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模块电路图:沂水春风

沂水春风

　　上星期六中午，刚卸下总编辑职务的林总做东，请台湾政治大学的朱立教授和北京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吃饭，两位教授受邀来我国参加新跃大学主办的《当代中国：媒体·中国》讲座，席上还有新跃大学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我和几位年轻同事当陪客，趁机从前辈和学者们的言谈中汲取养分。

　　他们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席间谈的那些人那些事，我从书报上、电影中看过。他们生长在一个大时代，中日战争、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解严、学运……在那个时候，任何读书人都会受到思想上的激荡，任何热血青年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或关心社会运动。我们几个后辈听着大人们讲故事，一方面庆幸自己的生活不必经受那些动荡漂泊，另一方面内心那一点浪漫情怀又挺羡慕几位前辈经历过那么可歌可泣的过去。

　　我们的身边也不是没有所谓的“运动”，几乎在听着前辈们述说过去的同个时间点上，有一些人计划进行“占领莱佛士坊”的行动，结果它成为一场一点热度都没有的闹剧。一些人说，因为事前有警方的警告，所以很多人不敢出来，但是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制还算健康，新加坡人没有参加这种抗议行动的必要。

　　生活在这样的世界，这样平静的国家，算是幸福快乐吗？上个星期的我，还很懵懂。

　　参与国会报道的这几天，“快乐”和“幸福指数”这些词汇每天都在耳边和脑海中出现。星期三听了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大篇幅地谈他对不丹的认识，道出了不丹人快乐的背后，还是免不了得解决医疗和民生等实际的问题。

　　所以，当世人都以为把“幸福指数”当成衡量政府绩效的指标之一的不丹，是这个世界的“香格里拉”时，和不丹政府官员有很多接触的许文远说，新加坡才是不丹人心目中的“香格里拉”。

　　许文远的演讲感性与理性兼备，论述精彩，但是一位到过不丹去的同事不以为然。她认为，不丹的官员可能欣赏新加坡政府的施政，但是不丹的人民肯定不羡慕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这样的生活，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只是个人健康的耗损，还有对环境和精神的破坏。

　　从一个执政者或政务官员的角度来看，妥善的施政，经济的发展，让国家免于外强欺负，让人民活得富足，这样的地方才是香格里拉。可是对于向往生活上平和、精神上充实的人来说，整天让人为生活忙忙碌碌的新加坡，怎么称得上是香格里拉？
　　现代人是很复杂的，一方面要住在新加坡这样的香格里拉，另一方面又要有一块像不丹那样的精神净土，这两个世界能不能并存呢？

　　我想起《论语》里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孔子问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四个弟子的志向。子路和冉有都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子路说，他希望去治理一个夹在大国中间的贫弱小国，给他三年，他可以把百姓都训练得饶勇善战，而且懂得礼仪。冉有也想去治理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三年后让人民温饱，然后请孔子来教化人民。公西华则希望在宗庙的祭祀活动中，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个小小的赞礼人。

　　到曾皙谈理想的时候，他说，希望在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和几个人一起在沂河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家。

　　孔子听了说：“我的想法和曾皙的一样呀。”

　　曾皙那种看似“小资”的理想，和孔子向来主张以“仁”和“礼”治国的抱负似乎不同调。可是实际上，曾皙描述的那种景象，正是一个完成礼乐之治的仁义之邦，也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国。只有这样的国家，人民才能无忧无虑地享受春天的和风，以及清新的沂水。

　　再看看我们的国家，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我们不可能像不丹人那样安贫乐道地过生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治理妥善的国家，能务实谈论效率和经济数字、关心人们温饱，以及一个能大度地容纳不同想法的政府，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和自由都获得保障的体制里。这是执政党、在野党，以及所有人民都必须努力确保的。  　　经过思想激荡的一周，身体虽然疲惫，但听了前辈的故事、国会的辩论，我的精神是充实的。我绝对不希望自己有必要去参加“占领”什么的活动，只是希望每周忙碌的工作后，在有点阳光的星期天，骑着脚踏车，到一个看得到水的地方，然后在暮色降临前，心里哼着歌回家。这样，我就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