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配件:重磅内幕公开：林彪叛逃时竟然是他放跑的！

        林彪是空司副参谋长“放跑”的吗？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一个被关押审查的就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胡萍是新中国专机的首飞者，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林彪出逃却使胡萍掉进了深渊。近日，胡萍的长子胡耀萍撰文，讲述了他心目中的父亲。
        我的父亲胡萍，原名孙传祉，1923年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县，祖父是乡绅，父亲八岁时他就去世了。祖母是一个很开明的人，思想进步，支持革命。父亲兄弟三人，大伯、二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我家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大伯很早就为革命牺牲了，是革命烈士。二伯在青岛教会中学毕业后，也参加了革命。
        受家庭的影响，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十四岁骑着自行车到处送情报，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过山东海阳县委三区区委书记、东海军分区一连副指导员、文登县独立营政委、东海独立团及胶东军区特务团政委。父亲作战英勇，曾两次负伤致残，获国家颁发的革命军人三级残疾证书。
        解放战争后期，父亲任第三野战军第32军95师284团政委。青岛解放后兼任青岛市南区警备区政委，1950年南下福建，兼任福州警备区政委。此时新中国正在组建自己的空军，十分缺乏优秀的干部和指挥员，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的营、团职干部到空军航校学习飞行，以担任空军的飞行领导干部。父亲是高小毕业，在当时就算知识分子了，经审查各方面都合格，于1950年进入哈尔滨空军一航校干部班学习飞行。当年空军培养的这批飞行技术干部，以后都成为了中国空军或民航的高层领导。
        父亲从航校毕业后，1952年5月任刚成立的空军独立第3团团长，后任空军航空兵34师师长、空军副参谋长，一直负责中央及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任务,可以说是中国空军专机事业的开创者。
        父亲是毛泽东首次乘坐由中国人驾驶的飞机的驾驶员、机长。曾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宋庆龄等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驾驶专机上百次，还圆满地完成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专机任务。
        1956年4月下旬的一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突然把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十分郑重地对父亲交代：“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毛主席要坐咱们空军的飞机，你看有把握吗？”问题来得太突然，父亲反复思考，还是先问了一句：“坐火车不是更安全些吗？”刘亚楼说：“原来中央考虑让毛主席坐苏联的飞机，请苏联驾驶员驾驶，可主席不同意。主席说，我们已经有了人民
        空军，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外国人驾驶？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要坐中国人驾驶的！这任务就只好由你们来担负了。既然毛主席这么相信我们，我们就应该有中国人的志气。”父亲回答：“保证完成任务。但这次任务非同一般，在安全上总会有风险的。没有别的，我们一定精心细致地准备，做到万无一失！”
        新中国建立初期，条件艰难，要建设好第一支专机队伍，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只有在工作中用心摸索，认真总结经验,指导思想就是要绝对保证安全。无论是自己驾驶，还是指挥专机，父亲对飞行人员的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安全第一，万无一失。因此，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乘专机外出，驾驶员非父亲莫属。
        经过反复研究，空军党委决定，执行这次主席专机任务的是：机长胡萍，飞行员陈锦忠、领航员张振民、通讯员柳昆尚、机械师舒执章、机械员杜占林。专机为苏制里2型8205号。同时还安排一架里2作为备用机。
        机组在做好全面准备之后，进行了试飞。4月30日，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来了解准备情况。汪在察看了飞机客舱后提出：“床上的软垫去掉换成棕床。”但棕床装不上去。汪说：“改成木板的也可以，尺寸加长一点。”于是，机械师舒执章找到团修理厂，加工了一个木板床安装在客舱里。
       1956年5月3日清晨，机械师一早就对飞机进行了试车，待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到后，又进行了试飞，检查了机上各种设备的运转情况，在确认状态良好后，飞机着陆停在滑行道口。一会儿，刘亚楼司令员给机组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是毛主席坐飞机，这次任务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坐我们空军的飞机，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你们要拿出全部的本事来，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现在飞机经过检查试飞都很好，航线天气也好，唯一担心的就是怕你们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要像我平时坐你们的飞机那样，不要紧张，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到这点。”随后，刘司令员进入机舱，当他看到桌子抽屉内有扑克、象棋时，说：主席不喜欢这些东西，把它们收起来。随后，他又察看了其他设备的情况，表示满意。
        7时30分,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地开到飞机跟前，车门打开，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装，步履轻快地下了车。父亲立正敬礼：“飞机已准备好，请主席上飞机。”毛泽东与机组人员握手，并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刘亚楼报告了飞行准备及天气情况后，请主席登机。陪同登机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及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接到起飞命令后，飞机在轰鸣声中缓缓地离开了地面，父亲柔和、准确地驾驶着飞机，使其平稳舒适地上升到两千多米的规定高度后，改为平飞。刘亚楼来到驾驶舱，询问飞机情况，父亲告诉他一切良好。经过4小时30分的飞行，专机于当日中午12时30分，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经过短暂的休息加油后，专机于下午2时起飞前往广州。
        专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上空时，云层较厚，看不到地面，需要利用地面导航设备进行穿云下降。白云机场的侧方有山，离机场又近，威胁着飞行安全。虽然在飞行前已有准备，但在穿云实施前，机组成员又互相提醒：不要紧张，按分工精密计算，准确操纵，协同好动作。飞机下降到百余米高度时穿出云层，看到跑道，下午6时，专机安全降落。
        陶铸、黄永胜、江青到白云机场迎接毛泽东。毛泽东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接着，他和机组成员一起在飞机前拍照留念，与每个人握手告别，说：“谢谢你们。”此刻，机组成员们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毛泽东在第一次乘坐空军飞机以后，又多次乘坐空军专机。父亲为毛泽东驾驶专机四十余架次，飞往全国各地。
        那几年中央的会议增多，许多会议在外地召开。不仅政治局的同志乘坐专机，连大区、省、市委书记也都乘坐专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都陆续乘坐空军的专机。不仅单机的专机活动增多，而且发展到集群活动。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国际、国内重大活动及党的重要会议，单机和机群的专机任务，大都由空军航空兵34师来承担。期间，34师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和差错，圆满地完成了飞行和保障任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
        1959年，党中央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决定毛泽东出行不再乘坐飞机。不料，1967年“文革”时期，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鉴于形势突变，中央决定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于是，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又乘坐空军34师的伊尔18型专机，从武汉飞往上海，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文革”开始后，父亲的工作更加繁忙。全国各地动乱不止，中央领导人不停地奔赴各地处理、解决问题。父亲当时已任空军副参谋长（仍兼任空军34师党委书记），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中央专机的派遣和保障，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环境下，父亲兢兢业业，精心安排，保证了每一次中央专机任务的安全。
        人的命运是自己很难掌握的，特别是像父亲这样从小参加革命，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交给了组织，交给了部队的人。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父亲是空军负责中央专机任务的副参谋长，送林彪出走的那架256号三叉戟当然也在父亲的管辖范围之内。父亲由此被扣上了“资敌”的罪名，被关押多年。母亲和我们子女成为反革命家属，家中被抄，扫地出门。母亲和只有七岁的妹妹被遣送回农村老家劳动改造。当时我在空军已是一名飞行员，弟弟也在部队当兵，同时被复员到农场劳动。
        给林彪派飞机就是资敌罪吗？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当时的林彪是党的唯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指示父亲：林家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彪当时住在北戴河，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从北京往返北戴河接送人员和传递文件。由于太频繁,容易泄密，吴法宪对父亲交代，凡是去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要注意保密，改呼号，以训练的名义往返。
        1971年9月12日傍晚，林立果要去北戴河，父亲像往常一样派出了飞机。可他怎么知道这架飞机会携林彪出逃？
        父亲当时正因肾病住在301医院，开始以为是癌症，后确诊是肾结核，准备天气凉爽后做手术。“九一三”事件后，父亲被直接从医院带走关押。专案组说，林彪乘飞机外逃的阴谋是父亲搞的。父亲说：你们尽管查，如果查出是我搞的阴谋，我负一切责任。专案组说你当了反革命还不老实。后来，周总理为父亲说了话，说不要再追了。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来看望父亲，说总理很关心你。第二天专案组就说：你老实点，不要以为总理给你说好话，总理说了，让你好好揭发黄吴。父亲莫名其妙，搞不明白黄吴是怎么回事，揭发什么。后来中组部派人来宣读了中央文件，父亲才如大梦初醒。父亲回忆说，我哪里会知道这些阴谋，我要是不忠诚、不可靠，怎么会一直用我，早就把我打倒了。
        父亲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罪状”，所受到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在秦城关押那么多年，他一直不穿监狱发的囚衣，只穿入狱时带进去的衣服。出狱的时候，父亲的内衣已是补丁摞补丁，根本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有的成了网状，有的破得一条一缕。关押期间，父亲还因肾结核切除了一个肾。1981年父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因患脑垂体瘤，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导致双目失明。父亲于2008年去世，去世时每月仅有几百元生活费。
请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
      （1982）刑字第二号
        公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阚国富韩鹤
        被告人：胡萍，男，汉族，现年58岁，山东乳山县人，一九四零年二月入伍，原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被隔离审查，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九日被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胡萍资敌一案，由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本院法庭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阚国富、韩鹤出庭支持公诉。经审理查明：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九时四十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周宇驰找胡萍在北京西郊机场候机室密谈，给胡萍看了林彪九月八日下达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要胡萍准备两架飞机。随后，胡萍找7196部队副政委潘景寅等人作了安排，为林彪准备了三叉戟256号和伊尔十八703号两架飞机，并选派了机组人员。
        九月十二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后，策划难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当天下午四点半，周宇驰又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找胡萍密谋，再调六架飞机去广州，并要胡萍于十三日七时半和他乘伊尔十八先去山海关，尔后改乘三叉戟256号专机同林彪一起飞往广州。晚七时三十八分，胡萍按照周宇驰的旨意，秘密将为林彪准备的三叉戟256号专机调往山海关机场。为掩盖阴谋，将256号专机谎报为一般客机252号。
        晚九时许，胡萍在北京西郊机场候机室，先后找人对去广州的六架飞机做了具体安排，确定了三叉戟254号，伊尔十八902号，安十二231号，安二十四024号和云雀直升飞机两架，定了机组主要人员。并以“训练”为名向西郊场站航行调度室申请了假航线。晚十时许，周恩来总理责成吴法宪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并指示“飞机要调回来”。胡萍一面谎报256号专机去山海关机场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一面给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打电话说：“如果吴法宪问你这架飞机为什么不回来，你就说飞机发动机有故障”。同时，将周恩来总理追查飞机的情况密告周宇驰。以此对抗和欺骗周恩来总理，为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十三日零点三十二分乘三叉戟256号专机叛国外逃提供了条件。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
        被告人胡萍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造成了严重后果，已构成资敌罪。本院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七条第二项和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判处资敌犯胡萍有期徒刑十一年。刑期自判决之日起，扣除判决执行前的羁押期，至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止。
        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三、剥夺其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如不服本判决，可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
        另：公诉人在公诉词中写道：
       “一九七一年四月，胡萍因病住院，林彪、叶群先后派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去医院看望十一次之多，每次去都要转达林彪、叶群对被告的问候。胡萍对林彪感恩戴德，对交办的事情惟命是从。花公款几千港币托人从香港给叶群买防止肥胖和掉头发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