腈的水解难不难进行:桂华：中国农业生产现状及其发展选择

中国农业生产现状及其发展选择
桂华[①]
 
摘要：当前普遍存在的“老人种田”的合理性在于，老人种田维持了低廉的粮食价格、低廉的养老成本，以及低廉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在微观层面上维持了低成本与较高质量的农村家庭生活，在宏观层面上支撑起中国制造业优势。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超越小农生产的落后性与农业资本异化的可能性，在改造传统农业与节制资本之间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三条道路。在“老人种田”的现实下，提高农业综合服务能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培植“中农阶层”，兼具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要兼顾到粮食生产安全、农民就业、食品价格、农村发展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位置，并改变农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位置的现实下，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的约束性条件。未来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转型，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息息相关的。
 
一、“老人种田”的现实
众所周知，中国农业维持着“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户家庭经营模式，并遭到诸多人所诟病。如果单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农业确实存在着成本高、效益低、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但关键在于，中国农业是一项既要吸纳农民就业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要维持城市低工资水平并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农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是不能被忽视的，从这个角度看，小农生产方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我们调查发现，随着2000年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城市打工经济的兴起在微观层面上改变了农业在家庭经济中位置，并影响到农业发展本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后，只剩下老人和妇女种田，尤其是老人种田。前一段时间我到湖北省孝昌县做农村调查，发现当地绝大多数的土地都是由60岁以上的老人耕种的，除极个别特殊情况，基本不存在40岁以下的人在家种田。偶然碰到一个53岁的农民，他需要在家带孙子，所以捡种了10亩左右的耕地，他坚定地认为，自己在种田者中算是很年轻的。我所统计的几个村组种田情况的数据，也证实了这种判断。其实，在我所走过的河南、江西、安徽、湖北、重庆等地区的绝大多数的农村都是如此。老人是当前中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基本力量，我将这种情况称为“老人种田”。
老人种田是社会发展的后果，与城乡结构、第二三产业发展、农业土地制度等相关，因此，透过看似简单的老人种田现象可以看到当前中国农业经营方式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
可以分别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来理解老人种田的意义。在微观层面上，老人种田维持非常低的农村家庭生活成本。我以在重庆调查的一个农民家庭为例，来展示当前农民的经济经济生活状况。
家庭情况：5口人，两个老人65岁左右，儿子夫妻两人在重庆市区打工，孙子在市里上学；
家庭经济：两个老人种1.8亩水田、2.5亩旱地，儿子儿媳打工每个月共收入约3000元；
农业生产：水田种植水稻，水稻产出1200斤*1.8亩，旱地种植旱作物，产出胡豆50斤、油菜80斤、玉米2500斤、大豆30斤、红薯1万斤；土地上的所有产出都没有进入市场，全部用于自食和养殖；每年喂4头猪，过年杀掉一头获约200公斤猪肉，大部分制成腊肉，老两口自食一部分，送给儿子、亲戚一部分，其它两头卖掉获现金收入约3500元，还有一头母猪下崽卖掉获现金收入4000元；喂鸡50只，卖掉30只获现金收入1500元，其余自食，鸡蛋全部送给儿子和孙子吃；喂鸭子6只，自食或送亲戚；
务工收支：每年约3.6万元，除掉城市生活开支与孙子学费之外，其余由儿子储存；
上述案例并非是特例，可以说当前中国70%以上的农村家庭，都维持这样一种“半耕半工”家庭经济模式。从上例种可以看出，农村家庭经济是由务农与务工两部分构成的。一般的情况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人选择工资收入较高的城市就业，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基本会选择在家种田。对于老人而言，除了种田就没有其它的就业机会，所以种田劳动投入是不计成本的，只有如此，种田才能够赚钱。我们在各地农村都计算过，在不计劳动力成本的前提下，种一亩水稻每年可以收入500—600元，种一亩旱地可以收入200—400元。在人均土地面积较广的平原地带，农民一般会直接出售农产品获得现金收入，比如，在湖北省荆门农村一对身体健康的60岁老人，种田10多亩，一年两季可以收入1.5万元；而在山区农村，农民一般会发展养殖副业，比如重庆农村、鄂西农村，通过扩大家庭生产环节，增加劳动机会，提高家庭经济收益，上例中的那对重庆老人一年的现金收入也有9000元。
农村的60、70岁的老人们，或者因为没有其它就业机会而种田，或者是将种田当做一种乐趣，我们在农村调查经常碰到退休干部或者儿女都当老板的老人还在家种田。老人种田可以极大地降低家庭生活成本，农村中只要是身体不太差的老人都可以通过耕种“一亩三分地”来养活自己，甚至可以对儿子家庭提供现金和实物帮助，这种情况在农村是非常普遍的。由此而形成的一般模式是：老人在家种田，维持基本的家庭消费开支，年轻一代打工获得现金收入并进行积累，这是当前普通农民家庭改善家庭生活的基本方式。反过来看的话，单靠种田或者是打工一项收入，肯定是要降低农民家庭生活质量的。
老人种田减轻了子女们的赡养成本，减少了家庭生活的现金开支，并且老人种田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福利。在农村调查的一个真实感受是农村的饭菜质量极高。用五谷杂粮喂了一年的猪、家禽，农家肥地上长出的蔬菜，农家院果树上的水果，自家磨的豆腐等，没有“瘦肉精”，也没有转基因，这些所带来福利都是没有办法计算的。近几年打工经济带来的现金收入，也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住宿条件，很多农民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二层小楼。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种田的劳动强度也大大降低。所以，那些儿女们已经在城市里安家的老人，都会选择留在农村生活，他们经常会讲“不习惯城市生活”，其实大部分地区农村的农民生活远没有想象中那样悲惨。
从宏观层面上看，老人种田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首先，老人种田解决了粮食生产问题，也只有老人才能够承受如此低的农业收益。我们在安徽省芜湖地区调查了土地集中后的农业资本化经营情况，发现在当地政府每年给予种粮大户（200亩左右）每亩100元补贴的前提下，粮食亩产降低约30%，大户依然年年亏本，农业的抗市场与自然风险能力大幅度下降。大户经营陷入困境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包括基础设施薄弱、机械化程度不足、管理成本高等，其反应出的根本问题是，在当前的粮食价格下，资本进入粮食生产领域是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的。除开其它的风险不讲，仅此一点就决定了，除非是大幅度提高粮价或者政府进行补贴，否则我国的粮食供给是不可能依靠资本经营完成的。显然，提高粮价与政府补贴，最终都是通过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来让资本获利。在老人种田过程中，无机会成本的老人劳动力是生产的主导要素，老人种田不追求平均利润率，千万个耕种几亩到十几亩田的老人，解决了中国的大部分粮食生产问题。
只有老人种田才能够承受较低的粮食价格，进而维持较低的城市产业工人工资水平。老人种田使农村剩余的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出去，为城市第二三产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并且，老人种田所获得农业收入，支撑起了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在此基础上城市农民工也才能够承受较低的工资水平。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市的农民工，与较低的工资水平，共同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并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
我们常讲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弹性及其抗风险能力是建立在“老人种田”基础上的。老人种田，维持了低廉的粮食价格、低廉的社会养老成本，以及低廉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在微观层面上形成了“半耕半工”的家庭模式，在宏观层面上就构成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二、“老人种田”的性质
“老人种田”本质是，通过老人劳动投入维持起来的小农家庭农业生产过程保持较低的资本化程度。
首先，从生产环节上来看，除开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需要要参与市场之外，农民在耕作上维持了较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包括养牛耕地、手工劳作等。我们在调查中，经常会听到农民抱怨说，“种田不合算，种田是亏本的”，但很多老人却又选择种田，为此，我们细细为农民算了一笔账，以湖北孝昌地区农民种植水稻（1亩）为例。
亩产：1200斤，价值约1200元；
支出：耕田费140元、插秧费260元、种子50元、化肥100元、农药20元、灌溉20元、收割100元；
劳动投入：5个工值500元；
纯收益：约0元；
通过上例可以看出，如果严格计算种田中的各项投入，种田确实是不赚钱的，如果碰到不好的年景，就很有可能亏钱。水稻一般为110天左右的生长期，再加上前后管理时间，种植一季水稻至少需要4个月时间，按照当前农民打工工资水平，30—40岁的中年人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大工每个工为150—200元，小工为100—150元，那么四个月至少可以收入一万元以上，因此，青壮年人不愿意种田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对于老人来说，没有其它就业机会，种田就不存在机会成本，他们愿意种田是因为他们算账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耕田用牛耕，插秧自己来干，收割也尽量自己搞，劳动投入不算成本，这样一来，老人种田就是有收益的，在风调雨顺的年景，种一亩田就可以收入500—600元。只要老人觉得种田不是特别辛苦，并且年终有收益，他们就愿意种田，这就是“老人种田”与资本化经营的差异所在。
其次，再家庭消费的角度看，老人种田首先具有自给自足性。我们在湖北省孝昌县看到，老人一般会选择多样化经营，每家的一、两亩的旱地上会种植蔬菜、棉花、花生、油菜、大豆、芝麻等多种作物，对于老人而言，种田不是通过参与市场交易获得最大现金收益，而是为了保障家庭生活。重庆农村的老人也是如此，种植五谷杂粮，进行家庭养殖，都是以自食为主。这是理性的选择。农民种植的蔬菜和五谷杂粮，看似卖不出价钱，但要从市场上购买同样品质的食品就变得很贵了。比如，土鸡至少20元一斤、腊土猪肉至少30元一斤、无农药的蔬菜至少2元钱一斤、土鸡蛋1元钱一颗，等等。如果农民依靠市场购买来维持同样品质的生活，则要付出很高的现金支出。我们在重庆调查看到，有些村民小组将所有的土地都出租给承包商开发，获得每亩1000斤水稻的租金，结果是生活质量大幅度降低，农民发现这些租金很难得购买到以前一亩三分地上的产出。
老人种田维持了一种不同于资本化经营的生产方式，小农家庭既可以承受资本所不能承受的农业低收益，也能够使农民在市场之外建立一个较为封闭自足的家庭生活空间。因为农民不需要按照资本运行的方式组织生产，所以他们可以获得资本无法获得收益；也因为农民不需要在市场中用现金购买基本的生活物资，避免了流通与加工环节的资本盘剥，所以他们能够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
 
三、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
农业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必须要与整个现代化进程相匹配。农业发展的困境派生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资源高度紧张大国追求现代化的困境。因此，中国农业发展必须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二难选择。一方面是要提高农业的现代化程度，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土地产出、降低农业污染等；另一方面，农业的发展与农民的就业和农村的发展产生冲突。农业现代化需提高农业生产的资本化程度，而“老人种田”这样一种低资本化程度的农业生产方式又恰恰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优势所在。
“老人种田”尽管有诸多的合理性，但却很难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很多地区的农村还维持着牛耕、肩扛人挑这样“古老”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民没有能力也没有积极性改善农业技术和农业基础。比如，在农田水利方面，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是不可能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我在农村访谈时，访问到一位中年妇女，问她是否学习农业科技，她回答说“我还要在家带孙子，哪有时间去学那个玩意？”我国在1990年代就开始普遍推广抛秧技术，而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依然没有学会这种成本低、劳动强度低、产量高的农业技术。尤其是当前的农业变成了一种家庭“副业”之后，农民很产生改造传统农业的动力。当前农田水利的全面瘫痪，本质上反映了小农生产方式落后的一面。
当农业按照资本化方式经营之后，资本的趋利性会自发推动农业现代化。不过这必须是建立在农业获益的基础上，对于那些从事大宗粮食生产的资本而言，获益的空间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二是提高粮食价格。从当前世界情况来看，获得政府补贴是农业资本获得平均利润率的前提，因此，中国要通过资本化经营方式来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就进行政府补贴。退一步讲，即使中国农业资本不需要政府补贴就能够获益并保障粮食供给，那也是建立在对农村劳动力排斥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中国如果选择资本化道路来推动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在提高粮食价格，进行政府补贴，排斥农村劳动力并恶化农民生活处境之间进行选择，并且，还有可能带来城市工人工资水平提高，中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提高，中国产业优势丧失，社会稳定根基被破坏等严重负面后果。
面对这样的二难选择，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何在呢？具体的路径是可以进行摸索的，然而发展的方向应该是要明确的。农业完全按照资本化方式经营肯定是不行的，而“老人种田”又不能满足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二者之间，是否还存在第三条道路呢？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比如温铁军、仝志辉等，在批评“公司+农户”形式的资本化农业专业合作化道路之后，提出以加强国家介入、发展多层次综合合作体系为目标的农民合作化的道路[1]；李昌平则倡导学习农业生产的“东亚模式”，要将农业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扩大到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生产资料生产供给、技术服务、土地农转非和土地开发交易等多个环节，以此来扩大农业收益[2]；黄宗智认为当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为中国发展兼具粮食种植与肉—鱼、菜—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场提供了历史契机，朝此方向努力，中国农业可以突破内卷化困境[3]。
上述几个观点一致地反对农业资本化经营，希望将农业收益保留在农业领域并由农民占有。维持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业就不可能可持续发展，而引入资本手段，农业又有可能被资本异化。中国农业现代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既要改造“传统农业”，又要避免农业被资本异化。上述几位学者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主张，在技术层面上是有差异的，而在基本方向上是相同的，即避免农民与农业经营资本的分离。改造传统的农业，就要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改变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扩大农业的收益范围。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可选择的方向是，将小农家庭农业生产社会化，农业综合合作社就是一种尝试。在综合合作社中，农民兼具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占有者、劳动者、管理者等多重身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扩大农业经营范围，从而提高农业收益，并且这些收益最终都归农民享有。
发展综合农民合作社，就是农民运用资本手段参与市场过程，农民与资本是不分离的，避免了资本异化，它可以归属到中国农业发展第三条道路的范畴中去。不过问题在于，当前可以见到的成功的农业综合合作社，一般都是通过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而维持运转的。中国农业的首要功能是要保证粮食供给安全，而在粮食生产领域建立综合合作社的难度要大的多。
在粮食生产领域，上游的农资供应环节与下游的粮食加工环节，都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通过农民合作参与这些领域所带来的额外收益甚至无法抵消农民合作的组织成本，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粮食生产领域中的农民合作模式推广。在保障中国粮食供给安全、粮价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过剩的三重约束条件下，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效益是不可能迅速大幅提高的。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倡导在现有土地制度下，依靠村庄内部的自发土地流转，通过培育农村“中农阶层”来维持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发展。
在安徽农村调查时，笔者发现了在“老人种田”之外，出现了一个从事粮食生产的“中农阶层”。村庄里面的一些40多岁的中年人，通过捡种或者低价（一亩一袋稻谷的价格）从同村的外出务工农民手中流转部分土地，形成了20—50亩的土地经营规模，并由夫妻完成生产的农业生产模式。这样一个群体，每年能够获得2—3万元的农业收入，他们会积极地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改善农田水利条件，较“老人种田”有更强的推动农业发展的冲动。“中农阶层”不仅构成农业生产上的主力，而且是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积极地响应国家惠农政策，是在当前“人财物”大量流出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的“脊梁柱”。这个群体对于农村社会稳定是极有意义的，正是他们再生产出农村社会的价值体系，并抵挡了“邪教”和“灰黑势力”的扩散，农村的“中农阶层”相当于西方市民社会的“中产阶级”，培育中国农村的“中农阶层”至关重要。
在当前“老人种田”现实下培植一批“中农阶层”，关键在于“中农”通过种田能够获得不低于城市打工所获得的收入。作为一种较为稳健的农业发展策略，培植“中农阶层”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避免强制推行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二是要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农”从事粮食生产必须是建立在低地租甚至是零地租的前提下，资本进入农业以后，会破坏自发土地流转方式，提高土地租金，导致“中农”无法形成，这是我们在安徽看到的情况。另外，困扰当前“中农”生产的另外一方面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农业机械化市场服务成本过高、农田水利系统破坏、农业技术服务不足等，共同造成了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在这个方面，我认为要建立健全政府引导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我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前，乡镇中提供农业服务的“七站八所”要么被撤销，要么就不能发挥功能，小农只好从市场中获得农机、农技、水利服务，结果是成本极高。比如，当前的农田水利困境就与水利市场化改革有关。所谓的市场化服务，本质上是政府甩包袱，政府的财政支出减少了，而农民额外负担的生产成本远远高于财政节约的部分。还是以农田水利为例来说，乡村水利管理模式改革所造成的水利“欠账”，需要国家未来十年投入4万亿来弥补。因此，我认为可以以乡镇为单位，建立综合农业服务部门，为农民提供低成本的农业机械、水利、农业技术等服务，其效率要比单纯进行货币补贴高的多。
概言之，我认为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具体路径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实验，并最终摸索出能够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而在基本立场和基本方向上，中国农业发展一定是要避免过度资本化，避免农民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民要成为农业发展的主体与获益者。
本文刊于《中国市场》2011年第33期
 
 
参考文献：

[①]桂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1] 仝志辉,温铁军.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J].开放时代, 2009(4):5—26.
[2] 李昌平.大气候[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3] 黄宗智.中国农业隐性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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