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难间设置要求:历史上真实的“沙家浜”

历史上真实的“沙家浜”《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是上海市人民沪剧团于1958年创作的一个抗日传奇剧。在众多现代戏中，北京京剧团根据沪剧移植演出的《芦荡火种》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目和好评，后来，根据各方意见，对剧本进一步修改，剧名改为《沙家浜》。历史中真实的“沙家浜”也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郭建光原型叫夏光
戏中，郭建光的艺术形象光彩照人。那么，这个艺术形象的生活原型是谁呢？
这里不能不提起革命前辈夏光。夏老是湖南省武冈县人，1926年刚满17岁，就在家乡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1927年进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他在湖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因被捕，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重新加入党的组织。抗战初期，曾任陈毅同志率领下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第三支队第6团作战参谋、江抗五路参谋长等职，1984年从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上离休。
1982年5月，曾任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员的谭震林同志，在南京召开的华东7省市党史工作会上说：“《沙家浜》的斗争是真实的，郭建光也确有此人，他的名字叫夏光。”沪剧《芦荡火种》的原作者文牧也说，革命前辈夏光同志就是剧中郭建光的生活原型。
谁是阿庆嫂
《沙家浜》中“智斗”这场戏，深受人们喜爱，常演不衰。
现实生活中有没有阿庆嫂其人呢？
舞台上的阿庆嫂是经过艺术加工塑造的，芦苇荡是“沙家浜”的原型，常熟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群众。陈关林烈士的妻子陈二妹就是一个，而且也是开茶馆的。
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中，董浜镇上的涵芬阁茶馆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交通联络点，茶馆老板陈关林是当地人，有胆有识，他和妻子陈二妹一起，为新四军接头联络，传送情报，做了很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1941年7月，陈关林不幸被捕，同年11月被日寇装进麻袋用刺刀戳死。今年88岁的陈二妹，仍然住在常熟市董浜镇，如今正幸福地安度晚年。
“胡传魁”其人
在《沙家浜》中，胡传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草包司令。现实中的胡传魁是不是这样呢？胡传魁的生活原型叫胡肇汉，和戏剧中的人物性格正好相反。胡肇汉是一个身材矮小，目如鹰隼、阴险刁钻的杀人魔王。他是湖南岳阳人，兵痞出身，1926年担任国民党保安特务团团长。1939年春，新四军东进江南，袭击虹桥机场日军，炸毁鬼子飞机，声威大振。胡肇汉脚踩两只船，连忙与新四军联合。
1940年春，阳澄湖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胡肇汉发生动摇，他在投靠国民党军的同时，又与汪伪政权搞得火热，并与日寇达成默契，一同袭击我新四军后方医院。胡肇汉的便衣短枪队经常幽灵似地出没于阳澄湖水域，对我新四军不断骚扰，成了东路抗日部队的心腹之患。这时的胡肇汉已堕落成为与人民为敌的政治土匪。
1950年9月15日深夜，匪首胡肇汉等28名顽匪潜伏到上海准备进行破坏活动时，被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1950年11月28日，苏南苏州行政区人民法院宣判胡肇汉、王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沙家浜》剧中原型人物都是谁？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新四军活跃在大江南北，转战于江淮河汉，在环境极其复杂的敌人后方，在日、伪、顽的夹击之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不断发展壮大。
家喻户晓的京剧《沙家浜》，就是在新“江抗”(新四军一部)真实的斗争历史基础上，演绎出来的。日前，本报记者赴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及常熟沙家浜镇，寻访与京剧《沙家浜》相联系的那段真实历史……
战斗负伤离战场，养伤来在沙家浜。半月来思念战友与首长，也不知转移在何方。——《沙家浜》唱词
大部队转移到哪儿去了？
看过《沙家浜》的人都知道，戏一开始，就是18个伤病员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沙家浜镇养伤，而大部队已经转移了。
戏中始终没有交代的是，大部队为什么转移，又转移到哪儿去了？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来回顾一下新四军六团于1939年东进和西撤的历史过程。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坚持了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后，轰然溃败，大片江南国土沦入日寇手中。然而，由于兵力有限，日军只能实行点线占领，分兵把守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而不能控制广大乡村及众多小城镇，为游击战争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国民党政府人为设限，宣布宁沪铁路(当时称为京沪铁路)丹阳以东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游击区，丹阳以西为新四军的游击区，对江南新四军画地为牢，严格限制其向外发展。
当时江南新四军的最高领导、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对向苏南东路地区发展早有预划。时任新四军六团团长的叶飞后来在《铁流东进》一文中这样回忆:
“1939年2月间，陈毅同志到军部听了周恩来同志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回来后就命令新四军六团准备向东作战。他在交代任务时说:‘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放手向敌后发展，抗击日寇。我们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发枪，要独立自主地发展队伍，壮大自己。你们这次到东路去，一要发展队伍，二要搞到武器装备自己，三要筹集款子，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枪、款！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这不对！有了这些，才好抗日嘛！”
然而，就在六团马上要东进的前夜，出现了一个插曲。项英给陈毅发去电报坚决反对东进，理由有二: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日军兵力强大，部队到那里会被敌人消灭。
陈毅征询了叶飞的意见后，一锤定音:“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
担任东进作战任务的新四军六团，是由坚持敌后三年游击战争的原闽东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寻找借口破坏东进，陈毅决定让六团与当地受共产党影响的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汇合，并采用“江抗”名义东进。自1939年5月初六团东进后，先后经过黄土塘遭遇战、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火烧虹桥飞机场等战斗，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同时收编了大量地方抗日武装，也与国民党顽固派“忠义救国军”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至1939年9月，经过仅仅4个多月的东进作战，“江抗”已由东进时的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武器装备也大大加强。而此时，国民党三战区也发现这支“江抗”就是新四军，于是向新四军军部施加了强大压力，蛮横要求“江抗”西撤，同时调集“忠义救国军”准备与“江抗”决战。
10月，为了顾全大局，陈毅命令“江抗”西撤并准备向苏北发展。而这就是《沙家浜》开场中大部队转移的真实历史背景。
你待同志亲如一家，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一日三餐有鱼虾。——《沙家浜》唱词
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
《沙家浜》的故事是以18个伤病员到沙家浜镇养伤开始的，那么，真实的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事吗？
“江抗”主力西撤时，在东路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滞留了一批治病养伤的指战员。他们之中有“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江抗”五路(当时“江抗”部队分为五路)参谋长夏光，“江抗”政治部副主任黄烽，还有一些连排级干部及战士等。
“江抗”后方医院的前身是常熟“民抗”医院，而“民抗”的全称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民抗司令任天石出身中医世家，参加抗日武装前一直以行医为生。“江抗”东进后，原新四军六团卫生队与常熟民抗医院合并成立了后方医院，由原六团卫生队队长林震任院长，十几名医护人员多半是由上海地下党输送来的。
1957年，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刘飞写成长篇回忆录《火种》，并将其中部分章节以《阳澄湖畔》为名发表，讲到阳澄湖畔养伤的情景:“……‘江抗’只得西撤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在东路，留下了36个伤病员。“当时，党告诉我们36个同志说，留下我们，并不单单是因为身体条件不行，跟不上主力部队频繁的流动，留下我们，重要的是党需要留下一把火种在东路！”
根据刘飞和其他同志的回忆，医院最早是设在芦苇荡中大大小小的渔船上。临近的西董家浜抗日群众掩护着这批伤病员，通过医护人员为他们送饭送菜，并与伤病员约法三章:不能生烟火，不能唱歌，不能出港汊。
《阳澄湖畔》中这样写道:“秋天过去，芦苇大部分被割掉，张家浜的乡亲们向县委提出请求:要把伤病员接到村里去住，乡亲们拍着胸脯发誓:‘交给我们吧，只要我们活着，伤病员就不会损失一个！
一天傍晚，张家浜的乡亲们，把伤病员从小渔船上接下来，不顾生命危险，把他们分散安置在各家门前的稻草堆里。这一年秋收的时候，乡亲们在堆稻草垛时，都不约而同地在稻草堆中间，搭起一张宽敞的床铺，准备帮助伤病员过冬。
行动不便的伤病员在村中目标是很大的。有一天，鬼子果然来袭击了。听到消息，张家浜的乡亲们扶着轻伤员，抬起重伤员，迅速转移到湖边，并用船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当年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王嶙等，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年在曹家浜遇险的经历。1939年12月26日，日本鬼子突袭曹家浜，部分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医护人员被围其中。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大部分同志脱险，而王嶙本人就是因为当地一位大嫂主动与她姑嫂相称而骗过了敌人。
《沙家浜》中的沙奶奶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典型。但当年的新四军伤病员，确实是在阳澄湖畔的广大乡亲们掩护下，才得以生存、康复的。
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走？上哪儿去？我们找部队去呀！——《沙家浜》对白
伤病员们找部队去了吗？
《沙家浜》中的18名伤病员，在真实的历史上其实是36名伤病员。
如前面所说，刘飞在回忆录中就提到了伤病员一共有36名。
36名伤病员说法的依据，来自当年芦苇荡中的一次登记。据崔左夫同志1957年写成的《血染着的姓名》一文记载，当年在芦苇荡中，有一天湖水猛涨，冲走了一位伤员，夏光就主持召开一次伤病员会议，进行姓名登记，并组织轻伤员出来放哨。这次登记共有36人，所以后来人们习惯上一直称有36个伤病员。
因为战争年代部队流动性很大，所以这第一份记录在案的伤病员名单已经失传了。前些年，通过老同志的回忆和相互引证，形成了陈列在“沙家浜连”连史馆和“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里的36名伤病员名单。
那么，这36名伤病员历史上的命运如何？他们后来找部队去了吗？
事实上，他们没有去找部队，他们是在党的指示下，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并以他们为核心，在江南东路地区形成了一支新的抗日武装力量，即新“江抗”。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斗争历史，甚至比《沙家浜》中反映的更为辉煌。
1939年10月下旬，叶飞率部渡江北上时，把原常熟“民抗”的政治部主任杨浩庐调出，让他重返苏常太地区，和留在那里的伤病员和地方党重新组建部队，坚持武装斗争。
11月6日，在中共东路特委代理书记张英的主持下，东路地方党、江抗、民抗三方负责人在东唐附近的一个庙里召开了会议。到会人员除杨浩庐外，还有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等，而新四军伤病员中，职务最高的刘飞因伤势严重需要去上海治疗，就由伤势较轻的夏光代表参加。
正如《沙家浜》戏词中所说，留在东路的新四军伤病员原本都想养好伤病重返主力部队。杨浩庐传达了陈毅、叶飞的指示后，大家明确了新的斗争方向。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即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黄烽为副主任。同时，常熟民抗恢复活动，仍以任天石为司令。
新“江抗”成立后，首先组建了特务连，就是由36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以他们为火种，江南东路地区的抗日形势又开始了新的燎原。
身强力壮跨战马，驰骋江南把敌杀。——《沙家浜》唱词
新“江抗”是怎样发展壮大的？
新“江抗”成立后，一方面与日伪军展开斗争，一方面联合、吸纳其他地方武装共同抗战。
夏光、杨浩庐等同志领导了最初的斗争。当时在苏常地区留有两支已被“江抗”收编却未及随主力西移的地方武装。一支是周嘉禄部，曾改编为“江抗”五路独立大队，另一支是殷玉如部，曾改编为“江抗”五路独立二大队。“江抗”主力西移后，周嘉禄、殷玉如埋藏枪支，疏散人员，停止了活动。夏光利用原任“江抗”五路参谋长的便利条件，找到他们反复做工作，说明“江抗”主力西移是执行任务，不久还要回来，鼓励他们拉起人马，重新参加新“江抗”，并派骨干到他们的队伍中加强领导。
不仅如此，夏光还与其他一些地方武装联系，或收编、或联合。
经过一段时间部队的整合、发展，新“江抗”向日伪军开火了。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在横泾附近的北桥伏击了日伪军下乡抢粮的汽艇，击毁敌汽艇一艘，然后，向阳澄湖畔的洋沟楼村转移，准备与当地群众共同联欢度过春节。这是新“江抗”所属特务连、独立二大队、民抗一连和省保四团三营一连的第一次集中行动。
2月8日清晨，日军警备队得到情报，伪装成渔民袭击新“江抗”。新“江抗”立刻组织还击，双方都凭借村落的房屋，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进行了激烈争夺。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到黄昏时日军才收兵撤走。
洋沟楼一役，不但挫败了日军的阴谋，也打出了新“江抗”的威名。周围群众纷纷相告:“江抗又回来了！”
新“江抗”真正的大发展，是从1940年4月谭震林被派到东路主持全面工作开始的。谭震林当时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是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谭震林到达东路地区后，同江南特委，常熟、苏州两县委，江抗东路司令部，常熟民抗的领导人见了面，成立了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将江抗东路司令部更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并自任司令兼政委。谭震林明确指出要迅速打开东路抗战的局面，而不是只满足于常熟一地的工作，要求东路地区的党组织亮出共产党的旗号，大刀阔斧展开斗争。
谭震林的到来，统一了东路党组织的领导，整合了江南东路地区各种受党影响的抗日武装，吸引了许多农民参加队伍，上海地下党组织还输送了大批工人、职员和学生入伍。到1941年3月，只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当新“江抗”整编为新四军6师18旅的时候，部队已经发展到4600多人。
在1940年11月谭震林同志发表于《大众报》的《东路一年》一文中，他指出:“如果没有夏光同志独当一面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应付当时的环境，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顺利的发展。”
1941年9月，日伪军开始大规模“清乡”，新四军18旅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北渡长江转战苏中，新“江抗”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沙家浜》唱词
忠义救国军原来“姓蒋”。
《沙家浜》中的胡传魁队伍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是新四军的凶恶敌人。那么，忠义救国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姓蒋”的队伍，它的前身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由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杨虎等人组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该部残存的1000余人根据戴笠指示撤到皖南整顿。1938年1月，戴笠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明确其性质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敌后游击武装。3月，戴笠在武汉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
沦陷以后的东路地区，有国民党部队溃退时丢弃的大量武器。日寇对城市和交通要道实行点线占领，广大农村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游击队”和“游击司令”，群雄角逐，鱼龙混杂。按其组织成分大致可分为:国民党散兵和警察为主体组成的；帮会头子和地痞流氓乘机拉起来的；地方人士出面组织的；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发起组织的。
戴笠先后派出多名特派员，到东路地区扩张势力，收编杂色武装。例如，于淘生原系戴笠手下一名老牌特务，1937年10月到浦东时，还只是国民党军队某部的一个特务长。上海失守后，于淘生搜集了一批散兵游勇，共有五六百人。这支部队军纪松散，敲诈勒索，甚至和毒贩勾结参与绑票，班长都带老婆，五六百人的队伍家眷就有一二百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也被收编为忠义救国军第四大队。
忠义救国军虽然也组织过一些针对日伪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这支特务流氓武装的根本任务还是限制和打击共产党。1939年5月，它两次攻击“江抗”，9月初又集中3个支队向“江抗”进攻，1941年1月参加了围歼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此后，又分兵三路向新“江抗”进攻，是江南东路地区进攻新四军的急先锋。
1946年1月，忠义救国军和其他特务武装合并为交通警察总队。
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沙家浜》唱词
扮成郎中的县委书记是谁？
《沙家浜》戏中，有一位中共常熟县委书记程谦明，他扮成郎中先生，在敌人眼皮底下与阿庆嫂接头，面授机宜，布置新四军伤病员安全转移红石村。这位程谦明，在戏中反映的是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形象。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位“程谦明”，既是常熟党组织的代表，也是常熟地方武装力量的代表。
在崔左夫同志的《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一天，董家浜西南梅村的东来茶馆里，来了一位中年茶客，他一边喝茶，一边与茶馆老板小声交代，要把芦苇荡中的新四军伤病员全部转移到澄西张家浜，否则他们会全部饿死。这位茶客就是当时中共常熟县委委员、“民抗”司令任天石。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谈一谈前文也多次提到的，常熟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了。
1937年底，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李建模，在上海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了联系，并受省委委派，任常熟县委书记，与共产党员杨浩庐一起来到常熟，建立党组织，发动抗日武装。
此时，出身中医世家的常熟人任天石变卖全部家产，组织了一支有四五十人的群众自卫武装。任天石与李建模取得联系后，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并加入共产党，与李建模、杨浩庐等一起，吸收其他抗日武装，正式成立了“民抗”，由任天石任司令。任天石在常熟群众中威望很高，当地人都亲昵地把民抗部队称为“老天部队”。
“江抗”西撤后，任天石等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力量，为掩护新四军伤病员作了大量的工作。江抗后方医院原本就是在任天石创办的民抗医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面提到的《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记载的故事，成了《沙家浜》中县委书记巧扮郎中，转移新四军伤病员，最直接的故事原型。京剧《沙家浜》里，程谦明回答刘副官盘问，称自己是“常熟城里三代祖传世医”，而现实中的任天石，情况的确如此。
京剧《沙家浜》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在《芦荡火种》中，程谦明原本叫陈天民，据编剧文牧所说，陈天民的名字，就用了任天石的“天”字和民抗的“民”字。
任天石作为一位平民英雄，在抗战中与日伪军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却在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1月，在上海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最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沙家浜》唱词
胡传魁确有其人吗？
据《芦荡火种》编剧文牧同志讲，剧中的胡传魁和刁德一一样，原本都是没有原型的虚构人物，只是因为胡传魁的性格有些胡搞，所以才让他姓胡，就像刁德一性情刁滑，就让他姓刁一样。
但当戏剧公演后，当年参加过江南东路斗争的新四军老战士们，却几乎一致把胡传魁对号入座到一个叫胡肇汉的人身上，这其实只能算是一种巧合。不过我们如果来看一看胡肇汉的历史，对于理解当年东路斗争的复杂性倒是很有帮助。
真实历史上的胡肇汉，是东路新四军的一个危险敌人。此人经历颇为复杂，确实有胡传魁的流氓、投机色彩，最后成了坚决反动的顽敌。
历史上的胡肇汉，完全不是胡传魁那样肥头大耳的“草包司令”，而是目如鹰隼，阴险毒辣，倒颇有几分像刁德一。
胡肇汉生于1906年，湖南岳阳人，岳阳警官训练班出身，20岁起就混迹于国民党警界，先后担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1937年上海失守后，他投奔太湖程万军部任副官。当时阳澄湖一带有一支由当地士绅陈味之组织的抗日游击队，胡肇汉受命到这支队伍中，帮助陈味之组建部队。此时胡肇汉的地位，倒有点儿像刁德一式的参谋长。胡肇汉在队伍中结帮营私，竟然发动兵变，把陈味之残酷杀害在阳澄湖中，自己当上了这支队伍的“司令”。
“江抗”东进时，许多地方武装都被“江抗”收编，与“江抗”为敌者多被击溃、肃清。胡肇汉眼看大势所趋，也一度加入“江抗”，被收编为独立一支队，仍任司令。“江抗”西移时，胡肇汉借口“请病假”开了小差，收集他的剩余旧部四五十人，又组织了一支队伍。
夏光、杨浩庐等组建新“江抗”时，也希望争取胡肇汉。夏光利用自己和胡肇汉是湖南同乡的关系，寻找机会与胡肇汉见面，向他说明“江抗”仍要回来的道理，并委任他为新“江抗”的副司令。胡肇汉经过反复衡量利害，终于答应和新“江抗”合作，还和新“江抗”的队伍一起进行了联欢。
但当1940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当局开始掀起第二次剿共高潮，胡肇汉再一次见风使舵了。他先接受国民党第二区保安第一团团长的委任，后又率部充当忠义救国军的“先遣队”，和新四军不断制造磨擦。他带队捕杀新“江抗”湘城办事处主任钱良臣等，“皖南事变”后，又袭击新“江抗”成立的阳澄县政府，将县长陈鹤用开膛剖肚“点天灯”的方式残酷杀害。
1941年6月，胡肇汉窜犯新四军苏常太根据地，在横泾镇(今沙家浜镇)驻扎7天，后被我新四军组织反击给予狠狠打击，胡肇汉本人侥幸逃脱。
抗战胜利后，胡肇汉一度担任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主任，后长期担任吴县阳澄区区长，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春，胡肇汉逃往台湾，随即受国民党军统委派潜回上海，从事破坏活动，1950年5月被我人民政府逮捕归案，当年12月被正法，结束了其反复无常、作恶多端的一生。
这个女人不寻常！——《沙家浜》唱词
阿庆嫂的原型到底是谁？
许多人都认为，在《沙家浜》剧中，人物性格最为鲜明丰满的艺术形象是阿庆嫂，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也是阿庆嫂。
也正是因为如此，前些年在一些媒体中甚至形成了“寻找阿庆嫂”热。一个流传最广的说法，认为阿庆嫂就是陈二妹。因为抗战时期在常熟东乡董浜镇上有一家涵芬阁茶馆，是中共地下交通站，接待过谭震林、夏光、任天石等很多同志，茶馆的老板娘就是陈二妹。
因为陈二妹不是中共党员，于是又有人考证说，曾任横泾区委书记的朱凡是阿庆嫂原型。朱凡是一位上海女性，受党委派到苏常太地区工作，1941年被日军抓获。日寇毫无人性地把她一只脚捆在汽艇上高速在芦苇荡中行驶，让锋利的芦苇切割她的身体，残忍地杀害了她。
还有人认为王月嫂、范惠琴、干桂宝等很多人是阿庆嫂原型，她们或为新四军送过情报，或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事实上，当年在水乡为抗日做出贡献的女性是数不清的。
正如一些新四军老战士后来指出的那样，这样寻找《沙家浜》原型人物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是应该更多从现实英雄人物本身的事迹去了解、认识他们。
而事实上，沪剧《芦荡火种》编剧文牧在创作札记中早已说得很明确，春来茶馆的原型是常熟董浜镇上的东来茶馆，店主胡广兴本是个男性。
正如前文提到过的，在崔左夫《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记载了任天石与东来茶馆老板交代任务的一段。
东来茶馆是常熟县委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老板胡广兴是任天石少年时期的同学，担任了秘密交通员。
领受了任天石交代的任务后，《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有如下记载:“第二天，日落以后，晚风一个劲地吹。董家浜湾汊里，一只没有篷的小船，忽然离堤荡去。岸上巡逻的日军和汉奸，大声追问怎么回事？堤下人回答:‘起风哉，绳子挣断了！’日军将信将疑，见小船上并没有人，于是他们要岸上人下湖把小船拉回来。早已站在人丛中的胡广兴同志，第一个出来跳下水去，游不到十丈，他忽然大喊‘救命！’两手乱舞，装出要灭顶的模样。下水的人都会意了，慢慢把身子蹲下去，好像水深得要命，游不出去，只好挣扎着爬上岸来。”
“日军气得喳呼了一阵，只得走开了。”
“小船悠悠地越漂越远，等到天一抹黑，船底下爬出一个人，上了船，小船飞快地向湖心的芦苇荡驶去。”
“这弄船的是青年党员胡小龙同志，是胡广兴的侄子，在茶馆做个帮手。就是他，浸在秋寒的湖水里，两手推着船底，把船弄到湖心，再驶到芦滩，连夜把三十多个伤病员全部转移到澄西张家浜的。”
看过《沙家浜》的人，自会把这一段记述与《智斗》一场戏作个对比，也会看出，沙四龙的原型应该是胡广兴的侄子胡小龙。
在《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实事求是地讲到了胡广兴后来的下落。在胡广兴入党一年后，由于环境恶劣，家庭矛盾，他终于离乡到了上海。临走前，他对任天石说:“我是瘦马负重，只能走到这里了。”
俺十八个伤病员，要成为十八棵青松！——《沙家浜》唱词
“郭建光”和他的战友们。
1982年5月，谭震林同志在南京召开的华东七省市党史工作会议上说:“《沙家浜》的斗争故事是真实的，‘郭建光’现在就在台下，他的名字叫夏光。”
沪剧《芦荡火种》编剧文牧也说过，在创作那部戏剧时，尽可能地把剧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挂个把字，以作纪念。例如郭建光就取了夏光的“光”字。
1996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记者在采访夏光时问道:“您就是《沙家浜》戏里的郭建光？”夏光这样回答:“不能这样说，戏剧中的郭建光是许多新四军指挥员的一个缩影，而我只是占了一个光字。”
的确，戏剧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是虚构和演绎的产物，不能与“原型”一一对照。然而，当年坚持在芦苇荡与日伪顽斗争的新四军英雄们，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刘飞，36个伤病员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后因伤重转移上海治疗。刘飞原名刘松清，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参加红军并入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江抗”东进时，刘飞任“江抗”政治部主任，战斗中被子弹打入肺部，几乎危及心脏。上海治疗后，刘飞随谭震林再入江南东路，此后转战南北，为革命立下卓越功勋，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夏光，湖南武冈县人，1927年进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从事地下斗争，两次被捕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抗战爆发后，夏光在党的召唤下加入新四军并重新入党，“江抗”东进时任五路参谋长，因病到后方医院休养。夏光领导了新“江抗”最初的斗争，谭震林同志来东路后，夏光改任纵队司令等职务。解放后，夏光担任过几所海军学校的负责人。1955年，夏光受到错误处理，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他的错误处理给予了甄别纠正。现在，98岁高龄的夏光居住在南京。
黄烽，福建福安人，1938年3月参加新四军并入党。“江抗”东进时任“江抗”政治部副主任。黄烽协助夏光，领导了新“江抗”初期的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黄烽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叶诚忠，《沙家浜》中叶排长的原型，福建闽东人，出身贫寒，早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抗”东进时，叶诚忠任排长，杀敌英勇，屡立战功。新“江抗”发展起来后，叶诚忠一直在以36个伤病员为骨干发展起来的二支队战斗，并担任过一连连长。这支部队被当地群众誉为“江阴老虎”。1944年，叶诚忠在与伪军战斗中牺牲，时任副营长。
36个伤病员，他们的英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是我们这里难以尽数的。
阳澄湖畔，虞山之麓，三九年的寒冬，三十六个伤兵病员，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在暗影笼罩的鱼米之乡，流着血啊流着汗……——《你是游击兵团》歌词
从一支战歌到一出戏剧
很多人都知道京剧《沙家浜》是由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但要追溯这出戏的起源，还要从一支名叫《你是游击兵团》的战歌说起。
1943年10月，时任新四军6师18旅52团宣传股长的过鉴清，和从华中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分配来团工作的黄苇，谈起了52团团史，谈起52团从当年36个伤病员发展壮大的经过。两人决定合写一首歌曲。不久，由过鉴清作词，黄苇作曲的《你是游击兵团》就诞生了。时任52团政治处主任的彭冲还对歌词作了认真修改。
歌曲传唱开后，时任18旅政治部主任的刘飞、参谋长夏光都认为，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新“江抗”不仅是52团，还是整个18旅，于是这支歌又有了一个“歌颂18旅”的副标题。
1948年11月13日，作为战地记者的崔左夫采访淮海战役，华野一纵队司令员刘飞指着打扫战场归来的一支部队和崔左夫说:“这个团的前身是新四军6师52团，最早的一批战斗骨干是留在阳澄湖畔芦苇荡里的‘江抗’伤病员，他们的经历，以后你应该写一写……”
崔左夫一直记着这个事。1957年6月，崔左夫专程来到苏州、无锡、常熟、太仓等地采访了两个多月，写出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36名伤病员斗争纪实》。
同年，刘飞将军应《红旗飘飘》杂志编辑部的征文，口述了长篇回忆录《火种》，并把其中部分章节取名《阳澄湖畔》，发表在《萌芽》、《雨花》杂志上。
1959年，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编辑文牧和党支部书记兼团长陈荣兰，在读到《血染着的姓名》和刘飞回忆录后，颇受启发，认为可以这两个作品为基础，创作一部抗日传奇剧。
不久，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的现代沪剧《碧水红旗》诞生了，也许受到刘飞回忆录《火种》这一题目的影响，1960年把剧名改为《芦荡火种》。
从1960年首演到1963年末，沪剧《芦荡火种》经过三次大的修改。文牧在谈创作经过时讲到:陈荣兰认为戏里男角色太多，建议把茶馆的老板改成老板娘，由丁是娥来演。谁知这一改牵一发而动全身，让全剧增色不少。老板娘的名字本来取名叫阿兴嫂，后来觉得中间一字应着重有力，便改为阿庆嫂，叫起来也更响亮。
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主要执笔者是著名作家汪曾祺，他在剧本的唱词和对白上下了很大功夫，大大提升了剧本的文学性。特别是其中阿庆嫂在《智斗》一场中的唱词，脍炙人口，成为经典。
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细节是，毛泽东看过京剧《芦荡火种》后，强调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并亲自把剧名定为《沙家浜》。
《沙家浜》作为一出戏剧，情节、人物都是虚构的，而且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难免有“高大全”的弊端。但是这部戏剧所依据的，新四军指战员和江南人民英勇抗战的历史，我们不会忘记。
如今，被亲切称为“沙家浜团”的济南军区某部175团，仍然把《你是游击兵团》作为自己的团歌；1992年，常熟原芦荡乡(曾名横泾镇)改名为沙家浜镇，并建起“沙家浜革命传统纪念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忘记当年那段艰难而光荣的历史。
四、抗战先锋：历史上真实的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在全国城乡军队地方可说男女老幼皆知，许多人也是从革命样版戏《沙家浜》来认知忠义救国军的。但是严肃的历史研究和样版戏艺术创作不尽相同，今试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全局考量，对忠义救国军始末功过，作研析。
八一三淞沪抗日炮火中诞生
苏浙行委别动队，就是忠义救国军的前身
1937年8月13日，日寇继卢沟桥发动华北侵略战事后，又向淞沪展开攻击。上海工人、学生各界民众包括财金工商界及上海滩闲人杜月笙等，支援抗战热情高涨。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广大民众支持抗日作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于9月4日电令，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于上海。委员是（按蒋电令次序排列。我在各人名后略作介绍）：杜月笙（上海大亨，杜和黄金荣、张啸林掌握全上海青红帮黑社会，杜势力最大）、杨虎（杨啸天，淞沪警备司令）、钱永铭（钱新之，财界巨头）、刘志陆（桂军宿将，北洋政府授远威将军，帮会属“悟”字辈）、张啸林（上海大亨，张后投效日寇，为军统刺杀）、贝祖诒（贝淞荪，金融界领袖）、张治中（淞沪作战第九集团军司令）、戴笠（戴雨农、军统首脑）、宋子文（蒋夫人宋美龄之兄）、吴铁城（上海特别市前市长）、俞鸿钧（上海特别市市长）、吉章简（黄埔二期，上海保安总团少将总团长。吉部名为保安队，实为嫡系正规军精锐改装）、蔡劲军（上海市警察局长）、俞作柏（广西将领，1929年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武装反蒋，并与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合作），共十四人。委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务委员；书记长戴笠。
9月7日，南京又发来蒋委员长电，限令戴笠和杜月笙在一个月内，组建万人的别动队游击武装，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在敌前敌后袭扰牵制日军，肃清奸谍。这表明了在抗战初，国民党最高当局重视对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策划部暑。
戴笠久有心掌控军统直辖武装，而杜月笙甚愿发动上海工人、帮会支持抗日；更可交好戴笠，提升本身影响扩充势力。为此，戴杜在上海法租界刘志陆公馆会商，有军统及杜门重要人员王兆槐、余乐醒、毛人凤、潘其武、文强、陶一珊、刘志陆、朱学范、陆京士，万墨林等参加。
在全民抗战爱国主义激励下，经苏浙行委宣传发动，杜月笙也大力组织帮会成员加入，大上海（也有从苏锡松江嘉湖来）众多工人（许多上海工人在青红帮）、学生、教员、失业失学青年踊跃参加别动队抗日。爱国人士章乃器几人也介绍不少进步店员、大中专学生加入该部。共产党人张执一（建国后任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余纪一（建国后任过中共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人也打入别动队。
戴笠除选派军统骨干掌握别动队要职外，电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输送尉级、校级军官，要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拔有高中以上文化受过警官正科训练学员来沪，分别安排任大队（相当于步兵营）、中队（连）军事、政工干部。又向在浦东作战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输送一批军士来别动队任班长副班长。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迅速建成，共官兵一万零八百余人。
总指挥刘志陆中将。刘曾任桂军军长、集团军司令。几次反蒋，通电全国斥蒋介石“十大罪状”。投附陈炯明，为蒋东征军击破。再投吴佩孚、张宗昌。张宗昌失败后归附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后改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0年起息肩上海租界，与杜月笙、陈群、张啸林关系密切。刘早年加入会党，与杜月笙同为“悟”字辈。刘任总指挥系杜保荐。
参谋长 杨仲华（自中央军王敬久87师师参谋长调别动队）
辖五个支队（相当于团）和一个直属特务大队
一支队长 何行健（何天风，黄埔二期，军统老干，后何投日汪，为军统制裁刺死）
二支队长 陆京士（杜月笙心腹，上海工会领袖，跨青红帮）
三支队长 朱学范（工运领袖，建国后任过全国总工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四支队长 张邺（黄埔三期，军统骨干）
五支队长 陶一珊（黄埔六期，军统骨干，上海滩人地最熟）
直属特务大队长 赵理君（军统有名杀手，住上海租界的唐绍仪即为赵所击杀）
上述别动队人员及领导班子构组，符合当时蒋介石宣示的“全民抗战”，也合乎中共中央毛泽东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精神。
因应淞沪战争形势，刚刚组建训练不足的别动队迅速上火线。在沪西、南市、浦东、苏州河两岸及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维护交通，掩护主力国军作战与转移；运用游击战术对日军突袭、狙杀、侦察、破坏；救助难胞，做出了贡献。随着战场情势的逆转，别动队在苏州河、南市、奉贤和上海县，亦加入与日军正面战斗，伤亡加重。总计，别动队官兵于淞沪抗战阵亡者共两千七百余人。
祁门整编收容 改名忠义救国军
挺进敌后 打击日伪 维系陷区人心
1937年11月5日，日本柳川平助中将指挥支那派遣军三个师团金山卫登陆后，中国军队全线败退。别动队官兵亦遭分割。一部退入浦东，依托人地两熟分散游击；小部缴械后进入英法租界；更有众多官兵被打散后运用社会关系各显神通做工人、店员、商贩、小学教员；混入汪伪军警及乡镇公所，生存下来。尔后，当忠义救国军进兵京沪杭甬沦陷区敌后时，许多人与之接上关系。
别动队成建制一部及青浦，松江两特训班人员，近两千人，由俞作柏率领绕道撤退后方，于12月间抵达安徽省祁门县历口。毛森率江山特训班及浙东一部赶来汇合。于1938年1月在历口整编为两个教导团。教导总团长戴笠自兼，俞作柏为副总团长实际负责。
1938年3月13日，戴笠接奉蒋介石电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即派阮清源、鲍步超等潜赴日占区，会合坚持江南敌后的干部及武装积极收容扩编。加原有两个教导团，戴手中游击特种武装又已逾万人。为避免与康泽所统辖的别动队名称重复混淆，更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使在陷区民众特别是农村及帮会中，以忠心义勇救国救民作号召，戴笠呈请蒋介石于1938年5月批准，将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戴笠兼任。分批开进江南敌后作战略展开。利用人地相然诸种条件，活跃广大农村小镇，打击日伪，宣传鼓舞民众，维系陷区人心。
忠救军总部亦前进进驻浙江孝丰；后移驻安徽广德县王岭。总指挥戴笠不兼后，先后由俞作柏（广西宿将）、周伟龙（戴笠结义兄弟，出身黄埔四期，是军统开山元勋。1949年春，因周欲联结程潜“投共”，为毛人凤毛森在上海拘捕处死）及阮清源（代理）接任总指挥。
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美两国军事结盟
戴笠报准蒋介石、扩大和强化忠救军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军事同盟。戴笠军统局和美海军创办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戴笠，副主任美海军梅乐斯）。美军方予军统武器装备及经费巨额援助，乃积极扩充军统诸直辖武装。如军委会别动军、交通巡察部队、美中合作编练的教导营等。戴特为报请蒋介石批准，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戴调代理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邀马志超中将（黄埔1期，甘肃平凉人）出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黄埔6 期，浙江宁海人）为参谋长。总部先驻安徽广德县王岭，后移至浙江昌化河桥。不久，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王任交警旅旅长，毙死）。
马志超于1943年10月9日抵达王岭。他巡视部队，审度情势，决定：
首先整编扩充队伍。当时长江三角州有不少地方抗日队伍及江湖草莽英雄，如浦东的张熙明（女）、松江封企曾、太湖金家骧、平湖金山黄八妹（女）、川沙崇明张为邦即张阿六等，把他们的武装收编，纳入忠义救国军。如张熙明本是上海女工，“八一三”后拉起队伍打日军，颇显其能，在浦东已扎下根基。黄八妹原是金山县扶王埭人，早先贩私盐走江湖，能双手开枪，被尊为大姐大。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拉起一帮弟兄树起抗日大旗，曾设伏攻击日军，活捉其小队长土田美义，从而，“ 双枪黄八妹”声名大震。她曾投附过苏浙行动委员会丁锡山支队，此时，由浙西行署贺扬灵节制。抗战胜利前，张、黄两女都官封上校。
与此同时，加强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接受美、中教官特种训练、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对所收编的地方游杂派去副指挥或参谋长，建立政训室，以紧控该部。军统干将沈之岳（浙江仙居人），抗战初曾打入延安中央机关，这时被派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通过政训，给官兵灌输反共法西斯思想，效忠蒋介石，成为党化特务部队。
至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3个（第2、第3、第5）纵队，5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佐员兵3.1万余人。其骨干大都出自中央军校或警官学校，经过特训的军统死党。其第5纵队司令，由军统局东南区（驻于潜县乐平）少将特派员兼中美合作所东南前进指挥部（驻分水县印渚）主任毛森兼任。
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及中共地方党政摩擦加剧
1944年，忠义救国军的活动地区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金三角为重点，为苏南、浙江敌后地区，是国民党军第3战区辖地，因而，忠义救国军也受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马志超在忠义救国军部队长会议上强调：“委座谕示：本军任务是确保京沪杭广大面；侦察监视日军动向，收集情报；相机策反汪伪军；以迎接盟军沿海登陆反攻。应严密注意新四军的活动，务坚决阻抗共产党武装进入京沪杭地区。”
当时日本败象已露，由戴笠策反汪伪军，收得一定成效：汪伪上海市市长兼税警总团长、上海市保安总团长周佛海和税警副总团长熊剑东，表示坚决服从重庆命令，立功抵罪。驻防嘉兴、松江的汪伪和平军第13师则与忠义救国军互通声气，其少将师长丁锡山（奉贤人）暗中接受军统参议名义。当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军费不继时，周佛海一次拨给巨款，够他们半年经费开支。一次美军战机遭日军射击起火，飞行员跳伞逃命，进入汪伪控制地区。汪伪乡公所人员把他秘送黄八妹处，后安返重庆。
忠义救国军在京沪杭敌后及浙江坚持对日本和汪伪特种作战，反清乡反扫荡，破击治安肃正；震撼汪伪军政警察并相机策动反正；为国军和盟军海空军提供日军行动及气象情报；准备了接应美军空降及两栖登陆我东南配合对日军大反攻，做出了成绩。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排共反共方针，忠救军与新四军及江南中共地方党政军摩擦争斗剧烈。蒋介石一贯重视京沪杭这蒋氏起家创基宝地，忠救军奉蒋介石密令更竭力防堵中共武装进入京沪杭。也有小部军纪不良扰民残民。前，叶飞所部挺进苏常逼上海市郊时，与忠救军杨蔚部及第三战区冷欣冲突加剧。只是由于那时国内大势仍应合作抗日，经调处，双方暂未严重战斗死伤。但敌意加深。
忠义救国军反共凶狠。在澄锡虞、浙东、太湖及天目山区一带，不断破坏中共组织，捕杀革命干部，甚至密告日、伪军，借刀杀人。黄八妹曾奉调南渡钱塘江到上虞余姚一带、协同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攻打新四军浙东部队，不料，遭到何克希、刘亨云主力痛歼，几遭覆灭。她的丈夫所谓副指挥谢友胜被俘，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日，教育后释放。
但，由于国共长期仇视（军统武装忠救军更剧）猜忌，随着抗日胜利将迎，忠义救国军与中共武装更形对立。
为迎接胜利，强势备战部署
抢占京沪杭，免遭战火糜烂
抗战后期，美军打算在中国东南登陆。为了接应美军，1944年末，中、美双方商定对忠义救国军作强势备战部署。
（一）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指挥所部对日军作战。忠义救国军主要任务是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线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并控制浙赣铁路北段。
（二）在浙江瑞安县玉壶设忠义救国军温台指挥部，派郭履州（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谋长）为指挥官，张为邦（忠义救国军浦东行动总队长）为副指挥官，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进行特种战争。
（三）在浙江分水县合村设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派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军。
（四）在浙江桐庐设立忠义救国军鄞杭指挥部，派鲍步超（忠义救国军第3纵队少将司令，黄埔6期，浙江淳安人）为指挥官，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
（五）以上温台、淞沪、鄞杭3个指挥部统一归总指挥马志超指挥。
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3个指挥部逐渐向北，向东敌前沿推进。他们预测日军崩溃已为期不远，而及早采取这些对策。无庸置疑，其中也有防堵共产党武装的用意在内。以利蒋介石独占胜利果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戴笠正偕美国梅乐斯将军在浙江前线视察，听到消息，立即电告马志超：“日本投降，战事结束。但国内问题很多，一时尚难解决。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并对忠义救国军下达如下命令：（一）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指中共武装）向上海郊区渗入；（二）第3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三）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四）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五）第2、第5纵队仍遵照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地民众安全，听候命令。
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后，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迅即任命了上海、南京、杭州三市的市长，准备进京沪杭。并指示发动大上海武装起义，自日伪军手中光复上海（后，情势变化，未行动）。忠救军鲍步超部火速开进杭州市，并与汪伪浙江省长丁默村配合阻止别的部队进驻杭州。郭履州部“光复了温州和海门”；“被不明部队包围”的崇明岛，由“张为邦派兵解围”。在上海，国民党军尚未抵沪前，阮清源率部警戒沪郊，协同周佛海（重庆8月12日已电令，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所部伪军警备市区，并联络日军驻沪第13军松井中将司令官，阻抗中共武装进入上海。蒋介石侍从室亲信钱大钧自重庆飞上海，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而共产党人粟裕、刘长胜同三野进金陵、春申、陈毅任上海市长，已是四年后的1949年。
蒋介石及忠义救国军虽然排斥了中共，但迅速抢占大上海，迎来了1945年8月27日美械装备中央军先遣空运抵沪后，9月6日，汤恩伯偕张雪中郑洞国飞抵上海受降。解除日本陆海空军武装，保护了国际城市不受破坏，百姓及外侨安全。
改编交通警察完成历史使命
如前所述，在抗日战争中，戴笠积极扩充军统直辖武装，有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以日寇投降时任职为准，下同）、军委会别动军（总司令周伟龙）、交通巡察部队（交通巡察处长吉章简）、美中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中美合作所参谋长徐志道）以及投效戴老板的汪伪上海税警总团（兼总团长周佛海；副总团长熊剑东），形成庞大的军事集团。
日本投降初，全国和平建国呼声高涨。而国民党上层因派系矛盾，也有裁夺军统所辖武装的提议，如何保存多年苦心经营的精锐武装，不致因裁军复员伤筋动骨，或为国民党正规军编并吃掉？戴笠经与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马志超、吉章简、周伟龙、徐志道诸人多次密商，提出将上述武装之精锐部分，改编为交通警察，以负责全国交通治安。同时，成立交通警察总局，下辖京沪、平津等铁路警务处和公路、水运，航空警务室。组建十八个交警总队（特种团）。共定编安排官佐员警共64402人。此方案于1946年1月呈报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迅予批准。交通警察总局遂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首任总局长吉章简中将、副总局长马志超中将、徐志道中将。
忠义救国军在全国城乡男女老小皆知，是文革样版戏《沙家浜》的影响。沙剧歌颂革命唱艺俱佳。本文不论。但，沙剧是文艺创作编塑，是毛主席文革意识形态鼓动阶级斗争革命宣传。而研究历史应实事求是，符合客观，原貌不容虚构。自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炮火中诞生起，到抗日、二战胜利后忠义救国军于1946年初结束（改编为交通警察及复员转业）为止的历史，和我国全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相始终。距今已过去六、七十年春秋岁月沧桑；但，历史并不遥远。综本文可见，这支特种游击武装广大官兵，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还是做出过牺牲和贡献。《沙家浜》戏中沙奶奶唱词，你们号称忠义救国军……“ 不救中国救东洋”。是日寇汉奸、走狗。对丑逆败类（如剧中胡司令刁德一）当然对头。但作为对整个忠义救国军评价，并不符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