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晋城文景苑二期论坛:粟裕兵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09:04:12
粟裕兵法
陈舟
第三章“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毛泽东
一、谋全局大势为本
解放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曾取得歼敌5.3万余人，名扬中外的苏中七战七捷的伟大
胜利。部队在战斗间隙，或者每当集合的时候，流行着一首动人的歌曲，歌词中有这样两句话：“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这首战士喜爱的歌曲，在部队中唱开了，并且流传了很久，很久!
粟裕一生，戎马倥偬，指挥过一系列重大的战役、战斗，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打了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胜仗，并多次提出过影响战争全局的战略性建议。究其思想方法上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在历次作战中，特别是组织大兵团作战时，都能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观点思考问题，筹划和指挥战役战斗，把战役战斗与战略全局很好地结合起来。古语云：“自古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利全局大势为上，谋全局大势为本，是粟裕兵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孙子》曰：“善战者，求之于势。”何谓“势”?形势也。粟裕所谋求的，不是局部的和战术上的形势，而是全局性的和战略上的形势。早在中央苏区跟随毛泽东、朱德打仗时，他就深深体会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正因为如此，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的失败和坚持浙西南游击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漫长岁月中，粟裕作为一个战区的主要指挥员，既培养了自己领导战区、战役作战的高超的指挥艺术，又锻炼了自己调整和驾驭战略全局的能力，成为一位有胆略、善思考、集军事理论和作战实践于一身的战略家和常胜将军。
在洞察和驾驭全局的战略眼光方面，粟裕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着眼全局，深刻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
粟裕无论是领导一块根据地的斗争，还是指挥一个战区、一个战役的作战，总是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来思索，把具体的部署与党中央制定的总的战略方针联系起来考虑，把局部放到全局的天平上衡量，从而提高执行战略任务的自觉性。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曾作出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当华中抗战新局面已经打开，中央进而指示，苏鲁战区是华中的一个基本根据地，应把这个地方看作是向西、向南，出鄂豫陕边和向闽浙赣边发展的策源地，“好象汉高祖的关中”。苏鲁战区自然包括苏中在内。粟裕在接受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时，把中央关于发展苏鲁战区的任务与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结合起来思考。他是这样理解的：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既是从日军强大及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和我军的弱小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又关照到抗战胜利后的斗争。把现阶段的抗战任务和将来的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联系起来。苏中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又是向苏浙皖边、闽浙赣边发展以及反攻阶段收复南京、上海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出发地。因此，苏中的抗日斗争不仅应求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不是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这是抗战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下一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必要的准备。通过这种把苏中放到苏鲁战区，放到中央夺取抗战胜利的棋盘上并进而联系民主革命总任务的思考，粟裕对苏中抗日斗争的战略任务就有了“比较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为具体制定苏中抗日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
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后，蒋介石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的战法，继续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6月29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7月分兵”。粟裕立刻感到，这个指示改变了过去要求华野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中央军委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的机会，以利持久。军委的电报虽只提到山东当面的敌情，但粟裕却从战略全局的角度考虑到刘邓大军即将出击，战局必有重大发展，遂决定立即执行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针。“7月分兵”是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分兵之后有几仗打成了消耗战。有些同志后来就怀疑“7月分兵”是否正确，认为如果在内线再坚持2个月，避免7月和8月雨季，经过充分准备再行出击会更好；或者，当年应该向军委提出继续集中兵力于内线作战的建议。
粟裕回答说：如果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刘邓大军在6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告知华野，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还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在7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象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如果华野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正是从战略全局的利益出发，粟裕与陈毅等当机立断，牺牲局部利益，立即着华野全军分兵三路转入外线，有力地策应了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
粟裕有一段名言：“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这种对战争全局与局部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使粟裕不仅能够全面领会和把握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而且勇于和善于在关键时刻向上级和中央军委提出不同凡响的战略性建议。这些建议，可以说是粟裕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现在，人们只要一提到苏中战役、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马上就会想到粟裕的战略性建议。其实，粟裕的建议并不仅仅限于军事，如1942年7月他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在苏中区从上至下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改善武装体制，实行主力地方化。他的建议也不限于本地区，还涉及到别的战略区，如1948年1月向中央军委建议：“以东北之兵员成分及其他优越条件训练大批技术兵种，以为全国军队骨干”。总之，从战争全局考虑，以全局为重，以局部促进全局，勇于和善于提出战略性建议，是粟裕指挥作战的最高准则，是构成他赫赫名将的独特品格。
第二，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指导战役战斗。
粟裕指挥作战，得心应手，用兵自如，愈战愈奇，愈打愈妙，不愧为“常胜将军”。然而，这个“自如”，往往来源于对战略问题的透彻了解，来源于深邃的战略眼光。这里我们仅以苏中抗战中的车桥战役和新四军第三次反顽作战胜利后是否重占天目山问题为例。
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直是粟裕领导苏中抗日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1944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胜利的形势更加明朗。粟裕敏锐地意识到，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他认为，作为战区的指挥员，必须正确估量战略形势，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的发展。他果断地开始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发展为主，并选择淮宝车桥作为苏中抗日根据地对日伪进行反攻的起点。为什么要选择车桥呢?粟裕是这样思考的：淮安、阜宁、宝应三县边界的淮宝地区，是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结合部，也是敌人两支部队的结合部。这里原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是韩德勤在苏北苦心经营的反共基地。敌人以车桥为中心，建有十余处据点。新四军也在这里打下了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基础。如果集中兵力拔除车桥等据点，在这里打开局面，敌两支部队都会因为是自己的边沿地区而互相推诿、观望，而新四军得手后则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可以把领导机关移驻于此，集中主力进行整训。特别是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发动车桥战役，会不会引起日军对新四军大规模报复行动?粟裕在全面分析形势后认为，日军已经穷途末路，难以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便有些小动作，影响也不会大。实践的发展，完全证明粟裕的判断是正确的。车桥战役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形态，打了一个当时新华社消息所说的“大歼灭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5年2月至6月，粟裕率部在执行向苏浙敌后发展任务的过程中，在浙西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军。第三次作战胜利后，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重占天目山?这似乎完全是一个战区范围内的问题。然而粟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占不占天目山仅仅从战役战斗的角度来思考，而是放在抗战后期全国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上来权衡。从当时天日山一隅的敌我态势看，顽军惨败哼其在天目山的部队已大部后撤，仅留少数扼守要隘。我军挟胜仗之威，垂手可得天目山，如任顽军喘息休整、构成深沟高垒之后，再攻占天目山就不那么容易了。是占还是不占?从局部看，固然以速占天目山为有利。但粟裕从当时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则认为不占为宜。为什么?从战略上说，当时华中局对江浙工作的方针是巩固苏南，开辟敌后之敌后，休整主力，掌握敌顽矛盾，避免陷于单纯的顽我决战。经过反复考虑，粟裕决定不再重占天目山，除以一部坚持浙西当面地区外，各纵队分向苏南、杭嘉湖、皖南敌后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开展工作。
以上虽然是两个不大的事例，却充分反映了粟裕善于从战略高度用兵的特点。至于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着眼于战略全局，指挥战区和大兵团作战，多次提出重大战略性建议的事例，那就更加精彩生动，令人叹为观止。
第三，从全局上把握打第一仗与第二仗、第三仗的关系。
毛泽东说过：“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粟裕对这些见解是深解其意的，因而十分善于从全局来考虑、计划战役的第一仗，以及与第二仗、第三仗的关系。
1947年7月至8月的苏中战役，之所以首战宣(家堡)泰(兴)，粟裕是经过认真分析比较才定下决心的。当时敌军四路人马向我军分进合击，我军在海安、如皋一线严阵以待。粟裕认为，敌人相互间隔较大，我军主动出击，可打乱其部署，寻歼一路，造成有利于我机动之局面。应县中等城市，难以迅速攻克；如围攻其前出据点，求歼援敌，这一带地形又不利，大兵团很难行动。东南方向的南通、白蒲一路，距离较远，如我军远出寻歼该敌，泰州、泰兴、靖江的敌人必然会三路并进，威胁我海安、如皋。而攻歼宣家堡、泰兴之敌，泰州之敌和南通之敌的间隔就扩大了，我军可以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局面。果然，我军打下宣泰后，敌人恃其兵力雄厚，星夜向如皋疾进，造成了我军在如南歼敌的有利战机。我主力来了一个长途奔袭，再胜如南。其后，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狭小正面向我海安进攻，企图寻我决战。粟裕从全局利益出发，决定不与敌决战，而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杀伤和消耗敌人，并赢得时间，保证主力部队休整，然后主动撤离海安，造成敌人错觉，创造新的战机。不出所料，敌人侵占海安，骄傲轻敌，调动频繁，我经过休整的主力部队乘机突然发起进攻，取得了奇袭李堡的胜利。战斗进程基本上和预期的一致。正因为首战宣泰成功，才有了苏中战役的七战七捷。此外，鲁南战役先打敌整编二十六师及马精武快速纵队，豫东战役先打开封，都是这方面的杰作。
有时孤立地看某个战役、战斗，可能觉得没打好，但从全局上看却是为打第二仗、第三仗创造了战机。1946年10月中旬至12月初我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分别进行的东台防御战、涟水保卫战、傅山口之战、台枣反击战、淮沐路反击战、盐南反击战诸役，从战果看似乎并不很理想，其中涟水保卫战从表面上看基本上是一个消耗战。有人提出，既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在淮海地区打一个歼灭战，这几仗就不应该打。粟裕却不这样看。他认为，通过上述诸役，达到了挫败敌人长驱直入的企图，使我军得以保持一定的回旋余地，为后来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他因此深刻总结说：“在作战指导中要注意处理好第一仗与第二仗、第三仗的关系，打第一仗要为第二仗、第三仗创造条件。”而如果没有战略眼光，没有全局在胸，就无法认识和驾驭战役与战役、战斗与战斗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粟裕的战争实践表明，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应当自觉地从战略上、全局上考虑问题，否则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就会丧失主动而陷入被动的境地。
二、通览全局，选择作战地区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部举世闻名的兵书中说：“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这一作战指挥的要旨，深深植根于粟裕的头脑中。当他指挥战役战斗、指挥大兵团作战时，首要的和第一位的问题，就是从战略全局的观点出发，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和作战对象。
1948年10月4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曲阜召开师以上高干会议。会议期间，某纵队副司令肖锋提出：请首长谈谈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粟裕回答说：“主要是选准歼敌对象，选好歼敌时机，选好歼敌战场。也就是说什么敌人好歼灭，就歼灭什么敌人；什么时机比较合适，就在什么时间打；什么地方有利，就在什么地方歼灭敌人。”
选择作战地区(亦即用兵方向)，是对战争空间因素利用的一种形式。粟裕认为，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的选择是战略问题，它受制于战略和作战意图。早在跟随毛泽东、朱德建立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过程中，粟裕就深刻体会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战略问题。当时，他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转移：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潮汕失败后转战粤闽湘赣上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每次行动都同战略出击方向的选择相关联，而几次试图在广东、湖南打开局面，均遭挫折。这是为什么呢?粟裕讲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说：“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
这里有三个要素，是选择战略出击方向和作战地区时切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敌我形势；具体地域的综合条件；敌人的弱点及其内部矛盾。就拿1929年9月至10月间红四军遵照中央的指示进军广东来说，这是一次出击方向的选择。而这个决定，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不一致。毛泽东当时从敌我双方力量出发，对南方数省主张采取“攻赣、防湘、不惹粤”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对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采取攻势，对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采取守势，对军阀战斗力强的广东采取中立。中央在红四军进攻广东遇到几次挫折之后，放弃了打到广东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1929年11月，红四军撤回赣南、闽西继续发展，并终于建成了中央根据地。
粟裕从毛泽东、朱德那里学习了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基本方法，并根据自己的战争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于选择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的思想。这一思想，在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和发挥。
苏中战役是一范例。1946年6月，国民党军以193个旅(师)约160万人(占其正规军的80％)，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在华东解放区，蒋介石投入58个旅约46余万人兵力，其中以11个整编师31个旅约25万人，分三路进犯淮北、苏中、淮南地区。面对敌人大举进攻在即，毛泽东在6月22日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的电报中，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精神，是在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区主要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与蒋介石着重向北的方针相反。太行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以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的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而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中野战军主力须对付江北之敌，予以配合。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6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示华中分局，以一部兵力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由粟裕、谭震林率领不少于15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彻底破路，歼灭该地之敌，并恢复淮南(三、四分区)失地，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其基本意图是，在敌军发动全面内战初期，即将战火引向敌占区，以部分主力兵团力求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敌军停止内战。
粟裕根据对当时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发展趋势的认真分析，认为兵出淮南不如先在苏中内线歼敌有利。这是因为：(1)淮南地区人口仅130余万，如华中野战军主力去淮南作战，粮草军需甚至支前民工均需由苏中补给，将给初期作战带来很大困难。(2)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少数部队留苏中难以胜任，苏中可能被迅速占领，而苏中有人口900万，粮食产量占华中总产量的 2／5，税收占一半，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沦为敌后，将为敌所用，且政治影响对我不利。(3)与淮南之敌相比，苏中之敌相对较弱，去淮南不易于达成箝制和调动敌人之目的。据此，粟裕于6月27、29日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先在苏中打一仗，首先解决当面之敌，改善苏中形势，尔后出兵淮南。中央军委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当7月4日获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敌可能同时向我进攻后指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7月13日又电示粟谭：“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在苏中战役连续取得宣家堡、泰兴战斗和如(皋)南战斗胜利后，中央军委又提出两个作战方案征求粟裕的意见，即：其一，由粟裕率主力与陈毅会合，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直接配合陈(毅)、宋(时轮)、刘(伯承)、邓 (小平)之作战；其二，在苏中再打一仗。粟裕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当时蒋介石在力量对比上暂时具有很大优势，战争势必是长期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党已建立了大块的巩固的根据地，在内线同敌人作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根据中央军委“总以打胜仗为原则”的指示，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以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多打胜仗，大量歼灭敌人，推迟外线出击时间为有利。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应是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各战区之间有战略性的配合，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作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的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不利于我各个歼敌。在兵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难以有胜利的把握。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苏中之敌已遭我几次打击，与淮南之敌比较是弱军，而淮南解放区已被敌人突破，如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需付出一定代价开辟战场。如直趋铁路线，则战场狭小，不利于我军机动，后方亦不安全，且淮南正值雨季，平地积水甚深，部队运动及粮弹运输供应都比苏中困难。根据这些考虑，粟裕与其他负责同志商讨后，于8月14日向中央军委呈报了主张在苏中再打几仗的意见。中央军委、毛泽东于第二天即回文：“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
经过苏中战役和其他战役的实践，我军在战争初期的作战方针，就从最初的外线出击大量歼敌的战略计划发展成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然后转到外线作战的计划，最后确立了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粟裕关于依托解放区在内线作战的建议，对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完善，对于战争初期选择我军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豫东战役是又一范例。1948年初，我军已转入战略进攻，中央军委设想继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遂行第二个战略跃进。1月27日，中央军委给粟裕发来电示，提出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湘赣浙闽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任务，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并要粟裕“熟筹见复”。粟裕接到指示后，一方面带领三个纵队北渡黄河，在河南濮阳地区整训；另一方面，从当时敌我双方情况出发，反复研究中央军委的指示，权衡分兵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的利弊。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他对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讲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然而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需要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要打大歼灭战，三个纵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的歼灭战的条件正在成熟。这些条件是：(1)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重兵，但由于有三条铁路线和一些大中城市都需要派兵防守，机动兵力相对减少，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歼敌于运动中创造战机。(2)这一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在破坏铁路和公路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我军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3)这一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而且，我军也已逐步适应和掌握外线作战规律。(4)新解放区的党和政权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
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首先，三个纵队渡江南进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十万大军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困难，且渡江后又不得不在沿途留下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根据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远征的经验，预计会有总兵力的1／2，即5万人的减员，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其次，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主力部队回防江南。因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是敌在中原战场的骨干，不会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而桂系主力，因蒋介石害怕纵虎归山，也不会把它们调往江南。我渡江南进的部队还需要做大量的思想转弯工作，这也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估计三个纵队南进，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再次，从战略角度看兵力运用问题，要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当时，我军在中原战场的兵力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如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主力部队，则反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限制，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三个纵队以约5万人减员的代价，如留在中原地区作战，可以歼敌3至5个整编师。
基于以上考虑，粟裕排除种种顾虑，于4月18日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准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中央军委对粟裕的这一建议极为重视，立即来电要刚刚返回的陈毅和粟裕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粟裕等到达西柏坡阜平县城南庄时，毛泽东破例大步迎出门外，同他长时间的握手。粟裕恭敬而激动。李银桥听到一声：“十七年了!”大概是指17年没见了。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对粟裕勇于向上级建议这一精神的最高褒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听取了他的汇报，当即进行研究，采纳了这个建议。粟裕不负重望，从中央回来就组织指挥了豫东战役，采取“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针，取得歼敌9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豫东战役之后，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全国战局比作爬山，认为我军已爬过山顶，战争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两个战例，生动地显示了粟裕是如何着眼于战争全局来选择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的。分析敌我形势，分析具体地域的综合条件，分析敌人的弱点及其矛盾，是粟裕进行战略思考时所运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主要依托根据地或不远离根据地作战，是粟裕选择作战地区的一个基本考虑。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和毛泽东关于“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的深刻思想，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都给粟裕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他一生指挥的数百次作战中，总是把良好的人民和后方条件，作为选择战场、筹划作战的重要内容。解放战争期间，在他向中央军委提出的几次战略性建议中，都详尽分析了无后方作战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主张依托根据地或不远离根据地打大仗。粟裕之所以成为常胜将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这一点应当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三、审时度势，选择作战时机
1948年1月，斯大林在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时，在记事本上写下：“60万战胜80万，奇迹，奇迹！”一年之后，他将正要去新中国上任的驻华大使尤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用记录速度慢慢说道：“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个事，就是收集和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泽东挺高兴，笑着告诉他：“这次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结束时提出来的，中央军委确定了方针、原则和战役兵力部署。战役具体指挥是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同志。刘、陈、邓中有两个在南京，你到南京去了解吧。”
毛泽东一语中的。粟裕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和过程中的几次重要建议，对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几次建议，充分体现了粟裕审时度势，善于从战略的高度选择和把握作战时机的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
选择作战时机，是对战争时间因素利用的一种形式。它的实质，是选择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具有时间性的条件和机会。粟裕认为，出击和作战时机的选择也是战略问题。只有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看问题，才能正确地选择和把握时机，科学地预见战争的发展进程，从而引导战争的胜利。他曾经回忆说，当年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地区出发，“正值蒋桂战争爆发前夕和湘粤赣三省敌军即将‘会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避开敌人进攻，冒着危险直插赣南、闽西。1930年3月下旬，蒋桂战争全面爆发，红四军在闽西得以初步站住脚。当时毛泽东、朱德不仅选择了介石无法以更多兵力遏阻我实现战略转移意图的时机，而且科学地预见到战略转移后的军阀混战局面，预见到从此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他跟随毛泽东、朱德学习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
选择作战时机，同样离不开分析敌我形势、具体地域的综合条件和敌人弱点这三个要素。然而，它侧重强调从时间的、动态的角度，从变化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些要素。因此，它就要求从动态的。意义上来认识和把握战略全局，跟踪战略全局的变化，预测它的未来。纵观粟裕的军事生涯，有过许多次正确选择时机的战例。其中，淮海战役中的几次建议极为精彩。
1948年9月24日晨，我军已突入济南城内，敌人极度混乱。粟裕估计济南战役日内即可结束，当即向中央军委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建议在发起淮海战役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显示出粟裕在把握作战时机上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
早在豫东战役之前，粟裕经过对我军作战方针的反复研究，已经形成这样的认识：为了改变中原敌我拉锯的战略态势，发展战略进攻，必须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否则战机很难寻找。1948年4月他向中央军委提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于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也是基于这一考虑出发的。粟裕后来在谈到淮海战役时这样说：豫东战役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必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后者，他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这里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分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又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将更为充裕和有力。那么，何时为进行决战的适当时机呢?粟裕认为，济南战役的胜利结束预示着这一时机开始出现了。
济南战役本来是想“攻济打援”，调动位于徐州附近的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三个兵团北上援济，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邱兵团，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然而在济南战役过程中，敌援敌未来，敌70万大军龟缩在徐州附近。下一步怎样打?在济南战役以前，粟裕就已经确立了不回师中原而兵出徐蚌线以东的战略性意向。济南战役敌人援兵没有来，粟裕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敏锐地意识到，我军与敌人进行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据张震回忆，粟裕当时在与华野前委分析战局时曾说：“我们攻济，敌人南线三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进人是在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战，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熟。”因此，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粟裕于9月24日向中央军委及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如下建议：
“为更好的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
这个建议的主旨是以华野1/4兵力攻两淮，3／4兵力歼灭自徐州及陇海东段南下之敌主力。“淮海战役”的含义，就是先打两淮和海州。该建议提出的第二天，即25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就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来电赞同举行淮海战役。同时，毛泽东还估计不久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应当指出，这时的淮海战役计划还只是“小淮海战役”，由华野在中野的战略配合下进行。军委估计这一战役的结束“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
淮海战役打响前后，全国和华东战场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引起了粟裕的注意：(1)中原野战军主力在陈毅、邓小平指挥下，解放郑州、开封后，于10月下旬已进到徐州西南地区(刘伯承此时率中野一部在豫西作战)。中野和华野已形成战役上配合的态势。(2)辽沈战役已于11月2日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将使华北之敌难以南调。(3)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开始后，敌人即放弃连云港、海州，我军随即进占，卡死了敌人从海上进出的通道。(4)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部于11月8日在台儿庄、贾汪地区起义，捅开了徐州以东大门，并切断了黄百韬的退路。(4)徐州之敌有撤退徐州，以淮河为第一线防御之说。
通过对上述条件和情况的全面分析，粟裕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我军与国民党军在南线的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10月31日，他电报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第二天复示同意。11月7日，他和陈士榘、张震联名发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央军委、陈邓，建议中野主力直出徐蚌段，切断徐敌退路，使邱、李兵团不能南撤；华野主力歼灭黄百韬后，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下一步或继歼黄维兵团，或歼灭孙元良兵团，或夺取徐州。不论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
11月7日夜，粟裕进一步就争取在长江以北与敌人决战的问题与张震商谈，并与11月8日辰时发电报告中央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在这份电报中估计东北完全解放后，蒋介石可能采取两种方针：一是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华南防御；二是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防我南渡，以图与我分江而治。粟裕、张震认为：“蒋介石如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军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后，在苏、浙、皖、赣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如在江北大量歼灭了敌人，则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也不至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如何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
这一建议的核心是分析：在战略决战时机已成熟的条件下，我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下步作战是依军委原来部署指向两淮高宝地区之敌，还是改变作战方向指向徐州?换言之，是将敌人主力抑留在江北逐次歼灭有利，还是将其赶过江南留待将来歼灭有利?粟裕不仅想到了下一仗下两仗该怎么打，而且想到了我大军渡江后在江南的仗该怎么打，想到了全国解放后江南各省的恢复问题。
这一建议符合军委总的战略意图。军委11月8日复示：“虞(7日)午时电悉。估计及部署均很好。”11月9日复示；“齐(8)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北、华东、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电报虽短，字字千钧。这个重大决策是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重大发展，它表明中央军委已下定决心将徐州之敌就地歼灭，将淮海战役从最初设想攻两淮取海州的“小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
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中野主力和华野一部围歼黄维兵团。在第二阶段中，徐州敌人的动向一直是粟裕最注意的问题。为此，他特别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根据打黄百韬的体会，他认为黄维被合围后，我军难以以野战手段迅速达成全歼，势将转入以近迫作业为主的阵地攻坚战，因此对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要有足够的估计。他把这一点作为部署华野完全箝制、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及南线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作战任务的出发点。对于徐州敌三个兵团下一步的动向，粟裕分析说：如果徐州之敌固守不走，对我无害，可以在解决黄维兵团之后再打。但是蒋介石后方已无机动兵力，因而徐州之敌放弃徐州的可能性较大。他假设了三种杜聿明可能的突围方向：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要迅速解决装载三个兵团的船只、码头是困难的。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一带地形开阔，道路平坦，距黄维又近，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可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南。他判断敌人极大可能走这一路。可是，军委发来的军情通报得悉敌人将从两淮方向撤退。经再三分析，他认为敌人走两淮的可能性不大，果断地将北线8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两侧，但不将徐州围死，诱敌出徐州，离开坚固工事，以便在野战中歼灭之。
在这一期间，中央军委曾电示，要华野在黄维兵团快要歼灭，但尚未能歼灭之际，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侧后打去，求得歼其一部。这使粟裕极度紧张。他担心打上了李延年，而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未能迅速结束，杜聿明又跑出来了，不仅不能再增调兵力打黄维，而且只靠北线的几个纵队也难以完成追击合围杜聿明的任务，杜聿明集团可能跑掉，如果杜、黄会合，战场形势将起重大变化。当时粟裕日夜守候，注视着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幸亏李延年动作不积极，这边一动他就后缩，没有打上。这才使得华野又从南线抽出3个纵队参加追击合围杜聿明。
12月1日，杜聿明率30万人弃城而下，以解黄维之围，再合力南逃。12月4日，在距黄维尚有80公里处的陈官庄地区，华野将其全部包围。此时，粟裕和陈士渠、张震研究认为：歼灭杜聿明的作战估计还需半月至20天，中野、华野已分成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足，特别是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仅2个纵队稍多的兵力，万一阻挡不住援敌，必将严重影响对黄维兵团的作战。因此，于12月10日向总前委建议，再从包围杜聿明集团的野中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尔后再由中原野战军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及届时可能赶到的宋希濂兵团，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歼灭杜聿明集团。此建议立即得到总前委和中央军委赞同，总前委决心集中足够兵力先歼灭黄维兵团，尔后再集中全力歼灭杜聿明集团。后来，刘伯承元帅把这形容为“吃一个(黄维)，夹一个(杜聿明)，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战事结束，淮海战役取得歼敌5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淮海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粟裕曾回亿说：“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发作起来，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在淮海战役中，粟裕通观全局，审时度势，在用兵方向和作战时机问题上及时提出了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建议，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深谋远虑，选择作战目标
选择作战目标，是改变敌我态势、转换战局的关键，也是定下作战决心的最重要的内容。它需要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在计划具体战役时加以明确。粟裕说：“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体会，如何判断和选择重点是关键。”所谓“选择重点”，就是选择作战目标，确定打谁的问题。我军作战与国民党军不同。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也讲要集中兵力，但他们往往是从防止被歼、相互壮胆的角度出发，先把兵力集中起来，再找寻作战目标。我军则相反，一般是先有作战目标，然而再调动集中兵力进行战役布势。因此，审慎地判断和选择作战目标，关系到我军作战的全局。
粟裕选择作战目标的基本思想，是“总以打胜仗为原则”，从战略和战役全局出发进行选择，力求打敌要害，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能对改善或转换战局产生影响的作战目标，一般有两种：一是位于要害地区，对我军威胁最大但战斗力较弱的敌人；一是既位于要害地区，威胁也大，又有较强或很强战斗力的敌人。粟裕认为，选弱敌打虽是我军常用的一条原则，但有时为迅速改变态势，扭转战局，也要在有把握或有较大把握的情况下，敢于选择处于要害部位的强敌。在他看来，指挥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从反动军队的政治本质、内部矛盾、战场态势、指挥官素质、部队战斗力状况、战场民众和地形条件等方面，发现敌人尤其是强敌的致命弱点，创造条件促其由强向弱转化，并果断地选定作战目标。
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桥决战，首战歼灭的翁达独立第六旅，是当时诸路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为什么要选择翁达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指挥韩德勤亲自指挥26个团共3万余兵力，分三路进犯黄桥。其中路为韩德勤嫡系主力李守维第八十九军，翁旅位于中路右翼；右路为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部和陈太运部；左路为5个保安旅。两李和陈太运因与韩德勤有矛盾，经我们做工作，表示可守中立。因此，粟裕认为，如首战歼灭翁达旅，对战役的转变会起决定性影响。这里有三条主要根据：其一，我军如首战歼灭了翁旅，对于拉开两李、陈太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这就使韩德勤的右翼失去了掩护；其二，翁旅是韩德勤的中路右翼，把它消灭了，就把韩德勤的中路军打开了缺口，使我军可以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与迂回；其三，翁旅是韩德勤的嫡系主力，如首战被歼，可以给敌军士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他杂牌军不敢动作。
选择翁旅为首战歼灭对象，是一着奇兵。该旅3000余人，军官大都是军校生，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9挺，号称“梅兰芳”式部队(指装备漂亮)。战斗人员仅有5000余人的苏北新四军打这个强敌能不能办到呢?粟裕分析说：如果我军利用“青纱帐”的掩护，隐蔽接敌，对行进中的翁旅实施突袭，把它截成几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就能发挥我军优势，达到速战速决。至于日寇，他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寇直接参与向我军进攻。只要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为了打好这一仗，陈毅召开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统一认识，并对党政军民进行了深入动员。全军上下斗志昂扬，人民群众掀起了支援我军作战的热潮。仅黄桥镇上就动员了60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烧饼，由此诞生了以后广为流传的《黄桥烧饼歌》。粟裕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一仗的胜败，关系到党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的整个战略任务，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所以称之为“黄桥决战”。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担子是很沉重的，“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可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打埋伏，显然是作了‘破釜沉舟’的打算。”战斗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粟裕的预测，我军仅用3小时就全歼了翁达旅，并取得最终歼灭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旅、第五旅各1个团，共1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苏中战役首战宣(家堡)、泰(兴)，打的敌整编第八十三师也是强敌。为什么能够打这一路敌人?粟裕认为，有以下几个条件：(1)这两个地方是停战协议即将签署或。生效后才被敌人占领的，反击这两点，我军在政治上更为有理。(2)敌人占据宣泰不久，民心不顺，情况不熟，虽然临时赶修了一些工事，但远非南通、泰州可比，实际上是临时驻止之敌。(3)该敌骄傲轻敌。整编第八十三师原番号是第一百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基本部队之一，美械装备，美国教官训练，抗日战争后期曾作为远征军到达缅甸作战，战斗力较强。但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打他，可收出奇不意、攻其不备之奇效。(4)这一路敌人是整编第八十三师的前出部队，只有2个团，比较孤立、分散，利于我同时分别歼灭。我集中2个师(4个旅12个团)打敌2个团，为6比1的优势，而且这2个师都是久经战斗锻炼的，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部队之间都是相互信任。
由于在老根据地行军作战，群众性的消息封锁做得很好，我军的确做到了出敌不意，先机制敌。敌人事先一无所知。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慌乱失措，刚到南通接任的敌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急令已开抵白蒲准备北犯的第四十九师主力于14日缩回平潮，以保南通。直至15日，李默庵才判明我军主力确在宣、泰，又急令第四十九师再次北进。而15日晨，我第一师经一夜激战，已全歼宣家堡之敌第五十六团及山炮营，第六师也已基本上歼灭了泰兴之敌。这一仗，我攻城与打援部队歼灭在湖南号称“铁军”的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旅的2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三旅1个营，共3000余人。
这是华中我军在解放战争迎击蒋军大举进攻的第一个胜利的战斗。在当时，我军能否战胜由美国教官训练的、经过整编的美械化蒋军，还是一个未经实践证明的问题。粟裕回忆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这一仗极为关注，“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便亲拟电文询问：打的是否即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我们在清查了战果之后，一一作了汇报。”
选择作战目标，离不开时间、空间条件。三者中每一因素的变化，都可能迅速引起另外两者的变化。其中作战目标是最活跃的因素，在同一战场、同一战机中可能出现多个目标，既有预定的目标，又有新出现的目标。因此，粟裕在选择作战目标时，总是把这一最活跃的因素与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统筹考虑，强调为了适时作出新的选择，应当设想多种情况，预选数个目标，以免在情况发生突变时贻误战机，陷入被动。
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是粟裕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适时选择新作战目标的范例。在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华野三个纵队暂缓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的建议后，中央军委于5月决定由粟裕指挥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两广、特种兵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整编第五军等部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5、6个至11、12个旅。
为了贯彻中央军委的意图，朱德总司令亲临濮阳视察和动员，先后召开了粟兵团各纵队团以上干部会和战士代表会，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战术，研究敌情，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敌整编第五军等部。同时，与陈毅、粟裕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南下作战方案：首先以第三、第八纵队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挺进，吸引邱清泉兵团南下；然后其他纵队立即乘机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展开，吸引邱兵团主力再回头北上，再以第三、第八纵队尾敌北进，协同渡河各纵队夹击歼灭该敌于鲁西南地区。
在进行上述部署的同时，粟裕又进行反复思考，认为寻歼敌整编第五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不利。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其战斗素质虽不如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十一师，但装备并不差，人数也较多，炮兵火力的运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又经常猥集一团，不贸然行动。我如打它，蒋介石必极力救援。而当时我华野主力短时间难以完全集中，手中能掌握的全部兵力不足6个纵队，用4至5个纵队组成突击集团，担任阻援的就剩下1至2个纵队，在平原地区无险可守的情况下用这些兵力是难以阻止敌人大量增援的。而且，鲁西南地区的主要点线在敌人控制之下，我作战地域比较狭窄，不便于大兵团作战，战场距黄河较近，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
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粟裕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把开封作为预选的首战对象。为什么要先打开封?粟裕从政治、军事和地理条件上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如下的主要依据：
(1)开封是当时国民党的河南省会，是中原重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攻克开封，对中原和全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势必调兵增援，这就打乱了敌人企图在鲁西南与我决战的部署，为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创造战机。
(2)开封守敌处境孤立，敌可能用于增援开封的主力集团当时都在100公里以外，而我华野外线部队与中野一部相对靠拢，有强大的兵力和充裕的时间阻击援敌。
(3)开封守敌虽有3万余人，但战斗部队中只有一个被歼后重建的正规旅，其余都是地方部队和特种兵部队，总的说来战斗力不强。而我军使用2个纵队近6万人攻城，兵力数量优势虽不大，但战斗力则占很大优势。
(4)攻打开封这样一个有40万人口，并经过日伪军和蒋军长期设防的城市，在华野来说虽是首次，但在两年来的解放战争中，华野曾先后攻克过敌重兵守备的枣庄、泰安、莱阳、洛阳等城市，积累了较丰富的中小城市攻坚战的经验，加之炮兵建设有了相当的规模，攻克开封还是有把握的。
在这里，粟裕不仅考虑到开封守敌战斗力不强、处境孤立、援敌较远及我有把握攻克开封等条件，而且考虑到攻克开封对战争全局的重大影响，充分显示出他在选择作战目标时的深谋远虑和通览全局的战略眼光。当然，他当时并未将这一作战腹案上报下达，而只是在作战部署上做了准备，力求能适用于打整编第五军和打开封两个作战方案，并侧重于后一个方案。他认为，如果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成熟了，这样不会丧失战机。如果条件不成熟，这样既可以激励士气，用打强敌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去打较弱的敌人更有把握，也可以造成敌人的错觉，把其注意力引向鲁西南，以便给开封守敌一个出其不意的攻击。
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粟裕的预计。华野第三、第八纵队按计划向淮阳方向前进时，敌邱清泉兵团果然被我军吸引南下。黄河以北华野各纵队南渡黄河，邱清泉兵团又仓促北返阻击。同时，敌人又从苏北地区急调3个师、 1个旅向鲁西南增援，企图与我军决战。这样，敌在鲁西南战场集中了9至11个整编师的兵力，且队形密集，不易割歼。此时，华野第三、第八纵队已到达通许、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只有1日行程，鲁西南的邱兵团等已缩据定陶、成武，难以分割围歼。战场的情况变化表明，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尚未具备，而实现先攻开封后歼援敌腹案的条件却已成熟。于是，粟裕当机立断，改变在鲁西南作战的计划，决心转向豫东作战，以第三、第八纵队出敌不意地攻击开封，调动邱兵团等部增援；然后集中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援敌。为确保攻城作战的胜利，另用近3倍于攻城部队的兵力分别阻击郑州可能东援之敌，阻击和钳制可能西援的邱兵团，并攻占东明钳制敌第四绥区部队。
当我军兵力部署已经就绪，即将发起战役时，敌人述蒙在鼓里。开封守敌认为我军是吸引国民党军队主力至鲁西南决战，“在开封无真正战斗”。伪国防部和徐州“剿总”见我军两大集团南北对进，认为是企图夹击邱兵团，因而十万火急地调集兵力要与我军在鲁西南决战。
开封是我国著名的古都之一，中原战略要点。它位于河南东部平原，北濒黄河，南倚陇海铁路。四郊地势平坦，城内低洼，城墙周长20余公里，共有六门四关。1948年6月18日黄昏，华野第三、第八纵队袭占开封四关，经过激烈战斗，当夜先后由宋门、南门突入城内，至20日，占领城厢大部。残敌退守古龙亭、华北运动场核心阵地顽抗。在此期间，蒋介石一面组织多路增援，一面亲临开封上空督战，严令空军不分昼夜轰炸，但仍挽救不了开封残敌的厄运。至22日清晨，我军全歼守敌，击毙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击落敌机两架。连同西南阻击战在内，开封之战共歼敌4万余人。这是我军攻克的第一个国民党据守的省会。曾几何时，蒋介石还在伪国大会上吹嘘“汴京绝可确保无虞”，而我军仅用五昼夜就攻占了。开封之战后，我军又主动撤离开封，先是引诱援敌邱清泉兵团与区寿年兵团拉开距离，然后集中主力分割围歼区兵团，取得豫东战役的全胜。
总之，从战略全局的观点出发，谋全局大势为本，利全局大势为上，根据战场情况慎重而又灵活地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作战目标，是粟裕战役指挥艺术的最显著的特色，是他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法宝”。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粟裕兵法的深邃通幽之处尽情地遨游。
陈舟
第三章“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毛泽东
一、谋全局大势为本
解放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曾取得歼敌5.3万余人，名扬中外的苏中七战七捷的伟大
胜利。部队在战斗间隙，或者每当集合的时候，流行着一首动人的歌曲，歌词中有这样两句话：“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这首战士喜爱的歌曲，在部队中唱开了，并且流传了很久，很久!
粟裕一生，戎马倥偬，指挥过一系列重大的战役、战斗，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打了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胜仗，并多次提出过影响战争全局的战略性建议。究其思想方法上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在历次作战中，特别是组织大兵团作战时，都能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观点思考问题，筹划和指挥战役战斗，把战役战斗与战略全局很好地结合起来。古语云：“自古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利全局大势为上，谋全局大势为本，是粟裕兵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孙子》曰：“善战者，求之于势。”何谓“势”?形势也。粟裕所谋求的，不是局部的和战术上的形势，而是全局性的和战略上的形势。早在中央苏区跟随毛泽东、朱德打仗时，他就深深体会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正因为如此，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的失败和坚持浙西南游击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漫长岁月中，粟裕作为一个战区的主要指挥员，既培养了自己领导战区、战役作战的高超的指挥艺术，又锻炼了自己调整和驾驭战略全局的能力，成为一位有胆略、善思考、集军事理论和作战实践于一身的战略家和常胜将军。
在洞察和驾驭全局的战略眼光方面，粟裕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着眼全局，深刻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
粟裕无论是领导一块根据地的斗争，还是指挥一个战区、一个战役的作战，总是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来思索，把具体的部署与党中央制定的总的战略方针联系起来考虑，把局部放到全局的天平上衡量，从而提高执行战略任务的自觉性。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曾作出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当华中抗战新局面已经打开，中央进而指示，苏鲁战区是华中的一个基本根据地，应把这个地方看作是向西、向南，出鄂豫陕边和向闽浙赣边发展的策源地，“好象汉高祖的关中”。苏鲁战区自然包括苏中在内。粟裕在接受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时，把中央关于发展苏鲁战区的任务与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结合起来思考。他是这样理解的：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既是从日军强大及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和我军的弱小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又关照到抗战胜利后的斗争。把现阶段的抗战任务和将来的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联系起来。苏中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又是向苏浙皖边、闽浙赣边发展以及反攻阶段收复南京、上海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出发地。因此，苏中的抗日斗争不仅应求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应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不是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这是抗战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下一步夺取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必要的准备。通过这种把苏中放到苏鲁战区，放到中央夺取抗战胜利的棋盘上并进而联系民主革命总任务的思考，粟裕对苏中抗日斗争的战略任务就有了“比较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为具体制定苏中抗日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
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后，蒋介石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的战法，继续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6月29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7月分兵”。粟裕立刻感到，这个指示改变了过去要求华野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中央军委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的机会，以利持久。军委的电报虽只提到山东当面的敌情，但粟裕却从战略全局的角度考虑到刘邓大军即将出击，战局必有重大发展，遂决定立即执行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针。“7月分兵”是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分兵之后有几仗打成了消耗战。有些同志后来就怀疑“7月分兵”是否正确，认为如果在内线再坚持2个月，避免7月和8月雨季，经过充分准备再行出击会更好；或者，当年应该向军委提出继续集中兵力于内线作战的建议。
粟裕回答说：如果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刘邓大军在6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告知华野，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还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在7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象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如果华野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正是从战略全局的利益出发，粟裕与陈毅等当机立断，牺牲局部利益，立即着华野全军分兵三路转入外线，有力地策应了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
粟裕有一段名言：“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这种对战争全局与局部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使粟裕不仅能够全面领会和把握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而且勇于和善于在关键时刻向上级和中央军委提出不同凡响的战略性建议。这些建议，可以说是粟裕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现在，人们只要一提到苏中战役、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马上就会想到粟裕的战略性建议。其实，粟裕的建议并不仅仅限于军事，如1942年7月他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在苏中区从上至下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改善武装体制，实行主力地方化。他的建议也不限于本地区，还涉及到别的战略区，如1948年1月向中央军委建议：“以东北之兵员成分及其他优越条件训练大批技术兵种，以为全国军队骨干”。总之，从战争全局考虑，以全局为重，以局部促进全局，勇于和善于提出战略性建议，是粟裕指挥作战的最高准则，是构成他赫赫名将的独特品格。
第二，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指导战役战斗。
粟裕指挥作战，得心应手，用兵自如，愈战愈奇，愈打愈妙，不愧为“常胜将军”。然而，这个“自如”，往往来源于对战略问题的透彻了解，来源于深邃的战略眼光。这里我们仅以苏中抗战中的车桥战役和新四军第三次反顽作战胜利后是否重占天目山问题为例。
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直是粟裕领导苏中抗日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1944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胜利的形势更加明朗。粟裕敏锐地意识到，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他认为，作为战区的指挥员，必须正确估量战略形势，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的发展。他果断地开始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发展为主，并选择淮宝车桥作为苏中抗日根据地对日伪进行反攻的起点。为什么要选择车桥呢?粟裕是这样思考的：淮安、阜宁、宝应三县边界的淮宝地区，是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结合部，也是敌人两支部队的结合部。这里原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是韩德勤在苏北苦心经营的反共基地。敌人以车桥为中心，建有十余处据点。新四军也在这里打下了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基础。如果集中兵力拔除车桥等据点，在这里打开局面，敌两支部队都会因为是自己的边沿地区而互相推诿、观望，而新四军得手后则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可以把领导机关移驻于此，集中主力进行整训。特别是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发动车桥战役，会不会引起日军对新四军大规模报复行动?粟裕在全面分析形势后认为，日军已经穷途末路，难以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便有些小动作，影响也不会大。实践的发展，完全证明粟裕的判断是正确的。车桥战役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形态，打了一个当时新华社消息所说的“大歼灭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5年2月至6月，粟裕率部在执行向苏浙敌后发展任务的过程中，在浙西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军。第三次作战胜利后，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重占天目山?这似乎完全是一个战区范围内的问题。然而粟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占不占天目山仅仅从战役战斗的角度来思考，而是放在抗战后期全国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上来权衡。从当时天日山一隅的敌我态势看，顽军惨败哼其在天目山的部队已大部后撤，仅留少数扼守要隘。我军挟胜仗之威，垂手可得天目山，如任顽军喘息休整、构成深沟高垒之后，再攻占天目山就不那么容易了。是占还是不占?从局部看，固然以速占天目山为有利。但粟裕从当时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则认为不占为宜。为什么?从战略上说，当时华中局对江浙工作的方针是巩固苏南，开辟敌后之敌后，休整主力，掌握敌顽矛盾，避免陷于单纯的顽我决战。经过反复考虑，粟裕决定不再重占天目山，除以一部坚持浙西当面地区外，各纵队分向苏南、杭嘉湖、皖南敌后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开展工作。
以上虽然是两个不大的事例，却充分反映了粟裕善于从战略高度用兵的特点。至于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着眼于战略全局，指挥战区和大兵团作战，多次提出重大战略性建议的事例，那就更加精彩生动，令人叹为观止。
第三，从全局上把握打第一仗与第二仗、第三仗的关系。
毛泽东说过：“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粟裕对这些见解是深解其意的，因而十分善于从全局来考虑、计划战役的第一仗，以及与第二仗、第三仗的关系。
1947年7月至8月的苏中战役，之所以首战宣(家堡)泰(兴)，粟裕是经过认真分析比较才定下决心的。当时敌军四路人马向我军分进合击，我军在海安、如皋一线严阵以待。粟裕认为，敌人相互间隔较大，我军主动出击，可打乱其部署，寻歼一路，造成有利于我机动之局面。应县中等城市，难以迅速攻克；如围攻其前出据点，求歼援敌，这一带地形又不利，大兵团很难行动。东南方向的南通、白蒲一路，距离较远，如我军远出寻歼该敌，泰州、泰兴、靖江的敌人必然会三路并进，威胁我海安、如皋。而攻歼宣家堡、泰兴之敌，泰州之敌和南通之敌的间隔就扩大了，我军可以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局面。果然，我军打下宣泰后，敌人恃其兵力雄厚，星夜向如皋疾进，造成了我军在如南歼敌的有利战机。我主力来了一个长途奔袭，再胜如南。其后，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狭小正面向我海安进攻，企图寻我决战。粟裕从全局利益出发，决定不与敌决战，而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杀伤和消耗敌人，并赢得时间，保证主力部队休整，然后主动撤离海安，造成敌人错觉，创造新的战机。不出所料，敌人侵占海安，骄傲轻敌，调动频繁，我经过休整的主力部队乘机突然发起进攻，取得了奇袭李堡的胜利。战斗进程基本上和预期的一致。正因为首战宣泰成功，才有了苏中战役的七战七捷。此外，鲁南战役先打敌整编二十六师及马精武快速纵队，豫东战役先打开封，都是这方面的杰作。
有时孤立地看某个战役、战斗，可能觉得没打好，但从全局上看却是为打第二仗、第三仗创造了战机。1946年10月中旬至12月初我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分别进行的东台防御战、涟水保卫战、傅山口之战、台枣反击战、淮沐路反击战、盐南反击战诸役，从战果看似乎并不很理想，其中涟水保卫战从表面上看基本上是一个消耗战。有人提出，既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在淮海地区打一个歼灭战，这几仗就不应该打。粟裕却不这样看。他认为，通过上述诸役，达到了挫败敌人长驱直入的企图，使我军得以保持一定的回旋余地，为后来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他因此深刻总结说：“在作战指导中要注意处理好第一仗与第二仗、第三仗的关系，打第一仗要为第二仗、第三仗创造条件。”而如果没有战略眼光，没有全局在胸，就无法认识和驾驭战役与战役、战斗与战斗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粟裕的战争实践表明，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应当自觉地从战略上、全局上考虑问题，否则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就会丧失主动而陷入被动的境地。
二、通览全局，选择作战地区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部举世闻名的兵书中说：“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这一作战指挥的要旨，深深植根于粟裕的头脑中。当他指挥战役战斗、指挥大兵团作战时，首要的和第一位的问题，就是从战略全局的观点出发，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和作战对象。
1948年10月4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曲阜召开师以上高干会议。会议期间，某纵队副司令肖锋提出：请首长谈谈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粟裕回答说：“主要是选准歼敌对象，选好歼敌时机，选好歼敌战场。也就是说什么敌人好歼灭，就歼灭什么敌人；什么时机比较合适，就在什么时间打；什么地方有利，就在什么地方歼灭敌人。”
选择作战地区(亦即用兵方向)，是对战争空间因素利用的一种形式。粟裕认为，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的选择是战略问题，它受制于战略和作战意图。早在跟随毛泽东、朱德建立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过程中，粟裕就深刻体会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战略问题。当时，他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转移：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潮汕失败后转战粤闽湘赣上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每次行动都同战略出击方向的选择相关联，而几次试图在广东、湖南打开局面，均遭挫折。这是为什么呢?粟裕讲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说：“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
这里有三个要素，是选择战略出击方向和作战地区时切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敌我形势；具体地域的综合条件；敌人的弱点及其内部矛盾。就拿1929年9月至10月间红四军遵照中央的指示进军广东来说，这是一次出击方向的选择。而这个决定，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不一致。毛泽东当时从敌我双方力量出发，对南方数省主张采取“攻赣、防湘、不惹粤”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对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采取攻势，对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采取守势，对军阀战斗力强的广东采取中立。中央在红四军进攻广东遇到几次挫折之后，放弃了打到广东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1929年11月，红四军撤回赣南、闽西继续发展，并终于建成了中央根据地。
粟裕从毛泽东、朱德那里学习了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基本方法，并根据自己的战争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于选择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的思想。这一思想，在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和发挥。
苏中战役是一范例。1946年6月，国民党军以193个旅(师)约160万人(占其正规军的80％)，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在华东解放区，蒋介石投入58个旅约46余万人兵力，其中以11个整编师31个旅约25万人，分三路进犯淮北、苏中、淮南地区。面对敌人大举进攻在即，毛泽东在6月22日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的电报中，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精神，是在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区主要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与蒋介石着重向北的方针相反。太行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以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的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而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中野战军主力须对付江北之敌，予以配合。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6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示华中分局，以一部兵力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由粟裕、谭震林率领不少于15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彻底破路，歼灭该地之敌，并恢复淮南(三、四分区)失地，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其基本意图是，在敌军发动全面内战初期，即将战火引向敌占区，以部分主力兵团力求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敌军停止内战。
粟裕根据对当时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发展趋势的认真分析，认为兵出淮南不如先在苏中内线歼敌有利。这是因为：(1)淮南地区人口仅130余万，如华中野战军主力去淮南作战，粮草军需甚至支前民工均需由苏中补给，将给初期作战带来很大困难。(2)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少数部队留苏中难以胜任，苏中可能被迅速占领，而苏中有人口900万，粮食产量占华中总产量的 2／5，税收占一半，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沦为敌后，将为敌所用，且政治影响对我不利。(3)与淮南之敌相比，苏中之敌相对较弱，去淮南不易于达成箝制和调动敌人之目的。据此，粟裕于6月27、29日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先在苏中打一仗，首先解决当面之敌，改善苏中形势，尔后出兵淮南。中央军委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当7月4日获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敌可能同时向我进攻后指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7月13日又电示粟谭：“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在苏中战役连续取得宣家堡、泰兴战斗和如(皋)南战斗胜利后，中央军委又提出两个作战方案征求粟裕的意见，即：其一，由粟裕率主力与陈毅会合，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直接配合陈(毅)、宋(时轮)、刘(伯承)、邓 (小平)之作战；其二，在苏中再打一仗。粟裕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当时蒋介石在力量对比上暂时具有很大优势，战争势必是长期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党已建立了大块的巩固的根据地，在内线同敌人作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根据中央军委“总以打胜仗为原则”的指示，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以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多打胜仗，大量歼灭敌人，推迟外线出击时间为有利。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应是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各战区之间有战略性的配合，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作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的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不利于我各个歼敌。在兵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难以有胜利的把握。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苏中之敌已遭我几次打击，与淮南之敌比较是弱军，而淮南解放区已被敌人突破，如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需付出一定代价开辟战场。如直趋铁路线，则战场狭小，不利于我军机动，后方亦不安全，且淮南正值雨季，平地积水甚深，部队运动及粮弹运输供应都比苏中困难。根据这些考虑，粟裕与其他负责同志商讨后，于8月14日向中央军委呈报了主张在苏中再打几仗的意见。中央军委、毛泽东于第二天即回文：“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
经过苏中战役和其他战役的实践，我军在战争初期的作战方针，就从最初的外线出击大量歼敌的战略计划发展成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然后转到外线作战的计划，最后确立了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粟裕关于依托解放区在内线作战的建议，对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完善，对于战争初期选择我军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豫东战役是又一范例。1948年初，我军已转入战略进攻，中央军委设想继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遂行第二个战略跃进。1月27日，中央军委给粟裕发来电示，提出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湘赣浙闽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任务，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并要粟裕“熟筹见复”。粟裕接到指示后，一方面带领三个纵队北渡黄河，在河南濮阳地区整训；另一方面，从当时敌我双方情况出发，反复研究中央军委的指示，权衡分兵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的利弊。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他对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讲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然而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需要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要打大歼灭战，三个纵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的歼灭战的条件正在成熟。这些条件是：(1)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重兵，但由于有三条铁路线和一些大中城市都需要派兵防守，机动兵力相对减少，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歼敌于运动中创造战机。(2)这一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在破坏铁路和公路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我军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3)这一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而且，我军也已逐步适应和掌握外线作战规律。(4)新解放区的党和政权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
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首先，三个纵队渡江南进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十万大军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困难，且渡江后又不得不在沿途留下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根据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远征的经验，预计会有总兵力的1／2，即5万人的减员，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其次，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主力部队回防江南。因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是敌在中原战场的骨干，不会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而桂系主力，因蒋介石害怕纵虎归山，也不会把它们调往江南。我渡江南进的部队还需要做大量的思想转弯工作，这也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估计三个纵队南进，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再次，从战略角度看兵力运用问题，要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当时，我军在中原战场的兵力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如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主力部队，则反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限制，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三个纵队以约5万人减员的代价，如留在中原地区作战，可以歼敌3至5个整编师。
基于以上考虑，粟裕排除种种顾虑，于4月18日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准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中央军委对粟裕的这一建议极为重视，立即来电要刚刚返回的陈毅和粟裕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粟裕等到达西柏坡阜平县城南庄时，毛泽东破例大步迎出门外，同他长时间的握手。粟裕恭敬而激动。李银桥听到一声：“十七年了!”大概是指17年没见了。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对粟裕勇于向上级建议这一精神的最高褒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听取了他的汇报，当即进行研究，采纳了这个建议。粟裕不负重望，从中央回来就组织指挥了豫东战役，采取“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针，取得歼敌9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豫东战役之后，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全国战局比作爬山，认为我军已爬过山顶，战争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两个战例，生动地显示了粟裕是如何着眼于战争全局来选择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的。分析敌我形势，分析具体地域的综合条件，分析敌人的弱点及其矛盾，是粟裕进行战略思考时所运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主要依托根据地或不远离根据地作战，是粟裕选择作战地区的一个基本考虑。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和毛泽东关于“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的深刻思想，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都给粟裕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他一生指挥的数百次作战中，总是把良好的人民和后方条件，作为选择战场、筹划作战的重要内容。解放战争期间，在他向中央军委提出的几次战略性建议中，都详尽分析了无后方作战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主张依托根据地或不远离根据地打大仗。粟裕之所以成为常胜将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这一点应当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三、审时度势，选择作战时机
1948年1月，斯大林在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时，在记事本上写下：“60万战胜80万，奇迹，奇迹！”一年之后，他将正要去新中国上任的驻华大使尤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用记录速度慢慢说道：“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个事，就是收集和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泽东挺高兴，笑着告诉他：“这次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结束时提出来的，中央军委确定了方针、原则和战役兵力部署。战役具体指挥是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同志。刘、陈、邓中有两个在南京，你到南京去了解吧。”
毛泽东一语中的。粟裕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和过程中的几次重要建议，对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几次建议，充分体现了粟裕审时度势，善于从战略的高度选择和把握作战时机的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
选择作战时机，是对战争时间因素利用的一种形式。它的实质，是选择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具有时间性的条件和机会。粟裕认为，出击和作战时机的选择也是战略问题。只有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看问题，才能正确地选择和把握时机，科学地预见战争的发展进程，从而引导战争的胜利。他曾经回忆说，当年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地区出发，“正值蒋桂战争爆发前夕和湘粤赣三省敌军即将‘会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避开敌人进攻，冒着危险直插赣南、闽西。1930年3月下旬，蒋桂战争全面爆发，红四军在闽西得以初步站住脚。当时毛泽东、朱德不仅选择了介石无法以更多兵力遏阻我实现战略转移意图的时机，而且科学地预见到战略转移后的军阀混战局面，预见到从此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他跟随毛泽东、朱德学习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
选择作战时机，同样离不开分析敌我形势、具体地域的综合条件和敌人弱点这三个要素。然而，它侧重强调从时间的、动态的角度，从变化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些要素。因此，它就要求从动态的。意义上来认识和把握战略全局，跟踪战略全局的变化，预测它的未来。纵观粟裕的军事生涯，有过许多次正确选择时机的战例。其中，淮海战役中的几次建议极为精彩。
1948年9月24日晨，我军已突入济南城内，敌人极度混乱。粟裕估计济南战役日内即可结束，当即向中央军委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建议在发起淮海战役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显示出粟裕在把握作战时机上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
早在豫东战役之前，粟裕经过对我军作战方针的反复研究，已经形成这样的认识：为了改变中原敌我拉锯的战略态势，发展战略进攻，必须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否则战机很难寻找。1948年4月他向中央军委提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于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也是基于这一考虑出发的。粟裕后来在谈到淮海战役时这样说：豫东战役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必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后者，他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这里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分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又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将更为充裕和有力。那么，何时为进行决战的适当时机呢?粟裕认为，济南战役的胜利结束预示着这一时机开始出现了。
济南战役本来是想“攻济打援”，调动位于徐州附近的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三个兵团北上援济，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邱兵团，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然而在济南战役过程中，敌援敌未来，敌70万大军龟缩在徐州附近。下一步怎样打?在济南战役以前，粟裕就已经确立了不回师中原而兵出徐蚌线以东的战略性意向。济南战役敌人援兵没有来，粟裕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敏锐地意识到，我军与敌人进行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据张震回忆，粟裕当时在与华野前委分析战局时曾说：“我们攻济，敌人南线三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进人是在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战，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熟。”因此，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粟裕于9月24日向中央军委及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如下建议：
“为更好的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
这个建议的主旨是以华野1/4兵力攻两淮，3／4兵力歼灭自徐州及陇海东段南下之敌主力。“淮海战役”的含义，就是先打两淮和海州。该建议提出的第二天，即25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就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来电赞同举行淮海战役。同时，毛泽东还估计不久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应当指出，这时的淮海战役计划还只是“小淮海战役”，由华野在中野的战略配合下进行。军委估计这一战役的结束“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
淮海战役打响前后，全国和华东战场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引起了粟裕的注意：(1)中原野战军主力在陈毅、邓小平指挥下，解放郑州、开封后，于10月下旬已进到徐州西南地区(刘伯承此时率中野一部在豫西作战)。中野和华野已形成战役上配合的态势。(2)辽沈战役已于11月2日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将使华北之敌难以南调。(3)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开始后，敌人即放弃连云港、海州，我军随即进占，卡死了敌人从海上进出的通道。(4)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部于11月8日在台儿庄、贾汪地区起义，捅开了徐州以东大门，并切断了黄百韬的退路。(4)徐州之敌有撤退徐州，以淮河为第一线防御之说。
通过对上述条件和情况的全面分析，粟裕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我军与国民党军在南线的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10月31日，他电报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第二天复示同意。11月7日，他和陈士榘、张震联名发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央军委、陈邓，建议中野主力直出徐蚌段，切断徐敌退路，使邱、李兵团不能南撤；华野主力歼灭黄百韬后，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下一步或继歼黄维兵团，或歼灭孙元良兵团，或夺取徐州。不论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
11月7日夜，粟裕进一步就争取在长江以北与敌人决战的问题与张震商谈，并与11月8日辰时发电报告中央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在这份电报中估计东北完全解放后，蒋介石可能采取两种方针：一是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华南防御；二是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防我南渡，以图与我分江而治。粟裕、张震认为：“蒋介石如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军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后，在苏、浙、皖、赣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如在江北大量歼灭了敌人，则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也不至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如何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
这一建议的核心是分析：在战略决战时机已成熟的条件下，我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下步作战是依军委原来部署指向两淮高宝地区之敌，还是改变作战方向指向徐州?换言之，是将敌人主力抑留在江北逐次歼灭有利，还是将其赶过江南留待将来歼灭有利?粟裕不仅想到了下一仗下两仗该怎么打，而且想到了我大军渡江后在江南的仗该怎么打，想到了全国解放后江南各省的恢复问题。
这一建议符合军委总的战略意图。军委11月8日复示：“虞(7日)午时电悉。估计及部署均很好。”11月9日复示；“齐(8)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北、华东、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电报虽短，字字千钧。这个重大决策是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重大发展，它表明中央军委已下定决心将徐州之敌就地歼灭，将淮海战役从最初设想攻两淮取海州的“小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
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中野主力和华野一部围歼黄维兵团。在第二阶段中，徐州敌人的动向一直是粟裕最注意的问题。为此，他特别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根据打黄百韬的体会，他认为黄维被合围后，我军难以以野战手段迅速达成全歼，势将转入以近迫作业为主的阵地攻坚战，因此对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要有足够的估计。他把这一点作为部署华野完全箝制、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及南线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作战任务的出发点。对于徐州敌三个兵团下一步的动向，粟裕分析说：如果徐州之敌固守不走，对我无害，可以在解决黄维兵团之后再打。但是蒋介石后方已无机动兵力，因而徐州之敌放弃徐州的可能性较大。他假设了三种杜聿明可能的突围方向：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要迅速解决装载三个兵团的船只、码头是困难的。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一带地形开阔，道路平坦，距黄维又近，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可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南。他判断敌人极大可能走这一路。可是，军委发来的军情通报得悉敌人将从两淮方向撤退。经再三分析，他认为敌人走两淮的可能性不大，果断地将北线8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两侧，但不将徐州围死，诱敌出徐州，离开坚固工事，以便在野战中歼灭之。
在这一期间，中央军委曾电示，要华野在黄维兵团快要歼灭，但尚未能歼灭之际，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侧后打去，求得歼其一部。这使粟裕极度紧张。他担心打上了李延年，而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未能迅速结束，杜聿明又跑出来了，不仅不能再增调兵力打黄维，而且只靠北线的几个纵队也难以完成追击合围杜聿明的任务，杜聿明集团可能跑掉，如果杜、黄会合，战场形势将起重大变化。当时粟裕日夜守候，注视着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幸亏李延年动作不积极，这边一动他就后缩，没有打上。这才使得华野又从南线抽出3个纵队参加追击合围杜聿明。
12月1日，杜聿明率30万人弃城而下，以解黄维之围，再合力南逃。12月4日，在距黄维尚有80公里处的陈官庄地区，华野将其全部包围。此时，粟裕和陈士渠、张震研究认为：歼灭杜聿明的作战估计还需半月至20天，中野、华野已分成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足，特别是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仅2个纵队稍多的兵力，万一阻挡不住援敌，必将严重影响对黄维兵团的作战。因此，于12月10日向总前委建议，再从包围杜聿明集团的野中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尔后再由中原野战军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及届时可能赶到的宋希濂兵团，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歼灭杜聿明集团。此建议立即得到总前委和中央军委赞同，总前委决心集中足够兵力先歼灭黄维兵团，尔后再集中全力歼灭杜聿明集团。后来，刘伯承元帅把这形容为“吃一个(黄维)，夹一个(杜聿明)，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战事结束，淮海战役取得歼敌5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淮海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粟裕曾回亿说：“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发作起来，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在淮海战役中，粟裕通观全局，审时度势，在用兵方向和作战时机问题上及时提出了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建议，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深谋远虑，选择作战目标
选择作战目标，是改变敌我态势、转换战局的关键，也是定下作战决心的最重要的内容。它需要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在计划具体战役时加以明确。粟裕说：“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体会，如何判断和选择重点是关键。”所谓“选择重点”，就是选择作战目标，确定打谁的问题。我军作战与国民党军不同。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也讲要集中兵力，但他们往往是从防止被歼、相互壮胆的角度出发，先把兵力集中起来，再找寻作战目标。我军则相反，一般是先有作战目标，然而再调动集中兵力进行战役布势。因此，审慎地判断和选择作战目标，关系到我军作战的全局。
粟裕选择作战目标的基本思想，是“总以打胜仗为原则”，从战略和战役全局出发进行选择，力求打敌要害，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能对改善或转换战局产生影响的作战目标，一般有两种：一是位于要害地区，对我军威胁最大但战斗力较弱的敌人；一是既位于要害地区，威胁也大，又有较强或很强战斗力的敌人。粟裕认为，选弱敌打虽是我军常用的一条原则，但有时为迅速改变态势，扭转战局，也要在有把握或有较大把握的情况下，敢于选择处于要害部位的强敌。在他看来，指挥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从反动军队的政治本质、内部矛盾、战场态势、指挥官素质、部队战斗力状况、战场民众和地形条件等方面，发现敌人尤其是强敌的致命弱点，创造条件促其由强向弱转化，并果断地选定作战目标。
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桥决战，首战歼灭的翁达独立第六旅，是当时诸路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为什么要选择翁达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指挥韩德勤亲自指挥26个团共3万余兵力，分三路进犯黄桥。其中路为韩德勤嫡系主力李守维第八十九军，翁旅位于中路右翼；右路为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部和陈太运部；左路为5个保安旅。两李和陈太运因与韩德勤有矛盾，经我们做工作，表示可守中立。因此，粟裕认为，如首战歼灭翁达旅，对战役的转变会起决定性影响。这里有三条主要根据：其一，我军如首战歼灭了翁旅，对于拉开两李、陈太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这就使韩德勤的右翼失去了掩护；其二，翁旅是韩德勤的中路右翼，把它消灭了，就把韩德勤的中路军打开了缺口，使我军可以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与迂回；其三，翁旅是韩德勤的嫡系主力，如首战被歼，可以给敌军士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他杂牌军不敢动作。
选择翁旅为首战歼灭对象，是一着奇兵。该旅3000余人，军官大都是军校生，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9挺，号称“梅兰芳”式部队(指装备漂亮)。战斗人员仅有5000余人的苏北新四军打这个强敌能不能办到呢?粟裕分析说：如果我军利用“青纱帐”的掩护，隐蔽接敌，对行进中的翁旅实施突袭，把它截成几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就能发挥我军优势，达到速战速决。至于日寇，他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寇直接参与向我军进攻。只要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为了打好这一仗，陈毅召开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统一认识，并对党政军民进行了深入动员。全军上下斗志昂扬，人民群众掀起了支援我军作战的热潮。仅黄桥镇上就动员了60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烧饼，由此诞生了以后广为流传的《黄桥烧饼歌》。粟裕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一仗的胜败，关系到党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的整个战略任务，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所以称之为“黄桥决战”。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担子是很沉重的，“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可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打埋伏，显然是作了‘破釜沉舟’的打算。”战斗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粟裕的预测，我军仅用3小时就全歼了翁达旅，并取得最终歼灭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旅、第五旅各1个团，共1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苏中战役首战宣(家堡)、泰(兴)，打的敌整编第八十三师也是强敌。为什么能够打这一路敌人?粟裕认为，有以下几个条件：(1)这两个地方是停战协议即将签署或。生效后才被敌人占领的，反击这两点，我军在政治上更为有理。(2)敌人占据宣泰不久，民心不顺，情况不熟，虽然临时赶修了一些工事，但远非南通、泰州可比，实际上是临时驻止之敌。(3)该敌骄傲轻敌。整编第八十三师原番号是第一百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基本部队之一，美械装备，美国教官训练，抗日战争后期曾作为远征军到达缅甸作战，战斗力较强。但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打他，可收出奇不意、攻其不备之奇效。(4)这一路敌人是整编第八十三师的前出部队，只有2个团，比较孤立、分散，利于我同时分别歼灭。我集中2个师(4个旅12个团)打敌2个团，为6比1的优势，而且这2个师都是久经战斗锻炼的，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部队之间都是相互信任。
由于在老根据地行军作战，群众性的消息封锁做得很好，我军的确做到了出敌不意，先机制敌。敌人事先一无所知。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慌乱失措，刚到南通接任的敌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急令已开抵白蒲准备北犯的第四十九师主力于14日缩回平潮，以保南通。直至15日，李默庵才判明我军主力确在宣、泰，又急令第四十九师再次北进。而15日晨，我第一师经一夜激战，已全歼宣家堡之敌第五十六团及山炮营，第六师也已基本上歼灭了泰兴之敌。这一仗，我攻城与打援部队歼灭在湖南号称“铁军”的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旅的2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三旅1个营，共3000余人。
这是华中我军在解放战争迎击蒋军大举进攻的第一个胜利的战斗。在当时，我军能否战胜由美国教官训练的、经过整编的美械化蒋军，还是一个未经实践证明的问题。粟裕回忆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这一仗极为关注，“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便亲拟电文询问：打的是否即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我们在清查了战果之后，一一作了汇报。”
选择作战目标，离不开时间、空间条件。三者中每一因素的变化，都可能迅速引起另外两者的变化。其中作战目标是最活跃的因素，在同一战场、同一战机中可能出现多个目标，既有预定的目标，又有新出现的目标。因此，粟裕在选择作战目标时，总是把这一最活跃的因素与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统筹考虑，强调为了适时作出新的选择，应当设想多种情况，预选数个目标，以免在情况发生突变时贻误战机，陷入被动。
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是粟裕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适时选择新作战目标的范例。在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华野三个纵队暂缓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的建议后，中央军委于5月决定由粟裕指挥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两广、特种兵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整编第五军等部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5、6个至11、12个旅。
为了贯彻中央军委的意图，朱德总司令亲临濮阳视察和动员，先后召开了粟兵团各纵队团以上干部会和战士代表会，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战术，研究敌情，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敌整编第五军等部。同时，与陈毅、粟裕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南下作战方案：首先以第三、第八纵队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挺进，吸引邱清泉兵团南下；然后其他纵队立即乘机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展开，吸引邱兵团主力再回头北上，再以第三、第八纵队尾敌北进，协同渡河各纵队夹击歼灭该敌于鲁西南地区。
在进行上述部署的同时，粟裕又进行反复思考，认为寻歼敌整编第五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不利。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其战斗素质虽不如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十一师，但装备并不差，人数也较多，炮兵火力的运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又经常猥集一团，不贸然行动。我如打它，蒋介石必极力救援。而当时我华野主力短时间难以完全集中，手中能掌握的全部兵力不足6个纵队，用4至5个纵队组成突击集团，担任阻援的就剩下1至2个纵队，在平原地区无险可守的情况下用这些兵力是难以阻止敌人大量增援的。而且，鲁西南地区的主要点线在敌人控制之下，我作战地域比较狭窄，不便于大兵团作战，战场距黄河较近，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
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粟裕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把开封作为预选的首战对象。为什么要先打开封?粟裕从政治、军事和地理条件上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如下的主要依据：
(1)开封是当时国民党的河南省会，是中原重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攻克开封，对中原和全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势必调兵增援，这就打乱了敌人企图在鲁西南与我决战的部署，为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创造战机。
(2)开封守敌处境孤立，敌可能用于增援开封的主力集团当时都在100公里以外，而我华野外线部队与中野一部相对靠拢，有强大的兵力和充裕的时间阻击援敌。
(3)开封守敌虽有3万余人，但战斗部队中只有一个被歼后重建的正规旅，其余都是地方部队和特种兵部队，总的说来战斗力不强。而我军使用2个纵队近6万人攻城，兵力数量优势虽不大，但战斗力则占很大优势。
(4)攻打开封这样一个有40万人口，并经过日伪军和蒋军长期设防的城市，在华野来说虽是首次，但在两年来的解放战争中，华野曾先后攻克过敌重兵守备的枣庄、泰安、莱阳、洛阳等城市，积累了较丰富的中小城市攻坚战的经验，加之炮兵建设有了相当的规模，攻克开封还是有把握的。
在这里，粟裕不仅考虑到开封守敌战斗力不强、处境孤立、援敌较远及我有把握攻克开封等条件，而且考虑到攻克开封对战争全局的重大影响，充分显示出他在选择作战目标时的深谋远虑和通览全局的战略眼光。当然，他当时并未将这一作战腹案上报下达，而只是在作战部署上做了准备，力求能适用于打整编第五军和打开封两个作战方案，并侧重于后一个方案。他认为，如果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成熟了，这样不会丧失战机。如果条件不成熟，这样既可以激励士气，用打强敌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去打较弱的敌人更有把握，也可以造成敌人的错觉，把其注意力引向鲁西南，以便给开封守敌一个出其不意的攻击。
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粟裕的预计。华野第三、第八纵队按计划向淮阳方向前进时，敌邱清泉兵团果然被我军吸引南下。黄河以北华野各纵队南渡黄河，邱清泉兵团又仓促北返阻击。同时，敌人又从苏北地区急调3个师、 1个旅向鲁西南增援，企图与我军决战。这样，敌在鲁西南战场集中了9至11个整编师的兵力，且队形密集，不易割歼。此时，华野第三、第八纵队已到达通许、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只有1日行程，鲁西南的邱兵团等已缩据定陶、成武，难以分割围歼。战场的情况变化表明，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尚未具备，而实现先攻开封后歼援敌腹案的条件却已成熟。于是，粟裕当机立断，改变在鲁西南作战的计划，决心转向豫东作战，以第三、第八纵队出敌不意地攻击开封，调动邱兵团等部增援；然后集中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援敌。为确保攻城作战的胜利，另用近3倍于攻城部队的兵力分别阻击郑州可能东援之敌，阻击和钳制可能西援的邱兵团，并攻占东明钳制敌第四绥区部队。
当我军兵力部署已经就绪，即将发起战役时，敌人述蒙在鼓里。开封守敌认为我军是吸引国民党军队主力至鲁西南决战，“在开封无真正战斗”。伪国防部和徐州“剿总”见我军两大集团南北对进，认为是企图夹击邱兵团，因而十万火急地调集兵力要与我军在鲁西南决战。
开封是我国著名的古都之一，中原战略要点。它位于河南东部平原，北濒黄河，南倚陇海铁路。四郊地势平坦，城内低洼，城墙周长20余公里，共有六门四关。1948年6月18日黄昏，华野第三、第八纵队袭占开封四关，经过激烈战斗，当夜先后由宋门、南门突入城内，至20日，占领城厢大部。残敌退守古龙亭、华北运动场核心阵地顽抗。在此期间，蒋介石一面组织多路增援，一面亲临开封上空督战，严令空军不分昼夜轰炸，但仍挽救不了开封残敌的厄运。至22日清晨，我军全歼守敌，击毙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击落敌机两架。连同西南阻击战在内，开封之战共歼敌4万余人。这是我军攻克的第一个国民党据守的省会。曾几何时，蒋介石还在伪国大会上吹嘘“汴京绝可确保无虞”，而我军仅用五昼夜就攻占了。开封之战后，我军又主动撤离开封，先是引诱援敌邱清泉兵团与区寿年兵团拉开距离，然后集中主力分割围歼区兵团，取得豫东战役的全胜。
总之，从战略全局的观点出发，谋全局大势为本，利全局大势为上，根据战场情况慎重而又灵活地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作战目标，是粟裕战役指挥艺术的最显著的特色，是他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法宝”。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粟裕兵法的深邃通幽之处尽情地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