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塑壳断路器3300:毛泽东的“国家主席”情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1:26:55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分裂，直接的触发事件居然是在一件看上去十分技术性、微观性的决策分歧上，这让不了解内情的人大惑不解。对于那位已经通过党章明确了他的接班人地位的林副统帅或明或暗地提出的对“国家主席”这一位置的想往，通常的人情或逻辑都会认为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党章上白纸黑字写下的“接班人”头衔以及党的副主席、军委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实际上的“二把手”位置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注解着林彪的“太子”地位，毛泽东又何必在一个在他说来完全是“形式”的国家主席位置那么计较甚至发出勃然之怒和雷霆之怒呢？他是不是犯了老年多疑症了？他是不是对确定林帅为接班人的事后悔了？他是不是象以往多次做过的一样再次陷入到“自我否定”的怪圈里了？
联系毛泽东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对“国家主席”这一职务和位置发生过的诸多故事和由这些故事可以触发到的联想，我们可以试着揭示毛泽东的“国家主席”情结。“情结”是一种感情与理性相交织、缠绕、纠结的复杂和矛盾的体验，它足以让一个人在特定的事务上陷入执着和狂悖的境地。从毛泽东因为是不是在宪法中设立“国家主席”这一决策和他在认真阐述和宣扬这一决策中的执拗来看，他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结是无疑的。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将这次修宪对“国家主席”这一位置的取舍当成他的一次对林彪等人的试探，就如当年对高岗基于书记处由谁主持的试探、对民主党派基于给党提意见的试探、对刘少奇基于“工作组”问题的试探一样是一种“引蛇出洞”的“阳谋”。可是，用这样有嫌“过家家”的方式考验一个人的“愚忠”真得就能够分出忠奸么？一如后来的那个被称作“反革命”的简报中，陈伯达和汪东兴表态赞赏设立国家主席位置并希望由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他二人以此还有许多没有公布名字的赞赏者就因此真的是反革命或者明确言说是反毛者么？政治的逻辑如果如此简单，也就真的是无可争议的是非之地了。
透过诸多关于毛泽东与“国家主席”相关的资料看，这里面有一些隐晦曲折的心曲。而此一心曲只有毛泽东自己能够体会其甘苦。“国家主席”这一位置，在一九七O年那个敏感的年份乃是一个敏感的、伤心的、既能产生相当大的威胁又能挑动相当多的联想的要害位置。说得彻底些，那是毛泽东个人的“心病”……
一、隐喻
“国家主席”这个位置，在国家宪法中所直接描述的，虽然只有诸如“国家元首”、“接受国书”等寥寥数语，但在实际的操作上，那却可能、可以、可望成为一个万人敬仰、外国人注目的国家法人。日本人近藤说得更明朗，也就是说，国家主席那个位置，相当于过去的“皇帝”。
君临天下的这种名义，让国家主席位置在“形式”之外有“本质”。毛泽东当年所担任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就曾经是这样的形式，可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其中本来就有的那种实质。他不仅用这个身份指挥过东路军的漳州之役，而且用这个身份一次次地赞画军机，到了陕北，他又用这一恰如其分的身份，开展了一次次的书信外交和抗日公关。事实上，“主席”这个让毛泽东偏爱的身份，就是从苏维埃主席这一称号开始的，又延伸到他后来黄袍加身的那些其他身份：军委主席、党的主席、政治局主席。在主席这一身份聚于毛泽东之前，相应的位置本来是称为“书记”的，比如陈独秀担任的党的总书记、毛泽东和陈毅都担任过的前委书记。到了后来，“书记”的党内地位已经退而居其次，比如王明归来后担任的书记处书记、毛刘任朱周的所谓五大书记。
建国之初，毛泽东一身兼了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这一安排本身已经说明着“国家主席”位置的险要。而在党内最高决策层把国家事务分成一线二线之后，“国家主席”的位置“选举”的是党的二把手刘少奇而不是别人的事实也说明，这是一个要害位置。
刘主席也确实大大地发挥了他在这个位置上所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力。这个主席与总理、总书记共同组成了国家建设的三架马车。而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一度还有过只担任党的名誉主席这样的想法）这个太上皇，则主要是在菊香书屋和祖国大江南北的巡视中若隐若现地露一下峥嵘。
把国家主席这一位置“让”给刘少奇的前后，正是毛泽东以他贯常的群众路线策略在全国发起“大跃进”并因其负面效果而受到诸多非议之时。中央分一二线以及国家主席交与刘，被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认为是不习惯认错的毛泽东变相认错的一种方式。可在后来，一线诸公确实做了许多把毛泽东视同“靠边”的一些事，这让在者党内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负最后决定之权”者大为不悦。一不留神就将大权交出的这一决策，让他在后来懊悔不及。
虽然有“党指挥枪”的潜在规则，但是必须说，“党的主席”不如“国家主席”在名义和法律上更能代表这个国家。此主席和彼主席之间一旦发生分歧，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拥有许多“先天”的威望和优势，如果国家主席真得不惜一“战”（据说刘少奇就有这样的机会但他放弃了），那将是国家领导层进而是他们各自影响着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决裂。
毛泽东在后来为着消除刘主席的影响的努力是十分辛苦的，他的心中肯定对“国家主席”的份量有自己清晰的认知。这颗政治太阳的亮度有多亮，能对他的既定权威有多大的“干扰”效果，他肯定比谁都明了。
二、隐情
不愿意再让天上出现两个“太阳”的晚年心绪，是毛泽东不愿意再设置“国家主席”位置以确保自己独一无二领袖地位并免去某些人觊觎之心的心理基础。
毛泽东的晚年已经不再如半年时那样斗志昂扬。他似乎没有多少精力再去面对各种具有合法名目的八面来风。他在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一种绝对的权威。绝对到他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的那种地步。他对最高权威的那种迷恋曾经发展到去世前的遗嘱（3）中把毛远新安排在政治局常委第一位、张玉凤也参与政治局工作的那种类似呓语（无论如何，这也有些家天下的感觉，而他的遗嘱也似皇帝确立继嗣）的地步。
据说在林彪“出走”之后，毛泽东同时患上了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这时，毛主席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反复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复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着呆。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4）。在那种情况下，他可能不愿意承认是自己把林彪逼上绝路的。但这种多疑症，在七O年的庐山会议上肯定已经有了表现，这显然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位“国家主席”带给他的。他肯定不愿意再把这个机会交给历史上对他顶撞更多的林将军。连刘公这位跟他跟得很紧、二人有着二十多年同盟关系的刘主席都会和他产生“二心”，何况一向有自己的主见，建国前经常会在公开场合对他说“不是这么回事”（5）的林彪呢？虽然后来的林副主席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他总能够在毛泽东最需要的时候坚决地支持他，比如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上、在七千人大会那种尴尬的处境中，他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颇为孤独的毛泽东一边。但是，谁敢确保他会在担任了国家主席的情况下失控呢？
三、隐痛
如果说把“国家主席”的位置交给别人会让他产生持续的不安，则他又为什么不象建国初期一时身兼二职呢？通过历史可以知道：国家主席这一位置，曾经是他的“伤心”之位。
因为“国家主席”这个伸缩性很大的权力角色曾经两度给毛泽东带来伤痛的回忆，晚年的毛泽东，也就把这四个字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视为自己的隐隐之痛。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已经基本上被解除了兵权的前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出乎意料地被“指定”为毛泽东——中央苏区在筹备第一次苏维埃全国大会时曾经向中央要求派一个主席来，但中央指令由中央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来担任。联系当时的各种迹象，这一职务被认为是“架空”或“冷落”之举。因为毛泽东同时擅长做军事和群众工作，而他个人更乐于从事战略和战争的策划。从井冈山时期就一直乐此不疲的军事努力，已经让毛泽东成为一个虽然有争议但更多的时候却很实用的战争能手。这不能不让毛泽东产生凄凉之感。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宁都会议之后，刚刚以主席之身获得了一些赞画军务机会的他，又被赶回到临时政府主席的位置离开前线去“休养”。对“罗明路线”的大规模清算造成了一种门可罗雀的凄清场面让毛泽东这个主席甚至成了光杆主席。如果不是因为在根据地的潜在影响力和仍然没有丢掉的有限发言权（政治局委员），以及在长征中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失去联系，还有博古—李德们的战略性失误，他有可能被剥夺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没有在党内可以堂皇言之的合法身份，他在面临张国焘的步步紧逼时，也只好选择“不辞而别”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眼睁睁地看着张总政委拥兵自重甚至“另立中央”。
一部早期“国家主席”史，就是一部毛泽东“被整”的历史，他能不伤心？
建国之后，毛泽东再次当仁不让地担任了与当时的苏维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的国家主席，但此时的大是大权独揽，一身数任。可是，“国家主席”再次成为他的一个伤心元素，那是因为他在一种颇为复杂的心境下将此职位交给刘公，而刘公就任一线主持之后却让他这位“二线”领袖大为不满甚至惴惴不安。从五八年到六六年，毛泽东有整整八年的时间陷入一种疑惑中。他越来越感觉到一种被夺了权也夺了威、冷了心也了场的巨大寂寞中。刘主席成为一颗如日中天的新太阳升起在中国的天空，这颗新太阳因其处在一个更令人注目的位置而让当权者们多了一些认可，让国人和外国人多了一些尊敬。更为难堪的是，他们已经不再把毛泽东做为一个先行者、先知和导师，而是视之如无物一般地与他争辩甚至漠视，当然，还有某些把他视为“健忘症”者的讽刺。看着自己为主创立的政权正在导向他不愿意看到的某种流向，无奈之下，他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才把刘主席“拿掉”。
于是乎，国家主席这一位置无论是因自己担当还是交给别人，都不免给他带来隐痛。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取消“国家主席”的设置“眼不见心不烦”地干净。
取消国家主席的设置后，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就由通常是“荣誉”位置的人大委员长来承担。相对而言，毛泽东似乎不太忌讳朱德、董必武等人的威胁。一九七五年前后，对政治还不太感兴趣的我曾经在报纸上多次见过“董代主席”的报道，那一身份可能就是承担的是接受国书等原由国家主席执行的角色。
四、隐衷
不愿意把国家主席的大权旁落给自己的那个亲密战友的不便明说的理由是，他从很早就已经对林帅过于夸张的捧毛言行有所警惕甚至怀疑。不论是三个副词（天才地、丰富地、创造性地）还是四个大（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一旦说得多了，又说到了时而有一种自我否定之感的毛泽东耳朵里，都会让他产生被讥笑、奚落、讽刺、挖苦甚至调戏的感觉，所以他对斯诺说这很“讨嫌”（11），所以他对江青说这很“可怕”（12）。
对林彪还不是特别地放心甚至还有一些警惕的那种当年状态，是毛泽东的隐衷。当然，随着毛泽东对刘主席的放弃信任，他已经越来越象古代那些将没的帝王一样充满着对周围人们的怀疑。大权独揽的林彪是不是真得忠于自己，他还是要再试上几试，一直试到自己放心为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强迫症。仅仅从外表上来看，毛林二人“心心相印”的紧密关系，极可能就是在毛泽东这样的强迫症、多疑病、不安全感的状态下断送的。
从他在林彪“出走”之后的心理和身体变化也可以看出来，他本无意置林于死地、绝地、万劫不复之地，他也许只是想再次体会一把同事来向自己检讨的那种英明正确的体验。这种体验曾经从彭德怀以及诸多将相的身上体会过，但在某种程度上从以自杀相抗议的高岗身上得到过，但他在生性孤傲的林彪身上撞了壁。在关于“国家主席”的争论中，林不认为自己错了，他以提前离会和闭门不见表达着对毛的不满，他家中翻出的一些字条也很能体现他对毛的“反复无常”的担忧。做为一个宁折不弯的铁血军人，他甚至做好了在张春桥势力增长而自己的接班可能发生阻碍的情况下的“提前抢班”。众所周知的还有，他甚至准备了以武力方式解决他曾经一次次在最关键的时候支持过的英明领袖，他甚至做好了在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如果从结局来看，毛泽东对林彪的戒备似乎是很英明睿智的，可这却极有可能不符合逻辑。因为如果毛给予了林“国家主席”的位置并确认了他的“太子”地位，这种抢班迹象就可能不会发生。林可能就是因为毛对“国家主席”之位的过于夸张的言行——比如他曾经说过你们如果希望我早死就设置国家主席——让林彪大失所望而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是那么牢固。
当然，毛泽东所想的，极可能真得就是那个意思：他确实还拿不准是不是让林彪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首先，把接班人写进党章并不一定是自己的主意，因为提起这件事的是江青。而江青那时非常需要林彪武人集团的支持。
其次，林彪从来不是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愚忠式亲信。他也许是按照真理也许是服从利益也许是出于感恩而选择了在特定场面下支持毛泽东，他与毛的个人关系并不是很密切。套句现在流行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算是“心交”。知人知面不知心，晚年只对毛远新和张玉凤有相信而对汪东兴都留了一手（13）的毛泽东，能够舍得把身后的位置给了林彪，是很可疑的。
再次，林彪在把持军权和安排第三代接班人的问题上的嚣张举动让毛泽东反感。林立果年纪轻轻只用两年就被提拔到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位置并被允许“指挥”整个空军，他的“联合舰队”在中国的上空横冲直撞。失去了子嗣而没有办法实现封建式承袭的毛泽东可能十分羡慕蒋介石有一位耳提面命的蒋经国来接班，他也可能同样“眼热”林彪有一位“老虎”来加意栽培。但在更大程度上，提前安排第三代接班人之举，实在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不经主席和政治局局讨论就擅自发出的“一号命令”让毛泽东大为震惊甚至震怒。据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1969年10月17日这天，林彪以中国第二号人物的身份，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通过总参谋部向全国发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顷刻，中国全面进入紧急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对此举十分惊讶。这样大的一件事，不经政治局讨论，也没经政治局常委研究，林彪一个就敢下这样的命令，他着实不解，他阅后当即批示：请主席阅。此件当即由汪东兴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看后，脸上顿时出现不悦，沉默了半天，才对汪东兴说：“烧掉”。汪东兴正要将文件拿去烧，毛泽东自己却拿起一根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看着它在手里燃尽。毛泽东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去划火柴，被汪东兴拦住：“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泽东想了一下，将信封还给汪东兴。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问汪东兴：“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东兴回答：“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恩来一愣：“烧了？”汪东兴说：“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恩来没有再说话。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很快知道了主席的态度，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14）
第四，老年心态让他可能丧失了英年时的从善如流。在建国前以及建国初，毛泽东的度量之大足以让他坦然地接受部将对他策略的质疑和修正（无论是林彪还是粟裕都曾经对他的策划有过商榷）、宽容地接纳民主党派对国事的建议、达观地承让知识分子的尖锐意见。可是，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和期望用最快的速度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急切以及对个人威严的过度迷恋，让他越来越看不得“不同政见”。他是宁可把那些人驱逐出境也不愿意让他们来动摇自己并不十分自信的权威。在通常而言应该“耳顺”的年龄，他变得更加妄自尊大和自相矛盾。对林彪的各种表现，他越来越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受。
第五，文革中崛起的文人集团中的一些精英人物（如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正在成为毛泽东难做断然取舍的接班人人选。即如林彪集团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披露的那样：张春桥的势头正劲，对林副主席构成了威胁。毛泽东的帝王之术的要义之一是保持平衡，这种帝王之术也要求不要过早地破坏政治上的“均势”。以林彪武人集团、江青文人集团、华国锋汪东兴等新秀集团（外国学者称之为文革受益者）、周叶李“老干部”集团保持相互的对峙和平衡，正好有利于自己牢牢地掌握政权形势。
第六，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本来就出自于他对几乎整个官僚集团政治质量的怀疑，这种怀疑一直殃及到这次革命中的两大“生力军”：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且用且疑的矛盾想法和做法，让他不愿意接受任何一个在他面前表现出一点可疑表现的“亲密战友”。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喜欢和信任林副统帅的心理，是毛泽东不愿意将“国家主席”的大权继续旁落的隐衷。
五、隐忧
林彪已经因为他和毛泽东的合作和共同努力，在共和国攫取了太多的权力。如果毛泽东不做这个他已经让出去或放弃过的国家主席位置，那就自然由接班人来担当。一如当年的刘邓所为，他可能再次被置于“太上皇”的位置上被架空。那个时候，已经老眼昏花渐渐地失去着控制区力的他真的有可能被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岂是已经适应了一贯的“最后决定之权”的毛泽东所有承受的？
第一次主动的大权旁落，让自己处在了被边缘化的地位。无论是中央高层还是北京市委，都有“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顽固表现，某些自己希望发挥影响力的会议也几乎失去了发言权不得不揣了党章和宪法去争取，这样的尴尬，谁还想来第二次？
年富力强时，毛泽东还可以依靠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政治智慧重夺某些失落的权力。如今年事已高，如果再次将国家主席的大权让出，可能再也不能不承受被“新君”冷落的结局。与其交权，不如干脆堵了这一通道，绝了某些人的念想。自己也终于可以在没有什么制度威胁的情况下安度晚年。毛泽东盛怒之下说出“还不如让我早死”的话，便是明证。
可毛泽东毕竟没有想到这样的决策会在林彪的心上产生多么大的反感和威压，他肯定会把这视为自己失宠的一个信号。不愿意任人宰割的他心里当然知道自己曾经在接班人这个位置上树了多少敌、整了多少人、欠了多少命，“一旦归为臣虏”则后果不堪想象，于是铤而走险、冒死一搏。这便有了后面的“五七一”和“折戟沉沙”。
反叛行动确实暴露了林彪的狼子野心，这说明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是刻意做作的。但古人有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如果没有在“国家主席”这段折冲中的微妙玄虚，又怎么可能这么快的分出忠奸呢？毛泽东多么希望自己的亲密战友经得住这次考验啊！可惜他没有想过：自己如果是林彪会怎么做？
俱往矣！庐山这个地方，终究免不了成为毛泽东因冲冠之怒而毁掉了自己的两位优秀将军的不详之地。一如蒋公在那里命名的“美庐”居然成为人们讥笑他治国治军能力低下的一个伤心之地。
联系毛泽东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对“国家主席”这一职务和位置发生过的诸多故事和由这些故事可以触发到的联想，我们可以试着揭示毛泽东的“国家主席”情结。“情结”是一种感情与理性相交织、缠绕、纠结的复杂和矛盾的体验，它足以让一个人在特定的事务上陷入执着和狂悖的境地。从毛泽东因为是不是在宪法中设立“国家主席”这一决策和他在认真阐述和宣扬这一决策中的执拗来看，他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结是无疑的。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将这次修宪对“国家主席”这一位置的取舍当成他的一次对林彪等人的试探，就如当年对高岗基于书记处由谁主持的试探、对民主党派基于给党提意见的试探、对刘少奇基于“工作组”问题的试探一样是一种“引蛇出洞”的“阳谋”。可是，用这样有嫌“过家家”的方式考验一个人的“愚忠”真得就能够分出忠奸么？一如后来的那个被称作“反革命”的简报中，陈伯达和汪东兴表态赞赏设立国家主席位置并希望由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他二人以此还有许多没有公布名字的赞赏者就因此真的是反革命或者明确言说是反毛者么？政治的逻辑如果如此简单，也就真的是无可争议的是非之地了。
透过诸多关于毛泽东与“国家主席”相关的资料看，这里面有一些隐晦曲折的心曲。而此一心曲只有毛泽东自己能够体会其甘苦。“国家主席”这一位置，在一九七O年那个敏感的年份乃是一个敏感的、伤心的、既能产生相当大的威胁又能挑动相当多的联想的要害位置。说得彻底些，那是毛泽东个人的“心病”……
一、隐喻
“国家主席”这个位置，在国家宪法中所直接描述的，虽然只有诸如“国家元首”、“接受国书”等寥寥数语，但在实际的操作上，那却可能、可以、可望成为一个万人敬仰、外国人注目的国家法人。日本人近藤说得更明朗，也就是说，国家主席那个位置，相当于过去的“皇帝”。
君临天下的这种名义，让国家主席位置在“形式”之外有“本质”。毛泽东当年所担任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就曾经是这样的形式，可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其中本来就有的那种实质。他不仅用这个身份指挥过东路军的漳州之役，而且用这个身份一次次地赞画军机，到了陕北，他又用这一恰如其分的身份，开展了一次次的书信外交和抗日公关。事实上，“主席”这个让毛泽东偏爱的身份，就是从苏维埃主席这一称号开始的，又延伸到他后来黄袍加身的那些其他身份：军委主席、党的主席、政治局主席。在主席这一身份聚于毛泽东之前，相应的位置本来是称为“书记”的，比如陈独秀担任的党的总书记、毛泽东和陈毅都担任过的前委书记。到了后来，“书记”的党内地位已经退而居其次，比如王明归来后担任的书记处书记、毛刘任朱周的所谓五大书记。
建国之初，毛泽东一身兼了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这一安排本身已经说明着“国家主席”位置的险要。而在党内最高决策层把国家事务分成一线二线之后，“国家主席”的位置“选举”的是党的二把手刘少奇而不是别人的事实也说明，这是一个要害位置。
刘主席也确实大大地发挥了他在这个位置上所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力。这个主席与总理、总书记共同组成了国家建设的三架马车。而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一度还有过只担任党的名誉主席这样的想法）这个太上皇，则主要是在菊香书屋和祖国大江南北的巡视中若隐若现地露一下峥嵘。
把国家主席这一位置“让”给刘少奇的前后，正是毛泽东以他贯常的群众路线策略在全国发起“大跃进”并因其负面效果而受到诸多非议之时。中央分一二线以及国家主席交与刘，被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认为是不习惯认错的毛泽东变相认错的一种方式。可在后来，一线诸公确实做了许多把毛泽东视同“靠边”的一些事，这让在者党内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负最后决定之权”者大为不悦。一不留神就将大权交出的这一决策，让他在后来懊悔不及。
虽然有“党指挥枪”的潜在规则，但是必须说，“党的主席”不如“国家主席”在名义和法律上更能代表这个国家。此主席和彼主席之间一旦发生分歧，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拥有许多“先天”的威望和优势，如果国家主席真得不惜一“战”（据说刘少奇就有这样的机会但他放弃了），那将是国家领导层进而是他们各自影响着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决裂。
毛泽东在后来为着消除刘主席的影响的努力是十分辛苦的，他的心中肯定对“国家主席”的份量有自己清晰的认知。这颗政治太阳的亮度有多亮，能对他的既定权威有多大的“干扰”效果，他肯定比谁都明了。
二、隐情
不愿意再让天上出现两个“太阳”的晚年心绪，是毛泽东不愿意再设置“国家主席”位置以确保自己独一无二领袖地位并免去某些人觊觎之心的心理基础。
毛泽东的晚年已经不再如半年时那样斗志昂扬。他似乎没有多少精力再去面对各种具有合法名目的八面来风。他在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一种绝对的权威。绝对到他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的那种地步。他对最高权威的那种迷恋曾经发展到去世前的遗嘱（3）中把毛远新安排在政治局常委第一位、张玉凤也参与政治局工作的那种类似呓语（无论如何，这也有些家天下的感觉，而他的遗嘱也似皇帝确立继嗣）的地步。
据说在林彪“出走”之后，毛泽东同时患上了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这时，毛主席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反复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复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着呆。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4）。在那种情况下，他可能不愿意承认是自己把林彪逼上绝路的。但这种多疑症，在七O年的庐山会议上肯定已经有了表现，这显然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位“国家主席”带给他的。他肯定不愿意再把这个机会交给历史上对他顶撞更多的林将军。连刘公这位跟他跟得很紧、二人有着二十多年同盟关系的刘主席都会和他产生“二心”，何况一向有自己的主见，建国前经常会在公开场合对他说“不是这么回事”（5）的林彪呢？虽然后来的林副主席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他总能够在毛泽东最需要的时候坚决地支持他，比如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上、在七千人大会那种尴尬的处境中，他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颇为孤独的毛泽东一边。但是，谁敢确保他会在担任了国家主席的情况下失控呢？
三、隐痛
如果说把“国家主席”的位置交给别人会让他产生持续的不安，则他又为什么不象建国初期一时身兼二职呢？通过历史可以知道：国家主席这一位置，曾经是他的“伤心”之位。
因为“国家主席”这个伸缩性很大的权力角色曾经两度给毛泽东带来伤痛的回忆，晚年的毛泽东，也就把这四个字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视为自己的隐隐之痛。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已经基本上被解除了兵权的前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出乎意料地被“指定”为毛泽东——中央苏区在筹备第一次苏维埃全国大会时曾经向中央要求派一个主席来，但中央指令由中央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来担任。联系当时的各种迹象，这一职务被认为是“架空”或“冷落”之举。因为毛泽东同时擅长做军事和群众工作，而他个人更乐于从事战略和战争的策划。从井冈山时期就一直乐此不疲的军事努力，已经让毛泽东成为一个虽然有争议但更多的时候却很实用的战争能手。这不能不让毛泽东产生凄凉之感。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宁都会议之后，刚刚以主席之身获得了一些赞画军务机会的他，又被赶回到临时政府主席的位置离开前线去“休养”。对“罗明路线”的大规模清算造成了一种门可罗雀的凄清场面让毛泽东这个主席甚至成了光杆主席。如果不是因为在根据地的潜在影响力和仍然没有丢掉的有限发言权（政治局委员），以及在长征中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失去联系，还有博古—李德们的战略性失误，他有可能被剥夺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没有在党内可以堂皇言之的合法身份，他在面临张国焘的步步紧逼时，也只好选择“不辞而别”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眼睁睁地看着张总政委拥兵自重甚至“另立中央”。
一部早期“国家主席”史，就是一部毛泽东“被整”的历史，他能不伤心？
建国之后，毛泽东再次当仁不让地担任了与当时的苏维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的国家主席，但此时的大是大权独揽，一身数任。可是，“国家主席”再次成为他的一个伤心元素，那是因为他在一种颇为复杂的心境下将此职位交给刘公，而刘公就任一线主持之后却让他这位“二线”领袖大为不满甚至惴惴不安。从五八年到六六年，毛泽东有整整八年的时间陷入一种疑惑中。他越来越感觉到一种被夺了权也夺了威、冷了心也了场的巨大寂寞中。刘主席成为一颗如日中天的新太阳升起在中国的天空，这颗新太阳因其处在一个更令人注目的位置而让当权者们多了一些认可，让国人和外国人多了一些尊敬。更为难堪的是，他们已经不再把毛泽东做为一个先行者、先知和导师，而是视之如无物一般地与他争辩甚至漠视，当然，还有某些把他视为“健忘症”者的讽刺。看着自己为主创立的政权正在导向他不愿意看到的某种流向，无奈之下，他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才把刘主席“拿掉”。
于是乎，国家主席这一位置无论是因自己担当还是交给别人，都不免给他带来隐痛。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取消“国家主席”的设置“眼不见心不烦”地干净。
取消国家主席的设置后，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就由通常是“荣誉”位置的人大委员长来承担。相对而言，毛泽东似乎不太忌讳朱德、董必武等人的威胁。一九七五年前后，对政治还不太感兴趣的我曾经在报纸上多次见过“董代主席”的报道，那一身份可能就是承担的是接受国书等原由国家主席执行的角色。
四、隐衷
不愿意把国家主席的大权旁落给自己的那个亲密战友的不便明说的理由是，他从很早就已经对林帅过于夸张的捧毛言行有所警惕甚至怀疑。不论是三个副词（天才地、丰富地、创造性地）还是四个大（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一旦说得多了，又说到了时而有一种自我否定之感的毛泽东耳朵里，都会让他产生被讥笑、奚落、讽刺、挖苦甚至调戏的感觉，所以他对斯诺说这很“讨嫌”（11），所以他对江青说这很“可怕”（12）。
对林彪还不是特别地放心甚至还有一些警惕的那种当年状态，是毛泽东的隐衷。当然，随着毛泽东对刘主席的放弃信任，他已经越来越象古代那些将没的帝王一样充满着对周围人们的怀疑。大权独揽的林彪是不是真得忠于自己，他还是要再试上几试，一直试到自己放心为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强迫症。仅仅从外表上来看，毛林二人“心心相印”的紧密关系，极可能就是在毛泽东这样的强迫症、多疑病、不安全感的状态下断送的。
从他在林彪“出走”之后的心理和身体变化也可以看出来，他本无意置林于死地、绝地、万劫不复之地，他也许只是想再次体会一把同事来向自己检讨的那种英明正确的体验。这种体验曾经从彭德怀以及诸多将相的身上体会过，但在某种程度上从以自杀相抗议的高岗身上得到过，但他在生性孤傲的林彪身上撞了壁。在关于“国家主席”的争论中，林不认为自己错了，他以提前离会和闭门不见表达着对毛的不满，他家中翻出的一些字条也很能体现他对毛的“反复无常”的担忧。做为一个宁折不弯的铁血军人，他甚至做好了在张春桥势力增长而自己的接班可能发生阻碍的情况下的“提前抢班”。众所周知的还有，他甚至准备了以武力方式解决他曾经一次次在最关键的时候支持过的英明领袖，他甚至做好了在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如果从结局来看，毛泽东对林彪的戒备似乎是很英明睿智的，可这却极有可能不符合逻辑。因为如果毛给予了林“国家主席”的位置并确认了他的“太子”地位，这种抢班迹象就可能不会发生。林可能就是因为毛对“国家主席”之位的过于夸张的言行——比如他曾经说过你们如果希望我早死就设置国家主席——让林彪大失所望而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是那么牢固。
当然，毛泽东所想的，极可能真得就是那个意思：他确实还拿不准是不是让林彪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首先，把接班人写进党章并不一定是自己的主意，因为提起这件事的是江青。而江青那时非常需要林彪武人集团的支持。
其次，林彪从来不是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愚忠式亲信。他也许是按照真理也许是服从利益也许是出于感恩而选择了在特定场面下支持毛泽东，他与毛的个人关系并不是很密切。套句现在流行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算是“心交”。知人知面不知心，晚年只对毛远新和张玉凤有相信而对汪东兴都留了一手（13）的毛泽东，能够舍得把身后的位置给了林彪，是很可疑的。
再次，林彪在把持军权和安排第三代接班人的问题上的嚣张举动让毛泽东反感。林立果年纪轻轻只用两年就被提拔到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位置并被允许“指挥”整个空军，他的“联合舰队”在中国的上空横冲直撞。失去了子嗣而没有办法实现封建式承袭的毛泽东可能十分羡慕蒋介石有一位耳提面命的蒋经国来接班，他也可能同样“眼热”林彪有一位“老虎”来加意栽培。但在更大程度上，提前安排第三代接班人之举，实在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不经主席和政治局局讨论就擅自发出的“一号命令”让毛泽东大为震惊甚至震怒。据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1969年10月17日这天，林彪以中国第二号人物的身份，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通过总参谋部向全国发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顷刻，中国全面进入紧急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对此举十分惊讶。这样大的一件事，不经政治局讨论，也没经政治局常委研究，林彪一个就敢下这样的命令，他着实不解，他阅后当即批示：请主席阅。此件当即由汪东兴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看后，脸上顿时出现不悦，沉默了半天，才对汪东兴说：“烧掉”。汪东兴正要将文件拿去烧，毛泽东自己却拿起一根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看着它在手里燃尽。毛泽东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去划火柴，被汪东兴拦住：“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泽东想了一下，将信封还给汪东兴。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问汪东兴：“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东兴回答：“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恩来一愣：“烧了？”汪东兴说：“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恩来没有再说话。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很快知道了主席的态度，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14）
第四，老年心态让他可能丧失了英年时的从善如流。在建国前以及建国初，毛泽东的度量之大足以让他坦然地接受部将对他策略的质疑和修正（无论是林彪还是粟裕都曾经对他的策划有过商榷）、宽容地接纳民主党派对国事的建议、达观地承让知识分子的尖锐意见。可是，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和期望用最快的速度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急切以及对个人威严的过度迷恋，让他越来越看不得“不同政见”。他是宁可把那些人驱逐出境也不愿意让他们来动摇自己并不十分自信的权威。在通常而言应该“耳顺”的年龄，他变得更加妄自尊大和自相矛盾。对林彪的各种表现，他越来越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受。
第五，文革中崛起的文人集团中的一些精英人物（如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正在成为毛泽东难做断然取舍的接班人人选。即如林彪集团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披露的那样：张春桥的势头正劲，对林副主席构成了威胁。毛泽东的帝王之术的要义之一是保持平衡，这种帝王之术也要求不要过早地破坏政治上的“均势”。以林彪武人集团、江青文人集团、华国锋汪东兴等新秀集团（外国学者称之为文革受益者）、周叶李“老干部”集团保持相互的对峙和平衡，正好有利于自己牢牢地掌握政权形势。
第六，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本来就出自于他对几乎整个官僚集团政治质量的怀疑，这种怀疑一直殃及到这次革命中的两大“生力军”：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且用且疑的矛盾想法和做法，让他不愿意接受任何一个在他面前表现出一点可疑表现的“亲密战友”。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喜欢和信任林副统帅的心理，是毛泽东不愿意将“国家主席”的大权继续旁落的隐衷。
五、隐忧
林彪已经因为他和毛泽东的合作和共同努力，在共和国攫取了太多的权力。如果毛泽东不做这个他已经让出去或放弃过的国家主席位置，那就自然由接班人来担当。一如当年的刘邓所为，他可能再次被置于“太上皇”的位置上被架空。那个时候，已经老眼昏花渐渐地失去着控制区力的他真的有可能被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岂是已经适应了一贯的“最后决定之权”的毛泽东所有承受的？
第一次主动的大权旁落，让自己处在了被边缘化的地位。无论是中央高层还是北京市委，都有“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顽固表现，某些自己希望发挥影响力的会议也几乎失去了发言权不得不揣了党章和宪法去争取，这样的尴尬，谁还想来第二次？
年富力强时，毛泽东还可以依靠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政治智慧重夺某些失落的权力。如今年事已高，如果再次将国家主席的大权让出，可能再也不能不承受被“新君”冷落的结局。与其交权，不如干脆堵了这一通道，绝了某些人的念想。自己也终于可以在没有什么制度威胁的情况下安度晚年。毛泽东盛怒之下说出“还不如让我早死”的话，便是明证。
可毛泽东毕竟没有想到这样的决策会在林彪的心上产生多么大的反感和威压，他肯定会把这视为自己失宠的一个信号。不愿意任人宰割的他心里当然知道自己曾经在接班人这个位置上树了多少敌、整了多少人、欠了多少命，“一旦归为臣虏”则后果不堪想象，于是铤而走险、冒死一搏。这便有了后面的“五七一”和“折戟沉沙”。
反叛行动确实暴露了林彪的狼子野心，这说明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是刻意做作的。但古人有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如果没有在“国家主席”这段折冲中的微妙玄虚，又怎么可能这么快的分出忠奸呢？毛泽东多么希望自己的亲密战友经得住这次考验啊！可惜他没有想过：自己如果是林彪会怎么做？
俱往矣！庐山这个地方，终究免不了成为毛泽东因冲冠之怒而毁掉了自己的两位优秀将军的不详之地。一如蒋公在那里命名的“美庐”居然成为人们讥笑他治国治军能力低下的一个伤心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