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接触器选择: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归宿

                                                                    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归宿
                                                                                     刘崧
理性的困惑：人们为何不自杀？

【人为什么活着？很多人困惑于这个问题，更多的人回避它。西方哲学家运用理性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对中国人而言，有一种比理性更根本的意义机制。】

“意义”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那些开口闭口大谈意义的人们是否真正弄懂了意义是怎么回事，很让人怀疑。

不过，人们在没弄懂意义之前，是否就一定活在无意义之中？这倒未必。

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一过，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人为什么活着？这回答就因人而异了，似乎也都能自圆其说。以至叔本华认为自杀是一个个体的自由，当一个人认为生活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时，他（她）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但可以决定自己的死。叔本华号称最悲观的哲学家，看破人世的无聊、空虚、痛苦，可吊诡的是，当他坐在华丽的书桌前赞许自杀时，自己却并没有自杀，反而活得颇滋润，尽管也十分孤独。

这使一个问题变得十分尖锐而触目：一个认为生命毫无意义的人，却依然继续这豪无意义的生命，这其中暴露了或隐藏着什么悖谬？

当然，叔本华有他自己的解脱之道。譬如，哲学的沉思，就是一种获得意义的途径，换言之，意义就在于寻找意义的过程。又如，艺术的创造，也可以在一种高雅的陶醉中获得暂时的愉快和解脱。再不行，就是宗教的涅槃，进入一种空无之境，万念皆空，一尘不染。如此一来，意义本身也就空无了。

可是意义之为意义，不可能空无，也不只是一种理性思辨的产物，它应该有更本源的人性根基。人既已存在，就是一个事实，意义基于这个事实，也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当一个人得出生命无意义的判断时，他并不去结束这生命，就说明还有一种意义在支撑他。这意义何所来？何所去？是什么？西方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法让中国人信服，似乎他们自己也并不很满意。

英国大哲学家休谟，号称经验论和怀疑论的集大成者，也有这种亘古的困惑。在《人性论》第一卷末尾，他一览无余地抒发了这种困惑。他运用理性，步步为营，重点论证作为人类知识之基础的“因果关系”，结果却得出因果关系并没有逻辑必然性，只是人类的一个习惯性联想。在他看来，“太阳照样升起”毫无必然性，因为理性无法推出明天太阳一定升起，尽管人们无端地相信太阳会升起来。休谟对理性失望了，陷于彻底的怀疑主义。

不过，尽管休谟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但生活本身挽救了他。他接着说：“最幸运的是，理性虽然不能驱散这些疑云，可是自然本身却足以达到那个目的，把我的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治愈了……。我就餐，我玩双六，我谈话，并和我的朋友们谈笑；在经过三四个钟头的娱乐以后，我再返回来看这一类思辨时，就觉得这些思辨那样冷酷、牵强、可笑，因而发现自己无心再继续进行这类思辨了。……以致我准备把我的全部书籍和论文都扔到火里，决心不再为了推理和哲学而放弃人生的快乐。”

可以看出，休谟隐隐约约觉察到了一种更本源的意义机制，也就是他所说的“人生的快乐。”正是这“人生的快乐”，使得在理性看来毫无意义的人生获得了意义，而这种意义一直为西方哲学家所忽略了。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一个圣人却高度重视这种“人生的快乐”，并找到其人性的基础，创立以“仁爱”为核心的学说，造就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样态和生存方式。

这个圣人就是孔子。

理性主义观照下的孔子

【黑格尔站在思辨哲学的立场上，认为孔子学说只是一种毫无特色的常识道德，没有任何过人之处。也许他只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是否存在一种没有偏见的解释孔子的全新视角？】

孔子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地位已不待言，不论他个人还是其学说，都成了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象征。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尽管历史上一度受到贬抑和批判（秦始皇时期和五四运动后），却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统治思想。这道理何在？其间究竟有什么奥秘？

自古以来，对孔子学说的阐释可谓层出不穷，发扬光大者有之，曲意逢迎者有之，大加挞伐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这冷嘲热讽中，黑格尔可谓典型一例。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站在思辨理性的角度，认为孔子的学说只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国家哲学”：“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即《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一点也没有，——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他甚至讥讽道：“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孔子真的不堪到如黑格尔所说么？固然，黑格尔也并非全无道理，只是他站在思辨理性的角度，戴上了有色眼镜。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黑格尔认识不到孔子学说的本源性，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即便孔子本人，也未必认识到自己学说的本源意义。放到二十世纪，特别是现象学、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潮兴起后，为重新审视孔子学说提供了新的解释学条件。北大哲学系<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张祥龙教授的新作《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就是一本在新视野下阐释孔子学说的成功范例。

张教授站在现象学和结构主义视野上，认为儒家思想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时间性和身体性。在《论语》中，孔子的道说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思辨理性。不管是柏拉图的对话录，还是后来的西方哲学各流派，都缺乏《论语》里面无处不在的“兴发”意味。那是一种源于《诗经》的体验性言说，“兴”是其主要的言说方式。海德格尔所谓“诗意的思”和“诗意的说”，在此浑然一体。对诸多核心概念，诸如“仁”“孝”之属，孔子从未下一个确切定义，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启发和点拨。这是一种诉诸心性的非概念式言说。所以黑格尔说《论语》毫无“思辨的哲学”，也就不足为怪了。

亲子之爱构成中国人的“宗教”

【中国人没有地道的宗教信仰，支撑他们活下去的意义何在？答曰：亲子之爱。亲子之爱奠基于时间性，它构成中国人最根本的意义机制，发挥出近于宗教的作用。这种作用通过“孝”集中体现出来。】

儒家思想如何确立自己的意义机制呢？

这首先要问什么是意义。很多哲学流派和宗教教义，诸如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基督教等等，都把“意义”与“目的”等同。他们以为，一个过程失去了目的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为了目的，实用主义者可以不择手段，宗教也要确立一个至高无上者（上帝）以顶礼膜拜，为人生确立意义。

但是，以现象学“直面事实本身”的精神看来，意义先于目的。因为任何目的之成为目的，已经是意义流向所构成的了。存在主义者（萨特）也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先存在于世，而后才确立自己的本质。那意义究竟来自何处？就来自存在，意义就是存在。张教授从现象学的意向性学说和结构主义来分析，认为意义来自差异。完整地说：原意义只来自对反差异的结构，而不来自外在于这个发生结构的任何东西。这听来有些抽象。

那最原本的差异是什么？中国古代哲人认为是“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阴阳最生动、最适当地表现在原本的时间之中，也就是中国哲人所说的“时义”。所以，意义与时间性密不可分，对于人生而言，外在于时间的意义是找不到的。其实，时间性就是一种意义的生成方式或意义机制：“过去”“将来”和“现在”这三者，你似乎哪个也抓不住，但是又明明可以自然地、真切地直接体验到它们：你一回忆，你就活在了“过去”；你一期待，你就活在了“将来”；而你又无时无刻不活在“现在”。

我们明明知道早晚要死，为什么感受不到临刑之人所感受的东西呢？这正说明，时间流淌本身就有意义。我们明明知道玩股票赚的钱可能某一天又会输光，可还是玩得很起劲。我们明明知道抽烟有害健康，也许会缩短寿命甚至引起致命疾病，但我们依然抽得痛快。因为我们“上瘾”了，需要“过瘾”。“过瘾”就是一种意义，一种时间现象。对于人而言，“活着”就是“过瘾”。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主导下的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这是因为，儒家学说虽不是地道的宗教，却发挥了近于宗教的作用。换言之，中国人在现世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归宿，其根源就是亲子之爱。张教授站在现象学和存在论视野上，重点阐释了亲子之爱的时间性，这是该书最精彩的部分。

亲子血脉牵连是通过时间性来展开的。在时间中，子女与父母具有天然相似性。一方面它表明子女与父母血脉相连，血浓于水，是“一家人”，他们是浑然一体的。另一方面，这一体之中又有“时相”差异。父母是已经存在的“正在过去”，子女是将要存在的“正在到来”，二者以相依为命的方式“共在”着。对于现存人类来说，亲子家庭才有生存时间的意义机制，这种家庭才是完整的人类身体。

张教授还引述了德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对“父子”关系的阐释。从存在论的高度来讨论亲子关系，这在西方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列维纳斯说：我不是有我的孩子，我就是我的孩子。这就是说，我与我的孩子不是简单的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不是存在者之间的“拥有”与“被拥有”的关系；也不是因果关系（父是因，子是果）；而是“存在论”的关系。这表明父子之间有一种根本的联系：我就是我的孩子。这种亲子关系是天然的，双方无法否认，于是就有了“孝顺”。

一方面，作为个体，父与子彼此独立；但作为一种血脉相通的“共在”，他们又彼此交融。这种交融超过所有其他人类关系，具有最本源的存在论意义，乃至于可以说：亲子关系内涵着一种近乎宗教性的意义。从亲子关系而来的孝顺，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建构作用，使生命获得意义支撑。可以说，当我们死了亲人，某种意义上等于“我”也死了；而“我”还活着，就等于死去的亲人也还“活着”。生与死在孝顺中获得同构，一种宗教的意义显示了出来。

告别桃花源，走向瓦尔登湖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孔子学说面临复兴的机遇，也存在诸多内部困境和现实难题。孔子设想的那种怡然自乐的和谐社会，似乎沦为了一种桃花源式的梦想。出路何在？或许梭罗的瓦尔登湖式生存给出了一种可能。】

作为中国人，我们在“个人”、“国家”、“社会”、“知识”或“宗教”中都找不到自足的意义机制。置身于这些东西里，我们总会“怀乡”、“想家”。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这是中国人最内在、最强烈的文化感受。因为中国人天性就不是逻辑学家，不是思辨型思想家，而是诗人：灵性的诗人，想家的诗人。“想家”是最原本的人类思想，这是因为只有“在家中思想”才是最完整、最圆满的思。“诗意的栖居”对于中国人而言，只能在家里才能实现得最好。

但是，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容易导致一种“家天下”的自私性，从而与当今主流世界的平等、正义思潮相冲突。事实上，近代以来，缺乏公德心已成世人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这一定程度上根源于家庭本位的生存格局。在中国人心中，“亲人”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人”无法取而代之。于是，“他人即地狱”（萨特语）就在所难免。找到一条从“亲人”到“他人”的天然沟通途径，真正实现“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成了儒学面临的一个困境。

不仅如此，随着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当今全球化的展开，中国人业已卷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漩涡，一时间无所适从，随波逐流，失去了原本的在家感，取而代之的是惶惶然无家可归。这时候要完全返回那种“诗意的栖居”已不可能，因为全球化已成为势所必然，势不可挡。以亲子之爱为根源的孔子学说，因其发自人性天然而生命力强劲，统治中国两千多年，而今能否经受似乎更为强劲的“欧风美雨”的吹打，还是一个未知数。到底是无家可归还是有家难回？这是孔子学说在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和挑战。

这种背景下，难免复古之幽情，一种桃花源式的梦想应运而生。张教授也有这种温情，乃至主张在中国建立儒家文化特区或保护区，以期以点带面，推广“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君子”之风，最终实现孔子学说的普世价值。我以为这种理想固然美好，但并不现实，类于揠苗助长。

不管怎样，中国人桃花源式的梦想即便不能实现，也还有另外一种现实的参考，这就是梭罗那种瓦尔登湖式的生存。作为超验主义思想家，梭罗尊重个人价值和自由，主张过一种简单而平静的生活。而且他付诸实现，到美国康科德州瓦尔登湖居住了两年有余，获得了一种富足的生活，写成《瓦尔登湖》一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梭罗瓦尔登湖式的生存不是一种脱离社会的生存，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一种头脑与心灵相融无间的生活，一种性灵的生活，中西文化两种可能性在这里相遇了。

瓦尔登湖不同于桃花源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梦想，而是一个现实中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只要我们愿意。它在肯定个人价值和独立性的同时，并不与亲子之爱和家庭观念相冲突，甚至还能互相促进。看来告别虚构的桃花源，走向现实中的瓦尔登湖，或许是一个期待中的结局。

（原题《探问意义》全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