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翰林壹品照片:论中国玉器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古玉最多的国家。南北美洲、新西兰、南亚地区的痕都斯坦等几处也出土玉器，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古玉在年代上时断时续，不成体系，有的出现很晚，制作技术也不精，甚至某种技法，包括所用玉料不是来自本地区，至今未引起世人注意，亦不为人所了解。惟独中国古代玉器，源远流长，令世人瞩目，在世界艺术的百花丛中独树一帜。 
        更为重要的是，古人认识到了玉的致密坚实和莹秀温润，除了用它磨制工具、武器、饰物外，又创造了其特殊的造型，装饰以神秘的花纹和具有寓意的符号，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意义，寄托了人们的艺术情怀，精神追求和宗教心灵。如用玉器作为沟通人与神的中介，即“法器”，“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玉器也可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媒介，“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镇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圭，男执蒲圭”(《周礼.春官.大宗伯》)。赋予玉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十一德，或五德、六德、九德；“君子无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礼记》)。用玉表示财富，用玉作为礼器表现权威和等级，甚至崇信“玉入九窍，可防尸不朽”，“口含玉石，欲化不得”，总之，可以看出玉器在中国的用途之广泛着实让人惊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上都发挥过其他艺术品不可取代的作用。玉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重要地位。上至帝王、下至一般市民百姓无不喜欢，视为珍宝。也正是玉特有坚固不朽的本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古老的文化和艺术精髓。 
   在古代，玉即美石也，因此，尽管中国人崇玉、爱玉、甚至赋予神秘色彩，但对于玉的质地，则不甚讲究，古代玉料的种类甚多，真玉中的闪玉糊涂，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玉料之一。云南缅甸产的辉玉、即翡翠，又名硬玉，宋代文献始有记载，清乾隆末，才逐渐输入内地。夏商周时期的南阳玉，主要成分为斜长石，可能夹杂少量辉玉。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所用的真玉，主要是闪玉类。玉之美石，以蛇纹石系为主，另外，大理石系、斜长石系、石英系、甚至绿泥石、高岭石、云母等，均为历史上常见的似玉之美石。至于“假玉”即上述石系，而所谓“半玉”是闪玉和其它假玉矿物的共生集合体，是真玉和假玉的过渡产物。 
    中国人开始采用真玉，一般认为在距今八千年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用闪玉制作的玉耳饰块、珠、匕形饰、爷、凿等，至于假玉类，七千年的后李文化，裴李岗文化，都出土一定数量的玉制品。但是或许并非中国人的用玉之初。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洞穴遗址，出土的石器中的有质地似为细玉沟老玉，质地也是真玉。果真如此，则中国人用玉的历史，或可能上推至距今一万二千年左右的旧石器晚期。 
    无论用玉文化的萌芽始于何时，但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南方长江下游地区和北方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地区已形成了两大玉器中心，可以说中国玉器文化艺术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而夏商周秦汉时期又是中国玉器文化的又一个高峰时期。汉以后用玉传统仍在延续，但在数量上、质量上、崇玉程度上已非同日而语。 
      中国的玉器制作，始于纯装饰品与实用的工具武器，但至迟在距今五千王百年已产生了一套完整的礼器系统。在这套玉礼器系统，实为中国古代宇宙观和宗教特质的具体表现。到了夏商周三代及至秦汉，两千五百年时间里，玉质礼器在贵族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朝享会盟时，玉器身份地们的表徵。西周时严格的命圭制度，更是封建政权中，确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的方法之一。祭祀时，主祭者执持或佩戴玉器以为符号，置放祭坛上的玉器，似是招降神祗或祖灵时，所依附的实体。在商周甚至汉唐时，常依祭礼的不同。将祭奠中所用的玉器，经则瘗、燎、沈的方式，奉献给所祭祀的对象。而这种方式，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说明自新石器时代到历史时代，部分用玉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汉代以后，玉器系统因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但玉器已逐步脱离其神秘性，走向民间，走向市民社会（下文详细叙述）。 
    有学者根据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国各地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内普遍发现玉的现象，结合汉代《越绝书》中风胡子楚王论及古代“兵”（不只是武器，也包括其他工具）的发展，轩辕氏黄帝曾以玉为兵，认为中国应有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否反映历史真实，可暂且不说。但在这个时期，东北至黑龙江流域，西北至甘青地区，东南抵台湾、广东，西南达西藏高原，无论其自然环境与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差异性多大，但都发现量不一的玉制品。五千五百年前各地发现的玉制品，多为装饰品类，在其以后，才开始具有宗教礼器的璧、琮类，工具中的钺、刀已是某种权力的象征。 
    正如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的，原生文明是多种的一样，中国玉文化开始也并非同一的。根据玉器的质地、品种、形制、共纹及其雕刻技法，尤其是所反映的宗教思想，可把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大制玉系统   红山文化系统、凌家滩——良渚文化系统及两者消失后龙山时代中原文化系统。夏商周三代的玉器玉文化则直接继承了后者。 
    红山文化系统位于中国北部，今内蒙古、东北三省。萌芽于兴隆洼文化暑期，到公元前3500年达到高峰，精美的玉器大多出自积石家贵族墓地。出土玉器品种极其丰富，大都以前未闻未见，除斧、钺、璧、联璧、管、棒形玉、勾云形佩外，尚有以动物为造或类似花纹的玉佩类，如鱼、龟、蝉、鸟、龙、猪龙等，还有双龙首璜、双人首三孔玉饰。璧式钺可能是一种象征身份权力的武器，予之功能与含义不敢谬猜。该文化制玉传统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就神秘地消失了。据言，山西南部距今四千七百年的龙山时代墓葬内出土过类似红山文化系统的玉器，但最多是余音，非主旋律。 
    分布于南方地区的头面人物家滩——良渚文化系统，是发现玉器最多、制玉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强的一支玉文化系统。东南影响到广东、台湾，北到山东海岱地区，西北到甘青，西至长江三峡。该系统根深叶茂，距今六至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及稍后的崧泽文化，就有大量玉器，如玉珠、管、坠、块、璜、刀、钺、斧、锛凿等，距今五千年到四千五百年，一千年时间里，制玉业未曾间断，达到了中国玉文化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贵族墓地内出土几十件玉器比较常见，上百件敢不奇怪，尤其相当部分上刻满兽面纹，线如丝发，个别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大型玉器也时有出土，如高达40厘米的玉琮，重达6.5公斤的琮王，及直径近30厘米的璧。有的墓随葬玉钺130余件，让人膛目。凌家滩遗址出土了璜、块、环、镯、璧、璧饰、钺、龟、长方形玉片、玉鹰、玉龙、玉人、三角形玉片、三孔玉饰、三角形玉饰、刻纹玉饰、勺、笄、管、坠饰、蝉形饰、宝塔品类有环、管、珠、坠、锥形器、璜 、环式镯、圆筒式镯、三叉形器、新月形饰、半圆开饰、带钩、牌饰、端饰、钺冠饰、钺端饰、梳饰，以及各种像生形的佩饰，如蝉、蛙、鱼、龟、鸟等，象征权力的钺、刀或某种仪式的凿、锛类也占一定的比例。璧、踪数量很多。璧的尺寸变化大，含义亦较丰，除个别为装饰外，应可用作祭祀的礼器及财富的象征。琮的功能学术界争论颇大，有的说是祭器，有的人认为是法器，有的人认为与生殖崇拜有关。反山琮王神徵的出现，曾掀起一阵讨论的热潮，学说虽多，大致可分成两派。 一派认为它是神祗、祖先、神灵动物的共相，其中有的学者又将“祖”与“人”的观念，用“巫”来代替，释“神灵动物”为协助巫师通天地的“跷”；另一派的看法，则以为上半截倒梯形脸者为“月神”，下半截有卵形眼者为“日神”正中央上方的尖端，散发阴和阳的“气”。先民们相信，神祗世界是祖先生命的源头，经由某些神灵动物为媒介，祖先可自神祗处得到生命力。神祗、祖先、神灵动物三位一体，可相互转形。在特殊的质地——玉上，雕刻这类特殊的纹饰，有些图象，已具有符号的意义。有它们祭祀，可与神祗沟通感应，达到天上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宗教特质，可在中国古玉器上充分表达出来，它是产生中国文明的主要因素之一。良渚文化玉器之功用，可以说我们基本处于一无所知的阶段。这也由于良渚文化玉器文化在距今四千五百年以前就神秘地消失了，她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之真正含义也随着历史长 河湮没了，到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玉器也没有达到此间的水平。 
    龙山文化的兴起，是中原古玉文化的鼎盛时期。夏商周就是根据于此才产生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河南地区因工作原因，发现玉器并不很多，但周围山东、湖北、山西、陕西、甘青地区发现同时期的玉器，风格一致，基于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性，其玉器也应来息中原地区，故称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玉器文化系统。这个时期出现的武器工具类数量最多，如钺、戚、锛、戈、圭型端刃器、多孔大刀，要么象征军事指挥权，要么是与仪式有关的礼器。装饰类减少，有璜、管、坠、耳块式、璧、环式镯，制作也不如以前精美。象生类在石家河遗址中数量较多，如人头、蝉、虎、龙、鹰、鹿、羊等。玉璧、踪数量减少，多光滑无纹饰，制作不是很精美。这些器类及特征被后来的夏文化所继承。 
    玉器的质料研究、制作研究只对红山文化系统和良渚文化系统作过局部考察。红山文化玉料，绝大多数是产自辽宁省岫岩县一带的蛇纹石（又名岫岩玉），其色有白、青、黄、碧四种。用其制作的玉器，虽埋入五六千年，但多无侵蚀的沁色，即使有，亦只在表面或局部。红山文化玉器是熟练地掌握玉料的开片、穿孔、琢纹、抛光等四道工序制成的，有如其他新石器文化及此后各代那样，他们也是用某种材质的工具带动解玉沙（又名金刚砂）磨磋琢制而成。在无金属的新石器良渚文化中，用的是竹、木、骨、牙等工具，在使用金属时期，则用青铜或钢铁。惟独在红山文化中是用中筋等韧性材质。由于带动解玉沙的工具特殊，琢磨时用力点集中在周边而非中央，所用的筋条又较粗，帮红山文化所琢的线条粗而圆滑，周边深宽而中央渐浅，器缘往往是钝刃状等，这与其他时代玉器的琢磨痕决不相同。良渚文化玉器纤如丝发的纺饰是用什么刻成的，目前有人认为是用青铜金属砣具带动解玉沙琢磨而成的，有的认为应是经玉硬且韧性器具，如“它山之石”或鲨鱼牙等在玉器上直接画面而成，后者可能准确些。 
二 
    夏商周秦汉玉器文化是一个整体，但每个时期又有自己的特点。文献中有关玉器的资料，是周详是是《周礼》、《仪礼》、《礼记》。三礼的内容，多为玉器的器名、尺寸、功能，政府中典管玉礼器的官吏的职守，在祭祀或朝时，各类玉器的分配，及其在礼制上的运作等记载，资料相当细琐。三礼中，《周礼》可能成书于战国，《仪礼》、《礼记》则应为汉儒生编辑而成。它们的内容，应是承袭史前到三代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再经周、汉儒生加以整齐化、理想化，虽不能全盘接受，但所述玉器的基本功能，如作为身份的象征和祭祀的礼器，则是可以肯定具有真实的历史背景的。这些功能同时也可由甲骨文、金文或《尚书》、《诗经》、《左传》等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献纪录中，得到印证。《周礼》中的“六端”、“六器”两组玉礼器，前者是四种不同尺寸的圭和两种不同花纹的璧，作为六种不同身份的玉器，用作祭祀天地及四方的法器。综合这两组礼器，共有六种器类，其中璧、琮、圭、璜肯定地已出现于新石器时代，而璋、琥两种肯定在三代陆续产生了。 
    夏文化在考古上已得到认可，即发现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并没有遗址并以此命名的二里头文化，这里有宫殿墓址、有贵族墓址、有代表当时具有国家性质的青铜礼器和玉礼器。这里的玉器长且宽大，薄而有刃，仿自工具或武器，但均不能实用，显然是一种统治者专门显示威武和神圣的仪仗工具。种类有刀、戈、戚、斧（圭）、镞、锥、镯（琮）、矛、柄形器、管等。大部分器种如刀、戈、戚、柄形器等直接由龙山时代延续下来。夏代玉器，有光素无纹的，亦有饰纹精美的。常见纹饰有直线阴弦纹、直线交叉的几何纹、绳索纹、云雷纹、花瓣纹、兽面纹和人面纹。首次出现的“臣”字纹，是商代及西周玉器用此饰纹法的先例，有重要的意义。 
    商代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制作之精均世界瞩目。殷都郑州、偃师，殷墟商城出土最多，最精美。这时期玉器，若依用途结合器型分，计有实用工具和形如工具的非实用器、武器或形如武器的仪仗器、礼器、佩器、实用器皿、人神鬼怪器、真实和非真实的像生动物器及插嵌结缀于它物上的用器等八大类。这八大类玉器中，前两类已开始走向衰落，有的已经消失。玉礼器中，琮和璧的数量和精美程度均不如良渚文化系统，但璜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和纹饰都大有变化。其他玉类多为首创，或在原有基础上再发展，尤其是像生形器的激增引人关注。像生形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并被人们视为珍奇和神灵。推测这类玉器的激增引人关注。像生形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并被人们视为珍奇和神灵。推测这类玉器的繁荣与“图腾”崇拜有关。 
    殷商时期玉器特点甚多，如经常以双勾作为饰纹；“以臣”字纹作人和动物的眼目；器身特别是人神和像生器的饰纹我与本形相关；龙有双足、双角、角呈酒瓶状；人形多跪地，双手抚膝，也有直立两面饰不同的；还有琢铭文的；器缘多切割出不规则的齿脊牙。 
    商代玉器在四川省广汉三星堆，湖北盘龙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州遗址敢出土一批精美玉器，其种类、特征与商王朝中心出土玉器相似，应是交流或经再分配等形式的产物。 
    殷商时所用玉料，经验证，已首次用昆仑山产透闪石（又名软玉，真玉或田玉）制做器物。因青铜具有广泛应用而首次制成金属砣具琢玉。所琢纹若从单条砣线看，有中央粗、两端细，中央深，两端浅之感，这与以前用牛筋，硬具等非砣具所琢之纹有明显的差别。 
    西周玉器是殷商玉器的延续，但也有或多或少的发展变化。玉器各类仍有殷商而作的仪仗器中的刀、戚两种已不使用，所存戈和钺均趋于小型化，或为其他用途。与人神有关的玉器中，人头或人面形器相对减少，圆雕和两面不同形象的玉人已罕见；像生类玉器减少，惟其中玉虎，玉鹿和玉鱼三种相对而言增多。六器中的琮，此期虽比殷商期多而典型，但多光素无纹，而玉圭首次出现并大量使用。玉佩的最大变化是出现了成组串饰，相当部分墓地出土了成组的玉佩，玉柄形器巨增，且质精器美。 
    西周玉器在器弄和纹饰上有些新变化，如扁平梯开佩、素帛形扁平器，专供死者覆盖脸面的玉面罩、玉刀、剑柄等。殷商时流行的单线阴纹、双勾和“臣”字形目等，此时依然可见，惟某些细部则有变化，如刻琢阴线，多用余砣法，饰纹有斜坡感；双勾往往有粗细之分，其中精线以用斜砣琢饰，较细之线用垂直刀刻划而成；而“臣”字形目则多在眼角处外饰延长线。此外，西周玉器的纹饰，主要是以神秘色彩很浓的神灵为题材，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这与殷商玉器纹饰多与本形有关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殷商时代被称为怪鸟、神鸟的，到西周时演变成大大夸张和神化了的凤。 
春秋玉器发生了一些变化，是自商和西周玉器向战国和秦汉玉器转变的过渡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主要表现如下：玉器种类有明显变化，西周时仍存在仿工具和武器形的玉器几乎消失，六器中除玉璜向前发展且数量较多外，其他五种相对衰落。玉器中的玉虎（琥），一花独放，有增无减，且制作形态之美较前之过之无不及。西周萌芽的成组佩玉到此达到成熟阶段，组串的形式由简单发展到多样，串缀物上下有序，通常是上有衡，中有双璜和圆环形器，最下则有冲牙，间串琚、属。人神器中的人头或人面形器已很罕见，跪地抚膝人和人兽复合人、蹲踞举式人等均已不见，并由跪地而生，但双手拱手胸前的贵族式人代替，这时期还出现了多种前所未见并对后来有重要影响的新器物，重要的有玉带勾、玉具剑饰物和由殷商实用玉蝶转变的佩玩玉蝶等。值得提出的是，玉具剑饰物仅见玉剑首和玉两种，造型与后业的有区别。一些传统玉器的使用方法发生了变化，如玉璜型，虽造型和以前相同，但在穿孔和佩带方式上则有差异。如穿孔，此前的玉璜，或仅一端多孔，或只在两端各一孔，佩带在身上时是弧凸的一侧朝下，凹弧的一侧朝上。而春秋中期的玉璜，大多除有两端的穿孔外，另于近一侧的中部加穿一孔，为此，佩带时，是与前面所说的情况完全相反，如若作成组佩玉之玉珩，其两端之孔还有挂缀其他佩件之用。 
    春秋玉器的纹饰，早期仍有短而密的双勾纹，及至中、晚期，所有的饰纹均由隐起而琢，似龙非龙，似虫非虫，形小而密，且办线不清，头尾交连的夔龙纹所取代。它在人神器、佩饰和其他玉器上都有出现。春秋玉器的制作趋于精巧，身体轻薄，有的将一器分割成二器，致使一面有原物之饰纹，而另一面因为刻开后体较薄而不可再施琢纹，故平素无纹。 
    战国玉器也发生一些变化。按用途分、主要有礼器、佩饰、实用器具和葬玉等四大类。礼器中的六器，至此其已完备无缺、并进入全盛期。如玉璧的形式，除少量保持光素无纹外，又新出现了镂空出廓璧、两瑗套环璧、一璧切开为两璜 的合壁。凡战国当时流行的纹图，在玉璧上都能见到。这个时期还出现“和氏璧价值边城”的故事。玉佩有大发展，可能是当时渲染的“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伦理思想有密切的关系。玉器中的实用器皿，品种大增，如玉羽觞、玉灯、玉奁、玉樽、玉盒等，为此后的玉制实用器皿多样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玉带钩已大量出现，精美多变。玉具剑饰物，在战中时已进入成熟期，形式固定，玉剑首为扁圆形，玉定弄为菱形，饰于剑鞘的玉璲、玉必两种，亦首次出现。至此，四种玉剑饰物已完备，并对定型为菱形，并对汉代玉具剑饰物制作有重要影响。战国玉器的最突出变化，莫过于玉器上的饰纹、如排列有序和极富有装饰美的谷纹、涡纹、云纹、色连云纹、竹节式纹、网状纹、绳索纹。至于以往的写实和非写实像生纹饰，有的消失，的有则面目全非。此期最流行的龙形纹，并新派生出所谓的蟋蟀纹。 
    战国的玉料，百分之九十以上均用自殷商如出现的昆仑山系玉。鉴于这种玉料硬度仅略高于铁，以铁为钻具，虽钻孔时会被解玉沙磨损一点，但不明显，用肉眼看，孔径大小相等，故自战国始，玉器上的等孔不再是此前普遍见到的喇叭孔，而成直径上大小相近状。春秋及以前玉器均用竹、木或青铜钻具带动解玉沙去穿孔，钻孔是，钻具被较其硬的沙磨成锥状，故器孔呈喇叭形状。镂孔玉器、活环套玉器，在商代中期已出现，这个时期制作技术亦空前提高。 
    秦汉玉器是三代玉器的延续，又是转变过渡时期，功用、器种、纹饰等方面已发生了大变化。 
秦朝国祚十余年，故其玉器遗存极少，其中史书所载详但实物无存的“传国玉玺”，呆以说是首创、名垂一时的玉器。最近有玉扁平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玉蝉、玉佩等器出土。两汉玉器，此前盛极一时的成组的佩玉，因被禁用，均无制作，但单个使用并有特殊含义的佩、则不仅数量增加，且出现了一些新品种，如玉刚卯和严卯、玉舞人佩、玉翁仲等。又如葬玉，以往仅见玉面单置一种，玉衣也开始盛行。刘胜墓的金镂玉衣，楚王墓的金镂玉衣，有的是银镂玉衣，数千片玉片用金、银丝穿起来作成玉匣状，内敛尸。其他葬玉，如玉猪、玉枕、玉眼盖、玉鼻塞、玉耳塞、玉肛门塞和玉含蝉等，从贵族大墓到平民小墓都随葬这类玉。玉像生形器，除自春秋以来消失或减少的玉鸠、玉鹰、玉马、玉羊、玉虎外，玉熊又出现了，又新出现了玉辟邪、玉青龙、玉白虎、玉朱雀、玉玄武等。 
    两汉玉器品种、形式的变化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选料之精和器型之大，制作出一批精妙绝伦的大件玉器皿，首次出现数百上千块玉器组成的玉衣和多种纹图同饰于一物之器，后者如玉“四灵”纹瑗、玉樽。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玉器组成的玉衣和多种纹图同饰于一物之器，后者如玉“四灵”纹瑗、玉樽。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玉器颇具神秘感，商代玉器以写实为主，西周至战国玉器以装饰为主的话，则两汉玉器可以说上述各期玉器的总结，其用途之广，意蕴之深奥，制作之美皆达到完美的境界，技艺达到空前的水平。 
    两汉玉器的发展和变化，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高祖刘邦是农民出身，加之汉初百业待兴，故周代兴起的成组佩玉虽具有美感和礼仪作用，但制作困难，劳民伤财，佩带时行走、劳动和武功方面极不方便，故曾一度严禁制作和使用；二是自汉武帝以后，“丝绸之路”畅通，主要自新疆和田的玉料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到内地做器，加之汉代“独尊儒术”重视学道，而武帝时期，国力充足，社会大兴厚葬之风，故自西汉中期以后，日常生活社会和墓葬中都需要大量用玉器；三是汉代社会流行五行和辟邪风气，新出现的单个饰佩玉器都是这种风气的产物；四是随着生产国提高，国内外交往增多。据记载，从国外引进了可以直接在玉器上刻纹饰的金刚石，从而为改琢玉的技术创造了条件。 
三 
    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玉器一脱以前的古风古貌，步入另一个千变万化的新天地。中在玉器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玉器可以说是中国玉器发展上的低谷。这时的作品绝大多数追随两汉的样式，而数量和品种之少，选料和制作之粗也是前所未有的。 
    随至明代的玉器，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各方面都进入了另一个新天地，这主要表现在玉器的主要品种、用途、造型、纹饰图案、制造技术和内容含义等，几乎都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随代玉器发现较少，但玉器形式都是新出现的，如双股玉，对宋，元玉有重要的影响。镶金、口沿包金片的玉杯，虽光素无纹，介极富华贵感。随代玉器品种和形式，即有继承又有发展，在玉器发现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唐代玉器是一个时间较长的全新时期。唐代玉器中此前已有种类多已消失或衰落，惟极兴旺发达的是佩饰和实用器皿两大类。佩饰类如玉、玉梳、玉镯、玉佩等。唐代玉佩中一种较突出的新形器，是所谓的飞天形佩。飞天为印度佛教诸神之一，约于东汉时传入中国后，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今所见时代最早的玉飞天遗物、皆为唐代所做。唐代玉带是一种“等贵贱”的礼器，一般二晶以上文武官员方许佩用。其上嵌缀的带板从10块到16块不等，主要有方形、半月形或圆首圭形三种。玉带板多于正面琢饰纹图，其纹有写实的鹿和狮子纹、神兽中的龙纹、植物中的花草纹和人物中的道士及“胡人”纹等，其中以胡人纹最多和最富有特色。所谓胡人，是批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突厥、吐番等族和阿拉伯民族，他们在玉带板上以纹图形式表现时，为深自高鼻，卷发，少数留胡须，身着窄袖束腰衣，肩披云带，足穿长靴，于地毯上或击鼓奏乐，或翩翩起舞，或呈杂耍状，呀一足跪地，手持奇珍异宝向主人献宝态。 
     唐代玉器中的人物图形，除上述的飞天、胡人形象外，还见官员像、胡人骑象杂耍像、戏狮胡人像、道士像和宽衣薄袖、不重仪表的文人大夫像等，与早期玉器中的人物图像多以神仙鬼怪为主的情况截然不同，对其后同类题材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唐代以神异和写实为本描摹作的像生器及纹图，有龙、凤、玉羊、玉鹿、玉狮、玉象、玉狗、玉猪、玉马、玉孔雀、玉雁、玉鸳鸯、玉鹤、玉鸭、玉鱼等，这些玉器多与人前推崇向往的社会伦理道德相关。如龙凤已具有帝王后妃的含义；鸳鸯有夫妻和爱情的含义；又台鹤表示长寿，雁表示长幼有序和群体团结等，这是宋代盛行“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先兆。 
唐代玉制器皿，有杯、盘、盒等，其形我仿自然界的花木禽鸟、瓜果及云月形。 
唐代玉器上饰纹最明显的变化，是首次以写实的形式表现花草树木和瓜果等植物纹。 
宋辽金元玉器，总的来说是对随唐五代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某些方面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如圆雕、镂雕、浮雕的增多，在器具上有意保留玉璞的皮色。 
     这个时期玉器的品种多与唐代相似，如玉双、梳、玉板等，新出现了带钩。随着民间用玉渐多，这个时期的玉佩饰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大量出现各种以动物、人物、花鸟和龙凤、螭为题目材的品种，当中或单体单形，呀多种内容组合为器。在后一种中，常见的有“连生贵子”佩、“连年有余”佩、飞天佩、鱼龙变化佩等。“边生贵子”佩形作一肥头大脑、脑门上有方形撮发，短腰叉足，身着开胸短褂和肥腿长裤，手执莲花举玩弄肩，呈天真活泼的童子像。这类玉佩，始于宋并延续至明清，其题体含义似源于当时流行的“颦摩竭乐”或“鹿母莲花生子”故事。“莲年有余”佩始于宋，多圆雕或镂雕而成，形作口衔折技莲花在水中游动的鱼形。惟此期所饰的鱼多为草鱼和鳜鱼，身饰网状鳞，圆圈目。玉急于求成经变化形佩，多见于宋、元。此类玉佩作一龙首鱼身，腹有展开的双翅。玉鱼龙变化形佩，多见于宋、元。此类玉佩形作一龙首鱼身，腹有展开有双翅。玉鱼龙变化佩在明清亦有所见，但其含义具有“鲤跃龙门”之意。 
     以人物为题材的玉饰，有蕃人、持叶童子、持盒童子、捉鸟童子、戏鹅童子、习武童子。此期的实用器具类，有玉盒、碗、盘、玉器柄、杯、洗、云杯等。 
     宋辽金元玉器的纹图极为丰富多姿。如有自然界中的日、月、云、水、山、石等；植物和果实中的虎、狮、鹿、羊、狗、免、鸭、鹅、鹦鹉、鸳鸯、孔雀、雁、海东青、鹤、喜鹊、龟、蝴蝶、蛙等，神灵动物中的龙、螭、凤、辟邪、神兽等；人神仙佛类有蕃人、官吏、仕女、童子、老妇、长者、道士、仙女、飞天、乐士、耍狮人、牧马人、侍女、士大夫等；建筑和器皿中的桥梁、房舍、碗、杯、盘、香炉、灯笼、手杖、如意、卓、椅、笙、排箫、笛、琵琶等。这些都表示一定含 义，与人们期望居官显贵，生活富裕有关，也与驱邪避恶，生育崇拜有关。 
     明代玉器比前代又有一些创新，如明中期后，民间或暗拥有玉器，甚至自己制作玉器。琢玉的一大特色是凡光素无纹和浮凸与镂雕叶权树干外琢磨平滑，抛光莹润，外来多有玻璃质的光泽感；而在浅浮雕处之处的内凹空地上，往往留有原用实心钻取地子时的未磨平痕迹，即所谓的“麻地”。玉璧，玉圭两种礼器又开始出现，仿古佩饰又在统治者提倡“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下出现。人物、神怪造像中新增加的寿星、观音、弥勒、罗汉、太白醉酒、八仙等，其中寿星最多，开作光头长，手持龙手杖。其次太白醉酒像，作闭目醉汉状。新出现的玉制器具有执壶、壶、瓶、笔、筷、笄、馨、插屏、山子、鼎、如意、花插、等，其中执壶，其形有扁圆腹形，长方圆形，扁圆多角形，莲花式形，竹节形等，造型多变，饰纹典雅，无疑是明代玉器中精美实用的工艺美术品佳作，可以说是代表当时琢玉成就的最高水平。纹饰中始见一批以诗词配合景物的图纹，诗有七言和五言两种，其中又以五言诗为多，皆用剔地阳文琢草书、行书、内容多为祝寿和描写山水人物的题材。 
清朝初期，玉器生产一度低落，后经顺治、康熙数十年的励精图治，经济与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为宫廷玉器的收藏、制造和使用创造了条件。乾隆时期，宫廷中更重视古玉收集，精研用法及以玉制造生活用具，宫廷玉器生产的重点自宫廷转到民间，而宫廷玉器的生产能力及工艺水准皆不如前，逐渐衰落。 
     宫廷用玉主要用于册封、祭祀陈设、文房、日用、供器、收藏、镶嵌、恭进与赏赐等。宫廷玉器主要分为两类型，一类宫廷收藏古玉，总体数量不大，另一类为清代制造的玉器，这类玉器数量大，品种多，加工精致，一般所说的清代宫廷玉器，主要指这部分。 
典章用玉，有玺、册、编馨、持馨、圭、璧、爵、大年有象、大型角端。宗教用玉有佛像、观音、罗汉、弥勒、佛钵、铃、杵、五供、七珍和八宝等。陈设用玉有大型玉山、大型玉瓮、插屏、山子、大型尊、玉瓶、花插、奁盒、瓶盒炉、辟邪、鼎、如意、悬钟、悬磬、人物雕像和动物雕像。文具类有笔砚、墨床、笔架、笔筒、水丞、砚滴、臂阁、镇尺、印盒、笔洗、书镇、象棋、围棋、压手等。生活用具有执壶、杯、盘、碗、托杯、角杯、觥、推胸、箸、香插等。佩饰类，有仿古鸡心佩，宜子宗佩、夔龙佩、龙凤佩、嗤龙环、鹿卢环、成组挂佩、十二层佩饰、月令牌组佩、斋戒佩、搬指、玉锁、扁方、手镯、带饰、人、兽小坠。仿古玉类有方觚、篮簋、鼎、豆、铲圭、戚、钺、杯、佩、兽等。 
     乾隆时期还制造了大型玉陈设，如重逾万年斤的大禹治水图玉山，玉料重约三千年斤以上的南山积翠玉山，秋山行旅玉山，会昌九老玉山及支龙玉瓮，代表了当时制玉的最高水平。 
明、清宫廷用玉一般为和田玉，这类玉料多产自新疆和田，叶尔地区。清中期平定新疆后，控制了新疆玉的开采，严禁当地群众或商民采集或买卖玉石，设立专门机构负责采玉运玉。另外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地区的黑都斯坦玉进入中国，玉料质量好，制作精美，有些甚至超过中国玉器。 
概括说来，宋、元、明、清时期玉器艺术的发展有以下几具特点。 
     1、    由于城市工商业的空前发展，彻底改变了过去以王室为制玉中心的垄断现象，民间的制玉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宋代已经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玉器市场和专门贩卖珍宝玉器的“七宝社”，又称古董行。北宋汴京、南宋杭州均有规模盛大的玉器珍宝市场为主的制玉生产地，元代有燕京、杭州，明代有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地。制玉的能工巧匠主要集中于江南的琢玉中心苏州，著名的明代制玉高手陆子刚就活动在苏州。 
     2、    宋代的宫廷用玉已相当发达，无、明、清三代更是空前发展，其规模、产量都是亘古未有的，皇室均设有专门管理制玉的机构。 
     3、    宋代以后的制玉，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世俗化、生活化的倾向，题材日益广泛，现实生活中自然风景，畋猎生活，人物活动，神话传说等都成为玉雕的取材对象，绘画、纺织、金银器、瓷器、漆器等其它工艺美术技艺，也被融入于玉雕艺术之中，表现出了生活现实创作的高度统一。 
4、    在宋元世俗化、生活化玉器繁荣发展的基础上，明清则理呈鼎盛之势，无论在玉器制作的种类、数量方面，还是在造型、纹饰、规模等方面，其发展都是空前的，宋时的玉器制作，有作玉和仿玉两大类。当时玉器种类中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器物开始增多，明清时玉器除种类较少的玉礼器外，装饰品类玉器、艺术品玉器、生活器皿类玉器、生活用具类玉器已与布帛菽栗一样成为社会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玉器的数量、种类、明显增多。客观外界的自然景物、古代的青铜器、陶瓷器、书画精品、各种佩饰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具，都已成为了玉雕中的广泛题材，玉器制作呈现出色彩纷呈，气象万千的鼎盛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