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dcs控制室:卢梭传(紧凑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23:14:31
卢梭传 李纬
第 一 章.......................... 少年多磨/1
第 二 章................... 青年漂泊（之一）/6
第 三 章................... 青年漂泊（之二）/15
第 四 章............... 而立之年的追求和挫折/20
第 五 章................... 在征文中一举成名/24
第 六 章... 退隐乡间与伟大著作的产生（之一）/28
第 七 章... 退隐乡间与伟大著作的产生（之二）/31
第 八 章....................... 国外逃亡生活/38
第 九 章......................... 孤独的晚年/45
第 十 章............... 卢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49
第十一章........... 卢梭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56
附录：卢梭生平和著作年表/66
第一章 少年多磨
引言
一个作家，如果一生中能创作出一部惊世之作，他就可以青史留名了。而生活在18世纪法国的卢梭，竟能接二连三地推出这样的著作！每一次他的作品一问世，便立即在法国文坛、甚至在整个欧洲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让人目瞪口呆或如痴如狂，闹得沸沸扬扬，其声势之大，波及之广，影响之深远，纵然是隔世纪的人也能感觉到。对于这样一个大家，一个文章高手，自然会受到普遍关注，引起世界瞩目。
卢梭这个名字，在中国已不陌生，人们早就听到过由他最先发出的关于自由、平等的呼声，阅读过他那被誉为“医国宝方”的《民约论》（今译为《社会契约论》，现在还在读他的一系列的传世之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新爱洛伊丝》、《爱弥儿》、《忏悔录》、《漫步遐想录》……这位世界公认的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曾经横跨好几个领域的思想疆场，在每一个领域都建立起独树一帜的观点学说。如今学者们在仔细触摸、“解构”他那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各个部位的时候，仍然是各人有各人的感觉和认识，虽不像当初攻击者将他攻击得体无完肤，恭维者把他恭维得无以复加那样，但在一些问题上常常还是众说纷纭，可见卢梭是一个大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存在。
不管卢梭是如何的复杂，对于多数人、特别是对于青年读者来说，还是得从简单的了解开始。卢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那些轰动一时的作品是怎样产生的？那些作品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命运？以及后人如何评价卢梭等等，读了本书以后，对上述问题都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时候您就会知道，这个基本的了解也是相当有趣的。
平民出身的卢梭，原本是个很普通的人，至少不像他那些产生过轰动效应的作品那样不同寻常，但他又是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这就是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他本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却能通过自学成为知识界的巨子。
他崇尚自我，把个性解放的号角吹得最响，后半生却时时想着自己是为人类奋争。
他没有做过高官，却能精心地设计并描绘出治理国家的蓝图。
他经常出入于上流杜会，而且接受过一些达官贵人的恩惠，然而他却把攻击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贵族统治，丝毫不留情面。这就决定了他的多舛的命运。
卢梭的一生，思想上轰轰烈烈，著作上硕果累累，生活上却是酸甜苦辣。许多人害怕他那滔滔雄辩的论证，更多的人喜欢他那喃喃自语式的独白和摇荡众多女士芳魂的感情倾吐。卢梭，这个除去假面的人本身就富有魅力。他在思想、文学等方面，都堪称“开始一个时代”的人物。尽管世人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尚有分歧，但他那浪漫的情怀是容得下所有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
卢梭，全名为让-雅克·卢梭，
卢梭的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其才华是绚丽多彩的。她擅长绘画、唱歌，还会弹琴、伴奏；她读过不少书，而且能写相当不错的诗。卢梭的父亲得以和她结婚，很费了一番苦心。他们俩人的相爱，差不多从八九岁时就开始了，每天傍晚都一起到特莱依广场上玩耍，情趣投合，秉性相近，温柔善感。他们都在等待时机，以期在对方的心里找到同样的心情。她等着他，他等着她。命运好像在阻挠他们的热恋，由于情人到不了手，卢梭的父亲愁苦万分，面容憔悴。她劝他去旅行，好把她忘掉。结果他旅行去了，但是毫无收效，回来后爱情反而更热烈了。经过这次波折，他们海誓山盟，但是家庭阻力不少。卢梭的舅舅嘉伯利·贝纳尔爱上了卢梭的一个姑姑，可是姑姑提出了条件：只有他的姐姐肯嫁给她的哥哥，她才同意嫁给他。结果，爱情成全了一切，同一天办了两桩喜事。这样，卢梭的舅舅便也是卢梭的姑丈，舅舅的孩子和他是双重的表兄弟了。
卢梭的父亲在卢梭惟一的哥哥出生后，便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去当了宫廷钟表师。在父亲不在家时，由于母亲美丽、聪慧和才华出众，招来了许多前来向她献殷勤的男人，但是她的品德抵御了这些诱惑。她非常爱她的丈夫，她便要丈夫赶紧回来。卢梭就是父亲这次回家后的果实。
卢梭这个小生命的出生，使他的母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他自己也是奄奄一息。多亏聪明能干的姑姑苏萨娜·卢梭精心调治，才把他从死亡中解救出来，并抚养长大。卢梭稍稍懂事后，便从父亲那丧偶的悲痛中感觉到父母亲的深情。父亲觉得在卢梭的身上可以重新看到自己妻子的音容笑貌，同时也不能忘记是卢梭害得他失去了她。每当父亲拥抱卢梭时，在他那痉挛和叹息中感到他的抚爱夹杂着一种辛酸的遗恨；惟其如此，他的抚爱就更为深挚。父亲说：“让-雅克，我们谈谈你妈妈吧，”卢梭便说：“好吧，爸爸，我们又要哭一场了。”父亲随即会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唉！你把她还给我吧！安慰安慰我，让我能够减轻失掉她的痛苦吧？你把她在我心里留下的空虚填补上吧！孩子！若不是因为你是你那死去的妈妈生的孩子，我能这样疼你吗？”母亲逝世40年后，父亲死在第二个妻子怀抱里时，嘴里却始终叫着前妻的名字，心里仍留着前妻的形象。
赐给卢梭生命的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上天赋予他们的种种品德中，遗留给卢梭的只有一颗多情的心。但这颗多情的心，对父母来说是幸福的源泉，对卢梭来说却是一生不幸的根源。在卢梭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父亲便利用他母亲遗留下来的那些有趣的小说让他练习阅读。每天晚饭后，父亲都和他一起读，渐渐地两个人都着了迷。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决不罢休，所以往往通宵达旦。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这样日复一日地阅读，便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不仅使卢梭迅速提高了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还使他获得了在他这样年龄的人中极少有的那种关于情欲方面的知识。这大概和他过早地阅读成年人的书不无关系。
卢梭7岁那年夏天，就把母亲留下的那些小说读完了。冬天，他就开始读外祖父留给母亲的图书。因为外祖父是一位博学的牧师，所以家里面有不少好书。他把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博叙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卢塔克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奥维德的《变形记》、封特奈尔的《宇宙万象解说》和《已故者对话录》，还有莫里哀的几部著作，一齐搬到父亲的工作室里来，每天父亲工作时，他就读这些书给他听。
由于这些书的感染和由此引起父子间的交谈，卢梭的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便开始形成了；倔强高傲和不肯受束缚受奴役的性格也开始形成了。每当他从英雄传记中看到那些忠于真理和祖国的形象时就热血沸腾。有一天，他在吃饭时讲到罗马英雄西伏拉被敌人逮捕后，把他的手放在火盆上烧，他都一声不响，以显示罗马人抵抗侵略的决心。为表演英雄的行动，卢梭也把手放在火盆上，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卢梭除了读书和由乳母领着出去散步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跟姑姑在一起，在她身边站着或坐着，看她绣花，听她唱歌。她的歌声娇柔婉转，十分动听，歌唱时那清细的嗓音和爽朗的心情，能使人很快忘掉了悲伤和惆怅。卢梭日后对音乐的爱好，也是受到姑姑的影响，他一生都忘不了姑姑的歌声。卢梭所接触的其他一些人，如亲戚、朋友、邻居也都是善良的人，都很爱他，但并不是一味地顺从他、娇惯他。这对他的品德的养成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次意外的变故改变了卢梭童年的生活。他父亲跟一个叫高济埃的法国陆军上尉发生了一场纠纷，这个人跟当时日内瓦的小议会有亲戚关系，为人蛮横无礼而又胆小如鼠，卢梭父亲把他的鼻子打出血了。为了报复，他诬告父亲在城里向他持剑行凶，要把父亲送入监狱。依照当时的法律，他父亲坚决要求原告和他一同入狱，但这个要求被驳回，而卢梭的父亲只好离开日内瓦，让自己的余生在异乡度过。他宁愿这样，也决不让步；他认为若是让步，他会失掉荣誉和自由。他父亲是位技术精湛的钟表匠，全家就靠他的手艺维持生活。他一走，已经失去了母爱的小卢梭，又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和疼爱，而他那不成器的比他大7岁的哥哥，也早已离家出走了。他只好到舅舅家，他的舅父贝纳尔就做了卢梭的监护人。当时舅父在日内瓦防御工事中任职，有一个和卢梭同岁的儿子。舅舅希望他们读书，便将他俩一起送到包塞，寄宿在朗拜尔西埃牧师家，以便学习拉丁文和其他一些科目。在包塞两年的乡村学习生活，使卢梭恢复了一些童年的稚气。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教学从不马虎，虽然要求严格，但也不给过重的作业，而且乡村新鲜的空气和四野诱人的花草，使卢梭对大自然的美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有意思极了。
卢梭和表兄贝纳尔相处得很好。他俩一起读书、游戏，连嗜好都相同。俩人的性情都是听两句好话便心软，只要人们不强制他们，都总是那么殷勤，无论对什么他们的意见都相同。在上课时，表兄背诵不出来，卢梭就小声提示他；卢梭的练习做完后，就帮助表兄做；游戏的时候，也是卢梭做他的辅导。总之俩人的性情是如此相投，俩人的友谊是如此诚挚，因此俩人不管是在包塞还是在日内瓦，五年多的时间几乎是形影不离。
朗拜尔西埃小姐是朗拜尔西埃先生的妹妹，三十来岁，长得很漂亮。她也给卢梭他们上课。在卢梭的眼里，她是个很不错的老师。然而，她和她哥哥一样，在必要的时候也会变得很严厉，但这种严厉差不多总是合理的，而且从不过分。一般不惩罚他们，迫不得已时，是以惩罚来恫吓他们。开始卢梭觉得受到惩罚的恫吓，十分可怕；可是后来当卢梭受了惩罚之后，他反倒更加热爱朗拜尔西埃小姐了。因为他尝到了小姐那纤纤玉手责打的滋味，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只是由于卢梭天性善良，怕伤了朗拜尔西埃小姐的心，才没有重犯那肯定会受到同样惩罚的错误。
卢梭当时才8岁，这种内心的愉悦无疑是一种早熟的表现，但他对于老师的强烈好感，抑制住了那种朦朦胧胧的欲望，变成了一种特别亲切的情感。
对于这段生活，卢梭后来回忆说：“所有温柔、亲切、平和的感情，构成了这个生活方式的基调。”不过有一件让小卢梭蒙冤的事把这种基调给破坏了。有一天，卢梭正在厨房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独自读书，女仆把朗拜尔西埃小姐的几把梳子放在沙石板上烤干。在她来取的时候，发现一把梳子有一边的齿儿都断了。因为当时就卢梭一个人在那里，她就质问卢梭，而卢梭否认动过那把梳子。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一起来训诫卢梭，逼问他，甚至还恫吓他。卢梭始终坚决否认。然而，一切抗议都没有用，他们认定是卢梭弄坏的，应该受罚。可是这回却不是朗拜尔西埃小姐动手来惩罚了，他们给舅父贝纳尔写了信，舅父来了，恰巧这时卢梭的表兄也被加上另一种同样严重的罪名，于是俩人都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惩罚。但是他们却没能从卢梭的口中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口供。以后他们又逼问了好几次，弄得卢梭宁可去死，也丝毫不动摇。结果，暴力面对一个孩子的“魔鬼般的倔强”（他们对卢梭不屈不挠找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让步了。一向腼腆、温顺，甚至有点怯懦的卢梭，这次却变得那样怒不可遏，变得那样高傲而不可驯服。因为他过去一直生活在温柔、公正、亲切的气氛中，在他的心里连不公正这个概念都没有，可是现在恰恰受到了他所爱和所尊敬的人们的第一次不公正的磨难，心灵上受到的创伤是可想而知的。此时，他所感受到的只有委屈、气愤和失望：一个并不是他犯的过错，竟给以如此严厉的惩罚，实在太残酷了。他的表兄的情况也跟他差不多，他们把一件无心的过错当作蓄谋已久的行为来处罚他，结果也因冤屈而激怒了。两个孩子倒在了一张床上，互相拥抱在一起，甚至喘不过气来，不住地颤抖。等到俩人稍微平静了一些后，又一起直挺挺地坐在床上，一起用尽了全身的气力，不停地喊：“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以此发泄内心的怒火。第一次受到这样不公正对待的卢梭，反映如此强烈，由此可见他天性中感情激烈的一面，这一面在他后来的生活和斗争中表现得更加充分。
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后，卢梭那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欢畅童年似乎到此结束了。虽然他们又在包塞住了几个月，但已全没有了以前那种欢乐。表面的环境虽然没有变，实际生活完全不同了。田园生活在他们眼里已经失去了令人感到惬意的淳朴和宁静，学生对于他们的教导者再也没有那种热爱、尊敬、亲密和信赖的关系了。他们做了坏事不像从前那样感到羞愧，而是比以前更加害怕被人告发，他们开始隐瞒、反驳、说谎。在他们那个年龄所有的种种邪恶，腐蚀了他们的天真，丑化了他们的游戏，使他们讨厌了这种生活，而人家也讨厌了他们。舅舅只好把他们接回去了。从此和朗拜尔西埃兄妹俩分了手，彼此都觉得腻烦，也没有什么惜别之感。
回到日内瓦舅舅家以后，卢梭等待着家人对他前途的安排。舅父希望儿子当工程师，卢梭便和表兄一起听舅舅讲制图学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卢梭对此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制图学。然而家里人却商量着让卢梭做钟表匠、律师或牧师。由于卢梭年龄还不急于选择职业，而他母亲的遗产分到他头上的那份又不够供他继续读书，卢梭只好在舅父家里闲住下来。舅父舅母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无暇顾及他和表兄。他俩就仿佛重新获得自由一样，想出各种游戏来尽情玩耍。但是他们从不滥交朋友，也不跟那些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顽童们厮混，所以没有沾染上由于终日无所事事而养成的那种浪荡逍遥的习气。他俩整天在一起，由于表兄又高又瘦，卢梭则长得很矮，走在街上时，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特别引人注意。街上的小孩子们觉得很可笑，齐声喊叫表兄的绰号“笨驴！笨驴！”，表兄倒是无动于衷，而卢梭却火冒三丈，便跟那些孩子们打起来。但由于单薄力小，尽管表兄帮助也不是那帮孩子的对手，他俩都挨了揍。虽然受了皮肉之苦，卢梭认为自己是为正义和友情而战，并不算真正的失败。从此以后，他们只好在那些孩子上学时，才敢出门。
这时候，卢梭经常到尼翁去看父亲（他父亲已在那里定居了）。由于他父亲人缘很好，卢梭到那里居住时，人们对他都十分亲切。有一位菲尔松太太对卢梭格外疼爱，她22岁的女儿还把11岁的小卢梭看作她的情人。人们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当地所有这种非常机灵的姑娘们都乐意把小洋娃娃摆在前面，而把大洋娃娃掩蔽起来，以此来诱惑那些大洋娃娃。卢梭认为他和德·菲尔松小姐没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因此是很认真的，爱她爱到发狂的程度。当然，他只是在他那小脑袋里爱她而已。与此同时，卢梭还爱着一个和他相仿年纪的小姑娘戈登小姐。说是爱，其实就是几次时间不长，但很热烈的幽会。戈登小姐长得并不美，但她的脸庞却令人难忘。她的身段、她的姿态，特别是她那双眼睛与她那小小的年龄很不相称。她那种大胆与端庄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令人难以了解的。在卢梭面前，她总是肆无忌惮，而卢梭对她却丝毫不能随便。她似乎是一个大人，而卢梭是一个小孩，她对卢梭可以为所欲为，而卢梭对她却只能规规矩矩。
对于这两个情人，卢梭都是用心去爱着的。但他觉得，这两个情人又太不相同了。德·菲尔松小姐对人体贴、温柔，卢梭想永远不离开她就好了。但是，当他接近她的时候，他的心情便又平静下来。相反，和很多人在一起时，他们俩说说笑笑，打情骂俏，会使他兴奋异常；越是在人多时，他越是对她爱得发狂。而卢梭一看到戈登小姐，便总是忐忑不安，心跳加重，甚至觉得，如果长时间跟她在一起，命都会送掉。不久，戈登小姐把他们之间的秘密泄露了出去，便分开了。卢梭和德·菲尔松小姐的交往也由于菲尔松小姐的结婚而结束了。卢梭到了13岁那年，家人经过再三考虑，最终却给他选择了一个最不称心的职业——把他送到本城法院书记官马斯隆那里，在他手下学习“承揽诉讼人”的行当。依照舅舅的说法，那是一个很有用的职业，但卢梭讨厌透了。他不想用卑鄙的手段去发财，干这种行业，枯燥无味，加上工作时间又长，整天像奴才一样听人驱使，还有琐碎的杂务使他头昏目眩，一种厌恶的心情日甚一日。马斯隆先生也很不满意卢梭，对他抱着轻蔑的态度，经常骂他懒惰，蠢笨，像一头驴。那里的办事员们也说他除了使用钟表匠的锉刀以外，什么也不会。不久卢梭就被赶出了那家事务所。
卢梭自己的天资经过这样的评定后，只好去当学徒了。几个月后他找了一份使用锉刀的工作，在雕刻家杜康曼手下学做一个零件镂刻师。按说卢梭并不讨厌这门手艺，因为他喜欢绘画，挥动刻刀也觉得挺有趣，而且镂刻零件也不是什么高超的技术，他希望在这方面做出成就。但是，他的傲气已被书记官的轻蔑所吞没，现在的师傅，又是一个蛮横无礼、脾气粗暴而又十分苛刻的年轻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卢梭儿童时代的天真活泼、温柔多情的性格全都磨光了，使他的梦想很快破灭，使他不但在实际生活上，而且在精神面貌上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学徒。过去所学的拉丁文和罗马史全被抛在了脑后，自卑得再也不好意思见到朗拜尔西埃兄妹了。他深感在杜康曼那里所学到的尽是最低级的趣味和最下流的习惯。有一次，他背着师傅在工作时间镂刻了一些骑士勋章，供自己和伙伴们佩带之用，上面刻有共和国国徽。杜康曼师傅发现后，说他在练习制造伪币，把他痛打了一顿。师傅的暴虐专横，使卢梭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并使他染上了一些恶习，诸如撒谎、怠惰、偷窃等。他变得胆小如鼠，连别人争论他最熟悉的事情也不敢插嘴。吃饭时，他往往只吃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得离开饭桌去干活。在那里，卢梭一天忙到晚，别人有玩有乐，而他什么也享受不着；在那里，主人及其狐朋狗友的逍遥放荡越发使他感到受人奴役的重压；在那里，他眼睛看见什么，心里就羡慕什么。为什么？只是因为被剥夺了一切。就这样，卢梭学会了贪婪、隐瞒、作假、撒谎，最后，还学会了偷东西。卢梭开始偷东西是同伴引诱帮人家偷，然后就自己单独偷，由偷一两个苹果之类的食物，发展到偷别的东西。因此屡屡受到打骂、惩罚。他也就以偷师傅的东西作为一种报复。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也许由于天性善良和不爱钱财的缘故，卢梭并未发展成职业小偷，他甚至很快就觉得腻味了。正如卢梭后来自己所说：“我好食而不贪，好色而不淫；由于别的欲念太多，这两种欲望就被冲淡了。”
在一切都感到厌倦的时候，卢梭又想到要从书本中寻找新的天地，他恢复了放弃已久的读书习惯。他经常一连几个小时沉醉在书里，在干活的案子上读，出去办事时读，蹲在厕所里读，读得头晕脑胀，别的什么事都干不下去了，所以让师傅捉住就打他，并抢走了他的书。有多少次他的书被撕毁，被焚烧，被扔到窗户外边去，但他仍不“改悔”。他经常到附近的一家书店里租书看，没钱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衬衫、领带给那位租书商。每星期日他都把师傅付给他的零花钱给书商送去。就这样，不到一年的工夫，卢梭就把那家书店里的书全读光了。
大量的读书，常以沉思默想书中曾使人感兴趣的环境来自娱，从而使他养成了爱好孤独的性格。这是因为他这颗心找不到和它相似的心，才不得不耽于幻想。
以书自娱代替不了生活中的欢乐。耽于幻想，心中又茫然不安，这样的生活到他16岁时戛然而止。原因是由于每到星期天，卢梭和他的伙伴们相约一同到城外去玩。他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能暂时忘掉种种烦恼，而在高兴的时候又常常忘记回城的时间。先后有两次被关在城外过夜，而受到师傅的严厉处罚。第二次师傅警告他说，如果下次再犯，一定加倍处罚。因此卢梭下定决心不再犯第三次。但可怕的第三次仍然落到了他的头上。那天，卢梭和两个伙伴一同回城，离城还有半里，已经听见预备关城门的号声响了。卢梭就拼命往前跑，两步并作一步，跑得满头大汗，连气都喘不过来，还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喊。谁知那个该死的守城卫兵却提前关了城门。他离桥只有20步远了，眼看着吊桥已经吊了起来。他万分悲痛地倒在了斜坡上，嘴啃着地。两个伙伴决定在野外过夜，而卢梭则决定不再回到师傅那里去了。第二天，卢梭托他们把离城出走的决定偷偷告诉他的表兄，约表兄出城见最后一面，然后就踏上了吉凶未卜的谋生之路，开始了历时13年的流浪生活。
第二章 青年漂泊（之一）
1728年3月，卢梭怀着恐惧而凄凉的心情离城出走了。这一走立刻面临着无依无靠、生活无着的严峻的现实，而他又没有掌握足以谋生的技能，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路上有没有陷阱？能否经得住邪恶的诱惑？可是他走着走着，那恐惧和凄凉的心情就不存在了，还幼稚地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做自己的主人了。这种强烈的解放感使他兴奋不已。
他在日内瓦城郊流浪了几天，住在他熟悉的农人家里。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留他住宿，留他吃饭，比城里人亲切多了，使卢梭感到实在太好了而受之有愧。此后他到处漫游，到处乱跑。一天他来到了距离日内瓦4公里多的萨瓦境内龚菲农地方，那里的教区神父德·彭维尔先生，是个共和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引起了卢梭的兴趣。于是他登门拜访，受到了亲切接待，留他吃了饭，餐桌上还有味道醇美的弗朗基葡萄酒。作为一个天主教神父，德·彭维尔一心想把卢梭从他视为异教的新教中拯救出来，让他成为天主教教徒，所以并不想劝他回家，反而利用他那种远离家乡的念头，使他处于纵然有意回家也无法再回去的境地。德·彭维尔先生就对卢梭说：“上帝在召唤你，你到安纳西去吧！你到那里可以见到一位非常仁慈的善心夫人；她由于国王的恩惠，不仅自己摆脱了谬误，还可以把别人的灵魂从谬误中拯救出来。”这里指的是最近皈依天主教的华伦夫人。卢梭本不想改教，他一想到改变信仰就感到厌恶，然而一方面由于德·彭维尔先生的盛情和自己备受饥饿的熬煎，另一方面他又想到去作一次旅行也不错，虽然心里有点不自在，却也下了动身到安纳西的决心。于是卢梭就带着德·彭维尔先生给华伦夫人的介绍信上路了。本来一天的工夫就可以顺利到达，但卢梭却不慌不忙，一共走了三天。每逢看到路旁的庄园宅第，卢梭便去寻找奇遇，好像有什么奇遇在等着他。他既不敢进入宅第又不敢去敲门，他只能在最漂亮的窗户下面唱歌，然而尽管他唱了那么久，连嗓子都唱疼了，而且唱得又是那么精彩，却没有见到贵妇人，更没有见到小姐被他的优美歌声或绝妙的歌词吸引出来。
他终于到了安纳西华伦夫人的家。得知华伦夫人去教堂了，卢梭就急忙赶往教堂。卢梭现在已经年满16岁半，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美少年，但他那小小身材却很匀称，腿脚纤小玲珑，神态洒脱，容貌清秀，嘴小而可爱，乌黑的眉毛和头发，一双小而微陷的眼睛有力地放射出热血中烧的光芒。卢梭由于担心自己的拜访得不到华伦夫人的垂青，在来时的路上施展了自己的所有才华，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长信，而把德·彭维尔先生的信封在了他的信里，然后带着惶恐的心情进行了这次非同小可的拜谒。
这一天正是1728年举行圣枝仪式的日子。当华伦夫人将要进入教堂时，听到卢梭的声音转过头来的一刹那，卢梭大为惊讶，他本来以为她是一个面目可憎，老态龙钟的老太婆，而没想到眼前所见到的却是一位风韵十足、美丽柔情的少妇，卢梭立刻被她俘虏了。他哆哆嗦嗦地把信递给她，她笑盈盈地接过去拆开，只在德·彭维尔先生的信上扫了一眼，便仔细地看卢梭的信。如果不是仆人告诉她到了进教堂的时候了，恐怕她还要看一遍。她对卢梭说：
“哎，孩子，”她的声音使卢梭战栗，“你这样年轻就到处漂泊，实在太可惜了。”她不等卢梭回答就接着说：“到家里去等我吧，叫他们给你预备早饭，弥撒以后我和你谈谈。”
华伦夫人是伏沃州佛威市古老贵族拉图尔·德·比勒家的小姐。很年轻时就和洛桑市罗华家威拉尔丹先生的长子华伦先生结了婚，没有子女。由于这桩婚姻不太美满，又由于家庭纠纷的烦恼，华伦夫人就趁维克多·亚梅德王到艾维安来的机会，渡过湖去，拜伏于这位国王膝下。就这样，由于一时的轻率，她抛弃了丈夫、家庭和故乡，被国王收留在他的庇护之下。然而当国王得知有人认为这样收留华伦夫人是他对她有爱恋之意的时候，这位热心肠的天主教国王便把她送到了安纳西，并给她1500皮埃蒙特银币的年金。她便在那里放弃新教，皈依了天主教。
华伦夫人的美不在面貌上，而是在风姿上，因此经久不衰，她当时虽然已经28岁，仍留有当初少女的丰采。她态度妩媚，目光温柔，嫣然一笑好像一个天使。她的嘴较小，美丽的灰发也很少见，她身材不高，体态稍矮胖，没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要找比她那更美的头、更美的胸部、更美的手和更美的胳膊，实在很难。她生下来就失去了母亲，她所受到的教育也是非常杂乱的，漫无条理的，遇到什么就学什么，从她家庭女教师那里学一点，从她父亲那里学一点，而从她学校的老师那里学的最多。可是种种不同的教育是要互相干扰的，使她学的东西不能正确地发挥出她那天赋的智慧。她虽然学到了一些哲学和物理学的原理，同时也沾染上了她父亲对经验医学及炼金术的嗜好，并且自以为有一些秘诀。因此一些江湖术士便利用她的弱点包围了她、纠缠她，使她倾家荡产，并在药炉和药剂之中消耗她的才智、天资和风韵。尽管那些卑鄙的骗子流氓利用她走入歧途时来迷惑她的理智，但她那高尚的心灵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她温和而又充满爱心的性格，她对不幸者的同情，她无限仁慈及她愉快、开朗而率直的性情从来没有改变，始终如一。所有这些使卢梭和她一接触就立刻感到自由自在和轻松愉快。
华伦夫人从教堂回来后和卢梭共进了午餐，随后询问了他的情况，对他的不幸深表同情和惋惜。华伦夫人不惜冒着触犯天主教教规的风险暗示卢梭应该回到父亲身边。从她的话语中和她的眼神里，卢梭看到了她的温柔和善良，使他更不愿离开她了。卢梭拿定主意，不回日内瓦了。
面对小小年纪的卢梭，又没有手艺，远离家乡如何生存的问题，华伦夫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时一个在和他们一起吃饭的大胖子，为自己能贪点小便宜，向华伦夫人提出了一个解决卢梭生计问题的办法。他劝卢梭到都灵去，说那里有一个为训练准备行洗礼的新入教者而建立的教养院，去那里不仅灵魂和肉体生活都有了着落，等到领了圣体以后，还可以依靠善男信女的慈悲，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卢梭对这个意见心里是不赞成的，华伦夫人对此提议也不热心，她只认为这是个善事，愿意和主教谈谈再定。大胖子惟恐华伦夫人不按他的意思去谈，而使自己失去这点小便宜，便立即通知那些管事的神职人员，并且和神父们说好了。所以当华伦夫人要和主教谈这件事的时候，她发现事情已成定局，而且主教当时就把一小笔旅费交给了华伦夫人。由于敏感的男女方面的问题，华伦夫人也没敢坚持把卢梭留在身边。而卢梭认为听从华伦夫人的安排去都灵，依然是在她的指导下生活，而且又是一次远途旅行，便欣然从命。
华伦夫人把卢梭托付给了大胖子夫妇，让他们一路上好好照顾卢梭，并把她又添了不少钱的钱包也交给了大胖子。华伦夫人另外又私下给了卢梭一点钱和东西，并且周详地嘱咐了一番，而后他们就上路了。
在卢梭离开安纳西的第二天，父亲和他的朋友来到安纳西，见到了华伦夫人，听说卢梭已去了都灵，也就放心地回去了。
这次旅程，卢梭的心情无比愉快，一路上食宿不用他操心，又能领略雄伟多姿的阿尔卑斯山的风光。就这样在无忧无虑的七八天的旅行中，卢梭随身携带的一些钱物全光了。因为在闲谈中他泄露了秘密，大胖子夫妇耍尽了一切手段，甚至把华伦夫人给他系在短剑上的一条银丝带都给弄走了。一到都灵，卢梭就两手空空，钱和衣服都没了。为了换取衣食，他只好到教养院去接受宗教开导。
卢梭拿出几封介绍信，交给了收信人，就被人领着走进一个大铁栅栏门。刚一进去，这个大铁门就用两道铁锁牢牢地锁上了，这使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压抑感。他被带进了一个只有几把椅子和一个带十字架的木制祭台的大房间，那里有几个奇丑的大汉，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和西班牙人，一向过着流浪生活，不管在哪儿，只要他们认为有利可图，便接受天主教教义，领受洗礼。
卢梭对这些人十分厌恶。一想到自己将要背叛新教，改信天主教，和这些人在一起生活，心里就不是滋味。原本是为了换取衣食而来到这里，走到这一步已经无法变卦了，内心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他开始愤恨起自己，抱怨起命运来。如果那里的大门是开着的话，他一定会飞快地逃出的。教养院的人不断向即将领受洗礼的人进行天主教教义训诲。卢梭由于曾从朗拜尔西埃先生那里学到不少知识，而且很小的时候就差不多背会《教会与帝国历史》这部书，所以他经常提出许多难题，有时还会争论起来，使天主教的布道者们难以对付。
教养院因害怕卢梭的逼问会对学友们产生不良影响，就把他安排到一间单独的屋子里，与一位比较年轻且健谈、善辩的神父住在一起，由他来开导卢梭。这位神父有较广的知识，熟悉一些圣师的著作，但卢梭并不示弱，以同样娴熟的宗教知识进行反驳。但后来他终于懂得了寄人篱下，不能逼人太甚，便作了让步。
一个月之后，终于轮到了卢梭参加洗礼仪式，以此作为正式宣誓脱离新教。于是在迎圣体的行列陪伴下，卢梭被送到主教驻在地的圣约翰教堂进行洗礼，并接受洗礼的一些辅助仪式。卢梭穿一件专供这种仪式使用的带花边的灰长袍，前后各有一人拿着钢盘，用钥匙敲打着盘子，好让关心新改宗者的人们给一些布施。接着还要到宗教裁判所去举行赦免异教徒的仪式，并领取赦免证。这一切办完之后，卢梭本来以为会按照他原来的希望给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但神职人员却把他带到门口，把收到的布施二十多法郎交给了他，嘱咐他活着要做一个善良的信徒，不要辜负上帝的恩典，紧接着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此刻，卢梭感到他那并非出于真心的改教，完全成了一种自私的行动，给他留下的也只是背叛者和傻瓜的记忆。但他又想，这也是一种解放，他终于脱离了教养院的禁闭生活，一种重获自由的喜悦油然而生，何况口袋里还有二十多个法郎，可以随意支配。他没有伤心，没有失望，而是信心十足地准备去闯荡一番了。
卢梭此时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游览全城，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他兴致勃勃地观看士兵的操练和奏军乐，跟着教会迎圣体的行列参观王宫。好几天的工夫，他完全沉溺在无拘无束与好奇的乐趣之中，城里城外到处游逛，东转转，西望望，寻找一切他认为稀奇和新鲜的事物去看，对于一个初出茅庐从来没有见过首都的年轻人说来，什么都是稀奇和新鲜的。他特别喜欢准时去瞻仰王宫，每天早晨参加皇家小教堂的弥撒。他觉得能够和亲王及侍从待在一个小教堂里，美极了。但是宫廷的豪华很快就全看完了，而且老是那个样子，也就渐渐地失去了吸引力。不过他每天仍到王宫去，原因是那里的音乐吸引了他。那里拥有当时欧洲最好的交响乐队，当时著名的音乐大家索密士、黛雅丹、贝佐斯都先后在那里演奏过，从而唤起了他对音乐的极大兴趣。
可是好景不长，尽管卢梭生活非常节俭，但他的钱袋却不知不觉地空了，他不得不为以后的生计而忧虑，决定找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他依仗以前所学的那点手艺，挨家挨户地自荐在银器上镂刻符号或图记，工钱随便给。他满心想用廉价吸引主顾，却极难找到活儿干，所以挣钱很少，仅够几顿饭钱。然而有一天清早，他透过一家商店的橱窗，看见一个风度优美、相貌动人的年轻女店主，便鼓起勇气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向她主动推荐自己的小小技能。她不但没有严词拒绝，反而让他坐下，问了卢梭的家境后，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叫人到附近的金银器皿店里借来所需工具。她还亲自给他拿来早点，后来对他的活儿也还满意，使卢梭忐忑不安的心也放了下来。她热情地接待和优美的风姿，使他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了。她叫巴西勒太太，是个富有风趣的棕发女子，她那美丽的脸上显示出的天生和善的神情使得她那活泼劲儿十分动人。她丈夫比她大，醋意相当浓，在他出远门的时候，把她托给一个性情忧郁、不会讨女人欢心的伙计照管。这个伙计也有自己的野心，当然也就讨厌卢梭的到来。伙计一见他来就生气，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卢梭，而女主人也毫不留情地以同样的态度对待那个伙计。她甚至好像为了自己寻开心而故意在他面前对卢梭表示亲昵，而叫他难堪。这使卢梭受宠若惊，以致想入非非。有一天，巴西勒太太因为讨厌那个伙计，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卢梭将自己的活儿赶紧干完就上楼去找她。她的房门半开着，正坐在窗前绣花。卢梭见她那动人的姿态，竟身不由己地跪了下来，以激动的心情向她伸出双臂。她从壁炉上的那面镜子里看到卢梭的模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转过半边脸来用手一指，要他坐在她跟前的垫子上。他只好从命，不敢说话，不敢抬头看，更不敢碰她一下。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手中的活计，但也难释发窘之态。正当他们默默相持而心潮难平之时，忽然隔壁厨房的门开了，于是巴西勒太太惊慌起来，用激动的声音和手势对卢梭说：“快起来，罗吉娜来了。”卢梭赶紧起来，抓住了她伸过来的一只手，热烈地吻了两下后只得匆匆离开。不久，她的丈夫也有所察觉，就让那个伙计将卢梭斥责一顿，通知卢梭永远不准再进这个店门。他们之间燃烧着青春火焰的爱情就这样结束了。
这场浪漫的爱情故事结束以后不几天，卢梭就被先前他游览都灵时，曾经住过的那家女房东介绍给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服务。她是个没有孩子的寡妇，年近中年，容貌高雅，又很有才华，心灵既高尚又刚强，酷爱法国文学，而且相当精通，能说一口纯正的法语；爱好写作，而且总是用法文写。但由于她胸部长了一个肿瘤，不能亲自执笔，所以雇用卢梭记下她的口述。她在疾病折磨时所表现出来的忍受痛苦的坚强意志，使卢梭十分佩服。这种刚强的性格，往往又近于冷漠无情，所以对卢梭的态度也很冷淡，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句表示好感、怜悯或亲切的话，只以对待仆人的样子对待卢梭。看到维尔塞里斯夫人病情日重，临近死亡，她的亲朋和家仆们便争先恐后地向她献殷勤，为的是想多捞些好处，而不让卢梭接近她，惟恐卢梭会得到夫人的好处而损害他们的利益。夫人本来喜欢写信，他们害怕卢梭作笔录，夫人最后写遗嘱时，也不准卢梭进入房间。尽管如此，卢梭对夫人忍受病痛的坚强精神极为钦佩和敬爱，并在暗地里流下了许多同情的眼泪。
夫人终于去世了。卢梭眼瞧着她咽气，目睹了她生命垂危之时仍表现出来的快乐的表情，他很受感动，在她身上感到了天主教的可爱。
尽管卢梭几乎一无所得地离开了夫人家，然而他还是神不守舍地犯了一个一生都弥补不了的错误，并从此带上了难以磨灭的罪恶感和难以忍受的良心谴责。
一个家庭的瓦解，难免会发生一些混乱，在混乱的情况下丢失一些东西本是在所难免的。卢梭偷了一条已经用旧了的银色和玫瑰色相间的小丝带子，他还没把它藏好，就很快被人发现了。问他是从哪里拿的，他立刻慌了神，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红着脸说是马丽永给的。马丽永是个年轻漂亮的厨师，她不仅和善诚实，而且温和质朴，人们难以相信是她所为。当被叫来对质时，卢梭竟一口咬定是她给的。可怜的姑娘哭了，她只是对他说：“唉！卢梭呀，我原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害得我好苦啊！我可不会像你这样。”她是多么冷静、温和啊！相比之下，一方是无耻的大胆，另一方又是天使般的温柔。谁是谁非一时无法判明，由于当时的纷乱，没有时间进行深入了解，俩人就一起被辞退了。
从此以后卢梭没有一天不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一想到这个被他诬陷的姑娘，由于蒙受莫须有的罪名，而使她各个方面都名誉扫地——不仅偷东西，而且还利用偷窃来诱惑一个年轻孩子；既说谎又坚持错误。这不仅使她陷于贫困和被遗弃，甚至会由于无辜受辱而感到绝望。这种残酷的回忆常使卢梭苦恼，以至从苦恼到睡不着觉，仿佛看到可怜的马丽永前来谴责他的罪行。这件事他从未向任何人坦白过，这种沉重的负担一直压在他的良心上。当卢梭晚年写《忏悔录》时，才把事情的原由和盘托出，以求稍稍摆脱这种良心上的重负。其实卢梭当时恰恰是由于心中喜欢马丽永，而想偷那条丝带送给她，当被人追问时就不加思考地说是她给的，结果害了她。当这个不幸的姑娘被叫来时，卢梭怕丢脸甚于怕死亡、怕犯罪，所以才不敢当着众人的面承认是小偷，而成为一个说谎者和诬陷者。如果容他冷静一下，他也许就会毫不隐瞒地和盘托出。然而结果却使他犯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弥补的过错。这件事也对卢梭的后来产生了一个好处，那就是使他以后永远也不会做出任何一种可以导致犯罪的行为，使他即使遭受不幸也能始终保持正直和诚实。卢梭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结识的朋友盖姆先生，也给过他不少终身受用的教益。他是一位神父，为人正直，品德高尚，也很有学问。他很欣赏卢梭的才华，告诫卢梭要经得住逆境的考验。他告诉卢梭没有美德就毫无真正的幸福；他还削弱卢梭对达官显贵的爱慕，指明统治别人的人并不比别人更贤明，也不见得比别人更幸福；他还教给卢梭一些人生哲理。这些教诲使卢梭对德行有了真切的概念，对他的道德观和宗教观都有很深远的影响。他也真心敬仰和热爱这位盖姆先生。后来他写作《爱弥儿》时，其中道德高尚的助理司铎就是以盖姆先生为原型的。
离开维尔塞里斯夫人家后的一天，夫人的侄子罗克伯爵派人来叫卢梭。伯爵赏识他的才干，给他找了一个工作，是到一个名门望族家做事，这使卢梭很感意外，而且告诉卢梭，他去的是古丰伯爵家里。这位伯爵是王后的第一侍臣，也是显赫的索拉尔家族的族长。
卢梭被送到了古丰伯爵家，这位尊敬的老人亲切地接待了他，并一眼就看中卢梭是个有才气的年轻人，鼓励他好好干。他做的工作虽然和仆人差不多，但并没有被指定服侍某一个人，只是在别人的口述下写写信，有时给伯爵的孙子剪几张画纸，其余的时间就由他自己支配。卢梭把分给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处处表现出勤勉、细心和热情，使大家都很满意。他有时抽空到盖姆先生家接受指导，盖姆先生明智地教导他要持之以恒，千万不要虎头蛇尾。
有一天，伯爵家举行大宴会，没想到卢梭的学识在这样的场面得以展露，使他身价倍增。席间有人见壁锦上绣有索拉尔家族的一句铭文“TeIfiertguinetuepas”，竟说“fiert”这个字拼错了，多了一个字母“t”。古丰伯爵正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当他看到卢梭微笑着却什么也不敢说的时候，就叫他代替回答。于是卢梭立即说：“我不认为这个‘t’是多余的，因为‘fiert’是一个古法文字，并不是从名词‘ferus’（尊大；威赫）来的，而是从动词‘ferit’（他打击，他击伤）来的；所以这个题词的意思，据我看并不是‘威而不杀’，而是‘击而不杀’。”
听到年轻的卢梭把道理讲得这么明白，大家惊奇得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接着又一齐开口称赞他，尤其是伯爵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就连和他年龄相仿、肤色莹洁过人的伯爵孙女布莱耶小姐的脸上也对他露出了满意的神色，这使卢梭感到非常快活。
老伯爵在当天晚上和卢梭谈了许多关于学习的事。伯爵的儿子古丰神父也很喜欢他，主动提出要帮助卢梭补习拉丁文。后来他从受过高等教育的古丰神父那里受到了文学的熏陶，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卢梭在伯爵家里几乎争取到了每个人的重视，都把他看成是一个最有出息，而现在正被大材小用的青年。当人们正期待他得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以便可以飞黄腾达的时候，而卢梭却与一个叫巴克勒的小伙邂逅相识，中断了在古丰神父那里的学习和生活。
巴克勒是一个非常有趣、十分活泼、满嘴都是诙谐的俏皮话的青年。卢梭喜欢他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甚至连神父和伯爵那里也不去了，因此他受到了解雇的威胁。此时巴克勒正要回日内瓦，卢梭也想一起前往作一次愉快的旅行。一想到沿途那些山峦、原野、森林、溪流、村落等大自然的美景卢梭就兴奋不已，他哪里还听得进去伯爵及其家人的婉言相劝。就这样他和巴克勒一起上路了，他毫不惋惜地抛弃了自己的保护人、教师、学业和前途，一心钟情于漂泊旅行生活的幸福而上路了。然而他们一起走了好长一段路，看了好多地方并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那种奇遇，旅行生活仍然显得平淡无味。这一天，他们来到了安纳西城门口，巴克勒知道卢梭在这里有一位关系非同寻常的女友，就知趣地告别了卢梭自己走了。从此卢梭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与卢梭的结识和友谊总共不过6个星期，然而却影响了卢梭的一生。
卢梭来到安纳西后就想起了华伦夫人，其实他这次回来的目的也多半是因为华伦夫人。他把华伦夫人的家看成了自己的家，也确从华伦夫人的慈爱中得到了母亲般的温暖（华伦夫人比他大12岁）。卢梭刚到古丰伯爵家时曾经给她写过信，她知道卢梭在那里的情况，也给一些明智的劝告：只要他自己不犯错误、毁坏自己的前途，他的鸿运算是走定了。但是这次回来，卢梭不知道华伦夫人对自己放弃美好前途会怎么看，担心她会为自己伤心。然而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华伦夫人，卢梭心里激动异常，他不得不停下脚步，让呼吸和心跳恢复正常。卢梭一来到华伦夫人面前，她的神情就使他放下心来，刚一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就一下扑倒到她的膝下，在极端欢喜的狂热中，把嘴贴在她的手上。华伦夫人以温柔的口吻说：“可怜的孩子，这么说，你又回来啦！我知道你太年轻，不能做这样的旅行；我很高兴，事情至少还没弄到像我所担心的那种地步。”她又问了一些卢梭的近况，便和侍女商议卢梭的住处。卢梭得知被安置在华伦夫人家里，原来作外客厅的房间作了他的卧室，他真是高兴极了。
从他住进这里的第一天起，华伦夫人便称他为“孩子”，卢梭则称她为“妈妈”。这种称呼最恰当地表达了他们之间亲密的、淳朴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卢梭获得了甚至超过爱情的感觉。在卢梭看来，这种感觉或许没有爱情那么强烈，但却比爱情要甜蜜千百倍；这种感情也不是单纯的友情，而它比友情更强烈，也更温柔。只要待在她的身边，他便感到无尽的甜蜜和幸福，即使待上一辈子也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厌倦。卢梭对华伦夫人的迷恋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一刻看不到她就心里惶惶不安、痛苦异常。每当他想到与她一起生活的幸福日子不会长久，便心中充满忧伤；每当想到自己这张床曾被她睡过就一遍遍吻这张床；想到屋里的一切家具和窗帘她都用手摸过，他就一次次地吻这些东西。这就是卢梭，这就是卢梭的浪漫。
卢梭对华伦夫人让他干的工作并不感兴趣，如草拟计划、誊写账目、抄写药方之类。除了这些杂乱事务之外，还要接待许多过路客人、乞丐及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如士兵、药剂师、教士、贵妇人、修道院的杂役等等，华伦夫人都愉快地接待。卢梭虽然不喜欢他们的来访，有时还生气，但他从她的好客性格中也获得了不少乐趣。华伦夫人有限的经费有不少都花在了这些人的身上。
除了这些事情外，卢梭并没有放弃读书的嗜好。古丰神父曾教他读书不要贪多，而要多加思索，使他获益匪浅。他有时在华伦夫人身边朗读，并一起谈论他所读过的书。华伦夫人是一个有教养的天资聪慧的女人，爱好文学，对优秀的作品有很好的鉴赏能力，所以他们能谈得很投机。她是在上流社会成长的，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了萨瓦，由于经常和上流人士交流，所以她很懂得人情世故，使爱好空想的卢梭从中获得了一些处世经验。
虽然华伦夫人对卢梭的评价相当高，然而她的一位亲戚奥博纳却这样认为卢梭：尽管外表很好，看起来仪表堂堂，神采奕奕，但却没有多大才华和思想，知识也不丰富，日后最多只能做一个乡村神父。华伦夫人为卢梭的前途着想，决定送他到神学院读书。卢梭不愿离开华伦夫人，但这是亲爱的妈妈的提议，他不得不服从了。卢梭就像赴刑场一样去了神学院。神学院真是一座阴森的处所，特别是对于刚从一位可爱的女人家里出来的人尤其感到阴森可怕。但卢梭临行前恳求华伦夫人送他一本乐谱，作为暂时别离妈妈的纪念物，实际上他想借此机会好好学学音乐，不辜负她曾多次教他唱歌的美意，这样就给卢梭带来了无限的慰藉。
在神学院中，卢梭学会了几首歌曲，但主课方面进步很小。这也许是他学习上的一个特点：很难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主要靠自学来增长知识。这种情况使神学院院长都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卢梭无法去做神父，便将他送回了华伦夫人家里。
华伦夫人见他拉丁文虽然没有学好，音乐上却有长进，就想把他培养成音乐家，便把他介绍给大教堂的乐师、优秀作曲家、年轻的勒·麦特尔。他们一见如故，卢梭就搬到他家跟麦特尔学起了音乐。
卢梭住进麦特尔家以后，同音乐家及儿童合唱团的儿童们生活在一起，并且离妈妈家只有20来步远，一会儿就能到妈妈家里，所以常常和妈妈在一起吃晚饭。在整整6个月中，终日过着愉快的歌唱生活，比在神学院里快乐多了。他除了到妈妈家和到教堂去以外从未出过门，也不想出门，学习也很勤奋。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卢梭在学业上也没取得成功。原因是他对华伦夫人过于依恋，这成了他惟一的欲望，这种单一的情感吸引他的几乎全部才智，弄得他学习时总是六神无主，思想不集中，所以什么也学不好。他没有学好音乐。不久，平民出身的麦特尔，受到了讲究贵族身份的安纳西教会的轻蔑，忍受不了一位自恃身份高贵的领唱神父的越礼举动而决定离开安纳西。华伦夫人再三劝说无效，夫人也只好出力相助了。她让卢梭帮他搬运一只装满乐谱的大箱子，把麦特尔先生至少送到里昂。她还说，只要需要帮忙，不管时间多久也要一直跟随他。
路上，麦特尔先生经常喝酒，酒后就满口胡话，他那羊痫风似的老毛病也经常发作，这使卢梭心里害怕，想尽快摆脱他。
经过几天后，他们到了里昂，住进了圣母旅馆，等待他们托人运的箱子。他们到里昂后两天，正当他和麦特尔先生从离旅馆不远的胡同经过时，麦特尔的病又发作了，他倒在了街心，口吐白沫，卢梭便大声呼喊救人，并说出了所住旅馆的名称，请求大家将他送到那里。当许多路人围拢来进行救护的时候，麦特尔身边惟一的朋友卢梭却趁人不注意溜掉了。这是卢梭做的又一件如同先前改教和偷丝带一样难以启齿的事，他也曾为此事在后来他的自传中深深的忏悔。卢梭离开麦特尔以后，从里昂直接回到安纳西，他心里一直想着华伦夫人。回来后，才知道华伦夫人已经到巴黎去了。没有见到妈妈，卢梭后悔不该丢开麦特尔，这使他十分懊丧。为了得到妈妈的消息，他决定在安纳西等待。一天清晨，卢梭到野外去看日出。那是春末夏初的一个星期天，他信步走进了一条小溪旁的树林里，忽然从身后传来了马蹄声和少女的喊叫声。卢梭回头一看，原来是他认识的两位当地姑娘：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她们骑马的技术不高，不知道如何使马涉水过小溪。
葛莱芬丽小姐是瑞士人，长得很漂亮，和华伦夫人一样，也是离乡背井，住在这里，但没有年金，好在结识了加蕾小姐，住在她家里，她俩好得像一对姐妹。加蕾小姐比她小一岁，长得更漂亮，其举止有说不出来的娴雅大方，同时还有一副发育很好的优美身段，这是一个少女所拥有的最大魅力。她们要到托纳去，那里有加蕾夫人的一个古堡，请卢梭帮忙驱马过溪。
卢梭想用鞭子从后面赶，她俩怕马踢着他，也怕自己不安全，卢梭就抓着加蕾小姐的马缰绳，牵马过了小溪，另一匹马也跟着过去了，但卢梭的衣服却湿过了膝盖。在卢梭要向她们道别时，她们低声商量了一下后，葛莱芬丽小姐对卢梭说：“不行，我们不能放你走，你为了帮助我们，把衣服都弄湿了，我们要是不帮你把衣服弄干，怎么过意得去？请跟我们一起走吧，现在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卢梭一听，心跳立即加快了，他眼睛直盯着加蕾小姐。“战俘，快上马，骑到她的后边去，我们要拿你作个交代。”“不，小姐，我不认识你的母亲，她看到我会说些什么呢？”葛莱芬丽小姐说：“她母亲不在古堡，我们今天晚上还回来，你就和我们一块回来吧。”卢梭一听这话，高兴得一下跳到了葛莱芬丽小姐的马上，一路上搂着小姐的腰，和姑娘们兴奋不已地聊个不停，不知不觉就到达目的地了。
在古堡里，卢梭烘干了衣服，然后三人吃了早点。不一会儿他们便开始做午饭。午餐很丰盛，就是没有酒。但是她们不用酒，已经把卢梭灌醉了。
饭后他们一起到果园里采摘樱桃。卢梭爬到树上，连枝带叶一把把向下扔樱桃，小姐们则把樱桃向他扔过去。当加蕾小姐张开围裙，仰着脸，摆好等着接的架式时，卢梭恰好把一束樱桃扔到她那富有弹性的乳房上。当时，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卢梭心里想，自己的嘴唇要是那樱桃该有多美呀！又回到屋里，说笑了一会儿，葛莱芬丽小姐因事走了出去，只剩下卢梭和加蕾小姐。卢梭不知哪来的勇气，竟匆匆吻了一下加蕾小姐的手。小姐望了他一眼，轻轻地把手缩了回去，眼光里丝毫不见责备之意。
天快黑了，他们决定赶回城去。卢梭很想和加蕾小姐骑一匹马，但不便说，还是和葛莱芬丽小姐骑在一匹马上。到原来相遇的地方，他们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在卢梭看来，和两位小姐的邂逅太幸运了，这将大大减轻了他对华伦夫人的思念。
华伦夫人的侍女麦尔赛莱因为得不到女主人的信息，决定回故乡弗赖堡去，想让卢梭送她。卢梭对旅行有兴趣，来回不过七八天，便爽快地答应了。一路上麦尔赛莱小姐特别照顾卢梭，还不时模仿他的声音、语调，平添了几分愉快的气氛。只是夜里，她因为胆小必须和卢梭同住一个房间，使卢梭非常拘谨，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年已25岁的麦尔赛莱小姐仍很纯洁，他们都规规矩矩的。
路过尼翁时，卢梭知道父亲就住在这里，就把麦尔赛莱小姐留在旅店，自己不顾一切去看望父亲。当父子俩互相拥抱的时候，都流了眼泪。父亲开始以为儿子永远回到自己身边呢，但儿子说出打算后，只是稍微劝了几句，指出他可能遇到的危险，没有强留下儿子的意思。处事较为圆滑的继母要留他吃饭，他谢绝了，心里只为了见到父亲并有勇气尽一个儿子的义务而高兴。
卢梭把麦尔赛莱小姐平安地送到了弗赖堡。卢梭返回时经过洛桑，想去观赏那里的湖光山色。可是没到洛桑他身上的钱就花光了，几乎沦为乞丐。快到洛桑时，他想出了暂时摆脱窘境的计划：教授音乐。他听说有个名叫佩罗太的好人，家里留宿过路客人，就找到他家，说明自己的身世和想法。佩罗太先生周到地安排了他的食宿，并答应帮他找学生。这使卢梭十分感激，回想起自己遇到这么多好人，可见在平民百姓中，真诚相助之情是无处不有的。卢梭教音乐心里没有一点把握，可他自命作曲家，被介绍给非常喜欢音乐的法学教授特雷托伦先生，他经常在家里举行音乐会。特雷托伦先生请卢梭为他的音乐会作曲，卢梭苦干了两个星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一部曲子。卢梭向大家说明了演奏时的注意事项后，就站到指挥台上，手持指挥棒，很严肃地打起拍子。然而，音乐特别难听，听众中有的人捂住了耳朵，加上乐手们故意开玩笑，弄出了噪音，急得卢梭脸上大颗汗珠往下滚，有人说：
“简直是魔鬼的音乐！”出了这次洋相后，卢梭感到很苦闷，他便想起了他那位可怜的妈妈，希望能再找到她。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更是由于月己心灵上的需要，他对她的依恋依然是那么的强烈。妈妈虽然很久没有消息了，也不知她变成了什么模样，但他对她的爱慕之情是不会减弱的。他最初是尊崇她的美，而现在完全转为尊崇她这个人了。洛桑离她的出生地佛威不过4里的路程，所以卢梭为了追忆妈妈的身世，用了3天的时间到那里去了一趟。他在旅途中一面沿着美丽的湖岸缓步而行，一面沉浸在甜蜜的忧郁里。他那颗满怀热情的心渴望着无数淳朴的幸福，百感交集，唉声叹气，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望着自己的眼泪滴到了湖水里。
他在洛桑又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再住下去就会越来越不愉快，加之生计无着落，就去另一个城市纳沙泰尔。他在那里收了几个学生，挣的钱足够花销，还还清了好心的佩罗太先生的账，舒适起来。在教别人音乐过程中，卢梭也不知不觉地学了不少音乐知识。
一天，卢梭到一家饭馆吃午饭，碰到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穿着希腊式紫色衣服，头戴一顶帽子，从仪表看相当高贵，可他却说着一种相当难解的方言，只有卢梭一人明白。这人发现卢梭懂他的话，就像遇到救星似的，立即走过来拥抱他。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卢梭被请到他的饭桌上一起喝酒，他们谈得很投机。吃完饭，卢梭便成为这个人的翻译了。这个大胡子说他是希腊正教的主教、耶路撒冷修道院的院长，他是为了重修圣墓来到欧洲各国募捐的，因为语言不通，遇到很大困难，希望卢梭做他的秘书和翻译。卢梭喜欢旅游，很爽快地答应了。
二人同行，一路上卢梭对他帮助很大，办起事来有胆量，有口才，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卢梭在伯尔尼元老院一次成功的即席募捐讲演，使这位希腊主教得到了一份巨额捐献。他们从伯尔尼来到索勒尔，主教计划重新取道德国，经匈牙利或波兰返回本国。这是一个遥远的旅程，但由于主教的钱袋进的多出的少，他当然不怕绕远路。而卢梭对于这样的长途旅行也是兴趣很浓，他巴不得就这样旅行一辈子，然而命里注定，使他不能到那样远的地方去旅行。
他们到达索勒尔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见法国大使。这位主教可真不幸，因为大使正是在土耳其做过大使的德·包纳克侯爵，有关圣墓的事情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卢梭由于自称是巴黎人，他就和其他巴黎人一样应受大使的管辖。所以大使便在会见了主教之后，单独召见了卢梭，随后就把卢梭介绍给大使夫人。包纳克夫人知道卢梭的处境后，就劝他不要跟希腊主教乱跑，要把他留在使馆里，等以后给他找个如意的工作。这样，卢梭的临时翻译，就此划上了句号。大使秘书把卢梭领到一个为他预备好的房间，对他说这里曾住过和卢梭同名的人，希望他将来超过那一个卢梭。卢梭很受鼓舞，认真读了那个卢梭的作品，还给大使夫人写了一首颂诗，不过这种兴趣很快就过去了。
在使馆工作不久，他就发现在这里干不会有多大前途，每一个位置都有人占着，还有等着补缺的。就卢梭的情况，最多能当个助理秘书，但他对此毫无兴趣。使馆翻译无意中说起巴黎有个当上校团长的朋友，想给他在军队服役的侄儿找个助手，觉得卢梭挺合适。卢梭正想另谋出路，又很想去巴黎，自然愿意了。
又是一次长途旅行，而且满怀激动人心的憧憬。巴黎给卢梭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从圣玛尔索郊区进城时，看到遍地垃圾的小路，丑陋污秽的房舍，到处是车夫、乞丐和沿街叫卖的女人。这使他即使在后来看到了巴黎富丽堂皇的景致，也消除不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从此在他内心里蕴藏着一种反感，不愿意在这个城市长久居住下去。在巴黎的工作也不如意。那位上校团长只想让卢梭在他侄子身边做个不挣工资的仆人，卢梭没答应，又找不到称心的工作，身上的钱也花光了。尽管使馆又寄一点钱给他，也难解后顾之忧。他不禁感到绝望，又思念起华伦夫人来。他托人打听到她的一点消息后便离开巴黎，到里昂去找她。在他徒步去里昂的路上，再度给了他新的感受，自然界种种动人的景象使他陶醉于其中，蜂拥而至的灵感又把他带入幻想之乡，竟然好几次走错了路。这一回是为了看一处风景迷了路。走了好几个小时，又饥又渴，就找到一个农民家里，请主人按价计算给一顿饭吃。农民便拿出了撇去奶皮的牛奶和粗糙的大麦面包，说这是他家仅有的东西。卢梭狼吞虎咽，一扫而光还觉未饱。主人经过观察，认定卢梭是个饿极了的迷路人，才打开厨房旁边的小地窖，取出一条上等面包、一块火腿和一瓶葡萄酒，还加了一大盘煎鸡蛋。卢梭心花怒放，美美享用了一顿。饭后交谈时，卢梭才得知农民把好一点的东西藏起来，是怕横行乡里的“税吏”和“酒耗子”们横征暴敛，只有当他们看到你快要饿死了才肯罢休。卢梭看到这个殷实富足的人家，却不敢吃自己用血汗挣来的面包，而只能装出和周围的人一样穷困，才能免于破产。他不禁为农民而叹息：他们的一切劳动果实都成了残忍的税吏掠夺的对象。社会的不公平令卢梭心中十分愤慨，这显然成了他以后致力于探讨人类不平等之根源的最初动因。他后来越加强烈的对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的同情和对压迫他们的人所抱的不可遏止的痛恨，就是从这里萌芽的。到了里昂，卢梭找到华伦夫人的一个女友夏特莱小姐，托她打听华伦夫人的消息，自己就住在里昂等候。此时，他又囊中羞涩，只好省吃俭用，甚至露宿街头，受过流氓的骚扰，受过有钱小姐的戏弄，挨过人家泼水。但就是在这样悲惨的境遇里，卢梭对未来也无丝毫忧虑，一心等待着夏特莱小姐的回音。一天，他在一块大石板上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后，唱着歌向市内走去时，一位教士问他会不会抄乐谱，要会，保证吃住不成问题。卢梭高兴地跟他去了。又一次从山重水复中走出来。
抄完乐谱，夏特莱小姐恰好打听到了妈妈的消息，还带来了去那里的路费，卢梭那种高兴劲就不用说了。他特别感谢夏特莱小姐，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第三章 青年漂泊（之二）
启程回尚贝里，到阔别已久、朝思暮想的妈妈那里，他的心情特别愉快，但他却并不怎么急迫。他的习惯是从从容容地走路，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时而仰望这里的风景，时而俯视那里的小溪，一路徒步而来，很是惬意。1731年年底的一天，卢梭到达了尚贝里，见到了久别的华伦夫人。见面时，她一句话也没说，就拉着卢梭的手，向正在她家的宫廷总管安东尼介绍说：
“先生，这就是我向您说过的那个可怜的年轻人，请您多加关照吧，他值得您关照多久就关照他多久。这样，我以后就不用为他操心了。”然后又对卢梭说：“我的孩子，今后你是国王的人了，谢谢总管先生吧，他给你找到了饭碗。”
卢梭喜出望外，高兴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久，卢梭就去宫廷的土地登记处做了文书。收入虽不多，但是足可以生活得宽裕些，而且通过这个工作，今后还可以找到更好的职位。
卢梭很快就熟悉并且适应了他的工作。经过四五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他终于可以冠冕堂皇地自己挣饭吃了。卢梭这年20岁，又回到了妈妈身边，住在她的家里。这所房子远不如安纳西，没有花园、小河和美丽的田野风景，既阴暗又凄凉。华伦夫人迁到这里，是为了接近皇室，办事方便；离得太远怕被遗忘而取消年金。这所陈旧简陋的房子是财政总监的，华伦夫人为了讨好他，把它租下来，就不会担心年金被取消了。过去不肯帮忙的财政总监还成了她的朋友。卢梭住的房子是这所房子中最差的一间，但因为他整天和妈妈在一起也就不那么在意了。
这里的房子虽然差一点，但家中的布置还和从前差不多，华伦夫人的忠实仆人，克德·阿奈始终和她在一起。阿奈特别喜欢研究植物。他虽然只有32岁，但显得老成，总是一本正经而且相当严肃，华伦夫人有事都和他商量。卢梭比他年轻，他也常常使卢梭避免做一些蠢事而赢得了卢梭的尊敬。华伦夫人很了解她的这个仆人的见解和正直以及他那始终不渝的忠心，她也同样很好地报答了他。他的举止沉着、稳重，态度冷静，谈话简洁得体；感情炽热，却从不外露，但在悄悄地啮啃着他的心灵。这使他做了一件这辈子惟一一件蠢事：有一天，华伦夫人在生气时对他说了一句使他忍受不了的侮辱话，他拿起手边的一小瓶鸦片剂吞了下去，然后就静静地睡下以了却一生。幸好华伦夫人由于心绪不宁在房子里发现了那个小空瓶，她立刻明白了一切，便一边喊着，一边亲自救人。卢梭听到喊声很快跑来，她向卢梭坦白了一切，求卢梭帮助，才使阿奈把鸦片呕吐出来了。目睹了这种情景，卢梭对自己的愚蠢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当他知道她与阿奈的那层关系以前，竟一点也没看出来。他同时又对阿奈的谨慎无限钦佩。当卢梭看到另一个人与她的关系比他与她的关系更亲密时，心里觉得很痛苦；但他一向都把华伦夫人的幸福置于一切之上，他想既然华伦夫人需要阿奈，他也应该使阿奈幸福。阿奈也是那样，他也完全尊重他的女主人的心意，用真诚的友谊对待她选中的朋友。就这样他们三人的世界便保持了长期的和谐与幸福。
在尚贝里开始的新生活，既单纯又愉快。这种稳定的生活环境，使卢梭的性格走向定型，他过去那些杂乱无章的教育也开始系统化。工作之余，他又恢复了读书的嗜好。研究算术、练习绘画、学习植物学，但对音乐更喜好，不久就压倒了一切。
和妈妈一起练习音乐是他最愉快的事，音乐是他们朝夕相处的纽带。一支新曲，只要练习两三次他们就能一起唱下来。有一次俩人在一起弹琴、唱歌，忘记了熬药的事，把药都烧成了黑炭。华伦夫人笑着抓起一把炭末就往卢梭脸上抹了一把。每当这样的时候俩人都非常开心。
华伦夫人也喜欢植物，所以到郊外租了一个栽培植物的园子。园子里还有一个相当美丽的小屋，屋子里放置了必要的家具，还有一张小床，以供他们到这里来时休息。卢梭对这个小屋很有兴趣，特意装饰了一番，放一些书和版画，还做了些不落俗套的布置，以使华伦夫人散步时，给她一个惊喜。他常常一个人来到小屋，这是为了更专心地关怀她，以更大的乐趣来想念她，就像有的人离开情人是为了给情人写信一样。另外，华伦夫人常被一些令卢梭讨厌的家伙包围。他躲进小屋就看不到那些人，避免了烦恼，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念她。
在这期间，卢梭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法国人了。他对文学的爱好，使他对法国的书籍、这些书的作者及作者的祖国都产生了深切的感情。这种感情变成了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战胜的狂热。当时法国向神圣罗马帝国宣战，卢梭很关心战争的情况，法国的每一个小小的胜利都使他高兴，而一看到失利就感到忧虑。他对法国的偏爱是那样的根深蒂固，甚至在他离开法兰西王国以后，政府、法官、作家联合在一起向他进行疯狂攻击，对他诬蔑诽谤已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他的这种感情也没有改变过来，仍不由自主地爱他们。当战争正在意大利进行的时候，法国国内似乎没有一片战争的阴影，到处都在歌唱，作曲家拉摩的歌剧正开始名噪一时，他的音乐理论著作也广为人们所喜爱。其间卢梭有一个月生病不能出门，他就研读拉摩的《和声学》，练了很多曲子。这时一个名叫巴莱的神父来到尚贝里，和卢梭成了好朋友。他是位优秀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羽管键琴，经常给卢梭讲音乐原理。为了训练听力，他建议妈妈每月开一次小型音乐会，她答应了。卢梭就放下了所有的事情，全力以赴筹备音乐会。演出的时候，妈妈独唱，巴莱神父弹琴，另外还邀请了一些人来唱歌和伴奏，卢梭则担任指挥，主持人是一位叫加东的神父。演出很成功，和在洛桑的那一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使卢梭完全沉湎于音乐之中。尔后他以种种理由说服妈妈，同意他辞掉了文书工作，一心投身于音乐。这次完全凭自己的爱好作出的选择达到了愿望，他的音乐水平在当地可以说是鹤立鸡群，招来了不少学生，教音乐挣的钱比他当文书的薪金还多。卢梭现已长大成人，他对华伦夫人的依恋一天比一天加深，只有在她身边才感到快乐，他的心完全被她占据了。不仅她的恩情，她那可爱的性格，而且她的女性、她的容貌、她的身体，以至她的一切方面。华伦夫人也希望她对卢梭的宠爱会给他带来好处，那就是使他摆脱掉因成年后那些不可避免的危险，使他能够保全自立和守住本分。
这时候，卢梭因为教音乐经常出入于几个女学生的家门，有两位女学生的母亲因为对卢梭过分关心，引起了华伦夫人的忧虑。她认为她们另有所图，应当对卢梭加以适时的保护，以免陷入他的年龄和地位可能使他遇到的陷阱。于是便采取了任何女人也想不出来的奇特方式。
她邀卢梭到郊外的小园子里散步。她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使他从心灵上接受她要给他的恩情，但她不像其他女人用巧计和调情来达到目的，而是用充满感情和良知的话语来诱导。这些话语刺激感观的成分少，感动心灵的成分多。他明白她的意思，便不能听她说话，只顾想她的人了。她那做事有系统的习惯，使她总是要耗费心思去说明她的条件；而卢梭一看出好处，连什么条件也不听就满口答应了。她却天性古怪，在这种协议上还给他8天的考虑时间。卢梭对好事的到来既渴望又害怕。他体质强壮，又正值贪恋异性的青春期，想象、需要、好奇心交织在一起，使他欲火中烧。
但在等待占有一个非常爱慕的女人时，对于青春的第一次欢乐，他为什么有些恐惧呢？因为五六年来，张口妈妈闭口妈妈叫得太多了，总是以儿子的态度对待她，这就是他渴望中还有些害怕的原因。
等待的日子终于到了。卢梭第一次投入女人的怀抱。他异常欢乐，但又感到犯了罪似的惊慌不安。他有两三次把她紧紧抱在自己怀里的时候，泪水浸湿她的胸脯。而她既不忧伤，也不兴奋，只有温存和平静。她不是一个纵欲的女人，她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卢梭摆脱那些几乎不可避免的女人纠缠的危险。卢梭和华伦夫人关系进一步密切，连仆人阿奈也察觉到了。但他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非常谨慎的人，一点也没有显露出来，甚至把他俩看成应该宽恕的孩子；而他们则十分尊重他。于是他们三个人仍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组成了世界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集体。吃饭时如果缺了一个或是有外人参加，就会感到很不正常。华伦夫人也极会筹划，整天都不让他们闲着没事干，在忙碌中也就避免了相互之间的厌烦。这微妙的三个人的世界，很快就不存在了。有一天，阿奈到阿尔卑斯山中采集名叫白蒿的稀有植物时，不幸得了肋膜炎。尽管白蒿就是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还有名医格洛希的诊治，以及华伦夫人和卢梭的精心照看护理，但他还是经过5天的痛苦挣扎后死去了。
这对于华伦夫人来说，不仅给她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还带来物质上的损失。阿奈是一个精明而谨慎的青年，他维持着女主人家里的一切秩序，大家怕他那双机警的眼睛而不敢过于浪费，就是妈妈本人也因为怕他的指责而竭力克制自己那喜欢挥霍的习惯。他一死，家里变得杂乱无章，收支也越来越不平衡。而对卢梭来说，阿奈的死使他失去了一个忠实的朋友，还使他准备投身于植物学的计划破灭，因为卢梭原本打算在这方面要依靠阿奈给予帮助的。
阿奈去世后，出于对妈妈的负责，卢梭想接替阿奈管理家务的担子，但是没有成功。因为他既没有那种能力和影响，也没有那种兴趣。他还想尽办法努力学习音乐，为的是预防将来家中破产断炊的时候，能够靠自己挣钱养活妈妈。但也没有成功。
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如年轻绅士孔济埃先生。他是萨瓦的绅士，为了学习音乐而找到了卢梭。他们兴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孔济埃先生音乐没什么天赋，在文学和哲学上却颇有见地。当时伏尔泰和普鲁士王太子的通信正名噪一时。他们常常谈起这两位著名人物，还一篇不漏地把伏尔泰所发表的文章都读了。卢梭对伏尔泰的作品极感兴趣，这引起他要学习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于是竭力模仿这位作家文章的绚丽色彩。伏尔泰的文章有力地吸引了卢梭去探求新知识，培育了在他头脑中开始滋生着的文学与哲学的萌芽。但这时，卢梭还没有真正进入完全献身于知识的阶段。他仍是东奔西走，碰到什么就读什么，不知道一定要干什么，不断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卢梭在尚贝里认识了一位物理学教授，对他的小实验产生了兴趣，他就想学着用教授的办法制造密写墨水。结果瓶子爆炸了，伤了眼睛，一个半月后才恢复了视力。
卢梭感到身体越来越不好。他体格本来不错，又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却一天天衰弱下去，经常气短、心慌、发烧不退，甚至吐血。衰弱的身体也影响他的情绪，使他那好作奇思异想的热情冷淡了下来。病态的敏感代替了激情，常常无缘无故地叹息落泪。他觉得没有享受人生的乐趣，自己的生命就要逝去；又想到可怜的妈妈就要陷入破产的境地，不觉心中十分难过。他的心灵在呼唤：“上帝呀，我这一生经历了多少人间恨事，经历了使我生活动荡不安的多少风暴，以至生命对我来说简直成了负担，但愿结束这一切的死亡来临的时候，它会像当年一样，不会让我感到更大的痛苦吧！”
温柔善良的华伦夫人见卢梭病成这个样子，心疼极了。她日夜看护，细心照料，终于使他起死回生。他俩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生命仿佛糅合在一起了。
卢梭的精力并未复原，胸部有时还疼痛，身体软弱无力。住在这所阴暗凄凉的房子里，卢梭总也打不起精神。为了使他早日康复，让他能喝上新鲜牛奶，华伦夫人决定搬到乡下去。而为了保住年金，这所破房子也不退。
他们在尚贝里旁边的沙尔麦特村找到了一所很漂亮的房子。它坐落在半山腰上，山谷有一条小溪，不远处还有一眼清泉；房前有花园，上面是葡萄园，下面是果树，对面有一片栗树林。对卢梭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1736年夏末，他们住到这里。第一夜在那里睡下时，卢梭异常兴奋，他抱着可爱的华伦夫人，激动得睁着热泪盈眶的双眼对她说：“啊，妈妈，这真是最幸福最纯洁的住所啊！”妈妈的真诚和善良，使卢梭得到了许多宽慰，加上美丽的田园风光，还有饲养家畜，收获水果，给生活增添了平静和幸福的成分，使他的精神一天天地好起来。
到了冬天，卢梭和华伦夫人告别了可爱的沙尔麦特，回到城里。回城后，卢梭不再教音乐，对娱乐和社交也失去了兴趣，整天只和华伦夫人以及医生萨络蒙先生在一起。萨络蒙是个正直而有才华的人，对于宇宙法则有着相当明智的见解。卢梭认为听他那些富有教益的有趣的议论，简直比服用他所指定的那些药剂更有益。为了更好地理解萨洛蒙先生所谈的话题，卢梭开始寻找与之有关的书籍，主要是能把科学和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的论著，他碰巧弄到了一本拉密神父写的《科学杂谈》，反复读了上百遍。卢梭觉得好像有一种力量把他逐渐引向了研究学问的道路上，他勤奋得也好像要永远活下去似的。这样做别人认为对他身体有害，他却感到有益，既有益于心灵，也有益于身体。这样读书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使他不再考虑自己的那些疾病，痛苦也就因此而减轻了好多。这就是卢梭走上献身学问的独特之路。在健康不佳的时候，他把努力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看成是件美事。即使去另一个世界，他感到惟一的需要，就是带足够的知识去。所以他不顾一切地积累知识。不久，他又开始出门，读遍了附近沙布尔书店里的书，还选购几本，准备带到沙尔麦特去阅读。积雪刚刚开始融化，他就迫不及待地返回沙尔麦特。在乡下除了做一点照料鸽子之类的事情外，他还继续读书，并且摸索出更有效的学习方法。
起初他认为，要将一本书的内容融会贯通，就必须具有书中所涉及的一切知识。因此，每读一本书，就得查遍好几个图书馆，他终于感到事倍功半，转而采取相反的方法：先就某个知识门类单独加以研究，一个一个分别研究下去，直到它们在某一点上汇合起来，即在那里对各门知识进行综合。卢梭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经验，这帮助他走上了正确的学习方向。他先对所有门类来一个初步了解，这可以试探一下自己的天资，也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最适合研究哪门学问。这样一来使卢梭克服了只要用功的时间稍稍一长就感到疲倦，甚至不能一连半小时集中精力于一个问题的坏习惯。现在他改为连续研究几个不同的问题，这样做以后即使毫不间断，他也能轻松地一个一个地寻思下去。一个问题就可以消除另一个问题所带来的疲劳，而不用休息脑筋了。这样对知识交替地进行研究，使他获得了更好的学习效果。
当然，他还是劳逸结合的，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日出以前，他就起床散步，沿着邻近果园的一条小山路，一直走到尚贝里，边走边为他心爱的女人祈祷；回来的时候，他总是绕一个大圈子，以兴奋的心情观看周围的田野。他还从远处眺望妈妈的窗口，如果百叶窗已经打开，他就赶紧跑到她的床前去拥抱还处在半睡半醒状态中的妈妈。这种拥抱使他感到既甜蜜又纯洁。用过早餐后，他和她还要畅谈一两个小时，然后卢梭便开始读书。
一个时期，卢梭所看的是一些哲学书籍，如安东·阿尔诺所著的《逻辑学》，洛克的论文，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笛卡尔的著作等。不久他发现这些人的著作总是互相冲突，想把它们统一起来，却弄得头昏脑胀也毫无结果。这以后，他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效果很好，那就是每读一个人的著作时就拿定主意，完全遵从作者的思想，不掺入自己意见，不和作者争论，先在自己头脑中储存一些思想，等头脑里装满以后，再加以比较和选择。这样做了好几年，果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
后来他又转而学习几何学和代数学，以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和掌握要领之间的联系。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拉丁文，终于达到了能够轻松愉快地读一些拉丁文著作的水平。他读书成癖，无论到鸽棚、菜园、果园或葡萄园，总是随身带着书，干活的时候，几乎像傻子似的，嘴里不断在嘟哝和默诵些什么东西。
卢梭忙于研究学问，过着最纯净的读书生活，但由于他的神经过敏症并未好转，在安适、宁静的生活中情绪也不平静。他读了些生理学，就开始琢磨自己的身体构造和各部分的机能，经常感到某个地方出了什么毛病，甚至认为自己心上长了一个肉瘤，并想方设法来治好它。他听说蒙佩利埃有个叫费兹的医生治好过这种肉瘤，就决定前往治疗，妈妈也鼓励他去。卢梭乘马车前往蒙佩利埃路上，结识了同路旅行的拉尔纳热夫人。她主动引诱卢梭，使他一度陷入情网，忘掉了一切，包括自己的病，也包括华伦夫人和沿途风景。只是在和她分手后，他才去莫朗市参观加尔大桥。此桥是古罗马人的一个宏伟工程，建在荒野之中。面对这个气势磅礴的建筑物，卢梭感到自己的渺小。到尼姆时，卢梭还参观了罗马竞技场。这一段激动人心的旅途使他的郁闷症完全好了。到了蒙佩利埃，他才想到治病的事。费兹医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只说他神经方面有点问题。住了大约两个月，病情未见好转，只得离开蒙佩利埃。
回到何处？卢梭脑子进行激烈的斗争，因为妈妈和拉尔纳热夫人都来了信，后者催他去同她一起生活。最后，他想到善良而又温存的妈妈为了自己已经负了不少债，内疚之情终于占了上风，他踏上了返回尚贝里的归途。
归途中，他设法通知了妈妈。以前每次和妈妈重逢时，都像节日一样欢天喜地，所以离家越近，他的心跳得越厉害。可是走近家时，门前、窗口、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卢梭心慌了，怕出什么意外。急忙走进屋里，佣人们都在厨房吃点心，一点也看不出是在等待他的样子。他上楼看见他深爱着的妈妈，马上扑倒在她的脚下。“啊！你回来了，我的孩子。”她拥抱着卢梭说，“你一路上好吗？身体怎么样？”卢梭感到这样的问话与已往重逢时有些异样，这时才往意到旁边还有个年轻人。他动身以前见过这个人，现在好像住在这里了。卢梭顿时感到，自己在家中的位置已经被这个人占据了。这人叫温赞里德，是华伦夫人同乡、理发师。他以这个职业奔走于上流社会，如今来到了夫人身边。夫人本来好客，又是同乡，自然热情接待。
此人言谈庸俗、粗鲁，但干起家务琐事来十分热心、勤快，并担负起了监督雇工的责任，使夫人产生了好感，认为他是帮助自己料理农活的宝贵人才。所以她有意要把他拴在身边，并坦率地向卢梭说明他们之间的一切。得知此情，卢梭感到突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所设想的幸福的未来，顷刻间化为乌有。卢梭从少年起就把自己的生命和她联系在一起，现在第一次感到了被抛弃的孤独。妈妈劝说卢梭，说他什么也不会失去，她对他的爱丝毫也不会减少。她竭力让卢梭明白，他的一切权利都没有改变，只不过同另一个人分享而已。卢梭泪如雨下，跪下来搂住她的双膝说：“不，妈妈，我太爱你了，决不能使你的品格受到损害，占有你，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我不能同别人分享……我宁愿去死，也不肯享受足以贬低我所爱的人的品格的那种快乐。”卢梭决定实践自己对妈妈所说的话，从那时起，他就只用一个真正儿子的眼睛去看自己所热爱的这位妈妈。通过学习而培养起来的和善心肠，也使卢梭去宽待那个年轻人，像阿奈过去所做的那样。而温赞里德却不领情，认为他是个学究，只会空谈，所以对卢梭很冷淡。
不久，这个年轻人竟成了一家之主。卢梭必须在他面前做出恭顺和惟命是从的样子，不然，他就会去责备妈妈，这样会令卢梭更加难过。妈妈对卢梭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他们之间越来越疏远，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推心置腹的亲密关系了。卢梭在痛苦了一段时间之后，决定离开夫人的家。夫人也欣然同意，并托朋友在里昂给他找到一份工作——到马布利先生家做家庭教师。
马布利先生家有两个孩子，大的八九岁，聪明活泼，但也浮躁贪玩；小的性格固执，什么也学不会，像个傻瓜。卢梭教他们感到很吃力。从知识上，做家庭教师胜任有余，但他缺乏耐心，当学生听不懂他的意思时就气得发狂，如果他们表现出不听话，就恨不得把他们杀死。这样一来，学生不仅学习进步不大，性情也变得越来越坏，特别是那个小的，常常把卢梭气得火冒三丈。
由于未能胜任自己的工作，马布利先生又不主动辞退，卢梭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如受煎熬般地干了一年，沙尔麦特的生活片断不时浮现在他的脑际，他便不顾一切地放弃了这项工作，一路飞驰，带着满腔热情回到家里。妈妈仍以无可挑剔的好心接待了他，但他很快就感到，以往的那种幸福已经永远失去了。卢梭又一次陷入迫使他出走的境况之中。
卢梭仍然深爱着妈妈。看到她越来越差的经济状况，十分担心她的前景。自卢梭走后，那个新管家好讲排场，尽情挥霍，致使她的年金超支，还未到手的收益也作了抵押，欠下很多房租，债务越来越多。为了不让妈妈陷入绝境，卢梭设想种种挣钱方法，但他知道，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学识和才华在文坛立足，转而想到他一直没有放弃过的音乐。这些年他在研究记谱法上有所创新，即用数字来记录乐谱，使记谱变得既简易又准确。这项成果如果能被推广使用，他想肯定能得到一大笔钱，它完全可以拯救妈妈。
怀着这样的热望，卢梭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动身离家，奔赴巴黎。
第四章 而立之年的追求和挫折
1742年7月，卢梭带着他的乐谱方案来到了巴黎。这时他已经30岁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虽然动荡不安，却也充满甘甜，而从现在起，他就要进入另一种生活了。卢梭途经里昂时，拜访了几位老朋友，通过他们又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好几位朋友都给他写了到巴黎可能用得上的介绍信，其中包括给博茨先生的信，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到巴黎后，卢梭首先拜访博茨先生，受到热情接待。在那里，经介绍又认识了雷奥米尔先生，他和学士院关系密切。卢梭向他谈了自己的方案，雷奥米尔先生写了建议书交给了学士院，并约定了进行答辩的日期。
卢梭对这些门外汉们的简单断语很不服气，后经拉摩先生的分析他才心服口服。他说卢梭那些记谱符号很有价值，它们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示出来，这是普通的记谱法办不到的。但它的坏处在于不直观，必须用脑子去想一个一个数字的音值，不像普通记谱法那样一眼就能看出音的高低和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进程，而脑子想的速度总跟不上演奏的速度。卢梭觉得这个反对意见是无法反驳的，立刻就接受了。
为了他的记谱法，卢梭多次拜访审查委员和其他院士，从而结识了巴黎文坛一些杰出的人物。不过他现在还顾不上别的，一心要修改好他的记谱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把他论文式的记谱法改写成一部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又托人找到了出版商，以《现代音乐论》出版了。但书的销路很差，他一文未得，还事先拿出了出版税。卢梭耗尽心血，指望名利双收的梦想破灭了。
受到这个打击，卢梭好像并不悲观失望，反而放松了自己，呈现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态。他手里的生活费要花光了，仍把那种懒散而孤独的生活过得那么安适和愉快。每天散步、背诗、唱歌、读一些名人的集子，还常到咖啡馆里下棋，甚至想在这一行里显显身手。
他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只是偶尔去文学家马里沃或马布利神父家看看，在那里他认识了狄德罗。狄德罗和卢梭年龄相仿、爱好音乐，也懂得乐理，音乐是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有时狄德罗还谈自己的写作计划。他们就这样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维持了15年。
在卢梭处于困境仍无动于衷时，一位名叫卡斯太尔的神父提醒了他。他对卢梭说：“既然音乐家们不跟你同调合拍，你就改弦更张，去看看太太们吧，也许在这方面你容易成功些。我已在伯藏瓦尔夫人面前提起过你，你就凭我的介绍信去看看她。她是一位好心人，我想她见到你时会很高兴的，而且你在她家里还会见到她的女儿布洛伊夫人，她是个才女。我还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谈到过你，她就是杜宾夫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带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你，她会热情地欢迎你的。在巴黎，什么事都要靠女人；女人仿佛是些曲线，而聪明的男人就是这些曲线的渐进线……”
这些肺腑之言，使卢梭鼓起了勇气去拜访伯藏瓦尔夫人。她对卢梭很热情，她女儿布洛伊夫人夸奖了他的记谱法，还邀请他共进午餐。同桌进餐的还有拉穆瓦尼翁先生。他们都讲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话，卢梭不敢卖弄聪明，只好一言不发。饭后，他想趁机露一手，便把放在口袋里的一首诗，拿出来高声朗诵给他们听。这首诗本来就不乏热情，他朗诵时更加热情洋溢，结果使他们都感动得流了泪。卢梭感受到了他们赞赏自己才华的目光，心中非常痛快。为了指导卢梭的社交活动，布洛伊夫人还送给他一本新近出版的书，告诉他可以将这本书当作良师益友，将来在社交场合中就会举止自如了。自此，卢梭和他们一家结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
卢梭还拜访了杜宾夫人。他去拜访这位名门闺秀时，她正在梳妆，胳膊赤裸着，头发蓬松，梳妆衣也随便披在身上。见到这般情景，她又是当时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难怪让卢梭一见钟情。杜宾夫人翻阅他的乐谱后，就和他一起弹琴唱歌，饭后告别时还答应让他再来看她。而他后来差不多天天往她家跑，感到有一肚子话要向她倾诉，又怕冒犯了她而失去她的欢心，最后壮着胆子写了一封抒发倾慕之情的信。她把这封信压了几天后又退给了他，还以冷若冰霜的语气责备了几句，卢梭从此再也不敢做杜宾夫人的美梦了。
这样的梦可以不做，但生活还得进行。一天，卢梭去看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萌生了自己创作歌剧的念头。他本是一个推崇别人本领、对自己的才能缺乏信心的人，可他听了这部歌剧后，却认为它缺乏热情，毫无创意，甚至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创作出比它好的作品。
他也想到，一些艺术家把歌剧创作说得神乎其神，自己也曾有过两次尝试都付之一炬了。但这次，适值他生病躺在床上，想着想着就产生了创作冲动，在发烧情况下就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还有一些即兴之作。他决定独立创作一部歌剧，连词带曲一起写。
动笔之前，他构思出了全剧的提纲。计划在一出英雄芭蕾舞剧里，以各自独立的三幕分别写三个不同的题材，每个题材配以性质不同的音乐；每个题材都是写一个诗人的爱情故事，所以他给这部歌剧命名为《风流诗神》。
第一幕乐曲刚劲，演塔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叙事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作者）；第二幕乐曲缠绵，演奥维德（拉丁诗人，《变形记》的作者）；第三幕乐曲欢快，演阿那克瑞翁（希腊诗人，作品多歌颂醇酒和爱情）。卢梭满怀激情投入了第一幕的创作，也第一次尝到了作曲的快乐。
那天晚上，他本想在歌剧院度过，刚走到大门口，突然间一股创作激情似潮水般涌上心头，他赶紧把买票的钱装进口袋，跑回住处关紧房门，拉上窗帘，躺到了床上。他的整个身心已沉醉于诗情乐兴之中，七八个小时就把第一幕的绝大部分构思出来了。创作中，他仿佛自己就是主人公塔索。对塔索和斐拉拉公主的爱情描写，使他度过了妙趣无穷的一夜，比他自己真正在公主怀中度过还要幸福。
可惜，这种幸福没有持续多久，更没有个结果就半途而废了。
布洛伊夫人有一个朋友的弟弟蒙太居先生，被委派到法国驻威尼斯的大使。他正在物色一个秘书，夫人便介绍了卢梭。经过几番周折，卢梭于1743年7月到达了威尼斯。一到使馆，就有一大堆公文等着他处理。卢梭乍一看，以为是多么困难呢，可他很快就发现，那都是些很简单的事儿，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密函全部译出来了。卢梭来之前，蒙太居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也写不通顺。卢梭一来便成为大使得力的助手，得到赏识，不久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头衔——威尼斯法国大使馆秘书。卢梭意识到责任的重要，就尽量以无私的精神去做好一切事情。他很细心，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把属于他基本职责范围内的事，自始至终都办得很有条理，只是在被迫匆忙翻译密码时出现过几个错误。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还是任何别人，对他的工作都从来没有指出过一点疏漏之处。这对卢梭来说，干得这么出色还是头一次。
有一次，法国国王聘请当对已十分叫座的女演员科拉丽娜姐妹及其父维罗奈斯去巴黎演出，可他们收到2000法郎的旅费后，却跑到威尼斯圣吕克剧院来演出。热弗尔公爵以侍从副官长的身份写信给大使叫找他们父女。卢梭看信后，托人去找圣吕克剧院老板、贵族徐斯提涅尼，要他解雇维罗奈斯，没有办到。卢梭很生气。当时正值狂欢节，他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坐着挂有大使徽号的平底轻舟，赶到了徐斯提涅尼的公馆。在门口叫人通报说一位戴面具的女士来求见，他一被人引进去就摘下面具，说出了真实姓名和身份。那位贵族顿时面色惨白，不知所措。卢梭以威尼斯的习惯对他说：“先生，我来打搅阁下，很抱歉。但是在你的圣吕克剧院里有个叫维罗奈斯的人，他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服务了，我们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是没有结果。我来此是以法国国王陛下的名义向你要这个人的。”他说完刚一转身，徐斯提涅尼就跑去把情况报告了承审官员，挨了一顿臭骂。维罗奈斯当天就被辞退了，只好匆匆赶往巴黎演出。
还有一次，卢梭解决了一位商船船长的困难。那位船长是马赛人，叫奥利维。他的船员跟共和国雇佣的斯洛文尼亚人吵架，动武违法，船被扣留，限令除船长外，任何人不准上下船。这种处分严厉得让人怀疑其真正动机。船长请求大使帮忙，大使不予理睬，他又去找领事，领事推说与商务无关，也不管。船长又找到卢梭，经过交涉，仍无效果。一向正直的卢梭见正规的交涉不行，就采取了非正规或者说“狡猾”的办法：按规定，大使馆的公文不能拆开检查，卢梭发现他们的公文常在威尼斯被拆检，因为几次报上的消息，都是一字不改地照抄法国大使馆的公文。卢梭这次要利用威尼斯官方拆检法国大使馆公文的好奇心来吓唬他们一下。他故意把扣船事件这一挟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里，让敏感的威尼斯官员不得不释放被扣的船只。如果等到朝廷复示后再去办交涉，船长可能早就破产了。
在处理这些事情上，卢梭初步显示出他的外交才干，受到使馆同行及了解他的人的夸奖。卢梭希望凭着良好的成绩，获得更好的任用。
一天，卢梭收到一个从国王驻维也纳代办樊尚先生那里发来的重要情报，等大使签署已经来不及了，就立即办理。当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向那不勒斯进军，加日伯爵在紧急转移阵地。情报说，有一个面貌特征如何如何的人正由维也纳动身，要从威尼斯经过，潜入亚不路息地区，负责在那里煽动民众，于奥军到达时里应外合。卢梭把这份情报直接发给了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洛皮塔尔侯爵。情报转得十分及时，波旁王朝之所以能保住那不勒斯王国，与卢梭这个行动有密切关系。然而，卢梭出色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好报。大使蒙太居是个品质恶劣的人。那一次他不在岗，卢梭及时处理了重要情报受到上面夸奖，大使认为这种夸奖有责备自己的意思，所以对卢梭深为不满。工作越久，卢梭的尽职尽忠就越遭到大使的嫉恨，但他又不能辞退卢梭，因为很难找到像他这样能干的秘书。结果只能是既要留他，又要整他。卢梭看到自己的一切勤劳都是白费，继续在使馆工作只有不快和不平，便愤然离开了使馆。这个行动受到了一些同行的欢迎和尊敬。蒙太居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像个疯子，他竟然不顾体统，给参议院写了一个备忘录，要求逮捕卢梭。卢梭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改变了原定第三天动身的计划，决定再待15天。大家都赞成他的做法并受到了社会上的一致敬佩；参议院转告他不必顾虑一个狂人的行动，在威尼斯愿住多久就住多久。
卢梭在友人的帮助下凑足了路费，回到了巴黎。他很决就发现巴黎有许多人对大使的荒唐行为十分不满。但是，尽管威尼斯的公众有几乎一致的呼声，卢梭也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但他却得不到任何公平的处理。惟一的理由是他不是法国人，无权受到保护。
卢梭的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他的心灵深处撒下了愤慨的种子，无声地声讨着眼前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他感到在这种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在破坏一切秩序，只不过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以官方权力加以认可而已。
卢梭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和努力，一个个地落了空，难免要为自己坎坷的命运而愤慨，但他并不后悔。他决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自己独立生活，发挥自己的才能，再闯出一条生活之路来。
他又搞起了因赴威尼斯任职而中断了的歌剧创作来。为了避免干扰，他住进了地处僻静的圣康坦旅馆。这个旅馆的女主人是奥尔良人，她雇佣一个同乡的女孩子，名叫戴莱丝·勒·瓦瑟，二十二三岁，良家出身，专做缝缝洗洗的活。戴莱丝的父母没有工作，和她一起来到了巴黎，靠她一人劳动养活。
卢梭很喜欢戴莱丝的淳朴风度，尤其是她那活泼而温柔的眼神。她也和女主人一样和他们同桌吃饭。旅馆里还有几个教士之类的房客，这些人中，只有卢梭一人举止言谈比较文明，别人逗那个姑娘时他就护着她，结果招来了不少讽刺，戴莱丝眼里也流露出明显的感激之情。他们不久就变得心心相印了。她觉得从卢梭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而卢梭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多情、质朴、而又不爱俏的女子。卢梭向她表示永远不会抛弃她，但也永远不会和她结婚，她表示理解和同意。戴莱丝担心卢梭在她身上找不到女人的童贞会生气，所以在以身相许之前总是心神不宁，欲言又止；卢梭却因此产生了误解，以为她有性病。最后她向他哭诉了她刚成年时因无知和诱奸者的狡猾所犯下的惟一的一次错误。卢梭一听便高兴得叫起来：“啊！我的戴莱丝，我不想找我根本找不到的东西，却占有了诚实而健康的你，我太幸福了。”
从戴莱丝那里，卢梭感到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在失去华伦夫人之后他重新得到了家庭的温暖。他觉得戴莱丝的爱，是上天给他的因诸多幻想的破灭而造成的空虚心灵的慰藉。他也发现了戴莱丝最大的缺点。她不会阅读、不会数钱、不会算账，说话有时词不达意。他有时想补救一下，帮她增长知识，但无济于事。可是，这样一个迟钝的人，在卢梭困难时期，却又是个很不错的参谋。卢梭后来在瑞士、英国和法国所遭遇的大灾大难中，她表现出了令人佩服的先见之明，给他出了不少好主意，把他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和操守，使卢梭为此骄傲。
卢梭深爱戴莱丝，他感到在自己所爱的人的身边，心灵和智慧得到了充实，增强了生命的活力。这种幸福感使他把任何消遣都看作是多余的，除了戴莱丝的家以外，他哪里也不去。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大大有利于他的工作，不到几个月的工夫，他那部歌剧的词曲就全部完成了。
不过，要把这部歌剧推向社会，并不那么容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乐手和演唱人，请当时的“权威”拉摩先生来鉴赏。这位权威认定不是科班出身的卢梭不可能作出好曲子，即使歌剧中有精彩的部分，也是抄袭别人的。尽管权威定了调，还是有人十分欣赏卢梭创作的音乐，鼓励他继续修改其中的一幕，修改好之后准备推荐到皇宫里去演奏。但卢梭还没有整理完自己的剧本，又被另一项工作拉过去了，就是参加修改他过去十分崇拜的大作家伏尔泰创作的歌剧《纳瓦尔公主》，准备在凡尔赛宫开音乐会时演出。歌剧《纳瓦尔公主》是伏尔泰和拉摩合作的产物，宫廷急于修改后在庆祝会上演出，而当时原作者因正在投入新剧创作都不在巴黎，听过卢梭歌剧试演的黎塞留公爵赏识卢梭的才华，就举荐卢梭去担当修改重任。卢梭接受后，为了取得原作者的认可，首先以恭敬的口吻写信给伏尔泰求其指点，伏尔泰知道有公爵推荐便很快回了信：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两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幸。专复即颂。
卢梭收到复信后（这大概是卢梭第一次直接和伏尔泰打交道，也是伏尔泰和卢梭打交道中最客气的一次了。），就大胆而又谨慎地进行修改创作。他那尽心尽力，决不能辱没两位高手的心情和努力是可想而知了。可是，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又有人从中作梗，说他的曲子还须修改，而且要请教先前和他过不去的那位权威。受到如此对待，卢梭气得七窍生烟，一下子病倒了，整整6个星期出不了门。当歌剧演出时，音乐爱好者们都很满意卢梭谱写的部分。后来。卢梭得知他之所以遭到那位权威和他的保护人的憎恨，是因为那个音乐圈子排斥外人，尤其卢梭还是日内瓦人，就更不容他和那位权威竞争了。在艰难处境中的卢梭，这时又得到一个消息：他父亲去世了。以前，卢梭把母亲遗产的一部分留给父亲享用，算是尽了一点孝心。现在，用不着再为父亲担忧了。他决定接受那笔遗产。他把一部分钱寄给华伦夫人，从她的来信中知道她生活越来越窘迫，其余的钱和戴莱丝共享。只是为人狡诈的戴莱丝母亲知道有这笔钱，就把全家七八口人都找来住在一起，很快就使卢梭的生活又拮据起来。
为了摆脱困境，卢梭想出售剧本，但无人购买；他又设法排演，但又没有演出机会。卢梭只好放弃这方面的努力，转而给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做秘书，收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这时，戴莱丝有了身孕，卢梭想到养育婴儿会增加很大困难，又觉得这种境况有了孩子也会很尴尬，所以说服戴莱丝，按照巴黎当时盛行的风气，孩子出生后就送到育婴堂去了。第二年又送了一次。后来，此事遭到许多非议，但卢梭觉得当时只能如此。
在这一段平淡的生活中，卢梭又结识了一些后来影响他的命运的人。有一位埃皮奈夫人和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即以后的乌德托伯爵夫人），后者对卢梭进入文坛起了很大作用。他还和狄德罗和孔狄亚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人每星期都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商定出一个期刊，定名为《笑骂者》，由卢梭和狄德罗执笔。为此他又认识了达朗贝，他们都在着手编《百科全书》，卢梭应约撰写音乐部分。后来《百科全书》工作因狄德罗被捕入狱而中断。卢梭同情狄德罗的不幸遭遇，为营救他而四处奔走。
第五章 在征文中一举成名
1749年初，狄德罗因他的《论盲人书简》中几句涉及到私人的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
卢梭得知狄德罗已获得了部分自由，可以在范塞纳监狱的房屋和园子里活动，还准许接见朋友，恨不得立刻奔去看他。因为杜宾夫人家有要事拖延了两三天，急得他如同等了三四百年！终于可以脱身了，卢梭跑到了监狱，刚进们就大叫一声，猛地抱住了狄德罗，呜咽着泪流不止。狄德罗很受感动，对旁边的一位教士说：“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样爱我。”卢梭发现狄德罗因坐牢受到很大刺激，很需要朋友陪伴他、安慰他，所以他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有时和狄德罗妻子一道去，陪伴他度过整个下午。
1749年夏天，特别炎热，到监狱有好几里路，卢梭手头拮据，只能步行去看望狄德罗。他随身带着一本书，以便走累了时消遣。有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在路上边走边读，突然看到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公告，征文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一看到这个题目，卢梭头脑中那些长期孕育的许许多多富有生气的思想潮水般地涌来，他兴奋到了极点，以致感到窒息，便倒在附近的一棵树下，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度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衣服的前襟已被泪水湿透了。当时，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心中的闸门被打开了，无数思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
一到范塞纳，狄德罗就看出了他近乎发狂的激动情绪，听他说明原因后，便极力鼓励他把思想发挥开来，写出文章去应征。
卢梭听从了狄德罗的建议，开始着手撰写征文。第一次写这样的论文，使他颇费周折。在那些不眠之夜里，他总是闭着眼睛在床上想，文章的段落词句在脑子里逐渐明晰，然后又翻来覆去地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可是等他起床后准备下笔写到纸上时，想好的内容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请来戴莱丝母亲充当临时秘书，每天早晨卢梭就躺在床上把夜里想出来的文章口授给她记。这样，一直持续了很久才把文章写完。
卢梭的应征论文题为《论科学与艺术》。他从研究人类发展史着手，从人类的良知觉醒时期开始，分别叙述了东西方古老帝国及欧洲的兴起，论述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变化，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的、自然是美好的，科学艺术的发展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只是造成社会道德的堕落和种种罪恶。
初稿写成后，拿给狄德罗看。他读后很满意，同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卢梭这第一篇论文具有热情洋溢、气魄宏大的特点，但逻辑性和论证方面显得逊色一些。卢梭认真修改后就把文章寄了出去。这是名不见经传的卢梭寄出去的一个希望，他除了狄德罗和因为音乐爱好一时过从甚密的格里姆以外，跟任何人都没说过。
在此期间，弗兰格耶先生和杜宾夫人给卢梭加了薪，他和戴莱丝在朗格道克公寓单独租一套房子住，不久戴莱丝父母也搬过去了。他和戴莱丝经常手挽手、肩并肩到郊外散步，遇到小酒店还要进去喝两杯，生活有滋有味。在家里晚餐时，常把窗台当桌子，边吃边观赏外面景物，看着过往行人，呼吸新鲜空气，体味着无穷的乐趣，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1750年，卢梭在平静而美满的生活中已经淡忘了自己写的那篇应征论文，突然听说中了头奖，使他又回想起那篇文章中阐述的观点。他认为，人如果赤裸裸地像野人一样，生活就会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而科学、艺术和文学所制造的欲望给人类带来束缚。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虚幻的，其效果是危险而有害的。它会使人游手好闲，怠惰奢侈，从而引起风尚解体和趣味腐化，它削弱了人的战斗品德，破坏德行。为此，卢梭引用了古埃及的传说，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发明了科学。这篇论文，蕴含着卢梭以后的一些思想，如“天赋人权”说和“自然状态”说的萌芽，还表现了他早期的反封建思想，对18世纪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下上层社会的虚伪与腐朽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指出当时的社会是建筑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贵族阶级的豪华生活是以人民的贫困为前提的，文化是为腐朽的贵族阶级服务的。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所见到的，只有压迫和苦难。他把文明社会和自然状态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人天生是自由平等的，但文明社会却处处没有自由，没有平等。在文明社会中，由于科学、艺术和文学同财富和奢侈密切联系在一起，它不但无助于敦风化俗，反而会伤风败俗。他痛斥贵族的富有、奢侈和腐化，赞扬劳动者的淳本和美德。在他看来，奢侈无不与科学艺术相伴而行，无不与善良的风化和德行背道而驰；与其有知识或科学艺术而无道德，还不如有道德而无知识或科学艺术。卢梭这种完全否认科学艺术的观点是偏激的，缺乏全面分析的。但他在谈论科学艺术的背后，揭露了贵族、富人的奢侈生活是法国社会罪恶的根源，而且在人们普遍对科学与艺术持乐观态度的时候，看到其负面效应，多少可唤起人们的一些警觉，是有积极意义的。
《论科学与艺术》，以其论点新奇、论证有力、文笔优美而获奖后，卢梭的名声大振，很快成为法国文坛上风靡一时的著名人物，这也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感到自己童年时代被灌输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起作用了，从而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欲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因此，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放弃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而献身于思想的自由创造。正当卢梭因论文获奖而激发起他对人类的诸多问题进行沉思并可能由此孕育出新的佳作时，戴莱丝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卢梭仍旧给送进了育婴堂，后来的两个也作了同样处理。这件事受到了别人的指责，卢梭的看法是：把孩子送给国家教育，将来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是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这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应该做的事，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一种做法。
不迫求财富，但也要维持生活，卢梭还必须干些挣钱的工作。
他继续给弗兰格耶先生和杜宾夫人当秘书。后来还做了弗兰格耶先生手下的出纳员，在先生外出的时候，他因操劳过度生了一场大病，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这时候他又感到，现在的位子和自己的特长太不吻合，而且也不符合自己的疏远财富的愿望，便在病愈后辞去这份工作，转而替人抄乐谱，按页数计酬。卢梭觉得这种工作很适合自己，因为它既和自己的爱好相符，又使他不用屈从于人就能维持生活。他不用到外边去上班，连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改变了：衣不佩装饰物，头不戴假发，甚至把手表也卖掉了。他高兴地说：“谢天谢地，我以后不需要知道钟点了。”
卢梭论文获奖狄德罗也很高兴。他让人将它印成书，还来信祝贺，说这样的成功还没有过先例。卢梭也因此增强了信心。但就在同时，对卢梭的各种毁谤接踵而来。他的立论新奇，一些文人批评他思想出了偏差。他的一些朋友看他标新立异，独自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许多人羡慕的对象，便起了嫉妒之心，因而想方设法极力加以贬低，一下子成了他的对头。卢梭想，在自己默默无闻的时候，倒有许多人帮他，他自己也因感戴而谦和，彼此容易产生友谊，没有什么仇人；一旦成名，就失去了许多朋友，这使卢梭有些感伤。然而，卢梭已认定了自己的路，他决心勇敢地做那些他认为善的一切，而不必顾忌别人的毁誉。对那些毫无道理的攻击，他也毫不客气地给予回击。第一个败在他笔下的是戈蒂埃先生，第二个被驳斥的是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列辛斯基。许多人都为卢梭与国王对阵捏了把汗，可他却毫不畏惧。在这些论战中，卢梭的名望进一步提高了，许多人慕名来访，想结识这位名人。平时很少有人光顾的小屋，现在经常满座，女士们甚至耍出种种手腕使他成为座上客。卢梭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消磨在这些无聊的应酬上，但拒绝吧，怕得罪人，敷衍吧，又失去了自由，他感到左右为难。层出不穷的纠缠，天天找上头来的麻烦，终于使卢梭受不住了。为了排遣烦恼，一有可能，他就一个人出去散步，漫步在僻静的地方构思自己想要建立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他随身带着笔和本，随时把自己的奇思妙想记下来。不过一回到家里，又不得安宁了。
卢梭为了避开都市的喧嚣，接受了他的朋友、也是亲戚缪沙尔的建议，搬到了离巴黎不远的一个叫做帕西的乡村，住在缪沙尔先生的家里。那里的泉水对卢梭的身体很有益，而且有一处风光明媚的幽居，十分惬意。
缪沙尔先生会拉大提琴，酷爱意大利音乐。有一天晚上，他们谈起了意大利音乐，特别是谈到他们俩人都在意大利看过并且十分喜爱的喜歌剧，都兴奋不已。夜里，他不能入睡，一心想让法国人也能了解那些喜歌剧。第二天早晨，他一边散步，一边服用矿泉水，随后匆匆写下几段歌词，配上曲子。吃早茶时，卢梭情不自禁地把这些歌曲拿给缪沙尔和他的女管家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没想到他们俩人一致喝彩，鼓励他继续写下去。这下子卢梭更有了兴致，连续6天就写完了全剧，再用3个星期修改誊清，再加一段幕间歌舞就能上演了。歌剧名为《乡村卜师》，它的体裁是全新的，演员和听众都有可能不习惯。卢梭很谨慎，在朋友的帮助下，进行匿名彩排，直到全场热烈欢呼，证明作品成功后人们才知道歌剧作者是卢梭。1752年3月l日正式公演。游乐总管大臣居利先生看过后要拿到宫廷去演，并要卢梭到场。
宫廷演出的那一天，卢梭仍然穿着平常的便服，满脸胡须，假发蓬乱，径直走进了国王和王后即将来临的那个大厅。居利先生把卢梭安排在他的大包厢里。那包厢面对一个个小包厢，坐着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卢梭环视了一下，发现四周都是贵妇人，只他一个男的，就有点不自在，灯亮后，又看到自己的衣着在这里显得太不协调，就更不自在了。不过几分钟后他就放松了。他认为他正是以他本来的样子，坐在他应该坐的地方，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一切都无可非仪。演出开始了。演得并不很好，但音乐不错，唱得好，演奏也很棒。淳朴动人的第一场还没演完，他就听见包厢里有惊奇赞叹的窃窃私语，剧场被笼罩在一片激动的气氛中。国王在场时是不能鼓掌的，所以每一句台词都听得清清楚楚，议论声虽然很小，却也能听得明白。卢梭听到四周那些美丽的女人在低声赞美：“真好听！啊，没有一个音符不打动你的心。”到第二段二重唱时，很多听众哭了起来，卢梭也早已泪湿前襟了。一个剧本在宫廷的首场演出中，美妙的音乐和动人的情节使听众这样如痴如醉，是前所未有的。卢梭感到莫大的安慰。《乡村卜师》在宫廷成功演出后，奥蒙公爵当即派人通知卢梭第二天11点到离宫去觐见国王，来人还补充说，国王可能要赐他一份年金。
这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那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觉。想到自己生性腼腆，在生人面前常常感到手足无措，见到国王就不难想象是如何紧张了。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问题，即使事先作了准备，到时候也会忘掉，万一说话不得体怎么办？所有这一切担忧，使卢梭感到不寒而栗，于是他作出了不去觐见国王的决定。作出这个决定在卢梭脑子里还有一种考虑，那就是如果接受了年金，从此就只能阿谀逢迎，或噤若寒蝉，那真理、自由、勇气全完了。所以他决定放弃或者说拒绝国王的年金，也是免除了重金压在他身上的一副枷锁。经过深思熟虑，他以健康不佳为借口，当天早晨就一走了之。卢梭的这一决定立刻在外界引起强烈反响，遭到了普遍谴责。人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拒领年金，说他的行为是出于愚蠢的骄傲。连狄德罗也认为他对年金的漠不关心态度是罪不容恕的，并利用这件事来离间他和戴莱丝母女的关系，还答应给她们找个什么工作，其目的大概是设法让她们离开卢梭。这是狄德罗和格里姆同卢梭争吵之后的合谋。糟糕的是私心很重的戴莱丝的母亲真的就跟人家走了。
1753年的狂欢节，《乡村卜师》在巴黎演出也获得了成功。卢梭把该剧本题赠给杜克洛先生，因为他是这个剧本的保护人。
几个月之后，一批意大利滑稽剧演员来巴黎演出。他们的音乐活泼而又强烈，一下子使法国音乐失去了光彩。在意大利音乐大出风头的时候，只有《乡村卜师》还能与之抗衡。这么一来，竟引发了意大利音乐和法国音乐之争，比争论国家大事和宗教问题还要激烈。一派支持法国音乐，人马聚集在国王包厢底下，被称为“国王之角”；另一派是些真正有音乐才华的内行，他们赞美意大利音乐，人马聚集在王后的包厢底下，被称为“王后之角”。随着争论的深入，出现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个玩笑，却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辛辣嘲讽；他们想为自己辩护，又遭到《论法国音乐的信》一文的驳斥。这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格里姆写的，第二篇是卢梭写的。《论法国音乐的信》引起了轩然大波。法国人认为他们民族的音乐受了侮辱，一齐起来攻击卢梭。当时正是议院和教会纠纷闹得厉害的时候，议院已被解散，群情激愤，出现了武装起义的势头。可是卢梭的那篇文章一出来，其他的所有争论都被压了下去，人们只想到法国的音乐了。他们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卢梭，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要不是军事大臣佛瓦耶先生认为这是小题大作的话，惩治卢梭的御旨就可能下达了。但是，对卢梭的仇恨情绪并未稍减，歌剧院的乐队准备在卢梭走出剧院时把他杀掉，多亏了对卢梭有厚意的火枪手队的军官安斯莱先生在散戏时暗中派人保护，卢梭才幸免于难。接着，巴黎市长决定取消卢梭歌剧院的永久免费入场权。可卢梭原来得到这个权利的代价是把剧本让给歌剧院，既然不准他免费入场了，那就是剧院破坏了原先的约定。卢梭据此要求收回剧本。可是他的要求对方不予答复。他们公然强占了他的作品。卢梭对此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乡村卜师》的成功，给卢梭带来不少荣誉和收益，但也带来了不少烦恼。围绕此剧的风风雨雨，一直延续到1753年冬季，卢梭才被另一件大事所吸引，那就是第戎学院又公布了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的征文章程。卢梭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因为它也正是卢梭想要探讨的问题，于是他又一次决定应征。
为了静下心来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他和戴莱丝及他们善良的女主人到圣日尔曼风景区作一周的旅行。其间，卢梭每天钻到风景区那层层叠叠树林的深处，在那里感受原始时代的景象，触发他去描写原始时代的历史，把文明人和自然人对比，从中发现人类不平等的起因。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卢梭又完成了他的第二篇应征论文，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篇论文，后来成为卢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就其思想的深度和影响来说，远远超过了第一篇论文，标志着卢梭思想的初步成熟。文章解剖了人类历史文明的过程，从经济和政治上挖掘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雄辩地证明了文明社会的贫困、奴役和全部罪恶，都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所以说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并明确地指出，用暴力推翻罪恶的封建专制政权是合理的。
这样的理论，具有撼动封建统治根基的巨大力量。正是这些论述，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卢梭也正是靠他这些出色的理论而奠定了他作为当时最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
卢梭写好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寄给了第戎学院。此文虽为应征而写，但他从政治的角度料定这样的文章是很难得奖的，能够出这样一个题目已经很不简单了。1755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荷兰出版后，这个构成了卢梭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全部世界观的基础的名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欧洲，其影响远远超过第一篇获奖征文，而他的论敌因此也就更多了。
第六章 退隐乡间与伟大著作的产生（之一）
1754年，42岁的卢梭身体和精神都很疲惫，他由戴莱丝照料，与朋友果弗古尔包一辆马车一同前往日内瓦，
到了日内瓦。对于这个生他并养育他的充满共和主义激情的城市，他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虽然他因另奉了一种宗教，在这里失去了公民权，但故乡的人们早已知道他在巴黎出了名，所以受到居民们的热烈欢迎，日内瓦的各界人士还盛情接待了他。卢梭因此深感惭愧，决心重奉他祖先的宗教，做新教徒。通过宣读改宗声明，卢梭又被纳入了教团，恢复了日内瓦的公民权。
在日内瓦他的境遇很好，和在巴黎形成鲜明的对比。官员、牧师和公民们对他处处表示出诚挚的态度，使他内心十分感激，便决定要回巴黎安置一下戴莱丝的父母，就带着戴莱丝回到日内瓦来安度余生。
卢梭在日内瓦又结识了许多朋友，还和几个朋友一起作了一次环湖的7日游览。那些日子天气特别好，湖边的景色引起他不住地赞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几年之后，他在《新爱洛伊丝》里把这些景色描写了下来。他喜欢独自到湖边散步，这也是他最能思考的时候。在这里，他构思好了《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还想好了一部《瓦莱地方志》和一出散文悲剧的大纲。
卢梭在日内瓦住了4个月后回到巴黎，准备第二年开春再回日内瓦，所以他就在冬天又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一天，他和埃皮奈夫人一起散步，顺便去看看她家在郊外的一处修房工程。他们来到了蒙莫朗西森林附近，那里有一片美丽的菜园和一所别致的小房子，名之为“退隐庐”。如此幽静可爱的地方，卢梭去日内瓦前曾来过，并因一时兴奋冒出过这样一句话：
“啊！夫人，多么美妙的住所啊！这才是为我天造地设的一个退隐地点呢。”经过重修，卢梭惊讶地看到，旧房子没有了，换了一所几乎全新的小住宅，房间安排得很好，正合三口之家居住。埃皮奈夫人见他如此惊讶，便告诉他这就是为他造的，准备送给他。并希望这份友谊能使他放弃离开这里去日内瓦的念头。卢梭听后深受感动，他吻着埃皮奈夫人的手，泪水夺眶而出，回日内瓦的念头就此动摇。后经埃皮奈夫人和其他亲友的再三挽留，卢梭终于改变了初衷，放弃返回日内瓦的计划，决定住进退隐庐。
其实，促使卢梭改变初衷的还有另外的原因。其一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献词，卢梭本以最纯净的爱国热忱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共和国的，想不到他的献词却在国民议会和日内瓦市民中招来敌意和嫉妒者，使他那颗赤诚的心变冷；其二也是因对同书的意见分歧和他友谊关系已经破裂的伏尔泰已去日内瓦附近定居，如果他也到那里定居，免不了还有唇枪舌战，仍是巴黎的那种气氛。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退隐庐的魅力。
等不及明媚春季的来临，卢梭就搬进了退稳庐。这时候，总爱跟卢梭过不去的一伙人公开预言说，卢梭守不了3个月的寂寞，就会乖乖地回到巴黎。
实际上他们对卢梭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在巴黎虽然生活了15年，总有如鱼失水的感觉，从未忘记在沙尔麦特的甜蜜生活。卢梭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为了退隐和乡居的，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生活幸福。他在威尼斯外交使节的高位之上，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甚至在晚宴的口腹享受和剧院夺目光彩之中，都没有使他迷恋过，只要想起丛林清溪，幽静的散步，就使他神往，并引起他的嗟叹和憧憬。而现在他能够过上这样幸福无穷的乡间逍遥生活，他深感庆幸，把别人的嘲笑只当作耳旁风。他现在虽不富裕，但才干和名气，加之生活俭朴，所以不用为生活费用发愁。他可以继续抄乐谱，《乡村卜师》和其他作品收入还剩下2000法郎，他正在写的几部作品可望再补充一些收入。卢梭觉得可以按照个人的志趣选定的方式过幸福而持久的生活了。
按照当时的情况，卢梭完全可以变得更富有，只要他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就可以为他牟取丰厚的利益，甚至可以生活得很豪华。但是，他觉得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他的天才，毁灭他的才华。他的才华不是在笔上，而是在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思维方式产生出来的。他认为，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
来到新居，他发现小屋的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干干净净，还很雅致，独具匠心的陈设在他眼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他感到乐趣无穷。
他的心几天之后才平静下来。上午抄乐谱，下午带着笔和小本出去散步，出门不远的蒙莫朗西森林成了他的书房，在那里继续构思几本已经开了头的作品。
其中有他构思时间最长、最感兴趣的《政治制度论》。十几年前在威尼斯的时候他就想写这部书了。当时他看到被人夸耀的政府也有那么多毛病，通过对伦理学历史的研究，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是他的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他想，什么是最好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由此又产生出另一个问题：哪种政府在性质上最接近于法？进而什么是法及一连串同样重要的问题，都出现在他脑子里。卢梭感到，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正在把他引导到伟大的真理上去，而这样的真理有利于自己的祖国和全人类的幸福。卢梭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社会契约论》，就是他计划写作的《政治制度论》的一部分。他写这部作品已经好几年了，一直在悄悄地进行。他不想把这个计划告诉任何人，连当时和他关系很好的狄德罗也不知道。他认为这个计划就他写书的时代和国度来说是极其大胆的，别人知道了会惊慌，而这惊慌无疑会影响他的写作，所以只能悄悄地进行。他觉得，他以日内瓦公民的资格生活在法兰西，是十分有利于放胆说出真理的，而在他业已完成的《社会契约论》里，他就是这样做的。
他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摘选圣皮埃尔神父的遗著，将其编纂成书。这件事是马布利神父通过杜宾夫人向他提出的，杜宾夫人是圣皮埃尔神父的崇拜者，而作为她的秘书，卢梭也不好拒绝这项工作。
圣皮埃尔神父的遗稿中有不少绝妙的思想，但表达得不好，使人很难读下去。卢梭面对这个苦差使，既勇敢又兴奋，因为一方面能从文稿中搜寻出伟大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想让自己认准的真理披着圣皮埃尔的外衣钻到作品里去，这比以自己的名义表达出来更妙。他先把神父手稿中摘取出来的精彩思想编成了《永久的和平》一书，再把自己的意见和评语另编成一本，这样既忠于作者，又能借题发挥。
这期间，他还思考着一部作品，叫做《感情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想探讨人们在生活中为什么会变成几乎完全不同的人。他通过观察研究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决定的。人们不断地被自己感观和器官改变着，并不知不觉地在自己的意识、感情乃至行为上受这些改变的影响。因此，他感到有必要根据自然科学的原理，提供一种外在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随环境而加以变通，就能把我们的心灵置于或维持于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尽管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成，但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在后来《爱弥儿》中得到了反映。
《爱弥儿》是一部关于教育的哲理小说，它一问世就给卢梭带来了灾难。
卢梭习惯于散步中构思作品，他的大量的写作准备都是在室外走动时完成的。遇到下雨不能外出时，他就在室内编写《音乐辞典》，这也是他以变换工作来消除疲劳、提高效率的一种方法。早年，他对音乐知识的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使他具备了编写《音乐辞典》的能力；音乐的独特魅力，使他产生了编写《音乐辞典》的兴趣。他在退隐庐写完了第一部分，最后在莫蒂埃完成了此书。它是卢梭在音乐领域留给人类的一份财富。
卢梭制定了作息时间，也想如期地推进自己的计划，但和埃皮奈夫人交往中受到了一些搅扰。这位夫人当然有许多优点，她爱她的朋友，愿意为朋友效劳，有时还是很慷慨的。卢梭也是重感情的人，自然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想尽点义务。所以当埃皮奈夫人建议当她一个人在家或差不多一个人在家时，让卢梭到她家里做客，卢梭就同意了。她还一再许诺给卢梭以绝对自由，实际上，他不是在自己方便时去看她，而是在她方便时去看她，他不知不觉中就丧失了对于时间、对于自己的自由支配权。有两次，卢梭试探一下埃皮奈夫人是否真的给他以自由，就在接到通知后没有去看她，结果她就派很多人去打听消息，并写去很多便条，看样子非得召之即去不可的。卢梭因为诚心诚意地尊重她，在她寂寞时仍然去看望她。她喜欢写点小说、小故事之类的东西，并兴趣很浓地读给别人听。卢梭在单独与她为伴时既不敢和她谈文学（当时他觉得自己还不配），也不敢和她说风情，他怕自作多情招人笑话，而且他从未起过做她的情人的念头。她很瘦，脸色苍白，胸部平平，而卢梭对女人历来很看重乳房，认为没有乳峰的女人算不得女人。所以他对埃皮奈夫人至多给她一些兄妹般的没有多大肉感意味的亲吻而已。这样，他们的交往对卢梭来说就是一种无法拒绝的负担了。不过，只此一个人交往影响毕竟还不大，他仍然享受着幽居之乐。
在退隐庐隐居的专心探索的生活，把卢梭从一条新的路径引到了另一个精神世界。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发现哲人们的学说里净是谬误和荒唐，因此他觉得有资格驱散这些眩人的迷雾。由此他焕发起激昂慷慨之情持续了至少达4年之久！在这4年中，他感到凡是人的心灵所能包容的伟大的、美好的东西，都能在天我交感中体会到，燃烧在他心灵中的烈火也散布到他的作品中去，甚至他的性格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奔放的思想使他不再是那个腼腆、羞怯、常在生人面前手足无措的人了。现在他又勇敢、又豪迈，充满了自信，而且这种自信是深藏在心灵中的，所以人也随之显得更加坚定。卢梭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与自己本性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似乎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
卢梭性格的变化，其实在离开巴黎那一天就开始了。当他摆脱那个充满邪恶景象的大都市时，由此引起的愤慨情绪也随之消失。
在隐居生活中既然只有3个人，他和戴莱丝在一起的时间增多了。他早就感到这个善良女子的温柔性格太适合自己了，所以时间越久，就对她越有依恋之情。后来，在他们共同生活25年之后，终于正式结婚。现在他们常常面对面地在树阴下度过极美妙的对刻，他从中领略到十分难得的温馨滋味。在交谈中，卢梭知道了一些从前不曾知道的家中琐事，但也感到了一种遗憾，就是常常没有谈得来的共同话题和兴趣，在对坐而又寂寞无语的时候，卢梭倍觉跟善于思考的人在一起的好处。卢梭生来就有一个感情外露的灵魂，对自己直到眼下还未找到一个完全属于他的真正的朋友而叹息。他问自己：那如焰的感情和满心的爱，怎么就一次也没有以它的烈焰为一个既定的对象而燃烧起来呢？于是他进入了遐想的世界。年轻时曾使他感到飘飘然的对象，恍惚中被一群天仙般的旧相识——加蕾小姐、葛莱芬丽小姐、巴西勒太太……包围了起来，顷刻间，他又变成了害相思病的情人。其实这也正是卢梭的性格：当不能求得实在的人物时，便把自己投进了虚幻之乡，而他那富于创造力的想象不久就把这理想世界配上了恰如其意的人物。他就置身于那许多可爱对象之中，流连忘返，不计时日，他常常是匆匆忙忙吃下一口饭，就急着跑进小丛林，投入自己的太虚幻境之中。
他把心头的两个偶像——爱情和友谊，想象成为最动人的形象，又着意用他一向崇拜的女性所具有的一切风姿，把这些形象装饰起来。他还赋予她们相似的却又不同的两种性格，以及两副不算完美却又合乎自己口味的面容。这两副面容又以仁慈、多情而更加容光焕发。她们俩一个是棕发（克莱尔），一个是金发（朱丽）；一个活泼，一个温柔；一个明智，一个软弱，但软弱得那么动人，似更足以见其贤德。他还为俩人之一创造一个情人（圣普乐），而另一个女人又是这情人的温柔多情的朋友，甚至还有超出朋友的行为，但却不容许她们之间争风吃醋和互相吵闹，即不愿意以任何贬低天性的东西使这幅笑容可掬的图画黯然失色。这就是他的《新爱洛伊丝》中的两个人物。
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他不仅虚构出上面那些理想人物，还用美丽的环境来陪衬她们的故事。
写这部作品，是卢梭对少年时代感受到的一切进行回忆，更是他给过去未能满足而现在仍然侵蚀着他心灵的那种爱的欲望的出路。书中涉及到社会、艺术、人的情绪、乡野生活、宗教、天然景物等等，体现着他思想中热爱自然，回归自然的倾向，也体现了他的爱情观和伦理道德观。《新爱洛伊丝》是卢梭最富幻想的一部作品，充分表现了他的浪漫气质。作品采用的是一种新鲜的、美满的和色彩浓厚的风格。故事情节简单而独具特色。书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所启发的人性，引起了许多人，尤其是妇女们的反响。该书出版以后，一度供不应求，书商们办起了租阅业务，不少时髦女郎拿起这部书误了舞会；本来解衣上床，却因这部书不知不觉过了残夜。不仅在法国，传到德国也一样。听说康德生平中只有一次间断了他午后的散步，而这次间断，就是因读《新爱洛伊丝》爱不释手而造成的。
这部小说在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把爱情当作人类的高尚情操来歌颂，也是第一个在小说中描绘大自然的美丽风光。由于它的巨大成功，奠定了卢梭作为世界著名文学家的地位。
第七章 退隐乡间与伟大著作的产生（之二）
沉浸在创作《新爱洛伊丝》的兴奋中的卢梭，在退隐庐里又迎来了春天。恰在这时，乌德托夫人第二次来到退隐庐。
乌德托夫人是埃皮奈夫人的小姑子，也是卢梭的朋友圣朗拜尔先生的情人，他们很早就认识。她第一次来退隐庐造访时走错了路，车子陷入山谷下的泥潭里，她下车步行，到退隐庐时浑身是泥。看她那副样子，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戴莱丝赶紧拿来衣服让她换，又热情地请她吃简单饭食，她非常满意，卢梭也和她谈得很愉快。晚上分手时，他们都期待着再相逢。乌德托夫人27岁，虽然皮肤不很细腻，眼睛近视，还有点麻子，但显得年轻，活泼温柔，对人亲切。她头发乌黑、鬈曲，身材娇小玲珑，行动时虽不是弱柳扶风，却也极有风韵。她会弹琴，善跳舞，能写小诗，说起话来常常妙语连珠，而且口碑极好，为人忠诚，和她交往尽可放心。她的丈夫乌德托伯爵是个好军人，但爱赌博，她对他没有什么爱情。她的情人圣朗拜尔先生德才兼备，远胜过她的丈夫，他们情爱甚笃。这次她来看望卢梭也是正在军队服役的圣朗拜尔先生的意思，他相信他们三人之间建立起友谊大家都会感到愉快。现在，她丈夫和情人都不在身边，她就来到奥博纳，在离退隐庐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座十分漂亮的房子，以便常到卢梭家里闲聊。乌德托夫人在卢梭面前无拘无束地谈起她的情人来，表明她要让卢梭了解他们俩的亲密关系，自然也表明她喜欢和卢梭相处。卢梭听了十分激动，因为他正陶醉于他的爱情狂想之中，而面前这位对于情人表露出似水柔情的乌德托夫人，有好多地方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朱丽相似，他的陶醉与狂想便立刻有了实际对象，也就是说从虚拟的偶像移到了乌德托夫人身上，他竟抑制不住地浑身颤抖起来。
他认为乌德托夫人具备了他心中的偶像的所有美德。她在谈论情人时投入了全部热情，卢梭听了备感亲切。他虽然明明知道她在全心全意地爱着另一个男人，内心仍涌起阵阵热浪，产生了一种无法压抑的冲动。他越听越觉得她像朱丽，他想亲亲他的“朱丽”，但是，与邪念同时占据他的心灵的还有羞怯。在乌德托夫人面前他只是颤抖，不敢开口，甚至不敢抬起头来。这些，乌德托夫人也看出来了。
卢梭在经过一阵慌乱和犹豫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向她说出了心里的慌乱，并让她猜测这慌乱的原因。乌德托夫人知道圣朗拜尔很爱卢梭，她也十分敬重他，所以她对于比自己大18岁的卢梭的这份痴情仅持怜悯和惋惜的态度。她十分谨慎，友好而又恰当地劝告卢梭要理智一些，并说将来她和圣朗拜尔可以同他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
卢梭把心里话向她说出来之后，觉得平静多了。他想到自己这般年纪，居然还对一位心有所恋的少妇存有幻想，实在太荒唐了。可他转念又想，这事只对自己有害，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应该自由自在地去爱才是。于是，他又跌入了激情的漩涡。
乌德托夫人对他还是那么温存，那么亲切，却从不迎合他的激情，还不时地提醒他要守住本分。他俩来往频繁，常在一起散步，在美丽的景色中会走得很久很久。卢梭深深地爱着她，可是当乌德托夫人给他以爱抚时，他却表现得傻里傻气，以为这是在戏弄他。后来卢梭说出了心中的疑惧，乌德托夫人以那种特有的温存责备了他。他便抓紧时机，要她用事实来证明不是戏弄他，她说她没有这种证明的办法，而卢梭却逼得更紧。令人惊奇的是，这时候凡是最深厚缠绵的友谊所能给予的她都给了，但任何使她失节的事她都委婉地予以拒绝。
卢梭仍与乌德托夫人亲密地往还。他们陶醉在火热的爱情之中——卢梭爱着乌德托夫人，乌德托夫人爱着她的圣朗拜尔。他们都是多情的人，有很多相同的志趣，所以他们在亲切的交往中，时常一起流下甘美的泪水。不过乌德托夫人在陶醉时仍保持某种清醒，而卢梭就不同了。但从内心说，他不曾蓄意占有她，因为这会毁坏他心目中神圣的偶像。从退隐庐到奥博纳只有一法里路程，卢梭多次走过那段路，去看望乌德托夫人，有时还会在她那里过夜。一天晚上，他们面对面地用过晚餐之后，就走进花园，在月色下散步。他们穿过花园深处的树林，来到一处靠近瀑布的树丛里。在那里他们有了永世难忘的无邪的享受和回忆。他们坐在一片细草地上，头上方散发着槐树花的清香。他向她表达了最缠绵、最热烈的爱恋，在她的膝上流下了令人心碎的眼泪，也使她情不自禁地流了泪。但是很快，她就扶起他的头说道：“不，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可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情人像你这样爱过！可是，你的朋友圣朗拜尔在叫着我们，我的心是不能爱两次的。”卢梭一声长叹，不再说话，只是无声地拥抱着她。在他们交往的三个多月中，卢梭差不多天天都去看乌德托夫人，一起用餐、散步、私语、拥抱，十分亲密，但也仅此而已。
他们俩人常常相约到一处叫奥林匹斯山的高岗上见面。先到的卢梭为了度过那难挨的等待时间，就用随身带的铅笔和白纸给乌德托夫人写情书，这些情书没有一封写到最后字迹还能辨认的，因为那是他用沸腾的血液写的。乌德托夫人和卢梭一样，都很坦率，对他们亲密的交往一点也不隐瞒，因此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引起某些人的关注。埃皮奈夫人就经常从窗口窥视在她窗下亲切交谈的小姑子和卢梭的举止。她自以为受到了欺骗和恶报，眼睛里充满了怒气和愤恨。但她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巧妙地更加细心地照顾着卢梭，却以很不客气的态度对待她的小姑子，使卢梭心里非常难受，却又说不出来。
对于嫂子的欺负，乌德托夫人总是逆来顺受，并无丝毫的不满，仍然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卢梭也没有注意别人的议论和玩笑。一天，他到奥博纳去看刚从巴黎回来的乌德托夫人，发现她一向洋溢着笑意的脸上留有泪痕。他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有人把他俩的事添油加酷地告诉了圣朗拜尔了，圣朗拜尔不全信，却发了脾气。她对卢梭说：“要么我们一刀两断，要么你就老老实实的，该怎么就怎么。我不愿再有一点事瞒住我的情人了。”卢梭自知给乌德托夫人带来了麻烦，觉得很对不起她，心里十分难过。同时又对告密的人产生一股强烈的愤怒。他怀疑是埃皮奈夫人干的，因为她曾多次离间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关系。后来戴莱丝也说埃皮奈夫人曾要她交出乌德托夫人写给卢梭的信，并对她说，乌德托夫人与卢梭有罪恶关系。这就证实了卢梭的怀疑。他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也不想学埃皮奈夫人那样装假，便和埃皮奈夫人用通信来为自己据理力争。在一封信中他写道：
你说的那种信任现在不存在了，你想恢复也将是不容易的。现在，我在你的殷勤当中，所看到的只是你想从别人的表白中得到某种合乎你的图谋的好处；而我这颗心，对一颗开诚相见的心是极易流露的，对诡计和狡诈却要关上大门……有两个结合得好好的、彼此都无愧于对方的爱情的有情人，他们都是我亲爱的人……我猜测有人试图拆散他们，并且利用我来使他们俩人之一产生嫉妒。这种选择并不十分高明，但对于那个坏心眼说来，似乎很方便；而这个坏心眼，我怀疑就是你……我对某些交往感到不好，这我既没有瞒你，也没有瞒她；但起因是正当的，我要用起因一样正当的方式来结束这种交往，我要使非法的爱情变成永恒的友谊。从来不会害人的我，能无辜地被人利用去害我的朋友吗？绝对不能，我永远不能原谅你，我会变成你的不可和解的仇人。只有你的秘密还会受到我的尊重，因为我将永远不做背信之人……尽管你有那么多所谓的朋友围绕着你，将来你看到我走了之后，你就永远向真理告别了，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能跟你说真话的人了。
但埃皮奈夫人在回信中巧妙地化解了卢梭的暴怒，还邀他去她家做客，使卢梭找不到理由拒绝，到了她家卢梭还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埃皮奈夫人一见到卢梭就跳上来搂着他的脖子，满脸都是热泪，卢梭也为此极为感动。这样看起来他们又重归于好了。
这段时间，狄德罗也不断给卢梭添麻烦。他的《私生子》出版以后给卢梭寄来一本。在阅读这本书时，卢梭发现其中有好多话是攻击过孤独生活的人，有一句话尤其令他不能容忍，那就是“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这个武断的说法。卢梭认为这个论断模棱两可，其中的一个含义可能是正确的，但另一个含义则是很错误的，因为既然一个人自愿过孤独的生活，他不可能、也不会损害任何人，因此根本不能说他是恶人。卢梭认为，这句话即使不是有意讽刺，狄德罗也是把他这个孤居的朋友忘掉了。因此，他不仅没有把卢梭，而且也没有把自古至今在隐遁中寻求安宁与和平的受人尊敬的贤人哲士看在眼里。卢梭对此十分厌恶和反感，但出于旧情，他还是诚恳地给狄德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解释一下。狄德罗回信很不礼貌，坚持他关于隐士的说法，并告诉卢梭，你爱为他们说多少好话，你就尽管说吧。而且，如果你听了能不生气的话，我要说的话还多着呢。经过几个回合的笔战，卢梭最后给狄德罗写道：你们这些哲学家们，你们个个都把城里人看作是跟你的天职有联系的惟一的人们。其实，人们在乡下才能学会怎样爱人类，为人类服务；在城市里，人们只能学会鄙视人类而已。他们的笔战乌德托夫人得知后，劝说卢梭与狄德罗和解并希望卢梭去巴黎看他，因为狄德罗此时正在倒霉，他的作品正遭到舆论的严厉批评，还传言卢梭也因此和狄德罗绝了交。为了平息谣言，也是一种大度，卢梭去了巴黎，看望了狄德罗。两位故知亲切相见，一时忘掉了心中的隔阂。卢梭在巴黎的时候，圣朗拜尔从部队回到了乡下，卢梭回去后见到了他。他和乌德托夫人一道去退隐庐看卢梭，卢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见到他们仍是情投意合，心中越发高兴。他觉得她之所以可爱，正是因为她爱圣朗拜尔爱得深沉，如果他们相爱的关系能被他人轻易破坏掉，她也许就不具备那种魅力了。他觉得能够做乌德托夫人的挚友就已经很幸福了。圣朗拜尔当然知道卢梭和乌德托夫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他是一个正派而大度的人，对卢梭既严厉又友好；虽然对卢梭的敬意不如从前了，但友情依旧。只是乌德托夫人对卢梭的态度大大改变了，她不愿意再单独和卢梭在一起，对卢梭谈论的问题也心不在焉，后来，还向卢梭索回她曾写给他的全部信件。这使卢梭非常痛苦。当卢梭要她归还他的信件时，她说已经全部烧了。卢梭对此很怀疑，实际上，她曾留下一封信，那是卢梭痴情似火燃烧时的言情的杰作，她舍不得烧，后来交给了圣朗拜尔，又在搬家时把它遗失了。
埃皮奈夫人的朋友格里姆这时来到舍弗莱特，卢梭也曾和他有过友谊。但格里姆在巴黎故意中伤卢梭的名誉，这次来到埃皮奈夫人家，又十分傲慢地对待卢梭，还把卢梭从原来住的那所房子里挤出来，因为那房间和埃皮奈夫人房间紧挨着，且两个房间之间有一道暗门。他对卢梭连一句问候都没有，一点不把卢梭看在眼里。卢梭忍受不了这种无礼，决心不再见他，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埃皮奈夫人。她劝卢梭不要怀疑老朋友，希望他们重归于好。听了劝告后，卢梭委曲求全，主动去和格里姆和解，而格里姆仍以高傲态度对待卢梭，还强调自己的品德如何高尚，让卢梭败兴而归。
出乎意料的事接踵而来。一天，埃皮奈夫人突然派人来找卢梭。卢梭急忙赶到她那里，一见面他就看出了她那异乎寻常的慌张神色。她对卢梭说自己的胸部有毛病，近来身体垮得厉害，要到日内瓦去找个医生诊断一下。卢梭觉得有些蹊跷，因为一天前还见过她，原本好好的，但他还是关切地问谁将同她一起去日内瓦，她说准备带着儿子和里南先生去，然后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还有你，我的狗熊，你不也是一个吗？”卢梭不相信这是认真说的，因为她知道这个季节他连房门都几乎不出的，所以就说了个笑话，说病人护送病人没有多大用处。她也就不再说下去了。
卢梭回到退隐庐后，听戴莱丝说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是因为她怀了格里姆的孩子，要去那里分娩。他知道这个秘密后更认为自己不应该作她的护送人了，否则，无非是充当了一个傻瓜的角色。
但是，此事又引来了风波。首先是狄德罗托人带来一封信，指责他不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说卢梭接受了她那么多恩惠，这正是一个报答的机会；她去那里，人生地不熟，身体又有病，应该有人在身边安慰她，如此等等。
读完信，卢梭气得两眼发花。他觉得信的口气虽然温和、亲热，但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他带着愤怒的冲动给狄德罗写了回信，指责他并不知道自己对埃皮奈夫人的感激之情是如何强烈，也不知道卢梭本人对这种感激之情负有怎样的义务，而且不知道她在旅途中是否真正需要自己，是否真想让自己去陪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可能陪她。卢梭还说狄德罗的意见并不是出自他本人，而是由他人假借狄德罗的名义来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并说从他转弯抹角的言语里看到了一些与他的坦率不相称的隐秘。
卢梭带着他的和狄德罗的信到埃皮奈夫人家准备读给她听，正好格里姆也在那里，他们听后顿时垂头丧气，惊愕万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卢梭确信他们已对自己怀恨在心，一定会伺机报复。
埃皮奈夫人启程那天，乌德托夫人随后也来到了舍弗特莱，她是来向这个山谷告别的。卢梭和她面对面地待了四五个小时，心情的平静是前所没有的。谈到和埃皮奈夫人相处的情况时，卢梭讲了要离开退隐庐的决心，但她表示反对，认为他应该去做日内瓦之行，否则别人会把她也扯到这件事情里去。尽管难以计从，但卢梭还是决心尽力维护乌德托夫人的名誉。卢梭感到面临艰难的选择：他既不能说出不去日内瓦的真实原因，否则就会辱没埃皮奈夫人，而他对她所给予的帮助还是怀着感激之情的；要了结此事除非迁出退隐庐，但又与乌德托夫人讲定至少暂时不迁出此地。这样，他要么就对不起埃皮奈夫人，要么就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再不然就是对不起自己。他最后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给格里姆写了一封信，含蓄地表述了自己的苦衷，并希望他拿出个意见，即使是要自己去日内瓦，也愿意照办。然而格里姆的回信十分含糊，让卢梭什么也琢磨不出来。明白地告诉卢梭只有一点，就是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病了，所以启程的日子推迟了，让卢梭安安静静地等待。卢梭感到仿佛被人投进了一种痛苦难堪的惶惑状态中，只好等待，别无他法。八九天之后，他听说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随后格里姆又写来第二封信，只有七八行字，其中的措词只有怀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卢梭愤愤地回了一封短信，予以痛斥，从此，他和格里姆的交情宣告彻底破裂。这时候，卢梭深感处境悲惨：差不多所有的朋友都和他疏远了，又不知道为什么；而冬天又渐渐到来了，他的那些惯常的病痛也复发了，再加上那么多喜怒哀乐的冲击，使他疲惫不堪，再也没有一点勇气和力量去经受任何折腾了，即使乌德托夫人这时劝他搬出退隐庐，他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不知道怎么能一步步地走到要搬去的地方。他决定把自己的心情和决定告诉埃皮奈夫人，相信她会出于人道、慷慨和礼数而同情自己的。信是这样写的：
假使忧伤能伤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我最后总算作出了我的决定。友谊在我们之间已经熄灭了，夫人！然而，不复存在的友谊也还保留有一些权利，我是懂得什么是该尊重的。我绝没有忘掉你对我的那些恩惠，因此，你可以放心，对于一个不应该再爱的人所能感到的一切激情，我还是有的。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无济于事：我有我的良心，请你也问问良心吧。
我曾想离开退隐庐，我本来应该这样做。可是有人认为必须待在这里，直到来春再离开；既然我的朋友要我这样做，我就在这里待到来春了——如果你同意的话。
此信写于
给予你一切可能的友谊与关切的表示，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所剩下要做的，只有可怜你。你真是不幸。但愿你的良心也和我的良心一样平静。这可能对我们的生活的安宁是必要的。
既然你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我很惊讶你的朋友竟把你留下来。要是我，义务所在，我就不请教我的朋友们，因此，关于你的义务，我也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事已至此，卢梭决计尽快离开退隐庐。荣誉与愤慨使他恢复了埃皮奈夫人所料想不到的那种精力，而且别人也帮了他的忙——一位名叫马达斯的先生听说了卢梭的困境之后，就答应把自己的一所小房子提供给他。它坐落在路易山的花园里，就在蒙莫朗西。卢梭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它，只用两天时间就搬完了家，
的房子更简单、更必要的事了……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住进去不由我，搬出去也不由我。我感谢你邀请我前去居住；如果我付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话，我还会更感谢你的。此外，你觉得我不幸，这是对的；天下人没有比你更清楚的知道我是多么不幸的了。错交了朋友固然是不幸，从那么甜蜜的一个错误中醒悟过来又是一个不幸，其残酷的程度，殆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封信，作为卢梭18个月隐居生活的终结，是原先没有料到的。那样恬静的日子，又有那么动情的狂想和浪漫，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风雨雨，都给卢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在路易山的新居一安顿下来，卢梭被激愤起来的精力又不知到哪里去了，各种病痛重新来折磨他：闭尿症复发，还添了个疝气病，使他陷入了极其难忍的阵痛中。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明媚的春光也没把他的精力恢复过来，整个1758年他都是在有气无力中度过的，他甚至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接近了尾声。
人际关系的侵扰也没有随着迁出退隐庐而摆脱。埃皮奈夫人和格里姆本想用房子的事把卢梭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然后迫使他改口求饶，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来。他们没料到卢梭会搬得那么快。格里姆是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卢梭搞得身败名裂的，埃皮奈夫人似乎还没硬下心来，她想缓和一下，便给卢梭写了封信，信中没有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字眼，还说有机会要当面解释那场误会。卢梭早已对埃皮奈夫人失去信任，没有复信。她见卢梭已不可能回头，就完全赞同了格里姆的主张，加入了迫害卢梭的行列。
他们在日内瓦和巴黎四处散布谣言，罗织了卢梭“背信忘恩”的四大罪状：1.退隐乡间；2.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3.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4.迁出退隐庐。他们的造谣诬蔑在日内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卢梭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种子；而在巴黎则影响不大，因为卢梭已有很高的声誉，还因为这里的人们普遍不愿接受仇恨的情绪。卢梭面对这种诬蔑和诋毁，仍保持着淳朴的性格。他对党派之争，勾心斗角之类恨之入骨。但他知道自己孤身一人，远在异国，与世隔绝，无依无靠，惟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义务，大胆地走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和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他们确实惧怕卢梭的名声，所以煞费苦心地要把卢梭的名声彻底毁坏。格里姆采用的方法是欺骗那些正派人，把卢梭身边的人拉走，不让他有一个朋友。卢梭也隐约感到一些朋友无缘无故就对他冷淡了，这对生性坦白的他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苦恼。幸好这时有一件事使他分了心，才多少排遣了心头的郁闷。
卢梭以前听狄德罗说过，达朗贝在《百科全书》里写了《日内瓦》的条目，他与日内瓦上流社会商量好以此换取在日内瓦建一个剧场。卢梭认为这些人在自己祖国耍了诱惑手腕，所以一直等待着载有这篇文章的那本《百科全书》出版，以便针对它写文章批驳。这时他收到了那本书，尽管身体多病，心情不好，而且天气寒冷，新居条件不好，他还是怀着一片热诚，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文章中谈到了法律，谈到了对公众舆论的引导，但重点是对达朗贝等人力图在日内瓦修建剧场、搞封闭式娱乐提出尖锐的批评。
达朗贝提到在一个共和国里需要演剧和运动会，卢梭回答说，是的，必须有，而且有很多。它们正是在共和国里成长起来，正是在共和国里它们像在节日里那样五光十色，鲜艳夺目。除了我们这个民族之外，还有谁能这样喜欢聚会、喜欢相亲相爱而且永远团结在一起呢？我们已经有许多这样的公共节日，假如再多一些我更高兴。但是我们决不要搞那种封闭式的娱乐，它只能容纳少数人参加，照例总是关在一座阴沉沉的洞穴中，他们怯生生地坐在那里，在凄凉的寂静中鸦雀无声；眼睛所见的都是使人讨厌的东西，如公墙、铁钉、士兵和刺眼的奴役及不平等的画像。不，愉快的人们，这些不应该是你们的节日！你们应该到野外露天底下去聚会，在那里，你们将饱餐幸福的甜蜜感。让你的快乐既不是图利的，又不是柔靡的；既不是强制性的东西，也不让赚钱的意图败坏它们；让它们成为像你们一样自由、宽大；让阳光照耀着你们纯洁无邪的表演，这时你们将演出人眼所能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幕。这封洋溢着温和气息的长信发表于
圣朗拜尔是个既豁达大度，又重视友情的人，他知道卢梭正处在孤立愁苦之中，就到路易山看望卢梭。从他的口中，卢梭进一步知道了埃皮奈夫人的一些真相，这使他与埃皮奈夫人决裂后有些不安的心情得以消除。他还听圣朗拜尔谈到了有关乌德托夫人的几个细节，这些细节只有卢梭一人知道，他又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个人，并再三请他保密。这个狄德罗偏偏就告诉了圣朗拜尔，想以此来破坏卢梭和圣朗拜尔的关系。经过这几件事之后，卢梭认定狄德罗不是朋友，从而下决心与他绝交。他想学孟德斯鸠与杜尔纳明神父绝交的榜样，采用公开声明的办法。他用附注的形式把《教士书》中的一段话插进他的《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中，并说明其原因，以此公开这个绝交决定。
《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出版后，卢梭将它分别寄赠给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埃皮奈伯爵。两个星期后，卢梭收到埃皮奈先生的下面这封信：
先生，你惠赠的书收到了；我读着非常高兴。凡是从你笔下出来的著作，我读着总是感到同样的喜悦。请接受我的谢意。如果我的事务容许我在你邻近的地方住一些时候的话，我早就登门致谢了，不巧的是今年我住在舍弗莱特的时间很少。杜宾先生和夫人要我下星期日在舍弗莱特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还邀请圣朗拜尔、弗兰格耶两先生和乌德托夫人跟他们同席。如果你也肯来的话，先生，那我就欣幸之至了。我请的客人都希望你来，如果那天他们能跟你一同度过一部分时间，一定也和我一样感到十分欣幸的。顺致敬意。
这封信让卢梭的心跳得厉害。一年来他已成为巴黎的新闻了，一想到要他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摆出来给人家看，他就浑身发抖，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勇气去经受这场考验。然而，他想：既然埃皮奈是代表全体客人说话，既然他所提到的客人都是我想见面的，我接受一次大家邀请去的晚宴，总不会叫我太难堪的。因此他答应了。
卢梭的到来引起轰动。他受到了最亲切的接待。好像全堂宾客都感到他是多么需要得到鼓舞和安慰！在晚宴上，他见到的客人比他预料的要多，其中有乌德托伯爵，是他从未见过的，还有他的妹妹。她的奚落使卢梭手足无措，十分尴尬。但他还是觉得，这次晚宴对他大有好处。他看到了格里姆、霍尔巴赫一伙的阴谋活动并没有把他的旧交都离间开，还看到了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也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为他作了一个不容置辩的辟谣广告，它使社会大众知道，那些仇视卢梭的小集团所散布的谣言是绝对靠不住的。住在路易山新居的时候，卢梭结识了和皇室有着亲密关系的卢森堡夫妇。他们是当时有名的贵族，在蒙莫朗西有一处豪华的府第，每年都要到那里来度五六个星期。卢梭起初并不想和这对宫廷的显贵打交道，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邀请，以至卢森堡元帅先生亲自登门拜访，卢梭才感到不能不去回拜他，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卢森堡夫妇见卢梭的住处年久失修，房间地板破损严重，就请他搬到府第里的一所孤立的房子里去暂住。这所房子在园林的中间，称作“小府第”。盛情难却，卢梭就在小府第中挑选了一套房间。这里不仅环境优美，房间也极干净，家具全是白色和蓝色的。卢梭就是在这高雅的幽境里，对着四周的林泉，听着各种鸟儿的叫声，闻着橙花的香气，在悠然神往中写了《爱弥儿》的第五卷。这卷书的清新色彩，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写作环境有关。
卢森堡夫人给卢梭的感觉是复杂的。在相互接触中，他发现她的话语虽不隽永俏皮，也非微言奥旨，却有一种滋味无穷的细腻，永远令人喜悦。她那质朴的恭维话让人心醉。她已不年轻了，但风韵可人，并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她又总有一种令卢梭敬而生畏的感觉，使卢梭害怕她性格中捉摸不透的一面，更害怕她才智上的洞人心扉，所以同她在一起时就感到不自在。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处境，卢梭提议给她念自己的《新爱洛伊丝》。这部书当时正在印刷之中，她接受了这个建议，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她完全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迷住了，对卢梭表现了格外的亲切，相互之间有了依恋之情。1761年初，《新爱洛伊丝》在巴黎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其实还在印刷中时就已广为人知了。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过它。圣朗拜尔还把手抄本读给波兰国王听，他欣赏之至。全巴黎都急于要看这部小说，许多地方的书商被打听消息的人包围起来了。它终于出版了，被许多人视为一部绝妙的佳作。
《新爱洛伊丝》和《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的成功，改善了卢梭的经济状况，使他在生活上摆脱了财源枯竭的窘境，他可以安心地投入《爱弥儿》的写作，《社会契约论》也正是在此之后不到两年的工夫整理出来的。
完成这两部著作之后，卢梭一边整理其他几部次要的作品，一边筹划着它们的出版。尽管《社会契约论》稍晚于《爱弥儿》写成，但还要先出版，而《爱弥儿》的出版则碰到了麻烦，使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逆转。
第八章 国外逃亡生活
1760年的一天，卢梭把刚刚脱稿的《爱弥儿》读给卢森堡元帅夫人听。元帅夫人对这部书兴趣不浓，但她要让卢梭多挣点钱，叫他把《爱弥儿》交给她去设法付印，卢梭十分感激地把书稿交给了她。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卢梭收到卢森堡夫人寄来的和书商订的合同让他签字，他仔细辨认了由官员核准留下的笔迹，便满怀信心地签了字，随后还收到了书商预付的一部分酬金。本以为事情已经办妥了，为什么早已付印的《爱弥儿》迟迟出不来呢？卢梭朦胧中预感到有什么不测。按照当时的习俗，一本书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某些知名人士传阅。《爱弥儿》经过外界传阅后，顿时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各种非议此起彼伏，而这些都是瞒着卢梭进行的。他得知《爱弥儿》的印刷一天比一天慢，以至最后完全停了下来，而他又无法打听出原因，出版商也不肯复信回答他的询问，使卢梭陷入极大的不安。在卢梭的性格中，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只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不会慌乱，但若被蒙在鼓里，就会使他惊恐不安。在不明和不安中，他的想象力被扇动了起来，眼前仿佛出现许多以白布蒙头的鬼影。他越是关心在他看来是最后也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就越是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碍出版的原因，而他又怎么也想象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其痛苦的程度可以想见。
千思万念，《爱弥儿》总算出版了，但并没有引起像他别的作品出版时所博得的那么热烈的喝彩声。然而它在私下里所获得的赞扬却比他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多。最有能力评论他这部书的人对他说的话，给他写的信，都证实这是他最好、最重要的作品。但在某些人的评论中，又总带着点神秘色彩，说这部极好的书，不久就会“众口喧腾”，“超过作者所希望的程度”——暗示卢梭将因此书而遭到灾难。而卢梭则坚定地相信，这本书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写的，各个方面都合乎规定，还有卢森堡夫人的全力支持，怎么会受到指责呢？自然，卢梭也知道，他在书中抨击传统的教育制度、宣传自然神论而得罪了教会，而教会当时是掌管中学教育的；还有，在书的结尾，因看到有的王爷贵族在蒙莫朗西射猎动物时糟蹋农民的土地，便对这种暴行骂了几句，也会受到他们的嫉恨。几天后，卢梭得到消息：议院将极其严厉地对他起诉，随后就要下令逮捕他。有的议员甚至声称，要把书和作者一起烧掉！卢梭对这种做法愤愤不平，他在1762年6月写给同乡莫顿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心情：
这样的判决多严厉啊！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巴黎的人民，这就是你们的自由！我实在感到懊恼。外界对我的指责越来越强烈，但是，如果我停止写作，我将会被公众淡忘，人们也不会畏惧我写的真理了。请你不要公开反对我，尊重公共的批评吧。
卢森堡夫妇很关心卢梭的处境，经常打听有关议院的判决。一天晚上，卢梭正在床上读《圣经》，戴莱丝突然走进来，将卢森堡夫人派人送来的信交给他。信中说，尽管他们尽了很大努力，但议院还是决定要用最严厉的方式对卢梭进行起诉，将于明天上午发出逮捕令逮捕他。幸亏孔蒂亲王的关系，才使他们答应，如果卢梭走掉了就不追他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家抓住他的话，他就一定会被逮捕的。信中催促卢梭赶快去跟她商量。
卢梭与卢森堡夫妇会面后决定离开法国。他本想回到自己的祖国日内瓦去的，但那里反对卢梭的势力也很强大，尤其是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日内瓦议会引起了强烈的仇恨心理，恐怕到那里也难得安宁。最后，他决定逃往瑞士，那里靠近他的祖国，可以看到日内瓦将对他作出什么决定。
法国议会正式裁决，认定卢梭的《爱弥儿》为异教邪说，尤其是书中所主张的依照自然来教育儿童，只有自然才能使儿童成为有道德的人等观点。此外，卢梭还认为一切宗教都是平等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一样能得救，人们应该由自己的理性引导去接受宗教信仰。这些观点，对18世纪的欧洲来说，无疑是对统治阶级的一种挑战，他的平等自由思想，也无疑是煽动革命的种子。所以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烧毁，并立即签发逮捕令，要将卢梭打入监牢。
卢梭于第二天下午4点动身，法院去抓他的人还没到，他告别了朋友，上了马车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流亡生活。坐在车上，刚开始脑子里还想着眼前的灾难，离别的情景和议院、法院以及跟他过不去的那几个人，想着想着，他就觉得无聊了。到了第二天，他就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脑海里却浮现出他新近读过的《牧歌》来，那样清晰，那么淳朴。为了在车中消遣，他想试着写一首诗，尽管他也知道目前的心境不适合写这种田园诗，但他刚一试就惊讶地感到，他的思想是那么温和，表达又是那么得心应手。在他后三天的旅途中，他写出了这首诗的前三章，后在莫蒂埃完成全作，其动人的淳朴风尚，贴切的性格勾画，鲜艳的色彩和朴素自然的描写，成为他一生中最满意的作品之一。这是一个逃难者多么动人的心态啊！
卢梭坐了4天车，一进入瑞士境内他就叫车夫停车，他下车后趴下来亲吻大地，感情激动不已，口中高声叫道：“天啊！你是道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自由的土地了！”车夫看了大吃一惊，以为这个人疯了。他又坐了几个小时的马车，便到了新主人罗甘先生的家。罗甘伸出手臂紧紧地拥抱着卢梭。他一家人都给他以热烈的欢迎。卢梭感到漂泊的心又遇到了一个温暖的家，又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栖身和休养的地方。罗甘是卢梭以前在里昂认识的朋友，现住在瑞士的依弗东。卢梭和他们一家相处得很好，常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使他一度忘掉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不久，他就听说日内瓦也下令烧他的书，并在巴黎通缉令下达第九天，日内瓦也下令通缉他了。两个通缉令传遍欧洲，还有不少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都对他发起攻击，一片咒骂之声。说卢梭是一个反教分子，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狂人、疯子、猛兽、豺狼，甚至在伯尔尼一些虔诚的教徒也掀起了反对他的风暴，看来在瑞士也难居住了。听说要对他下达驱逐令的第二天，他就翻过了一座山，到达了普鲁士治下的讷沙泰尔邦。他在那里可以得到自然而然的庇护，因为在该地宗教信仰不能成为迫害的借口。
卢梭离开蒙莫朗西时，戴莱丝曾表示过无论他到哪里她都愿意跟到哪里。但是卢梭怕她在漂泊的生活中受苦就没有带着她。后来卢梭听说戴莱丝在他的朋友面前急切地表示了要与卢梭会合的愿望，而卢梭在只身漂泊的孤独中也日夜思念着戴莱丝，所以到讷沙泰尔后就给戴莱丝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如果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安全了，相信你一定会为我高兴的。我能否知道你的近况以及了解一下你是否还像以前一样爱我呢？我非常盼望我们能重新团聚。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去向，仔细想一想，我亲爱的，想想你是否能和我一起过逃亡生活？如果你来了，我会尽力让你感到舒适的。如果你宁愿居住在原地，这也是你的权利。请不要像别人那样轻视我，那些人能让我不快，但决不会使我失去正义与道德，我从未违反法纪，这你是很了解的。
在信中，卢梭还嘱咐戴莱丝如何处理好家中的剩余物品，并让她带来准备写回忆录的资料。
戴莱丝接信后立即动身，在他们分别了两个月后终于又团聚在一起了。他们相互拥抱，心情无比激动，俩人都流下了爱怜和欢乐的眼泪。
1763年，卢梭和戴莱丝在讷沙泰尔的莫蒂埃暂时定居下来。刚到这里，他就给讷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乔治·吉斯勋爵写了一封信，说他到国王陛下的领土上退隐来了，请他关照。勋爵慷慨应允，并邀卢梭去看他。
卢梭和当地的一位领主一起到了勋爵家。吉斯勋爵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有着令人崇敬的风貌。他们一见面就彼此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乔治·吉斯是苏格兰的世袭元帅，青年时代就离开家乡，依附于斯图亚特王室，因此被他的祖国放逐了。后来他又离开王室到西班牙居住很久，最后跟他的兄长一样依附了普鲁士国王。国王腓特烈给了他应有的待遇，他也为国王效力，俩人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国王看他年纪大了，便授给他讷沙泰尔总督之职，好让他养老。
卢梭以他的正直和坦诚赢得了总督的青睐。这位慈祥的老人，竟在他们相识不久以打鹌鹑为借口亲自到莫蒂埃去看卢梭。他在那里住了两天，连猎枪也没碰一下。卢梭每两个星期就去看他一次，并在府上过夜，走回来的时候，想起老人那慈父般的恩情，时常感动得流下热泪。
勋爵把收留卢梭的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很快就复信同意，并且托他送给卢梭12个路易。仁厚的勋爵对如何完成转送的使命颇感为难，不知怎么办才能使它既体现国王的意思，又不使卢梭感到有侮辱的意味。他把钱变成了实物，对卢梭说，国王提供了薪炭，好让他建立起家庭。还告诉卢梭说，国王愿意为他盖一所小房子，式样和地点由卢梭决定。卢梭对国王的后一个馈赠很感激，这使他忘记了前一个馈赠的小气。但是，这两项馈赠他都没有接受，不过在心中，卢梭已把国王当作恩人和庇护者了。
有了国王和总督的保护，卢梭以为可以和戴莱丝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了。他穿起了亚美尼亚服装，这是一种长袍，它对患有闭尿症的病体是十分适宜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那放松了的心态。
在宁静的生活中，他虽然放弃了写作的念头，但他的想象力能把一切空白填补起来，从不让脑子闲着。相反，如果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你恭维我，我恭维你，这会使卢梭感到是在经受难以忍受的苦刑。为了给生活增加些趣味，他学习编织带子，这样就可以在一些女邻居家里消磨时间而不感到腻味。带子编好之后，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那些准备结婚的女朋友，条件是她们将来得亲自带她们的孩子。这也是卢梭在他的《爱弥儿》里主张的观点。
在莫蒂埃最初的一段生活比较惬意，但时间一久，难免要为生活来源担忧。手中的积蓄在一天天减少，用不了多久就会把剩下的那点钱消耗殆尽。除了写作之外，又找不到任何挣钱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卢梭又不得不“重操旧业”，再拿起笔来写作。
他着手对他已经搞了十来年的《音乐辞典》进行修改和誊清。同时，朋友陆续带来和寄来的有关资料也差不多备齐，卢梭打算集中精力搞一部自己的回忆录。在这之前，他的朋友莫顿也曾想为他写一部传记，卢梭就此表达过他对自己传记的原则。他告诉朋友：如果你开始写，请以一种适合我的方式进行，丝毫不要带有愤恨、讥讽以及赞颂，而是以公平的态度、庄严而有力的方式撰写。简单地说，是用一种适合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被迫害者的立场去写。现在是自己给自己写自传了。四处遭受迫害，到了晚年竟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使卢梭饱尝了人间的辛酸，更有无端的诬蔑和诽谤，使他感到要为自己的存在而辩护。他需要世人了解起初的卢梭，所以他认为自己所进行的是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那就是把自己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他要在自传里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个方面，既不隐瞒丝毫坏事，也不添加任何好事。当时是卑鄙龌龊的，就写自己的卑鄙龌龊；当时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自己的善良忠厚、道德高尚。他自信这样一个真实的自我，要比那些攻击和中伤他的大人物、“正人君子”们更高尚纯洁，诚实自然。因此，他开宗明义地写道：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罪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面前，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所以，卢梭后来就把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忏悔录》。在莫蒂埃居住期间，卢梭学编织带子，编《音乐辞典》，写回忆录，生活比较平静，但也只是比较而言。实际上，在逃亡中的卢梭仍在不断受到攻击和迫害，卢梭也从未在这些攻击和迫害面前屈服过。他一有机会和可能就拿起笔来，为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辩解或反驳，结果往往招致更大的迫害。不过迫害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卢梭的名声更大，他更加广为人知了。有不少人慕名而来拜访卢梭。这些人中有的并未看过他的作品，交谈起来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只是“慕名”而已，卢梭对此不感兴趣。但偶尔也能碰到真正崇拜卢梭作品和有见解的朋友。如有一位从法国来的名叫圣布里松的青年军官告诉卢梭，他读了《爱弥儿》以后受到很大影响，准备脱离军队过独立生活，他正在学木匠手艺，为的是要做个小“爱弥儿”。卢梭听后赶紧劝他放弃这个打算，不能一时冲动，而要顺其自然。他听了卢梭的话，从上司那里收回了辞呈。1764年9月，卢梭接到一封来自科西嘉革命者的信，邀请他去该国担任制定宪法的工作。这个消息很快传遍欧洲，格里姆等人抓住把柄立即发表声明，攻击卢梭接受这项邀请，正说明他是国家独立的煽动者。卢梭因为“眼前障碍重重”和身体“不适宜海上行程”没有应邀前往，但他在信中表达了对这项事业的热忱，并代拟了一部宪法，在几年后正式出版。在这期间，卢梭先后接到了两个噩耗，一个是卢森堡先生患痛风而死去，对这位仁慈的贵人之死，卢梭特别伤心。他把卢森堡先生当作自己在法国惟一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温和，常使卢梭忘掉了他的官高位显，而把他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去依恋。卢梭逃离法国后，卢森堡先生仍和从前一样与他保持联系，经常给卢梭写信关心他，甚至在他的遗嘱上也写有卢梭的名字，表示要赠给他一笔遗产，但卢梭出于要维持他和卢森堡先生的真正友谊以及自己在道德上的一贯操守，没有接受这笔遗赠。使卢梭更悲痛的是华伦夫人的去世。她终于不胜衰老，不胜残疾和贫困之苦而离开了人间。卢梭为这位最慈祥的妈妈，最善良的女人的死亡而痛不欲生，但是他又相信她是到那善人的天国去了。在那里，凡是在尘世上所做的善事，都有温馨的回忆作为永恒的善报。他为她温厚而慈悲的灵魂祈祷：希望她去到对真正的慈善敞开了心灵的人们的身边，去享受慈善的果实。卢梭也感到妈妈的去世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上天结束了她的不幸，这就免除了她再看到自己的那些被养育者的不幸惨相。卢梭自从到瑞士后就没给她去过信，怕的是把自己的灾难告诉她，会使她为自己伤心。他对妈妈的怀念是永远铭记在心的，即使自己死后，也希望能在另一个世界里看到她。在莫蒂埃，卢梭还和巴黎大主教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受到了普遍关注。毕蒙主教说卢梭在他的书中宣扬的是假道学，说他是一个自认为学识丰富而误入歧途的人；一个在思想和行为上充满矛盾的人；一个用繁杂的思想来曲解道德的人；一个自称热爱圣典但一味地标新立异的人；一个自吹热爱隐居而又借此吸引他人注意的人；一个泯灭读者道德观念的人；一个主张人类社会平等又想将人类贬低到禽兽的地步的人。更严重的是，教皇还指控卢梭散布色情，斥责《爱弥儿》是建立在无神论的思想基础上的。
对于这些指责，卢梭坚决加以反驳。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发表了《致毕蒙主教书》。在这篇文章里，卢梭阐明了自己的许多观点。他写道：
阁下，我何必要对你多费唇舌呢？我们如何才能相互了解呢？我们俩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误解？我之所以答复你，实在是你逼我这样做的。
我写过各种题材的书和文章，我一直保持着我的原则，我的道德观，我的信仰及戒律。而他们一味地反对我的书，更反对我。他们审判我书中的主题，我发表第一篇论文时，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的《法国音乐书简》问世后，我更被看成是国家的敌人，甚至被当作叛国贼。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发表后，我又被说成是无神论者，一个厌恶人类的人。在《新爱洛伊丝》出版后，我被看成是一个温柔而老实的人。但现在，我在他们眼里又成了一个顽固而渎神的人了。
在这篇文章里，卢梭也毫不隐瞒自己的宗教观，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信仰：
主教阁下：我是个天主教徒，一个诚挚的教徒，遵从圣经福音的信条。我是个教徒，但并不是牧师的信徒，而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所坚信的天主并不要求深入讨论福音信条，而注重切身实行；他要求弟子信仰能使人类行善的事物，他告诉我们只要去爱自己的兄弟就是履行了信条。
但是，那些缺乏正义的教士，霸占职权，成为我宗教上的裁判者，而且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的优越权利决不会影响我的原则，他们无法使我说出我不愿意说的话。如果我的真诚触怒了他们，他们就会想办法将我摒弃于教堂之外，我并不畏惧他们的威胁，因为他们无权判决我。
我发现宗教和政治都有缺陷，我关心这件事是因为政府中的罪恶只会使平民遭殃，但是良知上的错误将使道德沦丧到何等地步呢？
每一个派系都在残害他的兄弟、同胞，所有教会派别都以人的鲜血祭祀上帝，这种矛盾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但是，他们的确存在于我们社会中，如果有人想改良这种情形也算是罪恶吗？
这篇长达一百五十多页的《致毕蒙主教书》，于1763年交付出版。但出版后卢梭又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日内瓦人的攻击尤为猛烈。随后，日内瓦当局还正式废除了卢梭的永久公民权，其态度之冷酷，和卢梭先前写的申明放弃公民权的信中所表露的对于故乡的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内瓦对他发出通缉令之后，卢梭仍然对自己的祖国怀着希望。他认为，日内瓦的宗教界，至少是公民和市民，对通缉他的那道命令里违反教会法的地方会提出抗议的。但等了一年多没有任何反应，卢梭深感失望，觉得自己的同胞抛弃了他，于是作出相应的决定：声明放弃日内瓦公民权，也就是放弃他那个忘恩负义的祖国。回首往事，他曾努力为自己的祖国争光，但得到的报答竟是下令通缉！连宗教界和市民们也不出来说句公道话。想到这些，卢梭毅然给当年的首席执行委员写了一封信，正式申明放弃公民权。不过信的措词很温和，结尾还为日内瓦的公民而祝福。
卢梭的这封信提醒了日内瓦公民们起来保护卢梭也是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向议会提交了意见书。有法国政府做后台的议会拒绝了公民们的要求，矛盾变得尖锐了，由此产生了许多小册子。由检察长特龙香撰写的《乡间来信》就在这时发表了。这是一部袒护议会的作品，写得十分巧妙，使国民代表派（代表公民意见的）无力辩驳。大家希望卢梭出来和特龙香对垒。卢梭在他的旧同胞的催促下开始着手批驳《乡间来信》。不过他这次非常谨慎，他正在写作驳斥《乡间来信》的《山中来信》，在与国民代表派的首领会晤时都没有披露，怕走漏了风声付印时会出现障碍。
《山中来信》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文中不仅批驳了所谓“君主专制政体的重要性”，还批驳了日内瓦民事法庭对他的判决。日内瓦的小议会针对卢梭的作品发表了一个宣言，声称这部作品是渎神的异端邪说，要由刽子手拿去烧毁，不要说答复了，就连提到它都会感到丢脸。其实他们无法驳倒《山中来信》，不得不装出恼怒万分的样子而不予回答。糟糕的是，日内瓦的国民代表们看到小议会的那个宣言后，不仅没有提出申诉，反而按照宣言给他们指出的路子走，连为《山中来信》说句公道话的勇气都没有。巴黎当局下令将此书烧掉。
这种风潮不久就波及到了讷沙泰尔，不明真相的人们听说卢梭胆敢渎神，便对他产生了激愤的情绪，后来甚至发展到疯狂的程度。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对卢梭进行侮辱，即使是那些曾得到过卢梭慷慨救济的穷人，也因听说卢梭对他们的信仰不恭而反目为仇。
当地教会的一些牧师也起来反对卢梭，有的不准他去领圣餐，有的策动教会开除他，还策动民众起来和他作对。于是，在宣教的讲坛上，他被宣布为反基督的人；在民间，他被当作妖巫来驱赶。他的亚美尼亚服装恰成了辨识的标志，走到哪里他的四周都会传出叱骂之声，还不时有小石头抛来，在这种情况下，卢梭也不示弱，他仍然穿着亚美尼亚长袍出来散步。有好几次他从人家屋前走过，就听里面有人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当然这只是一种恫吓，并没有真正开枪。这时，卢梭在蒙莫朗西的邻居、房主的女儿韦尔德兰夫人来看望卢梭。这使卢梭很感动，因为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急需友谊的安慰和支持。他们一起散步的时候，韦尔德兰夫人感到了卢梭所受的敌视，晚上还亲眼目睹了他的住宅受到的骚扰。于是她建议卢梭去英国居住，还愿意把她的朋友、哲学家休谟先生介绍给他。卢梭早已对休谟有敬慕之情。当时休谟在法国也很有名，通过别人的介绍和阅读他的著作，卢梭感到休谟有彻底的共和主义精神，并极为钦佩他的道德和天才。加上以前就有个朋友劝他到英国去，希望结识休谟并博得他的友谊，使得卢梭增强了去英国的念头。而休谟也已知道了卢梭，韦尔德兰夫人向卢梭讲了他如何切盼卢梭前去，以能在英国对他尽地主之谊。卢梭就把进一步联系的事宜托付给韦尔德兰夫人了。1765年初，一本名为《公民的感情》的书出现在市面上。该书极力抨击卢梭的人格、思想以及他的道德观，充满了恶毒的诽谤，尤其在他将子女遗弃在孤儿院的事情上大作文章，并极力证明他不是基督徒。这本书风靡了日内瓦，莫蒂埃的反应就更加强烈了。当地民众对卢梭的敌视犹如火上加油，对卢梭的骚扰日甚一日。
尽管有国王的历次诏令、邦议会的三令五申和本地领主与行政官员多次警告，民众还是不肯放过卢梭，只要他走在路上，向他投过来的石头就在他周围乱滚。一天夜里，卢梭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响声震醒——有人用石头砸他们的门窗。石头像冰雹似的飞到长廊里，连在那里起初还汪汪直叫的狗也被吓得不敢作声，躲到一个角落里，对板壁又咬又抓，拼命想要逃出去。卢梭赶忙起床，正要向厨房走去，突然飞来一块石头，打破了卧室的窗户，直砸到床脚下。他躲躲闪闪跑进了厨房，戴莱丝也浑身哆嗦着跑了进来，俩人紧贴着墙壁，以防被石头击中。幸亏邻居的仆人听到响声后出外求援，警卫队赶到后才阻止了这场骚乱。这时，卢梭住室的前廊已积满了石头，房主见此场面不禁惊叫道：“上帝啊，简直是个采石场了！”
事件发生后，一些头面人物来看卢梭，劝他快离开这个教区避避风头，因为他在这里再也不能安全体面地住下去了。卢梭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想找个偏僻的地方隐居下来。以前他曾到过比埃纳湖中的圣皮埃尔岛上旅行过，很迷恋那里的自然风光，希望到那个岛上去居住。经过吉斯勋爵和岛上的上层人物接触，得到该岛的所有者伯尔尼人的同意，卢梭便于1765年9月中旬迁到了那里。
圣皮埃尔岛不大，周围约半法里，但能出产和提供生活的主要必需品。岛上有农田、草场、果园、树林、葡萄园，它们分布在起伏多变的丘陵上，互相掩映，使人不能把整个岛一览无遗，所以看上去比实际要大。到了收获葡萄的季节，人们每星期天从邻近的湖岸聚集到这里来跳舞、娱乐，而平时则十分宁静。卢梭觉得在这个岛上居住十分理想，可以与世隔绝，让自己更能陶醉于闲散与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初到岛上，卢梭马上就面临生活困难的问题，这里粮食既贵，运输又困难，生活费用就很高。不过每逢自己毫无办法的时候，就有一位幸运之神前来帮助。一位叫贝鲁的先生与卢梭达成了一项协议，由他代替了先前曾答应承揽，后又因为《山中来信》的风波而放弃印行卢梭全集的书商。卢梭把出版全集的一切材料都交给他，由自己担任整理和安排这些材料的工作；卢梭还答应将来把自己的回忆录也交给他，不过规定他只能在卢梭死后加以利用，因为此时卢梭一心只想安安静静地了却余生，不愿再让社会想到他。根据这个协议，贝鲁先生负责支付卢梭终身年金，用它就可以解决卢梭自己的生活问题了。另外，还有吉斯勋爵的资助及其他收入，即使卢梭死后，戴莱丝的生活也没有问题。
生活方面有了保证，卢梭心里就踏实了。对那些诬陷和仇视他的人，也用宽容的心情来对待，他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经得住检验的，可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们去进行批判。他确信通过自己的许多过失和软弱，通过他不能忍受任何羁绊的本性，人们总会发现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他无怨无艾，不嫉不妒，勇于承认自己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更容易忘记别人对不起自己的地方。他只在缠绵温厚的感情中寻找他的幸福，对任何事都真诚到不谨慎的程度，真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卢梭以平静的心态审视着自己的过去，他意识到：浪漫盘算的年龄过去了，剩下来的只有最后一个希望，那就是无拘无束地在永恒的懒散中过日子。
当然他所向往的懒散，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终日无所事事，而是儿童式的闲逸：他不停地活动着，而又什么也不做；或者说是胡思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而身子却在呆着。这种心境下的卢梭，常忙一些无所谓的小事，什么都做一做，什么都做不完。有时，他长时间盯住一只苍蝇看它的一切动作，有时又恨不得搬起一块岩石，想看看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卢梭一向爱水，而小岛上四处可以见到水。每次一见到水，他就沉入那滋味无穷的遐想。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一起床就跑到西部一块地势较高的平台上去，呼吸早晨那清新的空气，极目远眺湖对岸的天际，湖岸和沿湖的山岭构成了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色。
当然，他也还做一些他以前做惯了的事情，像写信、整理一下书籍和文稿。《忏悔录》的第一章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在这里，他最用心做的就是研究植物学。他对小岛上的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把整个岛当作一个植物园了。每当需要进行观察或验证一种植物时，他就跑到树林里或草地上去，胳臂下夹着一本书，到那里就在他要研究的植物旁边躺下，从从容容地观察植物生长的状态。
下午的时间，他就不做这些事情了。常常独自跳上一只小船，任凭它由风吹水推，自己沉醉于无目的的遐想之中。有时候心头一热便叫出声来：“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啊！我现在是在你单独的守护之下了，这里绝没有什么奸诈邪恶的人插在你我之间了。”
卢梭和戴莱丝寄宿在岛上的惟一住户、医院的出纳员家里。出纳员的妻子和常到她家里来的她的姐妹对戴莱丝很好，卢梭也常和她们一起散步。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加上美好的自然风光，卢梭感到生活无比幸福，恨不得就在这甜美的生活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可惜好景不长！卢梭在岛上只住了两个月，伯尔尼议会就下达命令，要他搬出这个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境。在寒冷的冬季到来之际，驱逐一位体弱多病的老人出境，实在有违人道。气愤之下，卢梭恨不得立刻就走。但毫无准备，走到哪里去呢？无论他逃到什么地方，有人不是煽动民众反对他，就是用公开的强制的办法驱逐他。这一连串的灾难，已使他心灰到了极点。
正在他无计可施的时候，伯尔尼邦又来了一个更加残酷的补充性命令，限他在24小时之内离开岛屿和该共和国的一切直接或间接领土，永远不得重来，否则定予严惩。一向对卢梭爱护备至的吉斯元帅及时了解到卢梭的遭遇，邀请他到柏林去，卢梭让戴莱丝为他看守书籍和衣物，在岛上过冬，把文稿交给了贝鲁，第二天早晨就朝着柏林出发了。卢梭离开岛屿来到比埃纳时，遇到了不少邻近地区闻讯来看望他的人。其中有个年轻人劝卢梭到他那里落脚，说那里虽属于伯尔尼邦，但它是个自由市，不接受任何人的法令。而且这个名叫韦尔得勒迈的青年的家庭在该市享有最高的威信，他要代表那里的公民欢迎他，希望在那里看到卢梭忘掉过去受到的种种迫害。法国大使馆秘书巴尔泰斯先生也劝卢梭住到比埃纳市。在不少人的挽留下，卢梭决定在比埃纳留下来，至少住到开春。
那个叫韦尔得勒迈的年轻人给卢梭找到了房子，那是第四层楼的后楼一个小房间，很不像样。他住下来后，就再也看不到挽留他时人们所表现的那股热情了，到处都是冷冰冰的面孔。住下来不到3天，卢梭就发现那里正酝酿着一场针对他的可怕的骚乱。有人还告诉他，又要把他从比埃纳市驱逐出去了。这时候，原先那些坚持留他住下来并保证他不受扰乱的人一个也见不到了，卢梭又一次陷入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幸亏尼多的法官及时赶到，送给卢梭一份以他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卢梭自由地穿过伯尔尼邦边境。卢梭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一辆车，离开了那个使他伤心透了的地方。离开比埃纳后，卢梭没有去柏林和吉斯勋爵会面，而是辗转多处，与戴莱丝会合后，于1766年1月来到英国伦敦，住到了著名哲学家休谟先生家里。
卢梭和休谟早就互相敬慕，见面时都很高兴。但相处在一起时却很少有共同语言。卢梭后来还发现，休谟和自己在法国的那些敌人有交往，本来就多疑敏感的卢梭，把休谟看成了阴谋反对自己的代理人之一，甚至把好心帮助他来到英国休谟家的布弗莱和韦尔德兰两位夫人也都看成是参与迫害他的阴谋家了。他认为两位夫人之所以劝他到英国来，只是为了帮助他的仇人更好地监视他，而休谟是与在法国跟他为敌的那些哲学家（指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串通一气的。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接连不断地受到攻击和敌视，卢梭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患上了“被迫害狂症”，其特点是疑心极强，仿佛周围的一切人都想迫害他。连帮他出版《爱弥儿》的卢森堡夫人后来他都怀疑。他的这种病症早在几年前就种下了病根，其表现为，即使在宁静惬意的环境里，也是忧心忡忡地担心灾难随时会降临，像在圣皮埃尔岛上那些日子里，总有被撵出岛的预感，精神上摆脱不了担惊受怕的重负。到英国时他的被迫害狂症进一步加重，带着怀疑的心态和休谟相处是不会和谐的。休谟不知道，也难以体谅卢梭的心态，后来又把卢梭精神错乱的秘密告诉了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这就更使卢梭对他产生了不可和解的仇恨。不久，卢梭离开了伦敦，迁往英国另一个城市伍顿。在那里，他继续写作《忏悔录》，到当年年底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前半部分。这时外界传闻有人策划焚毁这本书，卢梭非常担心，便想离开英国到别的地方居住，还想回到欧洲本土；戴莱丝表示赞同，因为她母亲已经去世，需要她回去料理后事。卢梭要返回本土的消息在欧洲传开后，不少人给他写信，表示愿意提供住处，这使卢梭深受感动。1767年初，卢梭整理行李，将多余的书变卖，以减少旅途的负担。卢梭的朋友培鲁先生介绍他和戴莱丝去史泊丁城投靠塞吉先生，他们在那里没有停留多久，于1767年5月初抵达英国东南部的多佛港，准备乘船前往法国的加莱港，但当天遇到风暴，轮船无法启航，第二天他们到达了加莱港，结束了近5年的国外逃亡生活。
第九章 孤独的晚年
1767年5月，卢梭从英国回到了法国的加莱港，但并无“重归故里”之感，在法国境内，卢梭仍然是一个通缉犯。为了隐藏身份，他改名为雷诺。过去一向爱护卢梭的孔蒂亲王对他的处境仍然很关心，提醒他要小心提防别人的抨击。不久，他和戴莱丝又迁往圣丹尼斯市居住。为了充实隐姓埋名的隐蔽生活，卢梭继续研究植物，到处采集标本，还以书简形式写下研究成果，有时还和国外的植物学家通信联系，如英国的波特兰女伯爵，他们曾经一起采集标本，卢梭和她通信，署名就是“植物学者”。采集标本时，他也常常想起从前和妈妈在尚贝里度过的那些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曾一起采集草药，提炼药丸，生活是那么纯净。
除了研究植物外，他还继续写他的回忆录。回到法国的第一年，他写完了《忏悔录》的第五章到第六章，即这本书的第一部。这部分主要是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写到1742年他动身到巴黎为止。尽管这一段生活也充满艰辛，但总体上给卢梭留下的记忆是平稳中而有甜美，写作时也主要是沉浸于幸福的回忆。他当时曾想写到此为止了，因为他怕继续写自己那惨痛的历史会引起感伤，而且他也怕涉及从前和他有关系的一些人的名声，甚至也不愿意涉及和他仇恨最深的人的名声，所以他在第一部的最后写道：如果我的名字能够流传到后世，人们也许有一天会知道我还有什么话要说而没有说。那时候，他们也就会知道我所以保持缄默的缘故了。这话说过两年，他又在迫不得已情况下改变了主张，《忏悔录》还是写下去了。1769年卢梭又开始写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忏悔录》的第二部，最后完成的时间是1770年11月。本来和出版商约定，要等卢梭去世20年后才能发表，事实上，《忏悔录》的第一部不会涉及到任何人的名声，所以在1782年就出版了。又过了7年，即卢梭死后11年，第二部也在日内瓦出版，当时书中提到的有好多人都还健在。《忏悔录》是卢梭晚年的重要著作，是一部最具有个性特点的自传，它记述了卢梭从出生到1766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卢梭在叙述这些经历时，也展示了自己同情平民的感情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体现着自他发表第一篇论文起逐渐成熟起来的理论和观点。它不仅是卢梭的生活的历史，也是他对这种生活进行思考的历程，是他的情感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这部极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被后人看作一首抒情的诗，一首世界文学中最美的诗，它成为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标志，并进一步凸现了他作为浪漫主义抒情文学大师和开拓者的地位。当然这部作品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对朋友过于尖刻和不宽容，这对于一个屡遭迫害而又思维敏感的人来说，也许是很难避免的。
卢梭住在圣丹尼斯市这一段生活是比较安静的，就是采集植物标本和写《忏悔录》。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内容：
你肯定不会了解我从散步和采集植物中所获的快乐，我借这种良好而单纯的消遣来保持心中的平静。下雨时，我便从事写作，我写的是我的一生，并不是外表的生活，而是我的真实生活，我一生中最隐秘的感情和我的性灵。
遗憾的是，这种平静的生活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打破了。一位名叫德强斯的城堡看守人意外死亡，卢梭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因为他常常带着酒和食品到城堡里找德强斯聊天，有人怀疑他在酒里放毒使德强斯致死的。卢梭为证明自己的清白，要求法医验尸；经过验尸，证明卢梭是无辜的。但是失去了一个朋友，又被人怀疑毕竟不是愉快的事，便于1768年7月到了格勒诺布市，在那里继续采集植物标本。其间，他去了一趟尚贝里，找到华伦夫人墓地，他久久地伫立在墓前，回忆初遇妈妈的情景和从她那儿享受到的仁厚和慈爱，深情悼念这位令他永世不忘的女人。8月份，卢梭又到了戈布市。当时该市正在筹备一项活动，市长听说他来到本市，马上请他共进晚餐。卢梭很喜欢这个城市，在一家旅馆里订了房间后便写信让戴莱丝到这里团聚。
想必你已经知道我那位长久的伴侣，终于成为我的妻子了。因为她决定跟随着我，分担我的痛苦，所以我必须做这种安排。25年来相聚的岁月，终于使我们结为一体。信心和互爱使我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直到我死为止，她将是我最温柔和我所需要的伴侣。
1770年春，卢梭决定迁往巴黎，这一年他已被法国当局赦免，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了。6月份，戴莱丝终于实现回巴黎的愿望。
他们住在古老的布拉屈斯镇，靠卢梭的版权收入和朋友的津贴维持生活，另外抄写乐谱和作曲也有些收入。卢梭生活很有规律，清晨起床，立即到写字台前誊写乐谱，吃完早饭后，又继续在桌前工作，直到下午。有时他和戴莱丝一起外出用餐；有时他俩到山丘上欣赏夕阳，或者和邻居们一起游戏。每逢这个时候，他们都格外高兴。
回到巴黎的头一年，卢梭完成了他的《忏悔录》。之后，他还担心后世对他的一生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怕那些谤书所留下的阴影不能消除，便于1772年至1775年间写了三则长篇对话，在他身后于1780年汇成文集，以《对话录——卢梭审判让-雅克》之名发表。对话是在一个法国人和卢梭之间进行的。这个法国人从未读过卢梭的作品，却盲目地接受了卢梭的敌人伏尔泰、格里姆、霍尔巴赫所塑造的卢梭的形象。对话中的卢梭对这些阴谋作了最猛烈的抨击，也对自己作了最敏锐的分析。
这时候，卢梭已经变得非常孤僻了。他疑心重重，不相信任何人，不让别人进他的书房，也很少和过去的熟人联系。可是他越不愿见人，外界的人就越想见见这个隐居者。格里姆便借机捏造一些有趣的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其中有一个故事叙述人们急于想见这位隐士的情形：
有一天，一大群人聚集在广场上。
“你们聚集在这里干吗？”有一个人问。“我们等着看一看卢梭先生。”另一个人回答。“谁是卢梭？”
“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他等一会儿要经过这里。”虽然卢梭没有在这种大场合中公开露过面，但他偶尔也会在一些女士面前朗读他的新作，并申明他有权公开朗读，因为官方查禁的只是他的书。确实，他在一些贵族王室家里朗读过《忏悔录》，有时从早晨一直读到深夜。朗读时他并非只挑选某些章节，也不删减任何细节，而是包括他在书中所记述的高尚情感和种种错误，全都原原本本地朗读出来。当他读到把子女送进孤儿院时，许多女士都同情地低下了头。卢梭的读者和听者不限于妇女，有的显贵及立法者也向他请教。有一位叫维科斯基的波兰贵族因境内政局不稳，特意来拜访卢梭，向他询问补救办法。卢梭以他《社会契约论》中有关政府的立论向他解释说：国家的政府组织影响国民的士气、爱好及道德观。如果将您的国家的人民引向另一种情感，您将使他们的心灵充满一种民族情操，这会使波兰人民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显著地区别开来。只要让人民爱他们的国家，他们将会全心全意地效忠国家，即使国家的法律不公允，人民有爱国情操自然会做个好公民。因为只有好公民才能使国家有力量，并走向繁荣。卢梭的这些建议，后来被马克思赞誉为“卢梭曾为波兰人草拟了最好的政治制度。”卢梭知道他的《对话录》无法出版，而在法国又没有一个挚友可以代为保管。《对话录》正是展示他当时心中的强烈感觉：世人都在一致对他进行迫害。他正为此事踌躇，碰巧遇到以前在英国的好友布司比先生，便把已誊好的《对话录》第一部分交给他保管。其余部分誊写完后，也想交给布司比，但他已离开巴黎。卢梭很担心手稿落入他的敌人手中，便想了个主意，将《对话录》包好，在外层纸上写上：“托付给全能之主保管。”里面还夹着一张祷告词：
公理与正义之神，受害者的保护者，请你接受我的献品，我将这手稿置于你的祭坛前，寄托给上帝保管。我是个不幸的陌生人，孤独而得不到别人的帮助，而且不断被人嘲笑、讥讽、贬损。在以往的15年里，遭受比死还难受的屈辱，贬损我的尊严，而且所受的这一切迫害，我无法了解其原因。我没有辩解的机会，我与外界联系的权利也遭剥夺。我对于人类不存有希望，因为他们充满了欺骗、诽谤和谎言。
我将我的作品托付给你保管，让它传到一个较好的下一代手中，他们将从我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既无怨恨，也不欺骗别人的人遭受了怎样的命运。如果我的作品落入怨恨我的人的手中，而将它毁灭或删改，我也不会在意的，因为我遵从我主的公义，遵循我主的意志。
法国人呀！这个曾是温和与爱好和平的国家，你们竟变成现在的地步，你们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幸和孤独？你们为何要剥夺我的权利？为何要使我的残余岁月陷入苦恼、忧愁和羞耻之中，而又不让我知道其原因？不让我辩解我的理由、我的怨言，甚至不准许我有发言的机会？我将一颗无辜的心和一双无邪的手交予上帝，请求他赐给我一个你们对我的羞辱无法进入的庇护所。
他将这篇宣言抄写多份，拿到街上向行人散发，但是过路的人们对他的宣言不感兴趣，没有人愿意拿走。此刻卢梭终于看清他的一切努力全部归于无效，徒然自苦而一无所得。于是他决心采取惟一可取的办法，那就是一切听天由命，“不再跟这必然抗争”，通过这种方式来使内心安宁下来。从此，他每天都在巴黎近郊作长时间的漫步和遐想，从1776年春持续到1778年春，整整两年。他把这些遐想写了下来，共有10篇，后来被汇集成书，在其身后1782年以《漫步遐想录》之名出版，也有的版本题作《一个孤独者漫步的遐想》。不再与必然抗争了，焦躁的情绪安静下来了，沉入了“省察内心”的遐想之中。这种习惯使他丧失了对自己痛苦的感受。可是，一次意外的事件又给他带来了另一种痛苦。
事故发生后不几天，消息便传遍了巴黎。有的报纸在报道这个消息时，加上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卢梭被狗践踏！》还有的对事实歪曲篡改，甚至从中演变出谣言，说卢梭已经摔死。所以当卢梭康复后出外散步时，有几个人看到他出现惊诧的神色。有人写信告诉卢梭，一家报纸公布这一“喜讯”时，还以向他致悼词的形式，预言人们在卢梭死后献给他的祭品是痛恨和辱骂。
这些半是谣传半是诅咒的消息，在卢梭的心中煽起了阵阵恐惧，已经麻木了的警觉又被惊醒了。他更加相信自己从前的结论：他个人的命运和名声，已经被这一代人盖棺论定，自己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
想到这些，他感到自己的那些敌人都由于命好而步步高升，他们又因为和他结仇而异乎寻常的团结一致，只要有一个人拒绝当同谋，只要有一件加以阻挠的事发生，就可以使反对他的阴谋归于失败。但是这种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所以他深信这决非出于偶然，而是一种宿命，是早已写在神谕上的。他这样想下去，不仅没有感到痛苦，反而得到了安慰，使他的心安静下来，去俯首听命于上帝的安排。他崇拜至善至美的上帝，他相信上帝是公正的，他要自己去受苦受难，然而他知道自己是清白的。
卢梭要用自己的信仰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任凭别人如何如何，自己则要学会无怨无艾地忍受；他相信世人公正看待他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
卢梭虽然对“充满了欺骗、诽谤与谎言”的这一代人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他还希望他的作品能够“传到一个较好的下一代人手中”，也就是说，他对下一代人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他相信世人公正看待他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有了这个信念，他的心又平静下来了，他又恢复了每天散步、遐想、采集植物标本、写作、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1777年底至1778年初那个冬天，卢梭很少外出，他的生活好像不那么有规律了。
今天是圣枝主日，同华伦夫人初次见面，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她当时只有28岁，而我还不到17岁……
我没有哪一天不在愉快地、怀着深情回忆起这段时期，这是我不受干扰、没有阻碍地充分体现我自己的时期，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真正生活的惟一而短暂的时期。
戴莱丝找到锁匠付完款后回到家时，听见卢梭呻吟说：“我感到胸口一阵阵疼痛，大脑也像被敲打似的。”这时是早晨7点钟，外面天气晴朗，卢梭说他想看看美丽的阳光，戴莱丝便扶他到窗前，只听他说道：“全能的主啊！天气如此晴朗，没有一片云，上帝在等着我了。”说完，他便失去了知觉。到充满阳光的地方去了。后经医生诊断，写下了“由于严重的尿毒症而引起的中风”的记录。
第二天，人们纷纷来到埃尔姆农维尔，瞻仰这位伟人的遗容。随后，他被安葬在波拉斯岛上，这是他生前向往的地方。法国大革命后，
第十章 卢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卢梭生前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如果我的名字能够流传到后世……”如今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220年了，他的名字一直被全世界记着，而且往往冠以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等头衔，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一些著作思想，曾经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和旗帜，也是世界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和旗帜；他那些充满激情和智慧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卢梭在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都是“开始一个时代”的人物。卢梭的影响通过他那些惊世之作，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不仅在法国，在欧洲，也传到了世界。卢梭在晚年改名换姓的隐居中，还有一位著名的波兰贵族，在政局不定的情况下，登门向卢梭请教补救办法。他接待此公时的谈话内容，后被马克思称赞为“卢梭曾为波兰草拟了最好的政治制度”。远隔重洋的科西嘉革命者也曾写信邀请卢梭去该国担任制定宪法的工作。可见他的影响当时就是世界性的。现在随着他那些传世之作越来越多地被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出版，他的读者、研究者的分布面有越来越广的趋势。就我国而言，最早只翻译出版了他的《民约论》（后改译为《社会契约论》），后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才陆续翻译出版他的其他一些著作。过去只知有《民约论》的政治生活中的卢梭，现在又从其他领域里读到似曾相识的另一样的卢梭，才知道卢梭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要想全面了解他的影响，需要根据他的几部传世之作从不同方面加以评述。
政治思想方面：
卢梭出身平民，经历坎坷，长期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亲身感受到封建专制制度下，广大下层人民的苦难，对他们的不幸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他还以仆人、随从、秘书、家庭教师、大使秘书、作家的身份，出入于上流社会，亲眼目睹了贵族们的穷奢极欲、倚势欺人和官场的腐败、专横，扼杀了生来自由平等的人们的天性，从内心里憎恨不合理的封建社会制度。他这种爱憎感情，通过他的两篇应征论文，特别是第二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充分表现了出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卢梭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全部世界观的基础。他以后的许多思想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阐发的。他把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放在私有制上。他看到了私有制得以产生的条件，是与“铁和谷物”的应用有关，和“一个人据有两个人吃的粮食”有关。剥削和压迫就以此为基础，同时也为文明社会一切罪恶活动提供了条件。换言之，社会意识的产生与存在，与社会物质存在有关。对此，普列汉诺夫曾明确指出，这是卢梭看到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真理。在进一步论述中，卢梭还替已经不平等的社会提供了一幅发展图：第一阶段，由于土地私有，产生财产上的贫富不平等；第二阶段，由于富人欺骗人民放弃自然自由，经契约取得公民自由，建立了便利于富人的国家与法；第三阶段，由于富人掌握国家法律，形成主人与奴隶之别，结果使原来的法定权力变为专制暴力，全体人民毫无权利，这是不平等的顶点。顶点必将转为起点，即不平等终将转为平等。
就从这三个发展阶段的结论看，卢梭是把当时的社会看成是“专制暴力”的社会，是社会不平等达到极点的社会；同时预示社会发展，文明社会虽然已经出现，但仍然是可变的，他说不平等的极点，是还原到原来的平等，即除一个或极少数暴富者外，其余都变成一无所有。这是违反自然原则的，因而得出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它的结论。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的辩证的说法。”也有人说，卢梭以自然反对文明，以淳朴反对科学，是反对社会进步的原始主义。是这样吗？我们从卢梭著作中得不出这种印象。
卢梭说：“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毁灭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整个国家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人民拥君是一回事，君主变为专制又是一回事，正因为这一点，人民有权有理由打倒专制暴君。这样看来，从自然变为文明，在原来意义上未必是坏，也未必不可说是进步，只是“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他们原来目的的反面。”我们必须懂得恩格斯对卢梭说的这番话，才能知道卢梭是文明（实指专制暴君统治下的“文明”）的憎恨者，但决不是悲观主义者，更不是原始主义者。卢梭在给波兰国王的信中说过：“回到自然状态的原始阶段，是无法实现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纵使人类能够退到野蛮人的状态，他们也不会因此就更幸福。”
那么，卢梭为什么要强调自然人和自然状态的优点呢？他是有意识从历史上假定，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和平等是人类天生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看出人类天生自由、天生平等的神圣性，再者他是想从“文明”的反面证明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和矛盾，然后显出当时社会的丑恶。
当他把现实的丑恶充分揭露，平民的愤怒尽情发泄后，他便转而讲出积极的主张，盛赞平民和自然人的才干。他了解平民，知道他们有良知，有怜悯之心，有能力，经过活动或劳动可以很快成为智力健全的人。平民也知道良知中保存天生的正义原则，他可以和同伴们过着十分理想的社会生活，与当前的社会生活截然不同的。这就是人类丧失自然的自由平等之后，可以争取一个约定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和国家。这是一个补偿，也是一个理想。于是卢梭苦心写出了一本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本来是卢梭很早就构想的《政治制度论》的一部分，后来他感到完成此书需要好多年时间，就放弃了原定的计划，把《社会契约论》作为相对完整的著作出版。在西方思想史上，提出社会契约论的并非始于卢梭。可以这样说，格老秀斯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契约理论的首倡者，霍布斯是社会契约论的奠基者，洛克是社会契约论的发展者，而卢梭则是社会契约论的集大成和系统化者。他在《社会契约论》这部享有盛名的政治学著作中，继承和发展了以前的社会契约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社会契约学说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和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契约学说主要是和卢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提出了如何改造社会，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才能恢复和保障人们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所丧失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卢梭写道：人生来是自由的，但他到处都被锁链拴住。他认为我们因受人压迫而遭到种种约束，为了恢复天赋的自由，也可以用暴力来挣脱各种束缚，然而暴力毕竟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为了维护人类的平等自由，人类间的契约非常重要。卢梭指出，任何人都不具有统治自己同类的自然权利，合法权利的基础是契约，它只能是人民自愿订约的结果。社会契约既是合法权利的必要条件，也是正常的政治制度的必要前提。它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就是通过人民以社会契约形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保障每个组合者的利益和权利。卢梭还认为，真正的社会契约既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订立的，也不是统治者与统治者订立的，而是人民同由他们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订立的。契约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合法的国家只能是由基于人民自由意志的社会契约而产生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是一种社会契约的关系。这个契约本身要求人们在订立契约时，每个结合者都把自己和自己的全部权利毫无保留地转让给整个集体，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其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这样，社会契约的本质就可以归结为：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人们虽然丧失了“自然自由”，却从这个共同体中获得了社会自由和对于自己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虽然失去了“自然平等”，却获得了社会契约的平等，虽然需要服从国家权力，但这是服从“公意”，而不再是专制制度下的奴隶。就是依靠公约和合法的权力，每个人都可变得平等。由于订立契约的结果，人们的处境要比以前的好得多，他们以一种更美好的、更稳定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不可靠的、不安定的生活方式，以自由代替了自然的独立，以一种由社会的结合而形成的不可摧毁的权力代替了自己可能被别人所制服的强力。他们所献给国家的个人生命也不断地在受着国家的保护，社会契约以保全缔约者为目的，“公意”就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缔约者的共同利益，它体现了共同体中全体成员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即一切缔约者的“公共幸福”或“公共利益”。国家就是根据这种“公意”进行统治的，人们服从国家就是服从“公意”，也就是服从他们自己的意志。卢梭认为，公意只考虑到公共的利益，国家的宗旨是公共利益，只有共同体中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才是国家的指导原则，最高主权者不能把自己的意志转托给任何人，因为任何转托都将意味着变共同意志为个人意志，最高权力要迫使拒不服从共同意志的公民去服从它。共同意志总是倾向于平等，但个人意志必然要追求个人的优越地位，因而它不可能在一个长时期内与共同意志相一致。卢梭批判了社会契约论的先驱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一些观点。他们认为全体人民可以转让自己的自由使自己成为国王的臣民。对此卢梭指出：所谓转让就是奉送或出卖，如果一个人使自己作另一个人的奴隶，那就不是奉送自己，而是出卖自己。卢梭责问：人民何以要出卖自己，国王不仅远不能供养人民的生活，反而只能从人民那里获得他自身的生活供养，难道人民在奉献自己人身的同时，又以国王攫取他们的财产为条件吗？卢梭认为，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是不符合人类天性的，因为要人民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同时，他们要人民取消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最后，他们规定一方有绝对权威，而另一方则绝对服从，这一约定本身就是无效的而且是矛盾的。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仅反对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君主专制，而且也反对洛克的君主立宪制，他主张把人的全部自然权利转让给由人民自己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表现了人民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只有永远不可转让的共同意志才能指导国家。由此可见，卢梭理想中的国家是民主共和制，其中还包含有人民革命的精神，他认为如果执政者滥用职权破坏社会契约而损害人民的公共利益，人民就有权取消契约；当人民的自由被暴力夺去时，人民就应当用暴力把它再夺回来。这种学说，反映了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要求，因此，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都曾经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当作“福音”，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政治学说的代表作，也是反映他思想的最深刻、最成熟的著作，后来成为了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最著名的经典文献之一。卢梭在这部著作中关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要求，法国人民也从中找到了推翻旧的封建制度、确立新的社会原则的思想武器，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这场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并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思想被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尤其是雅各宾派的首领罗伯斯庇尔所直接接受下来，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和革命纲领，结出了胜利之果。当然，这部著作不仅为法国未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也给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巨大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是唯心主义的。他的社会契约论是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把个人当作国家、政治权力的天然主体，而不是从人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上来考察国家问题。在他看来，个人的自然权利是一切政治权力的来源，是政治社会的基础。把个人当作国家的基础，把个人之间结成的政治关系，看成是由人们任意约定的，把任何社会制度都视为人们彼此自由协议的结果。这些观点，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理论。另外，卢梭虽然正确地指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他并没有由此得出要消灭社会不平等必须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的逻辑结论。所以他所设想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契约国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但法国大革命在《人权宣言》中颁布的那些直接体现卢梭思想的原则，已经成为200年后人类共同生活必须遵循的文明准则。它已经从先验变成了经验，沉淀为人类历史积累层中最可宝贵的一个层面了。哲学方面：
卢梭没有系统的哲学专著，也未曾建立经过详细论证的哲学体系，所以他曾公开声称：我不是，也不想做一个大哲学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卢梭哲学思想的探讨和研究，他的哲学思想不仅在他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学说中加以阐述和体现，在他的论教育名著，亦称哲理小说《爱弥儿》第四卷中更集中地阐述了他的自然哲学和认识论方面的唯物主义观点，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所以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赞誉卢梭“处处显示出是一个具有卓识的哲学家”。卢梭对大自然怀有深沉的爱，他从对自然的观察和研究中提出了他的自然哲学观点，反映了他的哲学世界观。卢梭指出，大自然把整个世界造成了人类的“第一天堂”，人的思维和行动不能违背自然的发展进程，而必须“遵循自然，跟着它给你画出的道路前进。”卢梭正是按照自然造成的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他说：“我对宇宙的存在也像对我自己的存在一样，是深信不疑的。”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是卢梭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在认识论方面，卢梭特别强调感觉的作用，提出了唯物主义感觉经验论。他对人的各种器官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可以说是18世纪法国哲学中独具一格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是无懈可击的。他在强调感觉作用的同时贬低理性的作用，就受到一些启蒙思想家的批评。
在宗教问题上，卢梭不是无神论者，而是自然神论者。他把物质和运动割裂开来，认为只有某种外在力量才能引起运动，而这个推动宇宙、构造世界、给万物以生命和运动的最高主宰，就是上帝。卢梭反对以宗教迷信和狂热为特征的传统天启宗教，主张“自然宗教”。他说：“我常常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宗教，但我从来没有完全离开宗教。”
卢梭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新证明。他认为，上帝存在、上帝创造世界的观念，虽是他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但他确信由于“秩序的法则为万物所遵守”，因此，只有通过认识自然的秩序和“良知的直觉”，去推论上帝的存在。他说，“我把所有一切的书都合起来，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的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书。正是在这本宏伟的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拜它的作者。”卢梭就是从这本“大自然的书”，即从研究自然进而去寻求自然的创造者，去认识上帝的。
卢梭以其信奉的“自然宗教”与当时的官方宗教及其教条和仪式相对立，在这方面，卢梭发展了英国著名的自然宗教宣传者赫尔伯特·车尔伯利的观点。
尽管在宗教问题上，卢梭没有采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中明显地表现的18世纪先进观点，我们并不能否认他在反对天主教会斗争中的功绩。卢梭抨击表面的宗教仪式，认为“神要求的惟一的仪式是心灵的仪式”；他嘲笑各种宗教的代表们争论哪些关于上帝的原理与宗教仪式更为优越。他和当时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批判的火力指向教士，号召人们不要相信“神父和牧师”的权威。结果，卢梭受到各种教会的攻击和迫害比无神论者都厉害。
教育方面：
卢梭的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爱弥儿》一书中。这部书他用20年时间思考，3年时间写成，紧随《社会契约论》后出版。它一出版就和它的作者一起遭到了厄运，可见它是多么不同寻常。
卢梭在《爱弥儿》这部闻名世界的论教育的著作中，根据他的唯物主义感觉经验论的认识论思想提出了按照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和自然法则，对他所假定的教育对象“爱弥儿”进行教育，使其身心自由发展的“自然教育”理论，因而使他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爱弥儿》和他的两部政治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它们都是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为基本宗旨的，不同的是，《爱弥儿》在“破”的基础上，提出了为未来资产阶级社会培养摆脱封建社会影响的“新人”的教育计划。
卢梭的教育思想，包括“破”和“立”两个方面，即破封建主义旧教育，立资产阶级新教育。封建专制统治者为了达到巩固自己统治的政治目的，他们推行一种奴化教育、愚民教育，鼓吹蒙昧主义，鄙视知识，摧残文化，使人民处于无知无识之中，成为没有思想的任人摆布的工具。孟德斯鸠曾尖锐指出，封建专制国家的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旨在“降低人们的心志”，培植“奴隶性”。
卢梭论教育的名著《爱弥儿》，可以说是一部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控诉书。它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君主和封建教育制度，它是同封建主义的教育理论根本对立的。由于封建专制君主感到自己的政治统治是非正义的，因此，他们非常害怕人民受教育，惟恐人民有知识并进而认清自己的权益。他们力图剥夺人民受教育的一切机会，实行严格的书籍检查制度，摧残进步思想家的著作，迫害那些主张自由和坚持真理的人，堵死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在这种黑暗的时代，教育是受教会控制的，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社会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神学废物和卢梭轻蔑地称为“科学的胡说八道”的东西。
总之，封建统治者害怕人民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卢梭在对封建社会教育的批判中，他痛心疾首地反对那种由天主教会所掌握的学校教育。他认为，这种教育根本不顾儿童的心理特点，强迫地向他们灌输各种烦琐知识和空洞的宗教神学教条，鼓吹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主义。它扼杀人性，窒息科学，严重地摧残儿童的身心健康，束缚他们的个性发展，阻碍他们的个性解放。他指出，由于现有的教育是在堕落的社会中，由堕落的人来实现，所以它必然是坏的。卢梭在《爱弥儿》上卷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卢梭鉴于封建教育残害人性，违反自然，而提出“自然教育”的理论，主张在自然条件下，遵照儿童的本性，来向他们进行教育。卢梭针对中世纪经院学校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现象，提出重视实践的作用，积极主张把教育同生活实践密切结合起来；针对学校那种呆读死记、机械训练的教学方法，主张必须抛弃这种陈旧的方法，而代之以新的方法，即自然的方法；针对封建教育的惩罚制度，提出了“自然后果”的原则，对儿童所犯错误或过失不要直接加以制止或惩罚，而应该诱导他从自己所犯错误的经验中获取教训，意识到个人行为的“自然后果”，从而使他自觉地、主动地改正错误；还针对封建贵族、特权等级攫取别人劳动成果的不合理现象，主张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他认为劳动是每个人应尽的社会义务，通过劳动学会谋生的手段，不去过那种依靠高官厚禄的寄生生活；主张对青年进行道德教育，培养他们的善良情感，等等。卢梭提出向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把他们从恶劣的社会影响下拯救出来。所谓自然教育，就是“按照孩子的成长和人心的自然的发展而进行教育”。这就是说，在教育儿童的时候，应该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遵循自然赋予他们的本性，考虑他们的年龄特征，听任他们的身心的自由发展。自然教育的手段就是生活和实践，自然教育的方法就是采用实物教学和直观教学法。他说，只有一门学科是必须教给孩子的，这就是做人的天职，而教师的职责即在于指导孩子怎样做人，使他们不至于被种种欲念或偏见拖进社会生活的漩涡，而成为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具有公民品格的人，为公共利益而工作，而献身。
卢梭指出，儿童生来是软弱的、一无所有的和愚昧的，他们需要力量和帮助，需要判断能力。在他们出生时没有的东西和在长大时所需要的东西，全部要由教育赐与他们。儿童的教育有三个来源：或受之于自然，即自然的教育；或受之于人，即人的教育；或受之于事物，即事物的教育。卢梭认为，教育是一门艺术，它的成功就在于必须把这三种不同的教育配合一致，使人的教育符合于自然的教育，并要利用事物的教育。自然教育的宗旨就是以发展儿童的天性为中心，按照儿童的心灵的自然进程和特点，通过恰当合理的教育方式，使儿童的身心得到自由而健康的发展。
在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教育的阶段论。卢梭按照儿童的个性和年龄特征，把他们受教育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提出了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教育的原则、内容和方法。
卢梭提出的按年龄特征分阶段进行教育的思想，在教育史上是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的。他的关于遵循儿童的自然发展过程进行教育的思想，关于通过体育教育、感官教育、智育教育、劳动教育、道德教育使儿童的身心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把教育同生活和实践密切联系起来的思想，关于教师应当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学生树立榜样的思想，以及主张用实物教育和直观教学的方法等等，都有着积极意义，并对后人有某些借鉴作用，是教育史上一份宝贵遗产。卢梭的教育思想是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他的教育学说是对封建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的有力批判，歌德称卢梭的《爱弥儿》这部著作为“教育的自然福音”，它所论述的教育理论，在教育史上引起了一场伟大的革命，给后人以很多有益的启发。因此，对于卢梭教育思想中的宝贵遗产，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批判地加以继承。
文学方面：
卢梭除了在上述领域、特别是政治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和影响之外，在文学方面也是相当突出的，甚至有人认为是最突出的。他是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在世界文学史上早已占有一席之地，而他的传世之作中也是文学作品居多，如《新爱洛伊丝》、《爱弥儿》、《忏悔录》、《漫步遐想录》等，多列入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翻译出版。在他生前创作实践中，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他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往往是交替问世，当他的学术著作引起争论或受到批评攻击的时候，而文学作品又往往受到喝彩和嘉奖。其实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学术著作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可见他的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把人的尖锐目光“柔化”了。
《新爱洛伊丝》（书信体小说），还未正式出版就在读者中传抄了。这最先的读者首先是宫廷中人物及贵族小姐、夫人等，其反响几乎是一致的。小说的内容是：借用12世纪青年女子爱洛伊丝与她的老师阿卜略尔的爱情故事，写18世纪法国一对青年人朱丽和圣普乐的爱情悲剧。圣普乐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贵族家担任家庭教师，和他的学生贵族小姐朱丽发生了恋情。朱丽的父亲等级观念很深，仅仅因为这个青年不是贵族出身，不许朱丽和圣普乐结婚。圣普乐被迫离去，朱丽也被迫嫁给一个贵族。圣普乐和朱丽再度相逢时，两个人都非常痛苦，不久朱丽重病而亡。卢梭对这个恋爱悲剧倾注了全部的同情，把这对青年人的爱情表现写得真挚动人，合情合理。但是封建等级制度阻碍他们结合在一起，成了他们不幸的根源。在小说里，卢梭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上提出了以真实自然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理想，批判了以门当户对的阶级偏见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并通过这个爱情悲剧对封建等级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小说的情节进展缓慢，故事在人物的通信中展开，书信体的形式使作者有可能对主人公大量倾诉自己的感情，对自己在爱情不自由的处境中的种种痛苦作细致的刻画和尽情的渲染，因而整个作品充满了反封建的激情，竟打动了那么多不同身份的人！一位德国评论家说：“通过《新爱洛伊丝》的范例，18世纪资产阶级小说才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美学境界。”
《爱弥儿》和《新爱洛伊丝》大不一样。这不能说作为文学作品的《爱弥儿》缺乏艺术魅力，而是作品的题材、格调、表现形式等等各不相同。《爱弥儿》的副标题是《论教育》，可以看作学术著作，但它的教育对象爱弥儿是个虚构的人物，对这个虚构人物教育的过程也是一种设想，所以也说它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这种介于学术著作和小说之间的形式就是独特的。卢梭要在这本书里着重表达他的教育思想和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态度，其尖锐程度是一目了然的。卢梭在这部作品里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有用人才、防止人在恶浊的环境中变坏；穷人接近自然，没有进行教育的必要，富人的阶级偏见背离自然状态，必须进行教育。卢梭有意把爱弥儿虚构为一个贵族子弟，在他的教育下成长，这意味着他把贵族阶级视为必须加以改造的对象。他对爱弥儿的教育，处处针对这个阶级的种种恶习和偏见，让爱弥儿远离城市住在乡下以避免奢腐风气的影响，不允许爱弥儿读帝王将相的历史以免受其毒害；他厌恶贵族阶级的矫揉造作，要求爱弥儿养成朴实自然的作风；他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奴役，培养爱弥儿崇尚理性、独立思考、决不盲从；他以封建等级观念为对立面，教育爱弥儿具有民主思想，对普通人“富有同情”；他厌弃使人脱离实际，养成寄生习惯的贵族教育，培养爱弥儿热爱劳动、掌握劳动技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还强烈反对贵族阶级和反动教会对儿童进行宗教毒害、煽起宗教狂热，反对用统治阶级的道德礼教去束缚儿童的思想。这样激烈的反封建精神，触怒了封建统治当局和教会是不奇怪的。但是书中对受教育的儿童的态度却是十分感人的。那样宽厚雍容的态度，那样喃喃自语似的轻柔的口吻，那样在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为孩子想到的拳拳之心，构成了另一种风格，形成了另一种情调，这也是卢梭所独具的。
《忏悔录》是卢梭又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本来是他晚年遭到诬蔑、诽谤后被迫写的自传，因为写得坦率，“完全按本来面目把自己表现出来”。这种大胆把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承认自己产生过卑劣念头，有过下流的行为，把他着手写这本书之前的50年的经历如实道来，结果书中的主角便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幅完全依据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人能够坦诚至此，仅此一点，便抓住了读者。何况他是文章的高手，书中对自然美景的描绘，对坎坷经历的述说，对内心世界的剖析，使这部自传成为极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被后人看成是一首抒情诗，一首世界文学中最美的诗，它成为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标志。
《漫步遐想录》是卢梭最后一部文学作品，是《忏悔录》的续篇，是最能反映他孤独的晚年那种既宁静又有些飘忽不定心境的随笔。共10篇，从漫步之一到漫步之十，无预定顺序，内容不连贯，或叙事、或回忆、或申诉、或表达内心感受、或抒发情怀，但都是他漫步时遐想的记录，是他心灵的声音。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这部最后的《遐想》，很像一只老而忧郁的夜莺在森林的寂静中唱出的美丽的歌曲。”的确，卢梭已入老境，他这个“被排除于人类社会之外的不幸者”，很像落入寂静森林的夜莺，仍然唱出美丽的歌曲。他在《漫步之七》中写道：“……任何与我肉体的利害有关的事，都不会在我心中占据真正的位置。只有当我处于忘我的境界时，我的沉思、我的遐想才最为甜美。当我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当我跟整个自然打成一片时，我感到心醉神迷，欣喜若狂，非语言所能形容。”“有时，我的遐想最终转为默想，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默想转为遐想；在这样的神游之中，我的心乘想象之翼在宇宙间徜徉翱翔，欣喜若狂，其乐无穷。”由此可以看到，在这部作品中的卢梭是处于最纯真状态中的卢梭。这部作品是他跟自己的心交谈的产物，是对自己心灵的分析和解剖。作品中他不加修饰的淳朴，无可怀疑的真诚，不再被论战和热情所激动的才智，都是它的魅力所在。
卢梭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崇尚自我，抒发感情，热爱自然，被公认为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许多著名诗人、作家都受到《漫步遐想录》的影响，诸如歌德、雨果、乔治·桑，甚至连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也声称是他的门徒。
第十一章 卢梭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学说，曾经在晚清（1840—1912）知识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卢梭及其《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在当时许多文人的著述中屡被提及，《民约论》对晚清文人在精神上的触动并不亚于赫胥黎（1825—1895）的《天演论》。
关于卢梭对晚清知识界的影响，学术界已有所研究。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郑永福的《卢梭民权学说与晚清思想界》（1985）、玛丽安·巴斯蒂的《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1990）、邹振环的《卢梭〈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1996）等；涉及此一问题的著作主要有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1986）和《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94）、刘桂生的《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1989）等。这些研究注意到了卢梭理论在晚清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有独到之见，如巴斯蒂的文章探讨中国政治著作中对卢梭思想的若干应用和解释，熊月之在书中论及《民约论》有助于近代民主思想的形成等。如果说以上研究还有一些缺憾的话，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研究的视角局限于政治思想史范围；二是材料收集不够全面，忽视了文学作品，像《卢梭魂》这样有代表性的小说，研究者都未予以注意。
本文以评介、翻译、文学创作这三方面的文本材料为基础，研究卢梭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勾勒出晚清文人笔下的卢梭形象，阐明形象发展为幻象的过程，进而探讨幻象的特征，揭示幻象生成的原因。
1. 卢梭的思想
当代形象学关注异国形象相对于原形的创造性转换，已从过去研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原形，转而探求形象在对原形的偏离过程中所体现的民族心理和主体创造性。然而，这种研究方向的变化不应意味着对原形的忽视。实际上，异国形象只有通过原形才能得到界定，任何形象的生成都是对原形的偏离。因而，研究卢梭原形，是我们理解晚清知识界如何接受卢梭思想的第一步①。
① 参阅孟华《形象学与比较文学--由形象学研究引发出的几点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长春年会论文，1996年版。
卢梭的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理论著作外，卢梭一生中还写过小说、戏剧、诗歌，他在音乐方面有一定的造诣，对植物学也有研究。卢梭作为文学家对后世影响很大，罗曼·罗兰（1866—1944）曾说：“他的著作《忏悔录》是第一批浪漫主义者的母亲，是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勒内》和本哲明·康斯坦特（1767—1830）的《阿朵尔夫》的母亲。它为小说的艺术打开探索内心生活的堂奥。①”下面，我们将综述卢梭的主要思想，以期凸现卢梭形象的原形。理解卢梭思想的关键，在于理解其著作中“自然”这个概念。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一种与文明相对立的状态。在卢梭思想中，自然代表质朴、诚实、自由、友爱，而文明的含义则正相反，代表奢华、虚伪、堕落和不平等，所以《爱弥儿》开篇便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中，就都变坏了。②”自然与文明的对立是卢梭的基本思想。卢梭思考了人类的原始状态，认为原始人（即自然人）是自由和平等的，并没有互相奴役和剥削的行为。这是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原始人就是按照本性生活的。虽然由于身体和智力条件的差异，原始人存在着生理上的不平等，但这是自然的，并不是人为的不平等，因而不具有道德意义。随着文明的发展，农业和冶金术取得了进步，这为私有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谁第一个围起一块土地，无所顾忌地说‘这是我的’，还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缔造者③”。卢梭认为私有制的产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也造就了穷人和富人以及社会的不平等。暴力和强权逐渐统治了人类社会。科学和艺术的进步窒息了人类自然的天性，使人养成虚荣、骄傲、残忍和贪婪的习惯。文明虽使人堕落，人的自然本性虽受到压制，但人类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因而不平等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使人类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自然，这是卢梭的政治学说所要解决的问题。卢梭的政治学说主要包含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不是一个书斋中的经院式学者，他讨论政治权利原理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此书第一卷开头就阐明了作者的意图，即探讨在社会秩序中，是否可能存在某种公正、合理的政权规则，他“追问的是国家的绝对根据：什么是国家的基础？人们是凭着什么权利役属和兼并、保持秩序、统治和被统治、服从权威的。①”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②”，但由于文明的进步、私有制的产生，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而为了使这种奴役成为合法的行为，多数人被强迫订立契约，国家的统治机构因而产生，人民由此戴上了枷锁。契约的制定是不平等的，所以人民需要重新制定契约，如果少数人阻止新契约的制定，人民则有权用暴力推翻他们。新契约的最终目的是自由和平等，这也是公意的体现。公意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公意实际上成为以后民主共和国理论的灵魂。
① 参阅孟华《形象学与比较文学--由形象学研究引发出的几点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长春年会论文，1996年版。
①罗曼·罗兰，《卢梭的生平和著作》，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95，第174页。
② 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5页。
③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译自原文，1992，第222页。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233页。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8页。
卢梭探讨理论问题时，经常抛开具体的历史事实而追求逻辑上的一致性，这是他受到抨击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歧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探求事物本来怎样；另一种是追问事物应该怎样。卢梭的思路显然属于后者，此一种思路反映在卢梭的认识论上，就是强调感性的认识功能，而对理性认识世界的能力加以贬抑。
教育理论也是卢梭思想不容忽视的部分，其首要原则是使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的各个阶段相一致，让自然成为孩子的老师。这是针对当时欧洲传统教育的弊病而提出的一种崭新的教育理论，其理想是造就像爱弥儿那样的新人。以上对卢梭著述的描述和分析表明，卢梭思想的内涵原是极其丰富的①。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文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哲学、政治学及教育学等各个方面，而民约论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全面把握卢梭原形，对于理解晚清知识界对卢梭的接受十分必要。
① 参见顾伟铭《卢梭》一文中“卢梭的认识论、宗教观和伦理学”及“卢梭的教育学说”两节，载《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第216-225页。
2. 晚清的社会背景和卢梭思想的传入
晚清内外交困的社会政治状况人所共知。一方面是在清政府统治下，内政腐败。首先是财政上困难重重，各省累年积亏很多，加上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白银外流，银价递增，库府空虚；其次是吏制败坏，冗员充斥官府，损纳贪污盛行，朝廷也无可奈何，虽然经过“同光中兴”，但颓败的局面难以挽救。另一方面是外患频仍，列强借助国力优势，屡败清军。对中国形成瓜分之势。自鸦片战争以迄清亡，70年间，清政府五次战败，丧师辱国，割地赔款，国人的普遍心理状态是创巨痛深①。知识界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寻求拯救危局的办法，最明显的三次运动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晚清知识阶层在这三次行动中表现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入世精神。其“干政”的重要手段是引入西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主要是指“声光电化”这类技术层面的西学，这是国人痛感列强“船坚炮利”而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30年的时间，中国拥有了自己的近代军事工业。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蕞尔小邦”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时间并不算长，却能打败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知识界意识到日本的强大依靠的不仅仅是“船坚炮利”，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文化、思想及政治制度，这时西学东渐才真正开始了从技术层面向制度层面的转变。
①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下册，“晚清之政象”，商务印书馆1996，第889-893页。
知识界试图用西方政治文化制度改造中国的第一次尝试，就是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结果以失败告终。这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便是理论准备仓猝。1898年以前，人们对西方的政教伦理了解得相当有限，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译本还非常少见，想要让国人理解并支持用以变法的西方政治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有识之士开始致力于对西方政教伦理的译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人们对西学的了解程度跟戊戌变法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卢梭其人其学开始传入中国。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前译本时期，二是译本时期，其分界线是1898年，此年，《民约通义》在国内出版。
在前译本时期，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早提到卢梭的文字，是1878年郭嵩焘（1818—1891）在巴黎写的日记，日记中称卢梭为“乐苏”。同期，在日本的黄遵宪（1848—1905）已读到卢梭的著作，因而认为“太平世必在民主”，即把民主作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期望，但他又说：“然无一人可与言也。①”可见那时除了少数外交官外，还很少有人关注卢梭的民主理论。80年代傅兰雅翻译的《佐治刍言》（1885）中虽未直接提到卢梭的名字，但有些观点来自于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一书，如“野人由于天赋，而文教则出于人为”。另外，书中多次出现“平等”的概念，如“惟文教之国，必使各类之人皆归平等，断不至有强弱相凌之事”。又说“一国之人，无论贵贱，皆当视为平等”。这些说法跟我们前文介绍的卢梭理论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②。
①参见《新民丛报》第13期（1902年8月）第55—56页上发表的给梁启超的一封信，转引自玛丽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
②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原著者不明，江南制造局，1885。
90年代，王韬（1828—1897）编著的《重订法国志略》（1890），引用了日本高桥二郎用中文翻译的《法兰西志》中对“罗苏”的描述①。而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英国马恳西原著，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中出现了大段对于卢梭的评论，下面这段话很具代表性：法国又有罗索者，才智之士也。鼓动民心较福禄特尔为尤速。1753年，曾著一书，名曰《百姓分等之原》，历指法国紊乱君臣之道之所有，又博考乎治国养民之法，侃侃而谈，物一躲闪语。一时争相称善，万喙同声，举昔日民间应读之书及一切说部类书，尽行束之高阁。士子倡于前，常人相率和于后，家弦而户诵者，无非罗索之书也②。
① 参见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第135页。
② 罗伯特·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599页。
参照我们前面对卢梭思想的介绍，书中文字虽有一点夸大卢梭理论的影响，如“举昔日民间应读之书及一切说部类书，尽行束之高阁”、“家弦而户诵者，无非罗索之书也，”但基本上与事实相符，译者并无对卢梭的理论进行改造和变形的意图。此书基本上代表了前译本时期卢梭思想传入中国的情况。总之，在前译本时期，卢梭的形象虽已有本土化的痕迹，但与其原形大体上相一致。
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出版了《社会契约论》的第一个中译本，书名为《民约通义》，这本书的底本是日本中江兆民用汉语译的《民约译解》。此书的出版宣告了卢梭学说在晚清传播过程中译本时期的开始。
从1898至1911年，四部卢梭著作汉译本在国内出版（或在日本出版传到国内），即《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和《论科学与艺术》。后三部均发表在杂志上，而《社会契约论》不但在杂志上多次刊载，还两次出版了单行本。四部著作都只是节译本，但《社会契约论》翻译的部分最多，已接近足本。民约论因而在晚清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黄兴（1874—1916）1899年在两湖书院读书时购到《民约通义》，“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①。此一时期关于卢梭的专论也出现了。梁启超编译的《卢梭学案》刊载在1901年的《清议报》上。1904年的《教育世界》杂志又刊出了王国维的《法国教育大家卢梭传》，而刘师培用民约论诠释传统典籍的《中国民约精义》也在这一年问世。
① 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15页。转引自《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第136页。
除了这些学术著述，卢梭形象大量出现在政论、小说、诗歌中，邹容的《革命军》、怀仁的《卢梭魂》、柳亚子的《放歌》、蒋智由的《卢骚》等都以卢梭的民权思想贯穿全篇，塑造了鲜明的卢梭形象。
译本时期与前译本时期相比，卢梭更频繁地出现在晚清文人笔下，民权、民约、自由、平等这些概念被知识界普遍采用。
通过上面对卢梭思想在中国传播过程的简略分析，我们已了解了知识界译介卢梭的大致情况，下面，我们将探讨卢梭形象在晚清知识界的显现情况及其特征。
3. 卢梭幻象及其特征
晚清的大量游记、随笔、小说、诗歌、政论等文献材料，为我们留下了卢梭对知识界影响的痕迹，循着这些痕迹，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晚清知识界所塑造的卢梭形象。
（一）儒者——本土化的卢梭
早期出现在文人笔下的卢梭形象与政教伦理相关。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初三（1878）的日记中记道：
法人百年前有名华尔得尔者，著书驳斥教士。时教主之权方盛，欲以罪加之，华尔得尔闻而逃去，已而卒，教主乃焚其尸，当风扬尘。同时有乐苏者，持论亦同，皆为教士所深嫉①。
①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495页。
卢梭（乐苏）在这里与伏尔泰（华尔得尔）一样，是反教会的“著书”者。郭嵩焘是洋务运动中少数意识到西方政体可资清政府借鉴的开明人物之一，所以他的日记很关注英、法的历史、风俗、政治、教化。同时他又是一个典型的、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读书人。伏尔泰和卢梭因著书而获罪，在他心目中，自有一种认同感。不久以前，他的《使西纪程》就因有美化西方政教伦理之嫌而禁止刊行，最终他本人也被免去了出使英法钦差大臣的职务①。在郭嵩焘之后，王韬编的《重订法国志略》把卢梭列为“名贤先哲”。书中写道：“如罗苏者，著书专述其生平所独得之创见，士大夫所刊诸书，四方争传，王侯贵人，专门名家，皆专尊崇其书，以先见为快。②”用名贤先哲来界定卢梭，赋予了卢梭一个传统的身份，其内涵对于知识界而言，具有相当丰富的儒家意味。尽管《重订法国志略》是依据日本高桥二郎译的《法兰西志》编写的，但“名贤先哲”的传统身份却完全是中国式的。
① 参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1），光绪三年六月十二日，“有诏申斥郭嵩焘，毁其〈使西纪程〉板”《中国史学丛书》之4，学生书局，1985，第182页。
②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第5卷，光绪庚寅（1890）仲春淞隐庐刊本。
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对卢梭的生平、著述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称卢梭为“才智之士”，其理论为“治国养民之法”。这类译法符合晚清知识界的习惯，便于读者理解③。《泰西新史揽要》发行了上百万部。上至督抚大员，下至普通士人，此书有相当多的读者。书中对卢梭形象符合传统习惯的定位，广泛地影响了知识界。直到1900年以后，由于受到日译的影响，对卢梭“哲学大家”、“民权主义大家”这样的称呼，才开始在知识界流行开来。
③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03页。
进入卢梭思想传播的译本时期，民约论已为知识界所共知，对卢梭的描述频频出现在各种文体的著作中。《浙江潮》第四期（1903）刊登了一部署名蕊卿的小说《血痕花》，其中对卢梭的描写很是生动具体：“只见那边来了一位儒者，目光奕奕，丰采翩翩，虽是衣衫蓝缕，却早满面露出一段豪侠的精神来”，卢梭这个异国形象成了一位中国式的儒者，操着汉语，参与中国的事务，如他评论道：“如今你们这老大帝国，昏昏君相，蹂躏民权，通国之人，大家甘心替奴隶做奴隶罢了，至于女权两字，两万万女子的脑筋中，影儿也没有见过，教他从哪里生出些智慧来呀。②”这段文字使我们看到晚清时期，理解基于异质文化传统的卢梭思想，仍需要借助于知识界的想象。对于知识界的大多数人而言，西方的文化背景还是相当模糊的，他们只能在固有文化根基上来读解卢梭。古文经学派的学者刘师培（1884—1919）的这种尝试具有典型性。当时，年轻的刘师培思想激烈，自称“激烈派第一人”③，他试图将卢梭的民约论纳入儒学传统的轨道，用民约论来诠释儒家经典。1904年，他在《中国民约精义》中征引数十种典籍，论证民约思想也正是我国圣贤所真正倡导的精神，如他针对《诗·大雅·板》中“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所作的按语为：“观民约论，以公意为立国之本，则太师之陈诗，讵非国家之重务哉？后世以降，若少陵（新安吏）诸什、香山（秦中吟）诸篇，皆有合于观风问俗之言旨，故诗即一代之史也，此古人所以闻诗知政也。①”这种议论，不免有所附会，但有意无意之间，作者已让卢梭的民约论与儒家思想相互混融，难辨彼此②。刘氏为《史记》所作的按语即为“隐寓民约之意”，而对黄宗羲的解说则是“其学术思想与卢梭同”③。卢梭在刘师培笔下，由一个异国人，过渡成一位可与圣贤并列的儒家学者。
② 《浙江潮》第4期，载《中华民国史料丛编》，1983，第140页。
③ 参见李妙根，《刘师培论学论政》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第3页。
① 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载《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6册，第1卷，第3页。
② 见上，第2卷，第5页。
③ 见上，第3卷第8页。
从著书者、才智之士到名贤先哲、儒者，卢梭的理论逐渐被赋予了儒学的意味，卢梭也由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变成了晚清儒者，这是一条异国形象本土化的道路，形象中原有的客观因素逐渐隐没，而虚构的成分却愈来愈多，这种以想象和虚构为主的形象，确切说来，应被称作“幻象”。
（二）医国国手——工具化的卢梭
留日学生杨廷栋根据日本原田潜译本重译了《民约论》，这是此书首次由中国人自己译出。译文刊载在《译书汇编》上。1902年，杨译又以单行本问世，“从此茫茫大陆，民约东来。④”对于这个译本，熟谙法文的马君武（1881—1940）曾评论说：“1902年杨廷栋据日译成四卷。日译已多错误，杨译更讹谬不能读。①”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君武又评《民约论》：“今中国译本，无一语能道其义者，且全书无一段与原本符者，译者固不知卢氏所谓，读者亦不知译者所谓也。②”马君武的评价未免苛刻，但他仍说出了一个事实：晚清时期，国人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普遍缺乏忠实于原作的观念，知识界对西学的运用，抱有明显的实用目的。
④ 咽血咙子，《民约通义·序言》，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307页。
① 马君武，《民的论译序》，载《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300页。
② 见上，《帝民说》，第227页。
章太炎（1869—1936）这样的著名学者在他的名著《訄书》（1904）中是这样谈论卢梭的：“路索穿窬脱纵，百物无所约制，以是深观，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极自由。③”这里，偷窃（穿窬）与自由似乎有着因果联系，这样的议论太过牵强，而太炎先生意犹未尽，在另文中他又说：“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者，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诸君且看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可不是有神经病的么，那提出民权自由的路索，为追一狗，跳过河去，这也实在是神经病④。”卢梭患被迫害狂症之前，其主要的理论著作已经完成，已成“大学问大事业”，并非因为得病才写出好文章，章太炎曲解卢梭，主要的用意是将卢梭作为范例，来宣扬他自己激烈的反清主张。晚清时期，“卢梭狗”的掌故为知识界所熟知：“（卢梭）方其幼稚时，尝游行道路，见小犬为大犬所凌噬，不堪其虐，猝然发怒，驱逐大犬，遂涉川逃去，不能自已，自投水追之。①”这一段描述是为了说明卢梭“其爱自由比食色更重要，其憎压制比死苦更深。②”此类简单的附会难以将真实的卢梭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同章太炎一样，作者也是在让卢梭现身说法，为自己的主张做宣传工作。
③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3页。
④ 章太炎《演说录》，载《民报》第6号。
①②忧患余生（连梦青），《卢梭狗》，载《新民丛报》第7号。
在梁启超（1873—1929）笔下，卢梭形象一度服务于他的“破坏主义”。梁氏说：“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③”在另一篇文章《卢梭学案》（1901）的结尾，梁启超所加的按语，表明他当时瞩望用卢梭理论实践于现实的中国：
③ 梁启超《自由书》，载《饮冰室合集》专集2，中华书局，1936，第25页。
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④。
④ 梁启超《卢梭学案》，载《饮冰室合集》文集3，第106页。
梁氏认为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的说法尚需商榷，而卢梭《社会契约论》所推崇的小国民主与中国的大国民主之间，也还有不少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梁启超对卢梭理论在中国命运的期望，乌托邦色彩很重，缺乏事实依据。《卢梭学案》全文除了按语外，都直接征引自日文，日文又直译自法文。这篇文章不能算梁启超所作。梁氏最初把它发表在《清议报》上，不久之后，又更名《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刊载于《新民丛报》，这显然是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的需要。
作为“医国之国手”，卢梭明显地被梁启超工具化了。到了邹容（1885—1905）那里，卢梭的民约论又被称为“灵药宝方”，此适成为梁启超的一个注解。
邹容的《革命军》（1903）曾经极大地激励过晚清的知识界，这篇政论受到民约论的决定性影响。邹容在日本留学时读过卢梭的著作，震动很大，“惟思为法国大英雄卢梭后第二人”，“自比法国卢梭”。①《革命军》中的一些表述可说是《民约论》的翻版。邹容在文章中热烈地讴歌卢梭：
① 邹容《邹容集》，重庆出版社，1983，第12页。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②。
② 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71，第3-4页。
卢梭及其民约论虽受到欢呼，但这一切的目的是“种族革命”，民约论在邹容笔下是实现“种族革命”最灵验的理论武器。
晚清知识界的大多数人对卢梭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但鼓吹卢梭的人却很多，小说《黄绣球》（1903）曾讽刺过这一现象：“大家改了新学的口头禅，路得、卢梭、玛志尼、拿破仑，纷纷的议论不休，民约、民权、天演、物竞，也纷纷的拉扯不清，这还是在上等一层，再下一层，一本拍尔马不曾读完，爱皮西提26个字母也不曾拼会，只学了广东、香港、上海洋泾浜的几句外国话，就眼清突出到额角上，说精通洋文洋话，能够讲究新学了。”①显然，基本常识上的欠缺并不妨碍对卢梭的工具化利用，反而更为建构以虚构和幻想为主的卢梭幻象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① 颐琐《黄绣球》，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141页。
（三）卢梭魂——神化的卢梭
晚清出版的卢梭著作译本，并不能起到客观、全面地传达卢梭思想的作用，这主要不是因为译文对原著的偏离，而是由于读者对卢梭过于迫切的期望，妨碍了他们理性地读解民约精神、理性地刻画卢梭形象。1898至1905年间，卢梭的《民约论》已有两种单行本问世，《爱弥儿》也曾在《教育杂志》上刊出，流传甚广，知识界已有条件认清卢梭的原形，但卢梭形象却被不断夸张扭曲，离原形愈来愈远。
岭南羽衣女士著、谈虎客批点的《东欧女豪杰》（1902），称《民约论》为“救苦救难观世音经。②”这种对《民约论》的解释，符合部分国人的心理期待。在晚清的语境下，强调《民约论》的神异性，可使尽可能多的读者，简明通俗地理解卢梭。我们上文曾讲到小说《血痕花》将卢梭描绘为一位儒者，而到了这位儒者在小说中现形以后，更成了“气象瑰奇、高耸云表”的“革命老祖”，卢梭形象终被推向了极端①。小说《卢梭魂》出版于1905年，作者署名怀仁，生平待考。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写了12回，以单行本问世。卢梭形象之荒诞、神奇在小说中达到了顶点。小说在楔子中讲，卢梭是法兰西国的一个“名儒”，“天文地理”、“物理民情”无所不晓，由于受到“人家笑骂”，自尽而死。卢梭死后，阴魂来到地府，与黄宗羲、展雄、陈涉结识并传播民约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安排黄、展、陈三人与卢梭共事，显然是将三人与卢梭相认同，小说提到黄宗羲的《原君》和展雄的“强盗主义”。当时的知识界认为《原君》体现了“民权”思想，而“强盗主义”的内涵用小说中的话来解释就是“要怎样便怎样，横行直撞，不晓什么鸟天子、鸟诸侯的”，这里指称的是自由精神②。小说之所以虚空诞妄地将卢梭神化，作者隐含的目的是用民约论来比附传统文化中的“民主”、“自由”思想。楔子部分进而叙述，卢梭等4人的行为引起代表统治者的冥王的不满，冥王将他们发放到唐人国去。此时，冥王对唐人国作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解释：“从这里向东，有一国，人人平等，个个自由，是个极乐世界，最好安身立命，送你们到那里去，免在这黑暗世界受多少苦恼。①”这个唐人国是指晚清时期的中国，与“人人平等，个个自由”这个卢梭式理想相差万里，而卢梭本人在小说中的使命，便是在中国实现他自己的理想。
②《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瓜分惨祸预言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第10页。
①《浙江潮》第4期，载《中华民国史料丛编》，1983，第143页。
②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瓜分惨祸预言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第618页。
① 见上，第623页。②见上，第622页。③忧患余生（连梦青），《卢梭狗》，载《新民丛报》第7号。
小说的正文部分，讲述卢梭等化为凡人，成了一个水浒式“官逼民反”故事中的几个主人公。他们不满唐人国中曼珠（满族的谐音）对唐人的压制，发动起义，守住独立峰、自由峡，与官兵作战。开始他们不敌官兵的“迷魂阵”，危急时刻一位神仙出现，拯救了起义者。这位神仙就是黄帝，他所使用的法宝是指南针。我们可以看到，民约思想虽是书中主人公的共识，作者却不愿让一个异国形象充当本民族的保护神。最后还是请出一位本土神仙，帮忙战胜作者心目中的民族统治者——曼珠。
神化的卢梭在小说中是一个线索性的人物。作者的主观意图是用卢梭的民约论来指导“种族革命”，“叫天下的人呼吸里头都受我们的传染，那时我说的民权，才能炸开咧”。全书充满了隐喻，用神话的形式阐明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所以书的封面题为“社会小说”。作者在将卢梭神化时，仍然对于传统文化抱着最后的希望，因而让黄帝这个汉族始祖来为本民族的反叛者解围。长期的民族心理积淀，在这里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晚清知识界虽在一方面将卢梭“天之、地之、父之、母之、师之”，另一方面，则在根本上仍不能脱离开本土文化传统的语境。
晚清知识界的卢梭形象，较大程度地偏离了卢梭的原形，从儒者、医国国手到卢梭魂，形象所包含的客观因素呈递减之势，而形象的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和情感因素则相应地递增，卢梭形象被赋予了海市蜃楼般虚幻而不确定的意味，所以我们将此类形象称为“幻象”。如上所述，卢梭幻象在晚清知识界，具有本土化、工具化和神化三个特征，本文在论述中为使层次分明，把这三个特征分别加以阐释，而实际上，这些特征相互混融，难以截然区分。
4. 卢梭幻象生成的原因
晚清知识界卢梭幻象的生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幻象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和时代的际遇，抛开这些际遇，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何在此时、此地，幻象以如此形态呈现。考察卢梭思想与历史和时代的铰接方式，有助于我们揭示幻象生成的原因。
（一）法国大革命对卢梭的政治诠释
卢梭一生坎坷，晚景更是凄凉，但他死后不久，他的思想便开始复活并急剧升温。法国社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不少人把卢梭当作道德上的偶像，当时科学院的一些征文，纷纷以《卢梭颂》为题。
在法国大革命中，卢梭的政治理论付诸实践。《人权宣言》的核心就是卢梭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平等思想，《宣言》中的不少内容几乎照搬卢梭的原话。大革命中的一些著名人物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如马拉（1743—1793）、圣鞠斯特（1767—1794）、蒲佐（1760—1794）、布里索（1754—1793）、罗兰夫人（1754—1793）等。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1758—1794）更是把卢梭当作精神导师。他的演说风格，甚至词句都深受卢梭的影响。以他为首的雅各宾派，在国民大会辩论是否审判路易十六时，引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路易十六破坏了社会契约，应该按照公意审判他。到了雅各宾专政后期，罗伯斯庇尔越来越多地应用卢梭的政治理论，他的“最高主宰”崇拜可说是卢梭“公民宗教”的翻版。卢梭在大革命中受到富于宗教激情的崇拜，被尊为“圣人”。1794年，卢梭的遗骸被安放到先贤祠，葬词写道：“他的生命将标志一个道德光荣的新时代，而今天，这一祭奠神灵的行为，这一全体人民的和声，这一辉煌的庆典，只是一种勉力偿还。”与18世纪法国的其他启蒙思想家相比，卢梭是在大革命中最受推崇的一个。他的“主权在民”思想使他有别于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等人，而更符合大革命的精神氛围。卢梭不排斥群众暴力手段的态度也与革命并行不悖。法国大革命对卢梭的诠释，基本上确定在政治领域，而且革命本身通过与卢梭理论的密切关联，强化了卢梭形象的政治意味。这也为以后其他许多国家对卢梭的理解确立了方向，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法国大革命是卢梭幻象化的开始，是晚清知识界卢梭幻象的策源地。
晚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介绍颇多，知识界对此也较早就开始关注。由于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关系，当时涉及到卢梭的文章中常提到大革命，所以才会有将民约论作为革命理论，将卢梭本人作为革命者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明白，邹容为什么在《革命军》中那样热烈的欢呼卢梭，蒋智由（1866—1929）的《卢骚》诗中为什么会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这样的写法了。
（二）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
黄遵宪是知识界较早关注卢梭思想的人物，他在19世纪70年代，曾任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受到正在日本流行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他后来写道：“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日本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中介作用。在对卢梭思想的接受方面，这场自由民权运动对卢梭幻象在中国的形成影响相当大。
前文曾提到，国内出版的第一个《社会契约论》的汉译本《民约通义》，就是日本中江兆民所译，该译本原名《民约译解》，用流利的汉语译成，1882年连载在法文学塾刊行的学术杂志《政理丛谈》上，不久印成单行本。虽说早在1877年，服部德就将《社会契约论》译成了日文，但真正使民约论在日本风靡的，是中江兆民的译本。中江娴于法文，他的译文忠实于原著，注解则用来阐发己意，他针对君主专制政体，发表了不少倡导民主的议论。此书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根据，中江兆民也因而被称为“东洋的卢梭”。自由民权运动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植木枝盛（1857—1892），也是卢梭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为一般民众所写的启蒙读物《民权自由论》（1879）对卢梭的思想作了简洁有力的解说：
卢梭曾经说过，人类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人可以说是自由的动物。那末，人民的自由虽可用法律加以保障，但它原是天所赐予，为任何人所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人不取这天所赐予的自由，那就是对天犯了大罪，对自己又是莫大的耻辱。
而文章的末尾结束得也相当激烈：“专制政府……真是卖国的魁首。”植木对卢梭思想的理解最后也免不了工具化。但比较而言，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是冷静的。当时日本许多人把西学当成时尚，以至有不少打着西学名目的笑话（这跟中国知识界把卢梭作为口头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浴池有自由澡塘，自由温泉，点心有自由糖，药店有自由丸，饭店有自由亭，其他自由评书、自由跳舞、自由帽子”，不一而足。像这种机械粗糙地引入西学，显然会妨碍人们对卢梭原形的理解。晚清时期，大批知识界人士留学日本，他们了解的卢梭，主要来自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对卢梭的宣传。冯自由（1882—1958）的《革命逸史》初集中有关于留学生活的描写：“除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摘按：即中江兆民）所译之《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当时留日学生组织的社团、出版的刊物，经常宣传民约论，前文论及的《民约论》第一个国人译本就发表在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1900—1901）上。卢梭幻象的诸多构建者，如邹容、梁启超等都曾在日本居留，而像《血痕花》这类小说，也是在日本出版的。可以说，日本对晚清知识界卢梭幻象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三）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
卢梭幻象之能够在晚清知识界生成，除了有法国大革命和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所起的政治诠释和中介作用外，也必有其内在根源。内在根源对外部影响加以回应，才使得卢梭的思想广泛传播，进而发生适合于晚清语境的变形。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就是幻象生成的这种内在根源。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是指儒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内部反省和批判，其目的是为了儒学自身的保存和更新。而外部超越则怀着相反的期望，即否定或贬抑儒学的作用，试图用另一种思想观念取代儒学的地位。五四时期知识界对儒学的批判属于后一种，所使用的理论武器是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但晚清儒学的今、古文经学派所做的工作，显然属于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今文经学派的人物康有为及其追随者梁启超、谭嗣同，古文经学派的人物章太炎、刘师培，都不怀疑传统儒学仍有其现代意义，他们同时也对自由、平等、民权这些西方观念（一部分来自于英国的自由主义）相当地赞同。康有为《大同书》和谭嗣同《仁学》的基础就是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而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古文经学派的刘师培和章太炎更是对卢梭推崇备至。
为什么这些受过系统儒学教育的学者，对西方诸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一系列观念一见倾心呢？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与这些西方观念产生了共鸣。诚然，刘师培说黄宗羲“其学术思想与卢梭同”，有附会之嫌，但若称明清以来儒学的民间思想基调有助于吸收西方观念，则可以说得通。这种思想基调即是强调庶民的利益高于统治者的利益，匹夫匹妇对国家拥有与统治者同等的义务和权利。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黄书》等，都体现了这种儒学的在民间的思想基调。而明清以来儒学的这种思想基调对于吸收西学起了桥梁的作用，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大同书》、《仁学》这类中西思想杂糅的著作，为何能对普通士子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晚清知识界大多数人对卢梭的学说并无直接的认识，他们差不多都是从第二或第三手资料了解卢梭的。相反，对于传统儒学，他们却都熟诸于心，而明清以来的儒学民间思想基调，恰好有利于接引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卢梭的政治理论，因而卢梭理论也就成了儒家思想内在超越的外部诱因。
晚清时期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由今、古文经学派学者所共同完成，他们需要西方观念、思想的介入作为外部诱因。因此，卢梭幻象的构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内在超越的副产品，而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则是生成卢梭幻象的内在根源。
（四）改良和革命的期待
改良和革命是生成卢梭幻象最简单而又直接的动力。在晚清的精神氛围中，知识界的许多人已无法再平静地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对清政府的政体实行改良还是革命，使知识界面临选择。尽管与持温和的改良和激进的革命观点的人进行过激烈的论辩，但在传播、介绍民约论上，改良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一度都相当积极，“卢梭民约甘露一勺，冀洒遍大千华严法界”，这是改良派和革命派共同的期待。
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刊物在本世纪初都大量援引卢梭的言论，卢梭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约、民权等概念经常出现。《新民丛报》、《教育世界》、《民报》等纷纷刊出卢梭的画像，名目却又不同，分别称为“政治学大家”、“哲学大家”、“第一民权主义大家”，可见当时人们对卢梭的把握偏重于政治层面。《游学译编》第十二期（1903）中有一篇小说《黄人世界》，将“自由不死经”、“革命大主义”等与卢梭并论，语言粗糙拖沓，显见是仓猝写就，其目的在书中表现得很分明，就是为了种族革命。前文论及的小说《黄绣球》中也提到卢梭作为“新学的口头禅”被“议论不休”，却无人分得清楚民约、民权这些概念。这使我们看到，晚清知识界并没有多少人认真地研究过《社会契约论》，这种对卢梭理论生吞活剥的现象很普遍，即便像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在编写《卢梭学案》时，也没有表现出认真研究的态度。《民报》社的马君武、汪精卫等人接触过《社会契约论》的法文原著，马君武曾说：“今之真知卢骚，输入其真理于方醒之中国者，乃自予始也。”然而，他和汪精卫更多的是用民约论的名词进行辩论，反对改良派的政治主张，宣扬民主共和。而其自诩的《民约论》译本却直到民国后才完成。很明显，当时革命的热情压倒了忠实翻译的愿望，而实现革命理想并不需要真正的社会契约论，只需有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宣传口号，加上具体的组织和行动就够了。卢梭形象在改良派和革命派笔下不尽相同，有一些能够加以区分。但是，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在有意无意地建构卢梭幻象，卢梭是他们共同的政治期望，而卢梭政治理论本身的丰富性，也为他们改良或革命的理解提供了可能。当政治激情膨胀的时候，卢梭是这种激情最佳的寄居处，他使幻象的生成具有巨大的动力；而一旦激情成为陈迹，幻象的解构和消亡也就成了它顺理成章的命运。
晚清知识界的卢梭幻象，是特定语境下，文化、政治、情感因素压倒客观因素的结果，而幻象生成的四个原因，即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诠释、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改良和革命的期待，正是文化、政治、情感因素的具体表现。幻象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即本土化、工具化、神化。知识界在诠释卢梭这个异国形象时，抛弃了卢梭的原形，显现的是诠释者主体的精神期待，也就是在言说他者的时候，言说了自我。
卢梭幻象在晚清具有社会颠覆功能，体现了对现实状况的否定，它的本质是政治乌托邦，具有海市蜃楼般的魅力，寄托了知识界改良或革命的理想。但是，卢梭幻象难以持久地存在，一旦知识界的精神期待获得了满足或发生了转变，并且异国形象中的客观因素被揭示出来，卢梭幻象将会消亡或转化，这也是幻象的共同命运。而卢梭的学说及其历史形象必将在现代学者的深入研究中重新树立起来。
附录 卢梭生平和著作年表
1712年△
△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是“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最初一批早在卢梭之前，在17至18世纪之交就相继诞生：孟德斯鸠（1689）、伏尔泰（1694）、魁奈（1694）、布半（1707）、拉美特里（1709）、马布利（1709）。
1719年△ 7岁 略识字，以后学习阅读。
1720年△ 8岁 启蒙运动又一批思想家相继出世：狄德罗（1713）、霍纳尔（1713），达朗贝（1717）、爱尔维修（1715）、孔狄亚克（1715）、霍尔巴赫（1723），杜尔阁（1727）。
1722年△10月：10岁 父亲和人发生纠纷，诉讼失败，逃离家园。由舅父贝西纳尔把自己儿子和他送到日内瓦附近布瓦锡地方牧师朗拜尔埃处，学习古典语文，兼学绘图、数学。
1724年△由舅父把他和表兄领回日内瓦。
12岁△到公证人马斯隆家打杂。
1725年△ 13岁 4月：转到雕刻匠家做学徒。
1728年△春季：不堪师父虐待，出逃。
16岁△日内瓦近郊的神父介绍他投奔安纳西地方德·华伦夫人。得到德·华伦夫人之资助，去意大利都灵进教养院，改奉天主教（旧教）。
△秋季：到一个伯爵家当仆役，不久被逐。
转到另一贵族家当差，趁机学习拉丁文，接触意大利音乐。
1729年△回到德·华伦夫人处寄食。
17岁△同住的麦特尔传授他许多音乐知识。
1730年△ 18岁 到神学院学习。
1731年△ 19岁 涉猎英国《观察》杂志等政治读物，注意法语修辞，勤恳练习写作。1732年△在尚贝里做土地测量工作，自学数学。
20岁△结识一些乐师、音乐爱好者，常相过从。
1733年△ 21 岁寄居德·华伦夫人家（已迁来尚贝里），涉猎所藏学术著作。
1734年△辞去测量工作。
22岁△代德·华伦夫人管家，协助经营家庭制药手工业。
经常采集植物标本，奠定了研究植物学的兴趣。
1735年△ 23 岁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属于年轻一批的启蒙思想家出世：勒荣（1738），孔多塞（1743）。这个时候，最早一批启蒙思想家已经开始发表著作，启发人们头脑，提出“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承认封建阶级和宗教迷信，而要在理性的法庭上检验事物：1721年、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33年，伏尔泰的《哲学通信》；1734年，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1735年，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等等。
1736年△到尚贝里附近沙尔麦特养病。
24岁△选读哲学著作，接触洛克、莱布尼茨、笛卡尔的著作、王港教科书。
△写诗《沙尔麦特的果树园》。
△结识戈费库，这位研究文献者使他熟悉文坛书肆历史掌故。
1737年△ 25岁 有意识地开展室内小型音乐会，经常作曲，钻研音乐理论。
△学习解剖学。到蒙佩利埃听英国医师菲茨莫里斯的解剖学讲课1.2个月。
1740年△ 28岁 4月：到里昂，在贵族官员马布里家担任家庭教师。
△结识马布里的弟弟、政治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和其表弟、哲学家孔狄亚克。
1742年△ 30岁8月：携带《新记谱法》去巴黎。22日由雷奥米尔先生推荐到法兰西学士院宣读，未成。
△结识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1713-1784），俩人十分相投，很快成为亲密朋友。狄德罗交游广泛，介绍他认识一些启蒙运动思想家，后来他称为“哲人党”，共同推动启蒙运动。
1743年△ 31岁 春季：创作歌剧《风流诗神》未完成。
△教音乐、抄乐谱，以此维持生活。
△6月：离开巴黎随法国驻威尼斯使节赴意，任秘书。从而中断了歌剧创作
△《新记谱法》以《论现代音乐》之名出版于巴黎。
1744年△32岁8月：辞秘书职，返巴黎，仍以为剧团和个人抄乐谱度日。
△完成歌剧《风流诗神》，他的音乐才能开始引起巴黎音乐界的注意。
△和戴莱丝同居。
1745年△ 33岁 结识启蒙思想运动老一辈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
伏尔泰宣传启蒙思想，反对天主教会和僧侣，多年被迫流浪异国，去年得到默许回国，本年任宫廷史官。
1747年△ 35岁 秋季：喜剧《冒失的婚约》写成。
1748年△ 36岁 经狄德罗介绍结识霍尔巴赫男爵，即从荷兰来登学成归国的梯德里希（1723-1789），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一个时期后，经常参加霍尔巴赫男爵的沙龙家庭定期招待会。
1749年△ 37岁 年初：开始为狄德罗、达朗贝筹备的《百科全书》撰写音乐方面一部分条目，按期于三个月后交稿。
△十月：去巴黎郊外范塞纳监狱探望狄德罗。狄德罗因发表《论盲人的信札》而被囚禁于此（7月至11月）。他去探望，并把《法国信使》报上登载第戎学院有奖征文事以之相商。得到鼓励，随即动笔撰文应征。
1750年 38岁 △
△经狄德罗介绍，结识德国文学评论家格里姆（1723-1807）。在相当一个时期，俩人关系特别密切，相处极为融洽。
△他对剥削阶级社会文化腐朽、堕落一面的攻击，是在笼统批判文明社会的行文中，这种反对惟理论的观点导致他和霍尔巴赫沙龙常客一些强调理性的朋友在日常讨论中经常争辩。
△11月：《百科全书》出版者发表狄德罗执笔的“说明书”8000份。10年出齐。
△年底：得奖征文《论科学与艺术》出版于日内瓦，受到文坛普遍重视。
1751年△ 39岁 继续为贵族家庭、音乐团体抄乐谱度日。
△《百科全书》“说明书”立即引起极端反动的耶稣会士、冉森教派强烈反对，耶稣会杂志宣判《百科全书》为“魔鬼的新巴比伦塔”，在于宣传无神论异端思想，要求政府和教会予以制止。与此相反，社会进步人士却热烈欢迎。
△6月：《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于巴黎。编者是“一个文学家团体”，领衔的是狄德罗和达朗贝，略语表列出撰写条目较多者，包括卢梭。最引人注目的是达朗贝写的“序言”，试图以进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分析和介绍人类全部知识各门学科的基础、关系和作用，首当其冲的是一些宗教和神学条目。
△秋季：《论科学与艺术》遭到攻击，写《答波兰国王兼洛林公爵对〈论科学与艺术〉一书的驳难》。
1752年△ 40岁 1月：《百科全书》第二卷继续出版。
△意大利巴姆比尼歌剧团到巴黎访问演出，巴黎音乐界、社交界中反对喜剧的保守分子，贵族艺术拥护者从剧场到社会、从沙龙到街头，从宫廷到商店，到处兴风作浪。改革派针锋相对迎头痛击，演为一场大笔仗，持续两年的所谓“丑角战争”（1752-1754），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等积极投入了这场“喜剧之战”，支持论战中比较民主的流派，对启蒙思想在艺术领域、美学领域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卢梭的父亲死。
△
△国王路易十五有意召见他，并准备给他年金，卢梭回避。
△《论法国音乐的信》写成。
1753年△ 41岁 《略论语言的起源》写成。
△11月：《论法国音乐的信》出版。保守派对他实行抵制。
△《皇家音乐学院一位乐队队员给乐队同事的信》出版。
△11月：《百科全书》第三卷不顾当局搜查编辑部及所发出禁令，狄德罗等坚持出版。
△冬季：第戎学院宣布有奖征文，题目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卢梭得讯后，抓紧时间动笔写应征文。
1754年 42岁 △4月：《百科全书》第四卷出版。
△8月：厌弃封建地主阶级集团腐朽、堕落的生活，离开巴黎，回到日内瓦，重皈新教，恢复日内瓦共和国公民权。
△10月：返巴黎。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应征文写成，应征结果落选。
1755年△ 43岁 4月：落选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出版于阿姆斯特丹。
△7月：德启蒙运动思想家、文学家莱辛（1729-1781）在《柏林特权者》报上撰文赞扬卢梭新著。
△莱辛向自己的朋友门德尔松（1729-1786）推荐译出卢梭这部新著。门德尔松的译本不久就出版于柏林，在报上引起种种评论。
△10月：沙尔·博内（1720-1793）在《法国信使》杂志上匿名发表《日内瓦公民费洛波利斯的信》攻击卢梭。
△11月：《百科全书》第五卷出版。
△《论政治经济学》发表于《百科全书》第五卷。
1756年△ 44岁 卢梭以新著《论不平等》奉赠伏尔泰，伏尔泰阅后大为不满，复信道：“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
△4月：移居蒙莫朗西，开始写《朱利，或新爱洛伊丝》。
△8月：以诗《天命书简》对上年里斯本地震做了唯心主义解释，来反对伏尔泰旨在嘲笑莱布尼茨的先定谐和说的诗《里斯本的灾难》。
△《百科全书》第六卷出版。
△一个人匿名攻击卢梭为《百科全书》撰写的音乐条目。《百科》编者在前言中为卢梭做必要的辩护。
1757年△ 45岁 7月：对于狄德罗新作《私生子》（1756）的评作，和狄德罗本人的看法大相径庭，争辩结果终至闹翻。卢梭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激烈的社会观点使他和百科全书派一些思想家产生一些矛盾，这时矛盾进一步扩大，后来遂至格格不入，连关系一直比较融洽的散文家格里姆也和他疏远了。
△开始写《爱弥儿，或论教育》。
△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感觉主义伦理学”，或“贤者唯物主义”搁笔。
△10月：《百科全书》第七卷出版。本卷包括达朗贝写的条目“日内瓦”。
1758年△ 46岁 《论政治经济学》单行本出版。
△3月：发表长信《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批评达朗贝在《百科全书》第七卷上发表的“日内瓦”条目对于日内瓦城市建设和戏剧文化生活的意见。
1759年△ 47岁 《百科全书》受封建专制政府和反动教会的镇压。在巴黎议会上，总检察官奥美尔·若利诬蔑《百科全书》“败坏道德”，罗马教皇克里门特13世勒令焚毁《百科全书》，耶稣会则围剿《百科全书》这批“不做弥撒”的进步思想家，“异教徒的及神和国王与都会的敌人的大集合”。
△狄德罗、德·若古等坚持斗争，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秘密进行第八卷和以下各卷的组织、编写、出版工作。
△“……卢梭等人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28页）
△开始写《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原理》。
1760年△ 48岁 德国剧作家魏塞（1726-1804）来法国（1759-1760），回国前到蒙莫朗西拜访卢梭，同时代表门德尔松把《论不平等》德译本赠送卢梭。
1761年△ 49岁 1月：《新爱洛伊丝》取名《阿尔卑斯山麓小城两位相恋居民的信札》出版于巴黎，受到读者的欢迎。
△《新爱洛伊丝》德译本出版于来比锡。
1762年△ 50岁 4月：《社会契约论》出版于阿姆斯特丹。
△“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页）
△《爱弥儿，或论教育》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和巴黎。
△6月：巴黎大主教毕蒙出面干涉《爱弥儿》的发行，9日，发出禁令要人们不读此书，11日，巴黎高等法院发出有关此书的禁令。
△卢梭从巴黎出逃，到日内瓦，适逢当局焚烧此书和《社会契约论》，并宣布追究作者；只得流亡到普鲁士管辖下的纳沙泰尔的莫蒂埃。
△《百科全书·图册》突破重重阻力，得以首先在巴黎公开分卷出版，本年出版第一卷。
1763年△ 51岁 3月：发表《致毕蒙主教书》，公开责问教会当局，抗议对他的迫害。
△4月：取得纳沙泰尔州公民权，放弃日内瓦公民权。
△《百科全书·图册》第二、第三卷出版。
1764年△52岁出版《山中来信》，驳斥坊间流传的《乡间来信》，并责问日内瓦当局。
△
1765年△ 53岁 《科西嘉宪法草案》写成，1867年第一次出版。
△9月：谢绝普鲁士国王的年金。
△“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表面上的妥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页）
△卢梭既未受到自诩为“开明君主”的普鲁士国王的真正保护，也未得到纳沙泰尔当局的谅解，不得不再度逃亡。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对此事自我辩解道：“我所保护的是那些举止有礼、思想健康的自由思想家。”
△10月：潜回巴黎。若干友好和旧相识正传阅英国作家华尔甫捏造的普鲁士国王给卢梭的信，信中暗讽卢梭有意托庇于普王并盼赐年金。
△《百科全书》后十卷（第八至第十七卷）在狄德罗等惨淡经营下，在纳沙泰尔秘密印刷十卷，同时发行，订户遍及国内外，轰动欧洲。
△《百科全书·图册》第四卷出版。
1766年△54岁1月：离开巴黎，到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家避难。
△夏季：同休谟冲突，怀疑休谟等英国友人要谋害他，并误以为华尔甫所捏造的信件是伏尔泰或达朗贝所写。事实上，各国封建阶级反动政府对他一直进行迫害，使他多年颠沛流离，终于逐渐患上了被迫害狂而于英国迸发了出来。
△开始编写《植物学术语辞典》。
△年底：《忏悔录》第一卷前篇，即前六章写成。
1767年△ 55岁 3月：英国友人设法替他领取英王乔治三世给他的年金100英镑，以后未再续支。
△5月：误解英国友人的好意，终于改名换姓，从伍顿潜行回国。化名为雷诺，避居于圣丹尼斯市。
△10月：达朗贝、斯华合编《休谟先生和卢梭先生争吵之简要说明》，由达朗贝写序，出版于巴黎。
△11月：拉摩在《百科全书·音乐条目的错误》（1755）中指出卢梭所写音乐条目的错误。卢梭接受指正，修正有关音乐的短论等，以收于《百科全书》的条目为主，汇编为《音乐辞典》出版于日内瓦。
△《百科全书·图册》第五卷出版。
1768年△56岁7月：到格勒诺布进行植物学考察，以书简形式写下研究成果。开始和国外（荷、英）植物学家通信。抄写乐谱以维持生活。
△《百科全书·图册》第六、第七卷出版。
1769年△ 57岁 《英雄所需要的道德》写成。
△11月：《忏悔录》第二卷写成。重新使用真姓名。
1770年△58岁6月：返回巴黎，住在普拉特里埃街，后叫“让－雅克·卢梭路”。
△6月：参加植物学家儒锡叶领导的采集标本旅行。
△12月：《忏悔录》第一卷后编，即后六章写成。手抄本开始在友人中间流传。
△《百科全书·图册》第八、第九卷出版。
1771年△ 59岁“卢梭曾为波兰人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马布利也曾为科西嘉岛上的居民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8页）
△4月：应波兰威尔豪斯伯爵之情，写《对波兰政府及其1772年4月改革计划的考察》
△《百科全书·图册》第十、第十一卷出版。
1772年△ 60岁 《百科全书》整套28卷，文字17卷，图册11卷，全部出齐。
1774年△ 62岁 会见年轻的生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俩人开始往来。
1775年△ 63岁《对话录，或卢梭审判让－雅克》写成。10月：神话题材歌剧《匹克马梁》在法兰西歌剧院演出获得成功。
△以全部植物学藏书、标本售予一英国友人。
1776年△ 64岁 开始写《忏悔录》的补篇《一个孤独的漫游者的梦幻》即《漫步遐想录》，直至去世，未终篇。1782年出版。
1777年△ 65岁 8月：健康恶化，停止抄写乐谱，生计十分艰难。
1778年△ 66岁 5月：移居巴黎附近埃尔姆农维尔庄园。
△凯特（1693-1778）死。他写遗嘱时，向卢梭表示要把他作为遗产继承者，卢梭坚决反对。
△重病期间，青年罗伯斯庇尔（1758-1794，20岁）慕名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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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题材歌剧《达夫尼斯和克洛埃》，1780年。
△《我生平苦难的慰藉》（文学艺术创作片断），1781年。
△《卢梭的植物学》，1805年。
△《卢梭未刊著作书信汇编》，1861年。
△1782-1783年《卢梭全集》（小开本，47卷）在日内瓦出版。
△1887-1908年《卢梭全集》（13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