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排烟系统成品图: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名义（旗号）下正在复辟的资本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
       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名义（旗号）下正在复辟资本主义、正在向完全彻底复辟资本主义方向演进的社会。
这是参照列宁关于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定义和毛泽东关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定义。

　　其实，最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见《共产党宣言》）就是社会资本主义，而典型代表是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公私合题”——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共同存在自由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蒲鲁东认为 “共产主义和私有制所希求的东西是好的，但这两者招致来的东西都是坏的。 为什么呢？……共产主义否认独立的比例性，私有制则不适合于平等和法律的要求。”简言之，他认为，公有制违反独立（没有财产就没有独立），私有制违反平等（贫富不均没有平等）。那么怎么办呢？他发明了第三种形式，他说：“我们把社会的第三种形式即公有和私有的合题叫做自由。”具体地说就是“消灭私有权而保存领有权”，实际上所谓“领有权”还是私有权，只不过形式不一样罢了。他说这样一来，就消灭了私有制“恶”的方面，使穷人不再受富人的奴役；而保留了私有制“善”的方面，人人都得到了“独立”。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他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应当提高认识携手合作”。——转引自《共产党宣言》解释）
但蒲鲁东主义像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学一样，在其创立的时代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和实践的机会，而在它们的创始人去世后多年反而登堂入殿大显身手。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尤其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兴起民族民主革命，到二战后风起云涌。在这些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于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便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印度圣雄甘地的政策，都是蒲鲁东主义。其中典型模式是印度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也可民称为“印度特色社会主义”，尼赫鲁称这种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既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东方的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资本主义最初以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共存为前提，实行的初期都强调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同时又任凭私有经济自由发展，搞自由市场经济。其发展演变历程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第二阶段为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第三阶段为以大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主导的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这第三个阶段，蒲鲁东没有看到，而马克思已明确指出了。亚非拉的这些国家的演变过程大致都在三、四十年内完成，所有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直接实行蒲鲁东主义政策的国家，都经历了这个历程，无一例外（如：印度、埃及、印尼、缅甸等）。这是一种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直接实行的社会资本主义。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揭示这种社会主义的阶级性，而社会资本主义的概念则是揭示这种社会主义的方向性。

　　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存在大量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影响，所以也存在蒲鲁东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以种种理由竭力发展私有制，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它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即假社会主义。这种社会资本主义有两种形式或形态。第一种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占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主要以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形式出现，而代表社会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它处于受抑制的地位，社会上的阶级分化也受到抑制。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主义路线的典型代表是苏共的布哈林主义、中国的刘少奇路线。第二种形态——当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以至于在全党占居统治地位时，即出了修正主义中央的情况下，社会资本主义政策（即蒲鲁东主义政策）就成为国家的具体政策而予以实行。 这时社会状态，确切地说应该称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即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正在复辟资本主义、正在向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方向演进的社会。这种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是铁托修正主义中央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和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中央领导下的苏联，以及邓小平路线领导下的当代中国。

　　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仅仅是个过渡时期、阶段，它维持的时间不很长。从南斯拉夫、苏联、东欧等国家演变的过程看，也是大致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即完成了三个演变阶段。苏联社会资本主义，由赫鲁晓夫推行蒲鲁东主义的政治改革开始，中间在勃烈日涅夫时期甚至发展成社会帝国主义，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激烈的私有化改革， 到叶利钦上台公开私有化复辟。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处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状态下的国家的阶级状况。

　  社会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名义下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它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以公职的工资、特权待遇中的合法剥削滋生的新生官僚资产阶级，即过去俗称的党内资产阶级，也可称为权力社会资产阶级或官僚社会资产阶级，它是社会资产阶级的主干；二是社会上以直接进行经济剥削滋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可称为资本社会资产阶级，它是社会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有人将后一种新生资产阶级称为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这个新生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复辟路线政策产生的社会结果，是党内资产阶级复辟派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文革的反攻倒算的社会结果，它和官僚社会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复辟路线政策同时结出的两个恶果，是侵吞原社会主义积累的财富的暴发户，不具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般先进性，也不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只具有反动性和落后性，所以不应该称其为民族资产阶级而混淆视听。

　　资本社会资产阶级的主要阶级性是贪暴性——即贪婪性、暴发性、腐化性。在修正主义中央统治的初期，即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初期，由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占领导地位时期的许多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使资本主义自发性极速膨胀。又因为以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依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破产的风险，发了财是自己的，发不了财重新当劳动者，因而那些胆大敢闯者便不择手段敛财，能捞则捞，于是在很短时间内便暴发而富，形成资本社会资产阶级的雏形。紧接着权力阶层介入敛财活动，以权谋私成为快速致富的主渠道。这其中，以某些权力圈周围人为核心的虚假经营机构尤为甚烈。他们以强大的权力背景为依托疯狂敛财，他们像一群从地狱逃出来的恶鬼饿鬼，张开贪婪大口，恨不得将劳动人民多年创造的社会财富一口吞下去，有些人甚至一夜之间，一个批条便成了百万富翁，这是一种掠夺式的暴发户，是依附于权力机构上的寄生物。由于他们的财富是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主要来源，得来极其容易，因而穷奢极欲挥霍享受，他们崇拜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极速的腐化堕落，成为社会的毒瘤。他们实际上应属于权力（官僚）社会资产阶级的范围。

　　官僚（权力）社会资产阶级的主要阶级特征是官僚性、贪婪性、虚伪性、腐败性。特别是高级公务员（高级干部）尤为甚之。他们身居高位，养尊处优，官气十足，不恤民生。他们投入工作的精力很小，许多人只是形式主义的上班工作，而主要精力用于谋取私利，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但他们又满嘴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口号词句，以劳动人民利益代表自居，口惠实非，言行不一；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没有丝毫兴趣，而对资本主义的东西备加欣赏，如蝇逐臭，到后期也拼命敛财享受腐化堕落。共产党员的称号对于他们只是捞取权力攫取财富的工具，已成为一种讽刺。在南斯拉夫、苏联、东欧各国，由于没有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予以及时挽救，他们成为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积极推进者，其中一部分人成为随后的完全资本主义复辟的得利者。在那些现在正在发生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如中国），可惜大多数高级干部尚未认识到自己的实际阶级性质已发生严重蜕变，正在成为铁托、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后继者，从他们中间很可能还会产生出瓦文萨和叶利钦式的人物。

　　社会资产阶级推行的政策及其腐化行为，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是倒退复辟的社会势力，是自有人类以来最没有任何社会进步性的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其中的大官僚社会资产阶级和大资本社会资产阶级亿万富翁暴发户是革命的主要对象。

　　官僚社会资产阶级是怎样形成的呢？它的滋生过程是另一种途径，除了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外，主要是背离按劳分配原则和巴黎公社原则的干部特权工资制度及特权待遇制度的历史产物。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分配原则，而按劳分配中的“劳”的计量唯一标准是劳动时间（见《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及《反杜林论》），至于劳动强度不等的工种差别，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转化为时间比例。除劳动时间之外，其他一切因素，如产量、质量、工龄、技术水平、男女差别，脑体劳动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职务、资历、功劳等等均不是领取报酬的计量标准。这些因素有的是奖金的条件，有的是抚恤的条件，有的与工资、奖金、抚恤均无关系（比如职务）。按这个原则，工、农、知、干部的报酬的标准都只能以实际的劳动时间为计量标准，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一律平等。但自苏联斯大林时期起，将这些不属于按劳分配计量标准的因素，都当作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而作为领取报酬的计量标准，制定了工人等级工资制，干部等级薪金制和干部特殊待遇制度（如住房、用车、医疗、保健、出国以及惠及家属和子女的优越待遇等），以及军衔制。这种等级待遇制度，其实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的平等法权，而是资产阶级等级特权，甚至是封建等级特权，根本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干部的这些远远高于普通工农劳动者收入水平的薪金和特权待遇利益远远超过干部的实际工作贡献，也就是说这部分远远高于劳动实际贡献的既得利益是合法地无偿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即合法剥削。干部的级别越高，剥削的成分也越多。正是这种合法的剥削使干部队伍发生了阶级性蜕变，这是在心安理得不知不觉中的阶级性蜕变，与原始社会末期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由部落管理人员中演变出奴隶主阶级的情形很相似。所以，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早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占领导地位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而且部分干部已蜕变成新资产阶级了。正是这些党内官僚社会资产阶级，极力推行资本主义路线，干扰社会主义革命，诱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培植社会上的新资产阶级，他们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因素的主要代表者，但这种危险性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占据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可以受到一定的抑制。

　　我国土改时期划分农村富农标准，是在当地解放前三年家庭生活来源中的剥削成分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在瑞金革命根据地，这个标准是百分之十五以上。如果以工农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社会生活基准，在原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干部的各种待遇中的合法剥削成分实际上远远高于百分之十五，也远远高于百分之二十五。而且享受多年，而且越来越优厚，而且级别越高待遇也越高。因此，确认大多数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是新式富农，即新资产阶级，是完全适当的。这里还没有涉及法律及规章制度之外实际存在的各种非法违规的待遇，更没有涉及许多干部的灰色收入（如权钱交易得到的好处）。有剥削就有阶级分化，这种阶级性蜕变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

　　这些特权待遇制度是完全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按巴黎分社原则，国家的一切公职人员，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并且不得享受任何特殊待遇。这样才能消除国家官吏升官发财的思想，永远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如果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并且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干部就是工人阶级了，就可以防止干部队伍整体上的阶级性蜕变，只能滋生出个别新资产阶级分子，而难于形成强大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