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奈的错误致使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

　　前言：世间任何未知真理都存在于意识之外，非得由存在的事实来确认。意识对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论怎样否定、无视、掩盖、曲解，都无法改变事实的客观存在。现奉上此文，给那些孜孜以求探索社会进步发展之真理的仁人志士作参考。版主请高抬贵手铁肩担道义让妙手著文章吧，别轻点封杀键。

　　近代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物质财富的破坏消耗是巨大的，也大大地削弱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实力，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原有的阶级矛盾，致使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社会处于无政府的失控制状态，广大人民群众人生命运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只要革命政党揭竿而起点燃革命火种，就会很容易立刻形成一呼百应、革命烈火遍地燃烧态势，为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提供现成的革命实践机遇，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不可错失的历史机遇。在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无产阶级与社会底层同样吃尽反动阶级统治之苦的其他社会阶层群体结成利益一致的革命同盟，万众一心跟着无产阶级政党闹革命，拼命地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由此经过这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洗礼，世界第一次生存确立一大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府。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了国家名副其实的唯一全权主导社会发展的执政党，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之选择也就摆在无产阶级执政党面前。一、选择什么方式方法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确保江山永不变色，二、本民族选择走什么道路，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社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致使无产阶级政党，理所当然地、毫无疑问地、必然要选择：

　　一、当拿枪的敌人已被消灭，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复辟之心不死，无产阶级政权处于世界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由此革命理论也就推导出阶级斗争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为了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就必须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无产阶级要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唯有选择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奔共产主义。

　　强烈的革命意识和肩负的人类历史使命，致使世界所有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都无一例外地选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一切生存剥削制度的私有制社会存在。历史的局限性决定无产阶级的政党，必然要以革命的名义，无奈地扭曲辩证唯物主义的灵魂——“存在决定意识”之客观规律，无从选择地去实践“以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通过革命暴力手段，清除现实私有制社会的客观存在；又以共产主义世界观来决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存在”。

　　人的意识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脱离客观存在，任由着思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地去联想，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探寻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提供想象空间；由此人的意识最大的优点中，也就包含着最大弊病——意识往往致使人一厢情愿、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地违背客观规律，结果被意识冲昏头脑的人遭受现实存在惩罚的对象。意识决定要长生不老时，现实存在必然加速其短命。往往意识的天马行空，会导致决策变化多端、执政朝令夕改政策多变；意识的无中生有的想象，会致人理论脱离实际造成劳民伤财空对月的结果；意识的独往独来，会导致人目空一切无视客观实际、狂妄自负敢同客观规律决胜负，从而致使“存在”忤逆“意识”，导致行为结果老是事与愿违欲成反败。

　　反观“现实存在”特性，确却与“人为意识”相反。“现实存在”的运行都得受制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非得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来运动，“现实存在”的更新往往是渐进的、有序的、一步一个脚印、有规有矩地缓慢换代。因此“现实存在”具有强大的违背“人为意识”、忤逆“人为意识”、惩罚“人为意识”、决定“人为意识”的自然力。国际上各个无产阶级政党可以未有例外地选择进行“革命意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革命实践，但是“现实存在”必然要致使“意识决定存在”的社会主义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从而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虽然也有革命智士慧眼已认识到——人的意识根本就无法决定存在。如果人的意识能够决定社会存在，那还用得着革命吗？“大同世界”早在二千年前就应该存在于世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之所以会犯“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错误，套用那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俗话，都是情势所迫，明知不可为，还得无奈为之。先人实践因果，今人总结经验教训，未来更有智慧能够避免重蹈先人覆辙，人类进步历来都得如此。

　　如果人的意识能够像创造上帝那样地决定社会存在，那么人人都能成为自然万物主宰。事实证明人永远无法凭自我意志来忤逆“存在决定意识”的客观规律。革命可以瞬间摧毁现实存在的一切，但是革命暴力无法强迫“现实存在”服从人的革命意识改变其特有的本质。凭着革命热情和对事业的无限忠诚，都无法感动“现实存在”，任由“革命意识”决定“客观存在”。相反当革命者在作出“意识决定存在”的选择那一瞬间，就注定“革命意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失败命运。

　　当“阶级斗争意识决定革命的敌人存在”时，一个以思想异己、意识相冲、观点向背、意见对峙、山头派别、党同伐异来确定敌我的冤假错案机制也就造就出来了；一个以清除阶级异己思想意识的革命行动、以革命的名义专制地迫使社会全体成员去无穷无尽地进行灵魂深处的自我世界观改造、为了纯洁党性、纯洁阶级队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政党阶级内部自相斗争相互革命的历史悲剧也就上演了。这种以“革命意识决定革命敌人的存在”的亲者痛仇者快的自相残杀社会悲剧，同时也为野心家实施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腐败谋私、篡党夺权、改朝换代之阴谋提供客观便利条件。如此悲剧，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无一例外地都上演过。比如2007年10月30日普京来到了布托沃，对1937年至1938年在斯大林统治达到极致的时期，2万多名苏联人在此被大规模处决。“太疯狂了，”他颤抖着说，“这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为什么被杀害……我们不要让这场悲剧被遗忘。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的人被送去劳改、遭到枪击或被折磨致死。”

　　苏联老大哥如此，作为小弟的我国，同样为“阶级斗争意识决定革命敌人存在”的革命实践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就一个文革就致使四千万干部、一亿群众陷入冤假错案悲剧之中生不如死。如此这般的社会悲剧已成客观存在的事实，再怎么文过饰非那些以“人的意识决定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愚蠢而残酷的错误，都无法改变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

　　革命理论虽然能够明确告诉革命意识“市场经济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是革命理论却无法提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蓝图。所以唯有以革命暴力消除市场经济、排斥价值规律来达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效果。

　　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无一例外都得依凭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军事配给制基础，通过执政党行政命令来安排社会物质生产，以政府管制来对社会的生活资料进行货币形式的配给，致使社会所有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以产品分配形式流通。因此在如此这般的“意识决定存在”的社会里，一切产品价值由中央政府确定，价格只是为了便于国家统计GDP，货币只是产品生产分配的计量单位，用于安排生产计划，统筹人均分配而保留。钱不再是万能的，无等量的产品配给票证配合，钱再多也无法帮助人们实现“想要什么就能获得什么、想要多少就能享受多少”的愿望。虽然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存在，但是社会货币化的分配供给机制，致使人们再怎么靠辛勤发奋地劳动，领取比他人再多的报酬，除了多生孩子多得配额外，其命运也无法比他人有更多的选择；其人生也无法比他人有更多可实现的梦想；其今天的生活无法获得比昨天更美好的改善可能。

　　“革命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革命探索实践一经展开后，必然致使无产阶级政党开弓没有回头箭——硬着头皮将错就错，势必以共产主义世界观对现实存在的过去社会思想、意识、习惯、观念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世界观本来就是反映客观物质社会存在的精神产物，用世界观改造社会存在，其实也就是“意识决定存在”的翻版。）

　　通过严禁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取而代之的手段，进行对城市工商业、以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这些行业是在运用相对高效的生产工具来进行社会生产，也就部分抵消（“养自己的家、糊自我的口”之）私有性质的生产力消极怠工的反抗，虽然由此生产力发展处于停滞倒退状态，但还不至于导致城市人民群众生活陷入温饱危机。但是对于仍然得靠“神农锄”那样落后的生产工具谋生的农村，进行如此这般的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运动，所引起的农业私有制生产力对“革命意识决定公有制存在”的本能反抗，那可就必然致使占国家总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因衣食温饱成问题而陷入生存危机的境地。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农业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而饿死了多少人我们无从统计，但是就中国60年代农村社会，因人民公社集体化改造运动而饿死的人就超过1000万人。

　　当以革命的强权专制手段来强制贯彻进行“革命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错误革命实践时，那么这种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方式方法，必然会首当其冲地遭到社会生产力的反抗，从而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倒退，物质生活资料极其缺乏，也就直接事关全国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这与阶级斗争制造出来的社会冤假错案所造成的党内外社会怨声载道之不满情绪结合起来，必然加速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瓦解。由此可见，就是再如何高尚先进的革命行为，一旦陷入唯心主义泥潭，也是会祸国殃民的。

　　中华民族是苦难深重的民族，也是幸运不断的民族。在毛泽东去世的历史紧要关头，新中国第二代执政党集体领导群体，及时地纠正“以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愚蠢又危险的执政错误，以大无畏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否定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掀起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行动，致使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全国人民群众冲破思想牢笼，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二次革命成功打下稳固的思想理论基础，最终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致使唯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实力能跻身于世界前列，成为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纠正过去所犯的“以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愚蠢又危险的错误的样本。

　　行文到此，不得不说，毛泽东晚年之所犯的错误，不仅仅只是他个人必须承担的错误，也世界性人类探索社会改造实践必需要付出的历史代价。但凡带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并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革命领袖，都会无奈地必然触犯这一“以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唯心主义错误。如苏联的斯大林、南斯拉夫的铁托、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等等世界无产阶级第一代领导人，无一可以避免触犯这一愚蠢而固执的错误。犯这种错误与个人恩怨品行道德无关，是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必然要生成的时代错误。就像是中国俗话所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比如在文革中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四个伟大”不是好东西，但是他已无法与党的意志抗争、无法忤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爱去抵制、否定、纠正这一“个人崇拜”的社会事实存在。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名垂青史，不仅仅因为他们人格比同时代人类更伟大，也不仅仅是他们为世界、国家、民族历史打开新的历史篇章，还因为他们具有“在打开历史新的篇章过程中因探索真理必然要去触犯历史性时代错误”而必需先下地狱的献身精神。所以说，后人以他们探索性的错误，来否定他们打开历史新篇章的功勋，同样也是在重犯前人“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错误。

　　何况今天我们不也仍然在重犯前人性质相同的错误嘛。比如搞五年为一期的经济建设规划，不依然在犯“以今日良好的意识规划，决定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存在”的唯心主义错误？都知道唯先有打锦州，后才生成辽沈战役的结果，辽沈战役哪能早于打锦州前就可以规划确定好的？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意识决定存在”的苦头，我们还没有吃够吗？客观存在绝不是面团，可以任由着人的意识随意扭捏。就能源来说，无论是核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都存在技术不成熟和材料不经济等等现实存在的问题，何况新能源还会同时生成出无法避免的弊端。风能就是鸟类的杀手，一个地震就因核能发电的核泄露事故致使世界人类胆战心惊。就人类目前的智能，人的意识所能发挥效用就唯有“节约能源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上。自行车、公交出行、节约用电、用水、用油、提高资源再生利用率，这些都是人之意识力所能及的事，也能在抑制人之奢侈浪费、过度消费欲望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为什么不以此“意识决定行为”呢？

　　股市之所以产生投资泡沫，不就是“炒股炒预期”之“意识决定存在”的炒股方式所搞出来的？意识股票上涨就买进，意识股票下跌就抛出，结果股价的事实“存在”，老是给炒股“意识”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今日的房地产泡沫不就是多年前的城市化建设规划所造就的必然后果嘛。有哪一次国民经济规划，没有沦为只是政府官员升官发财考绩目标的方向。存在决定意识，未来不会是今日规划出来的。所以好钢别尽用在务虚的规划上，做好、做精、做足、做成今日眼前事，“辽沈战役”的伟大成就自然而然地会在未来社会存在中显现出来。

　　再比如，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行政腐败历来都领社会深恶痛觉，可是执政党防反腐败出台的种种严厉的、法律的、纪律的、行政的措施，都如同“吓唬麻雀的稻草人”——无法阻碍腐败生成进程，现实存在的腐败依旧前赴后继的进行着。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执政党在治国时没有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二手都硬。拳击时左右手必须互为伸缩各有侧重方能攻防兼备，何况腐败是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客观的必然产物，不是精神主导意识生成的行为。在艰难困苦的大革命时代，可以用共产主义美好的远景激励革命者向往幸福生存的斗志，确立“唯有牺牲多壮志，管教月日换新天”的大无畏革命傲气。而在天天如同过年般的幸福环境中，这种只可想不可遇的共产主义美好的远景激励机制，是很难起到大革命时期的同等效用。如果公有制的共产主义信仰能遏制私有制生成的腐败，那么上帝也就能救赎人类背负的原罪。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致使社会主义主义社会客观存在，而人类自身发展要求必须改变现实存在的社会，需要有一个符合自我理想的社会存在取而代之，也就是理想与现实发生绝对矛盾时，人类只能选择由“意识决定存在”，根据自我理想塑造存在来达到改变现实存在的目的。这时唯物主义就成为阻碍实现理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绊脚石，而唯心主义却成为助推理想超越现实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动力。选择决定结果，结果注定命运。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会获得成就，就因为中国人民将自身社会进步文明发展选择建立在“存在决定意识”的社会基础上。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巩固，不一定非得要通过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来取得，完全也可以恩威并施，以给出路的政策，消除阶级歧视给所有存在的阶级于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从而发挥资本与劳力各自与生俱来的特色特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物质保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存在完成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这不是还好吗。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不就已作出证明了嘛。每一个社会都有当时生产力发展所派生出来的社会问题，所以不能以新生的社会问题来否定新的社会客观存在的必要性，更不能以此作为新不如旧否定新生事物的借口。发展中新生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去寻求解决之道。只能用发展着的物质力量去求解，复旧只能致使新旧矛盾纠缠不清。

　　其实对于现今反防腐败的社会行动，也应该应用“存在决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来求解现实反防腐败的老大难问题。在人治专制集权的国家制度中，社会财富就如同放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桌子上的蛋糕，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定的行政执法权力，就可以进入办公室来到大班桌旁，毫无顾忌、无所阻碍、不拿白不拿地将社会蛋糕占为己有。不怕同僚揭发吗？在长官负责制下，所分管的范围就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拍不进的独立王国，谁敢管、谁会管、谁能去冒犯官场“不听不该知道的话，不管不该管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不得罪不该得罪的人”的潜规则。一句话要想靠政府机关内部官员相互监督、提醒、揭露、防范腐败无疑于缘木求鱼，除非是情非得已而揭露同类腐败。靠人大反犯腐败，隔行如隔山，一个“财政预决算”就使人大代表看的是一头雾水，怎么对“绝对的权力”行使完整的监督管制呢？何况人大官员和政府官员是同一个官场江湖二个不同谋生方式的掌权人，（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有相互置换的可能）。靠发动群众来防范腐败，也行，但是必须要具备“政府行政执法三公开”的现实客观条件，政府行政执法仍然像现在一样——装在“国家机密”的公文袋里，那人民群众就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连发言权都不具有，人民群众一旦发动起来，还不“误作非为”地“反腐败”，文革教训已经够深刻了，决不能为拒腐败而把社会动乱搞出来。这不行、那不可，究竟如何去有效反防腐败呢？存在的问题，只能以清除生成问题的客观存在来解决。如果将政府行政执法的“三公原则”写进宪法，用刑法的“对社会公众隐瞒政府行政执法信息罪”来为“政府行政执法三公开”保驾护航。那么历史悠久的“国家机密”公文袋就会被法律强行扯开，让执政党行政执法的任何细节都抖落在阳光之下，那么社会财富“蛋糕”也就事实处于世人众目睽睽之下，这时的人民公仆也就必然个个争先恐后地表现出自我绝对的大公无私、刚正不阿的共产党官员的特有风格，却没有任何公仆会犯傻地把社会的公共财产占为己有。

　　套用伟人的至理名言“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作恶，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使坏”。也就是说，要寻找到遏制腐败的办法，唯有从现实制度缺陷中寻找生成腐败的现实客观存在，创造性地设置有效反防腐败的好制度，确立无法腐败的新的社会存在，那么腐败还会是社会老大难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