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你:成语探究：杞人忧天

杞人忧天是我国人人皆知，普遍使用的成语,意思是不必要的忧虑。这个成语的流行和广泛使用,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百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我们社会看来, 似乎“天地崩坠”不应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 杞人忧天是愚蠢可笑的行为。杞人忧天真那么可笑吗？本文想表明, 杞人是值得尊敬的, 杞人忧天是值得提倡的。

杞人忧天的故事见《列子·天瑞篇》。“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杞人对天地崩坠的思考和忧虑确实是很深的，以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故事如果就此结束，就太简单了。故事接着写道：又有忧彼之所忧者, 因往晓之，曰: “天, 积气耳, 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 终日在天中行止, 奈何忧崩坠乎？” 其人曰:“天果积气, 日月星宿, 不当坠耶？”晓之者曰:“日月星宿, 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 只使坠, 亦不能有所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晓者曰:“地积块耳, 充塞四虚, 亡处亡块。若躇步趾蹈, 终日在地上行止, 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 晓之者亦舍然大喜。长庐子闻而笑之曰: “虹霓也, 云雾也, 风雨也, 四时也, 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 河海也, 金石也, 火木也, 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积气也, 知积块也, 奚谓不坏？ 夫天地, 空中之一细物, 有中之最巨者。……忧其坏者, 诚为大远；言其不坏者, 亦为未是。天地不得不坏, 则会归于坏。遇其坏时,奚为不忧哉？”子列子闻而笑曰:“言天地坏者亦谬, 言天地不坏者亦谬, 坏与不坏, 吾所不能知也。”

引文太长了一些, 但它有利于反映这个故事的全貌。这里, 杞人等广泛讨论了天地的本质及其存在和运动问题。故事里, 杞人并不孤单,“忧彼之所忧者”、长庐子、列子是杞人的同伴。成语杞人忧天中的杞人当然是包括长庐子在内的一类人。我看不出杞人有任何可笑之处, 相反, 对其还有一种崇敬和敬佩的感情。“杞人”指出, 天的本质是气, 地的本质是土, 并且天地只不过是“空中之一细物”,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思想! 他们对天地会不会坏, 以及“人” 对此认识可能性的讨论, 也是非常深刻的。在我看来,“杞人”是思想者, 是大自然的探索者。难道自然科学不正是沿着杞人的道路, 发扬杞人忧天的精神发展起来的吗？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以历史的眼光看,近代自然科学发生在欧洲, 古代希腊文化是其源头。古代希腊文化为何能成为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源头呢？ 一个根本的原因, 恐怕就在于与我国嘲笑杞人忧天不同, 希腊人大力提倡和推崇杞人忧天。

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 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 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辰的运动以及宇宙之创生, 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 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 显然, 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 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在希腊人看来,杞人忧天乃是对自然认识的起点和基础；并且这种对自然的认识和求知活动, 既不是为了做官, 也不是为了指导生产( 处在萌芽时期的自然科学与今天的自然科学不同, 萌芽时期的自然科学由于对自然的认识还非常有限, 还不足以广泛地指导人们的生产活动) 。与我国传统鄙视这类活动不同, 希腊人积极提倡和大力推崇这类活动。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些官感的人为富于智慧, 技术家又较之经验家, 大匠师又较之工匠为富于智慧, 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亚里士多德所谓理论部门的知识正是包括哲学和科学在内的“无用”的知识。杞人忧天的知识是这类知识的典型。泰勒士说世界的本原是水, 阿拉克西美尼说是气, 赫拉克利特说是火, 毕达哥拉斯说是数, 恩培多克勒说是水、火、土、气,尽管说法各不相同, 但他们都成为希腊社会最受尊敬的人。

泰勒士等人难道不可以说是希腊的杞人吗？正是这类人的不懈努力, 促进了古代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发展, 并为近现代的科学和文明建立了基础。他们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逻辑学、哲学等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致恩格斯有充分的理由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 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 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就同样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杞人忧天”是希腊精神的重要特色和精华之一。科学的精神和古希腊人的精神是相通的。

遗憾的是, 杞人忧天在我国被看成是不必要的。《荀子·天论》说:“万物之怪书不说, 无用之辩, 不急之察, 弃而不治”。自然界的原理与原因不在人们努力探寻的范围之内。知识分子关心的中心是个人的修养和社会的治理。

我国传统作如此的选择, 当然有它的道理。根本原因在于儒家认为, 对自然界的探索活动是无用的。它既不能用来谋取官职, 又不能用来指导生产。“工匠不知, 无害为巧；君子不知, 无害为治。”

        事实上, 在我国统治者看来, 这类知识不仅无用, 反而有害。“言无用而辩, 辩不急而察, 治之大殃也。”对自然的探索要求理性的头脑和怀疑批判的精神。这与封建统治对农民“朴力而寡能”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

在我国, 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 自有它自然和社会的原因, 我国知识分子“头悬梁, 锥刺股” , 孜孜以求的“学问”不过是做人的学问, 做官的学问。知识分子的活动被纳入了读书做官的轨道。但随之而来的是对自然探索活动的萎缩和方法论转向。这不能不说是近代自然科学不能在中国发生的根本原因。

传统学术以“人”为中心, 为出发点, 这一偏好不仅影响了整个学术的面貌, 而且影响了对自然界的认识。一方面, 它使传统的知识分子不花大的注意力关注自然界, 探索自然界的原理与原因；另一方面, 它使对自然的认识打上了“人” 的烙印。我国对自然的认识,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认识的一种外推。这样一种认识方法, 使我国的传统科学有自己的特色, 但却与近现代的自然科学大不相同。

历史走到了今天，要求于科技是为经济建设服务, 是要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政府以有用为标准来决定科研资源的分配和投入, 科技工作者以有用为标准进行选题, 这是有偏差的。这里存在的根本不足在于混淆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之间的界限, 抹杀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技术的灵魂是“有用”，是要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 以有用为标准来要求技术, 来促进技术的进步是合理的。科学的灵魂则是求知, 是为了揭示自然界的原理与原因。今天的科学虽然是有用的, 但片面地用“有用”这个标准来要求科学, 来发展科学, 则是不恰当的。科学要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杞人忧天的精神。

对于今天的科学来说, 由于它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 科学确实是有用的。在高度体制化和社会化的今天, 要抛弃对有用的考虑来发展科学,是不切实际的。但要发展科学, 就要根据科学发展的规律办事。单从有用性考虑是不够的。“杞人忧天”精神是古希腊文明高度繁荣的原因, 也是古希腊文化能够作为近代自然科学良好生长点的原因。在今天, 要发展科学, 在注意有用的同时,同样要提倡杞人忧天的精神。

由于工具理性不可避免的要长期发挥作用, 重新审视和评价杞人忧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单从有用来发展科技, 特别是科学，恐怕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单从有用来发展科学的结果, 恐怕是科学发展不了, 科技为经济服务也要落空。要发展科技, 在强调有用的同时, 也要大力提倡杞人忧天, 提倡不以实用为目的, 探索自然界原理与原因的精神。

        科学与技术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科学探索自然界的原理与原因，技术是要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技术是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