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消防实务真题68:中南海：当家与管家——北京城的借调生活随笔之三

中南海：当家与管家

——北京城的借调生活随笔之三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不同学科有着各自的不同，而研究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就是要研究我们党自己的领袖人物，否则就谈不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因此，我们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的研究重点就是我们党的“三代一届”领导集体。所谓“三代”，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谓“一届”，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研究领导集体，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要从结构和素质入手，既研究领导者个体，也研究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而不研究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难把领导者个体研究透彻的。这是因为，人与人是有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性使得我们社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人与人是可以互补的，正是这种互补性使得我们社会呈现出齐心协力的景象。并且，人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往往是动态的，是不平衡的，人们最感兴趣的也是这些不平衡的地方，并根据自己的视角和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党的“八大”确定的“毛刘周朱陈邓”以及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毛刘周朱陈林邓”，都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这也是我下功夫研究的重点。不过，我上课时给学员们讲我们党的领袖人物，讲的最多的还是毛主席。这不仅源于他的确是那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还源于我是毛主席的忠实信徒和追随者。我的头20年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世界观的形成主要是那个时代的事情，我的人生之路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两年多的知青生活奠定了我的基本生活方式。可是，我现在的学生是大多数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7080”代，他们看问题的角度，看问题的结论，与我们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他们常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毛泽东”，而不大讲“周恩来”？对此，我总是这样回答的，第一，这两个领导人都是我非常敬重的，其中周总理的人品尤其是值得推崇的，共产党有今天，连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都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周总理。第二，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时间是很好的，也是人们关注的，虽然人们得出的结论也许未必一致，但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亲者快仇者痛”。第三，从领导学的角度来看，二个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建国后，这也可以用一组概念来概括，那就是“当家之人与管家之人”。

   1964年初冬，著名儒学大师马一孚在中南海怀仁堂挥笔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与周恩来。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寂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 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 这两副诗联不仅表达了作者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敬仰，也反映出了这位理学家对两位伟人个体特征和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的确，毛主席是当家之人，其特点是“小事不管，大权独揽”，是一个管方向、管路线之人。而周总理是管家之人，其特点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是一个管眼前、管细节之人。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们在大的方向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忠于自己的信仰，都相信自己所做事业的合法性，都不遗余力地为着自己早年设定的目标努力奋斗。只是在具体问题上，在表达方式上，在操作手段上，两个人的确存在着差异。比如，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时间和速度问题上，有时候毛主张走快一点，而周主张走慢一点；有时候周主张走快一点，而毛主张减缓速度。

   毛主席是当家之人。毛作为当家之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自始至终善于“抓大事，揽全局”。毛是一个典型的“路线型”的领导者，他从来都是把具有自己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看成是比天还大的大事。正是在这点上，毛不仅比他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站得高、看得远，也远比他大多数同事站得高、看得远。毛的领袖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他总是敢于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方略，他说：“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只靠旧黄历是行不通的。”这个新东西来自何方，只能是来自新的社会实践，而不是某些经典著作。他曾经告诉过参加某次会议的同志们：如果一个人尽相信书本里说的，还不如什么书都不读好。他非常喜欢说，一个人“书读的越多越愚蠢。”当家之人就要敢于做甩手掌柜，拿的起，放的下。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为了某些国际问题的细节请教于毛主席，毛主席客气而又坚定地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当家之人就不要怕人家评论，甚至是骂娘，但又要听得进去意见，善于总结经验。毛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还说过：“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主席作为当家之人必须对1949—1976年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负责。他老人家这个家当得好的时间有之，当得不好的时间也有之。作为一个小人物，作为一个老人家的崇拜者，我是同意他晚年对自己错误和成绩“三七开”说法的。何况中国这么大，要当好一个家谈何容易。对此，既不要傻到高举“两个凡是”之旗，不敢越毛雷池一步；更不要学文革后某些酸臭文人对毛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全面否定的做法。其实，毛要不死，你他妈的敢打？

   周总理是管家之人。周作为管家之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和事、会办事”。周是一个典型的“事务型”的领导者，他从来都是把毛的指示落实、把方方面面揉到一起来、把具体事情办成，看成是比天还大的大事。自从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以后“周总理”这个词就享誉国内外。他使对立各派调和起来的技巧，为他赢得了“和事宰相”的雅号。周总理处理问题一是周到，二是迅捷。大文学家郭沫若这样评价周总理：“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党内外名人学者喜欢将周恩来比之为西周时的辅政大臣周公旦，尊称为“周公”，并常常这样称颂周恩来：“周到、周到，周公一到，一切周到。”毛泽东也曾用“周公”尊称周恩来。1949年12月2日，他在致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这充分体现了毛对周总管一切、日理万机的才能与政绩的肯定。美国记者斯诺也认为，“周喜欢抓每个计划的具体执行，问题越复杂越好，而毛则对此感到厌烦。”管家之人就要会算帐，周恩来历来重视算帐。他曾说国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者必须注意算帐。周总理的“加减乘除”是出了名的。他把乘法和除法用在产生和消费上，把加法和减法用在资源和人口上。他说，中国有两件事情，一件是除法，一件是乘法。“生产”一用除法，分摊到每个人的就不多，而“消费”一用乘法，全面总消费就多了。他还说，我国的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二是森林覆盖面积少，因此要注意节约资源，同时我们国家人口增长太快，因此要搞计划生育。一位财政部老部长回忆道：“周恩来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

    当家不易，管家亦不易。这个不易，既包括他们自己承担好自身角色的不易，也包括他们处理好彼此的关系的不易。毛和周的关系可以说是当家人和管家人之间关系的经典。周和毛的关系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禁得起历史检验的。这首先源于毛对周的信任。有人观察过这样的细节，毛主席与他人交注中，直接而简便地呼姓或完全以职务代称是极少见的，但他对周恩来的称呼就多种多样：有时见面亲切地称呼“恩来”；有时在急件上直呼“周”，而有时又称“总理”。这个细节反映出二者的关系：信赖中透出自然，尊重中透出亲近。他们之间相处不必拘泥礼仪。一位法国人士回忆毛主席接见过他，周总理坐在旁边一把椅子上，闲散地一页一页地阅读一份报纸，显然对他们的谈话丝毫没有注意。这位访问者评论说，“你想想会有什么人坐在戴高乐身边看报纸！”其次，这也与周对自己的定位有关，他为了让毛主席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有的角色。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他：您为什么这样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些更大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周作为管家之人不仅为毛的事业锦上添花，也替毛的事业身背“骂名”。不过，周也不是对毛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致的，在1958年的大跃进后，周同主席发生了直接的争论。他对这一政策在经济上的不明智感觉如此强烈，因而一反常态，导演了一场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使其同心协力到这样的方式使毛不得不让步了。毛暂时退到了二线，直到几年后高举“阶级斗争”的金箍棒重新打将过来。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毛始终认为周是在帮他，这与毛和刘少奇的关系截然不同，也许正如一位外国人的评价：“如果毛是光辉的、反复无常的航海家，周则是耐心的水手长，他保持引擎不断前进，使水手们勒奋工作，供应不断得到补充。”

    我非常赞同英国人迪克·威尔逊的观点，他既写了《毛泽东传》也写了《周恩来传》。他发现在毛和周的关系中有一些潜规则：其一，似乎是周同毛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关系，但是他必须同它的追随者讲和言好。其二，虽然他可以同主席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于在中央委员会里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他绝对不会组织一个反对他的派别。（也就是说周只做发言人，不做代言人，我在《中南海：发言人与代言人》一文中会详细阐述）虽然周自己也有一批追随者，但是周只让自己成为精神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而在那个时代只有毛主席既是精神领袖又是政治领袖。再次，周从来没有犯过把政策置于原则之上的错误，在他习惯的思想意识里，个人的成败是无足轻重的，他发挥了一种艺术去调动和发挥别人的力量来达到他的理想。周的两个角色层超凡入胜的：政策决定之前他是顾问，政策决定之后，他是执行者，这两个角色都是“公仆的作用”。可以说，这是做高级幕僚最需要的心理品质，“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正是如此，在党的领导层里，地位曾经高于毛的所有人中，只有周继续不断地留在毛的一班人中。当然毛与周的关系，不仅是源于他们之间的情趣相投，更是源于他们之间的相互需要。对周而言，他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共产主义的生命力应该来自一个农村的、懂得农民怎样生活、怎样思想的领袖。从毛这方面来说，他需要一位在世界上代表这一运动的外交家。周恩来逝世后，美国合众国际社曾这样评论：周恩来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是一位有高度才智和惊人精力的人物。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主要的方针政策，但是他必须依靠周加以贯彻执行。

    早年周曾经是毛的上级，在1935年的遵义，周做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毛的上级和批评者转变为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这也是国内外研究周总理的学者最困惑的一件事，有人从周小时候过继数次的经历来解释，有所谓“个性说”；有人从周留学欧洲数年，其在国外经历的长度超过政治局同事的总和，深受欧洲人“绅士风度”的影响，有所谓“西方影响”说；有人从周祖籍浙江绍兴多出谋士少出帅才，有所谓“师爷说”；有人从周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达顶摘冠的经历来解释，有所谓“权谋说”；也有人从周全心全意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考虑自己的得失，有所谓“使命说”。不过从历史学来看，“史料派”和“史论派”从来就互不买帐，史料派讲求历史的真实性，关心的是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史论派讲求历史的合理性，关心的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会发生这些事。我是倾向于将“史料派”和“史论派”结合起来的人，且偏重后者，而论一个人往往与当事人没有太大关系，与论述者本身的政治倾向、学术功底和为人品格倒关系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