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拖车费如何处理:30年计生国策是时候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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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哈尔滨市一所小学学生数量已经从以前1000多人的规模缩减到300人左右。长时期计划生育后生源缩减，城市和乡村都开始有学校面临调整撤并。
基层干部杨子实发现，他所在的乡镇，农村小学的在校生人数减少得十分厉害，年级越低，人数越少。
“五六年级两个班，二三十人；三四年级只有一个班，十几个人；一二年级不足10人。”与1980年代初相比，杨子实说现在农村的小学生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有一次下乡，杨子实为一所村级小学三年级的全体同学拍合影：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摆着两张书桌—因为这个年级只有4个学生。直觉告诉他，是计生政策出了问题。
人口学者顾宝昌到农村调研，走访当地的养老院时，发现有的养老院墙壁是粉红色的，他感到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这些养老院是由停办的小学教室改建而成。
顾宝昌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10年的研究和调查也坚定了他的判断：计生政策到了亟需调整的时候。
不仅是民间，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官方层面上独生子女政策调整的消息也频频传出，最新的一条是在南方的广东。今年7月，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对媒体透露，广东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试点的申请。
据张枫披露，广东提出这一申请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广东作为国家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在各方面包括生育政策的调整方面先行先试；二是目前广东的妇女综合生育率为1.7左右，已连续十多年保持在低生育水平；三是经估算，广东实行“一独可生二胎”政策，对人口总量的增加影响甚微。
这些官方和民间的观点似乎都在证明，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到了需要调整的新关口。
逆转
杨子实是吉林梨树县的基层干部。这位曾经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乡镇副书记，屡屡参加电视辩论节目，在公开场合阐述其自主生育的观点。他越来越觉得施行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负效应”正在凸显。
1980年代前后，杨子实上小学时，每个年级有五六十人，要分成两个班，而现在，每个年级多的也仅有十几个人，少的只能招到三四个人。有的村级小学，一年甚至都招不到一个学生，学校之间只能进行合并。停课的校园转租出去做养猪场、养鸡场，朗朗的读书声被猪哼鸡鸣所取代，这让杨子实心里难受。
“虽说有孩子跟随父母到外地的情况，但农村适龄儿童大幅减少是事实。” 杨子实很担心，“将来农村的后备人力资源在哪里”，一个例证是由于适龄青年剧减，农村征兵越发艰难。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则是另一个较为严重的危机。杨子实所在县的部分农村地区，近五年的新生儿性别比在150：100以上，小学一个班里学生男女比例超过200：100的也不少见。“一个有十多个孩子的班级，绝大多数是男生，女生只有一两个。”杨子实甚至见过更极端的例子，整个班没有一个女娃。
分管计划生育期间，杨子实和计生办工作人员组织过一次近5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调查。调查显示，在那5年期间，其乡镇的新生儿有1206人，其中男孩746人，女孩460人，性别比为162.2：100。
这种性别比例失衡在“计划内二胎”地区中表现得更为极端。像中国的不少省市一样，吉林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为女孩的家庭，可以生第二胎，这也被称为“计划内二胎”。杨子实在调查中发现，在“计划内二胎”里，男女孩性别比例高达292.9：100。“‘一孩半’政策对性别选择的误导作用很大。怀孕期间，如果发现第二胎仍是女孩，不少家长就会采取一些办法。”杨说。
同1980年代倡导“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时相比，如今，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逆转，不仅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而且生育率持续走低，性别比例失衡，人口老化严重。
生育率是观察人口形势的一个风向标。“平均每对夫妇要生出2.1个孩子，下一代才能更替上一代，实现世代更替。高于2.1，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多，人口就会不断膨胀；假如比2.1低，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少，人口就会萎缩。”顾宝昌对记者说。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时，中国的生育率为2.5；到1990年代初，中国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至今已近20年。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据称，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8，但今年4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发布后，有专家据此分析称，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已低至1.5，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还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远高于正常的范围。
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对媒体称，根据“六普”初步汇总的情况，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是118.06，这个数据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又提高了1.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