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泉泡池深度多少合适: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

参考文献：

［1］葛懋春等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2］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载《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10日。
［3］粱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4］参阅James Pusey，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sity Press，1983．
［5］有关晚清思想界与公理的关系问题，请参阅王中江的《合理性的知识和价值尺度——中国近代的“公理”诉求及其泛化效应》，载日本《中国研究》1997年8月号。
［6］梁启超：《自由书·豪杰之公脑》，载《清议报》，第32册，1899年12月。
［7］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载《新民丛报》，第10号至11号，1902年6月。
［8］粱启超：《释革》，载《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
［9］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新民丛报》，第3号，1920年3月。又如，他把“灭国”也看成是进化“公理”：“灭国者，天演之公例也。”(梁启超：《灭国新法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第6卷，中华书局，1936年)
［10］如《新民议》载：“及民智稍进，乃事事而求其公例，学学而探其原理，公例原理之既得，乃推而按之于群治种种之现象。”(《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4-355页)
［11］参阅章太炎的《四惑论》，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2］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载《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
［13］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36年。
［14］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6页。
［15］梁启超：《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81页。另参见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13页。
［16］参阅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79、106-110页。
［17］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学会》中说：“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在《(说群)序》中说：“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在《说群一 说群理》中说：“欲灭人之家者，灭其家之群可矣。……欲灭人之国者，灭其国之群可矣。”
［18］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7页。
［1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
［20］梁启超：《说群一 说群理》，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21］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见《梁启超选集》，第316页。有关人的善群性，梁在《新民说·论公德》中亦说：“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此西儒亚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兽奚择。”
［22］梁启超：《说群一 群理一》，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23］参阅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8页。
［24］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粱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2-163页。
［25］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9页。
［26］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7页。
［27］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7页。
［28］如梁说：“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同上书，第219页)“近世欧洲大家之论曰：‘竞争者，进化之母也；战事者，文明之媒也。’”(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6页。)
［29］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9页。
［30］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见《粱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6页。
［31］需要说明的是，梁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其中国之前途》中，把“国家竞争”同“国民竞争”严格区分开，并强调“国民竞争”，说：“国家竞争其力薄，国家竞争其力强；国家竞争其时短，国民竞争其时长。”这与他强调“国家竞争”并不矛盾。因为梁这里所说的“国家”还不是“国民国家”，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32］普西(Pusey)已经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参阅他的《达尔文与中国》(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6dge，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3，p．189)顺便指出，“合群”竞争直接影响到了梁对自由的理解，“人人自由，而不以侵犯人之自由为界”，是说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一个人可以尽享其自由。但是，当梁把自由范围的划界看成是“自由”的极则之后，人人自由问题，就被他转换成了限制个人自由的问题。通过这种限制，“自由”的主体就从“个人”转向“他人”，而“他人”又被梁置换成了“团体”、“群体”，结果“个人”自由就消失了，“自由”变成了“团体”或“群体”的自由。
［33］梁启超：《新民议》，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5-336页。
［34］参阅理查德·赫夫斯坦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ic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Revised edition，New york，1959．)
［35］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5页。
［36］参阅粱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37］王韬：《洋务上》，见《韬园文录外编》卷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1页。王韬在《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中亦说：“呜呼!海外万国，星罗棋布，各谋其私，大制小，强凌弱，夺人之国，戕人之君，无处无之，虽有公法，徒为具文。”(同上书卷六，第243页)
［38］梁在《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新民说》第四节，载《新民丛报》，第2号)中，把地球上的民族分为五种，认为白色最优，并解释说：“非天幸，其民族之优胜使然也。”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更充分地讨论了种族优劣问题。
［39］参阅粱启超《新民说·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新民丛报》，第2号)和《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号至第5号)。
［40］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中华书局，1936年。
［41］丸山真男：《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见《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42］丸山真男：《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见《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
［43］梁启超：《灭国新法论》，《粱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2-173页。
［44］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中华书局，1936年。
［45］梁启超：《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中华书局，1936年。
［46］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中华书局，1936年。
［47］丸山真男：《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当然，真正讲来，高限度的、没有约束的“道德”要求，也会带来灾难。想一想在乌托邦和仁爱的名目之下产生的暴力，便可清楚。因此，道德的要求也需要界限。
［48］张灏对梁的“力本论”有一定的讨论(参见所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6-133页)，但他忽略了梁的“力”观念与“强权主义”之内在关联。
［49］在梁的著论中，仍有一些“智德力”并举的说法。
［50］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中华书局，1936年。
［51］参阅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自叙》，《饮冰室合集·专集》，第6册，中华书局，1936年。
［52］参阅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自叙》，《饮冰室合集·专集》，第6册，中华书局，1936年。
［53］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0册，中华书局，1936年。
［54］粱启超：《新民说·论毅力》，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55］如粱说：“业报云者，则以自力自造之而自得之，而改造之权常在我者也。”(《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24页。)
［56］如梁说：“质而言之，则国家之所以盛衰兴亡，由人事也，非由天命也，”(同上书，第224页)“夫现在全国人所受之依报，实由过去全国人共同恶业之所造成，今欲易之，则惟有全国人共同造善业。”(《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23—224页。)
［57］参阅戴维·米勒等编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25页。
［58］参阅James Pusey，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10．
［59］对于强权主义的意义，伯恩斯(E．M．Burns)解释说：“强权政治也有这个意思，即许多民族或许多国家并存的世界是一个由狼群组成的世界，个个都蓄意损害其余以取得好处。没有控制它们的法律，因为不存在一个近似唯一能制定这种法律的国际最高权力。除了相互惧怕彼此的武器而外，再没有别的约束。”(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68页。)
［60］参阅James Pusey，China and Charles Darwin，p．236-243．
［61］参阅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中华书局，1936年。
［62］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8页。
［63］参阅史壮柏格的《近代西方思想史》，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第571-693页。
［64］参阅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9-193页)和《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新民丛报》，第2号至第5号，光绪二十八年)。
［65］参阅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的《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7-119页。
［66］参阅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论》，见《西周 加藤弘之》，东京，中央公论社，昭和59年。
［67］加藤弘之：《强者的权利竞争》，见《近代日本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4页。有关梁受加藤弘之的影响，请参阅张朋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见《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八编《近代思潮》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9-711页。
［68］有关梁受日本思想的影响，请参阅黄宗智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
［69］有关情感因素对梁的影响，请参阅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
［70］梁启超：《自由书·答客难》，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中华书局，1936年。
［71］参阅梁启超的《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288-297页；粱启超的《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室·专集》，第5册，中华书局，1936年。
［72］参阅李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英文版：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73］参阅李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英文版：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rdem China，Cambf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74］有关维新变法的论证，请参阅王中江的《“变法”的合理性论证及其反驳》，载加拿大《文化中国》1999年夏季号。
［75］参阅梁启超《变法通议》，见《粱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76］如梁说：“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一定之等，有一定之时，如地质学各层之质，其位次不能凌乱也。”(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页。)
［77］梁启超：《自由书》，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8页。
［78］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1页。
［79］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3页。
［80］参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4页、247页。
［81］梁启超：《释革》，见《粱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8-369页。
［82］参阅James Pusey，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90．正如梁把“自然的”进化，改造成“人为的”进化那样，他也从“人为的”淘汰上理解“革命”，使人为的“进化”和人为的“革命”统一起来。只是，后者的激进性和剧烈性，已超出了达尔文的“渐进”进化论，只能从“突变论”中去找共同之处。
［83］梁启超：《释革》，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0页。
［84］梁启超：《灭国新法论》，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2页。
［85］杨肃献认为，梁在1898年以前徘徊于“世界主义与排满种族主义之间”，强调此时梁已经具有了“排满种族主义”思想。但从他提供的根据来看，不能证明这一点。不管是梁当时“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言革命”，还是所说的“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息矣”，都不能证明粱已拥有“排满种族主义”的思想。问题的关键是，梁像严复一样，根本上是从政治“专制主义”这种一般意义上批评清朝时政的，“民贼”的说法，也不是“种族”上的意义，而是政治上的意义。而且从杨举出的梁主张“乎满汉之界”的史料看，恰恰说明粱当时所持的并不是“排满种族主义”。(参见杨肃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
［86］参阅梁启超《致康有为书》，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1-322页。
［87］普西(Pusey)强调梁启超首先把“进化”与“进步”混为一谈，并不准确。他指出，这种混同与汉语的语义密不可分。在汉语中很难区分“进化”与“进步”。(参阅James Pusey，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的确，由日本人译出的这两个译名，由于都用了带有褒义的“进”字，增加了区分的困难性。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它只是使二者的混同变得容易和直观。严复使用的译名“天演”，够自然主义的了，没有什么明显的褒义，但他不是还把它与“进步”混为一谈吗?问题在于，进化一旦运用在人类社会领域，它就很容易同可欲的进步“价值”联系起来，这是人类改善自身的普遍愿望所致。在此，中国与进化论发源地的西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只不过，处在危机和困境之下的中国，对“进步性”的“进化”更渴望和更迫切罢了。
［88］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4页。
［89］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4册，中华书局，1936年。
［90］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3页。
［91］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4-285页。
［92］参见梁启超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见《粱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93］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41页。
［94］参见梁的《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自由书·论强权》和《新史学·史学之界说》。
［95］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5页。

出版日期：2002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