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窗 面积 排烟:寻访阎锡山在台湾的故居

       上世纪90年代末，我曾应邀访问了台湾。在参加了所有活动之后，我们决定探访阎锡山在阳明山的故居，于是来到台北文献委员会的大楼，企望从山西同乡会能找人引我们前往。
　　我们上了12楼，看到了“山西同乡会”的牌子，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推开虚掩的门，是个面积不小的“ L”型大厅，靠近门口这一厢，放一些简易桌椅，权当会议室，墙上还挂了一些字画，其中一幅很醒目的书法作品有“汾水长流”四个大字，落款为山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李修仁。再向左转墙上有一画匾，以剪纸的形式将中国的版图绘成一条金色的龙，上方剪贴着“中国”两个红色大字，抬头写着“敬赠台北山西同乡会”，落款为山西赴台花灯艺术团。在一个墙角，用厚玻璃隔出的一间小屋里有几位长者正在议事。当我们自我介绍后，那几位老先生惊喜地上来抓住我们的手，抢着说话，大厅里回响着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一位叫杨同达的老先生（临猗人氏，《山西文献》编委）寒暄一番后，忙别的去了。原馥庭（万荣人氏，84岁，同乡会常务理事，《山西文献》编委）、张其祥（永济人氏，82岁，《山西文献》杂志社副经理）二位老人给我们斟好茶，坐下聊起来。边吃边聊。原馥庭先生说：“我当年是阎先生的侍从秘书，抗战时开始跟着阎先生一直到了台湾，又在阳明山陪了整10年，直到他去世。还有一位先生叫卢学礼。当年跟阎先生的秘书，现在只剩我们俩了。他近来身体不好，一年前胃部还做过手术，一直在家休养。”原先生说，他回过两次老家万荣县，“现在万荣还有个儿子，生活也不错，还是县政协委员，孙子在太原上大学。这边有两儿两媳，家有4部车，这是生活工具，出门就离不了。”
　　中午1时半，我们走出古色古香的北平稻香村，叫了一辆计程车前往阎锡山生前的居住地阳明山。
　　阳明山原名大屯山，因茅草甚丰亦称草山，当地居民以割草售与纸厂造纸而维生。1949年蒋介石到台北将此地改名为阳明山，按原先生的解释是蒋崇拜王阳明，故更其名。此地属台北市士林区。1950年3月阎锡山卸任行政院长，8月由丽水街寓所迁来建于此地的菁山草庐。这里日据时代是茶园，后来荒废，道路也是简陋的砂石路，现代社会基本的生活条件，如电、电话、自来水都没有。当时的生活十分艰难困苦。阎与其部属来这里后，住进了简易的木板房，由于台湾夏季台风多，往往一场飓风就能把房顶掀走。我不禁问道，那为何不把房子盖得结实点呢？原先生答道，阎先生还惦记着大陆，本不打算在此长住的。
　　计程车行驶半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一座铁栅栏大门口，这座大门之简陋寒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它不到一人高，用普通的圆管焊接而成，上面刷有灰色的油漆，门垛是用红砖垒的，一人多高表面无任何装饰。这样的大门在大陆乡下都可以随处见到，而且绝对是一个很不起眼也很不景气的村办小厂。我不知道这门是否就是当年的模样。原先生默默下车，踏看泥水，拄着一柄长伞，取钥匙开了旁门，我们跟着鱼贯而入。门里向前是一条还算宽敞的柏油路，起码汽车通过没有问题，路两侧是自由生长的竹林和灌木丛，时值严冬，这些树丛与竹林显得破败了些，残枝东倒西歪，枯叶填满了路边的沟壑。我们沿着湿漉漉的修补过的柏油路前行。突然，一声犬吠打破了这里的苍凉与冷清，紧接着，犬吠之声此伏彼起，听声音这里养了不少狗。原先生一一把原来的车库、厨房、秘书室指给我们看。这些建筑均已破败不堪，有的连门窗都没有了。再往前走地势渐低，我们踏着台阶往下走，来到一座小小的铁栅门前，从这里再往前看，眼前豁然开朗，远处居然是台北市区的景色。就在这座小小的铁栅门的门垛上，有一块高不过2尺、宽不逾8寸的水泥抹成的黑色牌子，上面五个描金黑体字“阎院长故居”。大概是犬吠声告诉这里的主人来了稀客，从旁边的水泥小屋中走出一位笑眯眯的老人。此君壮身材，大脸盘，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一件及膝的瓦灰羽绒服，黑色皮鞋擦得干干净净。经原先生介绍，方知这位先生叫张日明，朔州人，原任阎锡山侍从警卫副官，19岁开始跟随阎锡山，从1950年来到这里，一直再没离开过。张先生不善言辞，客气几句就没词了，只是笑眯眯地看看这位，再看看那位。开了小铁栅门，我们继续踏阶而下，来到一个没有门扇的门前，这个门的位置是阎居右侧的山墙边了，水泥砌的门柱上架一根木梁，上面钉有一块绿白相间的门牌，上有“永公路245巷34街277”的字样。进入此门即到了阎居的房前，往左一拐，一排建筑尽显眼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种能洞”。此名何解。据说指的是宇宙本体演变万物，人类繁衍演变万事的根本，我听了似懂非懂。张先生引导着原、曹二位向屋门前走去，我则爬上了种能洞右侧1米多高的土台，这里种满了绿色植物，但并不是侍弄得很好。我站在这个角度这个高度这个距离，是想仔细端详这座建筑———台湾的阎锡山故居真实的外貌，聆听它所传递出来的历史回声，审读它在诸多方面与我在大陆供职的河边镇阎锡山旧居那个地方所维系所关联的某种人文意义。
　　这是一座石砌墙、水泥顶的建筑，依山背风一溜五间，颇为结实，檐前的出厦是另外加的，红砖垒了柱，架起了一排塑压瓦楞板，可遮阳挡雨。房子的顶是平的，四周又加了女儿墙，从外观上看不出是窑洞。在窑洞的石砌前壁上，有一大理石小碑嵌在其中，上面的内容因时间仓促未及细看，但落款是主人的名字与图章，时间是民国39年11月11日，我想它应该是建筑碑记。当我在这里端详这座建筑的时候，原、曹二老并未进屋，他们在屋前的坪坝上来回走着，倾心交谈着什么。这座建筑从东数第二间是朝前突出的，突出的部分自然形成了一个进屋的过道，我们就是从这个过道的侧门进入种能洞的。屋内给我最突出的感受是阴暗、潮湿、憋闷，这可能是所有经常无人光顾的房子所特有的吧。但屋门上鲜红的春联又使人产生一种居家的温暖，后来听张先生讲，他是天天要过来看看的。一进屋的正厅，或者可称为堂屋(其实很小)是祭奠主人的地方，屋内虽然打开了电灯，但光线依然昏暗。张先生急忙找来一盏台灯插上，室内顿显亮堂起来。正面墙上，主人慈祥的遗容十分抢眼，遗像的两侧是一副挽联，上联书“主政近四十年三晋人心思旧泽，遗书逾百万字中华国运展新图”。落款人为张维翰，云南人，做过台湾当局“监察院”副院长。遗像前的供桌正中，摆放着主人的灵牌，灵牌的前面立着一帧当年主人去世后家属致祭的照片，供桌靠前的位置上摆满了主人一摞摞的遗著，有《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感想录》等等。供桌上还放了一束红色的塑料玫瑰花，插在一只我们这里常见的汾酒瓷瓶里。屋子的四壁挂满了一些名流的题词和主人的照片，题词有孙中山题写的“博爱”（复制于大陆阎故居），黄少谷题写的“日星河岳”，孔德成题写的“勋望长昭”，郝柏村题写的“耆德之勋”。
　　我们穿过堂屋，来到东侧的一间。一进屋迎面就是一支很大的书架，上面堆了落满灰尘的遗著和要电集，有的打包齐码，有的则散立在那儿。原先生说这是主人会客室兼著述室。我说：“就是书房吧。”原先生马上认真地纠正：“不是书房，是会客，著作。”巡睃四周，一些零落的书橱倚墙立着，原先生指着靠门的一侧告诉我们：“这就是阎先生坐的位置，他的对面呈半圆放四个小沙发，我们几位秘书坐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原先生颇为自豪地打着手势。在房子稍靠后的位置，两山墙间凌空有一木架，木架的两侧墙上都挂有壁柜，原先生站在木架下两臂一伸：“这里原来是一排书架，绕过书架，可通往旁屋的洗手间。”
　　我们穿过堂屋，向西侧的几间房子走去。这些房子都是通着的，门均开在近窗的山墙上。第一间房子不很大，是主人的卧室兼书房，屋内也散放有一些书架、纸箱，以及一堆堆包了塑料薄膜的著作，显得较为零乱。正面柜顶上立着一面镜框，里面装了主人当年去世时蒋中正的亲笔挽轴：“怆怀耆勋”。因年代久远，纸色已呈灰黄。原先生讲，阎平时在这屋睡觉，枕边要放纸笔，想起什么来，可随时记下，第二天再口述给我们整理，当时我们一共有8位秘书帮他工作。我们提到了大陆的李蓼源先生，原先生高兴地说：“我们是好朋友，40年代初一起到吉县二战区工作。好人哪，40年代后期差点送了命。”原先生讲的是1945年至1948年，李蓼源先生被阎以“通共”之罪名抓捕囚禁三年、差点儿秘密处死的可怖经历。再穿过一道门，是主人的起居室，放有一些藤椅、桌子和书架，由于无序，更显零乱。书架的背后，可通往又一处洗手间，那里的洁具已十分陈旧，但还算齐全。在正厅墙上挂着蒋经国为主人诞辰100周年的亲笔题词：“永念耆勋”。在一张桌子上立有一幅主人的肖像，画像的上方空白处写有一溜大字：“阎公伯川乡尊七秩晋一大庆”，画像的下方空白处则是一溜20个人名并“敬献”。就在这张桌子上还放有一叠33密纹唱片，唱片由台北鸣凤唱片股份有限公司于1964年l月出版发行，唱片第一面的内容是阎的讲话录音，第二面是由阎亲自编写的歌曲《洪炉歌》、《公务员歌》、《希望将来歌》，这些歌曲均由军中康乐总队演唱灌制，唱片的纸质封套上印有主人肖像。这排房子都有后窗，不大，现在全用砖头封死了。所有房子稍靠后的两山墙间，均凌空有一木架，上置顶柜，顶柜两侧山墙均挂有壁柜，室内空间的充分利用透着主人的细致与精明。
　　我们一行人默默无言，原路返出，爬上台阶，向左行数十米，来到一断壁残垣处。经原先生介绍，方知这就是著名的菁山草庐，原先生说，这里曾经接待过好些要人名流，如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何应钦、张群。其中蒋经国每年春节都要来给阎先生拜年。张日明先生插话，这一片陈水扁要搞什么土地同化，规划了商业区、住宅区，要征用。我们指着这一片零零散散的建筑问，那这些怎么办呢？二位老人均摇摇头叹气，不再说什么。我们来到一座二层红砖楼房，这是当年菁山草庐的警卫室，那时共有30名警卫人员，蒋介石还另派一个排的宪兵驻在门外负责外勤，再加上主人与随从勤杂，这里当年共驻有百余入，也不算太寂寞。
　　我们又来到大门口，大门外的左侧是连绵起伏的土路，可通阎氏陵园。此时雨下大了，脚下略显泥泞，我们决定乘坐等候在大门口的计程车前往墓地。车行不远，因道路实在不好走，只好弃车而行。这条路并不十分狭窄，但由于两侧是土塬，历年经久，泥沙淌流，路面成为V型。加之冬雨连绵，腐叶败枝绊脚磨踵，天低林密，深幽静寂，真要孤身行走于此，怪瘆人的；我仗着年轻，急切前行，随后跚跚而行的是腰腿不佳的张日明先生，原、曹二老则携手而行，边走边聊得怪热乎的。前行数百米，来到一较为开阔处，向右望去，4组石阶直通山顶，每组10阶左右，左侧还安有铁管扶手(后来我看图片，得知这是墓园一侧的登高台阶，另一侧有呈对称的另4组台阶)。在此中间的山坡上还砌有“世界大同”、“种能”等大型字雕，现已因植被覆盖看不清了。爬上这4组台阶，是一带形平台，往左行，向上仍是两组台阶，这两组台阶分左右砌置，中间约45度斜坡，用水泥雕成一个硕大的“中”字。登上这组台阶，就来到阎氏墓地。此墓地南北约50米，东西约70米，周围山坡拱围，茂林修竹，虽是寒冬，万物肃杀，但比起大陆北方来，这里还是算作郁郁葱葱的。阎氏墓为圆形，周边出沿，顶部微隆呈穹拱状，坐北朝南，依山面阳，其直径3米有余，边高1.3米左右，顶部中心处高约2米，墓墙墓顶均由灰绿色的马塞克贴面，墓顶用水泥塑有“世界大同”四个大字。墓顶的边沿，即“世界大同”四个字的间隙处下方，分别嵌4个“中”字。据介绍，墓为阎氏与原配夫人徐竹青合葬墓(徐辞世迟于阎4年)，当年阎下葬时，就在墓后面留下活口。墓穴底到墓地地面高度约2米。墓冢的前面是高达5米的巨大石碑，碑阳镌有“阎伯川先生之墓”7个大字(碑阴没有看)，碑顶饰有蛟龙、海水图案。墓碑的前方置有石质供桌、香炉，供人祭奠。在基地的东侧有一株巨大的桂花树，张日明先生介绍说，这树是先生下葬时栽的，当时只有一朵花，现在数不清了。我抬头观望，树上的黄色桂花确实很多，空气中弥漫着淡淡清香。我问，阎先生最后到底是什么病让他过不去的？张答：“肺炎，哮喘，心脏也不行。”张先生一脸沉痛，“那一天病已经很危险了，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蔡医生上来也不行。阎院长让我问医生还能不能去台北？医生同意了。我便用藤椅把院长抬上汽车后座，我也坐上去双手抱着他。汽车转了几个弯，还没到山脚，我听到院长喉咙里咕噜一声，口中溢出一股臭气。我心想坏了，大叫‘快停车，叫医生过来！’医生又是打针，又是人工呼吸，最后还是赶到了医院。其实路上就不行了。唉，我们没把院长照顾好，他一辈子甚也没落下。”张先生眼泪汪汪地念叨着。我说：“他的两个儿子还好吧？”“院长去世时，志敏、志惠回来奔丧，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我又问：“真的再没回来过？40年了？”“再没有回来。”我没继续追问，一阵冷风袭来，树上的残雨洒了一身，我们挪个地方，默默立着。
　　晚6时半，我们一行人又在台北市区海霸王餐厅相聚了。这次除了我跟曹先生、原先生、张先生，又加了刘宣云先生（河边籍人士，满口五台腔）。晚宴由张先生作东，他还特意带了一瓶珍藏多年的法国白兰地。大家坐定了，依次上了菜斟了酒，频频举杯互相祝福，浓浓乡情溢于言表。张先生尚未开言，眼睛已经潮红：“50年没见到家乡的人了……，小时候我们朔县城是什么样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城南有条恢河，城北有个圪塄，哪里有棵大柳树，哪里有块大石头，我都忘不了啊……”张先生热泪盈眶，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又问志敏、志惠的情况。张先生道：“不孝之子啊，从来不回来看看，我也不跟他们联系。小时候阎院长对他们多好，现在他们看也不看，快40年我连个信也没有。”“多年以前听说志敏夫人偷偷来上过坟，也没跟我们联系。”原先生道。张先生接着说：“志敏这辈子没受过苦，志惠曾到巴西混过，遭了人骗，惨得很。回到美国后生活困苦，还帮人开过运货的卡车以维生，这辈子混得不好。不过再怎么样也不该对他的父亲如此不闻不问吧？前些年市里要征这块地，我赶紧告诉原先生，原先生给他们兄弟俩写了信，又托人捎了话，都没回音，好像这和他们无关，叫人心寒啊。”原先生接过话题说：“这地方陈水扁市政府要征用，消息是今年4月份传出来的，8月份中处们请了八位教授研究论证，大家说阎先生是历史名人、国民党元老，这里不该拆毁的。报告到行政院，9月份批下来了，不征用了。”
　　很晚了，我们才回到剑潭。极目远眺，圆山脚下的圆山大饭店依然灯火辉煌，犹如玉宇琼楼，飘缈在淡墨色的夜空中。台北的夜，很美的。

阎锡山故居内灵堂里的供桌，桌两端整齐地码放有阎锡山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