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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数化设计为己任黄正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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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数化设计为己任
HHD\_FUN建筑师王振飞访谈录

采访+撰文 黄正骊

王振飞，2001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07年获Berlage Institut建筑学硕士，曾任职于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及荷兰 UNStudio 事务所。2008年开始与王鹿鸣一起成立华汇设计北京分公司（HHD\_FUN），担任主持建筑师至今。华汇设计(北京)的研究方向是参数化设计及可持续发展，他们致力于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创造性的带入建筑设计。

2007年，在荷兰贝尔拉格留学的王振飞参加了一门叫作关联设计的课程。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为他的建筑设计事业打开了一道门，他终于找到了那条适合自己的路：“参数化设计”。“参数化设计”这个词，在引来众人瞩目的同时也招致了大量质疑和讨论。对于它的能指和所指，不同的建筑师也许有着不同的解释，许多人也许会想到扎哈、MAD那些张牙舞爪的效果图；但在王振飞看来，“参数化”未必指向一个奇幻的未来图景，比光怪陆离的建筑形态更本质的，是它的内在逻辑性、可操作性，以及给建筑师带来的认知和设计过程上的变化。

参数化辅助设计与参数化设计
现如今“参数化设计”大行其道。大行其道的往往也是极其危险的，他们有时会降格为一张包装纸，这种降格常常来自于对概念缺乏系统梳理而导致的曲解。在访谈中，王振飞小心区分“参数化设计”和“参数化辅助设计”。几年前国内的设计系统闻所未闻、这些年却耳熟能详的各种建模软件、计算机辅助工具（如BIM），在他看来都属于“参数化辅助设计”的范畴，亦即使用某种工具改善工作流程的工具；它能提高协同效率、减少错误、或实现较为复杂的建筑形体。然而参数化设计是一个选择参数建立程序、将建筑设计问题转变为逻辑推理问题的方法，它用理性思维替代主观想象进行设计，它将设计师的工作从“个性挥洒”推向“有据可依”；它使人重新认识设计的规则，并大大提高运算量；它与建筑形态的美学结果无关，转而探讨思考推理的过程。
那么，建筑究竟是一个结果还是一个过程？“参数化”究竟是建筑设计的必需品还是一种新工具？设计真的可以还原为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吗？这些问题带来的对建筑认知上的变革，在业界引起广泛的讨论，想必也不是一两个建筑师通过几件作品就能够解释的。放眼望去，大部分的设计工作室仍在采用十年前的方法工作，其中也不乏有力的作品产生。王振飞提议这样理解这个现象：“参数化设计”是建筑设计的一个方向，有一批人对它感兴趣并进行研究；建筑学过去从未拒绝过对新方法的尝试，而参数化在这个时代能为建筑学科带来影响和变革，但他不必要去和传统的方法作比较。
在他看来，“参数化”的思维逻辑性和工具性并不存在矛盾；尤其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建筑系的学生大都是理科出身，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们通过学习这样一种工具，可以找到与传统教育方式不同、却更适合他们的一条路径。这种新方法和传统的建筑知识之间存在某种辩证关系。一方面，即使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也需要扎实的建筑学知识补充，才有可能做出参数化的建筑设计，因为这种设计方法的关键在于对参数的选择和控制，而这直接关联到设计师本身的建筑学知识：比如设计杯子要考虑体积容量，而设计建筑要考虑阳光日照。另一方面，参数化的新方法可以挑战传统的认知。王振飞、王鹿鸣在贝尔拉格学院的毕业设计就几乎完成了一种挑战。在“朱家角城市设计”这一课题中，他们建立了太阳模型，再把这个太阳模型关联到建筑模型上面，这样计算出来的紧紧相连又彼此退让的建筑形态，完全可以满足国家既定的日照规范，并实现容积率。整个模型的规则十分全面复杂，从街角放大对交通的影响到立面的开孔率都建立了数学模型；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同样非常复杂的一个区域，尺度上却是传统的，接近了自然形成的村庄的状态。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做法的考察、制约住宅形态的因素的全面考量，他们得出了几个“可能的朱家角”，而这一过程的科学性是很难反驳的。
然而建筑师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因此王振飞正在倡导工作室和不同的人合作。此前的灯具设计Tree Spirit即是他们和南开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合作的成果：设计师提供想法，并和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共同解决技术问题。对于“攒一帮跟建筑学没关系的人，做跟设计有关系的事儿”，王振飞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任何一个人的知识都够建筑师学一辈子。把他们的知识互借，再加上设计师的知识，我觉得能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

建筑师的主观与客观
参数化设计是否把建筑设计变成了一个客观的过程，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但不容置疑的是它改变了设计的目标和程序，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设计师的角色定位。王振飞强调的“工具箱理论”，就是说传统的设计结果是建筑师既有知识的产物，而“参数化设计”将改变“产出滞后于学习”这一框架，建筑师决定和调整过程，而结果是开放的，因此产品有可能超出设计师的想象。常常提到的就是量杯的设计——假如摆脱了圆柱圆台的既有形态，而认识到体积和截面积之间的线性关系，就可以将设计固定容积的容器的问题转化为设计无数个面积相等的截面的问题，于是，各种扭曲的、畸形的、前所未见的“量杯”就出现了。同时，除了实用的“量杯”之外，还产生了无数令人“喜出望外”的副产品；更甚者，有时候程序出错了，倒是可以启发出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通过修改某些简单的值，又可以产生新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传统建筑方式能产生的结果。
然而正如许多人所质疑的那样，“参数化”作为计算机辅助的方法，他的纯粹理性很难直接应对城市发展中社会文化方面的信息。对此，王振飞认为人文因素尽管不一定能被参数化，但也存在可操作的前景，例如行为学与统计学有关，而人的社会行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抽象。观察来到教室的学生，会发现他们挑选座位时的一些特点：先来的人往往选择坐在窗边，后来的人逐渐坐到教室的最里面；特例是存在的，但是普遍性也有迹可循。另外，“模糊”、“拟人”，这样的研究在计算机通信行业也不陌生，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也就指日可待。
这就将“参数化”的可能性提升到了城市的层面。城市虽复杂，其诸多元素之间也往往遵守相应的规则，继而涌现某种群体行为。因此，即使是混合功能的区域设计，其各种功能间也可以通过时间、面积等因素关联起来，而成为参数化设计的依据。建筑师可以建立一个抽象系统：住宅、办公必须以某种比例互相补充，才能让商业全天运作起来；办公人员有带午饭的、有出去吃午饭的，由此可以算出区域内需要多少餐厅；这些都是用参数化可以解决的问题。然而，框架肯定是成立，落实到具体设计上是艰难的过程。

建筑师的理想与建筑的阅读
因此，HHDfun的参数化设计项目以小规模的为主。王振飞和王鹿鸣回国后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于家堡的指挥中心的外立面。当时这个项目的平面、体量已经全部确定了，而甲方想要一层“不太一样的”表皮。王振飞的工作成果是令人愉快的：不论在美学上还是在建造方法上，都没有造成理解上的困难。2010年12月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在上海建造了江南布衣临时展厅。在新天地的高楼水池映衬下，有组织的灵活空间透出生命力。其间他们还参与设计过不少的展览项目，包括曾经矗立在浦东世纪大道上的“植入计划”，以及“双倍无限”展览等。与艺术家的合作很愉快，因为他们思维开放、接受度强，建筑师可以尽情发挥自己“参数化”的特长。但和商业化的甲方沟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建筑师需要采取不一样的策略。王振飞说，建筑师要认清自己的志向并不能左右他人的想法，因此交流方式是很重要的。商业化的甲方对建筑的阅读首先是形态上的，其次是经济上的，而设计师所谓的“参数化”等种种理想对他们最多是个噱头。美不美这个问题，跟参数化的关系不大；而经济性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设计的方式解决。于家堡指挥中心的表皮制作起来就很容易：只需要生产六个模块就可以拼成建筑师所需要的充满变化的幕墙；通过设计，将复杂的内在逻辑转译成了二维语言。这种高实现度与王振飞之前在国内的扎实实践是分不开的，他能了解整个产业链的流程，以此控制每个环节。

凌波微步还是六脉神剑
尽管如此，在中国现有的生产条件下，依旧很难将每一个设计都以参数化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它往往消耗大量的时间和工作量，有时候也未必经济。王振飞曾在演讲中提到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面青年建筑师怎么来做参数化的设计。国外的参数化设计相对成熟，因为有整个产业链在支持，复杂的设计有成熟的结构师提供解决方案，也有成熟的制造商直接配套生产；设计师把文件发给生产厂家，产品就可以实现然后到现场拼装。这种方法在中国短期内不能实现，因此要发掘本土产业链的潜能，挑选能被设计师使用的那一部分。这就要求建筑师把难度留给自己，在图纸出门之前解决所有的技术问题；目标是令建造商和施工队感觉参与“参数化设计”的建造和盖普通的房子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在一次聊天中，王振飞与王鹿鸣提到了一个关于金庸武侠的比喻，就是段誉的六脉神剑：它威力无穷，但有时候失灵；而他的凌波微步威力不大却一直奏效。在公司的运行上，两招都得耍。有的项目四两拨千斤，要保证公司运行。而有的项目需要使出全身力量，如果真能做到参数化，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HHDFUN工作室按照“参数化”方法做的项目，数量是不少的，但规模都不大，而正在建造中的山东日照的项目，让人看到在“参数化”的大尺度应用的前景。王振飞说，“参数化”这个招式，一直还在操练，在大学的研究也将不断持续下去。人们在期待它带来变革的同时，也应更冷静地探索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