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巡检柜接线:邓小平至深至诚的爱子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6:32:35
邓小平对家庭、对孩子的爱是深沉的、内敛的。他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邓小平曾经说：“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邓林说：“我想，‘文化大革命’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
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终身残疾。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夏天才知道。得知儿子瘫痪，卓琳的心被刺痛了，她止不住心中的悲痛，一想起就哭。做父亲的邓小平，心情更是难以平静。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组织上帮助安排，对邓朴方进行治疗。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封信作了批示。在中办主任汪东兴的协调下，邓朴方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邓小平写了很多信。在信中,他叙述了他自己的生活,讲了他的孩子们。个性是一向只重大事的他，不厌其烦地写些家庭生活琐事，体现了一个父亲深沉的爱子之心。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来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1970年9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将其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生活。这个消息对邓小平和卓琳来说，太突然了。儿子的病情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等，使他们惶惑不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运，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3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邓榕说：“从信中完全可以看出，一个父亲的焦虑心情。如果儿子真来江西，不但他们3位老人无力照看，儿子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不是处于这样万般无奈的境地，父亲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
几个月后，邓朴方还是被赶出了301医院，送进了北京社会救济院。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和卓琳决定把儿子接回来，亲自照顾。邓小平毫不犹豫，再次提笔给汪东兴写信。
历尽周折，1971年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邓朴方到江西后，邓小平担负起了最重的任务：每天帮助邓朴方翻身、擦澡。夏天的南昌非常炎热，怕邓朴方长褥疮和蹭破皮肤，邓小平夫妇每天一次或数次为他擦身洗澡。有时，邓小平还用轮椅车推着儿子去晒太阳，与儿子一起聊天，调节他的情绪，帮助他鼓起生活的勇气。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邓小平和卓琳还把从北京家中带到江西的藏书送到邓朴方的床头，有《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马列经典著作、中外文学名著，等等。
在生活上，邓小平、卓琳还对邓朴方实行“优待政策”，把家里种的最好吃的菜、家里养的鸡下的蛋都留给他吃。孩子长期卧床，胃口不好，三位老人就换着花样为他做各种可口的饭菜。
说起这段经历，邓朴方感慨万千：“江西那段日子整天都和父亲呆在一起，应该说是与父母贴得最近的一段日子。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的每件事情都非常认真细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做大事很认真。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做那种小事也非常认真。这时候我就会感到心里酸酸的。”
27岁的邓朴方整日躺在木板床上，每天只有看看书，听听广播。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不但学习好，还特别会动手，做无线电和各种电机方面的活儿。看着他瘫痪在床终日闲居，邓小平心有所动。
一天，在修造厂邓小平问车间陶主任：“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活儿，或者修理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陶主任问：“老邓，你打听这些东西要干什么呀？”邓小平告诉他，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他会做一些电机和无线电活儿，能给他找点事情干就好了。邓小平这样为儿子操心，令陶主任非常感动，但他只能告诉说：“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听了此话，邓小平不再言语了。不是因为没帮儿子找到活干，而是这个普通工人的一席话，引起了他的感慨：建设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作为一个前领导人，他感到痛心。
1971年11月，邓小平在工厂听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提出了希望再做些工作的请求，同时又提及了家人的问题。
邓榕说：“父亲这个人，首先是个政治家，因此，政治问题和大的问题，在他心中，永远排在第一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家之长，是丈夫、是父亲。家庭和亲情，也永远在他心中占有重要地位。
邓小平在信中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分配到陕北农村已经3年，现因我那个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飞飞在山西插队已3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得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情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1972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被分别安排进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令邓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
邓榕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而在‘文革’中，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文革’10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邓林说：“我爸爸从来不会发火发得很凶，骂人骂半天，没有的。他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总会过去的’。他认为每件事情‘总会过去的’，用不着那么着急。”“总会过去的”，是邓小平处理很多事情的一个基本态度，他总是满怀希望。对国家，对个人的命运，对孩子们的命运，他总相信困难和不好的东西“总会过去”，希望一定在前面。
（来自《邓小平与卓琳》 团结出版社出版 ）
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终身残疾。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夏天才知道。得知儿子瘫痪，卓琳的心被刺痛了，她止不住心中的悲痛，一想起就哭。做父亲的邓小平，心情更是难以平静。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组织上帮助安排，对邓朴方进行治疗。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封信作了批示。在中办主任汪东兴的协调下，邓朴方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邓小平写了很多信。在信中,他叙述了他自己的生活,讲了他的孩子们。个性是一向只重大事的他，不厌其烦地写些家庭生活琐事，体现了一个父亲深沉的爱子之心。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来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1970年9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将其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生活。这个消息对邓小平和卓琳来说，太突然了。儿子的病情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等，使他们惶惑不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运，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3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邓榕说：“从信中完全可以看出，一个父亲的焦虑心情。如果儿子真来江西，不但他们3位老人无力照看，儿子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不是处于这样万般无奈的境地，父亲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
几个月后，邓朴方还是被赶出了301医院，送进了北京社会救济院。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和卓琳决定把儿子接回来，亲自照顾。邓小平毫不犹豫，再次提笔给汪东兴写信。
历尽周折，1971年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邓朴方到江西后，邓小平担负起了最重的任务：每天帮助邓朴方翻身、擦澡。夏天的南昌非常炎热，怕邓朴方长褥疮和蹭破皮肤，邓小平夫妇每天一次或数次为他擦身洗澡。有时，邓小平还用轮椅车推着儿子去晒太阳，与儿子一起聊天，调节他的情绪，帮助他鼓起生活的勇气。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邓小平和卓琳还把从北京家中带到江西的藏书送到邓朴方的床头，有《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马列经典著作、中外文学名著，等等。
在生活上，邓小平、卓琳还对邓朴方实行“优待政策”，把家里种的最好吃的菜、家里养的鸡下的蛋都留给他吃。孩子长期卧床，胃口不好，三位老人就换着花样为他做各种可口的饭菜。
说起这段经历，邓朴方感慨万千：“江西那段日子整天都和父亲呆在一起，应该说是与父母贴得最近的一段日子。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的每件事情都非常认真细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做大事很认真。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做那种小事也非常认真。这时候我就会感到心里酸酸的。”
27岁的邓朴方整日躺在木板床上，每天只有看看书，听听广播。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不但学习好，还特别会动手，做无线电和各种电机方面的活儿。看着他瘫痪在床终日闲居，邓小平心有所动。
一天，在修造厂邓小平问车间陶主任：“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活儿，或者修理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陶主任问：“老邓，你打听这些东西要干什么呀？”邓小平告诉他，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他会做一些电机和无线电活儿，能给他找点事情干就好了。邓小平这样为儿子操心，令陶主任非常感动，但他只能告诉说：“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听了此话，邓小平不再言语了。不是因为没帮儿子找到活干，而是这个普通工人的一席话，引起了他的感慨：建设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作为一个前领导人，他感到痛心。
1971年11月，邓小平在工厂听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提出了希望再做些工作的请求，同时又提及了家人的问题。
邓榕说：“父亲这个人，首先是个政治家，因此，政治问题和大的问题，在他心中，永远排在第一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家之长，是丈夫、是父亲。家庭和亲情，也永远在他心中占有重要地位。
邓小平在信中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分配到陕北农村已经3年，现因我那个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飞飞在山西插队已3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得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情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1972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被分别安排进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令邓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
邓榕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而在‘文革’中，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文革’10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邓林说：“我爸爸从来不会发火发得很凶，骂人骂半天，没有的。他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总会过去的’。他认为每件事情‘总会过去的’，用不着那么着急。”“总会过去的”，是邓小平处理很多事情的一个基本态度，他总是满怀希望。对国家，对个人的命运，对孩子们的命运，他总相信困难和不好的东西“总会过去”，希望一定在前面。
（来自《邓小平与卓琳》 团结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