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集团招投标:[原创]社会建设主体是社会而非政府 【猫眼看人】

    近来发生的系列公共事件引发了公众焦虑。在佛山的路人漠视被碾女童事件中，尽管较之前几天的舆论高压，最近两天舆论相对平缓，而且，严肃、理性的讨论逐渐成为主流，但是有关精神文明建设议题不能就此搁置。公众建言献策保护见义勇为，或通过变换方式呼吁道德复归，舆论由大众喧哗向群策群力式的商议转变。类似事件为社会建设提供了具体的议题，同时，它也为大众参与社会建设提供了契机。

    道德颓势与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

    从南京“彭宇案”开始，公众对精神文明状况的担忧日趋明显，而近来的“小悦悦”事件导致的生命痛感，“冷漠的路人”更是遭到无数人的谴责。然而，是否可以因此认定社会精神文明状况滑坡，是否就可以孤立地认为当今社会人心冷漠？冷静下来，无数网友也承认，如果自己作为当事人，也未必就一定能伸出援助之手。“人心冷漠”的道德定性过于草率，人们之所以冷漠，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它与道德式微、地域等没有必然的联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陈涛教授在接受舆情监测室访谈时认为，此次事件与个人缺乏良知并无必然联系，具体情境和社会环境才是决定人们是否施救的主要原因。

    重庆时报在《拯救日渐消逝的恻隐之心》的评论文章中称“体制缺乏对良善恻隐的敬畏和浇灌，势必导致善之花的凋零”。有批评者提出，中国当下精神文明式微的表象背后，根源在于权力跋扈，而避免“小悦悦”事件的重演，关键在于制约权力，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引导精神文明建设。然而，法律作为一种国家利器，或是对文化立场的重申，或是文化式微，于是只好以法律作为社会的闸门。

    西方部分国家文化保守，于是通过法律设立了道德禁忌，比如北欧国家立法禁止堕胎，法律成为文化的延伸；而中国则是政治保守，上千年的集权传统，社会生活都受其约束，所以道德无措时，便动用法律利器，法律成了权宜之计。尽管两者都诉诸法律，但动机大不一样。道德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概括，需要文化的滋养，尤其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呈现滑坡之势，需要促成社会的发育壮大，为公德的建立提供依托。

    社会缺乏对善举的鼓励与保护机制

    可以发现，在类似事件中，公众在失落之余，还表现出了建设的意愿。舆论谴责路人冷漠的同时，呼吁道德复归的声音不绝于耳。

    由新浪微博发起的“添加‘请停止冷漠’标签”活动，不到四天时间，相关微博数高达60多万条。而北师大管理学院董藩教授写的呼吁见义勇为的微博则被网友称为“撑腰体”，相关微博数已经超过一百万。尽管舆论莫衷一是，对当下社会环境状况有着巨大分歧，但是对于社会环境的革新，则都抱有期待。

    网友“Honey斐”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我反省，社会在变，希望人最初的那份本性不要变。”人心不变显然只是美好的愿望，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惩恶扬善这条朴素的规则显得尤其重要。横向比较，类似“彭宇案”并非孤例，2004年美国加州就发生类似的案件，鉴于此，加州议会于2009年通过了“好心人免责条款”，通过法律鼓励见义勇为的方式，避免了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社会建设不能光指望法律，尤其是在道德领域，不能通过制定法律来要求人们见义勇为，但是需要法律鼓励人们见义勇为，保障做好事的人不至于被诬。如果把社会比作一条河流，那么道德和法律就是河流的两岸，通常它们互不干涉，但是需要彼此照应，两者不能离得太远。法律需要重申文明的基本原则，这是社会安全的重要前提。

    社会建设动力来自民间，政府须提供制度环境

    “社会建设”作为近年来的热门议题，一直是舆论热议的焦点。过去一年时间内，传统媒体有关社会建设的报道高达16368篇，互动社区方面，以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为例，其相关话题的微博数高达37万多条。社会建设话题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网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参政热情，以此次广东省委政法委、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发起的“是否通过立法来惩罚‘见死不救’”调查为例，在一天不到的时间内，有将近一万人参与了此次调查，相关微博数已超过一万条。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社会建设的方向，在将近一万个调查对象中，63%的人认为，应该先立法保护见义勇为不被诬陷。显然，舆论倾向于将社会建设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引导和社会自建相结合，社会建设的主体是社会而非政府，政府的职责在于未为社会建设提供制度环境。

    前段时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针对广东民间组织坤叔公益团队“转正”受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转变观念，努力成为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发展的助推者，而不是制造障碍。

    针对近年来跌倒老人无人搀扶的现象，中国好人网创办人、华南师范大学的教授谈方在华师大的支持下建立“搀扶老人风险基金”。该基金建立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大胆地搀扶摔倒老人，而由搀扶老人引起的相关费用则由基金提供。

    社会建设的动力来自民间，舆论对该议题的热情，间接表明了社会建设的方向，即要重视民间组织的自我建设，清除制度障碍，特别是要避免出现公权力打击民间组织的现象。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何小手 10月23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