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灌溉:1977年恢复高考 – 铁血网

十年文革，国运衰微。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顶着重重压力进行教育改革，努力恢复高考招生制度
1975年1月，快要走到人生终点的毛泽东，面对着已经进行了十年文革而难以收拾的局面，真正地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力不从心。大乱并没有最终获得大治，谁能把这个伟大的民族从梦魇中带出？既能找到一条实用而有益的解决之道，又能够充分捍卫伟大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威，毛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此间，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建议下，毛经过深思之后，决定再次起用治国很有一套的“矮个子巨人”。邓小平这才被恢复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名义上主要是协助被疾病严重折磨的周恩来总理处理国事。这是邓小平一生中“三起三落”之第二起。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里又露曙光，他开始着手对各方面的整顿──也就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错误。1975年9月26日，邓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指出：革命事业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4页）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很显然，在邓小平看来，林彪、四人帮执行的那一套是严重错误的，它也不可能培养出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教育上的“危机”，毋宁说是这个民族的严重危机。一个践踏知识，视蒙昧为光荣的民族，是可怕的没有希望的民族。 斗争随之而起。 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他们说，“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他们“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四人帮坚称，要坚定执行毛主席路线，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把高校招生当成“读书做官”的“阶梯”，“扩大三大差别”、“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进而要求高校招生“砍梯子”，实行“三来三去”，即：大学新生从农村来，毕业后回农村去，当农民、拿工分；从工厂来，回工厂去，当工人；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高校招生走进了死胡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赶出了被他们霸占了近十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他们在中国的倒行逆施也随之风流云散。该往何处去？中国，再次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如何把中国从噩梦中唤醒，接续上被人为断裂了多年的现代化链条？全国人民都在思考。是教育，当务之急乃是教育。邓小平，这位老资格的“海归派”（邓小平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刚刚在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当机立断，于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组织教育部在太原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但是，由于教育部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受“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束缚，会议没有超出四人帮定下的条条框框，到会多数同志非常灰心，甚至严重不满。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41页） 他还同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2页）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一共开了三天，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人士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在第二天的会上，湖北大学的查全性（现为科学院院士）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他言辞激昂地说，“解放前升学要靠钱，解放后17年要靠分，现在靠什么？靠权力。群众有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不推倒''十六字''的招生方针（即志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 坐在一旁的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不时地频频点头。听完之后，他当即表态说，同意恢复高考制度。 邓小平问大家：“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 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邓小平果断地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又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你们教育部的那份报告送出没有？” 刘西尧回答说：“上午刚送出。” 邓小平作了一个坚决的手势，“那还来得及，把它追回来。” 他向大家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8月8日，邓小平讲话，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关于大家要求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高校招生办法，他当场表态，宁肯推迟半年招生，“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8、55页） 遵照邓小平的上述讲话，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会，会期45天，一年开两次招生会，是建国以来唯一的。会议开始时，京城酷暑难耐，散会时已是秋风送爽了。会议久拖不决的原因是迟迟不对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等问题表态。 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毛主席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2、在"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对贫下中农专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 3、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 4、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 终于，小平同志发了脾气，9月19日，他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终于会议报告确定了当年的招生政策。9月25日会议结束，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他再一次重申：“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对于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而不再必须首先去劳动两年，他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8、69页） 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恢复高考的问题，10月12日，国务院发出了恢复高考的文件。
北京招生会废止了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一套，恢复了文革前行之有效的招生政策、办法，主要是： 1、劳动知识青年可以报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报名； 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 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 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广大群众，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更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正如有的群众说的，恢复高考象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憾了整个中国大地。 应当承认，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迟早是会恢复的。但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前，在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前，在教育界打破“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之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前，恢复高考，只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做到。 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就用主要精力抓科学与教育，是因为科学与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高等学校招生联系着高教与普教，联系着教育与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很自然地成了邓小平整顿教育的“突破口”。半年之后，在1978年4月22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说，“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批判‘两个估计’之后，教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气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3页） 恢复高考廿年来，普通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1100万，毕业800多万，这些毕业生大多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 不止于此，恢复高考的意义还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粉碎“左”的思想枷锁，为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平反的突出典型，成为推翻文化大革命的突出典型；成为破除“两个凡是”、“两个估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 由于准备工作来不及，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考试工作于年底进行，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新生于1978年春入学。 1978年，原教育部编发了《高考复习大纲》，并于同年恢复了全国统一考试，“史地”分为历史、地理二科，“理化”分为物理、化学两科。以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办法，到1980年，基本完成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任务。 这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偌大的中国，竟然无力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国家主要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整个中国，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给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一位78级学生描述说“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可以说，这位学生的心情代表普天下知识青年们的心声，被禁锢了几十年的思想，露出了开放的曙光。知识，这个高贵的词语，再次成了人们嘴唇边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 就连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事实上，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力，开始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现《华声月报》社社长，北京大学77级学生范东生（范长江之子）：“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 现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内蒙古师范学院77级学生张晓山回忆道：“我觉得恢复高考实际上对我这样的人，是给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因为实际上，在恢复高考之前，评判一个人，给不给他一个机会，不是看你本人，而是看你的家庭，看你社会关系，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而南方某报业集团一位主要负责人记得，他们家当时的成分属于“地富反坏右”，在为期不短的时日里，他们一直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对象，但这个政策一下子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兄妹三人也先后报名参加了高考，并最终考取了国内的著名学府，而当他们成家立业之时，他们的爱人也是跟他们一起挤上了独木桥的青年，现在，在这个大家庭里已经有了六位82届毕业生。 这就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严重不满，“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上大学，这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事，让这些“坏份子”获得足够的社会地位，那咱们贫下中农的子女怎么办？中国到底还要不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声音反映到了中央，邓小平对之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并告语天下，坚定执行原订方针政策不变，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就首先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教育权利的平等。 全国人民尤其是文革以来被严重耽误了前程的几代青年，得到了高度鼓舞，他们要找回他们失落在运动，失落在农场、田野工厂和军营的青春，踊跃到所在地区或单位报名，要求参加在这十年中早应参加的高考。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也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 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 考生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这都是政治局讨论决定的。 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斗争哲学不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知识尊严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恢复高考这一决策激活了整个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之一变。当时，读书的身影随处可见，新华书店的长龙司空见惯，中国人才的培养由此走上了健康的轨道，20多年来，中国一共有5800多万高中毕业生参加了高考，录取了1100多万。据初步估计，800多万已经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20多年来，中国培养出28000多博士生和31万硕士生。 高考录取比例为29：1。 如前所述，1977年冬及次年夏天报名参加考试的全国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而十年废学，被堵在了大学校门外的知识青年则达到3000万人，这还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这就出现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独特景观。 而对于众多考生来说，十年废学，知识越多越可耻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了他们之中不少人的精神深处，要让他们中的不少人进行这样的考试，委实并非一桩很容易的事。十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对于书，对于知识，对于考卷，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所以实际上，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毕竟这是十年来的中国少有的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不敢确信，在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中国，他们是否还会有这样的第二次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颗红心两个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按照一些82届毕业生的说法，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这却无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海难的事情。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却也别无他途，只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所以，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严重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始醒人事。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使如此，也有大量的考生最后败下阵来，是呀，是时代而不是他们自己伤害了他们的命运。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与今日中国大学2：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原本闯过了重重关卡才进入工农兵大学的大学生，不顾他们费尽心机才到手的机会，也加入了考试的行列，他们想参加一次真正的考试，进真正的大学，做真正的大学生，受真正的大学教育。而另外一些人，则曾经参加过1973的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的大学，但随之出现的白卷英雄张铁生，随即让他们的大学梦付诸东流，也加入了考试的行列。是呀，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青年（有些还是老青年，正如杨炼的诗歌《我也是一个青年》中所写）都在努力要追回他们已逝的时光。如此等等，实足构成人类教育史上的特异景观。他们想哭，但随即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