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能薄膜太阳能代理:怎么看待孙中山卖国未遂

　　孙中山有没有跟日本签订《中日盟约》，是近代史上的一个疑案。在国内外一直存在着“主真派”和“主伪派”，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着。
　　国内的“主伪派”以孙学权威南开大学俞辛焞教授和王耿雄学者为主，认为《中日盟约》是伪造的。国内“主真派”则以广州中山大学中山研究所为大本营，包括邱捷、桑兵等学者。
　　这里的所谓《中日盟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占领日本的美军在东京霞关外务省的极机密文卷中，发现一封孙中山写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密函，密函后附有一个《盟约案》，内容孙中山答应割让中国重大国家主权给日本，以换取日本支持革命党反对袁世凯。
　　对于这一历史疑案，真正较早进行研究的是藤井升三教授，他在1966年《孙文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披露《密函》和《盟约案》确实存在。1981年，藤井升三更是撰文指出，由孙中山、陈其美、冢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四人签名盖章的《中日盟约》确实存在，有中文和日文两份。
　　“主真派”和“主伪派”争论最大的就是三份文件是真件还是伪造。其中涉及到一些十分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孙文的签名、惯用语、文件来源等等，我想完全可以进行技术鉴定，现在的高科技手段可以复原几年前的古人形貌的今天，考证这几份文件的真假不应该成为大问题。
　　有一点必须提到，《中日盟约》的签订是在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际。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几经讨价还价，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迫于无奈，于5月9日接受这一耻辱。
　　应该说，这是袁世凯组织政府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袁世凯曾跟他们官员们讲到：“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可见袁世凯一直在尽最大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
　　很自然地，成为国民党反袁的最好时机。然而，在乘袁之危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分划面两派。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一派提出，在此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应该“一致御侮”，反对假借外力解决内政，要“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这是千载难逢之机遇，主动向日本示好示利，慷慨出卖国家主权。
　　就算把《中日盟约》给证伪了，仍然无法洗去孙中山卖国未遂的名头，因为，孙中山为了求得日本支持革命党反对袁世凯，曾经打算“租让满洲”给日本。只不过，比起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孙中山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这一次孙中山的卖国行为却发生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后不久。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这个白手起家的政权立即陷入财政危机当中。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据当时的实业部长张謇估算，要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银一亿两。孙中山在致章太炎信中说:“(南京军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年内无巨宗之收入，将且立碚”。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当务之急就是筹钱，有了钱，政府才能正常运转，军饷才能充足，与袁世凯叫板才有资格，北伐才有可能，共和才能固本。但是，国际上对这个刚成立的政府还并未充分信任，想拉“国际赞助”谈何容易！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都曾在日本呆过，与日本商界政界多有联络，此时，很自然地想得到日本人的资助。而且，孙中山坚信，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文同种，同处亚洲，有过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同共苦难，可谓同病相怜、利害相关，崛起之后的日本会帮助中国革命。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不可能无条件地资助，孙中山就开出了“租让满洲”这一令日本人垂涎的交换条件。
　　1912年月1月上旬，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本援助南京临时政府。日本政界觉得这是一个借机与南京临时政府订立密约，侵吞满洲的好时机，便指使在中国的三井财阀中国事务专家森格办理此事，森恪立即为此奔走。
　　2月3日，森格与孙中山在南京会谈，孙中山要求日方提供一千万借款，作为租借满洲的条件。会谈后，森格草拟了发回日本的电报，并经由孙中山和胡汉民修改。这封电报现在收藏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电文如下：
　　中国财政穷乏，在年底(系指旧历)以前如无一千五百万元，即难以作战，而革命政府亦将陷于混乱。现因汉冶萍公司之五百万元借款业已成立，故又以招商局为担保，向我国邮船会社及英、德、美国等进交涉，拟再借款一千万元。此项借款，如在五日之内仍无实现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孙、黄即可能与哀世凯缔结和议，将政权转让与袁。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如借款不能到手，则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动摇，孙文必遭变故。故我国如有决心断然实行满洲之事，即请在四日之内以电报示知，续借一千万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与袁世凯之和议。
　　会谈的具体细节在这份电报中可窥一斑，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急需资金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当时革命党人想通过获得日本的支持与袁世凯决一雌雄。
　　事实上，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双方将和议与战备当成了首要任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后，组织了六路军队北伐，他是想“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但是苦于没有经费，北伐计划无从推进。这时，在袁世凯的威逼之下，清帝下诏退位，袁世凯要求由他重新组织临时政府，并将临时政府设在天津，孙中山不同意，矛盾激化，孙中山再次想用战争解决问题，并于1月29日，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与森格的会谈，就是在这个情势下进行的。
　　但是，孙中山这桩卖国生意没有做成。原因是日本陆军部的反对。陆军部的人认为，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理所当然地占有满洲，不需要用钱去“租”。
　　没有经费，孙中山只能妥协，并最终让位于袁世凯。而在此后与老奸巨滑的袁世凯的争斗中，国民党节节败退。孙教仁被刺杀后，情急之下，孙中山仓促发动了显然不能成功的二次革命，断送了尚可有为的局面。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于是就有了前面谈到的《中日盟约》这桩历史疑案。
　　从孙中山急欲“租让满洲”以获得日本支持来反对袁世凯看，我们不能排除孙中山流亡日本之后“故技重演”，再次以出卖国家主权来获得日本人支持反对袁世凯。而且可以相信，在这个时候，孙中山手中已经没有可以叫板袁世凯的资本了，尤其需要国际支持，否则根本扳不倒袁世凯。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原先，孙中山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尚且得不到日本支持，这个时候，孙中山落荒而逃，势单力薄，日本会不会支持他真是太难说了。我们从现在日本方面提供《中日盟约》影印件看得出，孙中山后一次出卖国权比前一次更加“大方”，这大概也是因为此一时彼一时的缘故吧。
　　在《中日盟约》疑案这件事情上，大陆“主伪派”拼命质疑否认，在“租让满洲”这一事件上，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这与日本学者紧抓不放形成鲜明对比。这固然与学问的较真有关，但未必不是跟颜面有关。这个问题之所以严重，关系到孙中山是否出卖国权，上纲上线一点讲，关系到国父是不是一个卖国贼，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中日盟约》疑案可暂且置之不论，但孙中山想租让满洲并非在南京政府救急这一事上，可以考证的之前之后，孙中山在不少场合表示过可以租让满洲给日本，并非绝无来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年看待孙中山卖国未遂。这涉历史观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历史、历史人物的问题，是政史不分地看，还是政史合一地看，是因人而事地看，还是因事而人地看，是脸谱化地看，还是复杂化地看，不同的史观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你怎么看。
　　一个可敬的学者，应该首先是一个忠实于真相，然后才忠实于感情的人，这就是学术良知。如果首先被感情牵着鼻子，那么对于真相的追求就会被感情所左右，最后是为了感情的需要而歪曲事实，偏离真像。这才是对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人物负责，对后人负责。
　　大陆的杨天石算是我毕较尊重的历史学者，他在《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一文中，通过考察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日本三井财阀重要人物森恪与益田孝的函电，以诸多当事人的为佐证，最后得出结论，孙中山确实一度曾经准备把满洲租让给日本。杨先生承认这样一个让国人多少有点难堪的历史真相，基于这样一种态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的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只有真实和真理。对孙中山如此，对其他历史人物也应该如此。
　　但是，对于孙中山的卖国未遂行为，仍然有大量的人表示了崇高的看法。基本的意思是说，正因为他的行为是高尚的、动机是积极的、目的是出自公心的，因此他的行为即便是卖国，也是高是尚的。
　　这真是很令人费解的话，为了个人或是一部分人的目的而进行以国家利益为抵押的政治交易，理所当然地是卖国行为，如果不在道德上遭到谴责，至少也不应该被称赞为高尚吧。如果孙中山这样的行为都被称赞，那么，是不是袁世凯、李鸿章签订实实在在的卖国条约而变成民族英雄？
　　我们的道德评价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道德相对论”，搞双重标准。一个是对大人物和小人物的评价使用相对论，大人物只看大节，不拘小节，小人物再小的小节也是大节；另一个是即便对大人物的评价，如果是正面的评价，小节更能看出高大，如果是负面评价，大节也显得无足轻重。
　　那些“挺孙派”就用“道德相对论”来评价孙中山。现在考证出来，孙中山并未取得行医资格证，就到处行医，这在小人物，肯定被说成无照非法行医，那是不能称道的，但是孙中山非法行医却被说成是壶济世；小人物在一个只有三四个人的班里不是考第一就是考第二会当作笑话来看，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遇到同样的情形，就被夸赞成天资非凡，考试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小人物要是虚构学历，那叫无耻，孙中山冒充博士则是革命的需要；小人物要是捏造出生地去骗取外国国籍，人格极其恶劣，而孙中山用些术骗得美国国藉，却被称为是为了救国；小人物参加黑社会是不好的，而孙中山参加黑社会则是发动武装……这套道德相对论，缺点、污点都成了优点，说来说去，不就是“成王败寇”、“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翻版么？哪里是什么道德评价。
　　退一步讲，按孔子的说法“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孙中山错就错在“大德有亏”。其实，人是复杂的，有其多面性，尤其是那些在历史潮流之中搏击的历史人物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多角度多层面来评判。我们完全可以把孙中山的“大德有亏”及“小节出入”当成解读孙中山的一个角度和一个层面，没有必要仅仅为了忠实于感情而偏离真相。
　　这样讲并非要抹黑孙中山，丑化孙中山，孙中山的功绩也不是他的污点所能遮盖的，平心而论，在困难多变的局势下，换其他人到那个位置上去，未必比孙中山做得更好。要想在世界上找一个全无私心、不会犯错的人也很难，这也是我们不必苛责前人的原因，才会多用同情的理和理解的同情去看历史人物。但是，我坚决反对以美遮丑，讳莫如深，这样肯定会遮盖历史真相，而不会接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