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建湘军前十年七升 后反做九年虚职

十年七迁与九载虚悬

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官衔从七品。到他三十七岁那年，即步入仕途的第十个年头，已官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品级为从二品，跻身朝廷大员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十年七迁”。经过前六次的迁升，曾氏由从七品洊升到从四品，这中间恰好六个台阶，一次升一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他一次连升四级。曾氏的这次迁升颇具戏剧性。因为不久前已经升了一级，他料想本年不可能再有好运降临，于是在这年二月写信给家里，准备请一年的长假回家探亲，但家人都不赞成他的这个想法，此事便被搁置下来。曾氏安心参加翰詹大考，名列二等第四。名次并非特别前列，却居然连升四级，真是异数!倘若家中同意他回来探亲，那么考试期间，他或许正絜妇将雏行走在湖广官马大道上，或许正在豆棚瓜架旁与父祖絮谈往事，哪来的这等官场奇迹降生!有了这一次的突飞猛进，曾氏的十年七迁才显得格外的不寻常。类似他这种经历的，当时全国范围里连他在内只有三人，至于湖南省，有清一代，则仅此一人而已。毫无疑问，曾氏是一个官运亨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洪福齐天。

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受到朝廷高层重视的大员，在他日后的生涯中，却长期在从二品衔上徘徊不前，不仅品衔未上去，而且连实际职权也没有，用曾氏自己的话来说是“客寄虚悬”。直到咸丰十年四月，朝廷授他署理两江总署，“虚悬”才变成“落地”。从咸丰二年算起，前后经历九个年头。这就是曾氏的“九载虚悬”。

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

是这九年里曾氏没有为国家出力吗?九年来，他奉旨墨绖出山，创建一支军队，转战湘鄂赣皖诸省，为朝廷收复湘潭、岳州、武昌、汉阳、蕲州、九江、景德镇等军事重镇。应该说，再没有哪个人出的力能大过他了。

是朝廷有意不授湘军将领以地方实职吗?在曾国藩被授江督之前，朝廷已先后授江忠源为安徽巡抚，授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授刘长佑为广西巡抚，而这三个人，无论资历还是贡献，都不能与曾氏比。

是曾氏谦虚，自己不要吗?咸丰七年闰五月，曾氏在回家守父丧五个月后，接到命他以署理兵部侍郎的身份立即赴江西督办军事的谕旨。趁着这个机会，他上了一道奏疏，历陈这些年来自己办事的种种难处，而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没有实权。他说:“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是公开地向朝廷要巡抚实职。但朝廷宁可不要他再出山，也不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想，薛福成的《书宰相有学无识》这篇文章或许透露了此中的一点消息。载入《庸庵全集》的该文说，咸丰帝看到曾氏所上的攻克武昌、汉阳的捷报后，高兴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于是命曾氏署理湖北巡抚。当时，某军机大臣提醒咸丰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后，“黯然变色者久之”。于是再下圣旨，免去曾氏的署理鄂抚之职，以兵部侍郎衔的身份率军东下。

原来，咸丰帝及中枢决策者们是鉴于曾氏在家乡的威望太高，当心若假以地方实职，则如虎添翼，或许对朝廷不利。平心而论，这个顾虑不是多余的。乱世中借朝廷名义拥兵自重，后来演变为朝廷对手的人，史不绝书，更何况湘军这支军队本就不是朝廷的兵，而是私人性质极重的体制外的军事力量，且这个“私人”又是与皇帝不同种族的汉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咸丰皇帝如何能放得下心!

好在曾氏头脑清醒，他早有预防措施。湘军创建之初，他便将一个出身镶黄旗的满人塔齐布，由参将越级提拔为湖南提督，作为湘军名义上的统帅。即便曾氏如此谨慎，咸丰帝还是不放心。鉴于塔齐布陆军出身，不懂水师，咸丰帝还想调一个满人来控制水师。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只是满人台涌一时脱不了身，满人布克慎才没有来湘军水师，此一安排遂未果。王闿运写《湘军志》，用的是春秋笔法。一个“忧”字，语意丰富。其实咸丰帝心中的忧，主要是忧的曾氏军权过大，故欲调满人来分之。

事实上，曾氏的军权也的确很大。据曾氏自己所说，当时千里长江水面上，无处不是湘军水师的战船，每一条战船上都挂着斗大的绣有“曾”字的帅旗。军威之甚，的确无人可及。假若咸丰帝微服南巡，看到这个场面，他是不是有东南半壁河山不归洪秀全则归曾国藩的感觉!咸丰帝此刻正需要曾国藩出力，自然不便削减曾氏山头，惟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培植湘军内部非曾系山头，以便形成数峰对峙、彼此制约的局面。笔者想，这或许就是咸丰帝不给曾氏地方实权，却将巡抚之职授给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的原因。后来，当不得不把两江总督一职授给曾氏时，又迫不及待地将刘长佑擢升为两广总督，很快又调任直隶总督。这样做，为的是不能让曾氏一人坐大。至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便将左宗棠从一个布衣迅速提拔为闽浙总督，则完全是基于左手里有一支能打仗的楚军。楚军可以成为与湘军分庭抗礼的一支力量。朝廷所施的制衡术，至此则近于昭告世人了。

笔者有时还想，曾氏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说不定他自己也得负一部分责任。问题出在那篇《讨粤匪檄》上。就文论文，不得不承认《讨粤匪檄》是一篇难得之作。文字精炼，气势闳大，尤其是针对太平军所倡导的民族大义而提出捍卫孔孟名教的口号，其立意高超深远，对于召唤读书人从军、激励士气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曾氏没有想到，倘若皇帝是汉人，王权与道统是一致的，“捍卫孔孟”则无异义，但现在是满人在做皇帝，满人的王权与汉文化的道统，这之间的吻合度就有点微妙了。果然，这道檄文传到京师，满蒙亲贵中就有了关于湘军究竟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的争论。争辩的结论虽然不一定要下，但在咸丰帝的心里，肯定会更增加一分提防。

这是曾氏文人习气惹来的麻烦。文学侍从出身的曾氏好作文，善作文，也以文章自许自负。这等百年难遇的题材、百年难遇的机会，他自然不愿放过。以“捍卫孔孟名教”来应付“民族大义”，原本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对策，也为湘军找到一个极好的团队宗旨(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上说“湘军是一个有主义的军队”，指的就是这点)，若只在湘军内部宣传执行，或只讲不写，大概不会有人来为难。怎奈曾氏对文章看得太重，他大概以为他的檄文也会像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那样，传之千秋万代。文人多有这个幻觉，这也怪不得曾国藩一人!

其次，也怪曾国藩建军初期法家手段用得太过头了点。他先是在湖南参长沙协副将清德，继而在江西参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陈启迈与曾氏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在京时彼此相处得也还好，不料曾氏一掌军权，便如此不讲旧情!咸丰帝虽然循了曾氏的所请，但心里未必就没有看法。联想到他本人登基之初，曾氏便直言批评他的三大缺点，年轻的皇上或许会想:此人莫非是个大胆跋扈之辈?大胆与跋扈，都可以直接导致妄为。这种人岂能不提防?

朝廷如此不放心曾氏，曾氏又岂能放开手脚?于是，曾氏的军事便总是败多胜少。在江西三四年，始终打不开局面，弄得心力交瘁，恨不得撂挑子完事。咸丰七年二月，曾氏父亲去世，他以此为由上疏请求回籍。不等皇帝批准，便扔下江西军务不顾，匆匆忙忙奔丧，惹得官场一片哗然，左宗棠更是肆口诋骂。曾氏因此得了“不寐之症”，也就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家养病期间，江西的军事进展反而顺利些了，他颇觉惭愧，加之朝廷又拒绝他的公然求官，遂更郁闷。这时，名医曹镜初为之诊疾，告诉他“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曾氏由此开窍，从法家影子里走出，进入道家境界。次年复出，一心奉行“以柔克刚”、“顺应自然”等道家基本原则。咸丰十年春，江南大营被李秀成一举攻破，朝廷在四顾无人之时，只得将两江总督一职交给曾氏。第二年，对曾氏又用又疑的咸丰帝病逝，慈禧掌权，一改丈夫的做法，将东南战区交给曾氏全权负责。直到这时，才意味着江南战争期间真正的曾国藩时代的到来。曾氏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军政人财大权一手控制，包揽把持，终于在同治三年六月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拿下。历史在这里开始了又一个转折。

曾氏关于求阙、花未全开月未圆、天道恶盈这些说法，都表明从中年开始到晚年时期更强烈的不追求圆满、经常保持某些欠缺的心态。我个人认为，这种心态是一种好的心态。其好处在于:

1.不追求完美

常人都追求齐全，追求完美。“求阙”的心态则不主张这样，倒是希望常常有点不足，有点遗憾。到底是完美好呢?还是有点缺憾好呢?这中间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种处世态度。比来比去，可能还是以存阙为好。因为“完美”很难达到。“完美”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为着一个虚幻的目标去拼死拼活地追求，人很累，而意义却不大。正因为此，“断臂维纳斯”才格外受到人们的欣赏，“月儿船”比“满轮月”更令人想象无穷。

2.注意自律

既然有欠缺是正常的，过于盈满则有可能带来灾难，那么，正处于盈满状态的人们，则需要时时保持警觉意识，要有不待“天概”先设法“自概”的想法。自概即自律。曾氏的自律手段是清、慎、勤、廉、谦、劳，即谦虚、谨慎、清廉、勤劳。除这几点外，手握重权誉满天下的曾氏，还常常向朝廷表示要分权让赏，即辞掉一部分职位，推让一些奖赏。其治家之道的核心，也是“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

这种种“自概”之道，能帮助盈满者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不至于因位崇权重势大名高而自我膨胀，骄纵放肆，从而招致怨恨而遭天概即人概:别人起来除掉你。

细细揣摩曾氏的求阙心态，其主要目的是针对“贪欲”而来的。人性有许多缺点，“贪欲”应是普遍而又为害最大的缺点。佛家要戒“贪”、“嗔”、“痴”，儒家提倡“不忮不求”，道家主张“清心寡欲”，其矛头所指都是人性中的“贪欲”。

“贪欲”或许也可以成为人类进取的一个推动力，但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它给人所带来的祸患要更多些。古话说“欲壑难填”，人一旦沉入“贪欲”之中，则永远没有快乐感，幸福感。反之，“求阙”则能使人涌出满足之感，满足之感则可以生发惜福之心，惜福之心则将萌动感恩情怀，感恩情怀则将导致幸福感觉。故而，求阙心态有可能将人引进幸福之中。

缺乏幸福感，影响的只是个人情绪，更可怕的是，“贪欲”有可能使人丧失理智，作出昏乱的判断，甚至做出伤天害理、违反国法的事情来，到那时，则后果不堪设想。

既自强又求阙，既懂得“天行健”之宇宙精神又明乎“盈虚消息”之自然法则，这是曾氏以其一生的复杂经历，为后人留下的一笔文化遗产。

摘自《文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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