵型变成了一个槽糕透顶的雁行阵，造成后续舰只因顾及前面舰只的安全，根本无法有效向日舰开炮的被动局面。而更糟的是，这种阵型让后续的弱舰根本无法得到前面主力舰只主炮的保护，最后被击沉的也恰恰就是失去保护的四艘弱舰。
在甲午海战之中，其实日本战舰被炮弹击中的次数并不少。据战后统计，北洋舰队的发炮命中率是1.25%，日舰的命中率也不过1.3%，可以说是相差无几，但对轰的效果却天壤之别，足见炮弹质量是甲午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国军队使用了威力最大的开花弹，只须“定远”、“镇远”二舰就可以全歼日本舰队。但由于北洋舰队的军火采购存在严重问题，到了甲午海战爆发之时，中国水师使用的炮弹都是些残次品、教练弹，“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据日方记载：清军自旅顺口炮台发射了不少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以及《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 ）
其实清政府早就不惜重金从国外购回了3431枚威力巨大的开花炮弹，其中有3071枚早在甲午海战之前就已经调拨给了北洋海军。然而水师提督丁汝昌愚昧透顶，严重渎职，在中日海战一触即发之时，竟然还把这些做战的必备物资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中，出海护航时竟然只带着一些残次炮弹，而且数量还不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匮乏且质量低劣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五个小时的海上大决战。就算士兵再忠勇，大炮口径再粗，舰船的铁甲再坚硬，可如果把火炮当成投石机来用，全军覆没也只是时间问题。
明明煞费苦心，以倾国之力从无到有地建起了亚洲最强大的水师。可在配备了优势的战舰数量、优势的船舶吨位、优势的舰炮口径和射程之后，偏偏就是打不赢。慈禧太后在接到水师全军覆没的战报后，想必心头也无奈地很吧。在一个帝国崩塌之前，通常都是官场上推诿扯皮，中央的命令被阳奉阴违，从上到下贪污怠惰，尸位素餐……清帝国已经衰朽百年，在大厦将倾之际，即使购回再先进的武器，也已经无力回天。八、戊戌变法----慈禧的第二次励精图治 甲午惨败沉重地打击了卧薪尝胆的慈禧，老太太卖力了，但科技强军的路却没能走通。在战后的反思中，很多人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他们试图用一个制度上的变革和改良，来打破帝国自上至下死水一潭的局面，进而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慈禧在一开始肯鼎力支持光绪帝搞戊戌变法，就是希望他能担起帝国改良的重担，让国家能迅速振兴，不再受列强的欺压，让满清的统治千秋万载。
很多人认为慈禧抱残守缺，竭力反对变革，她的存在是中国近代改良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她是历史的罪人。之所以人们有这种看法，是因为建国以来的清末历史，一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客观的谣言作为蓝本。其实早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慈禧就表现得相当开明，她要真是铁杆顽固派，又怎么可能允许搞洋务运动？其实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甲午的惨败对她的刺激其实并不比南海举人康有为小，她更非如陈叔宝全无心肝，如刘阿斗乐不思蜀，面对破碎的山河一味享乐，也有与光绪一道“母子对哭”的光景（见刘坤一：《慈谕恭记》第300页）。在甲午惨败之后，老太太心里非常清楚，大清朝若不变法，江山社稷迟早不保。在这一点上，她与急于变法革新的光绪和维新党人其实是具有共识地，而百日维新的各项举措，也基本都是经过她点头同意才得以施行。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慈禧这个戊戌变法的总后台的存在，光绪帝的政令才能够不被利益受损的保守派阳奉阴违，从而得以成功地施行下去。
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才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和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这也是维新运动初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然而光绪帝年轻少智，空怀初掌权柄后的勃勃斗志，却频频举措失当。到了变法后期，光绪胆子越来越大，很多事情也不再请示慈禧，甚至明知慈禧不同意也要硬干。他所倚靠信重的维新派大臣大多是些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夸夸其谈一个赛一个，可在处理实际政务之时，这些只精通四书五经，却从未在基层和实际工作中历练过的书生根本就难堪大用。年轻的光绪帝此时还缺乏明辨愚贤之能，他的身边聚集了不少腹中空空的治政庸才。当然，这些庸才并不自认为是庸才，他们有着满腔的理想、空想，和用不完的激情，大胆地尽情挥洒着胸中的创意，不切实际地胡乱改革。在他们心中，万里江山就是他们挥斥方遒的画板，数亿黎民也不过是些可以任意实验的白老鼠罢了。
搞变法本就是举步维艰、困难万分的事，再让一群不负责任的书呆子来胡闹，其结果不问可知。举措失当的变法最终演化成了一场倒行逆施的闹剧，不仅严重损害了官宦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还把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搞得一团糟，一时朝野上下怨声载道。从统治阶层到被统治阶层，从官吏贵族到中产阶级和贫农，都对变法不满。唯一竭力支持变法的，就是极少数在变法中得到权力，并正在利用权力和改革为自己攫取私利的人。戊戌变法未到百日，大清朝已经被折腾地民不聊生，整个帝国陷入混乱，人心惶惶，连军队都有了不稳的迹象。等到利益被伤害的列强开始对清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之后，慈禧知道，再放任维新派胡搞下去，清廷的统治就要崩塌了。
在幕后掌握实权的慈禧开始干涉维新派的行为，她制止了一些太过离谱的改革方案，并要求维新派对变法进行调整。但维新派并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华夏振兴的脊梁。在一群洋溢着浪漫主义情怀的书生眼中，问题从来都是非常简单地，只须按他们心中臆想的计划一步步执行即可。他们从未正视过变法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没把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当回事，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些阻挠历史进程的跳梁小丑而已，其阻挠也只是螳臂当车，不足为患。 对权贵尚且如此轻视，对平头百姓的疾苦，这些书生们当然就更不当回事儿。下层百姓们在变法中一时的民不聊生，不过是改革必然带来的阵痛罢了，是必不可免地，挺一挺就过去了。当然，维新派官员们自己和家人是无须承受这种未必能挺得过的阵痛地。
由于经验不足，死读诗书更造成做事过于理想化，维新派的愤青们未能务实地去循序渐进，把握尺度，更不懂得彼此退让妥协，结果行事操之过急，搞政治大跃进，完全不给掌控权力的既得利益者留下改良的时间和余地。书生们从未想过，继续坚持变法很可能把紧张到极点的矛盾激化，而一旦大乱纷起，帝国的统治崩溃，一个分崩离析、战乱不绝的中国，又将给百姓带来何等的灾劫。事实上，维新派的领袖光绪帝也不是一个能承担大改革这种历史重责的英主，他不仅庸碌无能，而且也缺乏为改革和治国付出半点牺牲的精神，他的大婚用掉了500万两巨资，这些钱无论是用来购买武器，还是用来补贴变法时的受害者，都能产生相当积极的效果，但光绪帝自然是不会为了国家而放弃自己的这场铺张地。
由对变法鼎立支持，到渐渐开始阻挠干涉，慈禧成了维新派最大的敌人。在这些人眼中，这个安居幕后的死老太无疑就是利益受损的保守贵族们反对变法的总后台，只有将其铲除，变法才能继续下去。而且光绪已经成年，老妖婆竟还把持着大部分权柄不放，真是其心可诛。于是维新党人竭力鼓动光绪帝抢班夺权，早日真正掌控这个国家。光绪帝本来就是个情绪比较单纯的青年，几乎满朝文武他看着都不顺眼，觉得思想不够新，理念不够前卫，远远比不上那些维新派大臣。尤其是这些人均为旧臣，并非自己一手提拔，所以看起来都不那么忠心，他恨不得一下就把这些官员全部撤换掉。其实官员们中虽然确实有不少效忠于太后，但大部分仍然是处于中立地位地。光绪帝对几乎所有廷臣的排斥，无疑是为渊驱鱼的蠢举。
七月十九日，在维新党人的挑唆鼓动下，光绪帝为了立威，打压阻挠变法的保守派，将礼部六堂官罢免。曾广汉因为阻挠王照上书言事，也被光绪帝革职。之前这些高级官吏的人事权都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光绪此次的“侵权”行为彻底激怒了后党顽固派，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彼此攻讦愈演愈烈。
慈禧早已对光绪胡搞瞎搞的变法十分不满，对光绪和维新派的治国能力也已不再信任，全国上下大多数官宦贵族都排斥变法，拒绝接受光绪掌握实权，纷纷鼓动太后早日出来“激浊扬清”，慈禧便更不放心把万里江山和祖宗基业交托给光绪这个志大才疏的外甥。在失败的变法改革之后，感觉自己所托非人，这是慈禧最终打压变法的最大原因。
当然，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慈禧在镇压变法中私心的存在。慈禧虽然支持变法强国，却不愿这么早就交出权力，她明知中国非变法不行，内心里却又不希望光绪主持变法取得重大成功，否则站在台前的光绪就有可能获得他缺乏的声望、权力和自己的班底，从而真正将权力收归掌心。慈禧更希望改革的胜利是出于自己之手，但当时的现状却让她无法实现这一点。变法之时，正是西太后受到各方压力逼迫交权之时。随着光绪成年和慈禧老去，要求光绪执掌实权的呼声日高，甲午战败后人们更是把责任推到慈禧头上，希望光绪皇帝能给帝国带来新的气象。慈禧原本希望得到维新派的辅佐，但维新派却选择了年青正统、容易摆弄，身边无人可用的光绪，而不愿辅佐老谋深算，身边已经有很多亲信的老太后，所以慈禧才不得不暂时退居幕后，放任光绪帝进行改革。
所以说，在慈禧起初对光绪变法的支持背后，她内心却一直有着失去权柄的强烈不甘，她也一直在自身权欲和国家未来这两个矛盾间挣扎徘徊。然而维新派的拙劣表现解救了慈禧，国家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变法得罪了几乎整个的精英阶层，粗暴废除科举更是让无数的知识分子愤恨，从官到民无不厌恶变法……这不仅让曾经期待光绪秉政，施压要求慈禧交权的各方力量大失所望，纷纷改弦更张，转而支持慈禧复出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慈禧再无须矛盾挣扎了，此时她个人的权欲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已经一致。加上慈禧对外甥咄咄逼人的逼宫夺权内心十分不快，终于渐渐坚定了复出之念。从这点来看，说慈禧将自身的权欲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是不客观地，她曾经为了国家的未来而主动放权。虽然那其中也掺杂了各方压力的因素，但前者才是放权的主要理由。
慈禧绝对不是一个思想守旧，敌视变革的保守派，从她1901年诸项改革可以看出，她在改革的路上走得其实比维新党人还要远。在慈禧已经认识到光绪不堪大用之后，她自然没有理由再放弃自己热爱的权力。慈禧虽然本身也是维新改革派，但在她准备重新上台“训政”之时，她并不会固执于自己的理念，她完全可以在重掌权力后再重新选择变法。此时的西太后只需要一个能让她出来秉政的借口，维新派和保守派谁能给她提供这个借口，她就会倒向谁那一边。可惜的是，维新派自始至终都吝啬于给慈禧提供的“主持变法”这个复出的借口，而顽固派却及时为她搭好了“出面废除恶政”这个台阶。
一边是敌视的目光和高高的悬崖，另一边则是拥戴的呼声和铺好的台阶，不用太多考虑，慈禧就已选择好了自己站队的位置。
而就在帝党和后党关系已经一触即发之时，维新派仍然毫不收敛。光绪帝召见了掌控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破格授其侍郎头衔，加紧了对军方实权人物的收买。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欲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令后党集团极为不安，他们最害怕的两件事就是帝党掌握军事力量，以及与外国列强结盟。慈禧原本想在百年之后把江山交给光绪，但维新派咄咄逼人的夺权行为斩断了慈禧的退路，也断绝了自己的生路。
此次伊藤博文来访是慈禧下决心镇压维新党的导火索，伊藤博文是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来的，康有为还倡议中国与日本、英国等国“合邦”，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草案，康有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卖国当汉奸，比答应“二十一条”的袁世凯还要无耻。他与李提摩太交往多年，二人互相利用，康有为得到列强支持从而击败后党，自己同时获取权力，李提摩太则制订好了完备的分割中国的计划，只等着康有为撺掇上光绪帝入套……
维新党人中分为两派，一派持和平主张，主张通过政绩和劝导来获取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支持，循序渐进完成改良，不与保守派爆发激烈冲突，改革也是有限度的改革，不触及权贵们的利益底线。另一派则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派，他们认为要变法就必须先让光绪彻底掌握权力，维新党和后党的矛盾不可调和，只能有一方活下来。康有为早早就制订了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标的军事政变计划，随着情势日益紧迫，他终于决意铤而走险。八月初三，尽管激进派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但康有为仍强令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他制订的“围园杀后”计划：即利用正在天津训练新军，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夺上司荣禄的兵权，然后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康有为又强令江湖豪杰毕永年引一百死士，伺机冲入园中将西太后捕杀。
袁世凯慨然应允，却托词时机未至，要待机行事。实则他是首鼠两端，要骑在墙头观察局势走向。这时西太后看了御史杨崇伊的奏折，深感形势危急，尤其是担心光绪在会见伊藤博文之后得到列强的支持，尾大不掉，遂于八月初四自颐和园回宫，幽禁光绪帝，并大肆捕拿维新党。袁世凯见帝党大厦将倾，做为被光绪提拔过的将领，为了洗脱干系，便赶忙出卖维新派，投向后党，将维新派“围园杀后”的图谋向荣禄告密。慈禧闻报大怒，立时加大了对维新党人的清洗力度。
至此，祸乱天下接近百日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六君子”喋血刑场，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康有为、梁启超逃了。很多人把康、梁当成维新派的领袖，其实他俩只不过是维新党中二流的人物，不是被抓捕的首要对象，所以才能够脱逃。当时的情势极其复杂，如今也已很难说如果维新党按渐进派的思路温和改革，不跨过慈禧的底线，最终能否获得慈禧的配合，进而有限度地变法成功。但康有为的激进计划却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地，光绪畏惧慈禧，一直倾向温和改良，但康有为一心要武装政变，时常瞒着光绪做一些偏激之事，激化了帝党和后党间的矛盾，否则戊戌变法即便失败也未必定会以流血屠杀收场。毕竟慈禧原本也是大力支持改良地，就算她的改良有很大的局限性，也总比彻底闹翻了失败强。慈禧就算停止变法，原本也未必定要废掉光绪，但由于康有为激化了矛盾，光绪最终和慈禧翻脸，并被囚禁至死。
光绪帝志大才疏，他带给中国的功劳是微小的，更多的则是破坏，他改革中推出的新军体制正是后来军阀混战的源头。列强们以他为借口大做文章，造谣攻击慈禧保守，让清朝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从而不得不向列强们出让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如果没有他，慈禧一直手持权柄，也会像1901年大改革般成功地推行维新运动，让中国面貌一新。光绪和他的班底则根本不具备成功改革的能力和威望，及时后党当时不掣肘，他们也难以取得成功。
总得看来，所谓轰轰烈烈、慷慨悲歌的百日维新运动，不过是一群能力低下的空想主义者胡搞瞎搞的闹剧罢了。九、支持义和团----慈禧一生最大的过失
轻松击破维新党人后，慈禧并未喜不自胜，因为变法也曾是她的梦想，维新派是她亲手播下的种子，结果最后却长成了杂草，不得不再亲手拔除，整个空忙一场。然而到了此刻，一向自负理性睿智的慈禧也已经一筹莫展。军事上搞洋务运动失败了，政体上搞改良也失败了，中国似乎已经无法摆脱被列强鱼肉的命运。清政府就如同一个沉疴过重的病人，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
无计可施的慈禧只好维持现状，然而随着这个日薄西山的帝国进一步地衰弱，列强对中国的欺压也日甚一日，大笔摊派在百姓身上的战争赔款更增加了民间对列强的不满。于是继清政府高层之后，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仇视洋人，邪教义和团遂乘势应运而生。
义和团兴起后，起初还仅仅是盲目排斥洋人，抵制洋货。但没过多久，其愚昧举止便愈演愈烈。团民们整日四处游走，对西方器物不问情由地尽数毁坏，砸毁教堂和与洋物相关的店铺，殴打甚至杀戮使用洋物的无辜百姓。据《天津一月记》记载：“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于外国传教士和信仰基督的中国教民，甚至是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则一概采取血腥残酷的屠杀手段，更曾明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
1900年4月，义和团在保定破坏铁路，前往阻止的清政府官员反被义和团杀死。此时慈禧太后已有利用义和团抗击列强之意，故对义和团采取纵容态度，义和团进而继续扒毁了黄村铁路。早已被义和团的野蛮行为搞得焦头烂额的列强终于发现，清政府似乎无意彻底清剿义和团，保护在华洋人的权利，不禁怒火中烧。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照会清政府，限其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进行干涉。
慈禧起初没搭理洋人，直到六月初才派几名官员去各地“劝散”义和团，实际是让这些官员去了解义和团的战斗力和忠诚度。刚毅回来后力言“拳民可恃”，赵舒翘等人也赞成招抚，再加之载漪等官僚的鼓动，慈禧遂首次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当时各家列强都希望清政府进行大幅度的西化改革，进入较为文明的、可以交流的状态，从而能够与中国进行稳定的商贸往来；有些居心不良者甚至还希望中国在大变革中出现混乱甚至分裂，从而借机牟利，所以列强们大多选择了支持不惜冒进搞变法的光绪帝登位执政。在慈禧软禁光绪，重新“训政”之后，曾有过废掉光绪，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的想法，但这个提议为列强所抵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还上书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于是不得不作罢。五月二十日深夜，端郡王为了让儿子上位，伪造洋人对清政府的照会，要求慈禧立刻退位，归政于光绪，这封照会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将西太后逼到了主战派一边。
在清廷的默许下，义和团民自六月十日后开始大量进入北京，协助清军护卫京畿。朝廷的支持态度导致义和团民数量激增，民间的力量被充分发动起来，暴行也愈演愈烈。在团民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义和团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教民，不久后还得到了陈泽霖统率的2500名新军的支援。攻破防线后，拳民们杀死了正在浴血抵抗的修女，并对困在教堂中的上千名老弱妇孺施以焚烧，只有少数被俘教民幸运地被义和团卖为奴隶。
这样的暴行遍及北方数省，以京城为最。义和团民冲入教堂等洋人聚居地大肆施暴，把里面东西抢光、男人杀光、女人奸杀、孩子摔死，然后放把火离去。“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被乱刀砍死者尚属幸运，通常牧师和传教士的待遇都比较高，临死前还能分配到一大堆的柴薪，得以在火苗烧烤的温暖中升入天国。如果拳民们有暇，他们会在烧杀中留下几个幸运儿，然后用一天的时间剥下他们或她们的皮，亦或把他们的肛门串在竖立的铁钎上，然后用一两天的时间去听那悦耳的哀呼惨号。在毫无制约的环境下，人性中的残虐阴暗得到了最大的张扬，义和团把各种惨不忍睹的酷刑搬到洋人身上，包括孩童和妇女，将她们用最残酷的手段活活折磨死。据《西巡回銮始末》记载：“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当然，那些和“洋妖”有过交集的同胞也是绝不能放过地。皈依基督教的信徒、给大使馆送菜的阿婆、教堂内的华人清洁工等，都在拳民的宰杀范围之内。有时看到美丽的女子，或者气派不凡的宅院，虽然和洋人扯不上什么关系，但管他呢，奸完抢完后只须把全家杀光，再栽上一个“洋妖同党，里通外国”的罪名，难道还有人会为他们伸冤不成？这种因拳民的私欲而为所欲为的举动愈演愈烈，被拳民们打着“灭洋”旗号奸杀的女子不计其数，京城百姓如处地狱之中，动辄就有灭门之祸。据《庚子国变记》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在义和团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暴力运动中，共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被杀，而各地无辜被杀的中国百姓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多到难以统计，单北京城内死于拳匪之手的无辜百姓就多达十几万人。而此时，八国联军还根本未到京师。
由于清政府一直不对列强们的最后通牒做出回应，5月28日，各国公使正式议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六月六日联军前锋得到了进攻北京的命令，于六月十日开始强行开往北京，并在沿途与清军和义和团发生了多起冲突。六月十六日，慈禧在召开御前会议之后，在一些臣子的劝说下又恢复了几分理智，发出了解散拳民的上谕。然而这个正确的决策下得太晚了，六月十七日大沽炮台陷落，慈禧在得知列强已经不宣而战后，自知没了退路，便不再犹豫，干脆孤注一掷翻了脸，把击败列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身上。
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各国列强宣战，同时对义和团民大加封赏，倚若长城。慈禧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同时清政府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并派遣义和团及清军共同围攻各国在北京的大使馆。
此令一下，全国震恐。老太后居然一口气向全世界十一个强国宣战，这摆明了是发神经，脑子被愤青思想烧坏了。各地督抚中明白人不少，这些封疆大吏不敢与太后正面叫板，却也不愿陪着老太太自取灭亡，于是在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元老级重臣的牵头下，搞了一出名为“东南互保”的戏码。其实说白了就是和已经发疯的中央划清界限，与洋人达成默契，既不奉命“烧教堂杀洋妖”，也不起兵勤王。老太后不是把义和团当成终极武器么？那大家就在一旁做个观众，让义和团保家卫国去吧。
慈禧此次的愤青行为倒行逆施，连她派驻各地的嫡系官员都纷纷反对。八国联军能如此轻易地攻进北京，与各地的封疆大吏对慈禧向全世界宣战心怀不满，对战争没有半点信心，所以纷纷明哲保身，任由京城被攻破而坐视不理有着很大的关系。督抚们的想法都差不多：用一次惨败让老太后清醒清醒，看清楚义和团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东南互保”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八国联军挺进北京的压力，让其没有后顾之忧。不过即使全国倾力勤王，也决计挡不住十万之众的联军步伐，北京的陷落仍然不可避免。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明哲保身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与洋人的关系，没有把局面搞到不可收拾，保住了东南一带不受兵火蹂躏。更重要的是，让列强觉得这个帝国的统治阶层还是可以对话地，不全是些不可理喻之辈。所以在慈禧改弦更张，认错赔款之后，列强们又重新认可了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如果当时举国都相应慈禧号召大杀洋人，可能列强们会选择彻底将清王朝推翻，这样中国可能会早一步落入像北洋军阀混战时的那种悲惨境地。当然，从帝制消亡的角度看，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纵观整个义和团事件，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其爆发本质根本不是我们的主流历史学家所编造的什么外国人合伙再次侵略中国，而是慈禧误以为洋人要迫使她还政于光绪帝，这才狗急跳墙，丧心病狂地同时对十一个强国宣战，为一己之私陷国家于被列强蹂躏之境。而所谓的八国联军侵华，也不应像那些主流的庸俗历史书上所述，是什么强国对弱国赤裸裸的烧杀掠夺，而是有义和团暴行这个前因存在。
清政府一直严禁民间自由结社，对义和团起初也采取打压态度，但后期却突然转为支持，其根本原因就是企图利用义和团这种野蛮迫害教会和洋人的行为，从而对洋人施压，让其不得不求助于执掌中国的慈禧出面铲除拳匪，保障侨民安全，以胁迫洋人支持自己的继续统治。然而她低估了洋人对这种野蛮暴行的反弹，就在她自以为得计而暗自窃喜时，洋人在发现中国政府对这种国际上公认的兽行居然放任不管之后，断然自己直接派兵干涉 。这一点又被端郡王所利用，伪造照会欺骗慈禧，让她误认为洋人出兵是为了赶她下台，扶持光绪帝上位，终于为了个人权力铤而走险，悍然宣战，把整个国家拖入深渊。
虽然事实清楚，但我国的御用史学家却不能秉公直言，不仅竭力遮掩粉饰义和团运动的野蛮残暴，更避讳了八国联军杀入北京的真正原因，把犯错在前、自取其辱的清政府说成是被无端侵略的受害者，把为侨民讨还公道的列强丑化为为了瓜分中国而来的强盗。但这种说法却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八国联军轻松打破京城，清军望风鼠窜之后，列强却为何不将中国拆分，反倒自觉撤军，任由慈禧重掌局面这一事实。官方宣称的列强希望中国分崩离析，从而便于自己攫取利益，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除了俄、日之外，大部分列强其实对中国并没有领土要求，它们更希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稳定的政府，便于沟通和交涉，能保障侨民和商人的安全，保障长期稳定的贸易活动。
显而易见，此次八国联军入侵的浩劫，根本就是清廷自己招来的祸患。若非慈禧被权欲熏心，又在洋人的压迫下愤青情绪发作，把中国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一群神棍领导的暴徒身上，放任其杀戮无辜的传教士，围攻大使馆，也不会招来大祸，连京城都丢了，把国家的尊严丧失殆尽。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可叹的是，在封建社会中，国家只是统治阶层的私产。统治者犯了错可以跑路，只可怜那些一无所知的千万黎民，却要为上位者的错误付出代价，成为讨债者刀兵下冰冷的尸骸。
如果公正客观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八国联军侵华其实也无可厚非。任谁听到自己的使馆被围攻，教士、妇孺、孩童被残酷虐杀，都会怒火中烧。列强们给了清政府道歉赔偿，并镇压暴民的充足时间，但清廷非但不惩处作恶者，反而对其包庇甚至支持，更因有所仗恃而流露出敌意和不惜一战的态度。这就如同印尼暴徒大杀华人，并围攻中国的使领馆后，印尼政府非但不道歉，反而在一旁高喊”杀得好“一样。试问如果真地发生了这样的事，中国政府和军队难道能对本国侨民、使馆工作人员，以及中国游客被虐杀不闻不问么？
主流学者有意地将义和团事件与八国联军破北京事件割裂开来，显然是一种私心作祟下刻意的误导。时隔如此多年，竟然仍不能冷静地去分析过去的历史，总结其中的过失，反而要歪曲真相，一味地诿过于他人，还扮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博取同情。这种态度，又如何能够在伤痕累累后总结经验教训，迷途知返？聪明人是从别人的惨痛后果中汲取经验，而中国自己挨了打却还不长记性，不肯态度端正地反思，真是世间少有的愚蠢。如果继续放任这种错误的历史大行其道，继续放任这种不肯反思的恶劣习惯代代相传，那难保中国在数年之后，不会重蹈覆辙，再次遭到同样的惨痛教训。
义和团的胡闹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威信，而大量的战败赔款更把本就艰难的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大大加剧了清末百姓民不聊生的程度，进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让孙中山推翻帝制变得更为容易，中国得以更早地进入民国时期。然而如果用另一个视角来看，孙文推翻了清廷，却未能成功组建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导致军阀割据数十年，战乱不绝，百姓流离失所，列强乘机进一步盘剥中国……却也并非全是积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