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词有哪些:风卷残云_历史内幕

  

 第五卷－风卷残云_历史内幕  

1．老蒋后院起火，美国白宫策划换马。南京政府被迫“改弦易辙”。李宗仁提出“五项和平主张”

    　　深刻认识1949年国共两党的北平和平谈判，要从国共两党的关系谈起。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史上，有过合作，如北伐革命、抗日战争；也有过交恶，如“四一二”清党、十年内战等等。存在于这种合作与斗争之间的，便是国共两党之间因重大事变而举行的政治谈判。

　　1923年6 月，中共三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作出了与国民党合作，帮助改组国民党，并共同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决定。此后，国共两党举行了政治谈判。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人则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推动北伐革命。两党的合作，极大地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使南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好景不长，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逝世后，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逐步落到了右派首领蒋介石手中。1927年4 月12日，窃取了革命成果的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人，造成十年内战。1936年底，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北上到达陕北。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在此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仇，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导致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的第二次合作。此后，国共两党之间在抗日的旗帜下，就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艰苦谈判。其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谈判到底还是以破裂告终。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了重庆谈判，意图和平建国。但急欲成就霸业的国民党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心使用武力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却不能不屈“尊”向共产党乞求和平了。

　　1949年，国共两党之所以能举行和平谈判，主要是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年，蒋介石敢于推翻政协决议，发动内战，靠的是他手里的武装力量和美国的援助。那时国民党有正规军430 万人，是共产党军队的三倍半。武器装备更是精良得多。蒋介石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军队。但是，这位枭雄高兴早了，他低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正义的共产党的力量。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在内仅剩下220 万人，正规军只有100 多万。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却由120 万人发展到400 万人以上，而且许多部队已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

　　事已至此，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这个仗已经打败了。不仅军事力量的主力被消灭了，而且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经济也已崩溃。物价的飞涨就像脱僵的野马，到1948年8 月间，已比抗战前夕上涨300 倍。南京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结果使经济雪上加霜，更加陷入绝境。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大量被歼，意味着蒋介石的实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使得向来对蒋介石不满的桂系头目李宗仁和白崇禧等颇有些幸灾乐祸。他们立即开始进行反蒋和共的密谋，而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积极加以推波助澜，密切配合。

　　1948年12月2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率先发难，自汉口发出致蒋介石的“亥敬”电，抢先打出“和谈”的旗帜，劝蒋“改弦易辙”。在这份话中有话、咄咄逼人的电报中，这位统辖华中数省的大员“规劝”蒋介石：要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应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静候和平谈判解决。

　　同时，白崇禧还鼓动他属下的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等人通电全国，公开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和谈进行。此等文电，目的明确，就是倒蒋。此外，白崇禧还电邀与李济深等关系密切的原桂系重要领导人黄绍竤，前往其所在地武汉，密商行动步骤，并派其亲信刘仲容赴上海同中共方面进行接洽。这时，正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也看准时机，鼓动白崇禧公开反蒋。

　　对于“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来说，1948年底那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真不好过。可谓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就在白崇禧发难的当天，中共中央通过新华通讯社公开宣布了“头等战犯名单”，蒋介石名列榜首。

　　几天后，新华社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表示了准备反对一切所谓“和平”的主张，说明了共产党必欲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同时，还宣布即将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上的失败、白崇禧等人的发难和共产党人的强硬态度，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下野问题。其实，更令蒋介石伤心失望的是美国政府已有换掉蒋的意思。

　　早在1947年美国政府已有换蒋的意思。1947年夏，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一个月。在他离华前夕的8 月24日，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茶会欢送，魏德迈在茶会上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这篇声明特别强调了南京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官员们“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声明代表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想法。其中有一句使蒋介石非常恼火，深感难堪：“冲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已经在明显地暗示，蒋介石已经没有感召力了，应当另择新的“领袖”，来“复兴”中国。

　　9 月8 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把魏德迈的访华报告转交给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征求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雷登即密电答复马歇尔：“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此时，司徒雷登已明确地建议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了。

　　蒋介石闻知美国白宫在策划换马，虽非常气愤和恼怒，但又无可奈何。蒋介石想到了美国总统大选，便转而希望杜威当选为美国新总统，以取代杜鲁门，并为杜威竟选资助款项，妄图依靠杜威的支持，仍坐在“总统”宝座上。但是命有不济，事与愿违，1948年11月，杜威落选，杜鲁门又蝉联总统，继续当政。尽管蒋介石的希望化为了泡影，但仍强打精神，于11月9 日给杜鲁门写信，要求只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土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安慰与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竟于三天后写信予以拒绝了。

　　这时，蒋介石既感败局已定，又失去杜鲁门的支持，自然心慌意乱，知其宝座已经倾覆在即，深感大祸将临，于是脾气也更大了。

　　蒋的“文胆”陈布雷因提不同意见，也受蒋训斥，更感到前途暗淡，自己又是蒋的心腹刀笔，没有出路，便于11月3 日自杀身亡。这一天晚上，蒋介石深受刺激，难以入眠，在房里踱来踱去，既在悼念陈布雷，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苦思良策。他眼前一亮，终于想出一个妙策，激动得把水杯都推在了地上。他紧紧盯住夫人宋美龄，坚定地对宋说：“你到美国去一趟”，“去向他们陈情”。

　　宋美龄11月24日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但马歇尔却要她以私人身份访问，这又是一瓢冷水。28日宋美龄启程赴美，12月3 日会晤马歇尔，10日又见杜鲁门总统。她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援华计划：（一）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和反共的宣言。（二）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三）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10亿美元。但对她的如意算盘，不论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予理睬。宋美龄不甘心白走一趟，空手而归，于是便暂留美国，作长期努力。蒋看到大势已去，终于认识到干不下去了，准备下野。

　　12月16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李宗仁住处与李商洽下野之事。经过两次会谈，蒋提出如下方案：（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四）和谈的准备：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运用外交，特别是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和平而努力。

　　白崇禧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在武汉打电话告诉李宗仁的秘书长说，蒋介石必须辞职，“由李德邻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并一再嘱托，对此一定要坚持到底。

　　12月20日，孙科的新内阁组成。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做孙科的副手。24日。白崇禧未和李宗仁商量，就发通电致张群、张治中转蒋介石，提出与中共和谈建议，呼吁和平。

　　李宗仁也随即宣布了五项和平主张：（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军，由各党派人士组织联合政府。同时，蒋介石又收到程潜要求其下野的通电。这下把蒋气得不住地哼哼，并用手指了一指世界地图上的北美洲地区，说事情的根源“是在那一边”！在身边的张群、吴忠信都一言不发。

　　12月29日，蒋介石召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国民党要员，要他们去见李宗仁商谈应付办法，目的是试探桂系的真实意图。对于蒋介石派来的心腹，李宗仁嘴中的话虽吞吞吐吐，但态度非常明确：蒋介石必须下野；由李宗仁出任总统并宣布和平方针；计划实现和平的具体步骤。

　　12月30日，白崇禧又发电呼吁和谈。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蒋介石见此情状，怒火中烧。他忿怒地说白崇禧：“这个狗头军师，使湘鄂豫三省勾结一气，要我好看！好！就看他们的厂一边说，一边转来转去，在场的张群、吴忠信和阎锡山面面相觑，不敢吭气。

　　1948年12月31日晚，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门口，车水马龙。一辆辆载着国民党中常委、“政府”五院首脑的轿车，鱼贯而人。一年一度的团拜聚餐会在这里举行。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以及邵力子、陈立夫、张群、谷正纲等国民党中常委和若干高级将领都出席了。在这些人的脸上，很难看出任何节日的气氛，每个人都忧心仲忡，言语谨慎。

　　晚餐过后，该进入正题了。蒋介石清了清嗓子，以低沉的语调对众人说：“诸位，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平，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已经拟好一篇文告，准备于元旦发表。我请岳军涨群）代为宣读，征求各位的意见。”

　　此篇文告出自“江西才子”陈方的手笔。张群念完文告，全场死一般沉寂。在文告中，蒋介石强调了要在坚持伪“宪法”、保存伪“法统”的前提下，同共产党谈判。他还宣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紊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介石见无人说话，便侧过脸间坐在他右侧的李宗仁说：“德邻，你对这篇文告有何意见？”李宗仁愣了一下，脸上漠无表情，字斟句酌地说：“我与总统的意见并无二致。”对于这样的回答，蒋介石显然很不满意。但李宗仁毕竟是副总统，不是他可以随意辱骂的黄埔学生。所以，蒋介石心中有火也不便发作。

　　“哇——”突然有人放声大哭。此人为谷正纲，CC派中蒋介石的嫡系人物。此公边哭边喊：“总统不能走！总统不能走！”嚎哭一阵之后，谷正纲抹了一把眼泪，正色道：“我反对发表这篇文告，因为这将对士气、人心发生不良影响。”

　　听到此言，看到自己还有如此忠诚的部下，蒋介石的心里产生了一丝安慰。可是，谷正纲的声嘶力竭并未引起多大反应，人们仍保持着令人难堪的沉默。目睹这一景象，蒋介石的心仿佛掉进了冰窟窿里。

　　这时，主管国民党政府宣传舆论的头面人物张道藩站了起来，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是戡乱时期，总统无论如何不能下野！”

　　但其他人如萧同兹、范予遂则表示文告可发，蒋可下野。蒋借机正色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蒋介石终于耐不住这寂寞，大声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们很难于接手。”

　　接着又要李转告白崇禧：“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人心！”李宗仁则微微一笑，说道：“总统英断，我无有不从之理，一切望赐教！”蒋介石又嘱咐张群，关于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人文告，说罢就愤然离去。

　　1949年1 月1 日文告发表，中心内容是：和谈是可以的，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体制和制度都不能变，至于蒋个人的进退“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介石发此文告，是为和谈定调子，是请国民对其被迫下野表示意见，希望国民支持他不下野。但蒋经国却在自己的日记里说是蒋介石为自己下野而暗示军民作心理上的准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是在“收回两周前决定之辞职”。

　　但到1 月4 日，蒋又亲自在李宗仁住处博厚岗请李上台。他对李说：“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这些日子蒋介石真是如坐针毡，度日如年。1 月5 日，他召见吴忠信到官邸，向吴口述发给白崇禧的电报，电报大意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白的和谈倡议。电报稿刚念完，张群又进来报告中共的反应，带来了新华社的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评战犯求和），气得蒋一屁股坐下来；随后又叫念毛的文章。当张群念到“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时，蒋长叹一声，摆摆手说：“算了罢，别念了！”

　　蒋一面劝李上台，一面又期望他的嫡系、心腹或广大党员们大力挽留他，以便对国人和美国人表明：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部下、国民、党内“同志们”不让他下台；他也好渡过这一难关，向美国人表示他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国人仍然支持他。所以他表面辞让、引退，甚至表示“退休”，但内心并不是果真如此。李宗仁也想继任总统，虽表面上极力推辞，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则互不相让，步步紧逼。

　　1 月7 日，蒋介石得知杜聿明部于淮海地区已大半被歼，更泄了气，决定自动下野。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杜幸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间尚有3 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蒋介石遂于次日下午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会商运用外交促进和谈局面，授意孙科令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4 国，请其运用外交施加影响。但美国因希望蒋早日下台，予以婉拒；苏、英、法也仿效美国态度。蒋又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蒋又于8 日派张群飞汉口见白崇禧，向白说明自己的两点意见：“（一）我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如果我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屡遭失败，已经是一塌糊涂，但在政治上，还未乱方寸。他早已品出白崇禧的弦外之音，洞悉桂系“逼宫”的意图。

　　下野之前，他自然要精心部署一番。12月4 日晚，他在得知宋美龄在美国的不妙情况后，就召见亲信吴忠信，要他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他“辅助”李宗仁当总统，并说：“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就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决定。”

　　1 月川日，派蒋经国到上海，把金圆券换得的黄金、白银和外汇（3.7 亿多美元）密运台湾，仅留20万两黄金给汤恩伯作为军费支用。这就把李宗仁上台后的经费完全攫取一空；接着把海空军实力中心移往台湾，大大减弱了李宗仁的江防力量；同时又把大量军火运到台湾。这一手很厉害，是对李宗仁的致命一击，可谓釜底抽薪。

　　就在这一天，杜幸明被俘，杜部被全歼。蒋介石早已经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拆李宗仁的台；并希望李、白实力被消灭，他仍然当小朝廷的皇帝。否则，李、白统治江南，他老蒋也无法立足台湾。所以李宗仁说蒋介石下台是借刀杀人。当然，蒋仍尽力争取不下台，即使下台，也不放弃实权，以达到消灭李、白实力的目的。美国驻华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对蒋的迁台计划曾提出异议。1949年1 月5 日，司徒雷登专门派傅泾波见李宗仁询问，李却毫无所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命蒋经国和俞济时回溪口部署回乡居住和作幕后指挥的技术准备。共装了7 座电台，供蒋指挥一切，实际上是总统府的小搬迁。白崇禧也以重金包陈纳德的一架专机送黄绍竤到香港找李济深出面和中共联系和谈之事。但李济深已于上年12月25日应毛泽东之邀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不禁大失所望，只得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联系，把白崇禧的意图转告中共方面：（一）蒋介石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由李宗仁负责和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其实，蒋介石心里明白，下野一事已经是不可避免。虽然有点迫不得已，但未尝不是一次以退为进的机会。在他蒋某人的历史上，已经有好几次下野的经历了。每次下野之后，不是很快又重新复出了吗？强烈的权力欲望，使蒋介石在为下野也就是再次上台做准备。

　　蒋经国回忆父亲当年之所以决定引退，一是考虑到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二是打破半死不活的环境；三是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在军事和人事上，引退之前的蒋介石可谓用心良苦。

　　他下令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总司令部，任命其得意门生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任命自己的忠实门徒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命自己留学日本的老同学、政治盟友张群主政西南，出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控制川康滇黔四省。

　　此外，蒋介石下台前还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朱绍良为福州绥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等等。

　　从蒋介石下台前所作出的军事和人事部署看，他的全部战略可以概括为：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

　　1948年底，正当国民党政府上演“逼宫”闹剧之时，位于太行山麓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中央统帅部，却沉稳而冷静地关注着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局势，准备因势利导，将共产党人在战场上取得的军事优势发展为决定性的政治优势，夺取全国胜利。

　　时值岁末，寒气袭人。受西伯利亚南下冷空气影响，从东北到江淮大地普遍降了一场大雪。

　　此时，在西柏坡村一户农家的院落里，毛泽东已在雪地中伫立了许久，一丝不动，平心静气地望着远处的山峦出神……

　　这位当时中国第一大在野党的领袖，虽然出生于山清水秀、绿树成阴的湖南，却对北国寒冬的雪有着特殊的感情。毛泽东的一生，喜雪。爱雪、吟雪、咏雪，尤其是那首《沁园春。雪》的绝妙诗句，更令天下英雄黯然失色！

　　眼下，毛泽东身处在这洁白的世界中，极目远眺着巍峨的群山和无际的苍穹，并非要寄情于风花雪月，而是正在酝酿着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一个卫士小心翼翼地来到毛泽东身后，仿佛怕惊醒了这位伟人睡梦似的，轻声唤道：“主席，回屋吧，天已经黑了，外面冷。”

　　毛泽东似乎没听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街在嘴上。“嚓”的一声，卫士已将火柴点着。

　　院子里静悄悄的，惟有毛泽东吸吮的烟头若明若暗……

　　毛泽东果断地扔掉烟头，缓缓踱回屋里。

　　这夜，毛泽东屋内灯火通明，他为中共中央的喉舌新华社起草了1949年新年献词。

　　这一天，是1948年12月30日。

　　这篇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昭告天下：“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这是一份动员书，是一份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檄文，它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恶人，不管蒋介石及其同伙企图玩弄何种阴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除恶务尽，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这篇文章以鲜明的个性，体现了毛泽东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毛泽东的这种精神纵贯他的一生。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主张：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此后，在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又进一步铸造了他的自信和顽强。毛泽东曾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的这种奋斗与自信精神，升华到哲学理论上，便形成了毛泽东著名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在充满矛盾的宇宙中，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和平衡是相对的，宇宙间这种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是世间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顽强与自信，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号领袖人物的重要品格特征，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

　　两年半之前，国民党、蒋介石以“统一军令”、“统一政令”为借口，凭借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发动了“剿匪勘乱”的反共内战。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饱经战乱的参战国都希望世界出现一个和平局面。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已经交出武装，接受了政府的“招安”，国内外的环境都对中国共产党人不利。就连以共产党世界领袖自居的苏联，也希望中国国共两党“和为贵”，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

　　然而，胸怀大志，性格倔强，视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就不信这个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为此，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告诫他的同志们：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决不能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就像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的黄河，它虽然注定要流向大海，但毕竟在东奔的遥远路途中，还要经过无数个“九曲十八弯”。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惨遭失败后，不得已又重新祭起“和谈”这个法宝。

　　1949年1 月3 日，李宗仁尚未执掌南京“总统府”的大印，便积极展开斡旋，通过苏联驻南京外交使团，向苏联政府送交了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李宗仁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政府充当中国内战的调解人，支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 月9 日，苏联政府收到了这份备忘录。次日，斯大林亲自致电毛泽东，全文转达了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了苏联政府草拟的复文，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国开始由合作逐步转向对峙。苏联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既不愿意得罪国民党政府，又不愿意给人留下苏联与中共有特殊关系的印象，更不愿让美国人再度插手中国事务。在得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积极谋求国共两党之间和谈的情况后，苏联政府显然不愿意反对和平谈判的建议。不过，苏方也要求国民党政府认清，这件事归根结蒂取决于中共的态度，而不取决于外国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在拟定的回复李宗仁方面的电文中称：“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苏联承当调停人。”

　　但在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中，斯大林明确主张进行和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方面竭力排斥美国充当调停人。电报说：“如果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如此答复：”中共向来赞成中国国内和平，但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开始的，而是南京政府开始的，它应当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国内战的战犯们参加。中共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解者。中共特别认为这样的外国调解是不可能的，即它们自己以其武装力量与海军参加中国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样的国家对于清除中国的战争不能认为是中立的和客观的‘。“

　　来自远方朋友的关注，中国共产党自然十分感谢。但是，毛泽东对于电文中那些多少有些指手划脚的“意见”不屑一顾。1 月11日，毛泽东迅速就此作出了答复。复电称：“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作如下之答复：即苏联政府自来是，现在仍然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与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

　　毛泽东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革命目前已经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国民党的和谈建议，其实只是一种拖延革命胜利的阴谋。而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进行这样的谈判，只会推迟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回击南京政府的“和平攻势”，充分揭露其和谈阴谋。

　　1 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针对南京政府和谈呼吁，异常严厉地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声明中，毛泽东强调：“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李宗仁见蒋介石仍迟迟不下野，即于17日派特使飞汉口，通知白崇禧，准备共同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逼蒋下台。

　　19日，蒋介石于黄埔路官邸召开“御前会议”，孙科、张群、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等政府要员参加。会议决定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愿双方先无条件停火，然后再派代表协商。会上蒋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蒋介石的目光扫了扫大家，希望大家大力挽留他，但结果使蒋大为失望，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吴铁城首先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说：“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一下。”听罢此言，蒋介石按捺不住怒火，愤愤地说：“不必，什么常委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陈立夫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总统，正想说什么，蒋介石立刻不耐烦地猛然起立，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条办法，决定于21日下野。”

　　白崇禧则于20日至21日凌晨在武汉加紧磋商对策，并在电话中叮咛李宗仁要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白与大家连夜磋商后，归纳为三条意见：（一）李宗仁必须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二）必须改组孙科内阁，另组张治中和谈内阁；（三）请何应钦出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这三条意见写好后，由邱昌渭和程思远带回南京向李宗仁汇报。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处处高李宗仁、白崇禧一着。当蒋决定下野后，不仅把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而且已完成了人事的调整和安排。

　　1 月20日晚，蒋介石约见李宗仁，说明下野之意。次日上午10时，蒋介石在官邸召集要员开会。会上，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出引退和由李宗仁上台之事后，好几个人竟痛哭流涕。蒋于此悲痛气氛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引退文告，叫李宗仁签字。李在一片抽泣声中，也顾不得细看文稿，就签了字。

　　同一日，蒋介石召见浙江省主席陈仪，问陈对他引退的意见。陈仪向蒋微微一躬后，未加认真考虑，就说蒋的引退是“激流勇退，适当其时”。其实，这是陈不经意的一句顺水推舟的客套话，而蒋听后则脸色突然大变，缄口不语。陈因此话种下了杀身的祸根。

　　下午4 时10分，蒋介石飞离南京，到杭州后住在觅桥机场。陈仪赶快请蒋介石到楼外楼吃饭，为他接风。陈诚、蒋经国、俞济时、汤恩伯也陪同在座。但蒋不赏光，滴酒未沾，大家不欢而散。

　　蒋介石于杭州览桥机场住了一夜后，次日晨乘机返乡。此时宋美龄还在美国未返，他更感凄凉和孤单。蒋的座机于宁波市郊栋社机场降落后，陪送和迎接的人很多，轿车队浩浩荡荡，直奔溪口而来。到溪口后，武岭学校的学生列队欢迎。蒋介石因心情不好，连手也没有抬一下，就过去了。

　　蒋在溪口的警卫工作由蒋经国编组的侍卫总队和国防部绥靖总队担任。起先，俞济时要安排88军担任，只因军长是程潜的干女婿，蒋未批准，并训斥俞济时：“你不知道他是程潜的干女婿吗？程潜可靠吗？”

　　蒋到溪口后，仍在幕后指挥军事和有关方面的事务。1949年1 月25日，蒋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开小型军事会议。会上，蒋将长江防线分为两段，江西湖口以东归汤恩伯防守，湖口以西归白崇禧防守；他估计白的人马还有75个师，45万人。

　　关于作战计划，他指示各高级将领们：“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蒋介石明白：江西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控制，他无能为力，就幻想保住淞沪地区，作为台湾的桥头堡，再转而反攻大陆。至于南京，因为李宗仁上了台，他决心放弃，并令汤恩伯将江宁要塞的大炮秘密拆运上海，把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然后问汤听懂了没有？汤大声答道：“懂了！卑职一定遵守，不成功便成仁！”为此，李宗仁说蒋介石破坏了江防计划，非常气愤。

　　会上，蒋介石还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对此，谁也不敢表态。为了鼓励士气，蒋又说麦克阿瑟曾表示，只要我们争取支持一年时间，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

　　1949年1 月22日，也就是李宗仁当上“代总统”的日子，李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划和平运动。同时，又命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竤、彭昭贤为和谈代表，等候和中共商定地点后进行和谈。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访见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润等人，请他们为和谈出力。

　　回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近20年来，桂系曾几度反蒋，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李宗仁不得不承认其实力难与蒋介石抗衡。于是，长期以来，李、白忍气吞声，寄人篱下。而眼下，由于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再加上被美国看中，他们时来运转，终于将党内宿敌逼下了总统权力的宝座。

　　但是，饱经宦海沉浮的李宗仁，对自己执掌“中华民国总统”大印一事并不太乐观。他明白，蒋介石虽然不当总统了，但他还是国民党总裁，依惯例，大政方针必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委）审议后方可实施。由黄埔学生掌握的几百万军队，仍然听蒋的指挥。特别是他那充满杀机的“元旦文告”，充斥着同共产党决一死战的气氛。看来，是战是和，现在还很难预料啊！

　　应该说蒋介石的“因故不能视事”及退隐故里，为国民党中的桂系首领李宗仁创造了“改弦易辙”的机会。但李上台后，蒋介石诸事不与其合作，并处处制造麻烦，蒋、李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同时，李宗仁幻想“划江而治”，实现“南北朝”。正是在此背景下，李宗仁开始了同中共的和谈。

　　李宗仁分析了自己的和谈筹码：美国朋友鼎力相助，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军事实力，再加上与共产党旧恶不多，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真能将和局谈下来，搞他个划江而治，自己岂不是成了党国的中兴之王啦……

　　正当李宗仁在南京总统府办公室总统椅上暇想之时，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把李宗仁从云山雾海中惊醒。原来，电话是张群打来的，张群向李宗仁报告：“代总统，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您过目后发表，能否一晤？”

　　这张群，不仅是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的同学、党内斗争中的盟友，而且是主管国民党“喉舌”的宣传部长，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想到此，李宗仁尽量客气地回答：“岳军兄，不必客气，我立刻到府上去。”

　　李宗仁乘车来到张群宅邸，张群出门迎接。李宗仁在客厅刚一坐定，张群便取出文告，说：“代总统，这是总裁的一份文告和他为您代拟的文告，请代总统过目。”

　　张群用“代总统”一词，叫得李宗仁十分不舒服。李宗仁觉得必有缘故，接过文告细读，脸色不由一沉。他抬起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张群，冷冷地说：“岳军兄，这文告颇有些不妥。”

　　“怎么不妥，愿闻其详。”张群淡淡地问。

　　李宗仁看上去十分激动，连话语中也带有颜音，说：“文告上说‘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今后蒋先生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引退’字样，如‘决身先引退’。第二，依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写‘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耐着性子听完李宗仁的一番牢骚话后，张群不慌不忙地沉吟道：“怕不好更改吧？”

　　事已至此，李宗仁也拉下脸来，气愤地说：“名不正，言不顺，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还是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见李宗仁发火，张群面带难色地说：“文告是总裁亲自定的稿，不好改呀。”

　　李宗仁忿忿地说：“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当作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这样的事，我不干！”

　　见李宗仁态度强硬，张群也知道蒋介石做事太过分，本不想招揽这得罪人的差事，可无奈利害关系又在老蒋那一边，便以缓和的口气说：“德公息怒，容我与总裁再联系一下如何？”

　　李宗仁起身告辞，等他回到总统府时，张群的电话也追了过来，报告说：“总裁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发表？”

　　乍一听到电话中张群转述蒋介石的指示，一口一个“李副总统”，联想到刚才此公一口一个“代总统”，李宗仁心中火冒三丈，想骤然发作。可转念一想，眼下正是多事之秋，党国危亡，前途未卜，还是不计较为好。于是，便淡淡地答了一声：“就如此办理吧。”

　　次日早上，一到办公室，李宗仁便吩咐秘书拿来当日报纸，摊开读罢，气得他脸色铁青，浑身颤抖。原来，报纸刊载的文告，仍是昨日在张群处看的原样，绝无蒋介石“引退”。“辞职”等字句。

　　此外，更使李宗仁难受的，是吴忠信以政府秘书长的名义，已于昨日将文告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白纸黑字的通令上，赫然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李宗仁事前竟然毫无所知。

　　李宗仁立即传来吴忠信，拍着通令大声责问：“礼卿兄（吴忠信字），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前毫无所闻？”

　　吴忠信自知理亏，不由面带歉疚地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蒋先生已经下野了，连发道通令这样的事他还要管？他说要瞒着我，你就瞒着我，你眼里还有老朋友吗？”李宗仁愤怒地说。

　　吴忠信的利害关系在蒋介石那边，怎敢造次？便一肚子委屈地诉苦道：“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罢了，罢了！李宗仁仰天长叹。

　　“礼卿兄，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做未兔太不够朋友了！你看我如何能干下去？他也欺人太甚了，我不就职就是了！”

　　李宗仁伤心动气的一席话，引出了吴忠信的肺腑之言，他诚恳地劝道：“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民国十六年，咱俩就是一块共患难，虽不够情同手足，也是兄弟一场；我愿以老朋友的名义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留下的人，你还在争什么呢？争得不好，在这种局面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甚至连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证。”

　　果然，吴忠信一席劝解，使得李宗仁清醒了许多。这位可怜兮兮的代总统铁青着脸，冷笑着说：“谢谢你直言相告。他蒋某人如此欺人，我是无法干下去的！”

　　出掌总统大印，李宗仁原本还多少有些信心。虽然他明白，老蒋不会让他顺顺当当地主政，但毕竟是大势已去，党心民心所向，再加上美国朋友的支持，他还颇有一番抱负。可是，当他真正坐到总统宝座上时，尽管宝座上还有一个“代”字，便立马感到了事情的复杂。主政总统府，开局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接连碰了两个钉子，好不晦气！

　　很快，“李代总统有职无权，一切军国大事还是总裁说了算”的议论传扬出去，南京城沸沸扬扬，民间舆论纷纷为李宗仁鸣不平。白崇禧从武汉打来电话，为李宗仁打气：“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明眼人都感好笑，李宗仁身家性命均在蒋介石手掌之中，还奢谈什么“真皇帝”！

　　其实，李宗仁的处境还不如“假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笼中皇帝”。蒋介石归隐溪口前的一番精心安排，使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蒋介石耳目的监视之下，权力不得实施，行动毫无自由。

　　面对的是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可是又不得不收拾。于是，立志在非常时期力挽狂澜，准备做党国中兴之主的李宗仁思虑一番，确定了三大要务：第一，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其底牌是划江而治，搞它一个南北朝，这也是美国朋友最希望‘的；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上台伊始，为争取军心民心，并向共产党方面表示友好的姿态，李宗仁先签发了两个手令：命令行政院院长孙科，立即自国库提款，代总统亲赴武汉前线犒赏三军；命令参谋总长顾祝同，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采取的这两个行动，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宣传价值，这是他上台后的“亮相”。前者是为了振奋日益衰落的军心，后者是为了在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面前表示和谈的诚意。当然，他也不是不知道，释放张、杨二人无疑是在老蒋的伤口上撒盐，肯定会招来溪口方面的强烈反应。可是，搞政治，讲的是大势大局上的利害关系，还是应以党国大局为重。于是，斟酌再三，李宗仁还是决定打这两张牌，力图以点带面，加强自己的地位，捞取政治资本。

　　不久，李宗仁的两个手令有了回音。

　　国民党元老、行政院长孙科，板起面孔告诉他：国库已空，无款可拨，除非开动印钞机！

　　参谋总长顾祝同向李宗仁报告说：代总统的手今已分别转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和四川重庆市长兼警备司令杨森。话虽然委婉客气，但仍是个软钉子。

　　李宗仁不甘心，马上派秘书程思远飞台湾，当面向陈诚交涉释放张学良一事。一向待人谦逊的陈诚，这回却毫不客气地对程思远说：“张学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顾，你就转告德公，不要再坚持了。”

　　程思远无奈回到南京，把陈诚的话如实向李宗仁报告。

　　李宗仁的劳军与释放政治犯两招，没想到一招也未落实，看来老蒋是要带我们上绝路啊。李宗仁沉思良久，现在惟一可行之路，便是硬着头皮与共产党和谈。经过一番考虑，他吩咐程思远：“你起草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说我接受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希望尽快开始和谈。电报写好后立即发出去。”

　　程思远迟疑地说：“和中共和谈，这样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应该先经过……”

　　李宗仁挥了挥手，带着几多愤慨，说：“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议，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是总统，就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电！”

　　李宗仁也不是庸碌之辈，他心里明白，局势错综复杂，危在旦夕，当前最紧迫的是阻止解放军的进攻，以获得宝贵的喘息时间。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允许李宗仁在谈判的条件上讨价还价，惟一的选择是接受中共的条件，开始和谈。

　　李宗仁对和谈采取的策略是：先谈起来再说，同时尽快争取美援。在李宗仁看来，美援是“惟一能使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

　　1949年1 月27日，李宗仁向毛泽东发出了呼吁和谈的电报。在这份由程思远起草的电报中，他多少带有诚意地称：“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这个电报李未与孙科商量，也未经中常会和中政会讨论，蒋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和孙科联系，要孙抵制李宗仁，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孙科惟蒋命是从，便于28、29日和内阁要员离南京到上海，并议决于2 月4 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蒋也决定将中央常务会议移往广州举行，以便进一步控制行政院。这种迁院决议，孙科连李宗仁代总统也不告诉，实在是根本不把李代总统放在眼里。

　　蒋还策动立法委员前往广州。凡赴广州的立法委员，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百元，并且给港币300 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多数立委，仍愿到南京支持李宗仁。蒋“引退”后，把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搞得四分五裂，难以工作。

　　此刻，李宗仁内心十分清楚，同意以毛泽东开列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是要换取国民党在目前困境下所追求的战略目标。而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解放军不要过江，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他却心中无底。因为，一是不知道毛泽东的胃口有多大，二是怀疑自己有没有力量守住长江。

　　第一个方面的情况是李宗仁最为担心的，毛泽东的态度似乎十分坚决，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当然，就这两句口号而言，它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共产党的“胃口”。此外，以毛泽东的性格、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恩怨，共产党现在人多势众，人心民意所向，人家在顺境中能与你谈什么“划江而治”吗？们心自问，三年前，共产党认真同你国民党谈停战并签定了停战协议，你国民党不是自恃人多势众，有美国人撑腰，以军事进攻作为回答吗？……可是，事在人为，想把共产党阻止在长江北岸，也不是没有可能。首先，美国支持此方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竭力运作此事，并通过苏联政府方面向中共施加压力，也许这一方案会有一线希望。司徒雷登大使曾说：划江而治，搞一个国共两党“南北朝”，是他最大的政治报负。美国人的一厢情愿，构成了李宗仁全部言和活动的精神支柱。

　　在第二个方面，李宗仁似乎有几分自信。蒋的嫡系和主力虽然已经基本丧失了，可他又加紧训练了200 多万部队，加上原有的200 多万，尽管质量不行，无法进行决战，但守长江总该可以吧？加上桂系的几十万精锐，同共产党隔长江对峙个三年五载总不会太难吧！

　　李宗仁在做一个梦，不过已经不是蒋介石的大一统之梦，而是抱残守缺的“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致毛泽东的电报发出后，李宗仁迅速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竤等人为政府的正式和谈代表，筹划和谈事宜。他还建立秘密的私人渠道，以求可以与中共最高层直接对话。1 月底，刘仲华、黄启汉作为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秘密到达北平。在西郊颐和园，他们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了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举行进一步的谈判。李、白的具体意见是：（一）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二）南京政府已经无力继续打下去。（三）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具体办法是：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其次，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实现全面和平。

　　为了表明诚意，刘仲华向叶剑英进一步说明了桂系的军事力量情况。“李、白在京沪一带国民党国防部部署的十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三个军；在侯镜如指挥的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两个军；安庆有两个半军，芜湖有一个军，另外还有第55、68两个军，两湖地区也控制有两个军。如果需要，这些部队可以配合解放军作战。”

　　此次谈话后，叶剑英迅速将刘仲华、黄启汉传递的信息电告了还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2 月1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明确指出：“李、白代表的谈话，反映出对国民党大有文章可做。应迅速令其告之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应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CC（国民党特务组织），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CC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

　　对于中共的建议，刘仲华面有难色地表示：“李宗仁虽为总统，但在南京既无力量，亦无胆量逮捕冈村、汤恩伯、顾祝同、郑介民等。”

　　与此同时，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桂系兵力虽有50万，但汤恩伯全面控制着京沪杭地区的防守，汤恩伯部一面掩护蒋系部队后撤，一面监视李宗仁的行动。蒋介石本人也在三个师的保护下，于奉化老家继续控制着国民党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因而，李宗仁在南京实际上是光杆司令。

　　除了派出私人代表与中共私下交换意见之外，南京政府还利用“民间团体”发动和平攻势。

　　李宗仁上台后，南京、上海方面的部分社会名流，受李宗仁“和平谈判”主张的鼓动，先后组织了两个所谓“和平代表团”，准备赶来北平，劝说中共努力找到一种和平方式来解决国民党问题。

　　对于南京政府发动的和平攻势，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指示要因势利导，多做宣传和分化工作。因此，1 月30日，周恩来电令先期进驻北平的叶剑英，要求对南京的“和平代表团”给予认真接待。

　　2 月4 日，通过秘密谈判渠道，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同意在北平接待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但仅给该代表团成员以私人的和参观的名义，并要求代表团必须首先报告代表名单、籍贯、经历、职务等。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满足了中共方面的要求之后，于2 月6 日北上到了北平。代表团的成员有：邱致中、吴裕俊。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他们均为南京“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会员。邱致中为首席代表。

　　中共代表叶剑英于2 月7 日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进行了初步接触。2 月8 日，叶剑英等人又进一步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进一步接触和长谈。在交谈过程中，吴裕俊等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核心内容是探询中共方面：既然国民党政府已经表示承认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应消极？为何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及地点？为何不考虑战争给人民给国家带来更多痛苦？要求答复。

　　很明显，这个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是南京政府借“民间”的方式向中共方面施加压力，发动和平攻势和政治攻势。

　　为此，中共代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澄清事实。经叶剑英等分别解释后，代表团成员纷纷开始认识到中共的和平诚意，一些人转而相信和平的真正障碍仍在南京，并且对李宗仁在南京并未能采取具体区别于蒋介石的政治措施表示不满。叶剑英反复说明：“中共方面的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只要桂系今后的行动确实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上，并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的目的，中共方面不会予以拒绝。”

　　2 月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临行前，代表团发表了声明，表示：代表团此行已向中共转达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并获知，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中共准备与之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这个声明事先征得了中共方面的同意。

　　三天后，即2 月14日，又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也从上海飞到了北平，成员有：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4 人。叶剑英、徐冰到机场迎接，下榻六国饭店。

　　该代表团是李宗仁想方设法派出的，目的是试探中共。临行前，李宗仁又嘱咐黄启汉，希望能及时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该代表团开始由桂系政客甘介侯具体筹划组织，他本人也打算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身份随团前来参加谈判。但代表团最终成员中没有甘介侯，这事出有因。原来，甘介侯自恃有李宗仁支持，临行前竟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谈话，公开扬言：“代表团此行惟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甘介侯如此出言不逊，破坏了气氛，致使中共方面极为不满，公开指斥其为狂妄，取消了他前往北平的资格。

　　与前一个“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相比，这后一个所谓“上海和平代表团”人数虽不多，但具有更特殊的背景和影响。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均为社会名流和国民党上层人士，资历很深。颜惠庆，著名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73岁。章士创，著名律师兼教育家，历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68岁。江庸，当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历届国民参政员，72岁。邵力子，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中宣部长等职，68岁。

　　中共中央分析了“上海和平代表团”的情况，作出了精心安排。就在该代表团到达北平的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北平市长叶剑英，告知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均应接见代表团。谈话则主要由叶剑英进行，并且指出：“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

　　2 月15日，叶剑英、徐冰分别以北平市正副市长的名义拜会了黄启汉和四位代表。晚上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并同时邀请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等出席。中共方面出席作陪的有：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等。

　　在与四人的谈话中，叶剑英坦诚相待，开宗明义，说明了中共愿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实现和平。叶剑英十分耐心地指出：“李宗仁先生感到困难的是第一条，其实第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会提出的，战争的责任总是必须区分清楚。至于战犯名单，则并非不可改变，总是在于列上名单者要想洗清罪责，必须将功折罪。只要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他的问题了。因此，就战犯问题而言，功是功，罪是罪，我们共产党一点也不含糊。”

　　关于战犯问题，颜惠庆等则比较圆滑地表示，希望不要把他们当做谈判代表，因为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中国要国富民强确需改革，当年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现在失败了，如果共产党也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那中国还能指望谁呢？他们不在乎国共两党谁来执政，因此衷心希望中共成功。只是感到领袖步子不能太快，因为人民觉悟不是很高，无论在道德、知识等方面还跟不上共产党。解决问题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可否将战犯一项移后一点。如果中共方面调子太高，只有蒋介石高兴。当务之急是营造良好的和谈环境，大家见见面，坐下来，先谈起来为好，使主战派而不是主和派陷于孤立。

　　对于叶剑英提出的关于蒋介石、李宗仁是不是在演双簧的问题，邵力子认为：蒋、李二人不是在演双簧。蒋介石并不想放弃政权，“引退”实属无奈，他对李宗仁在台上不放心。而章士钊则认为：现在楚汉之争，桂系正在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信偏楚则汉不能成功。因此争取桂系实属必要。

　　看来，该代表团的主要用心还在于抬高桂系的地位，最终目的是在和谈问题上进行比较隐晦的讨价还价。

　　此时，在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北平这场和谈的前哨战。他在审阅了关于北平的晤谈及对方的观点报告后，对代表团成员过高评价桂系作用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同样，当得知2 月16日邵力子关于中共将来建设需要美国，苏联政府也希望国共双方直接谈判，中共一定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说服“左派”，努力同李宗仁和下来的高谈阔论之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邵力子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革命必须带点温和的色彩。”紧接着，又传来章士钊暗示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言论，毛泽东闻知大为不满，指出：“四人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明确指示叶剑英等中共代表，要求他们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1 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以‘千古罪人’相威胁，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凶神恶煞，桂系昨天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

　　毛泽东的用意在于反击和佯攻，目的是打掉桂系的傲气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要求在大骂的同时还应当把握一个原则，即：“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

　　在随后的谈话中，叶剑英等人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策略原则，同四位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话。特别是当着邵力子和章士钊的面，把二人的话尖锐地顶了回去。不过，从“一打一拉，打是为了拉”的策略考虑，毛泽东很快表示同意代表团四人所提出的希望赴西柏坡的要求。

　　20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同意颇惠庆等四人和傅作义、邓宝珊外加北平方面一位负责人，总共8 人前往西柏坡，与毛泽东见面。

　　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两次会谈，毛泽东也会见了颜惠庆等，并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首脑接见“上海和平代表团”，使他们大出风头，令老先生们感到了对自己的重视。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感到不虚此行。为此，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协议要点，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秘密协议规定：“（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主义。（三）谈判以中共1 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的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四位代表于24日傍晚返回北平。27日，上海代表团携秘密协议和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返回了南京，迅即向李宗仁汇报了情况，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双方商定的条件。

　　当时，国民党内蒋桂两系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桂系首领李宗仁有联共、抑蒋等进步倾向，中共中央对利用桂系力量解决江南和孤立蒋系势力寄予希望。因此，极力催促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要代表、同时也与共产党有着秘密联系的刘仲容，尽快从上海经武汉前来北方与中共中央会面。这时，李宗仁对刘仲容的双重身份实际上也早就有所了解。因此，他要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他已决意和平，并且打算在蒋介石敢于破坏和平时，公开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在通过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的口信中，李宗仁希望中共方面给他们时间，他正极力促使蒋介石出国和逼迫反对和谈的行政院长孙科下台。

　　然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成功地搞掉了行政院长孙科，表面上开始控制政府之后。自以为羽翼渐丰，不甘心臣服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因此，李宗仁、白崇禧对上海代表团带来的条件不仅未置可否，甚至还企图拖延时间，以求多掌握一些力量，使得和谈结果能够对他们更有利些。对于国民党内部，李宗仁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蒋介石已经众叛亲离，大势已定，不难对付。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为了取得军事上的实力和分化蒋系，李宗仁竟任命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来担任新的行政院长。李宗仁的这一举措，立刻受到各方面指责。对此，中共方面当然十分不满。

　　李宗仁在北平的代表之一黄启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3 月11日致电李宗仁，警告说：“当兹和谈机会接近之际，行政院人选，各方甚注意，似宜以令争取和谈顺利进行者为第一前提，尤为避免引起误会是为幸祷。”

　　但是，李宗仁却颇不以为然，甚至忘乎所以。他在3 月13日对刘仲华、刘仲容说：“蒋介石完了，是条死蛇，无论军。政、经、党都已崩溃，大势已去，特务也不足为虑。何应钦是和平内阁，任命何出任行政院长主要是为了控制军队，便利将来改编缩军，希共方谅解。”

　　3 月16日，李宗仁又复电黄启汉进一步解释说：“今日诸国际国内、客观主观之形势，国共双方舍弥战谋和，别无其他途径。亦惟有循此努力，吾人庶可免为国家之罪人。故弟自主政之日起，切取决心争取和平，只以复杂因素作梗，若干措施未能顺利推行。但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何应钦）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证。”

　　实际上，李宗仁起用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除了企图分化蒋系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进一步控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拖延时日，准备实现他“划江而治”的政治蓝图。为此，他通过电报及信件，反复交待其在北平的代表，特别强调说：希望中共相信他，他是诚意求和，但中共应当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尤其不要在和平谈判时过江，否则他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结果白崇禧必定会打，蒋介石也必会复出，美、日均会放手干预。

　　实际上，中共方面清楚李宗仁还有自己的小算盘，但为了实现真正和平，还是对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寄予了某种期望。中共中央在3 月22日密电李宗仁：“（一）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其暗算；（二）不要惧怕我军渡江；（三）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四）告白崇禧不要占平汉路；（五）李宗仁本人必要时可与中共中央直接商谈；（六）告白崇禧不要破坏平汉路。”

　　对于中共方面用心良苦的忠告，李宗仁大都承诺并兑现，同意调兵，同意必要时自己直接与中共中央谈判，同意通知白崇禧不破坏平汉路。惟对解放军过江之事却避而不答。

　　3 月25日，李宗仁通过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要求正在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瓜州附近泰兴之线大举推进的解放军停止前进，勿再向长江靠近，“以利求和，免生枝节，而顺民意。”不难看出，李宗仁仍死死抱定“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桂系，等待李宗仁、白崇禧的觉悟，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破、黄安、阳罗、黄冈、麻城、烯水等地推进。然而，中共方面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未引起南京方面的积极回应。

　　毛泽东、周恩来等心头雪亮，李宗仁利用美国人的暗中支持，仍然没有放弃“划江而治”的希望。桂系首脑人物的自作聪明，使他们错过了一次历史赐于他们的机会！

5．双清别墅的新主人共同策划着不流血的战争。毛泽东说：“打嘴皮子仗，还是恩来挂帅，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我们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啊。”

　　著名的双清别墅位于北京香山。“双清”因为两股清泉从山石中偏偏流下而得名，乾隆皇帝曾题“双清”二字于石壁之上。1920年，熊希龄开办慈幼院时，在“双清”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故称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幽静别致。清晨，云雾缭绕，从远处望去，好似天宫仙境，景色宜人。院内不仅有苍松翠竹，还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池边有六角亭，亭北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中共中央统帅机关进驻北京后，双清别墅内的这排平房便成为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场所。

　　从双清别墅西侧门北去，一条路通向来青轩，这里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住所。刘少奇一家住东房，朱德和任弼时住北房，由任弼时的住房往西上走数步，便到了周恩来的住所。

　　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及毛泽东等迁驻北平，是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事。为此，中央指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1949年2 月初，即开始准备迁移工作，在西柏坡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杨尚昆。曾三负责。在北平打前站的是李克农。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驻地确定在香山，是有其深刻背景并精心安排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的安全。由于北平是和平解放，反动势力残余不能一下子扫除干净。北平又是北方的第一大城市，东北、华北等地的特务大都潜伏于此，因此，敌情相当复杂。当时我军正在准备渡江南下，而英、美帝国主义又企图插手干涉，且青岛尚未解放，敌飞机随时有来轰炸的可能。于是，为防止形势的突变和敌机轰炸，中共中央将驻地选在位于北平西郊。距城区较远、宜于警卫、便于防空的香山，无疑是上策。

　　此外，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必须很快转入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这样，无论从思想到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一个过渡，有一个熟悉情况、学习经验的过程。基于这样的考虑，将驻地选在城郊的香山，有利于逐渐过渡，是十分合适的。

　　再者，北平解放不久，城内傅作义的军事机关尚未撤完，房屋十分紧张，且环境复杂，城内暂不适合作为中央的驻地。而香山，有慈幼院等3000多间房子，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当时是最为适当的。

　　因此，香山就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迁驻北平后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成为党中央指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向江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和筹建新中国的指挥部。

　　3 月26日，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西苑参加完入城式后，率中央机关进驻了香山。这一天，中共中央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事宜通知南京政府。其内容为：（一）谈判开始时间：4 月1 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1 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3 月下旬的北平，乍暖还寒。然而，在香山南麓的双清别墅里，时间已近午夜，仍灯火通明。长期的战争锻炼，使中共的领袖们已习惯深夜工作。双清别墅内的办公条件已大为改善，自从离开西柏坡后，便永远告别了煤油灯。蜡烛。

　　此刻，北房正中的会客厅，烟雾镣绕，笑声不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正坐在沙发上，喷云吐雾，纵谈大局。这些有着几十年艰苦革命斗争经历的领袖们，都显得精神有些亢奋，客厅里洋溢着一种豪迈之气，一种不加掩饰的喜悦。他们知道，全国胜利在即。今夜，他们议论的主题，便是即将要举行的北平国共谈判。

　　毛泽东长长地吸了一口香烟，不紧不慢地向众书记们说：“和谈的地点、时间已经对外公布，我方代表团也已组成。作为我方的首席代表，思来，你有什么高见？”

　　周恩来手里握着茶杯，在细细品茶的同时，似乎借杯中的水暖手。听到毛泽东点了题目，他微微一笑，从容地说：“李宗仁已经伸出了和平触角，刘仲容、黄启汉先后来过北平与我们接触，看来桂系讲和的心情很迫切。当然，他们的‘和’与我们的‘和’其内容是有很大差别。”

　　任弼时身体欠佳，重病在身，但精神还好，思路清晰。他接上话题，继续分析道：“李宗仁和蒋介石各打各的算盘，他们的关系已经紧张到有你无我的地步。由于实权还在蒋介石那里，所以即使李宗仁真的想和怕也和不了。”

　　毛泽东又吸了口香烟，接着话头，轻松而自信地说：“谈还是要谈的，不管在什么时候，就是现在快要胜利了，和平的旗帜也不能放下，我们不能给国民党任何口实。再说，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嘛，我们还没有做好渡江的准备，这段时间正好唱一台和谈戏么。此外，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蒋桂之间的裂痕，敌人的分化对我们总是有利的。”

　　“不过，我以为，南京当局的和平诚意是大打折扣的。从颜惠庆、邵力子等人的言谈来看，桂系总是在实质问题上躲躲闪闪，不肯将底牌亮出来，这里头大有文章啊。”

　　毛泽东的话音未落，朱德接过话头，从纯军事角度分析说：“有一个问题要警惕，不能让蒋介石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我们渡江的时间最晚不能超过4 月底。因为，4 月底以后江水暴涨，江面将大大增宽，会给我们过江的部队增加伤亡。如果躲开洪水，又是秋后了，蒋介石就有喘息的时间。蒋介石正抓紧编练新的兵团，他的目标是三个月内再武装200 万军队。那样一来，将增加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困难，战争不知要延长多久了。”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朱老总一语道破蒋介石和谈的根本目的所在，我们要提高警惕！”刘少奇说。

　　“有我们英明的朱总司令在，我们当然不会上蒋介石的当。那么我们定个最后期限，比如4 月中旬，怎么样？”毛泽东诙谐地说道。

　　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对北平谈判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和考虑，依据他多年来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十分从容地说：“可以！具体限定的日期暂不定死，视谈判情况而定。但是，不能拖过4 月下旬。这个最后时限，不仅仅是从军事上考虑，而且也从政治上考虑。”

　　看到大家意见都比较一致，毛泽东的声音抬高了些说：“这个问题就这么定了。打嘴皮子仗，还是恩来挂帅，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我们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啊。”

　　毛泽东的幽默引起了众书记的朗朗笑声。

　　“关于渡江，总司令你是怎样估计的？”毛泽东转移话题，笑着问朱德。

　　朱德呷了一口茶，以其惯有的沉稳，徐徐言道：“经过三大战役，蒋军基干力量丧失，守备长江的兵力就显得严重不足。长江防线长达2000余里，还需必要的纵深配备，这需要大量兵力，蒋介石到哪里弄这么多兵去？由于兵力不敷分配，再加上南岸交通困难，纵深配备的兵力不易发挥作用，所以蒋军的主要兵力，只能直接配备于长江沿岸浅近纵深内。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也证实了这点。”

　　讲到这里，朱德习惯性地站立起来，走到墙边的地图旁，用手指着蜿蜒曲折的长江，继续说：“这样，蒋军漫长的长江防线就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一处被斩断，则全线崩溃。它的江防舰队，由于北岸掌握在我军手中，很容易遭到我军炮火的轰击，也不易发挥作用。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嘛，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独裁内战败局已定，士气空前低落，所以他们要守住长江，搞南北朝，纯粹是镜花水月，空想！”

　　朱德对双方的军事情况分析得十分透彻，毛泽东似乎想起了什么，指着朱德，向大家笑道：“总司令历来很乐观。1935年5 月，红军长征在大渡河边。那时，是后有追兵，前有滔滔河水，蒋委员长已经封我们为‘石达开第二’。我问朱总司令：”我们过得去过不去？‘他告诉我，过去得！结果怎样？我们过去了呀！他说长江我们一定可以过得去，我是相信的啊！“

　　说这话时，毛泽东一脸纯真的表情。

　　朱德笑着补充道：“你不要光听好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还不小哩！长江自古天险，史称天堑，小看不得。我军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渡江登陆器材，甚至连帆船也没有。长江北岸的船只早已被国民党拉到南岸，所以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线突击梯队以及指挥机关、后勤部队、炮兵部队等，合起来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短时间内征集这么多船，再加上运输，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另外，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是北方人，不熟悉水上作战，短时间内掌握渡江技术和战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毛泽东十分兴奋，引经据典道：“这长江，不仅是文人墨客吟诗赋词的场所，而且是千古英雄豪杰们成就霸业的战场。”

　　“赤壁之战，曹操丧师83万，片甲不归。我们的对手，大概还做着赤壁之战的美梦哩。曹操大败，一是北兵不善水战；二是不习惯南方潮湿天气，瘟病流行；三是中了反间计，杀了会水战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四是上了庞统的大当，把船只钉在一起，无法机动；五是中了苦肉计，黄盖带来一片大火。曹操干了这一连串的蠢事，焉有不败之理？这五条，前两条对我们还是现实问题，虽然过去了1700年，我们还是使用曹操那个时代的木船。想当年，曹操在巢湖练水军，横槊赋诗，不可一世。巧得很，我们也在巢湖练兵，但是我们决不会重蹈曹操的覆辙。虽然我们的渡江工具和曹操时代相比进步不大，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有人替我们担心，认为我们渡江美国会干涉。如果美国出兵，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劝我们不要打过去，以长江为界，搞个南北朝。”

　　谈到国际问题，各位书记都慎重多了。因为他们长期从事国内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国际问题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个新的领域。

　　对于外交方面的问题，周恩来显然更具发言权，他立即说：“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看，由于国民党的失败，美国白宫亦感到无可奈何。1 月26日，杜鲁门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次日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从这些迹象看，美国已经开始从中国‘脱身’。但是，《1948年援华法》应于1949年4 月到期，艾奇逊却向美国国会提出延长这项拨款的使用期限，并由国会通过。另外，当我军向长江沿岸集结时，美国又开始向国民党政府运送军火，许多原来暂停的船只奉命继续运行。这些事实，反映出美国当局决策的矛盾与混乱。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失败，竭力想把内战国际化，把美国拖下水。综合起来看，不能绝对排除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但是，美国要干涉也很困难。”

　　任粥时插言道：“美军在青岛的驻军，便是个晴雨表。我们解放济南后，美军不但仍赖在那里不走，甚至还加强力量。但在行动上，他们还是很谨慎的，始终避免与我军发生正面的冲突。”

　　谈到对美国是否会介人中国内战的估计，几位书记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移到毛泽东身上，征询他的意见。因为，在一些重大的战略性问题的决策上，他的意见基本上就是中央的结论。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基本的估计，美国不敢直接进行干涉。他们不是没这个心，而是没有这个胆。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战斗过程中，必须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有备无患嘛。在渡江的兵力使用上，我的意见，用两个野战军，二野、三野一齐渡江。这样的安排，陈毅、粟裕他们会有意见的，同汤恩伯比，无论兵力还是气势，三野都占绝对优势嘛。但是要考虑到万一发生美国的武装干涉，所以二野紧靠三野过江。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摆开，防备美军从杭州湾登陆，保障三野的侧翼安全，三野全力进攻宁沪。与此同时，在平津休整的四野迅速南下，进逼武汉，钳制白崇弼集团。总之，我们要拿出2to 万以上的兵力过江，这样，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能保证我军处于优势地位。我军在江南的进军速度，将会是很快的。”

　　这时，思维缤密的周恩来补充道：“四野南下，西北、华北军区三个兵团随后也要向大西北进军，这样，华北空虚。我料想敌人会情不自禁地利用这个机会，袭击天津、塘沽、秦皇岛、唐山一线，威胁北平的安全，这种情况不可不虑。”

　　“你说得很对，”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香烟，继续说：“渤海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老路了，这个历史绝不会再重演。华北军区三个兵团打过太原、大同一线后，可抽出一个兵团驻扎在京津唐地区。蒋介石自身难保，不会有太大的力量光顾我们，我看留一个兵团看家足够了。”

　　中共五大领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轻松交谈，便把整个政治军事战略作了部署。屋里响起轻快的笑声。

　　此时，极为兴奋的毛泽东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说：“林老（林伯渠）已经把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到了北平。这些人是长期与我们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蒋介石在政治上就彻底孤立了。争天下，只有军事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蒋介石不懂得这点，他不懂得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以为枪杆子是万能的。枪多就可以左右一切吗？他犯了一个愚蠢的大错误。”

　　停了片刻，刘少奇接着毛泽东的话题说道：“我们要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将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要吸收这部分人参加，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向天下人民昭示我们共产党的气量！”

　　刚入北平、初驻香山的中共领袖们，真可谓日理万机。然而，工作千头万绪，富有斗争经验的中共领袖们始终抓住了关系到全局的两步重要棋局：一是国共北平谈判，二是向江南进军的准备。

　　毛泽东深深地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新的政权，要想在中华大地上站稳脚跟，就必须铲除旧政权的残余，并且要除恶务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共产党除以八项条件为基础同南京政府谈判之外，还积极筹划着向江南的进军。

　　毛泽东内心清楚，中国共产党人将要赢得彻底的胜利。

6．“和平将军”张治中飞抵北平。周恩来质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在事前你还要亲到奉化去向战犯头子请示呢？”

　　张治中此次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出使北平，可谓逆水行舟。这位“和平将军”明白，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出任和谈代表，完全是处于夹缝之中，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均不会有好果子吃。因此，张治中避居西北，从一开始就极力回避这一差事。

　　但是，在代总统李宗仁心目中，南京方面优先考虑的人选当然是张治中。于是南京政府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但张治中在了解到蒋介石的底牌后，却留在兰州不肯动身南下，仍旧当他的西北军政长官，对和谈一事不闻不问。为此，李宗仁大为着急，每天不是长途电话促驾，便是十万火急电报询问，而张治中仍不肯出山。这样一直拖到3 月底，李宗仁忍不住了，又打长途电话督促说：“文白，你如果真的不肯来，我要到兰州接你回南京了。”

　　“不必，不必，我真的不能代表。”张治中推托着，并说：“不瞒代总统说，我已决心不回南京，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

　　“文白，你再固执，我真的要到兰州来了。你如果怕不可靠，我可以文书具结，放在你身边，这样行了吧？”李宗仁急了，拍着胸脯说。

　　张治中见李宗仁抓住自己不放，犹豫片刻，道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溪口对我的态度，对和平谈判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

　　李宗仁明白张治中的顾虑后，急忙表白：“文白，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国民政府的负责人，我们大家要和，他没办法；除非他重新出山，要我下台，他不能不要和谈，他自己说过的。”

　　第二天，张治中被接到南京后，又向李宗仁进一步解释说：“目前的问题在于是否有诚意。如果有诚意，我就去；没有呢，绝不去！有人抨击我们在利用和谈拖时间，以便训练好新兵卷土重来，如果真是这样，我没法干！”

　　张治中的担忧、顾虑可谓一针见血，李宗仁又极力劝说道：“代表团是非去不可！如果不谈，就无法解决具体问题。”

　　张治中见李宗仁在实质性问题上也打哈哈，不肯表态，沉痛地说：“今日之下，耍花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得人心，战败了，共产党胜利了，这是事实！如今的问题，绝非同中共讨价还价，更不是我们报上所说，因为我们宽宏大量才同对方和谈，而是对方的气度不凡才肯同我们坐下来谈。如果这一个基本观念不澄清，本党还以为自己是三头六臂，那才糟哩！”

　　听了张治中的一番感慨，李宗仁则十分乐观地表示：“对于和谈，至少我是有兴趣、有信心的！不过，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能不说我的心里话。你知道，中共的答复来了以后，我们受了不断增大的压力厂‘张治中苦着脸说：”事实摆在面前，只要我们真的肯同他们一起为新的中国而努力，中共对我们不会太难堪，傅作义便是个例子。但这样就牵涉到一个古老的所谓忠贞的问题。蒋先生只希望我们为他个人而死，国家放在其次。这一点，本党不少重要人员都不否认，引以为憾。那么，一旦和谈过程中出现了使他不痛快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些问题牵涉到代总统，你对我们又怎么看法呢？“

　　张治中又切中了要害问题，李宗仁沉吟着说：“这个嘛！文白兄顾虑是事实，不过我早已说过，一切得从和谈中解决。”

　　李宗仁这时虽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还是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划江而治”的美梦。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江山，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蒋介石之所以“引退”，让李宗仁出面“和谈”，其实只是一种缓兵之计，想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组成若干兵团，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将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准备最后决战。对于李宗仁、蒋介石二人的底牌，张治中十分清楚。

　　鉴于这种情况，张治中在临到北平前，又在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陪同下，到溪口跑了一趟，一来是进一步摸底，二来是劝蒋介石出国。当然，劝蒋介石出国，一是可以为国共和谈创造一些气氛，取信于共产党；二是减少国民党的压力，使谈判可以少受到一些幕后操纵。张治中顺乎民意，敢当面向“总裁”提出，实属难能可贵，真可谓用心良苦！

　　谁知蒋介石一听就气炸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张治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代表团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赴北平的。4 月1 日起程前，他在飞机扶梯上发表谈话说：“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

　　1949年4 月1 日下午2 时，以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飞抵北平。同来的除代表外，还有代表团顾问屈武等和其他工作人员共计20多人。

　　走下飞机后，张治中发现中共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没有到机场迎接，心里顿时生出一种不祥之感。

　　上飞机之前，南京机场上官盖云集，夹道欢送；当飞机飞临北平机场上空时，代表团本以为也会有同样热闹的场面。因此，张治中特地命令驾驶员驾驶飞机盘旋两周，以示礼貌。不想，下飞机后，机场上竟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人欢迎他们。因为张治中来北平前先赶到溪口去见蒋介石，中共方面仅由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等到机场迎接。由机场来到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时，代表团众成员抬头一看，一幅大标语赫然写着十个大字：“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代表们心中更加无数。

　　此情此景，令张治中等人更加意识到任务之艰巨。几个人稍愣片刻后，张治中的顾问屈武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正当南京代表团成员手足无措、十分尴尬之际，六国饭店大门豁然洞开，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及李维汉等人到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团。周恩来同张治中，虽分别属于不同党派，信仰不同，但两人私交甚好。然而，这次见面，周恩来十分罕见地“忘记”了寒暄、问候，而是开门见山地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很对不起，没有到机场去迎接你。但是，我有一事不明。我请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在事前，你还要亲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

　　不容张治中解释，周恩来又说：“这种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非常尴尬，连忙解释说：“恩来先生，这正是我的苦衷啊！我为了使和平工作不致中途夭折，就必须事先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

　　“蒋介石虽遇到溪口，力量还在他的身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只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

　　周恩来是共产党内杰出的人才，曾经长期驻重庆、南京，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地下党工作。张治中是国民党内出了名的“和平将军”，为了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曾三到延安，一时传为佳话。

　　然而，此次周恩来与张治中见面的情况，与从前大不相同。此次会谈，张治中是作为军事上濒临失败的南京政府代表，前来同胜利者共产党谈和。更重要的是，张治中在动身之前，还专门去了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这不得不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机场的冷清、周恩来的严词质问，盖出于此。

　
7．周恩来、张治中唇枪舌箭。刘斐问毛泽东：“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立即说：“平和、平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和为贵’，只要和了就行。”

　　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没有准备任何方案，张治中心里没底。在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指3 月26日关于谈判的广播通知）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张治中回答。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谈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周恩来说。

　　接着，双方还就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由于南京方面没有任何方案，也就对和谈的日程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一切均按中共方面的安排进行。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双方代表个别交谈的非正式谈判阶段；第二阶段为正式谈判阶段。

　　4 月1 日晚间，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前往南京代表团所住的六国饭店，看望并设晚宴招待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气氛稍有缓和。

　　4 月2 日，双方代表开始进行非正式会谈，个别交换意见。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竤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

　　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由于中共方面曾将李宗仁列为第二号战犯，所以，南京国民党代表团的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

　　章士钊面带难色地告诉林伯渠：“如战犯问题不放松，则有两点顾虑。（一）在人情上说，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杀老子，恐怕五个代表决不肯签字。（二）从利害观点讲，目前蒋介石尚有残余力量，美国和日本又窥视在侧面，如逼得太紧，即是促成蒋介石系统的团结。”

　　4 月2 日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了李宗仁的联络官黄启汉。在谈到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问题时，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的代表团并没有诚心诚意地接受八项原则。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位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他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呢？“

　　“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叩因此，原定在4 月5 日开始的正式会谈也推迟了。

　　4 月3 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回南京前，周恩来再次接见他，重申了中共方面的立场。周恩来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军队的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还是愿意在八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和谈解决问题。

　　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一切和平障碍，李宗仁、白崇禧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惟一的光明出路。”

　　4 月3 日下午6 时，黄启汉向李宗仁详细汇报了北平非正式谈判的情况，并说：“临来之前，周恩来要我向代总统转达三条具体意见：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可以暂不渡长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第三，希望代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军政大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代总统的安全，希望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以防万一，如蒋介石一旦发动攻击，只要代总统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开进南京。”

　　听罢黄启汉的汇报，李宗仁痛苦地摇了摇头，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苦心经营、寄予希望的“和谈”大局，竟让对方一眼就看透了。他已经感到仕途不妙，靠自己那点桂系力量能于什么事？和，和不了；打，又打不下去。这使他犯难了。

　　黄启汉还向他报告：“在我回京前，李济深和邵力子两先生还先后到饭店看我。他们让我转告代总统：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两位老先生认为，以蒋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决，。站到人民这方面来。”

　　李宗仁听后，两眼发呆，不知如何是好，眼前只是白茫茫一片。

　　黄启汉回南京后，李宗仁邀桂系重要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到南京密议。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谈。因此，黄启汉的活动没有取得成果。

　　针对李宗仁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情况，1949年4 月4 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评论在历述了4 月1 日南京十一个大专院校＆XD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残酷镇压，死伤一百余人的事件后，指出：“四月一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

　　评论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末，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

　　评论最后警告说：“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听到这篇措词强硬的评论，对李宗仁而言，犹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正当李宗仁不知所措之际，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了，他劝慰道：“总统先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作战，也有把握打三个月到六个月。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会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哩！”

　　听罢此言，垂头丧气的李宗仁犹如注射了一剂强心针，立刻表示：“实在太感谢了！如果贵国继续大力援助，情况就不同了，说不定我们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得到美国的承诺，李宗仁好像底气足了许多。司徒雷登走后，他召集智囊团反复研究，觉得对中共方面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4 月7 日晚发出了给张治中并转毛泽东的电报——“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愧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为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社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告，谨希亮察。”

　　李宗仁的这份电报可谓用心良苦，措辞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诚意”，又为战犯进行了开脱。“纵有汤劐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给人的感觉是李宗仁在“认错谢罪”。其实，其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的第一项。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夸奖说“这个电稿拟得太妙了”。

　　但是，李宗仁的花招怎能瞒过中共领袖们。第二天，毛泽东给李宗仁发了复电。电文指出：“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此时的北平和谈，从4 月2 日到12日，完全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还未进入正式会谈阶段。在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开始采取决定性步骤了。

　　4 月8 日清晨，香山的空气格外清新。此时，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周恩来，在双清别墅的客厅里正式接见了南京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初见毛泽东那一刹，张治中多少有点诚惶诚恐，毕竟是求和的使者啊！

　　毛泽东笑容可掬，握着张治中的手说：“欢迎你啊，文白先生！延安一别，已经三载有余喽。别来无恙？”

　　毛泽东自然、和蔼、亲切的话语，是对老朋友的问候。可对张治中来说，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难品其味。回忆起全面内战爆发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那咄咄逼人的狂妄，殊觉惭愧。张治中诚恳地说：“谢谢主席。我个人情况还算过得去，可我们国民党失败了，失去了人心，我个人也难逃其咎啊！”

　　未等张治中说完，毛泽东便打断他的话，接着说道：“文白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党内都知道你三顾延安嘛！你是和平将军。”

　　毛泽东的评价，使张治中十分欣慰。他由衷地感到共产党人的真挚情感和开阔胸怀。紧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直人正题。针对李宗仁4 月7 日的“卯阳电”，毛泽东说：“德邻先生虽然同意按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战犯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

　　毛泽东、周恩来同张治中的谈话，标志着中共方面作了策略上的让步，以至于在下列几个问题上明确了态度：首先，战犯问题，可以在和平协定条款中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处理。其次，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第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第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前，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仍继续负责。第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

　　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使几天来始终处于极度不安和紧张中的张治中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从双清别墅回来后，张治中立即于当天召集代表团开会，说明了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经过。整个代表团都深受鼓舞，相信和平有望。

　　4 月10日，毛泽东又接见了黄绍竤、刘斐。在十分轻松的气氛中，毛泽东和蔼地说：“人民的需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人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到北平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毛泽东继续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当然，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已是中午时分，毛泽东留下黄绍站、刘斐一起吃饭。当谈起各人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仍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主席，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追问道：“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原来用心在这里！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和为贵’，只要和了就行。”

　　的确，为了促成和平谈判的成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最大耐心做了最大努力。在4 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内，毛泽东分别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邓小平、陈毅，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三野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们勿攻安庆，驻安庆佳军可以撤退。我们认为可以不攻安庆，让桂系军队撤往武汉。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推迟至20日。三、目前数日内，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可是，对于中共方面所表示的宽容与大度，南京方面未做出任何相应的表示。

　　
8．蒋介石看到《和平协定》后，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和谈破裂，毛泽东、周恩来仗义留人

　　其实，李宗仁南京政府此时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还在4 月2 日，坐镇溪口的蒋介石就向迁至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了关于和谈原则的三条指示，即：第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第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中止；第三，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承担。据此，国民党中常会于6 日通过了关于和谈原则的决议，明确要求代表团务必遵行。

　　李宗仁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随即召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进行研究，并由何应钦出面，于4 月9 日打了电报给张治中。电文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一意孤行地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第一，为了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共方；第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防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目的之外交政策，应子维持；第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第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共同实行之保证；第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看罢何应钦的电报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无不摇头叹息。在蒋介石的操纵之下，国民党中央突然提高谈判价码，使南京的谈判代表们刚刚看到的和平希望迅速化为乌有。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

　　进一步的谈判工作已更加困难。于是，张治中愤然致信蒋介石：“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日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民心，今已不可复得。”

　　此信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蒋介石，蒋阅此信后，大发雷霆，仍我行我素，毫无更张之意。

　　4 月12日，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五项决议，即：第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第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作出决定；第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第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第五，渡江问题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

　　12日下午，南京代表团开会讨论自己在解放军过江问题上应有的态度。讨论中，代表们明显地同南京政府有不同的认识。

　　“渡江在原则上我们已经承认，怎么好推翻？”张治中很尴尬地说。

　　“岂有此理。这问题我们大家都已向中共承认，怎能说话不算数！”章士钊忿忿不平地说。

　　“我打电报给他们说，拒绝渡江决不可能，即要求缓渡，也很难能行得通，让他们了解中共行市。”满脸愁云的邵力子说。

　　听了邵力子的主张，张治中若有所思，轻轻摆摆手说：“像邵先生所说的似可不必，因为那样好像我们在代表中共说话。我们只好说我们正在和中共继续商谈中。”

　　此刻，一直沉默不语的李蒸表示：“渡江非常危险，如果中共大军在签字后即行渡江，那南京政府还怎么能行使职权呢？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谈判破裂。”

　　“我们既为和平而来，当和成而返，破裂还有什么前途？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应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因为缓渡江确对全面和平运动之推进有利。但如果中共不答应，非马上渡江不可，那么我们不承认这是和谈破裂。”邵力子颇不甘心地说。

　　刘斐则认为：“不是我们要不要破裂，而是南京同意不同意。”

　　谈到争取中共方面暂缓渡江，章士钊认为：“过去李德邻没有力量，因高唱和平而增加了力量。因此之故，如缓渡江，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

　　李俊龙的看法刚好和章士别相反，他认为：“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强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好加强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如今只有三策：上策是中共接受我们意见，缓渡江；中策是中共一定要马上渡江；下策是和谈破裂。为人民计，宁取中策。”

　　会议最后决定，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订后能够暂缓渡江。但为时已晚，4 月13日早晨，周恩来已把中共方面起草的《国共和平协定（草案）》正式提交给南京代表团，并通知当天晚上开始正式会谈。该草案其实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开列的八项条件细化后产生的。

　　但是《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依照与南京代表团达成的意向，作了某些妥协：确实没有提到战犯的名单；没有规定整编人数；同意成立整编委员会，同意南京政府待联合政府成立后再办移交；同意吸收南京政府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吸收若干国民党人参加联合政府。

　　《协定（草案）》甚至没有直接提到解放军过江的时间问题，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和言而有信。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首先历数了国民党自1946年破坏停战及政协决议、发动全面战争的罪行；然后，分别依据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具体提出了实现八条二十四款办法；明确规定人民军事委员会有权命令过渡期内的南京政府。

　　晚上九时，正式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双方代表分坐两侧。条桌两侧的后面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座位。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勤政殿东向进入会场，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由勤政殿西面进入会场，气氛十分严肃。

　　周恩来首先发言，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中共方面的观点，希望南京政府代表团能够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接着，周恩来又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各个款项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张治中当场表示：“代表团诚恳地承认国民党方面的错误和失败，但《协定》中有些过于刺激的字句，希望能够酌加删节；战争责任问题，希望不要作成条文；更不宜在条文上规定南京政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辖的一个机构。”

　　第二天，周恩来等专门向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具体介绍《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内容和南京代表团的意见。与会各党派代表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协定（草案）》的文字及内容已经相当宽大，无论如何不要再让步了。但从策略上考虑，为最大限度争取李宗仁、白崇法，中共中央仍旧下决心对《协定（草案）》进行某些具体的修改。

　　4 月14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修正案，逐一说明关于取消原草案中有关刺激性字眼的建议，并特别要求不写上关于过渡期内的南京政府必须对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受其统辖之类的词句。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两人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此时，已到4 月中旬，长江的汛期即将到来。考虑到长江水位等实际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不再拖延时间，速议速决。

　　4 月15日晚7 时，周恩来与张治中见面，在参照南京代表的意见，修改了部分文字后，把最后定稿的《协定（草案》交给了张治中，并定于当晚9 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向张治中表示：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张治中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态度。张治中说：“也好，干脆！”

　　当晚九时，第二次正式会谈开始，周恩来具体说明了协议修改的内容。首先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我方同意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与人民军事委员会的关系应为协商合作关系。同时，周恩来表示：凡原有的带刺激性的字眼都已去掉，但军队改编、政权接收等则不能改变。

　　周恩来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于反动好战分子，不相信有什么办法能够感动他们，他们对和平协定的破坏与阻挠是必然的。无论协定成败与否，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考虑如何对付他们和打击他们的阴谋。中共之所以必须过江，也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协定不成，解放军立即以武力的方式过江；协定达成，解放军也要和平地过江，占据长江下游十个县的地区，以使任何敢于破坏和平协定的国民党军队不能不有所顾虑。

　　周恩来进一步说：人民解放军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国民政府曾经要求停战讲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同意这个协定签订之后永无内战。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我们愿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江。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制地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地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南京去的先生转告李宗仁和何应钦，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定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

　　周恩来的解说，标志着南京代表团的使命事实上已经完结。

　　周恩来讲完后，张治中只是简单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感想，并声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请示，再行答复。

　　最后，周恩来又解释文件为什么采取最后方案的做法。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会议于10时20分结束。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明白’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困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十六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何接受。”

　　南京代表团的会议开到午夜一点多钟。周恩来知道黄绍竑被推举回南京请示后，尽管已是深夜了，他仍在当晚二时左右在六国饭店同黄绍竑相见，勉励他努力完成这个任务。黄绍竑说：“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4 月16日晨，黄绍竑、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这是一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使命！当晚，黄绍竑、屈武向李宗仁汇报了全部谈判情况和代表团集体的意见。李宗仁显然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种结果，他深知在南京现在的气氛下，批准这样一种协定，不仅会在上海、南京会迅速造成政治上、军事上的严重混乱，而且在桂系内部也会使自己陷入严重困境。

　　白崇禧一看完《协定（草案）》，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真难为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完就站起来往外走了。

　　白崇禧出尔反尔，不满李宗仁向中共方面妥协，反而向蒋介石讨好，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在关键时刻，白崇禧又和蒋介石站在一起了。

　　黄绍竑对白崇禧此举十分不满。在白走后，他从公事包中掏出一张信笺，将其在飞机上填的一首词拿给李宗仁看，上面写道：翘首照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回得？

　　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幸有一番风送，报燕云消息。

　　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

　　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

　　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李宗仁看后苦笑道：“我已经没有心情吟诗作赋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愿闻其详。”

　　与李宗仁关系非同寻常的黄绍竑坦言道：“据我看来，蒋先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们广西人士应该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先生效犬马之劳，否则精不可言！我所以说：”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就是这个意思。“

　　黄绍竑说到这里叹道：“广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失去机会，那昔日一番辛苦，今后全付流水，没法补偿！中共的条件虽然苛刻些，但不是不可接受，何况代总统已经答应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了！”

　　李宗仁面色如土，沉吟良久，然后说道：“难呀！即使这个协定签了宇，没有蒋介石的认可，还是废纸一张啊！如今我这个代总统，是有其名无其实啊！”

　　第二天，李宗仁就托张群带着《协定（草案）》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看后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由于李宗仁六亲无靠，对中共的条件不敢自作主张，蒋介石的意见遂成了决定一切的关键。从4 月16日晚至18日，李宗仁竟连开会的勇气也没有。直到得到溪口的消息，他才接连召开桂系将领、立法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等各种秘密会议，商讨对策。但是，形势很快被蒋系主战派控制了，李宗仁立刻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代表团更是受到全面攻击。

　　4 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电报依照蒋介石指令，明确拒绝了《协定（草案）》。

　　4 月21日，李宗仁电令张治中及其代表团全体返回南京。但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告知解放军渡江成功消息的同时，提出了希望代表团继续留在北平为和平努力，这使张治中等再度对和平产生希望。

　　4 月22日，林伯渠与章士别谈话，说明中共方面并不因顺利渡江就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希望代表们仍留北平为和平进行工作。南京代表团即据此致电李宗仁，称：“本日午前林代表祖涵对士钊声言，共方谋和诚意不因解放军过江而有所改变。并深信此举能协助李代总统，使得排除反动派，贯彻已所默认之和平主张，极望李先生不为反动派所胁走，仍坐镇南京，当机立断，电知代表团在平签字，随即商讨各项技术问题，免致兵锋扩大，使人民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言时语意甚为恳挚。”

　　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在解放军已经挥师过江。南京政府已经近乎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李宗仁都再也没有资格主持与共产党的谈判了。

　　4 月22日，蒋介石再度出山，收拾残局。他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参加杭州会议。在会议上，国民党当局决定：政治上立即宣告和谈破裂，今后惟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议。而军事上则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的指挥权力，总统府和行政院则必须立即迁往广州。至此，李宗仁已再无权力可言了。

　　就在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李宗仁匆忙于次日凌晨撤离南京。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更完全失去了和共产党人讨价还价的资本，和平谈判的可能性由此完全丧失。

　　历时20天的北平和谈，至此宣告完全破裂。

　　和谈破裂后，张治中于4 月22日向南京和中共方面表示，定在24日回南京“复命”。他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理应回去复命，特别是作为首席代表的他。

　　周恩来知道这一消息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去看张治中，情词恳挚地对张治中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4 月25日，周恩来面带喜色地来到张治中的住处，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个人吧！”

　　“什么人？我认识吗？”张治中好久都没有反应过来，问道。

　　“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周恩来故作神秘地回答。

　　周恩来和张治中坐汽车直奔西郊机场。等了片刻，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停机坪上。飞机上下来的，是几个中年妇女和孩子。张治中一看，又惊又喜，原来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下飞机，几个孩子就扑到他的怀里哭了起来。张治中揉揉发红的眼睛，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原来，这架飞机是白崇禧派到北平来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不但代表一个未接回去，反而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共九人一起送来北平。这是周恩来事先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地将他们送上飞机的。

　　周恩来把张治中一家安排在北平饭店住下，并和毛泽东。邓颖超等常来看望，嘘寒问暖。一天，周恩来和毛泽东请张治中一家人吃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在重庆，你对我们招待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条件很有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

　　张治中听到这亲切的话语，如暖流涌进心房，眼睛湿润了。

　　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在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的局面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仍以大局、情义为重，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爱护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使他们全部留在了人民的阵营内，为新中国服务。中共一代伟人的这种坦荡胸怀，折服了天下豪杰，使得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工作更加顺利。

　　
9.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渡江战役就交给你们指挥了。邓小平拟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949年4 月20日，北平谈判破裂。次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邓小平任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下，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并迅速突破长江国民党军防线，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的老巢——南京。它预示着中国大地将发生无可逆转的变革，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来临了。

　　1949年元旦，江南笼罩在一片阴霆之中。政治上腐朽，军事上土崩瓦解，国民党政府达官贵人和政客早已感到寒冷透心，失败情绪弥漫。

　　两年半的军事较量，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所剩百余万兵力分散在西北、西南、江南、台湾等广大地区，相互间难以进行战略协同，无法形成统一的防线。国民党惟一可以指望的是长江天险，妄图沿长江南岸构筑一道防线，阻止解放军南下，力保半壁江山。

　　还在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时，毛泽东就电示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歼灭黄维兵团后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战役结束后的渡江作战计划。

　　渡江战役作战方针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华野。中野同时休整，同时举行渡江作战。渡江以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及江西一部。

　　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电示淮海战役总前委：“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当晚，刘、陈、邓驱车去华野指挥所。淮海战役总前委举行全体会议，议题却是渡江。

　　会后，刘伯承和陈毅分乘两辆吉普车，连夜从蔡凹出发前往西柏坡，去向毛泽东汇报战场情况以及渡江作战计划。

　　邓小平也要连夜回中野前指。

　　粟裕、谭震林和他们—一握手道别。最后连谭震林也驱车去了山东兵团。

　　茫茫的雪原，静静的寒夜，云霆不知何时散去，一轮明月细细打量着这些互道珍重的伟人。

　　粟裕在户外站立了许久才转身回屋。

　　吉普车行驶在冰雪之中，为了防滑，轮胎用链条捆了起来。车开得很慢，又嘎吱嘎吱地响，使人昏昏欲睡。陈毅一会儿就打瞌睡了。坐在陈毅旁边的警卫员，看他一歪一歪的，不时拉住他，怕他碰伤。

　　陈毅有些难为情地说：“干脆把我捆到车上吧！”

　　“这行吗？”警卫员觉得不合适。

　　“捆吧！”陈毅叫驾驶员停车。

　　大家七手八脚地用背包带将陈毅捆在靠椅上。陈毅哈哈大笑说：“就是不大雅观。天一亮，或是到了有人群的地方，就叫醒我，给我松绑。”

　　他们日夜兼程，赶到西柏坡已是1948年的最后一天。刚刚住下，门口突然有人通报：“两位司令员，主席来看你们了。”

　　刘伯承、陈毅笑着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握手互道问候。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久别重逢的喜悦，目光里闪烁着坚定。自信的光芒。从他们的目光中似乎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1949年1 月6 日，刘伯承、陈毅在西柏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的湖南话在整个大厅里回荡，激励着每一位出席会议的同志。

　　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和确定了党在1949年的任务，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确定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确定准备组成海军和空军；进一步加强各野战军的正规化建设。

　　2 月8 日，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研究渡江时间、部署及准备工作。邓小平作了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提出了渡江战役的要求。此时解放军已统一整编，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所有纵队改称为军。

　　渡江时间初定3 月底，前委考虑到这时候雨季未来，春汛未发。

　　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和三野：横渡长江进军江南以后，要占领许多城市和广大乡村。中央强调，要研究农村，学习农村政策，学习城市工作，如果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将来解放江南的广大城市以后，将会遇到很大困难。

　　2 月11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淮海战役总前委渡江战役的初步部署和部队整训计划，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所在，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责。”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这个团结统一的班子来指挥渡江战役，这是毛泽东早就看准了的。

　　毛泽东认为，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并肩渡江直插东南，含有准备在必要时防备美国武力干涉之意。这就要求指挥者既有胆略又能把渡江战役组织指挥得周密灵活，使军队强渡天堑的损失尽可能减少，而渡江后消灭的敌军尽可能多。越能如此，则中国南方解放越快，人民遭害越小，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渡江前夕，邓小平被赋予指挥华东与中原的党、政、军、民大权，这是党中央的英明果断决策。历史证明，他在第一书记的位子上，在总前委书记之职上，始终不负毛泽东重托、人民的期望。

　　3 月22日，蚌埠南的一个弹丸小村孙家圩子，一反往日的平静，显得异常热闹繁忙。从清晨起，几十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披着厚厚的尘土，从四面八方渡过淮河，浩浩荡荡地驶进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这异常的举动引起了村民的好奇心，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或守在道旁，或立于田间，以目睹中共领袖们的风采为快。

　　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全体成员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和二野、三野兵团司令员们及参谋人员陆续到达。

　　3 月26日，总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一间宽敞的土墙茅舍内烟雾绕绕，一幅巨大的长江地区战略态势图占满了一面墙，炕上地下坐得满满当当，刺鼻的烟味混和着爆发出的阵阵笑声，从室内一直冲到村口。

　　会议首先听取各兵团渡江战役准备情况的汇报。然后，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向会议报告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他讲话一向语调平稳有力，高度概括。他说：“渡江战役我军的战役目标是，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体，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渐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多么鼓舞人心的光明前景，它标志着国民党的统治将告结束。为了这一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浴血奋斗了28个春秋！会议室里涌动起一股昂扬热烈的气氛，生性好说好动的陈毅大笑起来，说道：“讲得好！同志们呐加把劲哟，等过了长江，可捞不着大仗打哆！”

　　刘伯承笑着纠正道：“还不能这样说，三野的同志们还有一块大上海的硬骨头要啃哩。”

　　粟裕笑着说：“总不会比淮海战役更难打吧？蒋介石把真正的希望寄托在上海，但是蒋介石的愿望没有一次不是落空的。”

　　平素不苟言笑的邓小平，这时嘴角上也现出微微笑意。会场平静下来后，他继续说道：“前委统一部署是：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的第3 、4 、5 兵团及四野的一部为西突击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帅机构，直接指挥第8 、10兵团为东突击集团，从扬中至江阴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7.9 兵团为中突击集团，从贵池至芜湖段渡江作战。三野的两大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统一指挥。我和陈司令员在安徽肥东县瑶岗设立大本营，统一指挥渡江战役，主持全局工作。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都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面混乱的情况。因此党中央要求我们一举渡江成功！在解放军渡江成功后，三野的两个突击集团应迅速合围，力求达到全部或大部歼灭敌江防部队的目的，不使其龟缩进上海。杭州，此着是全战役的关键。”

　　《京沪抗战役实施纲要》高屋建瓴，从宏观决策上提出了渡江战役的作战纲领及部署，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指明了方向。4 月3 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此时，国民党在和谈阴谋掩护下，积极将其主力集团沿长江布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军渡江。到1949年4 月初，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国民党军队部署了115 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75个师约45万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部40个师约25万人。汤恩伯以50多个师直接担任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备及控制江北岸要点，置主力于京沪地带；另以20多个师配备在浙赣线、苏南、浙江、皖南纵深地区，其中仅有10个师可作机动。白崇禧以27个师直接担任宜昌至湖口段江防和武汉地区守备，以13个师配置在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国民党为加强其长江防御，并以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及空军，分别配属于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集团，构成所谓陆海空联合防线。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有可能对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由于敌之战线长，兵力少，配置特点是东重西轻，纵深薄弱，可机动的兵力很少。

　　向长江以南进军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1949年2 月3 日至3 月20日先后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7 个兵团24个军及地方部队100 万人，准备于4 月间发起渡江战役。1949年3 月31日，邓小平为总前委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规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国民党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于4 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全线渡江作战，并决定以第二野战军为西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以第三野战军为中。东两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间实施渡江。战役指导上要求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作遇到严重战斗的准备，着眼于粉碎敌固守江防和在我军渡江后敌收缩兵力击我一路的企图。战役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战役的关键在于第三野战军两个集团迅速东西对进，打乱敌之作战体系，完成钳形合围。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第二野战军着重密切协同第三野战军行动，适时以主力东进，担任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之任务，并以主力一部迅速出密县地区，控制浙赣线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二野渡江突破地段，为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接合部，又是长江向南突出部分，处于汤恩伯集团之左侧背。沿江守敌为第八兵团刘汝明部三个军八个师约4 万余人，其第68军军部位于贵池，三个师分布在东流至湖口线，第55军军部位于贵池，一个师位于乌沙问至贵池段，两个师位于三野渡江正面之铜陵、青阳地段，第96军军部位于段家汇，两个师分布在吉阳大渡口至乌沙闸线。敌纵深地区仅有第17兵团侯镜如率两个军在联县至宁国地区。我军整个渡江地段之敌战斗力较弱，机动部队极少，且皖南地区有我游击队活动，成为我有利的突击方向。但白崇禧集团置主力于我渡江地段之右侧，严重威胁我侧背安全，其夏威兵团又以九江、安庆为据点，向望江、太湖。潜山伸出警戒部队，企图迟阻我军接近江岸，并破坏船只或将船只劫至江南岸，防我渡江。

　　二野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根据当前敌情，确定战役要首先抓紧突破江防，渡江后着重密切协同三野行动，保障其钳形突击的成功，并视敌情变化而不失时机地向敌纵深发展。遂决心以三个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当间宽约100 公里的正面，以安庆东西地段为重点实施突破。具体部署为：第3 兵团由安庆以东至棕阳镇段渡江，挺进敏县（即徽城）截断徽杭路，尔后沿公路东向杭州；第5 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尔后速沿浮梁、爱源直出摊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4 兵团于望江至马当间渡江，尔后沿江东下，接替第9 兵团监视芜湖敌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战斗。各部队在突破南岸后，即向两翼扩张，主动接应兄弟部队登陆，协同作战。暂归二野指挥的四野先遣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韩先楚，副政治委员兼政委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主力位于武汉以东地区，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我军渡江作战。

　　总前委会议之后，三野前指为贯彻战役实施纲要，又对三野各兵团的任务作出具体部署与调整。

　　粟裕说：“敌人主要是扼守长江，只要我军渡江成功，在陆上作战，将会如虎添翼，纵横扫荡，使敌整个防线发生混乱。因此，保证渡江胜利，是京沪杭战役的关键。”

　　张震接着说：“在我军渡江之后，三野7 兵团王建安、谭启龙部，9 兵团来时轮、郭化若部与8 兵团陈士榘、袁仲贤部，10兵团叶飞、韦国清部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之目的。此着为渡江的后全战役的关键。”

　　粟裕对韦国清政委说：“据华中工委陈丕显、管文蔚同志报告，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工作，江阴要塞已被我地下党员唐秉琳、吴广文、王德容等控制，要塞司令员戴戎光已被架空。前些时候，华中工委已派吴铭同志过去，接着华东局社会部又派第三室科长王征明同志过去具体掌握。华中工委命令他们努力做好迎接你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到时率部起义，配合你们行动。这是华中工委转来的敌人在京沪线的军事部署，江阴要塞兵力火力配备、弹药储量等详细材料。我已命陈、管将要塞的关系转给你们，以便直接联络。你们回去后和陈、管好好商量一下，要绝对保密！”

　　粟裕继续说道：“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在镇江时曾与我华中工委取得联系，陈丕显、管文蔚同志已做了些工作。林答应我军小部队过江，他们佯装不知，大部队过江时，即挂白旗起义。”

　　粟裕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材料递给第7 兵团政委谭启龙。谭政委边翻边看，又转手递给司令员王建安。未等王建安看完，粟裕又接着说：“这是林遵通过华中工委转来的敌海军江防情况和英美军舰动态。你们好好研究一下。林遵的第二舰队现已移至南京以西江面，你兵团从那一带渡江，要密切注意这一动向，把工作做好。”

　　粟裕、谭震林、张震等又对渡江的船只、物资、弹药等作了详细部署。之后，粟裕总结道：“总之一句话，我们要过江。若中央同国民党谈判成功了，我们可以轻松地过江，若谈判不成功，我们就要军事过江。军事过江，就是用今天我们部署的兵力，用鲜血去换取胜利。各兵团、军负责人回去后要抓紧行动，保证各项作战准备工作扎扎实实，卓有成效。”

　　渡江准备，从部署方案到广大指战员的精神思想准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是，由于北平正在举行和平谈判，渡江日期却颇费斟酌。

　　4 月13日，几份来自长江前线的报告，摆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二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报告说：据多方认真调查，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4 月末5 月初即加速上涨，6 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渡江不利。还是以4 月15日渡江为宜。

　　三野粟裕、谭震林、张震的报告也说：长江下游4 月下旬即进入黄梅雨季，现在江水日涨，如延长一个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三分之二是内河船只，在江中行驶困难。二是雨季稻田存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宽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会增加某些疑虑。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的电报说：据曾希圣等说，每年5 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 月的水比7 、8 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草均较困难，如推迟过久，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草。邓小平讲了曾的看法之后，又从战略决策角度提出：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过江。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

　　邓小平的想法非常明确，先打过长江再说，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他的作风就像四川人喜欢吃的辣椒一样辣，但辣得叫人舒畅。

　　这些来自前线的报告，字里行间充满着真诚、急切与焦急的心情。毛泽东十分理解，军情紧迫，延误了军机，就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从这点而言，毛泽东与前方将士的心情是一样的。细细算来，留给谈判的时间不多了。

　　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是从4 月1 日开始的，第一阶段为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摸清了对方的底；同时，我方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已准备完毕。根据前方军情，谈判应该加快步伐。

　　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信，明确地将谈判截止日期定在4 月17日，这之后便是渡江。但是，在充分考虑渡江客观情况之后，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又于4 月15日电示淮海战役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 天时间。”

　　在这之后，关于渡江时间，又经过多次商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终于在4 月18日9 时作出了决定：完全同意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 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在渡江战役正式开始之前，是否应做点什么呢？毛泽东的思维仍高速运转着。他猛地吸了几口烟，又伏案疾书，给淮海战役总前委起草电报：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请你们准备于4 月20日攻击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接电后请速部署，以便20日一举攻占。而在20日以前，则保持平静，一声不响。

　　此次攻击，是渡江战役的前哨战，也是对南京政府的一个警告，表明我军渡江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同时在军事上也为渡江作战扫清了最后的障碍，显示人民解放军拥有绝对的优势，是和是战，何时谈何时打，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能运用自如。4 月上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已经完成渡江作战的部署。两万多艘船只隐蔽在长江北岸的河湖港汉中，无数正义的炮口直指预定目标，整师整团的突击部队集结在出发地。

　　
10．周恩来嘱托：“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了，等待你们渡江成功的好消息。”百万雄师跨天堑，红旗插上“总统府”

　　鉴于敌长江防线在芜湖段守军战斗力最为薄弱，淮海战役总前委决定由谭震林指挥的中突击集团先于东、西两突击集团一天渡江。中突击集团渡江成功，就可以将敌长江防线拦腰切断，策应东、西两路突击集团的强渡。同时，控制宁芜铁路，挥师东进，直捣南京。显然，中突击集团能否一举突破敌长江防线，对整个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20日黄昏，渡江战役进入倒计时。中突击集团的总指挥谭震林来到第7 兵团司令部，见到兵团司令王建安，直截了当地大声问：“王建安，一举渡江成功，你有没有把握？要是没有把握现在提出来还来得及。现在全军、全国人民和党中央、毛主席都看着你们呢！”

　　王建安瓮声答道：“你放心，谭政委，对岸那几个烂兵，不够我一锅烩的！”

　　话虽这么说，王建安心里并不轻松。他最大的担心是江面今日无风。木船行驶，借助风力才会快速，速度就是时间和生命，有了速度就有了胜利。但是宽阔的江面上从早上起便风平浪静，刚刚露出新绿的树梢纹丝不动，村舍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拉得笔直，王建安心里很不踏实。但天黑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总攻发起之前，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骤起，这股风来得突然，卷起团团尘雾，江面上顿时波涛滚滚。王建安高兴得大叫：“真是天助我也！”

　　风势越来越猛，排在江边望不到尽头的大小船只上下颠簸着。战士们欢呼雀跃，船工们喜上眉梢，念道：“老天爷开眼，蒋介石的气数尽了！”“共产党得天下，有真人相助！”“共产党有福哇！”这一阵风，把军民们高昂的士气吹得像那涨满风的篷帆。

　　在4 月20日这一历史性的日子，北平（北京）传来了周恩来的谆谆嘱托：“你们一定要胜利渡过长江，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了，等待你们渡江成功的好消息。”

　　晚8 点，北平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目光紧紧盯住自己手中的怀表。

　　秒针走动的声音就像历史的脚步，预示将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晚8 点整，谭震林憋足一口气，对着话筒大喊：“开始！”

　　长江北岸批阳至裕溪口段，正义的炮弹齐发，大地震颤。密集的炮弹托着簇簇火光在暮色苍茫的天空划出无数道明亮的光弧，飞向南岸。火光映红了天空，咆哮的江水在炮火的照耀下犹如殷红的血液。顷刻间，南岸滩头火光闪闪，浓烟滚滚。在我军炮火猛烈轰击的同时，三野第7 、9 兵团第一线部队的战船启航了，真是桅杆如林，帆篷蔽天，上万艘木船乘风破波，直扑南岸。

　　谭震林在第一梯队就派出了四个军，即第7 兵团第21、24军，第9 兵团第25、27军。

　　能不能一举渡江成功？国民党军将采取何种行动？这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三野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密切注意战场的动向。他虽然在泰州的白马庙，远离中突击集团，听不到枪炮声，但他的思绪早已飞到前方。

　　这时，他正面对挂在墙上的作战地图，审视着，思考着。

　　“中线情况怎么样？”时间刚过20时30分，粟裕就查问中集团渡江情况。作战室参谋无言以对。粟裕看看手表，觉得自己是太急了点。中集团今晚已经渡江，东、西集团明晚也要渡江，在这关系全局胜利的时刻，他怎能不全神贯注、极度关切呢？

　　长江两岸炮声撼天动地，江水咆哮，各突击队的战船已经隐蔽地越过长江中流，迅速接近南岸，指战员们已做好战斗的准备。

　　又过了半个小时，冲在最前面的船只接近南岸，敌人发现后组织密集的火力拼命阻击，企图把突击队压制在水面上。突击队员们没有别的选择，嘶喊着边射击边迎着火力上，有的跳下水去，搂住船头，让战友们从身上踏过去，不少人中弹，船上的人落人水中，沉落江底……

　　先头部队终于登上南岸，经过短促激烈的战斗，粉碎了敌军的反抗，建立起滩头阵地。第27军占领了矾头山、大盖山等沿江阵地。第25军占领了岳山、羊头尖等沿江阵地。第24军占领了铜陵，随后与第21军会师大通，掩护后续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敌人已溃不成军。午夜，国民党惨淡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撕开了100 公里长的大口子。

　　战役发起前，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为确保渡江成功，曾经下达干部要靠前指挥的命令，规定战斗部队过江一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一个团，军长就要过江。遵照这一指示，第27军军长聂凤智、第24军军长王必成、第25军军长成钧、第21军军长膝海清都随突击队一道过江。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登上南岸的情景在许多老将军眼前仍清晰可见。聂凤智生前回忆道：那天夜里，风扫薄云，现出一轮明月，照耀着江面和更远一些的山峦。如果不是因为战争，面前的景象也许会使人感觉置身在一幅油画中。回首江面，他看到不远处数不清的船只争相在激流中勇渡，帆影重叠，火光闪闪……这是一幅十分壮观的景象，当中也饱含着诗情画意。

　　聂凤智紧皱的眉头放松了。雄师飞渡的场景激荡着他的心胸，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而出一份电文：“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只有12个字。这是聂凤智将军有生以来拍得最短的一封电报，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份电报。

　　21日凌晨，值班参谋向粟裕代司令员报告说：“聂军长来电报了。”

　　粟裕一听急忙说：“快念！”

　　值班参谋念了两遍，说：“就这么一句。”

　　“这么简单。”粟裕有点遗憾。他从值班参谋手里拿过电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心里猛地一喜。第27军是中集团的主力军之一，聂凤智既然“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这说明这个军在江南已经站稳脚，敌人的江防已被突破。

　　这份短短的电报，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21日上午，捷报频传：中集团已有10个师28个团到达南岸，已建立了东西120 公里。纵深20多公里的滩头阵地，已将敌军千里江防拦腰斩断。

　　汤恩伯见芜湖段江防被突破，急调第四军增援，妄想堵住缺口。哪知第99军刚到宣城，就与溃军迎头相撞，道路被塞，前进不得。溃兵的“恐共症”很快传染给援军，于是第99军也调头东窜，逃往杭州。

　　粟裕得知中集团突破江防时守敌抵抗甚微的情况之后，心情十分振奋，一遍又一遍地审阅中集团的战况报告，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查看作战地图，思考着如何创造战机，迅速达成更大的胜利。战场上的敌我态势和战役进展情况，—一显现在粟裕的眼前。只要攻占了江阴，就可实现总前委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判断的第五种情况，即敌人完全混乱。

　　江阴，东倚上海，西近南京，南靠沪宁铁路。占领了江阴及其附近的常州、无锡，就可将杨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块，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就将沪宁大动脉截断。江阴，是连接芜湖的“弓弦”东端。占领了江阴，中集团、东集团就可分别从“弓弦”两端沿捷径对进，堵住驻守在“弓背”上的南京、镇江。芜湖之敌南逃之路。江阴要塞是江防门户，占领了江阴，就从江南、江北封锁了长江，上游敌舰无法东逃，下游敌舰无法西援。江阴是敌人江防的重点、放心的地段，攻占了江阴，必将使敌震撼，从精神上崩溃。

　　那么，攻占江阴，使东线敌人迅速、全线崩溃后，究竟在何地、采取什么方式聚歼敌人呢？

　　粟裕认为最好是将敌人逼到宜兴、郎溪、广德、长兴之间的地区，在野战中将其歼灭。从地图上测算，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 公里，敌军撤逃约四至五天就可到达。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西侧，到达宜兴约80公里，如果攻击顺利，需用二至三天时间；中集团从渡江地域到广德、长兴，约180 至220 公里，进展顺利，也得五至六天时间才能到达。从需要时间来说，敌我双方差不多。谁能争取时间，抢先到达宜兴、长兴。广德，谁就赢得了主动。如果敌人先到达，就逃出了合围圈。如果我军先到达，敌人就将成为瓮中之鳖。

　　要把握这一稍纵即逝的战机，除了部队迅速猛进之外，还必须在渡江的同时，在敌人还没有撤退之前，就提前预作追歼逃敌的准备。

　　粟裕感到有必要向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提出这个建议。他立即找来参谋长张震，讲述自己的想法，张震当即表示拥护。

　　于是，以粟、张名义，给总前委和军委发了电报。

　　粟裕尽管深信自己的判断，但在未实现之前，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他深深感到，敌人会不会迅速全线崩溃，就看10兵团能否一举胜利突破江阴地段，插向敌人纵深。这是关键的关键。他一再向东集团主将、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阐明这个要害，一再叮咛叶飞：要随第一线梯队渡江，直接掌握战场情况，实施强有力的直接指挥。

　　东突击集团面对的江防是国民党整个江防上最强大的，特别是浦口到江阴一段，不但有闻名的江阴要塞，林遵统率的海防第二舰队也全部集中在这里，这是蒋介石看家的最后两件法宝。江岸守备兵力众多，是按江北、江中、江南三线配置，也就是江北设桥头阵地，江心洲筑据点，南岸有沿江守备部队，还有强大的纵深配备。国民党吹嘘这段江防是钢铁防线，要突破如此坚固的防线，确非易事。

　　叶飞将突破口选在江阴，原因很简单，这里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段，只有1500米宽。往东，江面豁然开阔，木船漂泊一夜也难抵达对岸建立滩头阵地。往西，离南京太近，敌江防兵力较强，特别是有敌第二舰队陈兵该段江面。

　　江阴为京沪锁钥，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历来为重兵防守之要地，蒋介石对这里也极为重视。到1949年春，江阴要塞兵力达7000人，设有总炮台一座，大炮台三座，游动炮团一个，有远程要塞炮70门，加农榴弹炮36门。纵观江阴要塞，山顶有炮群，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港口有木桩铁丝网，江面有舰只，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可谓江上雄关。难怪国民党国防部吹嘘说：“江阴防线是立体防线，共军插翅也难以过江。”

　　但是，国民党的将军们和美军顾问团只看见了江阴要塞完备的防御体系和强大的武器装备，却看不见国民党的军心士气，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在渡江战役前夕，要塞的实际控制权早已落人共产党手中，要塞成为埋在国民党千里江防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3 月，华中工委及时把江阴要塞的地下组织关系转交给了第10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清把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接到兵团部，亲自听取汇报。王征明是粟裕点的将，主持要塞的起义工作，在济南战役时，他曾成功地策划吴化文部的起义，是一位秘密战线的无名英雄。

　　叶飞听完情况汇报，指示工征明说：“你和江阴要塞党支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三至四个港口，不打枪，不放炮，迎接我军登陆。”

　　韦国清说：“完成这项任务就是渡江的第一功，其他事情我们办。在方法上，注意要他们掌握几个连长、排长，利用他们的关系掌握一些关键士兵。口号可以提得灰色些，可以这么说：要打一起打，要逃一起逃，要当俘虏大家一起当。不要因为胜利在望，麻痹大意，暴露自己，以致前功尽弃。”

　　叶飞补充说：“通知要塞地下党的同志，兵团党委决定起义工作由你负责。”

　　4 月20日，国民党已获得情报，解放军即将渡江。戴戎光接到第一绥区司令丁治磐“立即准备作战”的命令后，从江阴城住进要塞，坐镇黄山炮台总台指挥所，命令各部做好战斗准备。

　　我军的总攻开始了，首先要拔除江阴对岸的桥头堡八圩港阵地。八圩港守军是敌第21军第145 师，战斗打响后，师参谋长立即要求要塞给予炮火支援，戴戎光下令开炮。唐秉琳不慌不忙，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减缩400 米火力实施射击。随着一声令下，炮台在一阵轰鸣中震颤起来。炮弹呼啸着飞向对岸，顷刻间，八圩港一片火光冲天，鬼哭狼嚎。第145 师师长在对讲机里破口大骂：“妈的，你们的炮弹全落在老子头上了，唐秉琳，你的炮是怎么打的？”

　　汤恩伯得到上述情况报告，大为吃惊。深知要塞若有闪失，整个江防将不攻自破，便急忙给戴戎光打电话，声色俱厉地要戴立即追查。唐秉琳振振有词：“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戴戎光一向视唐秉琳为亲信，况且战斗已经打响，怎么查究？戴戎光把此事撂到了一边，专心对付解放军渡江。

　　21日19时30分，在我中集团突破长江天险之后，东集团和西集团同时发起渡江。20时，八圩港的江面上夜色沉沉，几艘木船神不知鬼不觉踏浪而来，在江阴城外山北麓悄然靠岸。与此同时，在长山东侧的肖山江岸，也有几艘木船靠岸，这是叶飞兵团的第23、28、29军派出的先头部队。

　　就在先头部队在南岸得手之时，北岸发起了总攻击。戴戎光急令唐秉琳开炮，封锁对岸的新港。

　　唐秉琳得到开炮的命令，但解放军先头部队还未占领黄山总炮台，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他便命令了佩基执行“佯动射击计划”，同时命令通信连长李容有和王刚剪断江阴要塞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命令沿江步、炮部队立即撤出阵地，一律佩戴识别标记向黄山营房集中。

　　炮台的大炮开始射击了，一发发未装引信的炮弹漫无目标地发射出击。戴戎光坐在总指挥所，听着一声声没有回音的炮声，立即觉得事情不妙。“妈的，这打的是什么炮，纯粹是在给共军放礼炮！”他抓起电话，不通；大声叫卫士，没有应，顿时头脑嗡地一声响，感到情况不妙。

　　当唐秉琳提着枪冲进指挥所时，戴戎光似乎明白了，又似乎不明白，目光盯着他曾经那么信赖的部属唐秉琳怔怔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地下党员、政治交通员吴铭朗宣布：“我是共产党的代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已经宣布战场起义，现在要你缴械投降。”

　　戴戎光像一堆烂泥瘫倒在了地上。

　　北岸，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我军迅速登舟启船，船如云、人如潮，似万箭齐发，势不可挡。

　　渡江进展比预想的顺利。但是时隔不久，有关前方进展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少。

　　粟裕一再催促要尽快与叶飞取得联系。但四个小时过去，仍没有沟通联络。叶飞下落不明，前方战况也不明。在这关键时刻、关键地段，与关键人物联系不上，粟裕焦急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报务员也忙得满头大汗，多方查询，就是得不到回答。22日，晨曦微露，粟裕才接到叶飞发来的报告：第23、28、29军全部和第31军一部已胜利南渡，打垮了当面之敌，建立了以江阴为中心的正面宽50余公里、纵深10余公里的巩固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迅猛发展。原来，叶飞因注意力集中在指挥渡江和登陆作战行动上，以至在登上指挥船时，竟忘了带上电台和报务员，直到踏上长江南岸时，才发现电台没有跟上来。

　　在第28、29军随叶飞司令员从张黄港至龙稍港强渡长江，占领江阴、高港的同时，第20.23 、26军自龙稍港至七圩也强渡长江成功，一踏上江南大地，疾速向南，追歼逃敌。

　　中集团于4 月21日晨，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将敌长江防线拦腰斩断。西集团与东集团相继于21日黄昏，同时在西起马当、东至江阴约p 公里宽的正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发起攻击。渡江各部队在经过强大炮火准备后，相继登船起波，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驶向敌岸。敌企图集中火力，并在海军、空军配合下，将我军消灭于江中，但因我军全线出击，使敌顾此失彼。二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以洋锹。钢盔划水，协助水手加速前进；船工负伤后，战士坚持掌舵。摇橹，前仆后继，以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力争成为登陆第一船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直冲敌岸。敌虽企图组织顽抗，但终因士气低落，斗志颓丧，一触即溃。二野各部队密切协同，英勇作战，先头船只仅以15至30分钟即冲过长江天险，很快抢占了敌滩头阵地和要点。接着，二野以一部横扫沿岸之敌，主力则向敌纵深挺进。后续部队亦及时登船起渡，对敌实施连续的突击。至当晚21时止，二野已渡过16个团，控制了长江南岸宽100 余公里、纵深10公里左右的登陆场。又经22日、23日的战斗，占领了青阳、高坦。至德一线和马当要塞，并歼灭了沿江守敌一部。安庆守敌也弃城南逃，被歼于吴田铺地区。至此，二、三野战军顺利完成了突破敌长江防线的任务。四野先遣兵团及中原军区部队，解放了稀水、黄梅。荆门、汉川等地，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二野的侧翼安全。至此，敌一直作为屏障，借以苟延残喘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一部分机构仓皇迁移广州。南京及其以东守敌纷纷沿京杭、京沪路向杭州、上海方向撤退，企图“以海、空军全力确保淞沪”。二野当面之敌刘汝明部，则纷纷向浮梁、祁门、石途方向溃逃，妄图在皖浙边山区顽抗，迟滞我军，以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上构成新防线。

　　22日，中集团已大部过江，进展顺利。这时，无线电波传来了总前委的重要决定：“从即日起，谭震林率7 、9 两兵团归粟裕指挥。”

　　我军东、西两集团一渡江，敌全线告急，上下惊慌。蒋介石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叫喊：“给我狠狠地打！绝不让共军渡过江来！”但是告急的电话、失利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蒋介石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又传来了：“江阴要塞失守了，要塞司令戴戎光被共军俘虏了！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也带着25艘舰艇投靠了共军！”

　　蒋介石听到以上两个消息，如晴天霹雳，立即瘫倒在地，连吐了两口鲜血，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后来经过医生的抢救。打针、服药才慢慢地恢复了过来。蒋介石从床上一爬起来，便让儿子蒋经国连夜给南京打电话，通知军政要员速到杭州机场开会。

　　22日晨，李宗仁偕同何应钦、白崇禧等飞往杭州，齐集览桥空军学校会议室内，与下野总统蒋介石会谈了两个多钟头，不得要领。会议进行期间，前方又打来电话报告说：“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撤，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随即命令：将南京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到沪杭一带。

　　敌人全线溃退，粟裕紧紧抓住这一大好战机，迅速将指挥重心转移到追歼逃敌上来。

　　22日至24日，粟裕和张震联名发出多道命令，严令“各部应分别迅速猛进、阻击、截击与尾追，歼灭敌人”。命令的中心点就是一个“快”宇：快追，快堵，快截，快歼。

　　在粟裕、张震指挥下，三野各追击部队高度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不为小敌所抑留，日夜兼程，猛追猛打，迅速扩大战果。

　　4 月22日傍晚，从杭州飞来南京的李宗仁代总统，拖着两条沉重的腿从座机上走下来，迎接他的只有寥若晨星的几位官员，枪炮声此起彼伏，像礼炮一样欢迎他。

　　此次去杭州，是下野的蒋总统召集在野的李代总统“训话”，一种被蒋介石愚弄的忧愤情绪笼罩着李宗仁，挥之难去，返抵南京之后仍气愤不平。

　　他召来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询问战局现状如何。汤恩怕说解放军已迫近城郊，今天晚上或许可以平安过去，明天的安全无法保障，解放军说进城就进城。所以，他劝李代总统赶快跑，至迟明天清晨要离开南京，否则他就不能保证其安全。

　　汤恩伯走后，李宗仁看着桌上的台历发呆。台历正好翻到4 月22日这一页，农历是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真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看来，他在总统宝座上也只有几个小时好坐了，天亮后这张椅子就不是他的了。就在23日清晨李宗仁乘飞机离开南京之后的几个小时，我第35军就胜利地进占了南京。

　　风雨苍黄，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经被埋葬。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大街小巷里传出阵阵欢歌笑语和锣鼓声，欢庆南京解放。

　　昔日“总统府”已升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在战火硝烟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成了蒋家王朝败亡的历史见证。

　　4 月27日，陈毅、邓小平、刘伯承陆续到了南京，总前委也从合肥移驻南京城。三位领导人到总统府作了一番巡视。红油漆的柱子和雕花宽敞的走廊，外表看俨然还是蒋家王朝的金碧宫殿，里头却是乱七八糟，一片狼藉。陈毅皱了皱眉头，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步跨进最后一幢房子的二楼，便看见了蒋介石久坐过的、李宗仁也过了几个月瘾的总统“宝座”。桌上台历翻到4 月22日，今天已经是27日了。陈毅习惯性地伸手想去翻过，一转念又停住了。4 月22日已成了国民党的历史，象征它22年的反动统治划上了句号。再翻已经是人民掌权的历史，得另找一本台历。陈毅兴致勃勃地拿起“总统”办公室的电话，便给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打电话。

　　陈毅用高亢的语调说道：“报告主席，我在蒋介石‘总统’办公室给您打电话，南京已经解放了，我等着听您的指示哩！”

　　毛泽东对着话筒向诗人将军念了一首刚刚创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赵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陈毅脱口赞道：“写得好！我记住了。横渡长江的百万人民解放军正在分路南下，追击穷寇。三野一路要越过浙皖边境，一路挺进丹阳，直指上海。二野正在向浙赣边境的寿昌、开化进军。”

　　
11．郎广围歼战，直取杭州，切断浙赣线

　　国民党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被击溃，敌军各部慑于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纷纷南逃，第四绥区刘汝明部行动最快，率先逃窜。

　　1949年4 月21日拂晓，刘汝明接到所属第55军守备大通的第74师师长李益智的电话报告：“敌人已在我侧翼铜陵以东88军正面大举渡江，并渡过不少。据说那里的部队有一部分叛变后，立即擅自决定放弃江防阵地，全线撤退。”

　　刘汝明早已料到这个结果，他这个有名的逃跑将军也早已暗自打定了主意，不行即跑，保存实力，到台湾后才有做官的资本。但突然听到报告说解放军已渡过长江不少，还是吓了一跳。

　　刘汝明定了定神，随即又拿起话筒，亲自打电话向所属的三个军下达了撤退命令。

　　汤恩伯得知刘汝明撤退后，即于当日打电报给刘汝明，令其“务必坚守江防阵地，阻止共军渡江”。刘汝明只瞟了一眼电报，便将其丢弃，未置一词，即令所部继续逃窜。

　　4 月23日，刘汝明到达太平附近时，又接到汤恩伯电报：“着该兵团就地停止，集结所部协同七绥区的20军、99军反攻，围歼已从获港渡到江南的敌人。”刘汝明仍未理会，继续向屯溪方向南逃。

　　4 月22日，解放军第21军已全部渡过长江到达南岸，马上向东追击逃敌。

　　4 月23日，第21军奉总前委补充命令，向宣城、宁国、广德地区追击。这天，大雨滂沦，浓雾弥漫，指战员不顾疲劳，忍饥挨饿，不待辎重、骡马到达，人均负重60斤，冒雨急进。

　　4 月24日，抵达黄荆塔。径县一带。这天，南京、芜湖地区逃敌于湾址及宁杭公路被三野主力歼灭。于是第7 兵团改令第21军由宣城南穿过浙皖边境，经天目山向杭州疾进。第21军从收音机中听到南京解放的喜讯时，将士们兴奋异常，干劲倍增，“11号汽车”（徒步）也快了起来。

　　为了迅速赶在敌人逃跑以前到达杭州，第21军取捷径，翻山越岭，穿林跨溪。山虽不高，但路崎岖弯曲很难行走。部队虽轻装前进，但武器、弹药、干粮等必需品是不能精简的，每个人的负荷都在60斤左右。由于时间紧、任务急，过江后部队没有很好地休息过，连续长时间行军，走的又都是崎岖的山间小路，体力消耗很大，十分疲劳，大家两条腿沉重得像灌了铅似的，行动困难。许多人的鞋底磨穿了，脚上打起了泡，走起来一拐一颠，一不小心被路上的石子顶一下便疼痛难熬。

　　但4 月的江南，春意正浓，林茂竹密，葱郁苍翠，山花竞放，姹紫嫣红。时值梅雨季节，时而细雨连绵，滋润万物，冲洗着战士的汗水，时而阳光灿烂，照耀大地，晒干了战士的湿衣。山上云雾绕绕，峰峦叠蟑；山间飞瀑悬挂，抛雪溅珠；路旁溪流清澈，淙淙有声。第21军长期战斗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到了江南，简直进入了另一天地，战士们都为这美丽的自然景色所陶醉，因此再疲劳也都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夜行军就更艰苦了。天黑、路窄，山间小路也好像故意和战士们过不去似的，变得更加高低不平，一脚高，一脚低，稍不小心就会跌倒。爬起来又跌倒，跌倒再爬起来，有的同志跌倒了多少次自己也记不清了。有的走着走着就打起瞌睡来，不知不觉地踩到了别人的鞋跟，撞到了前面同志的身上。

　　每次途中小憩，战士们躺在地上很快就睡着了。过江一星期了，部队没有很好地休息，战士们确实太疲乏了，各级首长真想让他们好好地睡一觉，一直睡到天亮，可＿想到任务，又不得不违心地叫醒大家继续前进。尽管大家又累又困，但始终精神抖擞。有的同志开玩笑说，现在没有时间睡觉，等完成了任务，我要好好地和“周公”算算账，把损失补回来。渡江时为少占用船只，更多地抢渡有生力量，乘马皆暂留江北，干部和战士同甘共苦，开动“11号汽车”。指挥员活跃在战士们中间，帮助体弱有病的同志扛枪、背包。这行动，是无声的动员，又似一种无形的力量，激励着每个战士。

　　渴望解放的江南人民，一听说解放军来了，都纷纷站在路边为部队送茶水，把仅有的一些熟鸡蛋塞到战士的手里。部队宿营后，老百姓为战士烧水洗脚，帮战士烘烤湿衣，夜间用自己的被子把战士的湿被换下来，很多地方都有人连夜打草鞋，给跑烂了鞋子的战士穿。一些人还声泪俱下地向部队控诉国民党政府和蒋军的暴行，要解放军为他们报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美丽的河山，凋敝的农村，热情而贫苦的人民，这一切都进一步激起了人民解放军对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彻底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我军强大的攻势使敌人闻风丧胆！第21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抵抗，碰到的只是三五成群的残兵溃勇。他们大都面黄肌瘦，军装又破又脏，手里提着、身上背着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东西。还有伤病员，缠着绷带，拄着拐棍，一瘸一跛，十分狼狈。他们边走、边怨、边骂，都说：“国民党军队完了，散了，连个集合地点都没有，大官乘飞机逃命，小官也溜得不见影子，只有受苦难的穷兵没人管。无路可走，老子就投奔解放军。”这些残、散兵们，发誓不再为国民党当“炮灰”。一路上第21军收容了数百名这些国民党军队的残散兵。

　　在我军追击的沿途墙壁、桥梁、大树等物体上，到处可见“四十五军、青年军、交警九纵队到杭州集合”，“李军长、张军长、周司令等到杭州山西会馆会合”的留言。到达杭州时，又见到“三一八师到金华集合”以及交警纵队还有什么军“到宁波集合”等乱七八糟的通知。为了逃命，保密也不顾了，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惨状由此可见。

　　5 月1 日，第21军进至孝丰地区。

　　当晚，军长膝海清得到情报：防守杭州市的国民党第45军残部、交警总队及新组建的第85军已开始撤逃。

　　第45军的前身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即南京警卫师。1948年10月扩编为第45军，仍驻守南京。1949年4 月21日我军渡江成功后，即向南京进攻。汤恩伯害怕残存在南京的有生力量被歼，于是下令23日全面撤退，放弃南京，令江防及南京守备各军向杭州集中。23日，第45军三个师于清晨纷纷撤出阵地，夺路向南逃窜。至广德地区时，三个师皆被三野主力歼灭，只有一位营长率100 余漏网残兵侥幸逃至杭州，与早几日到达杭州的第45军代军长陈沛及参谋长俞天鉴会合。

　　“交警总队”是“交通警察总队”改编的。“交通警察总队”是美蒋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施以特种训练并全部使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一支特务武装部队。

　　1943年至1946年，美国特务头子、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除了在重庆替军统训练了大批美国式的特务，并且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北平两处训练汉奸特务，以加强军统的罪恶活动外，还先后在各地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和装备了4 万多名武装特务。这支特务武装就是交警总队的前身。除临泉第10训练班由汤恩伯兼主任外，其余均由戴笠兼主任。配备卡宾枪、机枪、左轮手枪和火箭炮等武器。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特务部队均并人交通警察总局，改为20个左右的交警总队。蒋介石很重视这支部队，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的警卫外，并多次把它投入到重大战役中。1949年2 月，蒋介石下野后，还特别指定调几个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去保护他。

　　渡江战役后，各地铁路、公路本身原有的交通警察也大部编人了交警总队，主要部署在浙赣铁路及杭州市内。

　　为消灭这几股残敌，特别是交警总队（其中的特务甚多），膝海清下令迅速抢占杭州，追歼残敌。

　　5 月2 日，第21军第四师强行军120 里，于当晚11时攻占余杭城，歼灭余杭保安队一个排，缴获机枪3 挺，步枪17支；第61师在第62师的配合下，急速奔袭进入余杭东关，余杭伪县长白仲涛率保安队200 余人缴械投降。

　　5 月3 日，第21军令第61师攻占杭州市区，并临时担负杭州市的警备任务；令第62师沿富杭公路前进，抢占钱塘江大桥；令作为军第二梯队的第63师随后跟进，并作好战斗准备，预备从第62师右侧迂回，夺取萧山，切断杭州之敌退路。

　　此时国民党的清军已丢盔弃甲日夜兼程地往南败退。杭州市失去了往日那种宁静的气氛，陷入一片混乱中，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为逃跑使出混身解数。他们中有门路的经杭州乘飞机逃往台湾，或是夺船走海路逃往舟山；没门路滞留杭州的溃军则坐立不安，满城骚扰。市内不时响起枪声，许多店铺被洗劫。杭州市居民家家关门闭户，白堤上横七竖八地堆着国民党军队扔下的破烂吉普和辎重等，把美丽的西湖变得像狼藉不堪的战场。因此，第61师未遇什么抵抗即进入市区。部队一进入市区，工人、学生、市民就涌上街头，爬上楼房，欢迎解放军。到处响起锣鼓声、鞭炮声，“欢迎解放军，庆祝杭州解放”的口号声，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许多人拥到行进的部队跟前和战士握手，有的流着眼泪说：“可把你们盼来了。”战士们在敌人面前是英雄，但是在大城市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面前，他们既兴奋，又显得腼腆和拘谨。

　　第61师进入伪省政府时，伪省政府民政科长立即出来迎接。师首长们即向其询问省政府情况，民政科长报告说：除省府、警备司令部及各机关首脑人物逃跑外，其余各政府机关职员等候向解放军清册移交。首长即令那个科长通知各有关方面来接受任务。片刻后，伪省府秘书长、伪参议长、伪警察局长、伪商会会长等一帮人先后来到。首长们即向他们交待了几项任务：各机关、各部门解除武装后，继续协助解放军维持好社会秩序；迅速报告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各类仓库位置，帮助有秩序地接管；规定了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及使用方法；每日为解放军筹措粮草数量若干等。他们表示遵令执行。

　　第21军解放杭州的同时，二野已进入浙西山区，直插浙赣线；三野主力已在苏浙皖边会合，围住了国民党南逃溃军30余万。郎（溪）广（德）战役正在进行。许多漏网之敌，纷纷蘼集杭州。

　　此时盘踞上海的汤恩伯，尚不知道杭州已经解放，仍天天从上海向杭州发列车，运送国民党士兵、政治官员、军政要人及其家属。5 月3 日晚10时，杭州解放后汤恩伯发来的第一列火车，在一个连的护卫下开进了良山车站。国民党兵刚下车，即被我军缴了械。敌连长尚不知杭州已解放，高叫道：“我们是交警总队的，我是连长，请不要误会。”战士们风趣地说：“连长先生，国民党部队必须投降缴械，我们是不会误会的。”后来的几天，火车开到哪里得知杭州解放了，就停到哪里，于是“乘客”作鸟兽散，大多窜入杭州。一时间，杭州市内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达万余人。他们趁第21军刚进城，无暇顾及之机，四处扰乱，抢劫市民财产。还有一些地痞流氓也趁火打劫。因此，杭州刚解放时，秩序甚是混乱。

　　5 月3 日晚饭后，第61师第181 团组织干事薛克扬来到守卫《东南日报》社的第一连驻地时，连干部报告说：“薛队长，报社社长让省委来的人抓走了。”

　　薛克扬一听，吓得头上直冒冷汗。自“皖南事变”后，浙江省委即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英壮烈牺牲，此后再未重建省委。这些情况薛克扬是知道的，就对第一连的干部们讲了。

　　连干部一听，知道上当了，连长和指导员立即带了一个排出去找社长。直到晚上8 时左右，才把《东南日报》社社长找回来。经查，原来所谓的“省委”是一伙地痞流氓。他们劫持社长，是想从报社捞一笔钱。后来，第61师把几名主犯拘押起来，离开杭州时交给了军管会。

　　5 月4 日晚上，有一伙自称“司令”、“指挥”、“支队长”的头目们联合起来要见军管会的领导面谈。第61师胡伟师长、叶泰清副师长、李清泉主任召见了他们。这伙人一见面就都为自己辩解他们组织的“合法性”，对第力军收缴他们的武器不满。有的质问21军为什么随便就收了“自己人”的枪；有的油腔滑调地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有的则尽说些奉承言辞。

　　胡伟甚觉好笑，严肃地说：蒋介石已经彻底完蛋了，如果有人想趁火打劫，乘混乱发财，解放军是绝不允许的。你们组织的这个军那个军都是不合法的，我们是不承认的。希望你们放聪明一点，不要违抗我们的命令，交出你们的武器和物资来，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自己承担！但有一条可以告诉大家，凡是真心实意想为解放军、为人民办点事的。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一席话讲完，只见那些所谓的“司令”、“指挥”们一个个耷拉下了脑袋，不少人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查明，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些流氓投机分子，有的还是国民党特务。经过两三天工作，第21军解除了大约2000多这类人的武装，对维护杭州解放之初的社会治安起了很大的作用。

　　渡江战役前夕，第21军即反复地进行了入城政策和入城纪律的教育。一些连队开始未找到公房，便在街上露宿。第182 团第三连露宿地附近的百姓，早晨看到部队露宿街头，纷纷把战士往自己家里拉，一位老年人感动得流着眼泪说：“从晚清到民国的兵我都见过，从未见过像你们这么好的队伍。”第183 团第三连看守保护点中有一个食品仓库，室内有很多零散的香烟、饼干、咸鸭蛋，但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人去动，直到原样地交给第23军的接防部队。

　　刚入城，币值未明确前，部队不到市场上买东西，吃饭时仅有一点咸菜，有的单位甚至以盐水拌饭。币值明确后，战士们用渡江后发的几块钱，两个三个一组到商店买东西。他们选购的大多是钢笔、铅笔、小本子和书籍，有的干部为准备解放全浙江，到处打听哪里能买到浙江省的地图。当时一些商店职工中传出了这样的话：“国民党军队抢购吃、穿、用，解放军战士买纸、笔、书。”杭州称“天堂”，主要是杭州有个西子湖，但是第21军干部、战士大都没有来得及游览一下西湖；军、师首长也只是在检查部队执行任务情况路过湖区时，远看了一下那被苏东坡赞不绝口淡浓相宜的西子湖。

　　在第61师向杭州市区攻击前进的同时，第62师根据军的命令，决定由第185 团担任第一梯队，以最快的速度攻下钱塘江大桥。

　　“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雷震云霓里，山飞霜雪中”，形象描述了钱塘江江潮的壮丽气势。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联接着沪杭、浙赣两条铁路，长1322米，连引桥共长1453米，16孔，于1937年9 月建成，是我国最早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桥，是华东南北交通的战略枢纽。

　　渡江战役前，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亲飞杭州，在平湖秋月励志社召集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岩、杭州市市长俞济民等人召开了一个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在浙江组织起一道“坚强”防线，以阻止解放军南下。何应钦在会议最后决定中宣布：“在共军逼近杭州之前一定要把钱塘江大桥炸毁，请周。俞二位务必坚决执行。”为了万无一失，他还专门把浙赣铁路局局长侯家源叫到玉皇山，研究炸桥问题。

　　担任主攻大桥任务的第185 团第二营营长蔚锦茂向全营做了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命令部队放下背包，只携带武器弹药轻装向钱塘江大桥疾进。在距大桥只有二公里时，部队编成战斗队形展开了。主攻连第五连沿江边公路前进，直插钱塘江大桥。当第五连前进到六和塔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六和塔和之江大学守敌密集火力的阻击。第五连当即以部分兵力正面佯攻，连主力从侧面一举拿下了六和塔，控制了这个可以俯瞰大桥全貌的制高点。并在营火力的支援和第四连的配合下，一鼓作气拿下了北桥头堡，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通道。至此，第二营完全控制了大桥北端，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通道。

　　随后，第四、五连立即向桥南之敌发起进攻，同时第六连在六和塔以北无名高地构筑工事，阻止杭州市区的敌人南逃。第四、五连向桥南进攻，桥南守敌眼看守不住了，便把一捆捆放在桥面上的炸药点燃了。随后桥上便传来几声沉闷的爆炸声，浓浓烟尘笼罩了桥面。第二营指战员以为大桥被炸断了，一个个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然而烟尘散去后，他们发现大桥仍巍然屹立着，只有一小段铁路和公路桥上的木板桥面稍有损坏。第二营指战员高兴极了，提着的心终于放下，并迅速冲上去，抢占了钱塘江大桥。

　　何应钦亲自部署的炸桥行动失败了，是敌人的疏忽吗？不是，是铁路职工林正发用100 块钢洋保住了大桥。原来，4 月底的一天清晨，林正发前往钱塘江大桥附近检修路轨。只见桥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守桥的国民党士兵增加了不少。

　　“阿发，你找死啊，还不快回家？”林正发刚走出几步，就听到前边有人招呼他。

　　林正发定神一看，原来是国民党守桥的士兵周福元。这个周福元因吃不饱肚子，常到林正发家要东西吃，因此他们很熟。

　　“我上工去啊。”

　　林正发说着迎上前去，一打听，才知道国民党兵准备近日炸桥，一个排的工兵正在勘察桥梁。

　　“炸桥？这桥可是我们工人用血汗建起来的，是通往浙中。浙南的陆上必经之道啊！”林正发边看边想：“一定要想法阻止他们的炸桥阴谋。我得先摸清情况，再见机行事。”

　　于是，林正发转身向周福元说：“兄弟，下了岗到我屋里喝两盅，我那里有好菜。”

　　中午，周福元来了。三杯酒下肚，他的话多起来，感慨地说：“妈的，当官的都撤到定海去了，让我们这些穷当兵的守桥。如果能搞几个钱，老子早就跑回家了。”林正发试探着问道：“炸桥了，你往哪跑？如果大桥不炸就好了。”

　　“不行，听说上头要亲自监督炸桥。”周福元答道。

　　“福元兄，你和兄弟们说说，炸桥时少装点药，帮我保住这饭碗，你们到危机时兴许还能有条生路。”

　　“不好办呀，现在的情势都是认钱不认人。”

　　林正发眼睛一亮，计上心来。说不定可以用钱买通炸桥的国军士兵。

　　送走周福元，林正发马上动身进城，四处奔波，找亲戚和工友借了些钱，又把身上的怀表押在当铺里，总共凑了100 块钢洋。

　　第二天晚上，乘着夜幕，林正发带着钢洋悄悄来到周福元的住处，然后两人一起去找工兵排的黄排长。

　　黄排长是个兵油子，明白了周富元的来意，连连摆手说：“这事可是要掉脑袋的。”

　　“长官，请你高抬贵手，桥炸了你我都没饭吃了。”说着，林正发从衣袋里取出钢洋送到姓黄的面前。

　　黄排长一见白花花的钢洋，喜出望外地说：“好吧，我想想办法。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兄弟哪个不想活命。”

　　后来，黄排长在捆炸桥用的炸药包时，在规定每包装60公斤炸药的炸药包里，只装了二两炸药，其余全是装的沙土。钱塘江大桥就这样保住了。

　　在三野部队攻取杭州期间，鉴于敌已全线崩溃，三野部队已解放南京、芜湖，第4 兵团渡江后的位置距浙赣线较近等情况，为不给敌以喘息机会，早日切断浙赣线，断敌退路，割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密切协同三野作战，经总前委批准，二野决定第4 兵团不东进，而沿第5 兵团右翼与第3 、第5 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以达赣闽，倾全力迂回至汤恩伯部侧背，猛力穷追，务求抓住敌人而歼灭之。同时确定第10军主力参加安庆、芜湖市的接管和担任维护后方交通安全的任务。

　　二野各兵团在近200 公里宽的正面上，以撤县、上饶、贵溪为目标，多路向南追击。在追击作战开始时，由于部队对敌溃乱情况认识不足，多采取正面平推，以致战果不大。

　　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及时指示部队，对溃乱之敌必须实行猛追、猛冲、猛打和平行追击与跟踪追击相结合的战术，要敢于以少胜多，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各部队随即改变了战术，大胆迂回，在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雨具缺乏、病号增多的情况下，大力展开了互助活动，斗志昂扬，士气旺盛，每天以五六十公里的速度翻山越岭，抢占要点，使南逃之敌有的未撤至预定地区即遭攻击，东奔西逃，乱作一团。

　　至5 月1 日，二野在江南人民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控制了屯溪、举源、乐平一线，歼敌第106 军第282 师和第46军第174 师全部及第96、68、73军，第119 师，暂编第2 、3 师各一部，粉碎了敌刘汝明及侯镜如部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敌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的企图。残敌纷纷向金华、行县、上饶等方向逃窜。三野部队在郎溪、广德地区全歼企图退往沪杭之敌，并逼近杭州，向淞沪疾进。

　　此时，毛泽东指示：杭州、上海之敌所剩无几，三野不日即可将其歼灭；二野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敌，以便在敌军被歼灭后即可分别开辟三区工作。二野遵照上述指示，根据敌逃窜方向，确定各兵团分别向浙赣线义乌至龙游段（第3 兵团）、密县至上饶段（第五兵团）、横峰至东乡段（第4 兵团）进击，追歼溃散之敌并开辟地方工作；同时确定各兵团留一部位于屯溪、浮梁、乐平等地区清剿残敌，协助地方党组织开辟新区工作。各部队均不顾疲劳，英勇顽强，翻山越岭，在不为小股敌人所纠缠、不为俘获所拖累的积极歼敌思想指导下，日夜兼程急进。第4 兵团主力首先于5 月4 日占领浙赣线之上饶。贵溪、横峰地区，其第15军占领上饶后直出武夷山，到达福建建瓴、建阳、南平、邵武等地。第3 、5 兵团亦于5 月7 日分别占领金华、行县地区。其中第3 兵团一部与三野第7 兵团一部会师于诸暨。在上述作战中，先后歼敌第68军第143 、119 师，第88军第49师，第106军第192 师，第85军第110 师和暂编第3 师全部，第力军，安徽省保安第3 、5 旅，交警第7 、8 总队等大部。此时，敌已溃不成军，除拼命向浙赣路以南山区逃窜外，残敌纷纷向我投降。二野即控制了义乌至东乡段长达400 公里的浙赣线，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粉碎了敌人在浙赣线组织顽抗的企图，为下一步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四野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肢，逼近武汉，完成了钳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4 月28日，先遣兵团归还四野建制。

　　当时，三野部队已解放了杭州，其主力正围歼隅守上海之敌。为扩大战果，密切配合三野主力作战，二野就势以一部兵力轻装继续追击敌人，第3 兵团轻装部队向丽水、松阳，第5 兵团向崇安、浦城，第4 兵团向建阳、临川等方向猛追。各追击部队由于及时吸取了前一段追歼逃敌的经验，战术更加机动灵活，采取了适时分遣合击，大胆迂回穿插的战术，并充分利用了缴获的汽车等运输工具加速追击，使敌大部被歼。至5 月14日，二野各部队已分别解放了丽水、清四、古田、南平、南城等闽北、赣中广大地区，逼近了闽江、赣江。

　　这时，总前委命令二野主力在浙赣路金华、东乡段休整，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保障三野围歼上海之敌；以一部兵力向闽北、赣中进击，并相机进占南昌。为此，二野前委下达了（关于休整与备战的指示），指定第3 兵团主力以金华、江山为中心，第5 兵团主力以上饶、戈阳为中心，第4 兵团主力以鹰潭、东乡为中心，沿浙赣线进行休整备战；并命令各兵团大力展开城乡工作，分遣部队至闽北、邵阳湖地区和在驻地附近地区肃清散敌，收集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并立即进行战后组织整顿，调配武器装备，总结作战经验和展开以山地、河川、稻田战斗为中心的军事训练，认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并由第4 兵团注意监视南昌、九江方向之敌，视情况适时进驻南昌或配合四野先遣兵团作战。

　　
12．蒋介石的看家老人流着泪说：“你们真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啊！”

　　5 月5 日，第10兵团政委谭启龙收到23军军长陶勇的一份电报，陶勇电告23军在郎广战役中伤亡13000 人。谭启龙想，一个军伤亡13000 人，那么这个军的步兵就算基本打光了。于是谭启龙调第23军进驻杭州休整，命令第力军将杭州市的警备任务移交给第23军。

　　5 月5 日下午，第21军由第61师向第23军第68师移交防务，并带68师同志现场查看了各看管保护点。6 日上午，第68师进驻杭州，接替了杭州市的防务。6 日下午，第21军与送别的市民群众告别，撤出市区，进至萧山地区，准备向浙南进军，解放全浙江。

　　第21军撤出杭州后一周，得知第23军在郎广战役中的伤亡数字实际为1300人。谭启龙的译电员译电报时，由于笔误，多写了一个“0 ”，1300就变成了13000.许多年之后，第21军的老战士们一想起这个多出的“0 ”，还甚是遗憾，因为本来第7 兵团是要让21军在杭州休整后参加解放大上海的战役的，由于多了个“0 ”，第21军与第23军换了任务，第力军未能参加上海战役。

　　5 月，正值梅雨季节，杭州、萧山地区不是阴雨连绵便是雾锁山川，但16日这天却现出了少有的湛蓝湛蓝的天空。天上没有一朵云彩，地上没有一缕雾霭。太阳刚刚爬出山脊时，第21军南下大军在驻地萧山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

　　杭州解放后，国民党青年军匆匆在峰县、新昌、天台一线布防，妄图阻止我军南下浙南，以便占领浙南沿海地区，作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登陆桥头堡和前哨阵地。

　　5 月20日，第21军第61师前锋奉命进抵嫌县以北、曹娥江畔之三界、仙岩时，发现青年军第220 师的两个营分守两地。师部立即命令第183 团向三界、第181 团向仙岩发起攻击。很快，三界的敌人被全歼，仙岩之敌大部逃窜。第61师跟踪追击，于5 月对日上午占领唤县县城，22日上午占领新昌。当天下午第61师侦察连在新昌东拔茅接受敌一个工兵连投诚。

　　24日凌晨，第61师接军部电令，限该师二日内攻占溪口、奉化。

　　当日下午1 时，第61师沿公路以日行130 公里的速度向东急进，以第181 团攻取奉化，第183 团攻取溪口，师部率第182 团随后跟进。当日晚第61师又接军转兵团命令，令该师当天就进占溪口。于是第61师连夜继续行军。

　　第61师行军道路的两侧，一面依山，一面临水，夜间天上繁星闪烁，四周万籁俱寂，微风吹拂，凉爽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使战士们在疲困之际又感到舒畅。拂晓之前，忽起大雾，远远望去，山峰相连，周围变成黑蒙蒙的一片，仿佛走进了神秘莫测的深渊。其景色令人叹为观止。

　　溪口是蒋介石的老家。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与民心相背，以致连续损兵折将，被迫于1949年2 月第三次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躲到溪口后，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实际控制着军政大权，因此一个时期内，溪口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军政指挥中心。

　　5 月25日上午8 时，第61师先头部队进入溪口，第181 团下午3 时到达奉化，师直与第182 团中午进到塔下一带。由于蒋介石长期推行反动政策，杀害了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解放军指战员对他怀有刻骨仇恨。为防止一旦进入溪口，可能发生战士仅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发泄对蒋介石仇恨的破坏纪律的行为，第61师沿途已不断做过政治思想工作，多次进行教育动员。就要进入溪口时，再次重申了纪律，讲明了解放溪口的意义以及注意事项。

　　溪口风景秀丽，山环水绕，因别溪与锦溪相会于此而得名，亦名锦溪村。镇东有武岭（亦称武山），为全镇屏障。在镇口有武岭门，拱形的楼门洞上，前额题有“武岭”二字，出自于右任先生的手笔；后额也有“武岭”二字，系蒋介石自题。溪口镇傍山临溪而建，是一条约二华里的半边街。靠溪一侧砌石为堤，护以铁栏。沿街建筑是粉墙黑瓦的江南风格。商店店面多是可安上折下的门板格式。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出生地玉泰盐铺和丰镐房均在这条街上。

　　第61师军容整齐，雄赳赳地开进溪口。溪口镇的镇长带着一些人到镇口的桥边举着彩旗欢迎解放军。街上行人不多，商店照常营业。但是，也有一些店家关门歇业，一些群众仍对解放军怀有疑惧心理。

　　虽然部队进行了多次政治教育工作，大多数同志能正确对待群众，但少数同志对群众的暂时不理解缺乏思想准备和正确态度，个别战士甚至说：“蒋介石家乡的老百姓真顽固。”师首长及时注意到少数人的思想苗头，当即指示结合实际进一步对部队加强政策、纪律教育，发动干部战士广泛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并以实际行动来影响、争取群众。

　　部队还组织刚参军的一批绍兴青年学生，发挥他们具有同当地人语言相通，又熟悉风俗民情的有利条件，组织他们深入到群众家中，和群众谈生活，拉家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宣传解放军的纪律和政策，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解放军以实际行动渐渐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

　　第61师进驻溪口后，师司令部设在蒋介石的祖居丰镐房里。这里是蒋介石母亲王氏及其原配妻子毛氏的住处，是一幢老式住宅，坐落在街的中段偏东，面对刘溪临街而建。砖砌的大门，进门后有一段很整洁而窄小的甬道。经过一个月门便是一处小庭院，正北一座大厅堂，匾额上为吴稚晖手书的“报本堂”三个字。这是专门供奉蒋氏祖宗牌位的。两旁厢房是两层的住宅，楼上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室。走廊回绕房间四周。蒋母与毛氏卧室在东厢房，西厢房楼上则设有一个小佛堂，是蒋母和毛氏生前早晚念经拜佛的地方，厅堂及走廊挂着各式宫灯，虽不算很豪华，但却油漆一新，收拾得很干净。在老宅（原称素居）西首还筑有一个小洋楼，据说是为宋美龄盖的。也有人说，蒋经国曾把这里当作办公室，设有钢琴及娱乐器具。后面的一排水泥楼房是警卫人员住处。

　　5 月26日，第61师几位师领导一起到溪口各处巡查。出镇向西北约五里的白岩山鱼鳞示，是蒋母王采玉墓地。来到山脚，沿着小石板路婉蜒上行，行至半山坡，有一碑亭矗立路旁，刻有孙中山先生所作的祭文；再往上即达墓地。此处地形像一尊弥勒佛，据说风水先生认为这里是最好的“龙脉”，蒋母坟穴位于弥勒佛的肚脐眼上。为了不压坏‘“龙穴”，不能多用石板水泥，以免过重，因而蒋母墓并不很大，看上去只是一个馒头形状的普通坟墓。坟侧不远处有数间平房，当地人称坟庄，蒋介石题名为“慈庵”。蒋介石回溪口多住于此。“慈庵”虽是几间平房，但很豪华。蒋介石和宋美龄各有自己的卧室和洗澡间，还有客厅。书房、会议室等，家俱设备全是新式的外国货。宋美龄卧室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块很雅致的挂屏，上面敷以薄土，植一株珍贵的兰花，一进室内即闻到兰花散发的清香。蒋氏老屋丰镐房虽雕梁画栋，但与“慈庵”相比，似略逊一筹。第61师首长把看房子的人找来问了情况，交代他继续把坟墓和房子看管好，并命师警卫连派人协助。

　　26日午饭后，第61师几位首长又到镇上各处转了转。镇东的武岭学校据说是蒋介石耗资330 余万元建造的，规模相当可观，设施也很考究。屋宇轩敞，花木繁茂。学校分中学和小学部，除图书馆、实验室外，还附设有农场、牛奶厂等。农场里养有不少良种肥猪和火鸡、鸭子等，有些是从外国进口的，还种了不少桃树，所产白蜜桃颇有名，还专门办了一个罐头加工厂。当时学校师生都已离校，加工厂也停工了。在武岭附近的临溪有一所小洋楼，那是蒋经国的别墅，师首长们去看时那里比较零乱，满地纸片。蒋介石下野回溪口时，那里架设了天线，警卫森严，是蒋介石在溪口的通讯指挥中心，参谋机要人员的住处。其零乱之状，表明61师到来之前他们撤退时混乱不堪。

　　5 月27日，第61师奉命，除留一个营驻守溪口外，其余全部向宁波集中。第61师首长即令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马贝禾带领一些同志留守溪口，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并检查部队驻扎期间执行纪律的情况。大量事实说明，第61师在溪口，无论是大队进驻还是少数人留守，都做到秋毫无犯，纪律严明。部队进驻之初，为避免蒋介石故宅家俱受到损坏，规定各处陈设的家俱和用品一律不准挪动。蒋介石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诸如象牙筷子一类珍贵物品散落各处，第61师官兵没有一个人去拿。参军不久的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青年学生们看见钢琴，又听说那是罗斯福送给宋美龄的，有人忍不住上去弹奏了几下，组织科科长马贝禾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你们现在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总统府，也不准‘乱弹琴’。”师部离开溪口时，师参谋处石冰科长把在原蒋经国办公室发现的一支金笔亲手交给了蒋宅的看家老人，并嘱咐他一定要管理好蒋宅，不要丢失任何东西。看家老人当时激动得流下眼泪说：“你们是真正的正义之师，仁义之师，我活到60多岁。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当地群众听蒋宅看家老人讲述第61师人员在蒋宅的情况后，主动向第61师同志反映：“大军在‘总统’家都这样，我们老百姓还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更放心了。”原武岭学校的蒋校长，过去第61师首长几次派人去他家请他出面主持全镇事务，他都退避三舍，避而不见。后来，他不请自来，率二三十人，放着鞭炮，抬着杀净的几头猪和几坛黄酒，前来慰劳第61师执行留守任务的同志。他和同来的人在交谈中道出了心里话：“贵军初到时，大家心里都有点害怕，但几天过来，看到贵军说话和气，不乱拿东西，跑到外面去的人也都回来了！”那位蒋校长最后感慨地说：“贵军秋毫无犯，真乃纪律严明的仁义之师。”这时第61师留守的同志向他提出请他出面维持地方秩序，帮助办理一些事务，他马上就答应了。

　　
13．上海之战，瓷器店里打老鼠，既把老鼠打死，又不损坏瓷器

　　我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后，敌军兵败如山倒，纷纷向浙赣线及杭州。上海逃窜。

　　我军不顾疲劳，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行进不便的困难，日夜兼程南下，追击逃敌。三野主力分别迅速切断宁杭公路，于4 月27日会师吴兴，将从芜湖、南京、镇江地区溃逃之敌五个军包围于安徽郎溪、广德山区。经过两天激战，全歼该敌8 万余人。5 月3 日，我第7 兵团进占杭州。二野分路南追，先后歼敌第68、88、106 、73军各一部，控制了从浙江义乌至江西东乡400 多公里的浙赣线，割断了占据上海的汤恩伯与盘踞华中的白崇禧两集团之间的战略联系，粉碎了敌人妄图依托浙赣山区组织纵深防御的计划。在此期间，四野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攻占湖北孝感、黄破等地，逼近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使退缩于上海一隅的汤恩伯集团更趋孤立。毛泽东等十分关切华东战局的进展情况，得知解放军进展神速，已胜利完成（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确定的第一、二阶段的任务时，非常高兴，运筹着下一步的重大军事行动。

　　总前委领导陈毅、邓小平已带机关人员进驻江苏丹阳，与华东局领导饶漱石等一起，部署具体接管上海的工作。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已率指挥机关从常州东移苏州。他们密切联系，进一步谋划第三阶段解放上海的作战部署。当时，上海是东方最大城市。它历经数百年的开发建设，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政治上，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也是蒋介石发迹、各种反动势力汇集的地方。面对如此复杂的大都市，主持三野前委工作、直接指挥上海战役的粟裕副司令员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与参谋长张震等反复研究解放上海的作战行动。上海是蒋介石重点布防的城市。早在1949年3 月，他就命令以汤恩伯为总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至上海。蒋介石把防守上海的大权交给了汤恩伯，特地写了手今，要汤“集中兵团死守上海，直至把上海的大批金银、物资运走。”

　　汤恩伯是浙江金华人，1926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投靠蒋介石，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战中，曾先后任第叨军团军团长、第一战区第1 集团军总司令、第引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1945年调任京沪任杭卫戍司令，1947年出任京沪警备总司令。

　　蒋介石竭尽全力坚守上海，企图维持半年到一年时间，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使国内战争转为国际战争，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挽回其行将灭亡的命运。

　　上海国民党军守备兵力有8 个军、25个师，约20万人。此外，还有国民党海军各种舰艇30余艘，飞机130 多架。解放军的迅猛攻势，使盘踞上海的汤恩伯集团犹如惊弓之鸟。汤恩伯整天坐卧不安，反复规划守卫上海的部署。他将整个守备阵地划分为外围阵地、主要阵地和市区核心阵地三大部分，并处心积虑地将淞沪防区划分为沪西北（黄浦江以西，京沪路以北）、沪西南（黄浦江以西，京沪路以南）及浦东三个守备区，以加强统一指挥。以沪西作为重点守备区，部署得力部队控制大场、江湾、真如地区，直接支援沪西北守备区的作战。另外，还酌情增设区守备兵团，固守核心阵地。

　　在苏州的三野前线指挥所里，粟裕详细地研究了敌（上海防区布防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沉思，要歼灭敌人，肯定是一场恶战，又要有许多优秀指战员为上海人民的解放而献出生命。

　　这一场恶战如何打法呢？这个重大问题在粟裕。张震等将军的脑海中日夜翻腾。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上海战役的指导方针早有考虑，曾一再指出：既要歼灭防守上海的敌人，又要保全上海市区免遭破坏，以利日后建设。陈毅和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的指导方针，告诫各级指挥员说：“单纯军事上占领城市是小胜，只有完整地把上海交给人民才是大胜。全胜。”

　　粟裕、张震等凭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诚，深刻地理解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意图，粟裕脑海中不觉出现“投鼠忌器”的成语。是呀！上海就像一家瓷器店，藏有大量宝贵的瓷器。打上海如同在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把老鼠打死，又不要损坏瓷器。此后，他不仅在指挥部里召开作战会议时讲“投鼠忌器”的含义，就是到部队视察时也常谈这个故事，以引起指战员们重视这个问题。

　　4 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张震：“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

　　军委命令三野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以免吓跑敌人。如果汤恩伯固守上海进行顽抗，则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主力攻取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

　　长期与敌人较量、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粟裕、张震将军感到上海如能和平解决，那最好不过。但他们知道蒋介石、汤恩伯是不甘心失败的，不可能拱手让出这块经营多年的地盘。粟裕、张震命令各部队暂缓进军，就地进行整训，一时间，各部队掀起了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的热潮。人们情绪高昂，都为能参加解放大上海而感到自豪。

　　在部队抓紧备战的同时，接管上海的非军事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从地方和军队抽调了5000多名干部，至江苏丹阳集中培训，准备接管上海。总前委领导邓小平、陈毅和华东局领导饶漱石直接负责此项重要工作。5 月4 日召开的干部大会上，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坐在主席台上谈笑风生，兴奋之致。陈毅看着台下将去承担管理上海大都市重任的干部，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

　　首先，我们要学习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颁发的约法章程；其次我有六点意见，供大家参考。一要艰苦演习，二要发扬军事民主，三要虚心谨慎，四要遵守入城纪律，五要注意外交问题，六要树立建设新中国的理想。“

　　接着，邓小平高声地说：“唐太宗李世民有这样一句名言：”夫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经济、文化中心，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是特务、流氓。妓女、强盗充斥的地方，还有各种反动组织、青帮、会道门等等，社会情况极为复杂。上海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一有风吹草动，就会5 ！起全世界的注意。可以说，人民解放军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又一难关。毛主席主张推迟进上海是很有道理的，是很有预见性的。将来进城后，我们的战士不能撒野，干部更不能撒野就在我积极进行解放上海的各项准备，我军向上海逼近之时，退居浙江溪口家乡的蒋介石大为震惊。

　　4 月30日，蒋介石乘“泰康号”军舰从浙江抵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的防御。

　　刚到时住在复兴岛上，后迁到市内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励志社。其间，蒋介石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他端坐在会议桌一头的椅子上，那闪烁着寒光和无奈的眼晴，缓慢地扫视了每个毕恭毕敬地坐在那里的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淞沪防卫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手下的高级将领。汤恩伯首先汇报了部队的部署情况。他见蒋介石饶有兴趣，不时发出“嗯、嗯”之声，就接着详细地报告了上海战区的防御体系。接着，汤恩伯清了清嗓子，沾沾自喜地说道：上海“这套有重点、有纵深的立体防御体系，攻不破，摧不垮，真正是……

　　钢铁阵地“。这里汤恩伯本想说”斯大林格勒第二“，怕蒋介石忌讳”斯大林“三字，话到嘴边又改0 了。

　　接着，海军、空军司令先后发了言，他们都强调了对地面部队的配合，要保证吴淞口外海上运输的畅通。

　　京沪杭总部炮兵指挥官邵伯昌，“嚓”地一声起立，向蒋介石鞠了个躬，然后大声说道：战区内，各独立炮兵团及军师属炮兵共有火炮约500 门，每炮备弹300 发，拟在阵地前每一公里正面平均配置5 门火炮，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炮弹阵地”。

　　负责战车及装甲车部队的蒋纬国也站了起立，挺着胸脯说：战车及装甲车部队作为总预备队，定以党国利益为重，积极配合各部队作战，奋勇当前。“以往作战，共军每突破一点，就引起全线动摇。这次只要步兵部队各自守住阵地，阻止突破和恢复突破口的任务就交给我们战车部队了！”

　　蒋介石听了诸位属下的报告，颇感满意，强调说：“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6 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坚守住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将会得到美国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这是至关党国存亡之战役。”众人听了蒋介石鼓动之后纷纷表示甘愿效命。

　　5 月1 日下午，为了进一步稳定军心，激励士气，蒋介石又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召开驻沪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蒋介石再一次鼓劲打气，并信誓旦旦地声称：“我要留在上海不走，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

　　他还多次与地方要人会商，召集在上海的黄埔学生讲话，一再鼓吹：“党国成败在此一举，黄埔学生必须以全力来应付民族危难。”

　　时隔数天，蒋介石得报：有一支共军从常熟向浏河方向快速进军，可能要攻击浏河，进逼吴淞口。神经过敏的蒋介石生怕海路被断，匆匆由市内迁至停泊在吴淞口外的军舰上遥控指挥。

　　我军略施小计，蒋介石就吓得魂飞魄散。原来，毛泽东从上海地下党发来的密电中得悉蒋介石已从上海撤人撤物，就请周恩来给粟裕、张震发个电报：“能不能先进浏河一个军，威胁一下汤恩伯”。粟裕、张震接电后，即命10兵团司令员叶飞派一部出击浏河。这个行动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的耳里，引起他一番惊恐。

　　粟裕、张震结合当面的敌情，反复研究了攻占上海的三种作战方案：一是对上海守军实施长期围困，这虽有可能使敌人粮尽弹绝，不战而降，但也会使市民生活陷人绝境。二是攻其防御薄弱之点，从苏州河南实施突击。但考虑到这样做势必吸引守军主力于市区，使市区成为主要战场，无法达到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的目的。

　　三是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其海上退路，诱歼守军主力于市郊。此方案虽可阻击敌从海上运走更多的物资，使市区免遭更大战火破坏，但由于汤恩伯会集中全力保护退路，势必要进行大规模恶战。这样，我军要付出很大代价。经过再三斟酌，大家认为，我们是人民军队，只要有利于上海人民，有利于将来的建设，我军多作些牺牲是完全值得的。所以，粟裕、张震接到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后，毫不犹豫地于5 月7 日上报了夺取上海的第三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几天来，苏州三野前线指挥部里格外忙碌，粟裕那消瘦的脸上不时露出笑容，虽说他那突出的眉骨更加明显，眼晴显得更大了，但精神抖擞，目光炯炯有神。他一手拿着军委的电报，一手拿着红笔在作战地图前与张震研究具体作战行动。

　　在江苏丹阳的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领导，在积极地进行接管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三野前指领导都在忙碌于检查部队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各军领导都在电话中焦急地询问战役发起时间。粟裕总是这样回答：“别急嘛！心急吃不下热粥，只要准备好了，这碗粥有得吃的。”

　　张震参谋长却不受忙碌气氛的干扰，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根据邓小平、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研究的方案，正在专心致志地起草（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张震脑海中好似浮现出庞大的战争场面，我英雄部队随着鲜红的军旗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向上海涌去。他握着笔在纸上沙沙地写着，似流水、似奔马。粟裕急不可待了，赶紧来与张震进行逐字逐句的斟酌。同时，与在丹阳的陈毅及在杭州的谭震林取得联系，征求意见。5 月10日，由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4 人署名发布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敌人似乎有不祥之感，就在三野下达“战斗命令”的次日晚上，汤恩伯又在京沪杭司令部里主持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与会者有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淞沪防卫司令石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周自强、保密局长毛人民、警察局长毛森以及炮兵、装甲兵司令和八个守备军的军长等70余人。他以嘶哑的声调直言相告：“诸位！据可靠情报，共军近日已有行动，估计不出两天战斗会打响……各位都准备得如何？”他扫视大家一眼，接着说：“我想告诉你们，总裁的兵舰就在吴淞口外，他亲自指挥上海保卫战。总裁要我务必转告各位，国军在上海一定要好好打一打。美国驻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已表态，只要我们坚持三个月到半年，美国一定出兵！到那时，局势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5 月12日，上海战役终于打响了。为保证上海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三野前指决定把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作为战役第一阶段的目标。于是，我10兵团第29、28军和第9 兵团第20、30军分别进击浦西吴淞和浦东高桥，似一把巨大的钢钳，直向吴淞口钳去，迫敌集兵该地，力保退路。

　　29军军长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率部向吴淞攻击前进。12日，该军主力第87师并指挥第85师一个团攻占浏河，歼守敌第52军一个多营，乘胜向月浦镇挺进。

　　月浦。刘行、杨行均位于吴淞口西侧，北濒长江，东临黄浦江，是屏障吴淞、宝山的重要阵地。国民党军为保证海上退路的畅通，在该地筑有密集的钢筋水泥地堡群，构成宽阔的纵深防御体系，易守难攻。汤恩伯特派其“精锐部队”52军守卫该地，以保“万无一失”。

　　12日傍晚，细雨仍在不停地下，夜幕早早降临。担任主攻月浦任务的幼师260 团在政委肖卡、副团长梅永熙率领下快速插到月浦镇北端。按师指挥部指示，在夜幕掩护下挖掘工事，直把交通壕、掩体挖到离月浦街七八十米处。

　　此时担任助攻的253 团已悄悄地集结在260 团的酉南方向。奔袭途中，该团从俘虏口供中得知月浦镇没有多少工事，指战员们便乘夜大胆向前穿插。当晚22时，部队进入月浦街旁的一片“坟地”，在蒙蒙细雨中发现“坟地”一个挨一个。部队就地待命，团指挥所设在“坟场”中部。

　　天色渐渐转明，“坟包”变成了一座座钢筋水泥碉堡。这意外的情况使指战员们大为震惊，团领导赶紧组织部队撤离，但为时已晚。

　　顿时，街里街外枪声、炮声、地雷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冲破了黎明前的寂静。

　　那一座座“坟包”都变成了可恶的魔鬼，张开血口，喷吐着火焰。我英勇的指战员们左射右扫，前赴后继。副团长指挥部队向月浦街以西发起两次攻击，均被敌多层火力阻止，伤亡甚大。

　　260 团也遭敌机轰炸和敌舰炮击，夜里匆匆挖起的工事大半被毁。敌人疯狂的火力封锁着通往月浦街的各条道路，我军前进道路受阻。战士们奋勇前冲，又有一批战友倒下了。满脸沾着雨水、血水的肖政委心似刀绞，他向后续部队高喊：“停止冲击！”那嘶哑的声音被炮火轰击声和部队奋勇突击的呐喊声淹没，部队如洪水般向月浦街涌去。我军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气概，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但那强大的交叉火力网依然把我军阻挡在月浦街外。

　　15日清晨，我军占领月浦镇，但伤亡很大，主攻的第260 团最后只剩下64人。

　　敌人开始反扑，十余艘敌舰首先向我阵地猛烈炮击，飞机也不断轰炸、扫射。随后，敌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第87师阵地猛攻，力争夺回月浦。指战员依托工事勇猛阻击，击退敌人连续5 次冲击。第259 团团长胡文杰血洒疆场。第260 、253 、259 团始终像钉子一样守卫在已占的月浦阵地上，双方形成暂时的对峙态势。

　　第28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接到作战命令后，指挥第83、第84和第82师第244 团（为第83师加强团）、军山炮营和工兵连，于12、13日攻占太仓、嘉定后，马不停蹄，向刘行、杨行逼近。

　　刘行初战受挫，使第83师师长朱耀华、政委李曼村深为痛心。他们冷静地分析了情况，命令第244 团领导不要蛮干，注意掌握敌人的火力情况，选好突破口，减少部队的伤亡。

　　14时20分，第244 团再次向刘行守敌发起攻击，敌人溃退了，被不怕死的解放军指战员冲垮了！15日14时，我军攻占刘行镇，全歼守敌第52军第25师第73团一营和该团迫击炮连及督战队。

　　第84师对杨行实施包围，因守敌工事坚、火力强，一时难以拿下。15日晨，该师第252 团攻占杨行以西的朱家宅，越过杨刘公路，插人杨行西南的钢钩船、大朱宅、王磨油等村庄，切断了杨行与大场、江湾的联系。

　　汤恩伯得报主阵地刘行已被我军突破，杨行危在旦夕，急命驻江湾的第99师火速驰援杨行。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集中兵力向我第252 团阵地实施反冲击。第252 团指战员顽强抵抗，终因深入敌纵深后立足未稳，难以抵御敌猛烈炮火和集团兵力的反击，被迫退至朱家宅一线。

　　我西线兵团在月浦、杨行、刘行一线战斗受挫。一时间，在上海的国民党宣传机器刮起一阵狂热的“祝捷”旋风，庆祝游行、“祝捷”大会不断，街上乱纸飞舞，浓妆艳抹的妖女搀着硝烟浸染的“英雄”招摇过市。汤恩伯在“祝捷”大会上叫道：“月浦大捷证明国军在上海修筑的阵地是铜墙铁壁，坚守阵地的部队是国军中最精锐的部队，装备精良，士气旺盛，共军这一次并不是战无不胜，第52军前方大捷说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有信心确保上海安全！”

　　然而，从浦东传来的一道道战报使汤恩伯如同三九寒天浇下一盆冷水，浑身颤抖。

　　浦东，位于上海市南北纵贯的黄浦江以东，东抵大海，北接长江口，是其海上退路的重要通道。尤其是位于“脚趾”处的高桥，北靠长江口，西临黄浦江，是控扼黄浦江口的要地。

　　按原计划，汤恩伯准备于5 月18日趁大潮时炸毁奉贤（今南桥）拓林海堤，水淹浦东南部，阻止我军从浦东钳击吴淞口。后得知我军已于12日向浦东逼近，来不及下手，只好赶紧调第引军去加强川沙一线防备。

　　就在汤恩伯改变计划，匆匆调兵之时，我军两支劲旅似两把锋利的钢刀直逼浦东。5 月13日下午，第30军军长谢振华率军指挥所及第一梯队第88、89师从浙江平湖出发，由西向东分两路沿公路、海堤向浦东疾进。沿途边战边行，于14日攻占金山卫、奉贤、南汇清镇。15日晨，先头部队第88师主力大胆越过川沙，插人守军背后，截断敌第51军和第12军的联系，孤立川沙守军。是日上午，第88、89、见师各一个团对川沙发起攻击。善于夜战、近战的我军从两翼包抄，勇猛攻击，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攻占了川沙县城，歼敌700 余人。

　　在30军激战川沙之时，另一支劲旅第31军亦长途奔驰，插向浦东。按原计划第引军，是准备担负接管上海市区的任务。由于战局变化，三野前指决定让该军改归九兵团指挥，参加浦东作战。5 月8 日，该军军长周志坚、政委廖海光率部立即投入浦东作战，攻占周浦，会同第30军夺取高桥，直插三岔港，封锁黄浦江，切断敌人海上退路。

　　周浦镇是敌浦东外围阵地的一个重要据点守敌，约3000人。为打好浦东作战第一仗，第引军91师领导决定由在济南战役中立有赫赫战功的第27团即“济南第二团”

　　担任主攻，由周浦镇西北实施突击，第272 团从镇西南、第273 团从正南配合攻击。

　　第31军浦东首战告捷，指战员们为之振奋。

　　三野苏州前线指挥所里，粟裕、张震在仔细地翻阅着一份份战报，前线战况牵动着他们每一根神经。东线部队顺利推进，他们感到欣慰；西线部队遭受挫折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早在5 月14日，粟裕、张震接到叶飞、胡炳云、刘培善等西线指挥员的战况报告，深感问题严重，当即对敌情和部队的思想状况作了认真分析，感到有必要迅速调整部署，改变战法。三野前指根据总前委的指示精神和部队的作战情况，于16日下达了《淞沪作战的战术指示》，虽然迟了一点，但对改变西线部队的被动局面，完成下一步作战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早已跑到浙江定海的蒋介石得知解放军迅速包围上海，进而分东西两线向吴漱口钳击的战报，更为沮丧和不安。他不甘心苦心经营的大上海就这么落人共产党手中，更担心大批金银、物资来不及抢运。于是，特派其长子蒋经国返回上海，督促抢运金银、物资，并给汤恩伯等人打气。

　　5 月15日上午10时，蒋经国从定海飞抵上海，沿途所见断墙残壁，冒着青烟的树木，衣冠不整的军人，令他神色冷漠。从这些景象中，他看到蒋家王朝已彻底崩溃，无奈地闭上眼睛。蒋经国首先召见市长陈良，询问抢运金银、物资情况，指令无论如何得把上海的物资抢运出去。

　　接着，蒋经国又以“太子监国”的身份在湘沪警备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听取作战处长王之师的战况报告。后来，他又召见汤恩伯，了解战况。身穿士兵服的汤司令，带着硝烟气味进见蒋经国，连句客套话都未说，就哀声叹气地讲起国军节节失败的情况。蒋经国也随着摇头叹息，只好搬出老头子，说了些鼓劲的话，第二天上午10时许就匆匆离开了上海。

　　上海战役打响以来，我军动作迅猛，迫使汤恩伯将主力集中于吴淞口两翼地区，市区兵力空虚，为我歼敌主力于市郊并迅速攻占上海市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对敌工事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进攻敌主阵地前缺乏充分准备，故也碰了些钉子。几天来，在苏州直接指挥上海战事的粟裕、张震，心清格外沉重。他们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最新指示精神，运筹对上海发起总攻的作战规划。同时，他们也为上海守军内部起义的流产而感痛惜。

　　5 月18日，粟裕、张震接到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负责人沙文汉转来的信件，得知以张权为司令的上海市区武装起义遭到了敌人的残酷镇压。

　　本来，中央军委批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于5 月16日10时举行。

　　军委任命张权为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治委员、郑振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张权是河北武强县人，1917年从军，曾在程潜部任职。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6 军第191 师师长，常与时任第6 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交往，深受其政治影响，从此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44年，以国民党中将总队长职率领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到重庆驻防，常与周恩来往来。周恩来非常欣赏张权忧国忧民的主张和出众的才能，亲自推举中共党员王亚文到其部任上校秘书，做联系工作。

　　张权受到蒋介石的排斥，给他一个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虚职。然而，这个职务使他可以到各部视察，为他组织武装起义提供了便利条件。起义前几天，张权特别激动。他为自己和王亚文一起受命组织指挥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武装起义而感到责任重大和无比光荣。当听到从月浦和浦东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时，他知道天快亮了，为大上海的解放而祝福。

　　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使起义按时成功地发起，张权、王亚文不顾个人安危和疲劳，分头到有关部队视察，检查落实情况。一切安排妥当，只盼那约定起义的重要时刻快快到来。

　　起义的前一天即、15日上午，张权去吴淞，‘争取炮兵司令邵百昌参加起义，以减少断敌海上逃路的阻力。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张贤叛变，敌人的屠刀已悄悄地向起义军的领导者砍来。张权、李锡伯、泰然轩等先后落人敌人魔掌。

　　粟裕。张震心如刀绞，眼前呈现出许许多多被捕同志的身影。一场生与死的较量不可避免，对上海的总攻刻不容缓。粟裕含着眼泪急切地对张震说：“发个电报给军委和总前委，报告上海起义流产的情况，征询总攻的时间。”

　　在丹阳总前委的邓小平、陈毅早已得到上海武装起义流产的消息，他们义愤填膺，恨不得马上攻占上海。今又收到粟。张电报，遂即复电：“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忙于筹备开国大典的同时，十分关心上海战役的进展情况。他们本来想通过武装起义尽量减少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故命令部队暂缓进攻，待机行动。现在，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已不可避免。他们阅毕粟裕、张震的电报，非常理解前线指挥员的心情，决定加快解放上海的步伐。

　　粟裕。张震收到中央军委19日关于总攻时间“不宜拖得太长”电示的当天，即在苏州召开作战会议，紧锣密鼓地部署总攻上海的准备。

　　粟裕、张震等领导人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们一边上报总攻部署，一面向各兵团、各军通报情况，命令各部作好准备。同时，嘱咐各部要接受前一阶段作战中由于对敌情况不明而受挫的教训，研究淤沪守敌的战术特点、军事设施及防御工事配系状况，以便各级指挥员掌握克敌制胜的办法。

　　5 月22日，粟裕、张震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军委复示：“同意21日午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随即由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四人联合署名，下达了《淞沪战役攻击命令》，决定5 月23日晚全线对负隅顽抗的上海守军发起总攻。

　　敌人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仍在做垂死挣扎。汤恩伯曾夸下海口，要以“火海”对付解放军。他得知浦东守军反击成效不大，预感黄浦江口将会被截，退路受到严重威胁，如坐针毡，急忙于22日拂晓第三次从市区调75军增援高桥。该地守军得到加强，斗志稍增，又在火炮、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发动多次反扑。我第30、31军互相配合，浴血奋战，经过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人，坚守了既得阵地。

　　次日清晨，守敌95师一部又向我90师魏陆家宅阵地猛扑，一度突破前沿。第90师一副团长在部队伤亡很大、敌人逼近团部的情况下，率领团直机关干部、战士拼死抵抗，击退突入之敌。另一股敌军在炮火掩护下突人第92师第275 团阵地，抵近团指挥所。在这危急时刻，第275 团副政委组织指挥所人员和送弹药的民工一起出战，射击的射击，投弹的投弹，还有几人绕到敌侧后开火，终将疯狂的敌人压了回去，保住了阵地。

　　杨行、吴淤。宝山方向守敌几天来慑于我军强大攻势，不敢组织大规模反扑，但是敌军飞机。舰炮一直没有停止对该地区的狂轰滥炸。

　　《淞沪战役攻击命令》下达以后，粟裕、张震密切地注视着部队备战情况和思想情绪，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22日下午，得报汤恩伯、陈大庆等乘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挥守军撤退。敌54军已从真如地区撤走，苏州河以南市区仅有交警总队守备，兵力空虚。敌人的大部分兵力已被我吸引到郊区。这些情况的出现，极有利于我实现攻取上海又不打烂上海的目标。粟裕立即命令各部队于23日夜按所负任务同时发起总攻，迅速全歼上海市守敌。

　　广大指战员日夜盼望的总攻时间终于到来了。他们似强弓上的利箭，从四面八方射向敌人的心脏，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大上海冲击。

　　由于空中联系早已中断，吴淞口地区成了敌惟一的海上逃路。汤恩伯集中守军主力于该地，企图依托密集、坚固的防御工事继续顽抗，保证其部队和大量物资顺利撤出。我军从一开始就把该地作为截断敌人逃路、歼灭守军、解放上海的重要战场，战役的第一枪从这里打响，现在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最激烈的大规模的战斗也要在这个地区进行。

　　在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下，我军在市区战斗进展迅速。至25日上午已完全控制了苏州河以南市区。

　　汤恩伯和陈大庆已将指挥所移至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一方面，他们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匆忙而焦急地部署守军全面撤退；另一方面，这些掌握军政大权、曾鼓吹“要与上海共存亡”的顽固官员，均在寻找替身，准备逃窜。

　　5 月对日下午，陈大庆壮着胆子在自己家中召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调整防务，固守阵地，实质上是在安排后事。会上，陈大庆脸色阴沉，以嘶哑的声音说道：“上海保卫战至此，我们已经得到大的胜利。现在，我们不得不做军事战略上的调整。我已经和汤先生说好，今天夜间，苏州河以南第75、54军、浦东方向的第37军全部撤至苏州河以北，河南只留下四个交警总队。第51、123 、21军组成兵团，防守苏州河北。沿河有高楼大厦，又有苏州河作屏障，防务十分巩固。”陈大庆心里明白，长江立体防线都被解放军一举冲垮，这小小的苏州河怎在解放军话下。他按照事先与汤恩伯商定的计划，任命重新组建的第51军军长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这样汤恩伯、陈大庆就把一付要散架的烂摊子撂给了刘昌义。此时此刻，刘昌义心里也很清楚：汤恩伯、陈大庆留下来的第51军是匆匆拼凑起来的，第21军是四川部队，第123 军由苏北民团组成，他们把这些杂牌军当作掩护撤退的挡箭牌和牺牲品，把我当成替死鬼，我刘昌义也没有那么呆！

　　上海市长陈良也在急于寻找代理人。他曾找颜惠庆、张菊、徐寄三位有名望的老人商量，请他们出山代理市长。可谁都不愿当替死鬼。陈良无奈，只好软硬兼施把工务局长赵祖康抬出来代理市长，并在24日上午召开的警察局长会议上宣布了这一决定。赵祖康早与中共上海地下党有联系，曾得到地下党的指示，“如果有机会，应该把上海的政权接过来，迎接解放。”这一天终于到来，赵祖康暗暗自喜，为有机会维持上海秩序，保护上海，把大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而感到兴奋，下令警察局要维持好秩序和社会治安，避免同解放军冲突。随后，赵又主动与中共代表李公然联系，商定了八条安全移交上海的具体事项。赵祖康的行动为我军顺利接收上海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军政头目纷纷潜逃，部队已处于土崩瓦解之势。24日下午，逃至吴淞口外军舰上的汤恩伯密令其嫡系各军及各特种兵部队准备登船撤逃。为掩护其亲信部队安全撤离，汤恩伯不惜丢弃杂牌军。至25日，溃逃之敌第52、54、12军及第四第99师和各特种兵团残部均已集结在高桥。吴淞一带窄小地区，遭我军密集炮火猛烈轰击。那些等船溃逃。胆战心惊的敌军官兵如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刺耳的喇叭声、叫骂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如同为残兵败将送行的哀乐。

　　就在敌人狼狈溃逃之时，我军钳击吴淞口的东、西线部队加紧对敌攻击，夹紧钢钳，截断敌人的海上逃路。

　　汤恩伯、陈大庆等一伙军政头目乘坐的军舰早已远离长江口，正逃出黄浦江口的几艘敌舰加足马力向海上驶去，几艘后逃的舰艇遭我远程炮火轰击，冒起股股浓烟。惟一的黄浦江水上通道已被我军完全卡死，上海市区的守军成了瓮中之鳖。

　　5 月25日凌晨，我军占领苏州河以南地区后，欲乘胜过河，全歼市内守敌。但是，各部队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仍未能过河，伤亡较重。原来，北岸守敌第37、51军（重新组建）和交警部队，凭借高楼大厦和工厂、仓库等坚固建筑物和大量永固性碉堡，居高临下，织成稠密的火力网，封锁住整个河面和南岸沿河马路。坦克、装甲车日夜巡逻，稍有动静就喷射击猛烈的火力，阻止我军前进。特别是第37军，是年初伪国防部搜罗社会上亡命之徒组成的青年军，配有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

　　本来，该军想随汤恩伯至吴淞口登船出逃，因逃路被断，只好半途折返回原地驻防，继续顽抗。

　　我军指战员被敌人的顽固和凶残激怒了。大家心中暗暗发誓，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有的部队把榴弹炮营从郊区拉到了外白渡桥南岸，有的调来几十门大炮，将炮口对准百老汇大厦，想用炮火把对岸敌人连同那些高大建筑物一起摧毁。第27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心里时刻牢记着陈毅同志“要把上海完好地交给人民”

　　的嘱咐，一方面命令部队不准轻举妄动，一方面深入部队了解战况，做思想工作，研究解决办法。

　　聂军长、刘政委来到西藏中路一个团的阵地上，看到干部、战士们浑身是土。

　　满脸是汗，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充满着激愤和期待。多么可爱的指战员呀！军长、政委含着热泪向他们表示慰问，倾听他们的意见。有个负伤的爆破组长激动地拉着聂军长的手说：“军长，下命令吧！三包炸药，管保把对面那座楼炸飞！”有的主张用炮火去收拾对岸敌人，群情激昂。有的刚从第一线赶来的指挥员，情绪激昂，发言中充满了火药味。他们提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是爱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是我们干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不能再等了。聂军长、刘政委马上召开军党委紧急会议，统一思想，研究部署下一步作战行动。

　　面对大家严肃、期望的目光，聂军长、刘政委心情也很激动。是呀！上海战役打响以来，我们的指战员一直按照上级指示，宁可把敌人引到郊外去打激烈的争夺战，也不在市区内打攻坚战，宁可自己多伤亡也没有在市内使用大炮等重武器。可是顽固的敌人似乎摸到了我们的心理，龟缩在坚固的建筑物和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内疯狂顽抗。我们的指战员一批批血洒疆场，他们在即将看到上海解放时却带着仇恨和遗憾与战友、亲人永别了！真令人痛心呀！不能怪下级指挥员有此情绪，要怪只能怪我们高级指挥员没能及时根据战况做好思想工作，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紧急磋商，统一认识，聂军长代表军党委向大家解答说：“战士和楼房，我们都爱！我跟大家一样，爱惜战士的生命；大家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财产。现在那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民。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坏它，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保全它。”

　　与会同志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了，思想也逐步统一了。既然不能用重武器，那该怎么办？军领导又引导大家就此进行了反复讨论，出主意、想办法。最后决定改变进攻战术，在苏州河正面佯攻，以部分主力天黑后从侧面涉过河去，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攻击，抄敌人后路。同时，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争取他们弃暗投明，放下武器。这样双管齐下，以确保上海完好地交给人民。

　　瓦解敌军，从哪里突破呢？聂军长沉思着。他眼睛忽然一亮，嘴里不断说着“刘昌义。刘昌义”这个名字。是啊，刘昌义早年就与蒋介石有矛盾，曾参加过倒蒋活动，故受到蒋的排斥。现在，蒋介石、汤恩伯又拿他当炮灰。他内心深处一定怒恨蒋，肯定在寻找出路，如能做好工作，动员他弃暗投明，就可将敌防线中段撕开个口子，打乱敌人防御部署，加速全歼守敌的进程。正当聂军长思考如何开始政治攻势之时，接到第81师政委罗维道的电话：“报告军长，我们已经通过地下党对敌第引师进行策反，找到了第51军军长刘昌义，阐明了党的政策，晓以利害，刘昌义表示愿意谈判。”聂军长非常高兴，就直接与刘昌义通了电话，决定下午在第27军军部谈判。

　　25日傍晚7 时，刘昌义一行按约定时间来到第27军指挥所。聂军长以礼相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刘昌义深明大义，表示率第51军撤出阵地，到指定的江湾、大场一带集结，待命而行。谈判期间，聂军长借故离开会场，将情况向兵团和三野首长作了汇报。

　　粟裕得知刘昌义率兵投诚，苏州河即刻就能突破，高兴得连连自语：“好事，好事，大好事呀！”正说着，接到报告后陈毅、饶漱石等负责接管上海事宜的领导已到苏州车站。粟裕。张震马上赶去迎接，并当面汇报了聂凤智与刘昌义谈判的进展情况。

　　陈毅听后，兴奋地说：“太好了，这样可以少费很多事呵！”随即向粟裕、张震扼要地交待了有关接收人员开进情况和进一步强调宽俘政策，即把手一挥对随行人员说：“走，今晚不在苏州住了，大家辛苦一点，继续东进，到南翔宿营。”

　　26日凌晨1 时，位于虹桥镇的第27军前沿指挥所里，聂军长与刘昌义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聂军长拿出陈毅的指令向刘昌义宣读：“一、接受刘昌义投诚；二、限刘部于26日上午4 时前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三个村庄待命；三、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四、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

　　陈毅司令员的语气严肃。果断，使刘昌义毫无迟疑的余地。刘要过电报仔细地看着，又掏出怀表一看，指着电文中第二条说：“现在已过了午夜，即使马上回去下命令，恐怕也来不及。”聂军长爽快地说：“这是个实际问题，那么，限期推迟到26日中午12时如何？”刘昌义点头称：“可以。”至此，谈判结束。刘昌义急忙返回驻地，率领第51军4 万余官兵撤出阵地，向我军指定的江湾、大场一带集结待命。这样，苏州河中段防线“决堤”，敌人赖以支撑的苏州河北部市区的防御体系随之土崩瓦解。但是，战斗并没有停止。敌第37军仍坚守阵地，垂死挣扎。

　　聂军长命令各师加强攻势，积极开展分化瓦解工作，迅速向苏州河北岸突进。

　　第79师在外白渡河一带向北岸进攻，遭敌猛烈火力阻击。第235 团三营七连指导员迟浩田带领战士王其鹏和张瑞林悄悄地爬进一个地下水道，顺着臭水沟趟进苏州河，又潜泳越过河对岸，趁夜暗闯入一大楼内的敌204 师师部，以智慧和勇敢俘敌上校副师长，迫敌师部及三个营1000余人缴械投降，为全师北渡扫清了障碍。

　　驻守在四川路桥北邮政总局大楼内的敌第37军一部凭借坚固高楼继续顽抗。第27军领导通过代市长赵祖康去邮政总局劝说局长王裕光与守军谈判。26日傍晚，该楼守军挂白旗投降。盘踞在外滩百老汇大楼上的第37军两个营被我第79师第235 团包围后拒绝投降。我军用高音喇叭喊话：“再不投降，将切断大厦的水电。”绝望的敌人只好从窗口挂出白旗。驻守在中纺十二厂的第37军4000余人在我军威慑和地下党工作下，也于27日上午投降。至此，苏州河以北市区大部被我军占领，惟有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还被敌第21军残部盘踞着。聂军长十分着急。如用武力解决，水电设施定遭破坏，将严重影响着全市生产生活，这万万不可；如不使用武力，等敌人投降要到何时？

　　聂军长正在寻思良策之时，陈毅司令员到了军指挥所。陈毅司令员听着聂军长的汇报，浓眉紧锁，急问：“他们属于哪一部分？”“是国民党21军230 师。”陈毅听到这个番号，觉得很耳熟，想起该师副师长许照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是上海知名人士蒋子英的得意门生。想到这里，陈毅喜上眉梢，转身对聂凤智说：“对了！蒋于英一直在上海，你赶快请他做工作。”

　　聂军长如释重负，通过电话局很快找到了蒋于英。蒋老先生愉快地答应尽力而为。27日下午3 时，聂军长就接到报告，说自来水厂、发电厂守军8000余人已挂出白旗，缴械投降。聂军长兴奋得连声称：“好！好！好！”

　　5 月27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三野指战员没有辜负中央军委和上海人民的期望，在上海地下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经过16昼夜的艰苦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缴获各种火炮1370门、坦克装甲车119 辆、舰艇11艘及大量物资，大上海完完整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那天傍晚，陈毅应聂军长挽留在军部吃饭。聂军长很了解陈老总这位四川将军，特意叫炊事员做了一盘辣椒炒鳝丝。陈毅吃得直冒热汗，连说：“好吃！好吃！”

　　他边吃边讲，论古道今，谈笑风生，随口吟成七律诗一首：雄师百万下江东，上海南京落掌中。

　　似海似潮千百万，支援多谢好民工。

　　解放宁沪吾道车，大军整肃胜熏风。

　　至今犹忆入城日，夹道献花万巷空。

　　自从渡江战役打响以来，陈毅这顿饭吃得最痛快、最舒畅。突然陈毅问聂凤智：“此时此刻你最想干什么？”聂凤智笑着说：“想舒舒坦坦睡上两天两夜。”陈老总仰面大笑，摇摇手道：“你呀，一天一夜也捞不到。城市打下来了，还要保住它！老实说，往后的任务更繁重。”他停了一会收起笑容，接着说：“你们现在就着手整顿部队，担负起城市卫戍任务。”

　　上海解放后，在陈毅为主任的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顺利地实现了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财贸、交通等部门和行业的军事接管。但是，警备任务相当繁重，它关系到保证军事接管。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保护民众安危的大问题。为了作好这项工作，令第9 兵团领导机关兼湘沪警备区领导机关将市区和郊区划分为五个警备分区。各部队严守城市纪律，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等群众组织的积极协助下，清除危障，肃清匪特，整顿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和政府机构、人民群众的安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第23军完成上海市区的战斗任务后，即于6 月1 日返回杭州，归建制于七兵团，担负解放不久的杭州市的警备任务。

　　淞沪地区被我军攻占后，盘踞崇明岛的敌暂编第1 军五个团、第123 军残部和县大队近万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企图封锁长江口，纠集船只，准备逃跑。第257军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奉命率部协同兄弟部队占领吴淞地区后，发扬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继续攻歼崇明岛残敌。该军分梯队渡江，采取穿插、堵击、围攻等战法，迅速占领万安港、江口镇、县城、堡镇等地。战至6 月2 日上午，共歼敌3790余人，胜利地完成了解放崇明岛的作战任务。

　　第28、29、31军在上海战役中圆满完成任务后，迅速撤出大上海，分别到常熟、苏州、嘉兴地区休整，准备进军福建。

　　
14．毛泽东命叶飞提早人闽，蒋介石飞福州严令死守

　　三野第9 、10兵团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之时，毛泽东、中央军委电示三野前指：“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人间，争取于6 、7 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人闽部队只待上海解放，即可出动。”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看着电报既兴奋又着急。兴奋的是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把进军福建的任务整整提前了一年，预计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提前；着急的是上海尚未解放，还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时间紧迫。

　　粟裕、张震一边密切注意上海战局的发展，一边抓紧研究部署进军福建事宜。他们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派哪支部队去福建为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叶飞，打算把此艰巨任务交给叶飞任司令员的第10兵团。

　　叶飞是福建南安人，担任过共青团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参与创建闽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工作，曾任闽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军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他对福建民情、军情、地形、天候等甚为了解，在福建很有影响。而且，毛泽东、党中央已命令被闽东老百姓尊称为“土地爷”的张鼎丞去主持福建省的党政工作，现在若派叶飞率部进军福建，定能更好地调动积极因素，军政、军民密切配合，有利于以最快的速度歼灭盘踞东南沿海之敌，解放福建。

　　粟裕、张震的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中央军委批准。粟裕、张震通过电话把军委的指示告诉叶飞，并征求叶飞的意见说：逃到福建的蒋军大都是残兵败将，估计不会有大的战斗力，人闽兵力拟使用第10兵团的两个军，如何？叶飞认为：蒋军虽然多为溃逃之敌，但数量不少，而且福建地形复杂，土匪活动猖撅，因此两个军人闽，兵力肯定不足。他建议应该把第10兵团的三个军全部用上。粟裕觉得叶飞的提议不无道理，就与华东局领导磋商，同意了叶飞的建议。

　　第10兵团的指战员大都来自北方，但有一些是从上海或苏南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军队的，他们希望在上海解放后能有机会去一趟家里与亲朋好友见上一面。现在，战场硝烟未尽，身上战尘未除，又要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开赴福建，他们感到太突然了，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

　　鉴于上海战役中第10兵团指战员伤亡较大，需要补充。调整，部队人阎的政治动员和物资筹备工作任务繁重，叶飞建议，让部队休整一个月，同时抓紧进行各项人间准备工作。即将去福建主持党政工作的张鼎丞也考虑到接管工作需要一段筹备时间，同意叶飞意见。三野前指领导对叶、张的建议非常重视，随即报请毛泽东、中央军委批准。

　　10兵团及所属第29、28、31军接到三野首长电示后，分别迅速撤至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休整。他们组织学习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克服“松口气”、“解甲归田”等小农思想。通过开展“评斗志、评政纪、评功过”、召开英模会议、表彰英模人物等活动，大大地激发了指战员们再立新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针对进军福建可能遇到的困难，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又依据福建地形特点，组织山地进攻作战训练，提高山地作战的战术技术水平。

　　6 月26日，大军出征前夕，陈毅司令员和三野其他领导在上海国际饭店接见了10兵团的团以上干部。陈司令员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向福建进军的命令，接着阐述了国内外形势，指出进军、解放福建的重要战略意义。他特别强调指出，提前一年解放福建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是毛主席伟大革命气魄和胆略的表现。

　　毛泽东早在1948年12月30日就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1949年4 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后，毛泽东又写了脸炙人口的诗句，即“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激励全国人民特别是人民解放军要乘胜进军，不给“穷寇”以喘息的机会，将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形势的飞速发展，看到国民党政权已四分五裂，帝国主义势力不敢轻举妄动，为了一鼓作气歼灭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军和将帝国主义势力武装干涉的危险降到最低限度，命令第10兵团提前进军福建，迅速解放华东大陆。

　　陈毅又针对有些干部存在骄傲轻敌和留恋京沪杭地区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教育，号召第10兵团全体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去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彻底消灭残敌，为人民再立新功。

　　当时，据守福建的国民党军有10个军27个师，约12万人，由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统领，其中：第6 兵团李延年部5 个军13个师约6 万余人防守福州地区；第8 兵团刘汝明部2 个军6 个师3 万余人驻守漳州地区；第22兵团李良荣部三个军八个师约3 万人防守泉州、厦门。金门地区。另有空军第1 、4 、5 队，以浙江定海及台湾为基地，执行空中支援、侦察、封锁海面及运送物资任务。

　　人间作战最大的困难是交通不便，必经的武夷山、雁荡山、仙霞山、括苍山等都高达千米以上，道路崎岖，人烟稀少，仅有的几条公路年久失修，加上国民党军撤退时的破坏，使大部分桥梁被破坏，无法通车。河道水流湍急、土石阻塞，大多不能利用。此外，福建是个缺粮省份，10万大军人闽，筹集粮草是个难题。但是任何困难都是难不倒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准备再创可歌可泣的奇迹。

　　6 月上旬，为了给大部队进军福建创造有利条件，叶飞司令员、韦国清政委命令第29军参谋长梁灵光、第31军副军长姚运良组成先遣队，率工兵营和军、师侦察分队先行人闽，与当地我地下党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在了解敌情的同时，发动群众，筹措粮袜，整修公路，为大军开进创造条件。

　　6 月15日，叶飞、韦国清收到梁灵光人间后发来的电报，汇报了二野各部位置和闽北游击队情况。

　　原来，二野遵照毛泽东、中央军委关于“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的指示，派杨勇兵团进驻福建西北部，兵团部设在江西上饶，其第31师前出福建南平、古田，师部驻在建欧。他们严阵以待，既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又时刻准备阻止胡宗南部东援，策应第10兵团进军福建。

　　早在1933年，曾镜冰同志就到闽北地区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现在闽北游击队在曾镜冰司令员兼政委的领导下，已发展到万人以上，其活动范围已扩大到福建中部的大田、永安、宁祥一带。他们得知人民解放军提前进军福建，无不欢欣鼓舞，个个摩拳擦掌，都积极主动地参加筹粮、修路和侦察等工作，全力支援解放军人间作战。

　　6 月底，第10兵团先遣队与闽北游击队在建欧县城召开庆祝会师大会，会上红旗招展，掌声雷动，欢声四起，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早日解放福建的斗志。

　　在苏州的叶、韦首长得知先遣队已到达目的地，进展顺利，立即命令各军抓紧时间起程，开赴福建。

　　10万大军似洪流滚滚直指福建。战士们大都没有坐过火车，随着列车上“隆隆”车轮声开赴福建，追歼残敌，心情无比激动。

　　当时，去福建的铁路只通到江西上饶。再往南进入福建，虽有几条公路，但已被国民党破坏，只能徒步前进。

　　赣东、闽北地区，山峦起伏，道路崎岖，又时值盛夏酷暑，时而烈日当空，时而倾盆大雨。指战员们全副武装，翻山越岭，一路险情不断，仅滚下悬崖跌死或负伤被弃的骡马各师都有三四十匹之多。由于骡马减少，指战员们的负荷量增加，精疲力尽，炮兵比步兵还难，他们只好把大炮卸开，扛的扛，抬的抬，前拉后推，翻越高山险岭。更令人讨厌的是南方的蚊子，一叮一个大红包，使本来就十分疲惫的官兵坐立不安。虽然出发前每人发了块纱布，以便睡觉时盖在头上防止蚊虫叮咬，但天气炎热，身子裸露处仍被叮咬得红点连片，弄得指战员很难休息好。天气炎热，水土不服，伙食又差，中暑的、腹泻的、发高烧的越来越多，不少病号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战友。各军非战斗减员都在千人以上，第29军多达3000余人。

　　此外，在行军途中，还要防止敌机的袭扰和土匪的捣乱。各部队大都利用深山丛林作掩护隐蔽前进，随时准备战斗。第31军第278 团在蒋学道副师长率领下进至浙江景宁、平溪时，小股土匪冒充游击队向我接近，企图偷袭，被高度警惕的我军歼灭。该团抵达寿宁、福安时，又遇土匪冒充游击队与我“接洽”。紧要关头，蒋副师长果断地指挥部队，迅速歼灭了两股土匪武装，帮助寿宁、福安两县建立起人民政权。

　　千难万险挡不住我军人闽、解放福建的步伐。途中，各部队都发挥我军政治工作优势，及时掌握情况，表彰先进，激励斗志，检查缺点，制定措施，并号召争当“进军模范”。各团。营领导都深入连队，具体帮助基层干部组织行军，解决难题，以模范行动鼓舞带动战士奋勇前进。各部队还广泛开展体力互助和群众性的宣传鼓动活动，一路上“歌声震峡谷，笑语飞山川”，大家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热情。

　　为减少非战斗减员，军师两级都专门下达卫生防病指示，广泛开展防暑防病工作。为了保证对病号的及时医治、转运，后勤部门在沿途设立收容站、留守处，努力争取更多的病号经突击治疗，康复归队。

　　为争取群众的支持，各部队还认真贯彻执行我军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的三大任务，广泛宣传我军宗旨和党的政策，并以实际行动传播我军的光荣传统，消除人民群众的疑虑。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协助下，沿途群众纷纷组织起来，为部队送粮送水、当向导、修桥筑路，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开进。

　　各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跋涉，于7 月下旬陆续进入预定的位置。

　　叶飞率领兵团前指于7 月5 日从浙江江山下车，快马加鞭，冒暑穿越丛山峻岭，经福建崇安、建阳，于9 日抵达建欧。

　　到达福建建欧后，第10兵团指挥部迅速展开各项工作，机关干部大都深入到军、师，帮助部队备战。叶司令员、韦政委更是废寝忘食，昼夜不高指挥所。他们一面指导部队战备，一面了解当面敌人的情况；并通过地下党和情报部门等多种渠道，迅速掌握了福州地区守敌的具体部署、守备意图及内部矛盾等情况。

　　福州为福建省省会，又名榕城，地处闽江下游，毗连重要军港马尾，闽江横贯市区南郊，大、小北岭和鼓岭是其北部和东部的天然屏障。守军为国民军第6 兵团司令官李延年率领的第106 、74、25、73、96军等5 个军13个师，计6 万余人，另有独立第37、50师以及特种兵和土杂部队近万人。朱绍良自知兵力不足、士气低落，有放弃福州，撤往金、厦之意。其下级军官，目睹粮弹奇缺、我军势不可挡，失去固守福州的信心。蒋介石得知福州守军军心动摇，于7 月初怒气冲冲地飞到福州，召集高级将领，大加训斥，严令朱绍良、李延年及各军军长坚守福州。为了给守军鼓气，蒋介石还下令从台湾运来第201 师一个团增防马尾地区，以保福马线与闽江口的交通安全。

　　朱绍良、李延年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赶紧加修工事。加强防御部署。不久，蒋介石得知我10兵团已向福建进发，又急电命令朱绍良、李延年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福州。朱。李看完电报，相对无言，焦急、痛苦之情溢于言表。

　　根据三野首长指示和当面敌情，叶司令员和韦政委决心集中全力首先歼灭福州地区之敌，然后乘胜追击，横扫泉州、漳州沿线守敌，控制问中、闽南地区，再筹集船只，渡海攻取厦门、金门、平潭等岛屿，解放福建全省。

　　7 月下旬，第10兵团在建欧召开作战会议，叶飞、韦国清和兵团参谋长陈庆先、政治部主任刘培善以及各军军长、政委，一起研究攻打福州的作战方案，并邀请张鼎丞书记参加。

　　8 月4 日，兵团指挥部获悉福州外围罗源、丹阳守敌开始向连江收缩。为不让敌人借机撤逃，叶飞决定提前发起攻击。随即命令各军按照确定的分工，立即行动，克服一切困难，按时完成预定任务。广大指战员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休整，多则十余天，少则也有六七天。由于各部队已做好吃大苦、耐大劳、打硬仗的准备，当接到兵团命令后，都迅速行动起来，按照各自的任务拉开歼敌的罗网。

　　8 月6 日，第29军由南平、尤溪地区向东开进，翻越层峦叠峰。海拔1800余米的戴云山。指战员们不怕路途危险，不怕蛇虫叮咬，不怕日晒雨淋，时而贴着岩壁攀缘，时而在布满青苔的山径上匍匐前进，终于闯过重重难关。11日，第86师第256因袭占永泰，守敌已闻风而逃，我军仅俘土杂武装30余人。14日，按预定部署，第85师进抵全芝、大渡口；第86师进抵一都街、溪悍；第87师进抵台口街；军指到达蓝色岭。

　　在右路第29军穿越崇山、逼近福清的同时，左路第31军也于8 月8 日离开驻地，分路隐蔽开进。12日，军指进抵丹阳镇西南15公里之大沧，第g1师到达闽侯县的桃园、阳岭地区，第92师进至报扳，第93师抵达朱公。

　　第93师到达朱公后即着手攻取丹阳。丹阳镇位于连江西北，是福州守敌东北侧的大门，也是我第31军进攻福州的必经之路。守敌为第216 师2 个团约2000余人，筑有防御工事，但火力较弱。第93师决定采取四面包围、重点突破的战法，实施攻击。当晚，各团乘夜暗隐蔽进入攻击出发位置，13日清晨发起战斗。主攻的第277 团首先攻占宝山、付山等外围阵地。其他团也先后占领屏封山、虎山、坑口、鼓头山等阵地。丹阳守军孤立无援。上午，第93师师指命令各团向丹阳发起总攻，敌军突围逃窜。我军迅速进占丹阳城，俘敌百余人。第279 团和第US团一个营奉命追击逃敌，于14日上午将敌包围在新措后地区，经5 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敌第216 师副师长谷元怀以下官兵千余名。

　　与此同时，第引军侦察营协同第63师189 团向罗源守敌进攻。我军分路攻击，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守敌第646 团1000余人见大势已去，全部缴械投降。

　　进至桃园、阳岭的第91师于15日向间安镇守敌第23师69团发起攻击。该地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高锐师长决心以第271 、272 团担任主攻，首先占领亭江、旗盘山、高山寨等外围阵地，断敌海上退路，再集中兵力会攻闽安，争取全歼守敌。第271 团受命后迅速歼灭高山寨守敌，向闽安镇压缩攻击；第272 团亦很快拿下亭江、龙柄、旗盘山等地，向间安攻击前进。当日5 时，第271 、272 团冒着敌人的弹雨，分路向间安镇攻击，手榴弹，掷弹筒雨点般直落敌人阵地，炸得敌兵哇哇乱叫。军炮兵团一部克服千难万险，扛着山炮，按时赶到指定位置，以炮火封锁闽江江面，协同步兵切断闽安守敌海上退路，并击沉、击伤敌舰4 艘。守敌遭我军猛烈攻击，士无斗志，无心恋战，一部突围逃窜，500 余名被俘。

　　攻克间安后，第91师又迅即对马尾镇发起攻击。该地守敌为青年军第201 师u 团和第318 师第953 团。他们利用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有利地形，占据山头，凭险固守，扼控闽江通道。高锐师长根据敌情作了周密部署。16日上午，在炮火掩护下，各部分路攻击，勇猛穿插，相继突入马尾镇。敌人大部登船逃窜，少部被歼。

　　第91师在闽安、马尾激战之时，第93师亦相继夺占连江、长门以及西村、东湖、仑头山、下山等地，乘胜向南追击至东峰山、镜路，再击败逃敌。战至16日20时，歼敌第74军军部及第s1、23师各一部，俘敌2300余人。次日，我军追至琅歧岛，又歼逃敌大部。至此，福州守敌海上逃路完全被切断。

　　当我第29、31军似两把利剑直插福清、马尾，截断福州守敌陆上、海上逃路之时，第28军亦按照兵团指挥部命令，迅速向福州方向运动。14日，由古田兵分三路攻击前进。

　　我各路大军逼近福州，守敌更加惊慌。朱绍良、李延良深知，凭城中兵力继续死守福州只有死路一条，遂向蒋介石发电报，汇报战况，请求良策；同时向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发出求救电报。

　　坐立不安、度日如年的朱绍良、李延年。焦急地等待着回电，可是台湾那边沓无音讯，汤恩伯这边只是应付几句，却按兵不动。朱、李二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不顾老头子下的死守命令，于15日夜命令部队自行向南撤退。16日，福州守军主力仓皇弃城，争先恐后地沿福（州）厦（门）公路和福（州）永（泰）公路向南溃逃。

　　朱绍良、李延年表面上惟命是从，内心却早就在寻找出路。他们已提前将家眷送往台湾。几天前，他们就恨不得马上离开福州，只是军令难违，迟迟不敢动身。现在，解放军攻城枪炮声越来越近，看看周围幕僚们恐慌的神色，身不由己地打着寒颤，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指挥位置，匆匆逃往机场，爬上飞机，向茫茫大海窜去。

　　在守军中也有人不愿为蒋介石卖命而秘密活动，最后走上战场起义的光明之路。早在当年6 月。驻防马尾、长乐的第318 师副师长赖惕安、曹仁凤就设法与我党联系，准备组织部队起义。他们在逃往香港的原第10兵团司令侯镜如的支持下，工作进展顺利。不料，7 月初第201 师603 团接替第318 师防务，第318 师师部移驻福州市区。不久，该师又与第28师合编，这就给起义的组织工作带来了困难。曹仁凤迫于形势变化，于15日赶到福州东郊第953 团驻地，召集营以上军官宣布起义。终因未能及时与我军联系上，起义落空。16日，我军从四面迫近福州市区。赖惕安、曹仁凤心急如焚，便借故率师部和直属部队官兵向第953 团靠拢，择机起义。行至市区闽江万寿桥头，得知第96军工兵营正在准备炸毁大桥，阻挡解放军开进。赖、曹当即予以制止，从而保住了万寿桥，使我军能顺利进城。面对形势的变化，赖惕安、曹仁风感到难以聚众统一起义，遂令各营自行与解放军接洽起义。随后，第953团和赖、曹所率师部向我军投诚，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敌守城部署，减少了我军攻城阻力。赖、曹投诚后还交出了汤恩伯命令国民党撤退的绝密文件，并报告了福州守军撤逃的路线和每日到达的位置，为我军追歼逃敌提供了有利帮助。

　　8 月17日5 时，第28、31军密切协同，向福州市区发起总攻。

　　第28军入城后直插朱绍良、李延年指挥部，只见满地废纸、杂物、桌椅、板凳横七竖八，一片狼藉。指战员们未捉住朱绍良、李延年，感到遗憾、愤慨，在狠狠地敲打办公桌椅后即扭头追击南逃之敌。

　　8 月17日，福州市解放了！千万榕城市民欢歌笑语，敲锣打鼓，聚集在大道两旁，欢迎人民解放军。欢呼声、鞭炮声伴随着有节奏的步伐声、马蹄声，编织成雄壮的乐章。后来，人们把市内一条主要大道称作“八一七路”，让千秋万代的榕城人民牢记这历史的日子。

　　就在福州解放那一天，密切关注逃敌动向的叶飞、韦国清，根据赖惕安提供的敌军撤逃情况，迅即命令第29军全力进行正面阻击，务必全歼溃逃之敌。同时命第28军和第31军一部加速南追，协同第29军消灭逃跑敌人。我军乘胜追击，全歼逃敌。

　　8 月23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叶飞司令员、韦国清政委在指挥所里接到各部队发来的一份份捷报，看着一个个可喜的数字，兴奋异常。整个福州战役，我军仅以伤亡1500人的代价，换取歼敌1 个兵团部。5 个军部、14个师共约4 万人，缴获各种炮97门、枪1.24万枝的重大胜利。

　　
15．取漳州，夺厦门。汤恩伯在厦门港海滩上向军舰呼叫：“立即放小艇来，要快，要快，不然我就要被共军俘虏了。”血战金门，解放战争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

　　漳州是福建沿海的重要城市，厦门是重要港口，与金门岛并列，拱卫着闽南大陆，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国民党军退守闽南的目的，一是为了保住他们在华东大陆的最后一个立足点，梦想等待时机“反攻”；二是一旦闽南陆上无法立足，就退守厦门、金门岛。因此，1949年7 月22日即在福州战役之前，蒋介石就亲临厦门，部署加强漳、厦、金地区的防务。福州战役后，国民党军又采取了调整指挥机构，改编残部和调整兵力部署，加修工事和阵地，o 强海军力量等一系列措施，固守漳、厦、金地区。

　　为了迅速解放福建全境，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根据三野司令部的命令，在福州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决定9 月中旬发起漳厦金战役，彻底扫清南逃漳、厦、金地区之敌。

　　以漳州市为核心，包括同安、集美、长泰、华安、龙海。南靖、平和。漳浦、云霄、诏安等城镇在内的整个闽南濒海地区，是厦门与金门岛的外围。这个地区由国民党第68军第119 、143 师和第96军残部、第81师、福建省保安二纵队和第55军部分兵力防守，总兵力约2.5 万人。同安县城位于厦门岛正北面，离厦门岛约21公里，是屏卫厦门的一个重要据点。据守在这里的福建省保安第二纵队的3 个团及同安自卫队共约2000人，分别配置在城外的西山和城内各街堡巷垒里。

　　9 月17日，第31军93师277 团奉命向同安推进，这是厦门外围战斗的重要一仗。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各连营纷纷抢着打主攻，当尖刀，斗志高昂。在战斗发起前，侦察参谋韩春玲率两名侦察员化装前往侦察。下午，他们从古宅出发，一路仔细查看，接近到城东一个小山包时，远远就发现敌人两个哨兵在巡逻。他们急中生智，借了老乡的劳动工具，打扮成从田里干完农活返回家的样子，向哨兵一步一步接近。“干什么的？”敌哨兵端着枪大声喝道，“快通报从哪里来的，要不老子开枪了。”他们边接近，边作了回答；并故意说，发现前面村里好像有共军小股部队。敌哨兵信以为真，便责令他们谈谈详细情况。韩春玲在同敌哨兵交谈时，暗暗递眼色给另两个战士。这两个侦察员心领神会，乘敌不备，迅速将敌哨兵打倒在地，将其捆绑起来，急速扛着俘虏返回来。

　　按原计划，第278 团和277 团两面攻击敌人，当第278 团断了敌人往厦门和漳州方向的退路，就立即发出总攻信号，尔后第277 团一起向敌发起攻击。可是，第277 团一直等到天快亮了，仍不见总攻的信号，指战员们心急火燎，恨不得马上就杀向敌军。政委宋忠贤和团长商量，上级的命令是今夜进攻同安，歼灭当面之敌，这是明确了的任务，况且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部队已经荷枪实弹推进到进攻出发位置了，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失时机投入战斗。于是第277 团毅然向守敌发起攻击，一时间，火光闪闪，杀声震天。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军这么快就兵临城下，顿时乱作一团，仓促抵抗。大约只用了半个多小时，部队就攻占了同安县城。

　　正当我军在同安城内进行激烈战斗时，敌保安第3 团由马巷沿公路赶来增援。第277 、278 团也估计到这一点，但未料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兵力这么多。情况紧急，这时从攻击部队中抽调过多的兵力显然是不可能的。面对攻城和打援双重任务，立即命令其他部队继续按原战斗方案围攻歼敌，令一连开始向城外出击，堵击马巷方向援敌。敌保安第3 团已经推进到离县城很近的公路上，只是未敢贸然前进，趴在公路西侧观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第277 团迫击炮连沿公路转移阵地过程中，和敌保安第3 团意外卧倒在一起。天色灰蒙蒙的，双方都辨认不清，谁都想摸一下对方的底细。连长王保友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隐约看到周围都是敌人，起初还认为是哪个部队补充的俘虏，便大声喊道：“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对方没有回答，王连长察觉苗头不对，可又不能公开叫战士们撤，因连队都是火炮，没有轻武器，要是被敌人识破可麻烦了。其实，战士们很机灵，瞬间都清楚同敌人遭遇了，一个个看着连长。王保友心领神会，用手向路北一挥，战士们迅速跃起，飞快地跑到公路北侧的山头上。敌保安团长走了过来，气势汹汹地对着王保友骂道：“把兵带得这么乱七八糟，往那里跑什么？”王连长回答说：“我们要赶快占领阵地，否则就不能掩护你们打进城了。”就这样，炮连安全摆脱了敌人。

　　天刚亮，顽固的保安3 团仗着人多，仍然向县城里进逼，妄图夺取生路，敌人在第277 团一营后面打得很凶猛，直接威胁到营指挥所。营长身负重伤仍坚持率领战士们与敌人继续战斗。他瞪着仇恨的眼睛，指挥通信员、担架排等勤杂人员，勇猛地冲向疯狂的敌人。敌人手软了，胆寒了。在酣战的时刻，支援部队赶来策应，很快把这股敌人压缩在狭窄的地区全部歼灭。

　　这样一来，第277 、278 团对城内敌人顺利地进行了分割。包围。顿时，守敌惊慌失措，渐渐招架不住，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核弹药和其他军用物品。有些逃窜之敌刚一出城，又被担任阻击任务的第91师第271 团一部一举围歼。至9 时30分，战斗结束，同安守敌被歼，增援之敌被击溃。

　　第279 团按照师的部署，迅速绕过同安县城，沿同安至漳州公路，直插角尾镇。19日上午7 时，该团第二营率先接近角尾，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一击即溃，纷纷撤逃。该营乘胜向西追击，歼敌千余人，在江东桥与第277 、278 团会合，控制了漳州至厦门的水上通道。

　　9 月18日，第92师由安溪官桥、仙苑地区出发，翻高山。穿密林，直奔漳州。左路的第276 团于19日4 时到达长泰县城，4 时30分向防守在这里的县自卫大队发起攻击，6 时攻占了县城，歼敌约300 人，尔后向漳州疾进。中路的师部率第274 团，经岸溪、长泰向漳州急进。右路的第275 团19日6 时许赶到南靖县以北的月岭，驻守在这里的县保安团闻风而逃。275 团二营沿路追击，俘其城防副司令、参谋长以下500 余人。尔后迅速渡过九龙江，插到漳州市的南面，控制漳州通往漳浦、石码的两座大桥。

　　19日18时30分，第275 团沿公路向漳州发起攻击，首先占领了小山头的集团工事。当突人市区时，发现敌第68军军部已在黄昏前撤离漳州，第s1师大部分正在过桥向东逃窜。该团三营直插桥头阻击逃敌。三营刚到桥头，敌人用重机枪向堆放在北桥头的汽油桶猛烈扫射，桥上顿时火光冲天，弹雨交织。三营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迅速过桥沿漳州至石码公路飞速向东南追击。与此同时，第274 团也进抵漳州，同第275 团协力清扫残敌，迅速解放了漳州。

　　由漳州弃城东逃的国民党第68军军部、军特务营、第81师师部及所属的两个团，全部涌集到石码镇，仓促组织防御，等待船只逃向厦门。20日2 时许，第275 团团长王亚明、政委林风率领300 余人追至石码，与十几倍的敌军对峙。王团长。林政委为了不使敌人逃掉，决定不待师主力到达，以现有兵力，用偷袭的手段，立即攻人石码，拖住敌人。他们一边设法同师部和兄弟部队沟通联系，一边精心组织战斗。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的双重攻势下，9 时30分，国民党第68军被迫投诚，俘敌约1500人，仅少数乘船东逃厦门，打了个以少胜多的漂亮仗。

　　继第92师夺取漳州。石码之后，第93师接军预先赋予的战斗任务，于20日上午从江东渡过九龙江，尔后沿江向东越过石码，迅速向沿海一带推进。到22日门时，该师先后夺取了海澄、浮官、港尾、屿仔尾、卓歧、岛美、马坪、镇海等沿海一线要点，在追击中歼灭敌人约5000人。对日9 时许，国民党军以一个团的兵力，乘八艘战舰，在五艘炮艇和飞机掩护下，向第93师第278 团占守的屿仔尾炮台反扑。15时屿仔尾炮台失守。次日18时，第93师再次向屿仔尾攻击，经4 小时激战，收复了屿仔尾炮台。至此，漳州、石码及其以南的沿海一线要点全部为第31军占领。

　　在第31军攻打同安、角尾。漳州、石码的同时，第29军也发起了对沃头、刘五店、集美的攻击。

　　集美，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出资修建的美丽壮观的教育村，在国内教育界和海外华侨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保护好集美，上级规定，攻击时要避免使用大炮。攻击部队遵循这一指示，只用轻武器与敌激战。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利用集美镇北面的高地和镇内的建筑群，构成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用猛烈的火力阻止我军前进。第253 团指战员只能使用手中的步兵轻武器逐个消灭敌军的支撑点，一时进展缓慢，伤亡较大。经两昼夜的激烈战斗，于23日拂晓前全部扫清了集美外围之敌。待15时发起攻击时国民党军已全部弃阵逃向厦门。第253 团进占集美，其建筑群完好无损。第85师立即发出布告，要求部队指战员爱护学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集美这一闻名海内外的教育村就这样在战火中得到保全。

　　9 月19日，第31军91师进至灌口、角尾地区，部署攻击嵩屿战斗。

　　活跃在闽西南的闽粤赣游击纵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嵩屿战斗结束之前，相继解放了平和、漳浦、云霄、诏安等县城，扫清了闽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闽粤赣游击纵队坚持武装斗争20余年，这时发展到7000余人。司令员刘永生、政委魏金水、副司令员刘坚、副政委朱曼平率部与三野会师后，分别受福建军区和广东军区领导。

　　在闽粤赣，刘永生是个传奇人物，广为人知，老百姓给他编了不少故事，而且越传越奇。刘永生，福建上杭人，1927年参加闽西农民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金砂暴动。此后，一直留在闽西南坚持斗争。会师后，刘永生调任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

　　在刘永生率领的闽粤赣纵队配合下，第10兵团胜利完成漳厦金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控制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和闽西南地区的全部大陆阵地，形成了对厦门、金门国民党三面包围的态势。

　　国民党军丢失了外围阵地，惊恐万状。为了固守厦门和金门，急速调整部署，抓紧时间突击抢修工事。敌人虽在拼命地作固守准备，但其恐慌动摇的心理十分明显，甚至把军以上的各指挥机关都移到了军舰上。

　　当时，部队的指战员大都生长在内陆地区，不少人不懂水性，不了解海情。为了攻打厦门，必须首先掌握渡海作战的战术技术。广大指战员冒着敌人飞机炮火的袭击，抓紧时间刻苦训练，自觉加大难度，增加训练时间，很快闯过晕船呕吐关。与此同时，抽调大批人员进行水手训练，解决船工不足的问题。为了练好抢滩登陆的战术动作，他们选择最复杂的地形，设置多变的敌情，进行反复演练。

　　征集足够数量的船只、船工，是渡海登陆作战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救济贫苦渔民，慰问在敌机轰炸中死难人员的亲属，使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解放军是自己的队伍。龙溪县（今龙海县）角美乡石美村54岁的渔婆张锦娘，深明大义。当时规定只征集年壮的男人当船工，可她坚持参加支前。她说：“男人可以为国家服务，女人难道就不可以吗？”还说：“解放军解放福建，每人都有责任，我年纪虽老，但可以划船，所以我要参加是应该的。”在她反复坚持下，领导准予她参加组训。在她的影响下，其丈夫以及三个儿子都参加了，还拿出最好的三条船。在短短的时间内，我军先后在石码、同安、南安、晋江沿海一带征集到木船630 余艘、船工1600余人，并制作了大量简易的救生器材。

　　10月11日，三野电示第10兵团：为防止敌人逃跑，最好同时攻打厦门、金门，但要从敌我双方实际情况考虑，以五个师攻打厦门有把握，同时以两个师攻打金门是否有把握？如条件成熟，可同时发动攻击。否则，以一部分兵力钳制金门，首先攻打厦门。此案比较稳当，究竟怎么打，由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总之，要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发起战斗。

　　接到上级的电报后，第10兵团全面检查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感到攻击金门的条件尚不具备，遂决定先取厦门，后占金门。

　　厦门岛东与金门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被大陆环绕，最近处与大陆仅相隔一海里，面积128 平方公里。该岛东南部多山，北半部为丘陵，沿海岸地势开阔。国民党军以北半部为防御重点，配置了第55军的两个师，其中齐装满员的第74师，位于岛西北部的东渡、石湖山、高崎、钟宅一带；181 师位于岛东北部的坂美。五通道；第29师两个团防守鼓浪屿，该师另一个团和要塞守备部队驻守厦门市区；第5 军第166 师防守岛东南部的石胃头。敌军在岛上构筑了以钢筋混凝土永备工事为骨干，以野战工事和障碍物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坚固防御体系。岛上有坦克、雷达、大口径火炮，并有海、空军支援，形成要塞式环形防御体系。为了给退守厦门的残兵败将打气，10月8 日，蒋介石率国民党军政首脑多人抵厦门巡视。汤恩伯等人则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

　　如何攻取厦门？叶飞司令员针对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确定：渡海登陆先佯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援；主攻方向则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强攻鼓浪屿，这是调动敌人很重要的一着棋。35年后，叶飞谈起厦门之战时说：“这是我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一个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然后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我一生就用过这两次。”

　　鼓浪屿风景优美，如诗如画，素有“海上花园”之称，是弹丸之地。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争相在这里划租界、开洋行。建教堂、设领事馆，成了“万国租界”。国民党军先以两个团的兵力防守该岛，后又增加一个团，总兵力达5000余人。

　　10月15日，第31军首先对鼓浪屿发起攻击。15时40分，开始实施炮火准备。18时，第一梯队内的第271 、277 团各两个营的船队分别由海沧和海澄（今属龙海县）河滩启航，分两路向鼓浪屿的西南部进发。不久，东南风突然转为东北风，越刮越猛。船队在汹涌的波浪中顶风行进，有的桅杆被折断，有的帆篷被刮破。支前船工与战士密切配合，搏风击浪，奋勇向前。当距岸150 米时，敌军以猛烈炮火拦阻，船工和战士们毫不畏惧，奋力划桨前进。带着自家三条船和五口人参战的50多岁的船工张锦娘，不顾丈夫和小儿子中弹倒下，接过船舵，掌握航向，鼓励战士们奋力划船，奋勇杀敌。最后一家五人全部壮烈牺牲，谱写了壮丽的凯歌。

　　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的少数船只开始零星抵滩，大多数船只因风浪太大而未能在预定突破口靠岸，有的甚至还被吹回来。敌前沿火力点进行疯狂扫射，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受重大损失，仅七个排进入敌前沿阵地。

　　船靠岸了，勇士们纵身跳上了滩。七班的黄有山抱着炸药包向铁丝网猛扑过去，一声巨响，铁丝网被炸开了大口子。黄有山接着连续爆破，三包炸药驱走了当面钢筋水泥地堡里的敌人。在济南战役中荣获“青年战斗模范班”称号的第271 团一连八班，抵滩时遭敌人火力严重杀伤，班长丛华滋高呼：“同志们！我们是英雄部队，哪怕只剩下一个，也得打上鼓浪屿！”

　　23时，第91师组织二梯队三个营起渡，皆因风浪太大而未能成功。这时，战斗在鼓浪屿的部队得不到后续部队的增援，处境越来越困难。16日12时，第31军命令第91师暂停攻击，总结经验，准备再战。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使汤恩伯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他误认为鼓浪屿是我军的主攻方向，立即将他掌握的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包围了我军登陆部队，并将其控制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我攻上鼓浪屿的战士，吸引了大量敌军，个个都是英雄好汉，顽强战斗，直至全部壮烈捐躯。他们洒满鲜血的阵地，战后被命名为“英雄壮烈山”。

　　厦门北部北半岛，离大陆最近，海上航程短，且便于大部队行动，但沿岸多泥滩陡壁，不便登陆。敌第74师5000余人配属火炮、坦克、装甲车在此守备。但是，由于海岸线长，其兵力部署、阵地编成和火力配系上都存在许多弱点。第10兵团根据这些情况，决心在强攻鼓浪屿的同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分西、中、东三路偷袭北半岛。炮兵组成三个火力群，待步兵行动被发现时，掩护其强行登陆。

　　10月15日夜，在鼓浪屿战斗打响后，攻打厦门北半岛的部队分乘大小250 余艘木船，顺着强劲的东北风开始了行动。西路的第力军92师于16日晨胜利突破石湖山、寨上一线，占领前沿阵地。中路的第85师从高崎、神山两处突击。高崎是厦门岛北部的重要卡口，国民党设重兵把守，自诩是“海上堡垒”。在攻击高崎的同时，第85师255 团在敌两个团的接合部神山前沿顺利登陆后，即向神山发起攻击。经过一场顽强的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英雄们完全歼灭了敌人，攻克了神山，五星红旗在神山顶上迎风招展。东路的第86师于钟宅、下马一线登陆。

　　至16日中午，第10兵团的突击部队全线突破了北半岛的一线防御，并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如此迅速地攻占了北半岛，大出敌人的预料。被俘的敌74师中将师长李益智感慨道：“没有想到你们会从石湖山攻上来，从来没有这样打厦门的。据说：1841年，英军进犯厦门是从波坡尾一线登陆；1938年，日军是从五通道、浦口一线登陆侵占厦门；而解放军却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岸地段作为主攻方向，你们真是棋高一着。”

　　北半岛胜利突破，极大地鼓舞了第10兵团指战员的斗志。突击部队不顾疲劳，乘胜连续作战，向敌纵深攻击前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各突破口上陆。16日午后，推进到岛腰部的仙洞山、松柏山、园山和薛岭山一线高地，控制了整个北半岛，并以此为依托，向南发展。这时，敌军才醒悟过来，弄清我军的主攻方向是在北面。于是汤恩伯、刘汝明慌忙收罗残部，调集机动部队，穷凶极恶地向北反扑。

　　位于这些山头中段的松柏山，是通往厦门南北的交通咽喉。16日午前，第274 团攻占了这个山头。午后至黄昏，敌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连续向这里发起五次反扑，均被我英勇的指战员打退。

　　陆上进攻未得手，敌人又出动了飞机，从陆空同时对我实施攻击。第274 团指战员施放烟幕迷盲飞机的视线，使其无法发挥空中优势。最后，敌人出动了毛森特务营，用六辆美国造十轮大卡车运载，急速由南向松柏山增援。前面的二辆车刚过山口，第274 团的勇士们就用重机枪、冲锋枪等火器射击。战士们说真过瘾，打着了汽车还不算，敌人也没有跑掉几个。松柏山阵地岿然不动。

　　与此同时，登陆部队在园山、薛岭山等高地也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至16日黄昏，敌人向北反扑的计划彻底破产，南北半岛间的一线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中，连遭痛击的敌人狼狈不堪地向南逃窜。

　　国民党军在北半岛全线失守，多次反扑又未奏效，便动摇了固守厦门的决心。汤恩伯自知大势已去，便拿报话机直接用明语向兵舰呼叫：“我在厦门港海滩上，立即放小艇来，要快，要快，不然我就要被共军俘虏了。”他像泄了气的皮球，顿失往日的骄横。这时，适逢退潮，小艇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上团团转，直跺脚。我军从报话机中听到他们的对话。叶飞司令员亲自拿过报话机，命令追击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但是追击部队只顾一心追击敌人，顾不上向后方联络，报话机呼叫数次不通。汤恩伯在海滩上足足逗留了一个小时才等到小艇，夺海路而逃。

　　在北线登陆部队勇猛向南追击的同时，第g1师273 团二、三营从厦门岛南面登陆策应。17日晨，二营的两个连顺利登陆，并突人市区，俘获敌军400 余人。鼓浪屿的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纷纷东逃金门。在鼓浪屿北端登陆的二营四连紧追不舍，将来不及逃跑的1400余名敌军全部俘虏。鼓浪屿遂为第31军占领。

　　至此，厦门岛登陆作战胜利结束。解放军登岛部队经两昼夜奋战，共歼灭敌军2.7 万人，其中俘虏2.5 万人。

　　厦门岛的解放，结束了16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厦门的历史，驰名中外的“海上花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金门位于厦门以东，距大陆最近处约5.5 海里。大金门岛面积为124 平方公里，金门县城位于该岛西部。小金门岛面积为15平方公里。此外，尚有大担、二担等几个小岛。大金门东部山高岸陡，不易攀登；西半部地势较平坦，其北岸为泥沙滩，利于登陆，是国民党军的防守重点。岛上除少数要塞工事外，在登陆地段还加修了野战工事，敷设了障碍物。

　　大小金门原有国民党军第22兵团全部、青年军第201 师及第12兵团第门师防守，共约2 万余人。厦门岛解放后，金门守敌受到很大威胁。国民党军为固守金门，于10月10日后又陆续将潮汕地区的第12兵团所率第18、19军撤于金门，至24日金门敌军的总兵力已增至4 万余人。

　　厦门解放后，我第10兵团决定以第28、29军各一部共七个团的兵力，在第28军首长指挥下，担任攻取大金门的任务，以第引军一部攻取小金门。稍后，又解除了第31军的任务，决定攻取大小金门统由第28军担负。

　　第28军受领进攻金门岛的任务后，进行了渡海作战的准备，但沿海船只大部被敌人破坏，征集到的船只仅能装载一个营。在第10兵团的多次督促下，第28军于10月18日下达了攻击大金门岛的部署命令：以第82师全部并指挥第84师第25团、第29军第85师第253 团、第87师第259 团共六个团的兵力，分两个梯队进攻大金门岛；得手后，以第85师两个团攻击小金门岛。定于10月20日发起战斗。

　　由于船只严重不足，第28军不得不将进攻金门的时间推迟到23日。此时，第10兵团一面催促第28军加紧准备，一面要求集中各军所有船只以保障第28军攻金作战。21日，第10兵团发现国民党军第12兵团部抵达金门湾，其部队由潮州。汕头开始船运。23日，又侦悉该敌第118 师已抵达大金门，后续部队正在海运途中。但第10兵团对该敌是撤回台湾还是增援金门判断不定，因而未采取应变措施。这时，第28军已集中可装载三个团兵力的船只。第10兵团首长认为，必须乘敌增援部队未到达金门之时，抓住战机，发起登陆，攻取金门。第一梯队航渡三个团，返航后第二梯队至少还可航渡两个团，一夜能运过五个团的兵力，敌我力量对比可达1 ：1 ，足可巩固阵地，解决残敌。因此，决心于24日夜发起战斗。

　　战斗部署是：以第28军第82师第244 团。第84师第251 团、第29军第85师253 团共三个团为第一梯队，由第82师统一指挥，分别自莲河、大瞪岛、沃头东北港湾起渡，在大金门岛北部湖尾乡至古宁头段登陆突破，首先攻歼该岛西半部之敌；尔后会同后续梯队攻歼东半部之敌。预定三天解决战斗。

　　10月24日晚8 时，第28军指挥第一梯队三个团按预定计划分别从莲河、大瞪岛、后村等地启航。当时天色已晚，海面刮起三四级东北风，潮水徐徐上涨。由于征集的水手都来自福州、泉州等地，不熟悉航道，事先又未经过训练，协同不力，调度不灵。加上第82师指挥所未随船跟进，通信联络不畅，各团即自行航行。接近岛岸时，适逢落潮，又遭敌炮火拦阻，造成部分伤亡。25日2 时许，各团约在10公里的正面上开始登陆突破。第244 团在兰后至龙口段登陆。第251 团先头营于湖尾乡地区顺利登陆，但后续营遭敌炮火袭击，伤亡达三分之一。第253 团在古宁头及其以东地区登陆。登岸后，各部建制混乱，不仅三个团没有统一指挥，各团也未能及时恢复建制，营以上指挥员掌握的部队最多不超过一个连。登岛部队在失去统一指挥，又未巩固滩头阵地的情况下，按照既定的作战方向，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向敌纵深穿插。至拂晓前，进至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安歧、浦头一带。

　　25日4 时30分，刚抵金门的敌第18军第118 师（欠一个团）及岛上原有的守军两个团，在坦克、炮兵配合下，分三路向登岛部队实施反击。8 时起，又出动空军、海军轰炸登岛部队阵地及未及返航的船只。战斗十分激烈。第244 团团长邢永生身负重伤，仍率领战士顽强抗击。至12时，弹药耗尽，该团人员大部牺牲。第251 团团长刘天祥率主力激战至15时，伤亡近千人，余部冲出重围，至古宁头与第253 团会合。第251 团另一部苦战9 个小时，打垮敌军7 次冲击后，仅存的两个班突围于古宁头，也与第253 团会合。坚守古宁头的第253 团和兄弟部队余部，击退国民党军多次反扑，给敌以重大杀伤。

　　第一梯队使用的船只，因无人随船指挥返航，登陆后又逢落潮而搁浅，遭国民党空海军轰炸扫射，全部损失，致使第二梯队无船航渡增援。第10兵团下令紧急动员船只。25日，只收集到装载四个连兵力的船只。遂决定由第246 团团长孙玉秀率第246 、259 团各两个连前往增援。由于风浪太大，一部被风吹散，实际登岛只有10个排。苦战终夜，与坚守古宁头的部队会合。

　　26日拂晓，敌军在坦克、火炮和飞机的配合下，向坚守古宁头的登岛部队猛烈反击。激战至22时，登陆部队利用夜暗向北突围至海连，未寻到船只，遂向东南山区转移。27日下午，在双乳山附近被国民党军发现包围。血战到28日下午，弹尽粮绝，第246 团团长孙玉秀负伤后自尽，其余被俘。

　　进攻金门岛的战斗，共毙伤国民党军9000余人，但登岛部队共三个多团9086人（内有船工、民夫等350 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金门战斗后，第10兵团专门召开会议进行战役检讨。这次战斗失利的主要教训是：在胜利的形势下，高级指挥员轻敌麻痹，盲目乐观，战斗任务尚未全部完成，就过早地转移了工作重心，忙于城市接管，把攻打金门的指挥责任交给了第28军；对渡海登陆作战的特点和困难认识不足，船只准备不充分；敌情掌握不准确，对国民党军第12兵团两个军增援金门，敌我力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未及时察觉，只强调抓住战机，仍按原计划发起战斗；战斗组织指挥不严密，不同建制的三个团没有统一指挥，仓促发起战斗，这就难以避免造成严重的损失。进攻金门岛战斗虽然失利，但登陆作战的指战员们顽强拼搏，英勇献身的战斗精神是永不磨灭的。

　　10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指出：“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步骤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漳厦金战役从9 月19日发起至10月28日结束，共歼国民党军5 万余人，解放了闽南大陆及厦门、大瞪、小瞪等沿海岛屿，为巩固海防、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华东沿海大小岛屿多达3300余个，大陆解放时，国民党军仍盘踞于许多岛屿，并依托这些岛屿进行封锁。歼灭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是解放战争尚待完成的任务，对巩固海防，保障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有迫切和重大的意义。

　　1949年8 月至1950年12月，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进行了解放舟山群岛战役以及解放其他沿海岛屿的许多战斗。

　　1950年5 月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国民党军仍盘踞着浙江省东南沿海的渔山列岛、东矾列岛、台州列岛、北鹿山列岛。南鹿山列岛。台州列岛的上大陈、下大陈岛，位于这些岛屿的中心。1950年6 月，国民党军成立大陈游击指挥所，统一指挥驻守这些岛屿的部队。1951年9 月，蒋介石把曾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陆军上将胡宗南派到大陈，充当游击总指挥，要求他“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准备配合国际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发起反攻大陆军事作战”。胡宗南发动了多次对大陆的袭扰，均以失败告终。1953年9 月，蒋介石又派原第67军中将军长刘廉一接替胡宗南，并将美械装备的第46师从台湾调到大陈；同时整编部队，改番号为大陈防卫区司令部，在渔山、一江山、披山、南鹿山等岛分设地区司令部，辖一个主力师和六个突击大队，共2 万余人，另有8 至12艘舰只协防。以后，盘踞这些岛屿的国民党军加紧了封锁航道、袭扰大陆的破坏活动，使浙江沿海的海上交通、渔业生产和各项建设都受到严重影响。

　　1954年4 月25日，总参谋部命令：“华东军区应抽调一个团的部队，进驻并巩固田贡、头门山，配合海军执行护渔任务和确保该区航行安全。”遵照总参谋部的命令，华东军区以第20军第60师第180 团在海军支援下，于5 月15日进占头门山、田贡（又名高岛）、蒋儿岱（又名金门岛），即东矾列岛。16日至20日，击退国民党海军和空军的反扑，共击落飞机六架，击伤飞机三架、军舰三艘。

　　东矾列岛解放以后，华东军区就如何解放浙江沿海全部岛屿进行了讨论，并上报中央军委。1954年8 月27日中央军委批准同意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任命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统一组织指挥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浙东前线指挥部经过仔细研究，决定首先攻克一江山岛，再夺取大陈岛，然后相机解放其他岛屿。这是因为，大陈岛是浙江沿海诸岛国民党军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而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首先打开大门，必能击敌要害，沉重打击和震撼敌人，从而一举解放其他岛屿。

　　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命令以空军配合全部海军轰击大陈岛国民党军，以空军配合陆军攻占一江山岛，积极准备解放浙江沿海其他岛屿。1955年1 月18日，我军一举攻克一江山岛。

　　国民党当局为避免一江山岛全军覆没悲剧的重演，被迫于2 月5 日决定从大陈岛撤离。2 月8 日至14日，浙江前线部队先后进占北鹿山。大陈、渔山。披山诸岛。22日，空军轰炸南鹿山岛。24日，南鹿山岛国民党军向台湾逃窜，解放军当即进驻。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16. 大厦将倾，蒋介石寄望胡。马西北撑残局。调兵遣将，华北两个兵团西渡人陕

　　1949年4 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大陆22年反动统治的终结。旌旗所指，势不可挡。二野、三野、四野各路大军继续向华东、华南进军，国民党军如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等地逃窜。

　　此时的蒋介石，自知华南无望，又不甘心彻底失败，遂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苟延残喘。为此，他将维持残局的希望首先寄托在酉北地区40万国民党军队身上，令有“西北工”之称的胡宗南和西北“土皇帝”马步芳、马鸿逵配合作战，力保西北不失。

　　祖国的大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面积约342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人口约3200余万，约为全国人口的十四分之一；是汉。回、维吾尔、藏、哈萨克等17个民族杂居，以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为主的地区。地广人稀，山脉纵横，沙漠荒原横亘其间，虽有高原、平川、盆地分布各省，但因大部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加上长期处于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黑暗统治和盘剥压榨之下，经济凋敝，战乱频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时，由于地处边睡，交通不畅，信息闭塞，文化落后，封建习俗、宗族统治、宗教势力、民族矛盾等社会条件错综复杂，加之国外帝国主义分子渗透其间，进行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整个大西北地区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环境。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解放和经营大西北，带来很大的不利和困难。

　　盘踞西北40余年的马家军，通称“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包括马步青），简称“青马”；宁夏的马鸿逵，简称“宁马”。这是一伙靠野蛮残暴统治压榨民脂民膏，向上邀功请赏而发迹起家。双手沾满西北人民鲜血的地方军阀，并曾经是红军和八路军的凶恶敌人。1935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路经青海南部时，马步芳设了三道防线拦截，配合蒋介石袭击红军；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遭到马家军的疯狂围攻，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马鸿逵部参加过1932年7 月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会宁，马鸿逵立即向蒋介石折呈《剿共意见书》，提出“先剿陕北，再剿其他”。

　　1945年8 月日寇投降，全国人民笑逐颜开，而马鸿逵却嫌“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甚至痛哭流涕地说：“坏了坏了，这一下共产党成功了！”1946年7 月全面内战爆发，一向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的马鸿逵，倾巢而出，侵犯三边，援救榆林，出兵陇东。1947年，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青马、宁马分别组成青海兵团和宁夏兵团，布防陇东地区，寻机袭击我西北野战军。1948年4 、5 月间，又进兵关中，配合胡宗南部在咸阳一带袭扰我军，企图进攻西安未逞。直至我大军开始进军西北时，才慑于我军威力而后撤。

　　马家军虽然长期与我军为敌，有过多次不大不小的战斗，但尚未遭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因而气焰一直十分嚣张。其所以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是与其自身特点及二马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分不开的。它是一支以民族（回族为主）、宗教（伊斯兰教）、宗族、亲属、地域为纽带联结而成的队伍，有较强的凝聚力，利于笼络和统率；它利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感情，使其内部产生团结排外的力量；它还利用西北偏僻闭塞、文化落后的状况，进行欺骗宣传，散布共产党及其军队“杀回灭教”、“共产共妻”、虐待俘虏等，使士兵产生恐惧和仇视我军的思想；它更占有天时、地利等有利条件。从数量上看，到人民解放军大举挺进西北的前夕，青、宁二马总计拥有10个军。33个师（旅），兵力达18万之众，成为支撑蒋家王朝于西北一隅的一张王牌。

　　至于坐镇西北十数年之久的胡宗南部，则是蒋介石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虽然在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大大削弱，但其兵力仍有17个军、41个师，共20余万人。

　　长期以来，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二马。为此，国民党中央特于1949年5 月18日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允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进而千方百计拉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解放军西进大军。坐上西北军政长官宝座的马步芳，一时得意忘形，竟以“西北支柱”自命，发誓要“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狂妄之至。

　　然而，无论是蒋介石偏安一隅的如意算盘，还是马步芳再定乾坤的痴人说梦，都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车轮的前进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新中国曙色初露，三千万西北人民正引颈翘望。

　　啊，听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正如阵阵春雷，在大西北上空滚过。“挺进！挺进！向大西北挺进！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同胞在等待我们。……”

　　啊，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大西北驰奔而来，歌声嘹亮，铁流滚滚，征尘蔽日。一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新生与腐朽的殊死较量，即将在祖国的大西北——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黄土地上展开。

　　率领这支大军的就是横枪立马、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元帅。

　　对于彭德怀，人们常常称之为“彭老总”，而毛泽东则以“彭大将军”相称。

　　有诗为证：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赠给彭德怀的六言诗。

　　这首诗，今天已为人们广泛传诵。它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赞赏和信赖。

　　自1928年门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 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 军会合起，彭德怀就一直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战斗和生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彭德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用彭德怀自己的话说，他把毛泽东看作革命队伍中的大哥，进而看作自己的老师。

　　井冈山会师不久，国民党军就对井冈山发动了“会剿”。为保存革命力量，红4 军前委决定，朱德、毛泽东率红4 军向赣南进发，让新任红4 军副军长的彭德怀率红5 军留守井冈山，担负起保护伤病员、家属小孩的任务。对于这一决定，红5 军内部反映强烈，大部分人认为与红4 军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迅速北返，去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彭德怀却坚定地指出：留下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4 军主力安全脱离敌人包围，向白区发展；如红5 军不承担这一任务，红4 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就会受损失，甚至被敌人搞垮。

　　他终于说服了大家，毅然挑起了毛泽东交给的千斤重担。

　　在红4 军撤离后的第三天，敌人以十几倍于红军的兵力围攻井冈山。彭德怀率红5 军激战三天后，被迫突围，向赣南方向寻找红4 军。1929年4 月，彭德怀率部经辗转苦战，在瑞金第二次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4 军会合。

　　毛泽东一见到彭德怀，便把中央“二月来信”给他看。信中提出，为了减小目标，要朱、毛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在农村。彭德怀当即表示不同意来信中的意见，并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目前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

　　这封信的原稿，一直保留在毛泽东的身边。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的罗坊镇开会。毛泽东提出不同意中央要求红军攻打南昌、九江的意见，主张红军东渡赣江，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开创根据地，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歼灭进攻之敌。

　　红3 军团的指战员多为平江、浏阳人，不愿远离本地。因此，红3 军团干部大多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1 军团在赣江以东，红3 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

　　彭德怀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红3 军团的干部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对彭德怀的这一次支持，毛泽东久久难以忘怀。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3 军团一部分人赞成执行立三路线，要求3 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1965年9 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又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在立三路线时，3 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

　　彭德怀的这次“一言为定”，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率红3 军团东渡赣江，驻在东团东山坝。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团的斗争，许多干部被诬为AB团要犯，结果酿成了震动全苏区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有人送来毛泽东给其秘书古柏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成员；加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写着：“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彭德怀经过仔细分析，认定这是敌人以伪造信件来达到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毒计。他深信毛泽东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有政治家风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于是，他立即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随即，彭德怀派一个班将宣言稿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不久，彭德怀又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3 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到会讲话。这是3 军团干部第一次见到毛政委，聆听他的讲话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时任红3 军团第3 师政委的黄克诚认为，彭德怀对这件事的妥善处理，使毛泽东进一步“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

　　在遵义会议上，彭德怀又给毛泽东以有力的支持。

　　遵义会议，是彭德怀第一次参加的中央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严厉批评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他说：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的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患卖爷田不心痛”！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他指挥中央红军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红军一些指战员极端疲惫，又对中央战略意图不明，产生了埋怨情绪。红1 军团军团长林彪基于这种情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近一两个月来，部队走路太多，尽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是否换一个人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会把部队拖垮。建议毛、周、朱随军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由彭德怀负责。

　　为统一对遵义会议后实行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35年5 月12日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林彪的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也指责了彭德怀，毛泽东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对于会议的批评，彭德怀觉得突如其来，且与实际情况有出人。但大敌当前，他感到应以大局为重，当时在红3 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有一些怀疑、埋怨情绪，遂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同时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提出我更不适当。”并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

　　在此后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中，彭德怀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还秘密抽调一个团的兵力隐蔽在毛泽东住处附近，以防突然事变。当毛泽东断然决定率1 、3 军团等部继续北进后，彭德怀一直与毛泽东同行。1935年9 月22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即采纳彭德怀的建议，宣布将1 、3 军团及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红军初到陕北，彭德怀即率部与马家军交手。对于新的作战对手，彭德怀分析说：过去我们一直只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步兵），现在我们要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骑兵）。当前的敌人有“三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的骑兵，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我告诉同志们，骑兵并不可怕，打起仗来，马的目标大，容易瞄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大大地削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时，下了马鞍子，是最好袭击的，特别是夜间。我们要发挥英勇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消灭敌人的骑兵。

　　全面内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与朱德总司令一起，率领八路军英勇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37年12月，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话，王明也讲了话。彭德怀认为他们讲话的共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以共产国际口吻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彭觉得这同毛泽东的抗日论点有很大原则分歧，认为这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路线。所以他发言要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

　　回到部队后，他按照中央书记处的传达大纲进行了传达，但他又加了三条原则：一是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二是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三是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信赖。后来国民党派了高级联络参谋去八路军总部。对此，彭德怀牢牢掌握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经常教育部队：红军虽然改编了，但红军的革命性质、红军的本色不能变，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德怀再一次态度鲜明地批评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正如他自己多次所说：他从多年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因而执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

　　以后，他熟练运用毛泽东的“又斗争又联合”，“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战术，指挥了多次反日寇“扫荡”的战斗，领导指挥了如“百团大战”这样重创日军、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伟大战役。

　　毛泽东拿到百团大战的战报时异常兴奋，当即回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9 月10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应仿效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这次百团大战发动之隐蔽，指挥之巧妙，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均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而富有特色的一面。后来在七大期间，彭德怀向毛泽东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斗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泽东说：“锻炼了军队。”

　　彭德怀又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毛泽东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春，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后，被迫改为向山东、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当时的西北战场，敌我力量悬殊，敌兵力24万，而且装备精良。我军只有2.5 万人，武器是手榴弹、步枪及少数机关枪，而且子弹奇缺。党中央毛泽东分析了此种情况后决定：暂时放弃延安，给胡宗南一座空城，让他背起“包袱”。我军则利用陕北的群众基础、地形特点，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逐次地削弱以至战胜消灭敌人。

　　3 月12日，彭德怀从前线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南泥湾、金盆湾、临镇等地前线部队防务情况。他强调了三点：一是部队弹药太少，需要尽快解决；二是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速度要加快；三是立即建立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

　　他说的第三个问题，正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此时彭德怀很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在贺龙同志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后勤人员也不过2 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泽东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很好。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哩！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肝胆昭日月，忠心垂千古啊！好嘛，我们三个人都同意了，回头再召开一个会，作出决定，再正式任命。现在你可以先开展工作了。”

　　西北战场从党中央毛主席撤出延安至瓦子街战役，我军在特殊困难又特殊有利的条件下转战陕北，党中央毛主席一直没有离开陕北，每次重要战役，彭德怀都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请示。同时他又以其长期的战斗经验和对革命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神机妙算，指挥若定，出色地实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毛泽东为西北战场选了两个极好的统帅——彭德怀和贺龙。他们一前一后，紧密配合，相互支援，共同写下了西北战场的胜利史诗。正如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所说：“彭老总、贺老总，你们两位，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一个当韩信，一个当萧何。”毛泽东对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的功劳大加赞赏，而且对他们俩的合作非常满意。他曾多次说：在保卫陕甘宁和解放大西北的整个时期，彭老总和我合作得很好。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制定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的部署时，总揽全局，为加强一野的兵力，决定将原华北野战军第18、19两兵团划归一野。

　　其实，这一重大决定早在1949年3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就已敲定。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将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派往太原前线，临时接替病中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的总攻。当时，在各兵团首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彭总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18兵团和19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匪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

　　4 月24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3万余人，解放了国民党在华北的重要据点太原，彻底摧毁了阎锡山集团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次日，毛泽东即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等并告彭德怀：“18及19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处。”

　　大军西调，用心可鉴。这样，在大决战开始时，西北战场解放军总兵力不但在数量上由20万人增至40万人，与胡、马兵力旗鼓相当，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敌多我少的状况，而且由于进行了整编，原西北野战军的六个军分别组成第1 、2 两个兵团，奠定了大兵团作战的基础，形成了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有利条件。同时，由于我军具有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集中使用兵力的优势，而敌军则分散在西北各地，且各怀鬼胎，各行其是，即使有统一指挥，也是有名无实，难以奏效。因此可以说，我军已具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直至彻底消灭胡、马集团于西北战场的能力。加之第18.19 兵团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具有光荣历史的两支劲旅，这两个兵团挺进西北，势将加速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当胡宗南获知太原被解放的消息后，闻风丧胆。他估计到华北将有大部队西调，加强一野，立即于4 月26日和27日将其主力部队开始向西南方向撤退，形成跨径河、渭河，保守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企图与二马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一旦发现华北部队西渡，即退居陕南、川北。

　　在华北两个兵团人陕前，为打乱胡宗南的战略撤退计划，同时尽量截获其军用物资，并使古城西安不致被破坏，第一野战军于5 月发起陕中战役。5 月17日晨，胡宗南部全线西撤，一野各军立即按计划实施追击。

　　解放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为胜利完成这一任务，一野第6 军在军长罗元发的率领下，于19日夜间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徒步强渡渭河，然后分兵数路，激战一日，从四面八方攻人西安城。西北重镇、古都西安喜获新生，各族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22日上午，阳光灿烂，微风和煦，一野第6 军举行入城式，全军官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扛着油光锃亮的武器，在南门外集合，排成三路纵队，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南门循序而入，然后转向东门。几十万西安人民涌上街头，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陕中战役总计歼敌两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装备和军用物资，给胡宗南集团以重大打击，使之不得不收缩兵力，退居秦岭；特别是西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安的解放和陕中广大地区的解放，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打击很大。同时，陕中战役的胜利，对第一野战军尔后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其运输的保障具有重大作用，这不仅对歼灭胡宗南集团极为有利，而且为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歼灭青宁二马创造了条件。

　　5 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各野战军的进军作出具体部署，赋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要求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以便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诸省。

　　24日，第一野战军发出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的动员令。

　　25日，彭德怀从太原回到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陕西乾县秦家庄。

　　26日，第18兵团在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率领下，从太原出发，经风陵渡西过黄河，向陕西关中地区进发。

　　6 月初，第19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率领下，经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

　　两个兵团由华北出征西北，从先遣部队开始行动到全部集结关中，历时一个半月，行程近千公里，车运、船运、徒步并行，冒着炎夏酷暑，战胜疲劳困顿，风雨兼程，艰苦备尝，但他们毫无怨言。抱着“转战大西北，追歼胡马匪”的急切愿望和解放大西北的崇高使命感，在沿途各地方党政领导、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热情迎送下，他们始终保持着昂扬的革命斗志。至7 月初，第18、19兵团各部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进入临战状态。西北战场上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相对优势，加上我军士气高昂，敌军士气低落，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成熟，西北大决战、大追歼的帷幕正式拉开。

　　为了进一步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更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于6 月8 日决定成立新的西北局，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17．胡马联合，同床异梦。钳马打胡，歼灭胡宗南4个军

　　当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安的时候，胡宗南集团为避免全军覆没，保存实力，将其主力退据凤翔、宝鸡一带，背靠秦岭。汉中，妄图凭借这一有利地形，争取一个喘息机会，然后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陕中战役之后，解放西安的第一野战军第6 军全体指战员斗志旺盛，一致要求乘胜追击，歼灭胡宗南主力。

　　此时，华北两个兵团尚未到来，彭总根据敌我情况，断然指示第6 军：不必穷追，应固守西安，待敌反扑。彭总在指示中说：“胡宗南现在后悔得很，感到跑得太快，丢了西安吃了大亏。据报告，他正积极拉马家军准备反扑西安。马家军是一支最封建最反动的军队，又骄横又残暴。马家军来了，我们要给他们一点苦头吃。假若胡马匪军联合反攻西安，野战军主力即将从外围给他来个反包围。”

　　果然不出彭总所料，陕中战役后，由于胡宗南的撤退，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马家军遂处于解放大军威胁之下，加之第一野战军主力进至西府，逼近宝鸡，直冲二马老巢，更使二马惶惶不安。为了免于孤立和被歼，二马便想拉住逃跑的胡宗南，合力抗击解放军，以保西北老巢。于是，便由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正踌躇满志野心勃勃的马步芳出面，急电国民党广州政府，提出只要胡不撤退，并与其相配合，他将保证夺回西安，保住陕西。处于绝望中的蒋介石，正为丢了西安而恼怒不已，收到马步芳的请缨电，不禁喜出望外，犹如注射了一支强心针，顿时精神大振。他一面连忙复电马步芳对其嘉勉，一面电令胡宗南协同马家军迅速出击，务必收复西安。

　　其实，丢失西安后仓皇退据秦岭山区的胡宗南，在极度沮丧之余，发现华北兵团并未入陕时即企图反扑西安。而当时一野只有第6 军驻守西安，形势顿形紧张。这时，尚在太原的彭总立即通过野司指示西安守军，采取一切办法迷惑敌人，造成假象，促成敌人判断失误。于是第6 军便在西安大摆“空城计”：首先，军部要求所属各部队派人在西安城内到处号房子，打着第18、19兵团各部队番号，做出大兵团即将入城的样子。同时，要求宣传部门大造舆论，到处张贴欢迎华北兵团人西北作战的标语。

　　6 月初，当第6 军张贤约副军长带领的由北平起义军整编的两个师抵达西安时，军部即组织了一个热烈的欢迎仪式，16师宣传科长刘肖天带着一支天津解放时由收容孤儿组成的小军乐队，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其后，军保卫科赵福庚等同志带领一部分部队赶到西安。他们按照原计划把部队分成四路，都打着18兵团的番号。城内军民先在西门，然后在南门、北门和东门欢迎“华北兵团”，一时间小军乐队军歌高奏，此起彼伏，老百姓沿途到处设置了茶水站，军管会和城防司令部都派人去迎接。

　　这些活动通过国民党特工人员和敌机侦察传给了胡宗南，使他终于未敢轻举妄动。

　　这一系列活动不仅迷惑了敌人，也赢得了时间。华北兵团纷纷人陕时，胡宗南和马家军联合出动，反扑关中，给了一野以歼灭敌人的绝好机会。

　　马步芳、马鸿逵按照预先制定的共保西安协议，组织宁夏兵团、陇东兵团和陇南兵团，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从6 月10日开始，分三路大举东进，会同胡宗南部，共20余万人，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对西安实施联合反扑。马步芳疯狂叫嚣要反攻咸阳，收复西安，杀出潼关，横扫中原，摆出一副不可一世、志在必得的样子。马步芳部窜扰咸阳的步骑总指挥马振武13日在动员所部时曾大言不惭地说：“夺取咸阳，直下西安是长官（指马步芳）和军长（指第82军军长马继援）坚定不移的主张，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在明天早晨将82军军旗插在咸阳城楼上，那时候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直入西安了。”国民党的报纸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其摇唇鼓舌，制造“国军边抵近郊，西安指日可下，咸阳亦即日可克”、“攻西北策应华中，战略系围魏救赵”等耸人听闻的谎言。

　　面对来势汹汹的叨万胡、马联军，彭总精心运筹，指挥若定。他一面命令第18.19兵团马不停蹄地向关中挺进，一面部署现有部队，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办法，给胡、马以迎头痛击。

　　战前，彭总曾对此战中胡马诸军及其指挥官作了如下分析：“胡马两家历来明争暗斗，这次胡宗南丢了西安，打了败仗不好交待。而马家军请缨出兵，为的是攫取西安。胡、马两家是同床异梦，而马家军内部也有分歧。马步芳想打出潼关，野心很大；马鸿逢想保住他的地盘，不愿把本钱输光。马继援年少气盛，十分狂妄，自以为天下无敌，这次我们要集中兵力给他一点苦头吃。”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作战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正是彭总的克敌制胜之道。

　　按照彭总的部署，一野各部队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先后于咸阳、户县等地进行了英勇的阻击战。6 月11日，在汪、渭河谷毙伤马步芳第248 师2000多人；12日，在户县击退胡宗南部的的进攻，俘其第165 师师长孙铁英；13日，在刚刚到达西安的第18兵团第61军的驰援下，该军第181 师经过13个小时的激战，打垮了马步芳对咸阳的疯狂扑击，取得了咸阳阻击战的胜利。此后，胡、马各军虽四处窜犯，但无一得逞。随着华北两个兵团由晋人陕，陆续参战，人民解放军连克礼泉、乾县、兴平、周至等县，一举粉碎了胡马联军“会师关中”的黄粱美梦。

　　胡、马两军联合反扑西安失败后，除留部分兵力与一野保持接触外，主力全部后撤，退至径河以西和西府地区的渭河南北，并在永寿、麟游、武功、扶风、眉县地区重新调整部署，准备与一野大军会战。

　　具体部署是：二马两军担任西兰公路两侧永寿、麟游地区的守备；胡宗南军担任武功以西渭河两岸袋形地带的守备。胡、马互为犄角，形成进可联攻、退可联守的军事态势。如一野主力使用于兰西公路方面，马军退到旬邑、彬县、麟游地区固守，胡军从扶风方面出击，策应马军作战。如一野主力指向扶风、武功方面，胡军则撤至千河西岸固守，马军由麟游方面南下，攻击一野之侧背，并将之包围于袋形地带聚而歼之。如解放军新人陕的华北两个兵团与一野会合，同时指向胡、马两军，胡、马则节节撤至彬县、麟游、千阳、宝鸡之线既设阵地，进行决战防御。

　　按说胡、马夺取西安的图谋失败，解放军华北两个兵团长驱人陕，胡宗南理应撤出关中，退守秦岭，免遭聚歼；二马亦应撤至平凉。但胡、马为何却作了这样一番安排呢？

　　其中大有文章。胡、马均知被歼命运在即，因而任何一方都需要联合。马不联胡，虽可退守平凉，但难以阻挡一野大军向甘肃长驱直入；胡不联马，虽可退守秦岭，但亦不能阻挡一野之重点追歼。胡、马如远撤，将失去并肩作战的有利条件，必遭解放大军各个击破。

　　然而，胡、马之间的矛盾并未因他们急需联合而消失。他们既需要联合，又各有打算。他们都企图借助对方的力量消耗解放军以保全自己；他们都希望解放军即将发起的攻势指向对方，自己向解放军侧背攻击以获奇胜；同时，他们也都打算当自己受到进攻时争取对方援救，有利时对解放军实施夹击，不利时则保全自己，牺牲对方。

　　胡宗南部以五个军配备于扶（风）眉（县）地区之渭河两岸，宝鸡只留一个师，第一防御地带兵力集中，纵深力量薄弱。他推测华北两个兵团人陕后，至少需整训一月左右方能作战，暂不退守秦岭也不致立即遭受进攻。万一遭到进攻即使二马不来援救，解放军一役也难歼其五军之众；、加之北有二马策应，南有秦岭守军掩护，一面抵抗一面退走也还不迟。假如解放军进攻二马，胡军则全力侧击，以取联合作战之胜。

　　二马配备在麟游山区，前哨活动于永寿及其以东，主力集结在长武、彬县。兵力配置如此分散，显然是防解放军包围聚歼。麟游山区位置机动，有利则援胡进出于关中，不利则可退守平凉，一不失胡、马联盟之约，二可进退自如。

　　可见，胡马两军的部署，都是既可以联合作战，又可以保全自己。不同的是胡惧歼而兵力集中，马惧歼而兵力分散。

　　为加强作战指挥，经中央军委批准，6 月14日，一野第1 、2 、7 军正式组建为第1 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 、4 、6 军组建为第2 兵团，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为政治委员。此时，第一野战军的总兵力为4 个兵团12个军35个师，计34万人。

　　一野击败胡、马反扑后，第1 兵团集结于户县地区，第2 兵团集结于礼泉地区，第18兵团集结于兴平地区，第19兵团集结于三原地区。至此，进军西北的人民解放军已全部集结完毕，从而将西北战局推进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胡、马集团的决战阶段。

　　7 月6 日，在彭德怀的主持下，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咸阳第18兵团司令部召开有各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参加的紧急前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制定对胡、马的作战方针。

　　在此次会议之前，就西北战场的情况，彭德怀已经与毛泽东反复交换过意见。他们都认为，胡宗南部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但因连续遭我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是当时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二马主力。至于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发动扶（风）眉（县）战役，先打胡宗南。

　　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扶眉战役的动员大会。与会各战将深知此次会议的重要性。这些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们心里明白，与胡、马的首次正面较量已迫在眉睫。因此，他们急切地想了解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和野司的具体部署。

　　彭德怀站在挂满军事地图的会场正前方，目光炯炯，表情凝重。他时而指点地图，时而借助手势，用他那浑厚的嗓音介绍着全国战场的形势和西北战场的情况。

　　“大家都清楚，目前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是，由于蒋介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和准备退缩西南的白崇禧身上，这样，国民党在西北西南的正规部队仍有80来万，这个数目不小啊！因此，我们还得从精神上做好准备，再打它几个大仗，硬仗！”

　　接着，彭德怀分析了西北一胡二马的历史和现状，指出：敌人垂死挣扎，气焰嚣张，既反动，又顽固。我军如不寻找战机，发动几个大的战役，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他们是不会认输的。

　　彭德怀环视会场一周，提高了嗓门说道：“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以后，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与胡。马敌军的总兵力相比，数量大体相等。然而，我军可以集中使用，敌军却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对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7 万余人和青、宁二马8 万余人，合计15万余人。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时，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一直凝神静听彭总讲话的各将领或相对点头，或低声交谈，纷纷表示赞同彭总的分析和结论。

　　彭德怀停顿了一会儿，继续分析道：“鉴于我军在西北战场只占相对优势，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困难的，而必须把它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随后，彭德怀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作战意图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主力远离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远比让他们逃回老巢再打为有利。”

　　“然而，”彭德怀稍停了一下，接着说：“先马后胡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从精神上、物质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而我军第18.19兵团经过千里行军，已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第19兵团刚刚到达，准备时间过于仓促。而且，青、宁二马兵力分散，正面太宽，我军难以包围聚歼。”

　　说到这里，彭德怀话锋一转，“若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则较为有利。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秦岭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与青、宁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很大，我军可以从容向胡侧后迂回包围。同时要看到，二马在咸阳受挫，我围歼胡部，二马不会轻易出援。另外，胡部三个军在渭河北，两个军在渭河南，渭河沿岸没有大军渡河设备，我军发起攻击的时候，南北敌人无法相互支援。这，就是我军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彭德怀右手握拳，用力一挥，恰似一下子抓住战机。

　　“同志们！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命令第19兵团钳制青。宁二马，第1 、第2 、第18兵团全线出击，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彭德怀再三强调，扶眉战役意义重大，一定要打胜。会后，他将一份电报递给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这是毛泽东于6 月26日发来的指示：“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二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7 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一野将士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胡宗南部发动全线攻击。

　　钳制部队首先行动，以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杨得志第19兵团进至马家军对面之乾县、礼泉以北一带高地，构筑工事，扬言进攻，使二马不敢轻举妄动，以保证主攻部队右翼之安全；卫戍西安的第61军于10日晚向西安南子午镇发起攻击，毙伤俘敌千余，守敌南逃，保证了主攻部队左侧之安全。

　　7 月11日拂晓，野战军主力开始进攻。

　　隐蔽在礼泉城西和城南待命的第2 兵团，沿渭河北岸急行军西进渡过漆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楔人，迂回到胡部第18兵团侧后。

　　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4 军于12日3 时占领罗局镇，7 时占领眉县车站，截断了敌军退路。第18兵团沿陇海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第1 兵团从渭河南岸沿长安至益门公路及秦岭北麓向西钳击敌人。

　　胡宗南原估计华北兵团人陕后至少需休整一个月才能作战，又自以为以五个军集团配备，彭德怀不敢将其一口吞掉，还梦想乘野战军向马家军进攻时，全力向解放军侧击，以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孰料一野大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天之内即将其团团包围，使其陷入绝境。

　　经过两昼夜激战，除部分残敌越秦岭潜逃外，第一野战军全歼胡宗南部四个军4.3 万余人，解放县城8 座，结束了胡宗南在陕西长达12年的反动统治，取得西北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扶眉战役的胜利，使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由于决战第一回合旗开得胜，由相对优势一变而为绝对优势，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歼灭二马、实现西北完全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当胡宗南遭围歼之际，二马曾集结兵力，摆出援胡的架式却未敢动手而坐视其覆没。胡宗南主力被歼，残部退守秦岭，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然无法援马。青、宁二马见胡宗南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免遭被歼的命运，慌忙向山高路险的平凉地区逃窜。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作战联盟终于被解放大军粉碎。青、宁二马已被彻底孤立，有利于解放军各个击破。

　　毛泽东欣闻扶眉战役的重大胜利，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曾亲致贺电于彭德怀：“歼胡四个军甚慰。”

　　毛泽东历来主张：“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因为“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

　　扶眉战役的胜利，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方针的胜利，战役的发动者利用了胡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钳其一方歼其另一方的目的。记得毛泽东曾经借用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来说明战争的胜败与指挥员能否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有很大关系。他说，“这个‘妙’我们叫作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扶眉之战不正是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运用之妙”的杰作吗？而这种“运用之妙”的杰作越多，人民解放战争在西北乃至全国的胜利就越迅速。

　　
18．钳胡打马，陇东追击。“二马”平凉会战计划成泡影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主力被歼，残部龟缩于秦岭地区，青、宁二马成了惊弓之鸟，向陇东、平凉地区撤退。鉴于毛泽东在扶眉战役发起之前，于6 月26日曾电示彭德怀：“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拟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因此，扶眉战役之后，彭德怀便暂时放过汉中，而决定立即实施“钳胡打马”的作战方针，乘胜发起对青、宁二马的追歼战。

　　1949年7 月19日，第一野战军在宝鸡貌镇附近的文广村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对扶眉战役进行了总结。彭德怀把这次战役称为与胡马军决战的第一个回合，并提出了第二个回合——平凉战役的作战计划。

　　彭总在分析敌情的时候指出：胡宗南在扶眉战役后虽然尚有10余万人的兵力，但分散在东起秦岭之东江口、佛坪，西至徽县、成县、两当、武都地区，南至安康、汉中及其以南地区，已成惊弓之鸟，时刻惧我进攻，短期内已无向我关中发动进攻的能力。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如继续后撤，将失去甘肃、宁夏之咽喉——平凉，势必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形势。估计青、宁二马在尚未受我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是不会甘心的，必将凭借平凉一带天险进行抵抗。

　　会议认为，二马准备平凉决战，这是野战军聚歼二马主力的良好战机。因此，彭总决定以第18兵团之两个军钳制胡宗南，保障我后方的安全，集中第1 、2 、19兵团及第18兵团第62军共十个军的优势兵力，分路追击二马，力争歼其主力于平凉地区。以第19兵团附骑兵第2 旅为右翼，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向平凉攻击前进；以第1 、2 兵团为左翼，分两路平行北上，先取陇县，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打击由兰州。固原方向可能增援之敌；以第18兵团第62军为总预备队。

　　彭总还指出：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战役行动应尽量提前，推迟则困难更多。

　　毛泽东完全同意彭总的作战计划，并断定；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同时，毛泽东一再告诫一野领导：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

　　从7 月21日至24日，第一野战军第19、1 、2 兵团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等地出发，按预定部署，分路挺进，直指平凉。二马节节败退。第19兵团24日收复彬县、旬邑，25日占灵台、长武，27日占径川、正宁、宁县。第1 、2 兵团于25日占陇县。

　　这时，仓惶撤退的青、宁二马处于战、退难决的窘境。他们想战又觉得难以抵挡解放军30万大军，深恐被包围歼灭；想退，又怕失去甘、宁咽喉，造成解放军直捣兰州、银川的不利形势。因此，迟至7 月24日，马步芳才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在甘肃静宁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所谓“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作出了平凉决战的部署：决定以宁马之第128 、11军共六个师又一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于平凉以东、以南进行防御，从四十里铺、安口窑至华亭地区，以平凉为中心，形成一个弧形防御地带，以抗击消耗解放军主力。青马由安口窑地区西移六盘山，以便待机实施迂回，从其弧形防御地带之右侧——华亭、安口窑方向反突击，攻解放军右翼，并依靠胡宗南从秦岭向解放军后方出击，“协力而各个击破之”。

　　在青马主持下制定的这个所谓“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一抛出，对青马早有戒心的宁马，立刻察觉青马企图在平凉决战中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让宁马打头阵。按照这个计划，即使决战获胜，宁马也将耗损主力，而青马则可坐享其成；一旦决战失利，西撒六盘山待机迂回的青马必定乘机逃走而牺牲宁马。尤其是宁马见解放军置重兵于其右翼，更惶惶然深感难逃被歼的厄运。

　　早就对马步芳心怀不满的马鸿逵，因国民党中央许诺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职位被马步芳企图夺取，更加怀恨在心，一见青马如此部署平凉决战，立即电令总指挥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宁马一撤，青马便暴露于一野的直接攻击之下。青马当即留骑兵第14旅在固关掩护，主力亦撤至静宁地区。于是，二马的平凉决战计划未及实施就胎死腹中了。

　　一野大军长驱直人陇东，跟踪追击二马。

　　7 月27日，彭总接到二马相继撤退的情报，断定二马已放弃在平凉与解放军决战的企图，遂当机立断，修正原作战方案，改一举歼灭二马主力为各个击破。当日，彭德怀、张宗逊向各兵团发出指示，说明“宁马似背靠固原、宁夏，马继援背靠兰州，于平凉与我决战企图似改为节节抗击，迟滞我军前进”。野战军决心继续执行追击任务，并各个歼灭敌人。命令第19兵团继向径川、平凉攻击前进，占平凉后向固原、海原方向发展，追歼宁马；第1 兵团经固关镇、马鹿镇向张家川攻击前进，消灭青马骑兵第14旅、骑兵第8 旅，并准备歼击由静宁、通渭方向可能来援之敌，得手后，出秦安、大水，准备进占陇西；第2 兵团一部肃清上官镇之敌后，尾第1 兵团沿张家川向龙山镇、莲花镇攻击前进，协同第1 兵团歼灭上述之敌，准备向通渭进击。

　　按照彭总新的部署，一野主力三个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不分昼夜，穷追撤退之青、宁二马，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红旗所指，人民欢声雷动，踊跃支援解放大军西进。

　　为了阻止解放军西进，保住西北老巢，马步芳命其子马继援调集第82军骑兵第14旅、第129 军骑兵第8 旅等八个骑兵团的兵力，集结在固关、关山岭、马鹿镇一带，并在两个旅的后方庄浪、静宁、隆德等县集结五个步兵师的兵力，以备随时增援固关地区，企图给追击的解放军以反击。

　　固关，既是青马防守的第一个咽喉要道，也是一野西进大军通往甘肃必须打开的第一道大门。它位于陇县西北60里之陕、甘交界处，四面高山耸立，旧西兰公路由此盘旋而上，山势险要，沟壑纵横，灌木丛生，地形复杂。惟一的一条公路夹在东西走向狭长的深谷里，易守难攻，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秦陇要冲。为阻止解放军西进，青马所谓的“精锐铁骑”14旅，依山构筑工事，凭险扼守在这里，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究竟让谁来打头炮，首先砸开这西进的大门呢？各部队都盼望能把这一艰巨任务抢到自己的手里。因为每个指战员的心里都很明白：眼看全国即将解放，再捞不上多少仗可打了，都想借此机会再好好打几仗，为人民多立功，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战士们把枪擦了一遍又一遍，刺刀磨得锋利雪亮，心急火燎地等待着指挥员赶快把主攻任务抢到手。

　　彭德怀深知：固关战斗是我军与青马的初次交锋，必将是一场恶战。西北战场，马步芳是我军的主要敌手，这家伙既反动又顽固，他的步骑兵相结合的部队比起胡宗南的部队来要难对付得多。据说马家军曾口出狂言：解放军吃胡宗南一个团容易，碰马家军一个连扎手。战场上，他们的信条是“拼命才能保命”。因此，对付这样一支穷凶极恶的反动军队，我军决不可掉以轻心。固关交锋，这头一炮一定要打好。

　　彭德怀沉思良久，然后抬头问身边的第1 兵团司令员王震：“你准备把任务交给第几军？”

　　王震干脆地说：“我想交给贺炳炎和廖汉生的第1 军。”

　　彭德怀会心地笑了。

　　当具体的主攻任务下达到第1 师第2 、3 团后，指战员们高兴极了。这两个一向以英勇善战著称而又亲如手足的老红军团，自1927年创建以来，长期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取得过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如今，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他们再次并肩作战，更是群情振奋，士气激昂。两个团谁都不甘落后，分别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指战员们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彻底消灭马匪军，为人民报仇，争取立功当英雄！”

　　7 月28日凌晨2 时，夜深入静，星光点点‘，山影幢幢。解放军攻击部队以每小时15里的速度，沿着通往固关的公路急速前进，终于在拂晓前赶到了固关的前哨打火浴。此时，敌人正在固关以东的公路两侧和南北山头上赶修工事。第2 、3 团立即成钳形向固关守敌猛扑过去。第3 团前卫三营，直插固关西南，实施迂回包围；第2 团三营在团特务连和师警卫连配合下，由陈家山登上固关北山，向守敌发起攻击。第1 师其余部队沿公路和两侧高地实施正面攻击。

　　彭绍辉指挥的第7 军也同时向敌侧击。

　　顿时，宁静的山谷里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很快就扫清了外围之敌。

　　敌人遭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个个晕头转向，慌了手脚。敌骑兵第14旅旅长马成贤一边督令其部下仓促应战，一边观察战场情况。恰好这时解放军炮兵大显神威，头一炮就击中了敌旅指挥所，紧接着无数炮弹雨点般地倾泻下来，马成贤的左臂被炸断，狼狈逃走了。敌人失去了指挥官，更加惊慌失措。

　　趁敌人晕头转向之机，解放军第3 团一、二、三营同时向固关南侧守敌展开猛烈的攻击。这时天已黎明，攻击部队的运动已被敌人发觉。担任前卫营的三营便分兵五路，向团关镇东南面的大小山梁上冲击。此时敌人也兵分多路企图与解放军抢占阵地。三营的勇士们动作迅猛，冒着枪林弹雨，跑在敌人前面，首先抢占了低处的几个阵地，随即向固关镇东南的制高点大咀山发起攻击。

　　大咀山孤峰矗立，灌木杂草丛生，南北是悬崖，东西两面仅有单人爬行攀登的小路，地势险要，攀登不易。敌人在山顶上架起一挺轻机枪，用密集的火网封锁住攀山之径。三营以九连二排为突击队，他们在营里三挺重机枪和连里神枪手组织的火力网掩护下，手持钢枪，迅速攀登前进。突然敌人以机枪。排子枪和手榴弹发起一阵疯狂的扫射，妄图遏止解放军登顶。在漫天硝烟的掩护下，只见二排长郑德英迅速把三个枪榴弹筒准备好，射手刘大洲、熊文平七发七中，五班乘机发起冲锋，一排排手榴弹打入敌群，班长曹吉修第一个攀登上去，副班长王广忠、战士王吉荣紧跟着冲人敌人阵地。机枪班副班长李凯的轻机枪也紧跟上去，向敌人一阵猛扫。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大咀山的顶峰。

　　接着一。三排也冲了上来。九连的战士们顺着两道山梁向敌人压下去。敌人开始还企图固守低处山包，作垂死挣扎，但抵不住勇士们居高临下的猛打。山是陡直的，杂草有半人深，战士们不顾一切地滑下陡坡，猛追、猛打，消灭敌人。战斗中，机枪射手曲万福负伤，班长薛德华接过机枪猛打；薛负了伤，战士陈长生又接上去打；弹药手张树林牺牲，最后这挺机枪只剩陈长生一人，他一手装弹，一手射击，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

　　一、二营的部队随着三营也很快攻了上来。解放军的重迫击炮和山炮打在敌群里，炸得敌人四处乱窜。

　　与此同时，第2 团三营与团关北山之敌正展开激烈的鏖战。至上午9 时，三营九连突击队在战斗英雄齐万禄的带领下，一举攻占了姚家店西北1 号阵地，使河滩守敌的腹背直接受到严重威胁。敌为挽回此种被动局面，立即组织成连的兵力向突击队的阵地实施反冲击。第2 团三营的战士们与敌展开了肉搏战，阵地上刀光闪烁，杀声震天。战斗英雄齐万禄杀得满身鲜血，耳朵被子弹打穿了，仍不下火线。战士们越杀越勇，越战越强。敌人的反冲击一次一次地被打了下去。接着，三营乘胜前进，又连续攻下了2 、3 、4 号阵地，北山残敌纷纷向河滩固关镇内退去。

　　至此，固关南北山主要阵地均被解放军占领，对固关镇顽抗之敌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沿公路两侧正面攻击的第2 团一、二营和第3 团二营乘机迅速向前推进。第2 团四连指导员刘廷友手擎红旗冲在最前面，红旗指向哪里，战士们就冲向哪里。各连密切协同，迅速拿下了5.6 、7 号阵地，向固关镇内逼去。

　　解放军攻击部队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四面进击，紧缩包围圈，直逼固关镇。战至上午11时，敌人全线溃退，纷纷向西南山沟逃窜。解放军的炮兵抓住战机，集中射击，炮弹呼啸着飞向敌马群。顿时，几千匹战马被炸得四处狂奔，互相践踏，嘶声震天，烟尘蔽日。固关完全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

　　为了尽快解决战斗，第1 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英雄第1 团投入了战斗，他们协同第2 、3 团，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混乱的敌群猛扑过去。一时间，大炮的轰鸣声、刀枪的撞击声、战士的冲杀声、战马的嘶鸣声混成一片。狼奔的敌人被杀得人仰马翻，尸横遍野。余下的残敌拼命向西逃窜，解放军攻击部队穷追不舍。

　　恰在这时，解放军第7 军第20师先敌一步插到了三桥子，切断逃敌退路，给正在没命逃跑的敌人当头一击。敌人惟一的逃路被堵死，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解放军追击部队赶来将敌人四面围住。残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一个个跪在地上举手投降。

　　7 月的骄阳，炙烤着激战后的战场。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停了，但硝烟尚未散尽。山坡上，工事边，河沟旁，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和战马的尸体。青马所谓“精锐铁骑”第14旅，只经过解放军半天的冲杀即全部被歼。曾夸下海口，要与彭德怀一比高下的马继援，没想到固关初次交锋，就遭此败绩，灰溜溜地朝着兰州狼狈逃窜而去。

　　固关——解放大军西进的第一道大门终于被砸开了。彭德怀站在战火刚刚平息下来的固关战场上，望着远处山峰上迎风招展的红旗，脸上浮出了几丝笑意。

　　过了一阵，彭德怀变得严肃起来。他眉头微皱，两眼直视前方，像是在考虑问题，又像是在构思文章。然后，他转过头来，一字一句地对王震和身边的几位军、师级干部说：“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脚泥。固关战斗，只是我军与马家队伍的一个初次交锋，虽然获胜，但离最后的胜利还远着呢！这次与马家军锋芒初试，可知敌人并非等闲之辈！看来，今后的西北战场上，我们的真正对手还得数马步芳父子！诸葛一生惟谨慎，我送大家这句话共勉，望同志们谨慎再谨慎，万万不可麻痹轻敌啊！”

　　王震和几位军、师级干部赞同地点了点头。

　　当王震第1 兵团在陇东追击青马，并于7 月28日在固关地区将青马主力骑兵第14旅一举歼灭之时，杨得志第19兵团已猛追宁马10余天，8 月1 日与宁马激战于固原以南之任山河，第64军经6 小时激战，歼敌5000余人。

　　同时，宁马在平凉解放以后将其第128 军撤至六盘山东侧之三关口、瓦亭地区，企图凭借六盘山及三关口险要关隘固守瓦亭，以阻挡一野大军西进。

　　解放军在半月之内连战连捷，长途追击，西进数百里，解放了陇东大片土地，威慑青、宁二马。敌人全线退缩，陷于一片混乱。固关失守后，青海马步芳慌忙收缩主力部队加强兰州外围防御，同时，一再敦促宁夏马鸿逵第128 军在三关口一线抗击解放军的西进，以赢得时间，部署兰州战役。

　　但是，马鸿逵识破了马步芳的用心，除令卢忠良第128 军在三关口一线阻击解放军外，也慌忙收缩宁夏境内的主力部队，以保银川的安全。难怪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的彭铭鼎当时就忧心忡忡地说：“如此下去，大家都互不相顾，各自奔逃，保存实力，西北局势如何维系？”

　　六盘山属龙山山脉，南北走向，连绵起伏数百里。其主峰六盘山，是这道山脉的第一峻岭，地势险要，山峰陡峭，拔地而起，耸立云中，海拔2800多米。

　　三关口位于六盘山东侧，是西去兰州、北至银川的咽喉。瓦亭又是三关口的推一门户，是极为险要的关口。两面石峰突兀，悬崖绝壁如刀削斧砍，一条公路被两山夹在当中，向下一道水，向上一线天，异常险要。传说宋朝的时候，杨家将曾在三关口与少数民族军队发生过一场血战。杨家将虽然能征善战，兵精将良，人强马壮，但由于长途奔劳，粮草不足，加上三关口一带地势复杂险要，连战不利，鏖战数十比不仅无法取胜，反而伤亡惨重，一筹莫展。最后，朝廷派来援兵，杨家将也摸清了三关口一带的地形，才一举击退了对方的进攻，大胜回师。三关口北峰突兀的一尊巨石，据说就是当年杨家将发起反攻前的点将台。

　　如今，在当年杨家将大战三关口的地方，一野大军与宁夏马鸿逵的军队又要发起一场血战了。

　　三关口不仅是兰州和银J ！D 的一道险隘，也是青马与宁马惟一的联络线。如果三关口失守，青宁二马之间的联络即被斩断，兰州和银川也将面临被解放大军分割包抄的险境。对此，二马当然心知肚明。

　　为确保三关口，卢忠良以骑兵第37团扼守三关口南山，第256 师第767 团扼守北面太白山，并将穿三关口而过的一条公路全部破坏，遍地埋设着地雷。马军幻想在这里严密设防，阻止解放大军乘胜前进。

　　7 月底，一野大军解放平凉后直逼三关口，决心强攻三关口、太白山，坚决突破敌瓦亭防御，为后续大军扫清道路，而后向六盘山方向进攻。

　　马步芳得知解放军逼近三关口，又惊又怕，连夜亲自从兰州致电宁马军总指挥官马敦静：“瓦亭为目前宁青联络之最后生命线，扼守瓦亭对内对外可转变局势，否则青宁从此破裂！”

　　马敦静于第2 天凌晨接电后，急忙跑来向其父马鸿逵讨教。

　　马鸿逵接过电文扫了一眼，然后对儿子说：“看来，不打一下，广州方面也不好交代啦！”

　　马鸿逵随即嘱马敦静：“立刻以我的名义，向前线总指挥卢忠良发电，命令第128 军利用三关口、瓦亭有利地形，据险布兵，抗击共匪杨得志兵团，务必重创追击之敌！”

　　卢忠良在接到马鸿逵的电令后，也给部队下了一道手令：瓦亭为宁夏门户，奉副长官（指马鸿逵）命令死守该地，一兵一卒亦战死到底，与部队共存亡！

　　这一次，彭德怀将攻打三关口的任务交给了杨得志的第19兵团。杨得志又将攻打三关口的任务交给了第65军。

　　7 月31日黄昏，微风轻拂，村落里炊烟袅袅。在这宁静的气氛中却孕育着一场恶战。就在前天夜里，第193 师第579 团三营教导员阎福盛找到了一名向导，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太白山，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情况，担当三关口主攻任务的第579 团做好了战前准备。此刻，借着朦胧的天色，第579 团的指战员们猫着腰，提着枪，兵分两路悄悄地迂回到太白山下。

　　星光熠熠，夜色吞没了大地。砰！砰！砰！三颗鲜红耀眼的信号弹冲天而起，划破了沉寂的夜空。一排排炮弹呼啸着飞向敌阵，炸得敌地堡塌陷。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八连战士犹如一把把钢刀插向太白山。四班长赵捷庆率领全班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时而低身跃进，时而匍匐向前，很快迂回到敌太白山主要阵地凤凰咀侧后。他们脚蹬石缝，手扒悬崖，像灵巧的壁虎攀上了凤凰咀峰顶，犹如猛虎扑向敌群，轻机枪左右横扫，刺刀上下挑刺，一举歼灭了守敌，占领敌阵地，为攻击太白山主峰打下了立足点。

　　8 月1 日5 时，总攻开始。一时间，枪炮声、手榴弹声和响亮的冲锋号声，组成一曲雄壮的战地交响曲。第579 团二、三营指战员，在弥漫的硝烟中，一个个如猛虎蚊龙，跃出战壕，向太白山守敌发起猛烈的冲击。濒于灭亡的敌人，利用坚固的工事做垂死挣扎，密密麻麻的工事组成了直射侧射倒射的交叉火力网，将冲锋的战士一个个击倒在血泊里。

　　在这危急时刻，第579 团团长周庆云、山炮营教导员吕顺保挺身而出。周团长亲自瞄准，吕教导员装弹发射。一发发复仇的炮弹飞向山头，敌人的火力点一个个被摧毁了。该团七连副连长李全昭率领突击排冲向太白山，与反扑之敌扭在一起，拼在一处，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共产党员谢春和在激战中，一连拼死了三个敌人，他的肚子也被敌人刺破了，肠子流了出来。他伏下身子一动不动，十来个敌人围了上来，用刺刀、马刀对准了他。谢春和大吼一声，突然立起，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太白山失守，使敌三关口的纵深和侧翼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疯狂的敌人惊慌失措，拼凑了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拉成散兵线，向解放军五连阵地反扑过来，一眼望去，漫山遍野，黑压压一片。

　　五连阵地上的机关枪怒吼了，像割麦子一样，敌人一片片倒了下去。但是，敌人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又踩着前面的尸体上来了，有的爬上了五连阵地，有的跳进战壕，挥舞着鬼头刀和战士们展开了肉搏，后面的敌人也乘机拥了上来。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四连一排主动支援五连投入了战斗，排长方太带领全排猛虎般地冲向敌阵，一阵挑、打、刺，撂倒了进入五连阵地的几个敌人。紧接着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曝般地滚下山去。不一会儿，发疯的敌人重新组织队形又扑了上来，坚守阵地的英雄们连续粉碎了敌人5 次反扑，完成了坚守太白山最高峰的任务。

　　与此同时，第579 团主力迂回敌侧后直逼三关口，在炮兵的支援下，协同第194师向敌发起猛烈冲击。冲在最前面的三连冒着密雨般的子弹，攻占了敌前沿阵地，并勇猛地向敌纵深猛插，直奔瓦亭以南主峰。

　　这个主峰是三关口一个重要制高点，位于敌阵地纵深腹地，瓦亭守敌原来并未在这里布置兵力。随着太白山和三关口前沿阵地的失守，这里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敌我双方若一方先占领主峰，居高临下，将对另一方带来很大的威胁。

　　三连战士们精神抖擞，奋力向主峰攀登，陡峭的山壁上长满了蝎子草，螫得人胳膊上起了一串串水泡，尖利的岩石磕破了膝盖，洒下了斑斑血迹……爬到半山腰，忽然从山背后传来一阵阵吆喝声夹杂着枪托撞击声。原来，就在三连向主峰攀登时，敌人也派出两个连的兵力从主峰侧后使劲地往上爬。时间就是胜利。战士们不顾乱石碰伤脚跟，不顾汗水湿透衣服，终于先敌五分钟抢占了瓦亭以南主峰。

　　这时，第579 团又从侧面发起了猛攻。敌人在解放军的两面夹击下，有的缴枪投降，有的磕头告饶。经4 个小时激战，解放军完全控制了瓦亭以南、以东各主要山峰：共俘敌300 余名，击毙者不计其数。宁、青二马最后联络之生命线，就这样被彻底切断了。

　　8 月2 日，第19兵团第65军第195 师一举攻占战略要地六盘山。

　　至此，第一野战军各路大军已直人甘肃腹地，胜利结束了陇东追击战。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虽然全歼两马主力于平凉地区的战略目标未能达到，但却分割了青、宁二马，为此后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敌人失去了平凉地区这一有利的决战阵地，使兰州、银川暴露于解放大军的攻击之下，陷于空前不利的困境。

　　
19．马家军困兽犹斗，彭德怀正中下怀。营盘岭上红旗七落七升，豆象山攻坚血战七小时。遍地英雄下夕烟，青马主力葬身火海。天翻地覆慨而慷—兰州解放了

　　经过扶眉战役和陇东追击战，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大败胡宗南，分割青、宁二马。二马分头向西向北朝老巢逃窜。蒋介石已对依靠胡、马主要是二马盘踞西北失去信心，改图西南；但仍想利用二马在西北作困兽之斗，消耗一野兵力，延缓解放军进军日程，以便取得较长喘息时间，作保守西南的部署。

　　于是，由当时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主持，在广州召开胡、马共商大计的西北联防会议。会上，二马和胡宗南各自心怀鬼胎，七嘴八舌，吵闹不休，互相埋怨指责，推卸西北战场失利的责任。

　　马步芳一开始就咄咄逼人，先发制人地指责胡宗南道：“平凉战役和三关口战役，失利的根本原因不在解放军兵力强大，谋略过人，而在于我们内部的不合作。有人不顾党国大局，躲避在一旁坐山观虎斗，有意保存实力！”

　　说完，求援的目光落在马鸿逵的脸上。

　　马鸿逢曾数次密令撤兵，在这种场合，既怕得罪了胡宗南，又怕惹了马步芳，于是，打算来一个稀泥抹光墙，只要没人给他难堪，他就两面抹。

　　胡宗南一听，这话是对着他来的，便沉着脸，鼻子冷冷地哼出两声，用右手中指敲击着茶几，疾声冷语道：“要追究西北战场失利的责任吗？我很赞同马老兄的看法！有人就是一贯不顾党国的利益，只顾保存实力，扩张地盘，做了几十年西北土皇帝的梦啦！我军与共军在陕北苦战一年多，伤亡惨重，青海和宁夏共有精锐骑兵号称20余万，为何不伸出救援之手，一举解决陕北战场的军事问题呢？远的不说，且说眼前的战事吧！扶眉战役，我军被共军包抄合围，有人将精锐骑兵不投入救援战斗，看着我数万人马被共军吃掉，却暗中令骑兵西撤……哼！这不是有意保存实力，破坏协同作战，损害党国最高利益吗？啊！”

　　马鸿逵听到这里，坐不住了。他发现胡宗南那道冷冰冰的目光直射到自己的脸上，似乎有股冷风顺着脊梁骨倒灌下来，脸色立时阴沉下来，干咳两声说：“胡兄言过其实了吧！”

　　胡宗南哪里肯吃他这一套？他雷霆大发，拍案而起，吼道：“放屁！”

　　马步芳气得脸色铁青，挺身而起，指头戳着胡宗南，尖着嗓门喝问：“奶奶的，你想干什么？”

　　胡宗南怒目圆睁，脸上青筋暴起好几根，嘴里飞溅着唾沫星子，逼问着：“姓马的！你，你敢骂人！”

　　阎锡山摆了摆手，摸了摸头，哈哈一笑，调解道：“都什么时候啦，你们还尿不到一个壶里，那还打什么仗？”

　　接着，他又摸了摸脑袋，挨个瞅了瞅马步芳。马鸿逵和胡宗南，笑了笑，继续为马步芳和马鸿逵打气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西北战场上，我军虽然吃了几个败仗，但是，总的来说，局势还是乐观的嘛！共军要想拿下西北，没那么容易啊！”

　　马步芳、马鸿逵和胡宗南，直到这时脸上才爬上几丝笑意。会场里一直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阎锡山感到很得意。他扯着嗓门分析了一通时局和战况，然后说：“总而言之，兰州有坚固工事和天险黄河为依托，我军兵力集中，弹药充足，而共军经过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后方供应困难。因此，在兰州决战，我军可以以逸待劳，知己知彼，全歼彭德怀主力于兰州外围将指日可待！”

　　会议在烟雾腾腾中密谋了一阵兰州决战的具体策略以及兵力部署，并反复强调了精诚团结。协同作战、以大局为重等等。

　　接着，阎锡山宣布兰州决战计划——“命令马步芳部，沿华家岭节节抵抗，尔后退守兰州，吸引其军主力于兰州城下，紧紧咬住敌军，实施兰州决战计划！”

　　“命令马鸿逵部，待主力退出固原一带后，迅速折向兰州，参加兰州决战！”

　　“命令胡宗南部，进击陇南，对共军实施包围合击，最后完成兰州决战！”

　　宣读完命令，阎锡山双手撑住茶几，十分严肃地说：“兰州战役，实乃西北大决战，胜败在此一举，希望参战的各部队鼎力合作，争取在兰州城外将彭德怀之主力一举消灭！”

　　最后，阎锡山又宣读了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正式命令。

　　然而，会后胡、马三方却各有打算，各行其事。

　　胡宗南遵照蒋介石有关经营西南的暗中示意，自作其退入川北、西南的准备。

　　马鸿逵不辞而别，拒绝马步芳同飞兰州共同策划指挥兰州会战的邀请，而飞回银川作保家之谋。

　　结果，对国民党军而言，兰州会战成了马步芳的孤军之战；而对解放军来说，则是西北决战求之不得，稳操胜算的一役。

　　根据进军西北的形势，中央军委、毛泽东及彭德怀司令员高瞻远瞩，胸怀大局，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青马决战于兰州。

　　彭德怀的判断是：青马如退守青海对我不利，是他的“上策”，而固守兰州则对我歼敌有利，是他的“下策”。因为青海是其老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地形上三面环山，人烟稀少，粮袜缺乏，不利我大兵团作战。天时、地利、人和都利于马而不利于我。

　　因此，当确知国民党政府和青马决定孤注一掷进行兰州会战时，彭德怀正中下怀地说：敌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行此“下策”，我们求之不得。“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他不跑正是我们消灭他的时候。”

　　兰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高原重镇；是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要地；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它扼山河要隘，势险城坚，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它北濒黄河，三面依山，地势十分险要。环抱城垣之皋兰山峰峦高耸，成为古城的天然屏障。唐代久居河西的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有诗赞兰州及其城南屏障皋兰山云：“古城依重险，高楼接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尽道其重险之势。

　　兰州及其外围工事十分坚固。山上有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永久性工事，解放战争中又不断加固，后经马家军日夜扩展构筑，工事如蛛网蛇窟遍及整个山体，坚固异常。主要阵地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成为一体。主阵地外挖出一至二道峭壁，高约6 米至10米。峭壁腰部设有暗藏的侧射机枪掩体，峭壁外面挖有几道外壕，宽深均为3 米到5 米，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并有交通沟和暗道相通。阵地前还敷设铁丝网，并密布地雷群。因此，马家军把兰州吹嘘为“攻不破的金城”。

　　蒋介石为了给二马打气，支持兰州会战，不惜挖肉补疮，急速派飞机向兰州运送军事物资。

　　胡宗南也调集四个军于徽县、成县、两当及川陕公路一带，准备配合青马在有利时机袭击解放军后方。

　　宁马深知兰州战役成败于自己利害攸关，也集结主力，摆出支援青马的姿态，企图乘机攻击解放军侧后。

　　青马当然更是把兰州决战看成是决定自己生死存亡关键的背水一战，因此马步芳飞回兰州后立即周密策划部署：以其战斗力最强的第82军和第129 军5 万人据守兰州；以第91、120 、幼军共2 万多人为左翼，于靖远。景泰沿黄河及打拉池地区进行防御；以新成立的骑兵军2 万人为右翼，控制临挑、排沙地区。妄图依据兰州天险及外围的强固工事，组成其自以为是“攻不破的金城”防线，先挫解放军锐气，然后以宁马和胡军双攻解放军侧背，形成正面顽抗和两翼包抄之势，歼灭解放军于兰州一带。同时还急调其驻新疆的部队增援兰州，并一再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在会战期间派强大机群助战，志在必胜。

　　当时的兰州只有18万人口，国民党军却有8 万人，可以说就是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

　　兰州会战在即，马步芳心慌意乱。权衡形势，决定把决战交给儿子马继援指挥，自己跑回青海老家，部署西宁防御，一旦兰州失守，好有个落脚之地，不得已时也好乘机逃走。他这一走，兰州的阵脚乱了，军心不稳，民心惶惶。

　　8 月上旬，马继援令各部日夜加强工事，进行战斗准备。

　　黄河北面，沿河布满了工事，架起机关枪和大炮，机枪射手和炮兵日夜守在机枪和大炮的旁边，连吃饭也是送到工事里。士兵们穿着肮脏的衣服，头发半尺长，毛发卷在一起好像破毡片，活像一批流放的囚徒。他们在军官的呵斥逼赶下，日夜不停地沿河挖工事，垒沙袋，一个个脸色灰黑，面无血色，精疲力尽，一边干活一边打盹，处于半醒半睡的状态之中。军官们手里抢着马鞭，看到打吨的士兵，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抽打，直打得遍体鳞伤，血流不止方才住手。他们一边打骂，一边威胁说：“你们这群懒鬼！不赶快修工事，解放军来了，把你们抓住全扔到黄河里去！”

　　巡逻的马队日夜沿黄河奔跑，这一群刚过，那一群又来，穿梭往返，使战前的紧张气氛更加浓重了。

　　兰州城里的官僚绅士们，一见形势不好，便用马匹车辆将家中金银细软一应运往黄河北面，准备向新疆奔命。黄河穿兰州古城而过，连接南北两岸的只有一座铁桥。弹药粮草，士兵马队，南来北往，一座本来并不宽的大铁桥已经拥挤不堪，加上地方绅士搬运家当，使得铁桥上经常发生堵塞，动刀动枪的械斗时有发生。仗未打响，铁桥上已是血迹斑斑了。

　　马继援听到铁桥堵塞影响军事行动的报告后，当即传下一道命令：“把铁桥封锁起来，实行军事管制！除了部队行动而外，谁都不准过！如果有人敢胡来，格杀勿论！”铁桥被军事管制后，官吏绅士们毫无办法，只得花钱雇用筏客，用羊皮筏子和大小船只搬运物品。黄河河面上，一片混乱。沿河上下，士兵们趁机抢劫掠夺，大发横财。

　　马继援得到消息。气得大发雷霆，下令沿河部队把黄河封锁起来，发现船只和羊皮筏子，一律击沉！于是，黄河被封锁了。

　　官吏绅士们无奈，又到处挖地窖，把金银财宝埋在土里。

　　兰州城内更是一片混乱，大街小巷挤满了士兵、商贩和市民。人们互相打探消息，一个个惊慌失措，想跑无处跑，想躲无处躲，顾了身家性命又怕丢下妻子儿女，一时乱挤乱窜，不知如何是好。一些平日里倍受马家军欺压的百姓，表面上也很紧张，内心里却为解放军即将攻打兰州暗暗叫好，他们盼望着战斗赶快打响，好让百姓们早日脱离苦难。

　　兰州南面的东岗坡、皋兰山、沈家岭和狗娃山一线阵地上，马继援的嫡系部队进驻这一带阵地后，比黄河北岸的国民党军队更加紧张。因为这里是解放军进攻的第一线阵地，因此马继援更加注重城南山地防御工事的进一步加固。他一面令守山头阵地的部队日夜加固工事，一面派后勤部队首先保证南山一线阵地的军火物资供应。沿南面的山坡，汽车载，马车拉，人扛马驮，满山坡的大路小道挤满了负重的人马和车辆，粮草弹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南山工事里。

　　进入南山阵地的马家军官兵，尽管知道山上工事是钢筋混凝土浇灌出来的永固性工事，但心里仍然不踏实。眼见得解放军千里追击，沿途数次交锋，直逼兰州城下，只觉得这支劲敌实难对付。因此，他们日夜加固工事，除了原有的工事外，还在漫山遍野新挖新修了各式各样的堑壕和掩体。东起东岗坡，西至狗娃山，几十里长的山岭上，被马家军官兵挖得沟沟坎坎，千疮百孔。

　　马家军官兵虽然表面上凶猛强悍，摆出一副坚守阵地、与解放军拼死一战的架式，其实内心十分恐慌，人人都担心阵地失守，落得个葬身土丘的下场。

　　兰州南山以南的解放军阵地上，也是夜以继日地做着攻击准备工作。解放军指战员都明白，兰州战役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攻坚战。马家军北依黄河天险，南据东岗坡、皋兰山、沈家岭、狗娃山一线的高山峻岭，又有坚固的工事居高临下，再加马家军弹药充足，以逸待劳，要从山下攻上去，拿下这一线数十里长的山地工事，扫清兰州市南面外围的障碍，为攻人兰州古城捣毁马步芳父子的巢穴打通道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真的，能不能攻下南山阵地，指战员们心里的确没有十分把握，彭德怀用望远镜观察了马家军的南山阵地后，脸上本来就严肃的神情更加冷峻了。他对一举攻下马家军南山阵地能否成功，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过。他本来就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对这件事情就更不吐露真情了。

　　8 月21日拂晓，解放军发起试探性攻击，外围阵地的炮声震撼着沉寂的山峦，古城岭上硝烟弥漫。

　　第65军第193 师第579 团在马架山南麓卜家路口一线，率先向敌主阵地古城岭发起攻击。指战员们迅速通过火力封锁区，冲到敌人的阵地前。先头分队进入雷区时，踏响地雷，引起航空炸弹和周围地雷的连锁爆炸，后续分队毫不停留，继续前进，越过铁丝网冲至第一道外壕。

　　趁我先头部队立足未稳之机，近百个敌人突然从侧翼蜂拥而出。他们光着膀子，挥舞着鬼头刀，嚎叫着向战士们冲来。战士们甩出一排手榴弹，把敌人压了下去。

　　稍停，这些亡命徒又狂叫着“死了升天”，继续冲上来。三营的战士们勇猛地端着刺刀迎上去，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刚刚把敌人第一次反扑打下去，另一群又从两翼包抄过来……这样激战到9 时，尚未突破敌前沿，师长郑三生下令暂停攻击，重新组织战斗。

　　第二次攻击仍未奏效，战士们带着满身血污撤退下来。两次攻击没有成功，伤亡较大，部队很憋气。

　　16时，发起第三次攻击，当部队冒着密集的火力冲到第一道外壕时，又有战士触雷牺牲，也有跳进外壕的战士被木尖桩扎伤。与此同时，敌人又开始以一个排至一个多连的兵力连续反扑……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工事隐蔽，火力突然密集，而我进攻正面狭窄，地形暴露，不便运动，也不便发挥火力，因而进展缓慢。部队虽然伤亡较大，但士气高昂，战士们前仆后继，反复拼杀，终以血的代价夺占了敌人第一道外壕。又一鼓作气，突破敌人第二道外壕。接近第三道外壕时，终因敌人反扑猛烈，无法立足，退回到第一道外壕。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进攻部队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第一道外壕阵地上。

　　沈家岭和狗娃山是两座山梁，位于兰州西南10里左右，两山相连。山梁的西侧，是临（挑）兰（州）公路，直通兰州西关。沈家岭的东边，是阿（干镇）兰（州）公路，再往东便是更高的皋兰山。婉蜒的公路夹在两山之间。沿公路北出谷口，便是兰州西关。扼守沈家岭与狗娃山，居高临下，可截断两条公路。如果解放军拿下这两处高地，沿着公路能直捣西关，切断黄河铁桥，将敌人从四面围困在兰州城内，关起门来打狗。

　　站在解放军的阵地上，由南向北望去，沈家岭的形状酷似葫芦柄，伸向解放军进攻的方向，易守难攻的狭窄地带设有难以跨越的横沟障碍，沟前还有密密麻麻的布雷场。要突破这样的地形和障碍攻击敌人的阵地，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攻击沈家岭的突破口很难选择。两侧山高谷深，坡陡崖峭，不仅无路可走，而且受到东西两面火力夹击，无法突破。惟一的办法就是正面硬攻。但这个葫芦形的阵地，简直像个缩头的刺猖，要拿下它非常棘手。

　　沈家岭阵地，与守兰州之敌存亡与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马继援曾得意地将这个阵地称为“兰州金锁”。他以其精锐主力第82军的第190 师防守沈家岭和狗娃山，以主力第129 军的第357 师防守七里河、小西湖沿黄河通往西关的狭长公路，另派第129 军一部驻守华林山，控制通往兰州西关的惟一通道，作为第二道防线。

　　攻打沈家岭和狗娃山的第4 军，在强有力的炮火轰击之后，于拂晓6 时，向沈家岭、狗娃山守敌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打得十分顽强，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连续受阻，伤亡很大。

　　敌人凶残顽固，拼死组织反扑。

　　鏖战激烈，双方打成了对峙的局面。

　　皋兰山的主峰营盘岭，是兰州南面的屏障，从兰州内城有公路直通峰顶。各种火炮、弹药及其他作战物资，均可由汽车直接送到阵地上。山上的工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以一个工兵团的兵力，外加3000民工，整整修筑了半年多。尔后，马步芳又派一个工兵营，还有数千民工，又加修了3 个多月。主阵地以钢筋水泥明堡与暗堡，构成核心的集群工事。围绕主阵地三营子这个山梁，自上而下有环形峭壁三道，每道高约二至三丈，峭壁外挖有两丈多宽的外壕，外壕内外两面均设有铁丝网，并布满了小型航空炸弹，每枚炸弹重30磅，炸弹与不同型号的地雷连接成梅花式连环雷，踏响一个，连响一串，马匪称之为土飞机。整个阵地上，明碉暗堡的火力组成交叉火网，并以可容纳两个营兵力的地道相互串通。敌人的这种工事，既能打，又能藏。

　　营盘岭左有狗娃山、沈家岭，右有马架山守敌的火力支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力体系。如果解放军攻占了营盘岭，就可以居高临下，轻重火器可直接控制兰州整个市区和敌人惟一的退路黄河铁桥。

　　马继援派精锐主力第248 师扼守营盘岭。他有恃无恐地吹嘘道：“营盘岭是牢不可破的铁阵，是固守兰州的南大门，如果共产党能攻破它，我便自动撤出兰州。”

　　主攻营盘岭的第6 军部队于全线攻击开始的前夜，利用黑夜，沉着机警地接近敌人阵地。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们阵地前沿几十米的崖坎下，潜伏着成百上千的解放军战士。

　　拂晓时分开始攻击。一阵猛烈的炮火之后，部队分两路直扑营盘岭，经过激烈战斗，伤亡很大，攻击受阻。担任主攻部队的炮火只摧毁了敌人暴露在前沿的工事，未能彻底摧毁暗堡。当炮火转移时，躲在狗洞里的敌人又钻了出来，拼命用火力拦阻，使我担任爆破的分队难以接近崖壁，无法实施爆破，部队伤亡较大。担任助攻的部队正面受到敌人阻击，地形不利，在运动中又受到三营子和马架山两面火力的射击，伤亡也较大。

　　激战整整一天，全线侦察性的攻击均未奏效，部队伤亡较大，首战受挫。这说明当面敌人并非一群草包，一堆豆腐渣。

　　黄昏，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攻击。

　　这是一野进军大西北第一次、也是惟—一次战事失利，在几十里长的战线上，用大兵团发动全面攻击，反复冲杀，整整打了一天，竟然连敌人一个缺口也没撕开。这的确证实了毛泽东和彭德怀事先的估计：马家军特别是马步芳所部，是战斗力较强。较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兰州是马家军志在死守的一座坚城。因此应对困难估计够，切不可轻敌。

　　彭德怀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首战受挫的情况。从早到晚一直在渴望中等待着兰州战役的消息、迫切希望彭大将军能在西北大战中再创军事奇迹的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的报告后，经过一阵沉思，立即回电彭德怀：首攻受挫，需要认真总结一下，找出教训，彻底克服轻敌情绪，进一步充分准备，待部队攻击确有把握时，再与敌较量！

　　发出电报后的彭德怀，一直在思考失利的原因：是攻击的位置选错了，还是投入的兵力不足，或者是炮火准备不足，抑或部队有轻敌情绪？……认为还是准备不充分，有些轻敌了。

　　接到毛的回电，反复细读三通后，彭德怀下令：“在部队上下进行一次全面总结，总结首攻受挫的经验，寻找教训，彻底克服轻敌情绪，轻装上阵，准备再战！”

　　彭德怀立即开始与兵团及各军、师指挥员交换意见，布置总结经验教训和再战的准备工作，并亲自到各级战斗指挥所以及前沿阵地视察，就地召集指挥员座谈，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在短短的三四天内，他走遍了所有前沿主阵地，看遍了所有的主攻部队，给全军上下很大的促进和鼓舞。

　　经过三天的总结研究，在首攻外围战中摸清了敌人的指挥系统、工事设施。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合等情况，调整了作战方案，作了充分的准备；在思想上认识到马匪军孤注一掷死守兰州，是强手死敌，丝毫不能轻视。知己知彼，首攻受挫的憋气一变而为高昂的战必胜的豪情，指战员个人及营、连、排、班集体纷纷请战，争当突击队。

　　万事俱备，只待东风。此时，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来电指示：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同意8 月25日发起总攻。

　　西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兰州攻坚战打响了。

　　8 月25日拂晓，在兰州东南面几十里崇山峻岭的战线上，在同一时刻，万炮齐鸣，震天动地，火光冲天，杀声震撼着山城和黄河两岸，马匪军颤栗了！

　　在敌人守卫兰州的十里南山战线上三个主要阵地之一的沈家岭阵地前，担任主攻任务的第4 军第11师第31团，首先实施长达半小时的密集炮火轰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之后，突击队跃出战壕，在一面鲜艳红旗的引导下，向敌人发起了冲锋。嘹亮的冲锋号声，在漫天的硝烟中响彻山巅，震荡长空。尖刀排架云梯登上断崖，越过堑壕，仅十几分钟就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将红旗插上敌人阵地。

　　随后，突击队向敌人纵深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在阵地上反复争夺。敌我双方扭打在一起，直杀得天昏地暗，石裂土飞。敌人三次分几路以扇面式密集队形一窝蜂地冲上来。他们在督战队的马刀驱赶下，光着上身，穿着裤头，挥舞着马刀，大喊大叫着：“天门开了！”“升天了！”接二连三地冲上来。

　　马家军是一群亡命徒，前面的尸体堆成了山，后面的踩着同伙的尸骨继续往上冲，像绿头苍蝇一样，消灭一批又来一批，撵走一群又来一群。突击队端起刺刀一路猛杀，逼近了敌人的第二道堑壕。

　　敌人的第二道堑壕像一条长蛇，婉蜒地横卧在沈家岭中部的人工绝壁之上。突击队越过外壕。突入了敌人的第二道堑壕。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战士们钻进敌人的碉堡，取来枪弹，把反扑的敌人消灭在阵地前。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堑壕后，又继续向沈家岭敌主阵地推进。

　　顽固的敌人以整营整团的兵力进行反扑，只见满山遍野的敌人端着枪，挥舞着马刀，吼叫着向我阵地冲来。指战员们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在左侧助攻的部队也是不顾一切，视死如归，勇猛冲杀。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刀枪撞击声和战士们“冲啊杀啊”的呼喊声汇合在一起，惊天动地。

　　敌人仍不甘心灭亡。用汽车运来大批增援部队，驰援沈家岭。敌军官为了让士兵为其卖命，大肆进行迷信活动。进攻前进行以土代水的“洗礼”仪式，他们成片地跪在地上，用土擦擦手，表示有“水”了，然后从头到身子擦一遍。军官告诉士兵们说：“只要身上洁净，打仗死了准能升天，一生的罪过就一笔勾销了！”受蒙蔽的马家兵，漫山遍岭洪水猛兽一样，提着明晃晃的马刀，裸露上身，腰间系满手榴弹，嗷嗷叫着往上冲。督战队跟在后面，举着马刀，端着机关枪，吼叫着督战助威：“弟兄们，上！冲上去的领赏！退下来的挨刀！”硝烟滚滚，火光闪闪，弹片横飞，子弹呼啸。

　　解放军战士前仆后继，追着败退的敌人拼刺刀。经过激战，沈家岭敌军核心工事终于被攻克了。突击队的红旗插上沈家岭顶峰，迎风飘扬。从拂晓发起冲锋到攻占沈家岭，惨烈的战斗历时13个小时，毙伤敌人3800多，解放军也伤亡了3000多，其中第11师第31团团长王学礼、第30团政委李锡贵、第32团副团长马克忠也英勇牺牲。真是一场鏖战。

　　在营盘岭，第6 军炮群从东西南三面向敌阵猛轰，整个营盘岭山崩地裂，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几十门榴弹炮、山炮。野炮、战防炮和众多的迫击炮、六零炮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的炮兵根本没起作用就被打哑了。在火炮掩护下，步兵发起猛烈冲锋，很快就把红旗插到第一道工事的前沿。

　　一场血战开始了。枪声、炮声同手榴弹、炸药包爆炸声响成一片。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折了赤手空拳和敌人肉搏，解放军战士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几次命令后撤休息，但他们一直坚持战斗。战士们说，不把红旗插上营盘岭决不下来。

　　担负爆破峭壁任务的战士偷袭爆破未成，就强行爆破。两组爆破人员全部伤亡了，战斗英雄陈全魁挟着七个手榴弹冲上去和敌人对拼。当部队冲锋到营盘岭主阵地时，由于峭壁又高又陡，土质坚硬，突破口未被炸开，敌人凭借钢筋水泥暗堡拼命抵抗，我军几次攻击都未成功。

　　在这关键时刻，第17师七连指导员曹德荣奋力冲到悬崖前，托起三个炸药包按在崖壁上，拉响了导火线，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终于在敌人正面第一道防线炸开了一道斜坡。战士们沿着缺口向山头冲去，迅速冲人敌军阵地，占领了敌人第一道防线。

　　残敌退到第二道防线组织反扑，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战士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五六次反扑，阵地前躺满了敌人的尸体。经过短暂的准备，再一次迅猛地发起攻击，完全占领了敌人第二道防线。

　　25日下午1 时，第6 军对营盘岭主阵地发起总攻。我军万炮齐发，敌人阵地上硝烟滚滚，燃起一片火海。在嘹亮的冲锋号中，我英雄部队像潮水般地涌向敌人阵地。不一会，三面红旗先后在敌人阵地上竖起来了！但刚刚竖起，旗杆就被打断，红旗落下来。又竖起，又落下，再竖起，再落下……就这样，红旗反复起落七次，每一次起落，都有许多战士流血牺牲。到了第八次，有十几面红旗同时在营盘岭敌主阵地上竖了起来。营盘岭终于全部被解放军占领。

　　敌人全线溃退。第6 军乘胜追击，一部抢占了敌机场，一部沿着公路追击残敌，直抵兰州城下。

　　曾经不可一世的马家军树倒猢狲散，一部分向西固城溃退，企图北渡黄河夺路而逃。

　　一野第3 军第7 师在城西七里河地区为了堵住敌人退路，立刻发起了猛烈攻击。他们首先越过西关，攻占黄河大铁桥，猛追溃逃之敌，然后猛扑西关大街，向纵深发展。溃退的敌人蜂拥而来，人马车辆挤成一团，抢先过桥。我军猛烈炮火向敌群射击，打中桥上一辆卡车，大火将铁桥封死，堵住了敌人退路。敌人无路可逃，乱作一团，淹死在黄河中的不计其数。

　　为了攻下兰州东南屏障、也是兰州东大门的豆家山，沿西兰公路直插兰州城，使敌人腹背受敌，配合攻占沈家岭、营盘岭等主阵地，25日上午10时，第63军集中炮兵向豆家山敌人阵地猛烈轰击。万炮齐鸣，宛如一阵急雷。炮弹倾泻在敌人的前沿阵地。天崩地裂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了天空。仅仅30分钟的炮火袭击，就把敌人的前沿阵地打得七零八落，工事大部被摧毁。陡壁炸塌了，主阵地前的两条通路打开了。主攻团突击队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猛插敌前沿。人人奋勇争先，个个飞身猛进。红旗引着炮弹走，战士跟着红旗上。暗堡炸毁了，火力点消灭了，部队前进了。

　　左翼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战士们端着枪向敌人东杀西刺。红旗手周万顺把大旗高高地插在敌前沿阵地上。敌人吹嘘的“十万人也攻不上的豆家山”前沿阵地，就这样在几分钟内被英雄连队踩在了脚下。

　　这时，彭总打来了电话：“你们打得很好，步炮协同好。”指战员大受鼓舞，继续勇往直前。红旗手周万顺把“立功太原”的红旗插上了豆家山的主阵地。胜利的红旗，使敌人胆颤心惊，溃败的敌人在一片恐惧声中，集中枪炮向红旗射来。顿时红旗上出现了十几个弹孔，周万顺也多处负伤。一个弹片飞来，把旗杆打断，周万顺抓住旗杆还没有来得及插上，又有几颗子弹打在他的身上。他全身是血，多处是伤，身子猛一缩，摇晃着就要倒下去了，但他又牢牢地把红旗插在了主阵地上。

　　敌人豆家山的主阵地被突破，其防御部署被打乱。马家军总指挥马继援慌了神，急忙调兵遣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失去的阵地，死保豆家山。

　　为巩固已占阵地，战士们与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这时，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给主攻团第189 师第566 团团长潘永堤打来电话：“我看到了，你们打得很好，很勇敢，要给你们请功。彭总也在看着你们，表扬你们打得好。”

　　阵地上传遍了彭总和杨司令员表扬的鼓动口号。战士高喊着：杀啊！一排排愤怒的子弹，一阵阵猛烈的拼杀，把冲上来的敌人打了回去。敌人六次大的集团反冲击和无数次小的反扑都被打垮了。

　　午后，第189 师全部占领豆家山阵地，保证了军主力沿西兰公路直插兰州。

　　豆家山血战，持续了约七个小时，战士们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疲劳、饥饿，加上流血，个个都变得瘦削了。可是，他们站在豆家山上，遥望兰州古城，完全忘了伤痛和饥饿，个个喜气洋洋，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和欢乐。多么淳朴、可爱、勇敢的战士啊！

　　与此同时，第65军于当日黄昏夺占了马家山阵地。

　　经过一天激战，一野部队分头全部攻下兰州外围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豆家山、马家山等阵地，马家军全线溃败。除在阵地上被毙伤俘虏外，残敌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纷纷向兰州城及黄河岸边逃窜，已完全失去指挥和互相联系，军无指挥，兵无斗志，各自为战，四散奔逃。

　　一野各部一刻不停，分别从各自攻占的阵地乘胜追击，从东、西、南三面向兰州城及黄河岸边穷追不舍。溃逃敌军和守城敌军乱成一团，根本挡不住解放军追兵尾追入城。

　　随即，在兰州城里展开了巷战。敌军有建制无建制的，大股小股，一群一伙或三三两两，在街巷、楼房、院前胡乱射击，边打边跑。解放军是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有的匪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东逃西窜，走投无路，一会朝城外跑，一会又跑回城里。跑来跑去，都逃不脱被打死打伤或俘虏的命运。很多敌军被迫跪在街巷两旁举手缴枪投降。

　　有一个连队就迫降了聚集在机场的2500多匪军，有一个班就俘虏了300 多匪军，一个排长就俘虏了9 个敌兵和25匹战马。街上俘虏一群群，敌尸死马一堆堆，枪械弹药等军用物资一堆堆。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夜。

　　兰州城的工人、市民也纷纷出来参加追打敌军，或给解放军带路搜索残敌，或帮助看押俘虏，或帮助收集枪弹车马等物资。

　　与此同时，在黄河南岸，第3 军第7 师乘势抢古黄河铁桥，截断敌军惟一逃路。在解放军各部的追击下，敌军一群群被先后压到黄河岸边。步兵、骑兵、马车、汽车，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桥头。第19团八连于25日夜12时完全控制了桥头阵地。

　　深夜12时，听到攻占黄河铁桥的捷报时，指挥战斗尚未休息的彭德怀司令员兴奋地说：“好啊！这一下敌人成为瓮中之鳖，兰州决战我们胜了！”

　　26日上午门时，第7 师一部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越过黄河铁桥，一举歼灭了黄河北岸白塔山上的守敌。12时，兰州宣告解放！“天翻地覆慨而慷”，市民热血沸腾拥集街头，热烈欢迎解放军，高呼共产党万岁！

　　兰州战役，惊天动地！

　　一野以雷霆万钧之势发起总攻，仅仅一天，敌人吹嘘的所谓“攻不破”的铁血阵地，就同时被攻破；不到两天，号称“金城汤池”的兰州城包括黄河两岸就被全部占领。骄悍凶顽不可一世的马步芳部，溃不成军。除被黄河吞没的敌人无法计算外，共毙伤敌人1.3 万人，俘虏敌人1.4 万人。青海马家两代四世苦心经营、据以称王的主力部队被一举歼灭，残部逃回青海，已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兰州之役，也彻底切断了青、宁二马和胡宗南的联络线，为解放军扫荡大西北奠定了基础。

　　大军未发，粮草先行。在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还有一支紧随一野大军前进，流汗流血，同样立下汗马功劳的百万支前大军。仅在兰州战役中，从陕西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千里支前大军就有15万。

　　兰州战役结束后，支前老模范刘老汉握着彭德怀司令员的手不停地叫“彭老总”、“老彭”。老战友喜相逢，彭德怀十分高兴，对刘老汉连声道谢。刘老汉笑着对彭总说：“老彭你忘了，我刘老汉不是说过么，你老彭打到哪里，我刘老汉就跟到哪里呀！”

　　一野向甘肃进军以后，随着军事的不断胜利，后方补给线由西安延伸至兰州以及黄河以西。在这漫长的供应线上，由于解放区人民和部队各单位后勤人员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终于战胜种种困难，保证了前线的供应。

　　战役过程中，解放区人民参加运输、担架、战勤等工作，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帮助部队抢救伤员，警卫物资，打扫战场，捕捉散匪，维持地方治安。在甘肃、青海乍热骤寒的大陆性气候下，他们不顾艰险，野营露宿，长途跋涉，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有力的保证作用，为西北解放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人民的全力支持，不仅从根本上保证了对前线的物资供应，而且也给了解放军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无数的担架队员不顾自己的安危抢救战士的生命。跟随第194 师的民工担架队，宁肯自己不吃少吃，把所带的500 斤小麦全送给了战士。这种伟大的阶级友爱精神和无私的英雄主义行为，大大地鼓舞和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杀敌勇气和决心。

　　从陇东追击到兰州战役，战场绵延千余里，连续作战几个月，粮食、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的消耗是巨大的。而作战地区大部分还是新区，粮食、弹药主要是靠后方运送。老解放区人民积极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前线需要，这是进军大西北作战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20．双管齐下，一兵团进军青海。强渡黄河，轻骑六百下西宁

　　兰州战役胜利后，西北残敌已完全处于分散孤立的境地。青海马步芳集团主力被歼，残部溃不成军，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股向青海西宁老巢逃窜，一股向河西走廊逃窜。逃往河西走廊的国民党军残部，派系复杂，主战派和主和派明争暗斗，也很难组织有力的抵抗。宁夏马鸿逢集团虽未遭到歼灭性打击，但因孤立无援，士无斗志，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已无力支撑局面。

　　一野大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按照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用兵临城下，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的办法，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分兵向青海、宁夏和河西走廊大举进军。

　　早在兰州战役开始前，马步芳即已从兰州溜回西宁，并立即携带家眷、幕僚和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飞逃重庆。指挥兰州战役的马继援，在解放军对兰州发起总攻，兰州地区山摇地动，陷人一片火海之中时，四顾无援：宁马坐视不救，胡宗南受阻不敢也不愿赴援，新疆调兵调不来，重庆国民党答应来援的飞机也不见踪影。众叛亲离，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

　　这个狂妄自大的马继援，不久前还曾口出狂言：“彭德怀就凭从战场上捡来的一些破烂枪弹，有什么可怕的？我将歼灭他在兰州城下，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迹。”然而，就是这个马继援却在连天的炮火中颤抖了，还没等炮弹落到兰州城里，即于9 月1 日——也就是国民党报纸发表任命他为西北军政副长官的同日就弃城飞逃到西宁。

　　树倒猢狲散，马步芳父子逃跑后，其所属各部乱作一团，官不管兵，兵不顾官，焚毁文卷，抢劫金库，争相夺路西逃。伪省参议长马元海逃往都兰，新编骑兵军军长韩起功飞逃祁连。青新和宁张两条公路上的达官显宦、太太小姐，一时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争相逃命，狼狈不堪。

　　8 月27日，一野第1 兵团接到进军青海夺取西宁的战斗命令。兵团机关和第2 军在王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直接率领下，由临夏取循化，过黄河，经甘都、化隆直取西宁；第1 军由贺炳炎和廖汉生率领，从永靖渡黄河，经民和。乐都，沿建水以南山区小道进军西宁。

　　两路大军犹如两股强大的铁流，形成了钳取西宁的态势。解放青海夺取西宁的历史性大进军，就在这浩浩荡荡的铁流的滚动中开始了。

　　在夺取西宁途中，解放军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跨越黄河天险。马步芳在逃跑前，曾指使新编军及反动武装将永靖黄河铁索桥以及所有船只破坏无遗，企图凭借黄河天险阻止解放军向青海前进。

　　第1 军从永靖出发到达莲花池渡口，汹涌奔流的黄河展现在解放军面前，渡船被马步芳部队烧毁殆尽。想架浮桥，因缺乏必要器材，浮桥架不起来。后从群众中调查得悉，用牛、羊皮筏子可以渡人。莲花池渡口附近的群众，热诚支援解放军北渡，纷纷献出牛、羊皮筏子，还选拔了好水手，并帮助编造筏子，当天就完工了40多只。下午开始试渡，小筏子可以乘四人，大的最多可以乘人到十人。用这种原始工具渡河，速度很慢，但各级领导精心指挥，做到有条不紊，加快了速度，到9 月2 日全军渡河完毕。

　　当时，第1 军共3 万多人，骡马2op 多匹，还有火炮等各种武器弹药和物资器材。这样一支大军，乘羊皮筏子这种原始的渡河工具，无一人一马损失，顺利、安全地渡过了天险黄河，实为前所未有的创举。第1 军渡过黄河后，经西马营、古现、红水店、平戎驿（今平安驿）向西宁挺进。

　　与此同时，第2 军第5 师在藏族、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帮助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仅用了三天多时间，就编扎了千余块木排，全师胜利渡过黄河，战胜了黄河天险，战胜了梦想以天险挡住解放军前进道路的敌军，于9 月3 日解放了化隆县甘都地区。在强渡黄河天险中，该师有15位英雄为了各族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与黄河万古长存。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为了防止已经溃散的青马残部重新集结反扑，不给溃逃的敌人以喘息之机，不使解放青海的历史进程有分秒的延误，第1 军贺炳炎军长、廖汉生政委一方面组织大部队迅速过河，昼夜兼程西进；另一方面抽调军直及第1 、2 、3 师四个骑兵侦察连和九个团侦察排的骑兵班，以及各师侦察科长、各团侦察参谋等共600 余骑兵，组成军的先遣部队，由军侦察科长孙巩带领，披星戴月，轻骑疾进，急趋西宁，查明进军西宁沿途敌情、道路、地形等情况，为解放军解放西宁开辟道路，大部队随后跟进。

　　由于第1 军党委下定了正确的决心，先遣侦察部队开进十分顺利。青马虽然还有那么一小撮孤臣孽子妄图凭借黄河、大通河构筑工事，焚毁渡船和破坏桥梁。但报来的消息比预料的情况要好：马步芳、马继援父子等先后由西宁乘飞机逃往香港；青马残部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已成为惊弓之鸟，不战自演。西宁部分开明人士及当地群众组成了维持会，自动维持社会治安，看守敌人遗弃的财产，等待解放军接收。

　　9 月5 日中午，第1 军先锋部队长驱直入，由平安驿乘群众前来迎接的13辆汽车进入西宁，受到各族群众热烈欢迎。

　　6 日，第1 军主力和第2 军前卫师进入西宁。

　　高原古城西宁的解放，一举结束了马步芳家族对青海长达40年的罪恶统治，揭开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新青海的历史新纪元。正如西宁解放时街头一首欢呼诗中所云：“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顿时拨云见青天。”

　　为了纪念这一胜利的日子，廖汉生政委特意将自己在这一天出生的二女儿取名“涤青”。

　　青海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又是青马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地区。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纠纷，民族隔阂很深。回族人民长期受马步芳欺骗宣传的影响，生恐解放军“杀回灭教‘、”共产共妻“。因此，如何遵守民族政策，取得回族群众对人民解放军的信赖，就成为继续西进能否胜利的大问题。

　　对此，第2 师党委明确提出了向西宁进军，首先是军事进军，同时也不能忽略宣传队、工作队的作用，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以西北局编发的《回民工作手册》、《回民风俗习惯》为教材，在部队中深入进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师政治部又制定了贯彻民族政策的几条具体措施。各连普遍建立和健全宣传组。纪律检查组；人人遵守纪律，个个开口宣传，住一户宣传一户，过一村宣传一村，部队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民族政策落实到哪里；不准随便进入清真寺；不准借用回民的锅、碗、瓢、勺，做饭及饮水尽量用河水，如用回族群众的井水，须首先征得群众的同意，把手洗净，再用群众的工具汲水；宿营要在无群众居住的院子，自觉保护群众财产，不准烧群众的柴、吃群众的粮和菜；对被俘虏的回族官兵，要严格执行不杀、不打、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的规定；按照回族的风俗习惯，给俘虏另外做饭。

　　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和工作，指战员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抢渡黄河和西进途中，各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很快地揭穿了马步芳的欺骗宣传，大军所到之处，深受汉、回、藏各族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欢迎。

　　第5 团二营机炮连宿营在一个村子里，二班的房东藏在外面没回来。排长任瑞祥一进院子，看见院中梨树上的梨子快熟了。二班的同志经过一天的行军，饥渴交加，围坐在梨树下，羡慕地说：“树上结了这么多梨子呀！”任排长从战士的言谈里，意识到这里潜藏着违反群众纪律的问题。于是，他把树上的梨子挨个数了一遍，然后对班长石天才说：“这棵梨树，就由你们班负责，我已经数过，树上的梨子总共有104 个。”石天才认真负责地把梨子又数了一遍，的确是104 个。这一夜，院子里人来人往，战士们轮流站岗放哨从树下经过，谁也不肯动梨树一下。第二天，部队继续向西宁挺进，任排长在出发前亲自来二班检查群众纪律，又把树上的梨子数了一遍，一个也不少。

　　第5 团八连进入王家嘴时，有许多群众赶来欢迎，其中一位叫王成华的老汉亲热地说：“你们可来给咱们汉人报仇了。民国十七年回族造反，杀死了我的父母，二十一年又杀死了我的妻哥，咱们汉人受回族的欺侮多少年，这一下老天爷也睁开眼了。”

　　班长姜崇仁马上上前很耐心地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老人家，咱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打天下的，不管汉族、回族都要解放。马步芳向汉族派款抓了，不是一样向回族派款抓了吗？过去回汉闹纠纷，你杀过来，我杀过去，这都是历代反动王朝和蒋介石、马步芳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利用民族矛盾造成的。解放军要打倒蒋介石、马步芳，既是给汉族人民报仇。也是给回族人民报仇，咱们回汉人民本来是一家人嘛，应该团结起来，再不要闹民族纠纷了，齐心协力地支援解放军，去消灭马步芳，闹翻身求解放。”

　　王成华老汉听了他的话，觉得句句在理，感激地说：“好！好！还是咱们解放军好。”

　　在一旁的许多听众也连连称道，异口同声地说：“这就好了，老百姓谁愿意多伤人呢！盼着你们早日打倒蒋介石，消灭马步芳，叫咱们老百姓都得到解放。”

　　一次，西进部队在向古都邑去的一个名叫乌拉的村口上，受到了当地藏、回、汉等各族人民的盛大欢迎。战士们在远处看见了藏族代表们，还有穿着紫、黄等各色服装的喇嘛们；回族妇女，头上蒙着绿色或黑色的面纱，男人留着长须，戴着平顶白圆帽。见到这个多民族的欢迎行列，战士们感到一种难以说出的兴奋。当部队走近时，欢迎的人群推出两头大牛和五头肥羊来，牛、羊的头上挂着鲜艳的彩绸，表达他们热烈欢迎亲人的心意。部队首长下马同他们握手道谢，藏族代表献上“哈达”，接着又递过一张红帖，上面写着“欢迎主张信教自由的人民解放军”字样，并且说明来意：“听说你们要来了，我们特地来欢迎。没有别的东西慰劳，送些牛羊务请你们收下。”

　　部队首长诚恳地谢绝了他们的礼物，并让宣传队就地为他们奏乐献歌。当唱到“恨马”一首歌的时候，全场的人都肃静倾听。

　　回族群众马福林说：“马步芳宣传说，解放军来了要灭教，烧清真寺，杀回民，报1936年河西走廊打过红军的仇……但是，你们的行动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你们经过的地方，都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爱民如子，尊重少数民数，所以我们一个人也没有跑，并且为解放军准备好了粮食和柴草。”

　　藏族老人齐藏科也向战士们诉说了他们的苦难生活。他说：“我们世世代代受着残酷的剥削，马家军队抢走了我们的金银财产，以为这黑暗的日子永远也熬不完，没想到把你们盼来了，总算有了出头的日子。”

　　部队首长安慰他说：“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全青海，消灭马步芳反动派，为同胞们报仇。”

　　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秋毫无犯，纪律严明，军行所至，解民倒悬，因而在解放青海的进程中，时时处处受到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欢迎。

　　循化清水村20多名男女群众奋战黄河激流，抢救一船渡河遇险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生命于千钧一发之际，被授予“英雄救英雄”的鲜艳锦旗；西宁民生汽车公司工人杨希贤等人驾驶13辆卡车到平安驿远道欢迎接运人民的子弟兵；有的职工自动组织起来击退散兵游勇的抢劫，维护工厂和设备的安全；有的组织临时机构，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仓库资财；牧区各族的部落头人、宗教首领和群众代表在解放初期来宁祝贺致敬的达586 人。

　　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行动，有力地推动了许多地区的迅速解放。

　　在人民解放军追歼青马残部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减少军力消耗及战斗给地方人民带来的损失，也凭借兵临城下的军事威胁，展开政治劝降。

　　经过兰州战役，青马残部逃回青海后，战不能战，逃无处逃。喘息未定，人民解放军已大兵压境。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要么放下武器，缴械投降；要么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第1 兵团王震司令员兼政委在率部解放甘肃临夏后，立即派出和平代表团（即劝降团）赴西宁开展工作，逃窜于上王庄的青马残部无奈于9 月6 日派出代表到西宁接洽投降。8 日，第1 军第2 师颜金生政委、杨琪良副政委指派该师保卫科科长李鸿恩等人前往上王庄，接受青马第82军B 晖长赵遂以下320 余人的投降；曾经疯狂一时的青马第100 、248 、357 师等部共交出机枪22挺、杂枪123 支。

　　其后，青马第190 师师长马振武、骑8 旅旅长马英等人在海晏三角城等地表示屈服归顺，该场景并被延安电影团摄影队罗矛拍入新闻纪录片《红旗席卷西风》之中。赵遂等17名将校于9 月16日发表文告，要求青马各部溃散官兵像他们一样“毅然缴械投降”。26日，韩起功在被部下抢光打伤以后，骑着牦牛从祁连到张掖向当地人民解放军乞降。10月25日，马元海亦从都兰到共和向当地人民政府缴械。

　　至此，青马残留的军政人员大部俯首称降。其后，虽有马英等青马反动军官的暴乱，但均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人民解放军共进行大小清剿战斗100 余次，毙伤、俘获、收降匪徒47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器材。

　　
21．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

　　宁夏古称银川。这里东西是山，黄河由兰州向北流入宁夏，从它的中部斜穿而过，两岸形成了一片广阔肥沃的冲积平原，即黄河流域著名的河套地区的西套。这一地区掌握了宁夏的命脉。宁夏首府银川，即处于这一地区的核心。银川的‘川’，指其核心地区黄河沿岸自西南向东北伸延的广阔平原：“银”，一说是指这一带土地碱性重，地面一片银白色；一说是指黄河沿岸地区（即河套地区），经秦、汉。魏、唐迄元、明、清历代修建了纵横交错、覆盖大片土地的引黄灌溉水网，致力开发农业，渠水田畴银色一片，富着流银的意思。

　　宁夏也有二马，即马鸿逵和马鸿宾。他们二人虽兄弟相称，但素有怨仇，关系一向紧张，可谓“一槽二马，相争不懈”。

　　马鸿逵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在宁夏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以军治政，以政治党；军是根本，政是工具，党是招牌。兵主要是宁夏人，经其亲自选训，军官由其亲自教导，培养提拔，高级军官都有亲戚乡里历史渊源，统治很严。

　　兰州战役青马主力被击溃之后，蒋介石便将最后希望寄托在马鸿逵身上，于8 月底电召马鸿逵去重庆，要他鼎力西北，牵制解放军，一是作西北的垂死挣扎，二是争取时间，使汉中的胡宗南部南下四川，部署据守西南大计。

　　为鼓励马鸿逵，蒋介石又从枯竭的国库中拿出数百万银元作为酬劳。马鸿逵对此重赏感激涕零，表示只要有一兵一卒，就要拼杀到底，“死守宁夏”。

　　马鸿宾与马鸿逵则不完全一样。抗战期间，他曾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军。解放战争初期，他的一个团长被解放军俘虏，彭总亲自接见，并写信由其带交马鸿宾。这个团长回到宁夏后，马鸿宾对其非但未加责难，反而奖了他一匹马。马鸿宾当时内受马鸿逢的刁难、限制和威胁，外受解放大军重大压力，心情十分矛盾，思想斗争激烈。他曾飞到绥远去见傅作义和邓宝珊，傅邓二人以自己亲身经历劝其弃暗投明，马鸿宾由此产生了率部起义的念头。

　　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是以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马敦静还是整个宁马的总指挥）；一是以马鸿宾之子马淳靖为军长的第81军。两支部队相比，马鸿逢的力量要强一些。但在兰州、西宁相继解放，青马主力被歼，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们都犹如惊弓之鸟。

　　兰州决战，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奠定了解放大西北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解放军完成解放整个大西北的任务中，再没有严重的战斗，基本上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当然，要“走”得好，“接管”得好，也还要费一些周折。

　　在解放宁夏过程中，第一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从始至终坚持做两种准备，用两种方法解决宁夏问题：一是充分准备以军事力量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敌人；二是在军事压力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宁夏。

　　用和平方式解放宁夏，可以避免战争的破坏和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时，对于陷人穷途末路的宁马来说，也是惟一的一条光明出路。根据宁夏二马的具体情况，第一野战军的基本方针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一打一拉分化二马，迅速解放宁夏。

　　马鸿逵在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大洋，匆匆返宁后，即制定了所谓“打光、烧光、放水”的对策，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随即在吴忠堡召开有各军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破坏青铜峡公路，并占领牛首山阵地，必要时执行马鸿逵的放水计划。同时，重新调整了各军建制，设置了三道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北进。第一道防线——以骑兵第20团守同心，第用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兵第1 旅守景泰；第二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81军主力守中卫；第三道防线——以第128 军守金积，第11军守灵武。

　　第19兵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针对宁马的防御部署，决心首先突破第一道防线，截击中宁之贺兰军，争取中卫马鸿宾部第81军起义。得手后，再集中力量歼灭金积、灵武、银川之敌。

　　9 月1 日，第19兵团下达作战命令，具体部署了第一步以截击中宁之敌为目的的进军作战计划。

　　此前，彭德怀在向即将进军宁夏的第19兵团指战员交代任务时，语意深长地给大家鼓劲说：“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开过两个多月了，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不仅我们看到了，全世界人民也看到了，毛主席说要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喊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这个话和月号也不是随便提的，意义重大！人民共和国就要正式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如今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劲，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你们看怎么样呀？”

　　彭总说出了第19兵团全体指战员的心里话。他们知道，这是彭总的希望，更是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希望！

　　9 月2 日，第19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

　　左路第63军第188 师，由兰州分三路沿黄河两岸向宁夏急进。15日，该师克景泰后，主力西渡黄河，经五佛寺，沿北岸向宁夏中卫县挺进。部队穿越地贫缺水、人烟稀少的sop 里沙漠地带，于17日攻占沙坡头、迎水桥等地，展开攻击之势，直逼逃缩于中卫县城的国民党第引军。

　　中路第63军（欠第188 师）和第65军，于9 月5 日由兰州、定西沿黄河右岸与第188 师夹河并进。16日晨，第63军第187 师第561 团九连不顾几天长途跋涉的疲劳，奇袭企图渡河北逃的枣林子之敌。激战一时许，守敌第s1军第294 师第881 团团长孙天才等千余人被迫放下武器投降。同时，第561 团三营与企图从高家滩渡口北逃之敌第幻军一个团激战半小时，该敌大部被迫投降。两次战斗，第561 团以少胜多，毙伤俘敌1800余人。

　　右路第64军和陕北三边独立1 、2 师，于9 月10日、11日分别由固原、海原、黑城等地出发，向宁夏中宁县进军。12日，第64军第190 师解放同心县；13日晨，为求得歼灭敌贺兰军于中宁，第64军主力由同心继续北进，第191 师（欠第571 团）则经土坡斜插中宁东侧之鸣沙洲，以切断敌逃向吴忠之后路。宁马贺兰军及第81军一部闻风北撤。第190 师于14日中午解放中宁县城。

　　至此，第19兵团三路大军近10万人控制了黄河南岸的中宁、中卫地区，第188 师则从北岸威逼敌第幼军驻地中卫。敌第81军和退守金灵。银川的马鸿逵父子所属之宁夏兵团，均陷入孤立无援之困境。

　　第19兵团三路大军在向宁夏挺进中，秋毫无犯，并严格贯彻执行一野前委和西北局制定的《团结回胞守则》、《对回民俘虏各项守则》，每个连队都建立了民族政策宣传组和民族纪律检查组，教育全体指战员时时处处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生活风俗习惯。对在任山河、枣林子、高家滩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宁夏部队官兵，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不杀、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对伤病员给予医治，凡愿回家者均发给三块银元路费。尤其是对回民俘虏，让他们另起炉灶，并可以礼拜念经。部队所到之处，有力地戳穿了宁马所谓共产党“杀回灭教”的反动宣传，因此深得民心。

　　一野大军兵临城下，驻中卫的第81军军心早已大乱。此时，马鸿宾父子虽有率部起义的意向，但又疑虑重重。

　　马鸿宾与解放军交战十余年。1935年夏，马鸿宾率第35师在宁夏固原和甘肃平凉地区围剿堵截北上抗日的红25军时，遭到惨败。次年春，马部第105 旅与西征红军激战于甘肃庆阳地区，全旅被歼，旅长冶成章等被宽大释放。抗战胜利后，马鸿宾父子追随蒋家王朝打内战。1947年4 月，马部向庆阳解放区进犯，又遭失败，其第问团被歼，该团团长马奠邦被俘后，受到解放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王震、习仲勋、张宗逊等首长的接见。彭总还让马奠邦捎带书信一封，诚恳规劝马鸿宾再勿追随蒋介石打内战。1948年马鸿宾率第35师再次向庆阳解放区进犯，又遭解放军有力打击。

　　因此，马鸿宾父子深知今与解放军10万大军对抗，只不过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况且，马鸿宾虽与马鸿逵是兄弟相称，但十余年的争权夺利，明争暗斗，马鸿宾总是斗不过身为宁夏省主席的马鸿逵。所以，马鸿宾也不愿把自己拴在其兄弟马鸿逵所谓“死守宁夏”的战车上。但是，他多年与红军和解放军交战的经历，使他还不完全相信共产党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所以，当马鸿宾闻讯在北平率部起义的傅作义将军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之嘱托，前往绥远帮助董其武旧部起义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先去绥远向博将军求教再决定今后行止的计划，而不想立即率部就地起义。

　　其实，争取马鸿宾起义是西北解放军的既定方针。争取马鸿宾的工作，早在1949年5 月西安解放后即着手进行。当时第19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甄华，物色了马鸿逵部驻西安办事处的少将交通处长孟宝山，向其交待了中共和解放军的政策，令其回到银川，以合法身份进行秘密争取马鸿宾的工作。

　　兰州解放后，第19兵团联络部又物色素有声望的甘肃伊斯兰教上层进步人士郭南浦先生等人抵达宁夏，传达第19兵团和平解决宁夏之诚意，规劝二马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行前，杨得志司令员等首长为郭老一行的工作方便和安全做了妥善安排：除令解放军各部予以保护外，还派兵团联络部林义生（化名徐飞）等四人着便衣陪同前往，随时掌握宁夏二马的态度。第19兵团联络部甄华部长根据兵团首长指示向郭南浦说：不论何时，只要他们表示和意，你们可一面用郭南浦的名义给兰州彭副总司令来电报，一面到前线和我们联系。

　　9 月初，郭南浦、马守礼、马季康等人经平凉、固原北上，先于解放大军到中宁县见马鸿宾及第s1军军长马淳靖。马鸿宾父子要求解放军停止前进，双方开始和谈。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时刻关注着宁夏二马的动向，尽一切努力争取宁夏问题的和平解决。

　　当第19兵团向宁夏进军的时候，毛泽东于9 月4 日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针对马鸿逢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虽未丧失，但实际执行仍有困难的情况，要求第一野战军对宁马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并指出：“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

　　19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宁夏马鸿宾到包头，说第81军军长系其子马淳靖，与马鸿逵部系属两事；无论何种方式，只要解放军不打，能使第用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他均乐于接受，请先停止作战，以便商谈。中央军委请彭、张即考虑处置办法电告。

　　同时，毛泽东为薄一波起草复傅作义电说：“我们可以将马鸿宾部与马鸿逵部分别看待，但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前线而不能在北平。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宁夏不能独异。无论马鸿宾或马敦静如欲解决问题，应速派代表至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找彭德怀司令员接洽，或到固原第19兵团司令部找杨得志司令员接洽。如马鸿宾能亲去兰州或固原一趟，则更好。彭德怀将军已知马鸿宾为人是和马鸿逵有区别的，他正想找马鸿宾接洽。如马能亲自去，或派代表去，必被欢迎，不会有任何危险。请傅宜生速为转知，以免误事。又西北前线对宁夏进军的时间已很迫近，宁夏代表应速去固原或兰州，不要再迁延了。”

　　20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张宗逊、阎按要、甘泅淇，要他们依靠自己力量，用打拉两种方法争取迅速解决宁夏问题。

　　2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你们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酌量保存马鸿宾部，照我军制度改编。”

　　毛泽东的指示，指明了解放宁夏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9 月13日，郭南浦从中宁南行至同心县马家河湾的沙滩处，遇见解放军北进之第64军军长曾思玉。郭向曾军长转达了马鸿宾要求解放军停止向宁夏进军的条件。

　　曾军长说：“上级的命令是要我们15日打到银川。为了宁夏人民兔遭战争损害和保存国家一份力量，我军进军已推迟了数天。郭先生是很明白的。宁马仅有两个前途，战与和，由他们选择。要和平解决，照北平的办法；要抵抗，就坚决彻底消灭！请郭先生立即转达马淳靖，战与和的决心最好快下。如希望和平解决，我们前进又有什么关系呢？如马家队伍不抵抗，解放军决不食言！”

　　此后，为给宁夏二马最后醒悟机会，力争和平解决其军队，第19兵团遂令第64军各部原地待命，停止前进，以利郭南浦、孟宝山一行顺利抵达银川向二马再次转达我军和平诚意。但是，当时掌握宁夏军政大权的马鸿逵之子、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却软禁郭南浦先生等人，悍然拒绝和谈，并妄图封锁和谈之消息；而马鸿宾父子则尚未最后下决心就地率部起义。

　　9 月16日下午4 时，在银川的郭南浦、孟宝山、马守礼。马季康与马鸿宾再次会面，向马传达了解放军的和谈诚意。马鸿宾说：“毛主席比蒋介石好，我们当然跟毛主席。马敦静虽是我的侄儿，但我们多年不来往。只有s1军马淳靖部我能负责。我给他去电话，让他在石空渡和你们见面，研究起义，其余另作商量。”

　　当晚，马敦静突然下令限郭先生等人在三小时内离开银川，被郭先生严词拒绝。马鸿宾闻讯后，立即派车让孟宝山。马守礼。马季康冒雨连夜离开银川。孟宝山等三人于17日拂晓抵达石空渡口，第81军军长马淳靖已经在此等候多时，立即派人送他们过河到南岸。到中宁后，马守礼、马季康向甄华部长报告了马鸿宾父子愿意接受我和谈条件的情况。

　　第19兵团首长据此决定，由第64军代表兵团同第81军谈判。

　　9 月17日，第64军第188 师派联络参谋栗荣祥去中卫县城同第用军副参谋长马淳德商洽和谈事宜。郭请求给些时间，以便做好起义准备工作。

　　9 月19日晨，马鸿宾自绥远飞返银川后，急电马淳靖速与解放军签定和平协定。当日中午，马淳靖首先在黄河北岸部署好警卫部队，乘羊皮筏子来到河中一个沙洲上，等候谈判。

　　第64军副政委傅崇碧带领作战处长唐皎、联络部长牛连壁等人，乘筏子前往沙洲与马淳靖会面。傅崇碧政委坦率地向马讲明我军和平解决宁夏的诚意，劝其停止抵抗，走光明之路，然后严肃地说：“你们既然愿意和谈，就请到岸上去谈。”

　　马淳靖没有推辞，便和傅政委一起到第“军军部所在地，开始正式谈判。首先，曾思玉军长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诚挚地向马解释了我党关于《国内和平协定》中的八项条款，便以此为根据提出了和平解决的具体条件，并宣布：我军保证马鸿宾一家生命财产的安全。马表示完全同意我军提出的和平解决条款。

　　当日下午7 时，曾思玉军长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马淳靖代表国民党第81军在原宁夏宫宁公司中宁办事处签订了《和平解决协定》。协定全文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和平解决协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存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和平解决八项原则，经双方代表数度协商做出如下协定：（一）国民党第八十一军遵照指定地点集结，听候按民主制度和原则整编军队，并由人民解放军派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工作。

　　（二）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保护一切武器、物咨和仓库，不得破坏和转移、隐藏、盗卖，应准备点交。

　　（三）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将莫家楼船只于二十日二十二时移交申家滩解放军，石空渡船只二十一日八时移交解放军。

　　（四）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立即停止中（卫）、银（川）公路之运输。

　　为保证以上四项条款迅速执行，特作以下具体规定：（一）第八十一军应立即将部队集结在中卫以东至李家营子、中卫以西至张家营子。城北王家营子以北地区给解放军驻防。

　　（二）第八十一军应立即让出人民解放军东进宁夏路线——经中卫镇乐堡以北通过。

　　在国民党第八十一军确实履行上项条件后，人民解放军保证该军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允许部队不放下武器，但第八十一军不得有任何损害人民利益和破坏交通的行为。

　　本协定九月十九日十九时签字后立即生效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全权代表曾思玉（签字）

　　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全权代表马淳靖（签字）

　　签字完毕，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曾思玉军长设宴招待了马淳靖一行。马淳靖军长一行于当晚返回中卫后，召集全体官兵宣读该协定全文，并认真贯彻执行了诸项条款，为瓦解企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宁夏兵团和迅速解放宁夏做出了贡献。

　　中宁解放以后，为了阻止解放大军直下银川，马敦静又将留在黄河以东的兵力进行了重新调整，将第128 军、贺兰军保1 师、骑20旅共11个步兵团、1 个骑兵团分布在四个防御区：第一防御区为青铜峡和牛首山等制高点；第二防御区为金积及其以南马家嘴子至郑家大庙地区；第三防御区为吴忠堡地区；第四防御区为灵武城，企图与解放军在金积、灵武。吴忠地区进行决战。

　　针对敌情变化，第19兵团决定首先消灭第128 军于金积。灵武地区。以第64军配属兵团机械化营和坦克战车队，并指挥第195 师、独立第1 、2 师共5 万余人为主攻部队。同时命令第63、65军从中宁等地北渡黄河，攻击贺兰军，配合金、灵地区作战。

　　第64军的部署为：第191 师首攻牛首山，尔后由西、南向金积进攻，力求迅速分割围歼；第192 师指挥兵团野炮营经滚泉由南和东南向金积进攻，协同第191 师攻歼金积守敌；独立第1 师及第571 团沿豫（旺）灵（武）公路攻击前进，迂回吴忠堡，协助主力歼灭金积之敌。第190 、195 师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

　　牛首山巍峨倚卧于黄河东岸，南北走向，与贺兰山隔水相对，是金、灵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中（宁）金（积）公路沿黄河盘山而过，通向金积。中间要经过著名的黄河天险青铜峡，两侧山头制高点已被敌人控制，大部队难以通过。

　　17日下午7 时，第191 师第573 团三营沿崎岖山路向牛首山进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战术，攻占了牛首山制高点小西天。18日，又占领另一制高点东寺，直逼青铜峡。

　　青铜峡地势险要，黄河急流奔泻于高山峡谷之间，两岸悬崖峭壁刀削斧劈。仰望则“万峰攒天天为缩”、俯视则“天落峡底光如烛”。据说天气晴朗时，峡谷在蓝天和河水的映衬下，发出青铜的颜色，因而得名。没想到如此天险阵地，被解放军的威势吓破了胆的守敌竟不堪一击，很快弃阵而逃。宁马的第一防御区被打破，金、灵的门户洞开，为解放军迅速夺取金灵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18日，第191 师占领青铜峡，并跟踪追击逃敌，打垮了金积以南西滩村顽抗之敌。

　　与此同时，第192 师在前进途中击退敌骑兵第38团的阻击，逼近金积县城外围，将敌第356 师围困在城内。

　　这时，敌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一下子被吓呆了，一会儿提出高级军官飞往重庆，部队解散，武器沉入黄河，待机再起；一会儿又决定先把军官家属送走，部队留下打完了算；后又建议把部队从后山阿拉善旗拉到甘肃河西，和那里的中央军一同防守，六神无主，惊惶失措，朝今夕改。最后终于把宁夏的烂摊子甩下不管，不辞而别，自己坐飞机逃往重庆去了。

　　尚未受到解放军沉重打击的马匪军，困兽犹斗，仍在组织顽抗。马鸿逵的得力干将，河东国民兵司令马得贵，为了阻止解放军的前进，秉承其主子的命令，掘渠放水。他先令其部下焚烧汉渠内民房，把老百姓全部赶到渠北。然后，又命令金积县水利局长金占鳌将汉渠水位提高。他亲自指挥国民兵和沿渠防守的马部第128 军第356 师。将汉渠决开三四丈至十几丈深的口子30余处，并将渠上的桥梁全部拆除。顿时，金积县西南20余里的地区黄水泛滥成灾，村庄、田禾、公路全遭淹没。

　　马家军的罪恶行径，激起了解放军的更大愤慨，为了拯救灾难中的河东父老百姓，部队趟着没膝的黄水和泥泞道路，继续向前挺进。

　　从9 月19日开始，解放军尾随逃敌穷追猛打，攻寨夺堡，拔掉敌人盘踞顽抗的很多堡垒和阵地。在进至距敌第356 师和保1 师指挥部所在地金积县城七八公里处时，发现敌人利用星罗棋布的大小堡寨、纵横交错的河渠同及泥泞的稻田，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为减少正面攻击的过大伤亡，解放军采取了小分队乘夜插入敌纵深，从里往外打的“掏心”战术，摧毁其核心指挥部，打乱其堡寨式防御体系。结果，只打破打降了其核心据点杨家湾堡的一部敌军，就形成中心开花之势，周围几个小堡寨的敌人失去依靠，纷纷不战而逃。至此，金积周围的众多营、寨、堡据点已基本攻占，解放军兵临金积城下，形成包围之势，架起火炮准备攻城。

　　此时，守敌第128 军第356 师和保1 师师长已借故溜走，交由两个副师长指挥战斗。两个副师长和各位团长及士兵都已焦头烂额、精疲力竭，不愿作替死鬼再打了。当时来到金积前线视察的副军长何晓霆也不愿再打了。于是由何晓霆及两个副师长和几个团长共同署名致信围城部队，提出起义。解放军依“城下之盟”的性质，不予起义之称，定为投诚。金积不战而下。解放军打破了敌第二防御区。

　　越过金积，解放军主力沿金（积）吴（忠堡）公路向吴忠堡挺进；另一部沿豫（旺）灵（武）公路向吴忠堡侧后迂回前进。顽敌在通往吴忠堡的两条道路上掘堤放水，破坏公路、烧毁桥梁，阻击解放军。我军在沿路群众的支援下，架桥强攻，扫荡前进，—一击溃守敌。敌人有的被歼，有的溃逃，有的投降。仅仅一天多，各路解放军协同动作，一举攻占吴忠堡，打破敌人第三防御区。守敌保3 师除一部逃跑外，大部被歼。有“小天津”之称的宁夏商业中心、宁夏第二大城镇吴忠堡解放了。

　　解放军攻占吴忠堡后，残敌纷纷向灵武县城逃窜。灵武是敌部署的第四防御区，也是最后一道防御区，驻军为第128 军军部和马军所谓主力之主力的第256 师，加上各处溃逃聚集的残兵败将，整个兵力不算弱。可军长卢忠良和第256 师师长马福六等高级军官只顾自己性命，早已逃往河西，把部队撇在河东不管了。守敌群龙无首，士无斗志，各行其是，一片慌乱。

　　解放军估计不会有多大战斗，敌即可能弃城而走，从黄河仁存渡口逃往河西，于是乘胜加速向灵武追击前进，力争控制仁存渡口，包围歼灭守敌。

　　在进军路上，到处是敌军的散兵游勇和扔下的步枪、机枪。冲锋枪；有的士兵就带着枪支跪在路旁投降。解放军已无暇顾及接收这些俘虏和收捡枪支，只顾争分夺秒前进。奉命抢占仁存渡口的指战员出敌不意，连夜直插渡口，仅半个小时的勇猛冲杀就把渡口守军一个营和逃来的散兵歼灭和俘虏了。

　　攻城的部队一举攻占城关，守敌蜂拥奔出北门向仁存渡口逃窜，没想到被提前绕到灵武北面。正严阵以待的部队打得鬼哭狼嚎，乱成一团，一部分乖乖缴枪投降，大部分掉头跑回城内。

　　被四面包围的守敌成了瓮中之鳖，只好派人打着白旗出城乞降。

　　据说，这位乞降的军官代表在我军阵前说明请解放军代表入城指示投降事宜，要见我军首长时，我军一个班长威风凛凛地说：“我就是解放军的全权代表，我随你去！”就是在这位班长的指令下，灵武守敌乖乖地把汽车、大炮、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整整齐齐摆在一个大操场上，官兵按照指定地点集中，向我军缴械投降。由此可见敌残兵败将的惶恐狼狈之状。

　　历时三天四夜的金、灵之战胜利结束，马家军在河东的部队被全部歼灭，我军战果辉煌：共计歼灭敌第128 军军部、第256 师、保1 师、保3 师、骑兵20旅。除毙伤外，共俘敌7337人，缴获各种炮120 余门，各种枪7000多支（挺），各种弹药110 万发，汽车23辆，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早在兰州战役之前，毛泽东就在1949年8 月6 日，就关于用战斗方式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敌军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指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并具体指出：给马鸿逵部以歼灭性的打击，迫使残部退人后套，然后用政治方式解决。

　　情况全如毛泽东所料，当我军突破宁马最后一道防线、金灵之战即将胜利、首府银川完全暴露于解放军攻击之下时，马鸿逵、马敦静父子先后乘飞机逃离银川，群龙无首。解放军大军压境，宁马高级将领完全丧失了再战的决心。

　　9 月20日，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128 军军长卢忠良。第11军军长马光宗及省保安司令部所属保安师长等高级军官，共同发出停战求和的通电。由马全良领衔，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发出以下通电：“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纲纪不振，民主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70万军民遭受涂炭，爱于本月20日停战，服从毛主席领导，实行民主，使人民登于席，国基安如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彭德怀副总司令当即于21日晚发出“十万火急”复电云：贺兰军马军长，128 军卢军长，11军马军长：电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望督率贵部，即这见诸实行，此间即电告杨得志司令员知照。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员接洽，特复。

　　彭德怀马西9 月22日，领衔通电起义的贺兰军军长马全良，派他的少将参谋长郑毅民东渡黄河到中宁第19兵团司令部进行联系。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以五项和平条件提交宁夏当局，规定必须于24日中午12时，派出正式代表来中宁签字，以和平方式解决宁夏问题，否则即以武力坚决歼灭之；并严正声明：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银川，一定要解放宁夏，这一任务是不能变更的。

　　9 月23日，渡河战斗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63军主力也做好了在中宁石空堡渡河北取银川的准备，人民解放军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在这种局势下，9 月22日上午，住在银川的马鸿宾，以马家“家长”的身份，把宁夏军政高级官员召集到他的公馆“五亩宅”开会，经他提议，决定以第128 军中将军长卢忠良。宁夏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马光天、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兼代民政厅厅长马廷秀三人为代表，以卢忠良为全权代表。

　　卢忠良三人于9 月23日急急忙忙赶到中宁，同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葛晏春、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进行会晤。

　　杨司令员对他们说：“解放军从兰州出发前，82岁的郭南浦老先生前来为和平解放宁夏奔走，但你们不理，反而派人监视。听说你们有人想在打败以后，把队伍拉到沙漠里打游击。告诉你们，那不是好干的。人民解放军是打游击出身，如果真有人想在沙漠里和我们打游击，那是非被歼灭不可！掘堤放水更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现在宁夏部队已走投无路，你们注定要失败的！”

　　听了杨得志司令员的话，宁夏当局的代表们羞愧难当，卢忠良连连恳求说：“无论如何，请司令长官多多给我们宽大！

　　李政委笑着安慰他们：“你们放心，解放军是最守信用的，如今你们既然放下武器归降人民，我们仍本宽大政策，既往不咎，愿意接受你们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要求。”

　　在谈判中，人民解放军代表首先提出五项协议草案，请宁夏当局代表们商讨。

　　这五项协议的内容是：（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管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准杀害，应全数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准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卢忠良等人看了五项协议草案后，喜出望外，感激万分，他们没想到解放军如此宽宏大量，给他们这么高的待遇，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坚决遵守以上协议的内容。

　　9 月23日下午2 时，解放军方面代表杨得志、李志民，宁夏方面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双方先后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协议书上正式签字。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喜庆场面被摄人电影摄影机镜头，出现在后来《红旗漫卷西风》的影片中。

　　可是，中宁签字还不到两小时，就接到各方报告：驻大坝、小坝的贺兰军和驻银川的11军已经失去控制，自行溃散，游兵散勇四处抢劫，乱打枪炮，闹得不可收拾。

　　原来，自从宁夏军队通电起义以后，得到了广大官兵的支持和拥护。但也有少数反动顽固分子，不甘心马家王朝的覆灭，四处活动，惑乱人心，企图从中破坏宁夏问题的和平解决。他们利用绝大多数官兵是本地人，最怕离乡背井的特点，到处造谣说：“宁夏军队起义后，要全部被解放军收编，然后开拔去打四川。”

　　又说：“共产党一贯先甜后苦，以后还要追究军官们的罪责，凡是带‘马’姓的回族军官，一律按马匪处置。”

　　一时间，马军内部谣言四起，人人自危。军心浮动。士兵们先是三个五个地逃，后来成排整连地跑，最后终于全军溃散。驻大、小坝的贺兰军溃散以后，士兵们像脱了礓绳的野马，跑得到处都是。副军长王伯祥看到已实在无法控制，只好随散兵一起跑回了银川城。

　　此时银川城内枪声不绝，人喊犬吠，更是一片混乱。在混乱之中，一些散兵趁火打劫。

　　在银川城内滋事惑众，活动最猖狂的是马鸿逵的三个特务营和传令队。他们思想反动顽固，武器装备精良，多数成员是马鸿逵从老家甘肃河州招来的亲信，是一支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忠于马鸿逵的反革命别动队。三个特务营和传令队的反动军官们，坚决反对宁夏军队通电起义。主张与共产党顽抗到底。他们对带头通电起义的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等高级将领，极端仇视，于9 月21日夜里开会密谋，决定杀掉马全良等人，把部队拉到河州继续和解放军作战。幸好特务营一个副营长，因内部矛盾等原因，立即将消息透露给马全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马全良和王伯祥才决定夜奔吴忠堡，把情况赶紧向解放军报告，请求尽快派部队开进银川城，平定骚乱，解除危机，拯救城内百姓，保护国家财产。

　　此时，迫于银川城内社会治安越来越糟，马鸿宾不得不给彭总发出急电：“宁夏部队已形成崩溃现象，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情事，请即令杨司令员速派兵进驻宁夏，以安定人心。”

　　经彭总和杨司令员的批准，第64军决定先派一个师于23日开进银川，承担维持治安，安抚民众，接管地方军队的任务。

　　对日晚，解放军第191 师第572 团连夜冒雨进驻银川，迅速控制了马鸿逵公馆和钟鼓楼等电讯、交通要害之处。

　　9 月24日清晨，雨后初晴，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金灿灿的阳光映红了巍然屹立的城墙、高耸挺拔的西塔和金碧辉煌的玉皇阁，照亮了银川古城的每一个角落。从钟鼓楼发出的一声声洪亮的钟声，像是向人民宣告：银川解放了！

　　一群群工人。学生、市民涌上街头，眼含激动的热泪，高喊着：“天亮了！解放了！宁夏人民见晴天了！”

　　接着，地处宁夏边陲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政府相继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广州反动政府，接受共产党领导，并先后派代表到银川向解放军报告起义经过，要求人民解放军开进蒙旗，安抚地方，稳定人心。

　　1949年9 月26日，第19兵团在银川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各族人民张灯结彩，夹道欢呼。美丽的塞上古城，万人空巷，盛况空前。马鸿宾亲率旧省政府官员、银川及附近乡县回汉民族各界民众代表及中、小学生出城热烈欢迎。

　　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根据我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的“约法八章”，发布有关接管政策的九条规定，明确了对蒋马军政机构及人员和各族人民群众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疑惑，澄清了社会上的谣传，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不少溃散的官兵纷纷携带枪械及军用物资，到解放军各地驻军投诚报到。

　　宁夏战役从9 月2 日开始到23日结束，历时22天。由于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对马鸿宾与马鸿逵部区别对待的方针，进展顺利。共计歼敌4 万余人，其中，毙伤、俘虏敌人2 万余人，起义和投诚2 万余人。解放军仅伤亡7000人。

　　至9 月底，宁夏全境16个县、市、旗全部解放，蒋家王朝及马氏家族对宁夏几十年的封建统治终于结束。

　　
22．进军河西走廊，翻越风雪祁连山。不破楼兰终不还

　　在进军青海的同时，一野还进行了打通甘肃河西走廊的战役，对甘肃永登以西、安西以东武威、张掖、酒泉地区的国民党军进行了长距离的追击作战。

　　当时，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第91、120 军正向河西走廊撤退，加上河西原有第8 补给区和河西警备总部等单位，仍有4 万余人。第91、120 军撤至古浪后，先在乌鞘岭布防，幻想一野主力南下入川，无力顾及河西，可再喘息一段时间。当获悉一野将立即西进时，遂于9 月1 日在古浪以北之双塔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步兵乘车，骑兵掩护，继续向西撤退，企图利用解放军步兵难以追上汽车的困难，退至玉门地区。

　　为防止敌人退至新疆带来后患，一野于8 月31日发布进军河西的作战命令：第1 兵团第2 军自青海西宁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向张掖进击；第2 兵团沿兰新公路及其右侧西进，第6 军为右路，绕乌鞘岭、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大靖西进；第3.4 军附野战军炮兵团、战车营为左路，直取武威、酒泉。

　　9 月4 日，第2 兵团全线出动。由于逃敌军心涣散，指挥混乱，不击自溃，第2 兵团各部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猛疾进，所到之处敌人纷纷投诚或逃窜。

　　第3 军由享堂、河桥驿向永登及以西前进，先头部队第9 师解放永登后，跨越乌鞘岭，解放安远驿。

　　第4 军由安宁堡、沙井驿沿兰新公路向永登方向前进，敌骑兵第8 旅第25团残部投诚。

　　第6 军由哈家咀、小涝池向松山、大靖前进。进至古浪以东松山时，敌第120 军第191 师骑兵团800 余人在团长带领下投诚。

　　12日，第2 兵团作出攻占古浪、进军武威的作战部署。在解放军尚未发起攻击时，敌先行逃走，第3 、6 军顺利进占古浪、大靖等地，至15日即进至武威以南及以东地区。次日下午，第3 军先头部队攻克武威，驻武威附近敌第g1军骑兵团、第246 师骑兵团和甘肃保安第3 、4 团、武威自卫团、自卫队共7500余人投诚。

　　18日，第2 兵团全部集结武威，并以装甲营和乘车步兵营组成的快速部队向张掖前进。

　　在此期间，第4 军先头部队经17天700 公里的行军，抵达山丹，敌联勤第8 补给区监护营及第173 师溃兵600 余人，携马300 余匹，于山丹东乐镇投诚。

　　22日，第4 军第10师解放民勤。

　　与此同时，第1 兵团部率第2 军于9 月10日由西宁北进。第5 师为前卫，第6 师为后卫，第4 师为本队。12日，第5 师攻占大通、门源，然后顶风雪、冒严寒，连续行军。14日进入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区。

　　祁连山海拔4300多米，绵延千里，崇山峻岭，高峰人云，高处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人烟稀少，鸟兽亦视为畏途。唐代诗人王昌龄有诗状祁连山及河西走廊史地云：“青海长云暗雪山（祁连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行军之难可想而知。但为迅速打通河西走廊通道，占领酒泉，却必须走此险途。

　　由于进军急速，准备不足，缺乏防寒设备，许多指战员还穿着单衣，奇苦难言。

　　14日一早，部队从黑石头出发，走了20多里路就开始下起雨来，路上泥水搅合，不时有人跌跤，一个个淋得活像落汤鸡。各班的宣传鼓动员喊起口号：“踏着红军的足迹前进，翻过祁连山，消灭马匪，解放大西北！”……歌声、口号声在高原上空回荡着，部队的行军速度加快了。

　　雨越下越大，简直像河水开了闸，大路成了河渠，行军的速度又缓了下来。一会儿，暴雨又变成了冰雹。旋风夹着指头大的雹子，打得人生疼，战士们用毛巾缠着头脸，仍然坚强地爬着盘旋的上坡山路。到了大梁，气温骤然下降，鹅毛大雪把祁连山整个包裹了起来，刚刚淋湿的衣服顿时冻得硬梆梆的好像油布，顶着风雪往前爬，沉甸甸、冷冰冰的，透心地难受。腿重得像灌了铅，迈一步要吃力地吸一口气，总觉得空气不够吸，越往上走越觉得气短，体弱的战士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有的就用手巾捂着嘴巴，但不大一会儿嘴上的毛巾便冻成冰块，队伍拉得更长了，开始有人掉队了。

　　“向前走呢，还是休息？”雪越下越大，风势越来越猛，呼吸越来越困难，胸膛好像要炸裂一样。有人干脆走不动就坐下了。可也不能等着冻死呀，部队只有向胜利前进的传统，没有等着死的习惯，指挥员下令坚决地向前走。

　　夜晚的高原一片苍茫，雪不停地下着，狂风卷着雪花，像脱了缰的野马尽情地奔驰着，冻硬的衣服被风刮得瑟瑟作响，刮得战士站不稳脚跟。队伍在茫茫的雪原上前进，像一条雄伟的巨龙，路旁掉队的战士仍然一拐一拐地昂着头走着。长征过雪山的情景和对胜利的憧憬激励着指战员。

　　部队继续坚强地走着。在离俄博40多里路时，寒冷的雪花密密地撒到人们身上。这里已是海拔5000多米了，不少人觉得头晕，显然是空气更稀薄了。寒风像钢针一样，刺痛着人们的肌肤，冻得难以支持，牙齿碰得咯咯作响，浑身直打哆嗦，最讨厌的还是路上老遇上小河沟，河水冰冻刺骨，只好连鞋带袜趟过去。由于连续急行军，加上水浸、风吹和冰冻，脚肿起来了，有的已经开始溃烂，再加上饥饿，许多同志都走不动了。想吃点干粮取暖，但干粮冻得像冰块一样，硬梆梆的啃不动，只好憋住气喝口烧酒，不过这也只能暖一小会儿，过后更冷。许多战士还是掉队了，行军队列里有人走着走着，猛地就栽倒了，闭起双眼躺下了。他们为了解放大西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大家含着眼泪，用白雪埋葬了战友们的尸体，昂着头，挽着臂，又继续前进了。

　　部队经过28小时强行军，走了220 里，于16日通过祁连山山梁，到达俄博。

　　到达俄博后，彭德怀号召全军学习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

　　接着，第1 兵团部和第2 军又以20多小时的连续行军，于17日歼灭国民党军第15旅旅部及第32团，攻占民乐县城。

　　18日，第二兵团先头部队第5 师进至张掖三堡，击溃企图增援民乐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警卫团，又于六坝歼灭国民党军第245 师第735 团全部。

　　19日，对张掖实行包围攻击。经19分钟战斗，即歼灭守敌第245 师第733 、734团。

　　22日，第2 军第4 师解放临泽县城。

　　张掖解放后，各部队星夜西进，迫使逃窜张掖以西之敌第173 师骑兵团及第246师第736 团先后放下武器。

　　9 月21日，第1 、2 兵团部队会师张掖，然后挥戈西进。

　　逃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国民党军队大多为机关、后勤单位，战斗部队仅有五个师，除第231 师组织完整、人员充实外，其余四个师都已零零落落，仅有500 至千余人，人数较多的第246 师也只有2300人，士气极为低落。再加上几个独立团和地方部队，根本无法支撑局面。地理条件上，没有可以利用的关隘和可以固守的坚固城池；后勤保障上，已面临枯竭，官兵三个月无晌，国民党广州政府空运的100 万银元滞留汉中，兵员和物资得不到补充；在其内部已分崩离析，、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日益尖锐，不可能再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的抵抗。因此，当解放军第1 、2 兵团先头部队兵临高台、酒泉时，河西国民党部队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顽固派首领刘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黄祖勋（第91军军长）、胡兢先（骑兵学校校长）等，先后出逃，主和派将领掌握军权，酝酿投诚起义。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一野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是大军急速西进，一面是通过多方关系，宣传我党的政策，做政治争取工作。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兼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第8 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从迪化赶到酒泉处置。9 月22日，曾震五与第1 兵团第2 军第5 师领导徐国贤、李桂、何家产会见，要求暂停攻击高台，并于当天赶往张掖求见第1 兵团司令员王震，表明和平解决河西的愿望。

　　当晚，王震派第2 军第5 师副参谋长刘振世到高台国民党军第246 师防地，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246 师师长沈芝生会谈，传达王震的意见：驻高台、酒泉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原地待命，听候改编，并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

　　彭铭鼎当即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命令第1 线部队撤回酒泉，原地待命。

　　由于和平解决河西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解放军前线部队即停止进攻。

　　9 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8 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等，在酒泉率部共约3 万人起义，由陶峙岳领衔发出通电，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25日，第二军第5 师乘车进入酒泉；由第3 军军长黄新廷率领的快速部队到达老群庙，接管了玉门油矿；接着，第5 师占安西、敦煌。此时，额济纳旗防守司令也宣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至此，河西走廊全部解放。

　　河西战役自9 月2 日开始，到28日结束，历时近一个月，共歼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司令部、第g1军、第120 军、第8 补给区等，共4 万余人，解放县城16座。战役的胜利，不仅使河西广大地区得到了解放，更为重要的是，为我军进军新疆打开了必经之通道，为和平解放新疆奠定了基础。

　　
23．和平的前奏——新疆军政上层人士酝酿和平。千钧一发，陶峙岳“单刀赴会”。关键时刻，邓力群秘密飞抵迫化。西出阳关，彭德怀挥师进疆

　　和平解放新疆，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役。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幅员广大，面积160 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为我国第一大省；人口430 万；物产矿产资源丰富；与外蒙古、前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边界线约占全国陆地边界线总长的四分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疆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等13个民族杂居。

　　当时国民党各派系在新疆的驻军共有10万多人，其中一部分是反动和坚决反共的。由于地广人稀，山岭纵横，沙漠横亘，风沙肆虐，水源不足，交通不便等等，条件十分恶劣。从兰州到迪化，到南疆的喀什，戈壁几千里，黄沙漫漫，困难重重，很不利于行军作战，用武力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全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除少数边缘地区如西南、南部沿海等地区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均已迅速解放，并出现了北平、绥远、湖南、宁夏等不同的和平解决方式，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投诚起义，影响所及，用和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已是大势所趋。

　　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根据对新疆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及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为使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早在1949年4 月28日，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要彭回中央商谈关于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的问题，指出：“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5 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治中经绥远向新疆转发电报，劝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尔汉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西北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等人，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稳定，根据形势发展共商对策，准备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屈武也受周恩来委托由北平返回迪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介绍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情况，沟通与张治中的联络，暗喻走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道路，等等，进行了一系列和平解放新疆的政治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

　　新疆内部，酝酿和平解决的萌芽在1949年初就已开始。

　　一方面，是从4 月间开始的军政上层人士主和派的活动，包括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办公厅、省政府及所属厅、处、市、县主要人员，以及新疆警备司令部和所属部门的主要人员。他们在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前，关心谈论的是全国和平问题。和谈破裂，张治中被国民党开除后，全面和平幻想破灭，即转人新疆局部和平解放问题。

　　另一方面，是各民族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些秘密地下组织，如：“新疆民主同盟”、“民主青年团”，新疆学院副院长涂治为首的“战斗社”、“先锋社”，以及在蒙族、哈萨克旅游牧民中的秘密组织等。他们组织学习讨论，办报刊、散传单，宣传中共和解放军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得到了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的默许甚至暗中支持，同时，他们也给包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并给包以支持。

　　两种和平势力的活动日益加强。在这些日子里，这些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着和平解决新疆的问题。

　　1949年8 、9 月间，继兰州、宁、青解放之后，新疆国民党当局外有人民解放军重兵压境、内有“三区革命”势力及全疆爱好和平人民的牵制，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如继续与人民为敌，与和平进步力量相抗衡，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惟有和平起义，弃暗投明，才是推一出路，才能使新疆人民免于战祸，使国民党10万驻军免作无谓牺牲——陶峙岳。包尔汉、屈武等有识之士终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新疆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中的主和派，主要有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政工处长梁容清，以及新疆供应局长郝家骏、第8 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新疆省主席包尔汉、迪化市长屈武、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新疆日报社社长谈维煦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信服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多年担任西北军政长官并曾兼任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的。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陶峙岳。

　　陶峙岳，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个爱国并具有进步思想、能征善战、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军人。但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贯遭到歧视和排斥打击，蒋需要他时便任意驱使其率部履险攻艰，打头阵当替死鬼，奔命于豫、鄂、淞、桂、粤各省，不需要时便撇在一边。他对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主张和创建国民党的初衷，叛变革命，反共打内战的行为早有异议；对蒋介石排斥异己更是身受痛感，愤懑不平。特别是在蒋介石嫡系大红人胡宗南的管辖之下，屡遭排斥和打击。

　　早在1935年，陶任第8 师师长，随其前任师长、调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调驻甘肃秦安时，即与他以后的克星胡宗南相识。这时，胡宗南驻防天水，两人免不了经常见面。初与胡见面，陶就看不惯他那轻浮傲慢的态度，便虚与委蛇。不想，这竟被胡视为对其不恭而怀恨在心，以后便屡次排斥和钳制陶，以泄心头之恨，演出了三夺陶之兵权的丑剧。

　　1938年9 月的一天，胡宗南突然将陶峙岳找去。

　　“陶兄，我欲以你与第1 军军长李铁军对调，你看如何？”胡以战区长官的身份，名似征求意见，实则是下命令。

　　“这不是明摆着要吃我的第8 师吗？”陶峙岳心中明白，这样对调，名义上虽无差异，实质上陶峙岳被架空了，第8 师被胡夺走了，而第1 军还是胡的。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尽管陶对他这一招感到十分气愤，但还是从大局出发，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调动。

　　由于陶峙岳的苦心经营，加之他为人处事向来与人为善，很快便赢得了第1 军上下的拥戴，在部队树立了良好的威信。

　　不想，这又招来了胡宗南的疑忌：“这样下去，第1 军还不被他陶峙岳给吞了？”

　　他眼珠一转，又心生一招：派丁德隆接任第1 军军长，调陶充当他的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

　　明升暗降，陶峙岳的兵权再度被夺，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副总司令”。

　　感伤之余，陶赋出《太华归来》一诗，借以寄意：“偷得闲时出帝城，攀登无处不心惊。投书泪洒苍龙岭，拒召名传落雁峰。瓦釜雷鸣谁独醒，金巨蟹碎赖群英。身经百地千重险，敢说长安路不平！”

　　1942年8 月，胡宗南扩军为三个集团军。他再发“善心”，任命陶峙岳为第37集团军总司令，却派了个亲信任参谋长，以监视陶。1943年秋，胡宗南又无端解除了陶的现职，以丁德隆继任，而将陶调往河西之酒泉任警备司令，这又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儿。

　　对于胡宗南的屡夺兵权，数次玩弄他的卑劣行径，陶峙岳深感其欺人太甚，内心极为愤懑。但又有什么法子呢？他只盼有那么一天，能找到一个知己可以倾述自己的苦闷，能够帮助解脱目前的困境。这时，张治中找到了他。

　　1945年冬，张治中临危受命，赴新疆解决三区起义问题。往返经过酒泉，在陶峙岳部食宿。两人促膝长谈，主要就新疆的时局及解决新疆问题的方法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并就以“和平、统一、民主、团结”为原则，解决新疆问题达成了共识。

　　两人既然相识并相知，所以张治中受命再赴新疆时，邀陶人疆，担任新疆警备司令，后又担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警备司令，代理张治中主持日常工作，奠定了在新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主和派的活动是1949年4 月间先在个人交往中开始的。首先是跟随张治中多年的西北长官公署办公厅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参加和平谈判的新疆迪化市市长屈武等，积极进行和平宣传活动，一些上层人士开始个人间的接触商谈。国共和谈失败，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张治中被开除出国民党以后，这些个人的交往日益频繁深入，逐渐发展汇合成两个酝酿起义的主力摊子。

　　一个是以刘孟纯、包尔汉、屈武、刘泽荣、谈维煦等政府人士为主进行联络活动的摊子。其主要联络范围包括长官公署、迪化办公厅、省政府及其所属厅、处与市县政府、国民党中央驻新疆机关、民族上层人士，并直接控制报纸言论。

　　另一个是以梁客淆、陶晋初及总部几个处长等军界人士为主进行联络的摊子。其联络范围主要包括驻新各军、师、团和供应局、汽车团等单位。

　　这两个摊子，当时都不是有形的组织，而是一种个人之间的沟通思想主张、交换动态情况的联系。所谓联系范围，也不是有组织的活动，而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友谊范围之内，以个人交往的方式再去联系另一些人。

　　新疆和平起义的关键取决于驻新部队的态度，而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的意向人们还不甚了解。因此，在议论起义问题时都心中没底。

　　其实，早在陶峙岳二赴新疆时，已同张治中就和平解决新疆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赴新后，他即本此思想有计划地开展了工作，他除与兰州曾震五、彭铭鼎密切联系，内外呼应外，与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均有默契，只是事前未敢多做联络。怕事先透露消息，“打草惊蛇”，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破坏和平起义的计划。所以，尽管主和派暗中从事了大量的和平策划工作，陶峙岳均未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一直保持缄默。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了，才将自己的想法及和平起义的计划通过陶晋初透露给一些上层人士，使大家心中有了底，更加积极经常地加紧联络活动。

　　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为首的政界人士也在积极活动。1949年1 月，在张治中的扶持下，包尔汉就任新疆省主席。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进步思想的维吾尔族人。目睹了英。美、日等国帝国主义分子分裂新疆、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活动，他立志要为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同时，在张治中的影响和帮助下，他从上任开始就在新疆和平与反和平、主和与主战的斗争中站在主和的一边。

　　早在1949年2 月初，时仍任西北军政长官的张治中在兰州召集甘、青、新三省首脑开会时，就曾单独约见包尔汉，两人推心置腹详谈新疆问题，对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取得共识。包尔汉返回新疆后就开始进行和平活动。他一方面逐步加深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上层人物的联系，沟通思想，协调行动，同时在他兼任司令的新疆保安部队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安排工作，掌握控制这支武装力量。另一方面，还联系支持各方面及各种主张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社会组织的和平活动，扩大和平行动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反对和平的主战派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最大最顽固的反和平的反动势力就是国民党新疆驻军。这批驻军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受到打击，不知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厉害，而且军官很多是顽固的反共分子。按其编制，属于新疆警备司令部序列的计有整编第42师所辖第128 、65、骑8 、骑9 共计四个整编旅，整编第78师所辖第178 、179 、227 计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第1 师所辖第6 、7 两个整编旅。此外，还有驻在新疆的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资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等，总共将近10万人。

　　这些部队基本分属两个反动系统。一是青海马家系统，一是国民党的胡宗南系统。这些部队的人事权、指挥权都为胡。马所遥控，警备总部与他们的关系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隶属关系。陶峙岳只能靠同官佐间的一些个人感情去掌握部队。这种薄弱的关系，无事时还能维持一种礼节性的接触，有事时则会失去控制而各为其主，各行其是。

　　这些部队的军官当中，除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同陶峙岳相处较好，感情较深，思想进步，尚可依赖之外，其余的如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及其所属第179 旅旅长罗恕人、骑兵第1 师师长马呈祥等一批将领，则个个为骄兵悍将，思想顽固者居多，稍有见识、能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者甚少。

　　整编第1 师驻在迪化市老满城地区，这支部队的官兵不但封建，而且相当顽固，战斗力较强，反共也是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是新疆和平解放的最大障碍。

　　此外，还有当时的迪化市警察局长、国民党特务头子刘汉东，也与叶、马、罗勾结甚牢。

　　这些人虽分属不同体系，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坚决反共。他们形成了以马、罗（刘）为核心，叶追随其左右的反对新疆和平解放的势力集团。在决定新疆命运和前途的紧急关头，这些一贯反动、誓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分子纷纷蠢动起来，欲作垂死挣扎，阻止新疆的和平解放。

　　这部分人中，马呈祥、罗恕人是最为坚决的分子，而又以罗恕人为主谋，他在其间充作军师的作用，为马呈祥、叶成出谋划策。至于叶成，虽其反共立场同马、罗是一致的，但他是陈诚的亲戚，又是从侍从室外调的，属于出身比马、罗高贵，所以平时在行动上似乎是一个独立派。尽管他是个师长，却又似乎是马、罗等人的追随者。

　　这些人手中握有兵权，是和平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他们一旦决裂，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因此，陶峙岳一直是小心谨慎，对自己的和平愿望不敢有丝毫泄露，而总是以超然的态度，从许多利害方面去说服他们，保证他们不致轻举妄动。

　　在新疆，叶成、马呈祥和罗恕人是主战派的“马首”。如前所述，叶成是受蒋。胡遥控的，而马呈祥则为马步芳尽忠。他们在新疆公然挂出反对和平的旗帜，同陶峙岳的和平主张公开抗拒。

　　按照叶、马的意图，是要逼陶峙岳表明迎战决心，并在星星峡一线挫败共产党军队的锐气，之后退守南疆，既有回旋余地，又有印度这条退路，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而动。与此同时，他们在新疆境内还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和平起义的活动。

　　1949年6 月间，在新疆军校一次校庆纪念活动上，罗恕人等阴谋唆使所部一个团长上台，破口大骂主和派的刘孟纯是共产党的说客，表现十分猖狂。在一些场合，部分军官还示威说：解放军吃胡宗南一个团容易，要吃我们一个连也扎手，对我们劝降是不容易的。

　　8 月上旬，当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的消息传到新疆时，他们竟肆意辱骂程潜，并杀气腾腾地威胁道：“如果新疆有人效法程潜，必将受到身首异处的惩办！”

　　主战派的猖狂活动尽管在当时有虚张声势的意味，但也说明其主战反和的主意已定。对此，如果主和派处理不当，必将影响和平解放新疆的全局。因此，陶峙岳、刘孟纯、刘泽荣。屈武等主和派，对主战派的这些猖狂活动总是隐忍处之，小心应对，故未影响全局。

　　当主战派的这些活动均未达到让陶峙岳等屈服的目的后，他们竟狗急跳墙，欲对主和派采取过激行动，险些酿成大祸。

　　在叶、马、罗看来，陶峙岳之所以主和，主要是受了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人的“包围”和“挑唆”。于是，他们决定拘捕刘、陶、屈等人，以“清君侧”。

　　9 月19日夜，叶、马、罗等人在老满城马呈祥的师部密议了行动方案，决定于深夜采取暴力行动，首先拘捕省政府及社会各界中积极支持起义和领导起义的主要人物，杀掉包尔汉、刘孟纯、屈武、陶晋初等40余人、并绑架陶峙岳，然后纵兵劫掠全城，把部队带到南疆，与南疆部队汇合，顽抗到底。叶成建议把他们的决定先通知陶峙岳一声，争取得到陶的同意。马、罗两人同意让叶去告诉陶峙岳，但须在一个小时内回报结果。

　　当时，叶、马、罗等人的考虑是，陶峙岳虽身为警备司令，但无实权。因此，纵令陶不同意他们的计划，也无能为力，而他们还免了落得不尊重上级的坏名声。

　　叶成连夜赶到陶峙岳住处，开门见山地将他们“清君侧”的计划全部相告：“你平时对我们都极有感情，但最近你对罗。马似乎没有感情了。马呈祥、罗恕人认为这都是你受了刘孟纯、陶晋初和屈武等人包围的结果。所以，我们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特来报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回去。”

　　听了叶成的话，陶感到非常吃惊，但很快镇定下来。他认为，叶成深夜前来相告，说明其与自己还有一定的感情，所以决定先做通他的工作，再及马、罗。

　　陶问叶成：“你们采取拘捕行动后，第二步怎么办？”

　　叶表示不安，无言以对。陶见状，知道他们是事急而盲动，并无全盘计划，估计仍可通过晓以利害打消他们的念头。于是便打电话给马、罗，以极诚恳的语气邀他们前来商谈。

　　马、罗两人应约前来。一见面，陶便单刀直人地问道：“你们要抓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枪声一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于你们有甚便宜？”

　　三人彼此相顾无言，沉默良久，表明他们心中确实很矛盾和苦恼。陶揣知他们所以痛苦，无非还是基于其自身得失考虑，感到已是日暮途穷，政治因素已不占主要地位，只是关心他们自己的得失。于是因势利导，以极诚恳的态度开导他们说：“我们不能做楚国对泣，唉声叹气，一定要把事情谈清楚。丢开长官部属的关系不说，我们还是多少年的朋友，今天不是你们和我几个人的问题，是10万人的生死问题，不能轻举妄动。如果处置不当，事情怎样收场？对10万人如何交代？”

　　听了陶峙岳这番话，叶、马、罗三人无言以对。陶进一步安抚他们：“我不是不关心大家的处境，我还要关心全体官兵和全疆各族人民。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部队也好，仔细考虑一下。我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的面前，我个人决不离开新疆，我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东方发白。虽然叶、马、罗三人并没有完全服气，但陶峙岳一番坦诚的表白，三人一时冲动的感情已平静下来。一场关系到新疆和平解放，也关系到西北边睡稳定的危机，总算是暂时避免了。

　　第二天，陶峙岳演出了一场单刀赴会的险剧。考虑到危机虽已暂时过去，但以三人复杂矛盾的心情而言，可能还会引发新的危机，必须继续去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以防患于未然。

　　当天下午，陶只身独闯老满城马呈祥师部。当时叶、马。罗等人正在开会。他们见陶突然到来，颇感惊异与不安，以为对他们不善，后见陶连一个随从人员也未带才释然，并由此感到陶对他们还是信任的，所以这次谈话还比较投机。

　　陶以朋友的身份同他们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当时兰州、青海、宁夏已经解放，新疆的解放已是势所必然。陶觉得已没有必要再跟他们兜圈子了，必须打开窗子说亮话。所以，这次谈话比头天晚上谈得更为详尽、具体和透彻。

　　陶说：“各人有各人对问题的看法，我不干涉各位的自由，但望大家洞察利害得失，不要感情用事。拿目前新疆的局势来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周详，不顾一切，挺而走险，走战争的道路，那么，后勤上无准备，战斗上不能稳操胜券。我们的部队虽号称10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一个严酷的现实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如果我们一定要放弃和平，点燃战火，则10万官兵盲目牺牲，人民流离失所，地方秩序大乱，还要引起民族仇杀，这些都是可能预料到的。”

　　陶峙岳这些话，叶、罗、马三人一直认真地听着，一言不发。陶知道他们内心已有所松动，就进一步强调道：“你们想抗拒也好，想把部队带走也好，都阻挡不了解放的洪流。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到既不能战又不能谈和的地步，其结果是徒然牺牲众多官兵，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这样的话，人民不会原谅我们，历史更不会饶恕我们。何去何从，请大家选择吧！”

　　对于陶峙岳的话，叶、罗、马虽然不完全同意，但又驳不倒陶说的道理，所以就要开了无赖：“你是不是想拿我们作政治资本呢？”

　　陶当即反驳道：“关于个人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我所想的是近10万官兵及其家属的安全，是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次谈话无异是和与战的最后谈判，成败得失在此一举。因此，在谈话技巧上，陶采取了寓舌剑于苦口婆心之中，避免说教，设身处地站在被说服人员的立场，为他们的利害设想。因此，尽管他们对陶还不是完全服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双方比较愉快地结束了这次谈话。在争取和平的这一回合斗争中，陶峙岳赢了！

　　新疆和平起义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南疆。南疆面积占新疆一半，远离迪化，情况复杂，是国民党军事当局企图在新疆作最后挣扎的基地，也是新疆主战派策划反对和平起义的基地。陶峙岳对此也特别作了工作。

　　1949年5 月和8 月，陶峙岳两次到焉耋，约会驻在喀什的警备副总司令赵锡光，密谈部署和平起义工作。

　　身为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的赵锡光，深知国民党已是日薄西山，心情极为苦闷。直到同陶峙岳于“焉耋会议”上商定了和平起义的计划后才得以解脱，并着手按同陶商定的起义方案开展准备工作。由于赵锡光治军颇有魄力，且与几个旅长相处融洽，因而起义准备工作进行得还比较顺利。

　　南疆起义的重心是喀什地区。喀什位于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之东，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南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商贸、军事的中心，且与苏联、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南疆起义能否成功，将直接关系到新疆全省起义的成功与否。

　　国民党在喀什驻有整编第42师，计师部和直属部队及独立步兵团、骑兵团各一个；整编骑兵第9 旅；骑第14团；在边境有独立边卡大队和边卡中队各一个。南疆警备司令部设于整编第42师师部内，喀什警备区司令部设于整编第9 旅旅部内。当时，这些部队由于防区辽阔，部队驻地分散，加之交通不便，消息传递较慢，因此部队内部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为起义的准备工作减去了不少的麻烦。一南疆能否和平解放，骑兵第9 旅的态度至为关键。陶、赵商谈后，赵锡光即将整编骑兵第9 旅旅长马平林找去，通过分析时局，以期消除和平解放的一块障碍。

　　“现在时局已是十分恶化，我们应该立即想出妥善的办法。”赵开门见山地说。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傅作义在北平的义举。最后暗示马，到万不得已时，为了新疆地方不致遭受破坏和军民避免遭殃，也只有走傅作义的道路了。

　　马平林当即表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后一切行动绝对服从命令！”

　　摸清了马的态度，赵锡光心里便有了底。

　　到了4 月底，随着南京的解放，全国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赵锡光便召集喀什驻军团以上军官举行座谈会。会上，他提出，当前局势急趋恶化，而且还将继续恶化下去，我们的部队应该怎么办？他要大家发表意见。与会军官们各抒己见。部分人认为国民党已无反攻力量，对新疆问题已是鞭长莫及，因此可以宣布独立，脱离国民党。也有人认为，时机尚不成熟，需等待一个时期再研究不迟。大家各执一词，最后未取得一致意见。

　　过了几天，赵锡光又召集上述人员开会，主题仍是讨论时局问题以及新疆部队的对策。他说：国民党政府已经瓦解，我们要立即研究决定怎么办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今后的行动当听从正副总司令的指示，坚决服从命令。情况比上次会议有了很大进展。

　　1949年9 月中旬，赵锡光于“焉耋密议”后再度将马平林找去，借口与其探讨时局问题，进一步试探其对和平起义的态度。

　　赵先对马谈了内地的军事形势，然后说道：“如今时局将作何发展，尚难预料。因此，我们必须凡事谨慎为妙。”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赵没有向马平林透露同陶峙岳会晤的情况。

　　接着，赵试探地问道：“你看时局将如何发展呢？”

　　马平林小心地回答道：“现在外面议论较多。有人认为西北还有很多部队，新疆部队也不少，必要时还可请美国派飞机运送部队和装备来支援，总可以固守若干时日。万一同国民党断绝了联络，还可以像云南唐继尧一样，宣布独立。”

　　听了马的这番话，赵心中颇感不安，但又不便否定他，所以没有明确表态，只含糊地说道：“现在各方面的困难很多，将来情况变化莫测，还是要慎重考虑。”

　　末了，赵特别交待了一句：“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一定要保密！”

　　正当新疆军政当局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突然爆发了“莎车事件”。这次事件，对主战派是一个打击，而对主和派的起义则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事件的经过大致是：驻莎车的国民党骑兵第4 旅旅长唐井然长期克扣军饷，虚报冒领，中饱私囊，弄得军无粮饷被服、马元草料马具。而且，其为人奸诈，性情暴烈，刚愎自用，激起了官兵的强烈不满。该旅第7 团团长洪亚东愤而率兵造反，包围了旅部，要唐井然吐出赃物。唐急电赵锡光求救，声称：“洪亚东叛党叛国，如不军法从事，上行下效，必然酿成大祸。”

　　同时，赵也收到陶峙岳命其前往莎车处理事件的急电。于是，赵迅速组织了一个加强营，派副团长岳奉恩、副营长周有仁率领，开赴莎车应变。

　　洪亚东获悉赵派兵来莎车的消息后，急电赵慷慨陈词：“唐旅长屡扣军饷中饱私囊，官兵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弱不禁风，奄奄待毙。职集兵围唐，绝无背叛军人武德之意，仅促其吐赃物为目的。吾虽反唐，坚决拥赵。”

　　赵在约见洪并视察其所部后，知洪亚东所言不假，作了一番抚慰，并以银元千块、纸币万元分发官兵。接着命唐井然火速离开莎车，以免事态扩大。

　　“莎车事件”得已平息。

　　9 月24日晚上，赵锡光连夜召开少校以上军官会议，介绍了“莎车事件”的经过，说明“莎车”式的部队是不堪一击的，暗示驻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是很低的，让那些以新疆尚有10万部队而欲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人放弃幻想，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并严厉地驳斥了主战派破坏和平起义的种种谬论，以震慑军中的主战分子。

　　“莎车事件”，在客观上打击了主战派，鼓励了主和派，对南疆和平起义的顺利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壮大和巩固主和派阵营，帮助和指导主和派更好地与主战派开展斗争，促使新疆和平解放的早日到来。1949年9 月上旬，也就是主和派同主战派斗争最为紧张激烈的时候，中共中央派出特使邓力群辗转来到新疆，具体指导主和派的斗争。

　　邓力群由苏联进入新疆伊宁，立即同三区临时政府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多方接触，一方面了解新疆情况，一方面计划新疆和平解放事宜。同时，开设了“力群”电台，以便随时向党中央报告新疆的有关情况和向新疆主和派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

　　9 月15日，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抵迪化，包尔汉、刘孟纯、刘泽荣和屈武亲往机场迎接。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也为了便于做好少数民族人士支持和平起义的工作，包尔汉、刘孟纯、屈武等人将邓力群的住处干脆安排到了包尔汉的家中。邓力群首先会见了包尔汉、陶峙岳、刘孟纯、屈武、刘泽荣、梁客浔等军政方面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并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他们表示慰问，同时详细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放新疆的热诚态度、宽厚政策以及起义的具体办法；然后向陶峙岳、包尔汉转交了张治中9 月10日给他们二人的电报和9 月11日单独给陶峙岳的电报。

　　陶峙岳、包尔汉等当即表示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接着，陶峙岳向邓力群面陈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具体意见，并报告了军方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包尔汉也向邓力群报告了省政府方面关于和平起义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邓力群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给他们以鼓励。此后，其他从事和平起义秘密工作的各界人士也陆续来到包尔汉家，向邓力群汇报情况。邓力群也对他们分别作了工作。

　　邓力群到达迪化，对新疆主和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时，新疆和平起义的各工作，因为可以通过邓力群得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从而更加有序地开展。陶峙岳、包尔汉等入关于和平起义工作的一些计划都直接向邓力群汇报，并通过他同中共中央联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从此，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做暂住北平的张治中的工作，并通过他做好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的工作，另一方面通过邓力群直接领导新疆的和平解放工作。

　　与此同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对西北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

　　8 月29日，也就是兰州解放的第三天，戎马半生的彭德怀，专门拜访、邀请在兰州的新疆各族各界人士，如蒙古王的儿子侯瑞昌、儿媳师瑞兰，大商人艾买提。瓦吉地，兰州维吾尔族宗教领袖乌斯玛依，以及一些在兰州休假的陶峙岳部校以上军官等，请他们介绍新疆情况，帮助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向他们讲明新疆只能走和平解放的道路。这些人随即组织成立了新疆问题研究会，在彭德怀的支持下，为新疆和平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9 月19日，也就是在邓力群到达迪化的第四天，包尔汉通过邓力群给毛泽东发报，表示了自己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正确决策。电文称：“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已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同时表示，他“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四天之后，毛泽东即给包尔汉回电子以嘉勉。电文中称：“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人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的回电，给包尔汉以更大的鼓舞。接电后，包即按毛泽东电报上的指示精神，更加努力地开展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为挫败叶、罗、马的暴乱阴谋，赢得新疆的最终和平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邓力群人疆后，既全面了解和掌握了新疆军政各界的情况以及起义的准备工作情况，也密切了同新疆军政方面主和派的关系，为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关于解决新疆问题的正确决策，促进新疆和平解放的早日实现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活动，主和派在和主战派的斗争中逐渐取得主动权，占据优势，军政等多方面主和势力从暗中各自分散进行到逐渐明确表态，从默契到日益密切配合，和平起义众流齐汇，统一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和平解放新疆的领导和部署上来。

　　陶峙岳由于处境艰险，是主战派矛头指向的焦点。他虽名为统率全疆军队的警备总司令，但实际只能掌握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的一个师及警卫团等，大约只占四分之一的部队。因此他在开始进行和平起义的工作时是十分慎重，藏而不露的，甚至对他最亲信的兄弟——力主和平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也不明确表态。对主战派则一直是从整个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发展以及新疆10万驻军的前途和出路的大局着眼，针对形势的发展及其演变，反复陈明利害关系，进行劝导说服。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主战派核心人物罗、马、叶终于答应交出部队。9 月24、25日，三个“光杆司令”先后离开新疆。

　　1949年9 月24日，随着叶、马、罗的“和平撤退”，新疆和平解放的最后一块障碍被清除，陶峙岳、包尔汉便及时发出了起义通电。9 月25日，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由陶峙岳领衔宣布起义，同时致电中共中央、毛主席，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归人人民的行列。

　　起义的消息一传开，迪化全城顿时鼎沸起来。全市各界用各种民族文字书写的标语贴满全市，庆祝队伍也自动组织起来。第二天，省政府召集庆祝和平解放大会，并向全疆各地发了通电。大会开得热烈欢快，充满了翻身解放的喜悦！

　　为了防止起义后发生不必要的变故，9 月27日，陶峙岳。包尔汉又联合署名，向全疆发布了（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要求全省军民在这一伟大变革时期同心协力，努力做到：不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不扰乱地方秩序；不破坏民族团结；不对他人报复过去的嫌怨；不抬高物价；不挑拨军民感情；不侵害外国侨民；不侵损公家财物。

　　9 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给陶峙岳和包尔汉，以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电报，对他们的和平起义表示嘉勉：“你们在9 月25日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护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同时，彭德怀副总司令也给陶峙岳及新疆全体起义将士复电，给予鼓励。电文称，“将军（陶峙岳）等率领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民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毛。朱、彭的复电在新疆报刊上公布后，全疆各族人民及全体将士无不欢欣鼓舞，人们奔走相告，以最能表达心情的方式庆贺新生活的开始。

　　陶峙岳、包尔汉率部通电起义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考虑到，新疆有5300余公里的边防线待接守，有10万国民党起义部队需要改编，于是决定进疆部队火速挺进新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争取政治解决新疆问题的同时，在军事上也早有安排。早在1949年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准备进军新疆的问题给第1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布置任务，希望在第1 兵团开展进军新疆的宣传教育，号召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做好进军新疆的准备工作。

　　9 月10日，当第一野战军还在西宁、乌鞘岭（甘肃天祝县以南）一线时，毛泽东就曾对进军新疆的部署问题详细电示彭德怀。毛泽东在电报中指明，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要求彭德怀集中精力，争取11月初或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毛泽东在电报中对进疆部队所需的车辆、被服以及经费等问题也作了安排，明确了总部和第一野战军分别准备的事项。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1949年9 月29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向第1 兵团发出了进军新疆的指令。指令首先指出了进军新疆的重大意义，并决定由第1 兵团司令王震率第2 军和第6 军人疆，计划第2 军负责接管南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枷师、喀什、莎车、和田、若羌等地的防务，第6 军驻东疆哈密、吐鲁番和首府迪化等地，主要负责接管北疆、东疆防务。指令要求各部队对进入沙漠严寒地区作战、行军、宿营等事项，应进行必要的教育。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政策及风俗习惯，要严格遵守，不许违犯。同时要求，兵团司令部、第2 军及战车团于10月20日以前完成进军准备工作，第6 军于11月1 日前完成。

　　当时，人疆的交通条件极为恶劣，不仅道路有限，地面仅一条公路，而且沿途几乎全是戈壁，加之又是严寒季节，后勤保障、交通运输，都十分困难。空中虽有一条航线，可限于当时的条件，除兵团部首长和部分人员可以乘机前往外，其余的都不可能给予保障。在地面交通中，由于解放军当时仍没有摆脱“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低劣的困境，交通工具极其简陋，车辆数量有限，因此，人疆部队除少量可乘车进入外，绝大部分都得徒步进疆。酒泉至新疆迪化计约1235公里，酒泉至南疆的喀什约2547公里。这意味着进疆部队要艰苦跋涉茫茫千里戈壁，其所要经受的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尽快完成进疆的物资准备，毛泽东于9 月10日即电示彭德怀：凡由一野准备的事项，如粮袜。被装等，应抓紧进行。一野要求解决的事项，中央决定帮助解决300 －400 辆汽车，50万块银洋及单独在新疆使用的人民币，并已商定由苏联民航派来30架运输机。

　　9 月的边塞，严冬即将来临，而进疆部队的冬装尚在北平。由于当时平汉、陇海二线尚未全部通车，一时难以运到。2 、6 军指战员充分体谅人民和上级的难处，立即组织后勤人员，利用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厂，日夜不停地赶制棉军装。酒泉地区的人民群众，也积极地帮助筹集粮草。

　　经过军民20多天的共同努力，共筹粮3.3 万吨，马料380 吨，草80吨，牛肉35吨，汽油1600吨，其他物资如棉衣。棉鞋。袜子。水壶、皮帽、挂包、风镜等各10万件，帐篷1000顶。在沿途设立了八大休息站、两大补给站，可以保证进驻人民解放军大队人马粮草一齐前进。

　　同时，陶峙岳在新疆也将原驻新疆后勤机关的车辆、油料和器材等，尽可能拿出部分来，提供入疆的人民解放军使用，以便于其尽快到达天山南北和昆仑山麓各预定驻防地区。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人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开始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的方式，同时从酒泉入疆。

　　战车5 团作为陆地进军的先遣支队，于10月10日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向新疆迪化开进。在解放战争的烽烟中诞生的这支新军，7 月份奉命从天津出发，9 月赶赴西北战场，参加了追歼马步芳、马鸿逵的骑兵的战斗，解放和保护了玉门油矿，在西北战场立下了辉煌战功。这次又将其作为先遣支队，提前开赴新疆。全团指战员再次强烈地感到，此次任务极其光荣，但肯定也很艰巨！

　　驶过哈密继续西行，穿过吐鲁番盆地和茫茫戈壁，翻越天山山脉的高山峡谷，克服了油料和备用材料奇缺、陈旧的机械不堪长途颠簸而经常“爬窝”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于20日下午抵达迪化，并在三天内接管了城防、控制了机场，为第1 兵团部的顺利到达奠定了基础。

　　在战车5 团从地面向新疆进发的同时，空运先遣人员也同时开始了行动。

　　担负这一任务的是第6 军第门师的部分人员乘坐第一架运输机，于10月10日抵达迪化，建立了空运指挥机构。11月5 日，第6 军第16、17师部分先遣人员，分别乘机抵达哈密。迪化，一面安排空运部队的转运、迎送等工作，一面为大部队进疆作准备。11月6 日，司令员王震率第1 兵团指挥部和第6 军第一批主力部队乘机飞赴迪化。

　　先遣支队出发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地面长途徒步行军开始了！

　　徒步行军的部队分别从酒泉、张掖齐头并进，西出嘉峪关，浩浩荡荡地向新疆进发。困难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千里戈壁荒原，昼夜温差悬殊，茫茫沙漠瀚海渺无人烟，水源奇缺。时而狂风肆虐，时而奇寒无比，时而酷热难耐。大风起时，直刮得天昏地暗，砾石飞舞，黄沙漫漫，小山似的沙丘顷刻之间被搬出老远，驮辎重的马、驴被风暴惊跑，“沙漠之舟”也吓得卧在沙漠里惊恐地吼叫，死不肯前行。在这种天气里，莫说行走，就是站立都极为困难。指战员们便腰拴绳子，一个牵着一个，一步一步地向前挪。昼间气温高达三四十度，夜间气温又骤降至零下20多度，戈壁瀚海根本无法宿营，官兵们只得用找来的骆驼刺将沙坑烧热，然后扒去柴灰，蹲在里面打吨，或是围坐在黄火旁，苦熬长夜，有时干脆连夜赶路，以不停的运动来驱寒。

　　千里大行军中，全体官兵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吃大苦、耐大劳，顽强拼搏、团结战斗的优良传统，克服了干渴和以“塞外三怪”著称的安西大风、巴里坤奇寒和吐鲁番酷热等难以想象的各种艰难险阻，一面平息沿途叛乱，一面长途跋涉，历时3 个月，行程1000多公里，于1950年3 月分别胜利地抵达东疆各要地和天山山脉东部边沿的各个城镇，完成了千里大进军的壮举，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当得到人疆各部队胜利抵达预定驻地报告时，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掩饰不住高兴的心情，特发电嘉奖全体指战员，称这次进军“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

　　人民解放军进军天山南北的春风，给新疆各界各族人民带来了历史的春天。各族人民载歌载舞，相迎于道，用各种最能表达自己感激和高兴之情的方式欢迎人民解放军。

　　20日，是人民解放军战车5 团预定进驻迪化的日子。这天，迪化全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数万群众组成了欢迎队伍，冒着凛冽的寒风，等待在街道两旁。三区方面派来了满载慰问品、悬挂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红布标语的大卡车队，加入了欢迎队伍……从南梁到东门外的营房，十里街道上人山人海，人们的脸上无不洋溢着兴奋和激动的笑意。

　　包尔汉一大早就撑着病体，乘车赶到迪化南郊的乌拉泊，欢迎战车团。

　　当战车团徐徐开进市区的时候，“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鼓乐声响彻云霄。人们把准备好的慰问品抛向战车，并向解放军战士献花、敬茶、敬酒……

　　12月9 日，在解放军陆续开进新疆的同时，临时省政府举行了隆重的“三军”（指入疆的人民解放军、起义部队和三区民族军）联合入城仪式。人夜，在西大楼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新疆各族各界代表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目睹这一空前盛况，陶峙岳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特赋《迎王震将军入疆》一诗，盛赞人民解放军浩大的军威、王震的指挥若定和新疆人民对解放军的盛情欢迎之情景：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度玉关。

　　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近尽开颜。

　　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作战，在兵力不占绝对优势、条件十分艰苦、后勤供应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连续征战10个月，解放了陕、甘。宁、青、新五个省区，歼灭和改编叨余万人，提前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解放大西北的历史任务，使西北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这对于实现民族团结，建设祖国新西北，巩固国防，都具有重大意义。

　　
24. 中共“五大领袖”给四野特殊的礼遇。毛泽东说：我们三路大军就要浩浩荡荡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四野，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它的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它的最高指挥是林彪。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贯彻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关内大批干部和部队向东北进军。毛泽东经反复权衡，提议由林彪出任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 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统率东北地区的所有部队。林彪不负重托，率领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到1948年秋，已奇迹般地发展到百万余人，其中野战军70余万人。这年9 月，国共双方在辽沈地区摆开战场，林彪率百万雄师，与国民党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14个军约55万人展开决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东北野战军克锦州，战辽西，夺沈阳，下营口，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其中，蒋介石号称“五大主力”的新编第1 、6 军也被埋葬于辽沈战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辽沈大局甫定，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于1948年11月发起平津战役。林彪奉命执掌帅印，出任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平津前线东北。华北百万大军展开于平。津。张、塘间，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12个军50余万人，再次展开决战。人民解放军拿下新保安，歼灭张家口突围之敌，攻克天津。翌年1 月，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下，傅作义接受了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辽沈、平津两大战略决战后，四野声名大震，林彪也如沐春风。他兵多将广，怀四方之志，坐镇于北平当时最高级的饭店——北京饭店，与高级将领们商讨大计。

　　1949年3 月1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四野下辖第12、13两个兵团，13个军，总兵力近90万人。4 月，四野又新成立了第14、15两个兵团。因刘亚楼出任兵团司令员，由肖克接任野战军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

　　对于四野和林彪在辽沈、平津战役中的大功，毛泽东称赞有加，他曾对周恩来说：林彪打了辽沈，又马不停蹄南下打平津，再不休整，会有些小意见。休整是为了更好地作战，是为了下一步稳健地顺利地向南方进军。

　　中央军委对于四野的进军作战任务早有筹划。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提出，东北我军在结束平津战役后，“三四两月休整，五月沿平汉南下，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包括夺取武汉、岳州、长沙、常德、宝庆。衡州。郴州、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在内；第二步夺取两广”。

　　1949年3 月17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指四野先遣兵团所属第40、43军）宜早出发，你们主力应于4 月1 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4 月1 日至4 月15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5 月31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此后，进一步明确四野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为贯彻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四野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积极做好南进的准备。首先在京西通县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由罗荣桓传达中央政治局一月会议精神和谭政关于两个月整训计划。林彪到会讲话，阐述了部队整训的目的，并提出要解决的问题。

　　3 月27日，林彪又主持召开了四野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重点传达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继续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会议开幕几天，毛泽东即通知林彪，他要接见参加高级干部会议的四野全体师以上干部。

　　毛泽东要接见一个野战军的师以上干部，这是首次，反映了毛泽东对四野的器重，也说明中央对四野所担负战略任务的重视。陪同毛泽东接见的还有书记处另外四位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及董必武、林伯渠等其他中央领导人。

　　四野师以上高级干部中，不少是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干部。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在反“围剿”的血与火的搏斗中，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聆听毛泽东的当面教诲。但是卢沟桥的炮声炸响后，八路军挺进敌后，许多人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延安一别，云山万里，能在新生的古都见到毛主席，大家心情自然十分激动。

　　3 月31日，一溜卡车满载四野数百名师以上干部，向北平西北郊驶去。过了颐和园，驶过青龙桥，上了去香山的路面。不大一会儿，即来到了香山小礼堂前。

　　干部们鱼贯进入小礼堂，同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亲切交谈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互相熟悉的老战友，相会于此，话题更多。

　　当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进入小礼堂时，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

　　毛泽东显得异常兴奋，拿着香烟的手不住地挥着，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缓慢但非常坚定的声调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已经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主要的军事力量，消灭了它的精锐师团。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

　　在简要阐述了形势之后，毛泽东重又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一口，话锋一转说：你们丝毫也不能松懈你们的战斗意志！要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暴风雨般的掌声过后，毛泽东站了起来。他按灭手中的烟头，左手习惯地放在腰际，右手用力一挥，高声说：“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

　　当四野师以上干部的车队离开香山时，已经更深夜阑了。“五大领袖”的接见，毛泽东的讲话，大军即将南下，何时踏上征程，都是干部们感兴趣的话题。大家议论着，争辩着……

　　回眸香山，那里依然灯火辉煌，又明又亮。

　　双清别墅又一个不眠之夜。

　　百万雄师渡江南下，从今天的银幕、荧屏上看，千帆竞发，万马奔腾，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千军如卷席，那是何等痛快淋漓。但在当时，在刚刚经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四野指战员来说，却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一个百万之众的野战军来说，后勤保障是一个大问题。作为四野的最高统帅，林彪对于军事后勤自有一套办法，何况他还是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赋予他平、津、唐地区“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的巨大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林彪组织召开了供给会议、卫生会议、行军沿途的保障会议及铁路运输会议，对南下作战的后勤保障做了周密的安排：——南下前每人发单军装、布鞋和胶鞋；营以上干部每人发一件雨衣，连以下人员每人发一块油布；向各军提前拨付了三个月的经费和部分预备费，配足三个月的食盐；印发了开进途中使用的粮、草票证；各军发给三个月的药品。

　　——为做好沿途保障，设立天津留守处，由后勤部第二部长李聚奎兼主任，指挥接转东北物资；成立三个医管处，各领导六所后方野战医院，随各兵团南下；野战军在衡水设立野战医院，六个后勤分部亦各自开设兵站医院。

　　——华北人民政府每隔70华里设一小站，负责柴草供应；每200 华里设一大站，负责粮袜供应。并筹集粮食3000万公斤，马料1147万公斤，马草1665万公斤，烧草2883万公斤，以及大批副食品。野战军自己筹集1000万公斤粮食，825 万斤东北豆饼（马料），并先期运往郑州、滦河一带。

　　——组成由天津经济南、徐州、郑州至信阳的铁路运输干线，并已发送200 多个专列，共7422个车皮，其中弹药681 车皮已运往洛阳。郑州一带。野战军自备1200余辆汽车，以保障短途和不通火车路段的交通运输。

　　应该说，在党政军民“一切为了前线”的原则下，后勤保障的困难相对较容易克服，而干部战士中暴露出的或潜在的思想问题，更引起了林彪、罗荣桓的重视。

　　当时，蒋介石集团还有百多万军队，凭借长江天险以抗衡；四野的进军方向，从大别山到五指山，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且夏季将到，炎热多雨，虫蚁滋生；加之语言复杂，交往困难，供给不足，等等。不利的因素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从主观上说，在连取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后，四野内部一部分同志中出现了和平松弛、贪图享乐、害怕牺牲的思想，东北。华北等解放区的一些战士和基层干部有恋家情绪，不愿南下，这成为南下作战的一个不小的障碍。

　　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政治工作是个法宝。罗荣桓是掌握这个法宝的行家里手。在他的领导下，四野在整训中展开整顿思想作风的工作，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批评“三墒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思想。通过整训，干部战士们认定必须南下渡江，将革命进行到底。“改造和融合起义、解放过来的战士，也是一项艰巨工作。从辽沈战役至平津战役，四野从起义、俘虏国民党士兵中，补充了约26万人。有的连队中，起义、解放战士占一半，有的则超过了一半。改造和融合这些士兵，主要的办法是进行阶级教育，引导大家”倒苦水“、”挖苦根“，把仇恨集中到国民党军队及其政权身上。

　　对于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罗荣桓狠狠批评了五种恶劣作风：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的无原则现象；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将自己领导的区域、工作部门或军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王国的危险现象。

　　林彪对四野高级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现象深恶痛绝。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他作了《论团结》的报告，侧重强调了反对骄傲自满和加强集体领导的问题。林彪在剖析了骄傲自满产生的原因后，详细指出了在四野干部中的表现。他最后说：“今天，一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打仗，要发动群众，要管理城市，要巩固部队，要练兵。但一切工作都要干部去做，而干部的问题首先就是团结问题。团结的最好办法，一是彼此都很谦虚，不是张牙舞爪的骄傲；再是各单位的领导人要常常会商，凡是对的，大家就要赞成，就要互相撑腰，互相尊重，那么力量就大了。”

　　为了把渡江南下的准备工作引向深入，林彪同罗荣桓、谭政商量，决定请朱德总司令给连以上干部作一次动员报告。要请朱德，林彪的考虑是：朱老总是党中央“五大领袖”之一，是德高望重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部队中有崇高的威望。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林彪一直是朱德的部下。朱德器重林彪，赞赏他优秀的军事才能；而林彪对朱德也是很尊重的。至于后来在“文革”中林彪诬蔑朱老总：什么总司令，他是“光杆司令”，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4 月的一天，林彪和谭政一起驱车来到朱德在香山的住处。总司令已经满面笑容地走下台阶，亲切地迎上来。说明来意，朱德略一思忖，便满口答应下来。这位带领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的总司令，以浓重的四川话说：“兵法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又说，‘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部队的思想问题，关键在教育。只要给大家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弄清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干部战士的认识会统一的。”

　　4 月11日，南征动员大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当四野干部陆续赶到。进入会场时，朱德已微笑着坐在主席台上了。旁边坐着四野的领导人。大会由政治部主任谭政主持。

　　大会开始后，朱德以沉稳的声调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四野的全体指战员，向参加平津战役的全体干部战士致敬！”然后，他说：“大家知道，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之后，我们已经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全中国的解放很快就要到来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正在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政治阴谋。”朱德号召大家，加强渡江南下的准备工作，“坚定不移，奋勇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朱老总的讲话，极具号召力，坐在台下的干部们受到莫大的鼓舞。一时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江南兄弟姐妹报仇！”“向全国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雷鸣般的掌声交织在一起。

　　朱德久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他挪了挪身子，伸出宽大的手徐徐地挥了几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接着，他话锋一转，风趣地说：“听说有的同志害怕南征艰苦，害怕江南炎热。甚至有的说把苞米面贴在墙上马上就熟了。”说到这里，台下发出一阵笑声。朱德继续说：“你们不要笑啊！这说明了有的同志不了解南方。我可以告诉同志们，祖国的江南也像北方一样可爱，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如画，好得很哪厂这位巴蜀出身的老人说到南方，油然而生了思乡之情。他稍许停顿后接着说：”我的家乡就是四川，那里是天府之国，四季翠绿，鱼米之乡，富庶得很哪2 南方是人人向往的地方！”

　　台下的听众被总司令的讲话深深地感染了，个个脸上绽出开心的笑容。朱德抓住干部们的思路，趁机将话题引向深入。他先简明扼要地讲清了南下可能遇到的困难，然后巨臂一挥，大声地说：“就是遇到天大的困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前的困难比起红军时的长征，比起抗日战争时的反‘扫荡’，就算不上什么困难了。希望同志们打消顾虑，同时也要作好充分准备，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

　　朱德结束了讲话，全场的干部“哗”的一声全部起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再次在大厅里激荡。

　　在短短10余天的时间里，“五大领袖”的亲切接见，朱老总又亲自动员，四野的政治待遇是其他野战军无法相比的。部队从上到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等毛主席、朱总司令一声令下了。

　　
25．林彪——战争造就的“天才”。率领80万大军担负解放并经营中南六省任务前，他竟若无其事地宣称：长江以南不可能有巨大规模的战争

　　说到林彪，今天还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好在这里要说的是四野时期的“林总”，而不是作为接班人写进“九大”党章的那尊“神”。

　　林彪，湖北黄冈人，1906年出生，字阳春，曾用名育蓉、育容。少年时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

　　1928年4 月。林彪跟随朱德、陈毅由湘南转人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 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林彪任第28团第1 营营长。从此，他结识并追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屡建战功，颇受毛泽东的喜爱与信任。

　　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相继失败，使年轻的林彪一度产生悲观失望情绪。他上井冈山不久，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认为，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在井冈山建立政权亦属徒劳，主张以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

　　毛泽东十分清楚，持这种疑问的人在红军中不只林彪一个。1928年5 月20日至22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报告，初步回答了林彪“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尽管对革命形势、前途存有疑虑，但并没有影响林彪的战斗情绪，他打仗表现出色，很快被提升为红28团团长。

　　1930年元旦，林彪给毛泽东写了贺信，在信中再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仍然对形势表示失望。而此时的林彪，已升任红四军第1 纵队司令员。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为题，印发各大队支部。毛泽东在信中诚恳地批评他：“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觉得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 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深刻地阐述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林彪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树立了将红旗打到底的决心。

　　1930年5 月，红1 军团成立，林彪任红4 军军长。1932年，林彪升任红一方面军红1 军团军团长。这年，他27岁。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认为，林彪不过二十几岁，还是个娃娃，但对他“善用疑兵，声东击西，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对他能带兵打仗，一直颇为欣赏。而林彪，对毛泽东也是敬重和佩服的。1929年6 月8 日，由于前委。军委分权，导致前委不好放手工作，毛泽东要求离开前委，调换前委书记。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毛泽东不能离开前委，希望由他领导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32年10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剥夺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权，在毛泽东遭遇挫折的时候，林彪难忘旧情，常去看望毛泽东。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之战，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地位。但林彪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不满，认为毛泽东指挥的军事行动是走弓背，而不是走弓弦。他还给三人军事小组写信，要求毛泽东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时，怀疑1935年林彪让毛泽东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是彭在背后策划的。林彪在会上作证说，当时彭德怀并没有支持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主张。这样，“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彭德怀便少了一条罪状。这是后话。

　　1935年5 月12日，中央在会理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林彪怀疑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挥、反对机动作战的论调进行了严肃批评。毛泽东当面训斥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实事求是地说，林彪投身革命，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到军团长，是靠他的军事才能、领兵打胜仗而得到晋升的。当然，如上所述，林彪也有过错误。这主要是受旧军队的影响。江华后来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29年2 月）东团整编时，有一个小故事。当时，部队中有一些女同志，林彪嫌女同志累赘、麻烦，不愿意女同志留在部队。他宣扬女同志都要清除出红军，如果谁不走即抓来枪毙。当时，林彪是二十八团团长，新编的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有一些权威的。女同志听到这个话，都很害怕，不少人不敢同部队一起行进，绕路远远跟在部队后面。对于贺子珍、曾志等在工农革命委员会妇女科工作的女同志，林彪是不敢动的，所以，所谓”枪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最终，精简女同志的意见也就不了了之。这虽然是当时整编时的一个小插曲，但也反映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很艰苦、很紧张，对女同志来讲，确有许多具体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红军这样一支革命队伍中，还是有旧军队的影响，存在着军阀主义和封建的大男子主义等等。”

　　80年代，以（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而名噪一时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以浪漫的笔调这样描绘走乌蒙、渡金沙的林彪：“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鹰。在1935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

　　抗日战争爆发，林彪出任八路军第115 师师长。这年，他31岁。该师首战平型关告捷，歼敌1000余人。这一胜利，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战后，毛泽东对林彪嘉勉有加。

　　抗战胜利后，林彪奉命率部挺进东北，就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又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军委东北分会主席，集东北军政大权于一身。在两年的时间里，林彪挥师驰骋白山黑水，连战连捷，部队也像滚雪球似地发展壮大起来，总兵力由1946年1 月的27万人发展到辽沈战役前夕的103 万人。当时，在东北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方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等，可谓精英荟萃。作为东北的最高军政首脑，林彪为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东北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对于林彪在东北的作为，毛泽东是放手放心的，虽然有时也有意见上的不一致，有时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甚至是非常严厉的批评；然而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即使在恼怒之余，还对林彪说：“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而林彪有申述，有争论，也有反驳，但最终还是照办了。

　　历史老人是公正的。是即是，非即非，功即功，过即过，人即人，“鬼”即“鬼”。那时的林彪，是人，不是鬼；变鬼是后来的事。当然他也不是神。陈云在那场大动乱结束后，谈到辽沈战役时说：“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

　　黄克诚，这位历经坎坷、一身铁骨的老人，在谈到林彪时说——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

　　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在所属第4 、6 、12军）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

　　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战将。

　　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

　　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

　　纵观民主革命时期，林彪在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问题上，是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崇敬毛泽东的。其间，林彪对毛泽东作出的一些决策，有切磋，有批评，有否定，也有反对，但不是在地下，而是公开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决定有分歧，这在党内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

　　此时，住在北京饭店的林彪，除了组织部队进行南下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外，还是北平和谈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北平召开的“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的身份发表长篇讲话：“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取得真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之向无和平诚意，尽人皆知。两年又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次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

　　林彪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伪装起‘和平’来。他们企图以此欺骗全国人民，停止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争取军事上的喘息时间，以便重振旗鼓，进行反攻。并且企图在民主阵营内组织所谓‘反对派’，以破坏民主力量的团结。因此，他们所争取的‘和平’，是为了维持反动势力的利益，是为了战犯们的利益，对全国人民是不利的。”

　　林彪接着说：“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多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用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就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最后，林彪非常乐观地说：“在今天蒋介石的主力已全部歼灭，剩下的力量已不多的情况下，可以说全国大规模战争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长江以南，已不可能有巨大规模的战争。

　　
26．白崇禧——“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在汉口声称：“即万一武汉不保，也可退守湖南和两广，拥有西南半壁，维持一个时期。”

　　白崇禧，字健生，1893年3 月出生于广西桂林六塘山尾村一个回民家庭。14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与李宗仁、黄绍竑同窗（均是广西人），这三人后来成为桂系的三巨头。辛亥革命爆发，白参加学生敢死队，后相继人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据说，在保定军校期间，白一是致力于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二是关注中国边疆问题。他评读了10大本（军中要务令）和7 本（作战纲要详解），广泛搜集研究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资料。

　　1917年夏，白人广西陆军模范营，为下级军官。除李宗仁外，黄绍竑、徐启明、黄旭初、夏威。张涂等均在该营任职，这些人后来均成为桂系的骨干。1923年，白崇禧与黄绍竑商量后，白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去广州，晋谒孙中山大元帅。5 月30日，孙中山在火车上接见了白崇禧。白向孙中山陈述了统一广西的意义，请求支持。

　　孙中山听从廖仲凯、朱培德的建议，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1 军总指挥，白为参谋长。临行时，孙中山对白崇禧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

　　白崇禧向孙中山行礼后说：“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先生的物资援助，我们所需要的是孙先生的革命理论。”

　　白崇禧返桂几经奔走，推李宗仁出任“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黄绍竑副之，白崇禧出任参谋长，先后打败军阀陆荣廷、沈鸿英，逐出唐继尧。广西归于统一，白崇禧功不可没，“小诸葛”声名鹊起。1926年2 月，白崇禧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到广州，同国民政府洽谈，几经磋商，达成两广统一。3 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7 军军长，白也于此时登记加入国民党。对于促成两广统一，白崇禧颇感自豪，曾不无得意地说：“两广统一在国民革命史上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北伐军能统一全国，悉赖以两广统一为基础。”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逐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26年7 月9 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蒋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随军出发，代行总参谋长职权。1927年1 月，蒋介石委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程思远说：“白崇禧经过底定湘鄂的运筹，和江西作战的熟练指挥，受到蒋介石的最大信任，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重任，白崇禧不待何应钦所率的主力到达，仅用前沿战线的少数兵力，即能实现平定全浙的任务。而且他所指挥的部队，与他个人从无历史渊源，竟能运用自如，如臂使指。对此，充分显示出他的指挥天才。”

　　白崇禧平定全浙后，稍事休整，便于3 月22日进驻上海龙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警备司令和戒严司令。蒋介石看时机一到，决定发动以反共为目的的反革命政变——当然，是以“清党”的名义进行。

　　事发前蒋介石曾问白崇禧：“在上海清党需要多少军队？”

　　白崇禧说：“只要调走薛岳的第一师，留下刘峙的第二师及周凤歧的第26军便够了。”

　　蒋介石又问：“你看需要多少时间？”

　　“三天差不多，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白崇禧答道。

　　白崇禧与蒋介石在反共大合唱中，一下子便进入蜜月，而且热热乎乎。

　　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军事才干是颇为赏识的，对桂系骨干的团结也印象颇深。为笼络桂系，蒋与李宗仁结成金兰之好。然而，由于利益冲突，换过兰谱的“兄弟”经常兵戎相见。蒋介石三次被逼下野，白崇禧均是打头阵的人物。

　　1927年8 月8 日，蒋介石在南京总司令部召开会议，检讨军事形势。当时，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宁汉分裂，汪精卫攻击蒋介石不遗余力；唐生智挥师东进，直指南京；冯玉祥在军事上日益坐大……

　　白崇禧在会上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总司令能离开一下也好，等到我们渡过目前难关后；再请总司令回来行使职权。”

　　蒋介石闻言勃然变色。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崇禧是他一手提拔的，对其委任之重，并不亚于他的黄埔门生，居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从后边踹上一脚。

　　蒋、白从此交恶，白崇禧也几度沉浮。此后，白崇禧又两次参与倒蒋。而后一次，恰是蒋介石在大陆兵败山倒、政权崩溃的时刻。

　　1948年11月，蒋介石以“手启”电通知白崇禧，令其转知所属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宋希濂，偕新任第13绥靖区司令王凌云即去南京。

　　宋希濂一行到汉口后，先去三元里白崇禧官邸，报告鄂西方面的情况。谈话后，白崇禧请宋希濂留步，向他介绍了军事形势。

　　白崇禧说：“徐蚌方面，黄百韬兵团已在碾庄地区被消灭了；黄维兵团在东进途中也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围。现在总统电召你们到南京去，一定是要调你这个兵团南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只剩下一个张涂兵团和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等几个军而已。这些部队，除广西的第7 军、第46军、第48军较有战斗力外，其余都是新编成的，未经严格训练，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你的部队再调走，武汉地区就显得更空虚了。共军在中原和华东方面，刘伯承、陈毅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一百万以上，就是把你的部队调去，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

　　宋希濂是蒋介石的心腹人物。他问白崇禧：“总司令认为应该怎么办？”

　　“小诸葛”聪明过世，他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如果保有武汉，必要时就可以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不保，也可退守湖南和两广，拥有西南半壁，维持一个时期。”

　　宋希濂出身黄埔军校，对蒋忠心不二。他略一思忖，说：“东北已经沦亡，平津不保，如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共军消灭，恐怕要促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已经不可能了。目前仍应以救大局为重。”

　　宋希濂把白崇禧噎了回去。白狠狠地瞪了宋一眼，谈话不欢而散。

　　宋为救大局，先后调两个军到淮海前线。但白崇禧坐镇汉口，鄂西部队东下，必经武汉。白崇禧充分运用自己的手中权力，对宋部东调处处掣肘，百般阻挠，以至气得蒋介石在电话中用宁波土话骂了一句：“娘希匹！”

　　及至辽沈、淮海两战，蒋军皆输，人民解放军兵临平津城下，白崇禧于12月连发“亥敬”、“亥全”两电，名为、“谋和”，实则促蒋下野。

　　1949年1 月4 日，蒋介石亲到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对国民党内促其下野、实现和谈颇为不满。他对李宗仁说：“我会走开的，但退职需要进行必要的部署，否则你上台后不好负责；深望健生亦喻此旨，共体时艰。”蒋介石还要李宗仁劝白崇禧，要他不要做得太过分。

　　白。蒋虽然关系恶化，但在反共问题上却是一致的。白崇禧多次扬言：共军如果过江，只有战斗到底。

　　毛泽东曾评价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

　　林彪与白崇禧，国共两军在中南战场的最高统帅即将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无疑，胜败的天平已经注定了。中南战事，将在林彪戎马生涯中写下浓重的一笔。而白崇禧虽有“小诸葛”的才气，却在蒋家王朝气数已尽的情况下，也是无能为力，徒唤奈何。

　　
27．肖劲光先行一步。先遣兵团40天前进1300公里，胜利完成配合二野。三野渡江作战任务

　　住在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边吸烟，边踱步。在东墙那张巨大的地图前，他停下来，目光扫视了一会，然后又点上了另一支烟……

　　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银山动地来”的壮观情景。刘邓陈粟的二野、三野百万雄师，已经逼近江北，整装待发。3 月31日，邓小平为首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 月3 日，此纲要中央军委批准。

　　为策应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发起渡江战役，早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即指示林彪组织先遣兵团南下华中威逼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

　　林彪同罗荣桓商量后，决定把组成先遣兵团、提前南下的任务交给肖劲光。

　　肖劲光在四野干部中是老资格的人物。他比罗荣桓小一岁，比林彪大四岁。而就党龄来说（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人中国共产党），他比四野上到统帅、下至士兵的任何人都长。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肖劲光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仍坚持实事求是，而被“左”倾路线执行者审判，被诬以“罗明路线”在红军中的代表，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刑五年。

　　在肖劲光蒙难的日子里，毛泽东派贺子珍去探视他，转达毛泽东的问候，并鼓励他树立信心，坚持下去。在长征前，研究对肖劲光的处理时，有人主张处以极刑，但毛泽东坚决反对，王稼祥也几次拒绝签字。肖劲光被关押一个多月后释放出来，派到红军大学任教员。

　　1935年2 月，中央红军二克遵义。当天晚上，周恩来召见肖劲光，赞扬他指挥200 多人的干部队打了一场出色的阻击战，保卫了党中央。周恩来向肖劲光简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精神，明确告诉他，苏区时对肖劲光的处理是错误的，决定立即恢复他的党籍。军籍，重新安排工作。红军长征到达毛尔盖时，肖劲光被任命为红3 军团参谋长，他在政治上也得以平反。

　　有人说过，毛泽东对曾遭受王明“左”倾路线迫害过的人是念念不忘的。对邓小平如此，对肖劲光亦是如此。他自己就曾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心与肖劲光是相通的。

　　1949年2 月20日傍晚，北京饭店，第四野战军总部。

　　第12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按时驱车赶到。林彪、罗荣桓以及参谋长刘亚楼已在等候他。

　　寒暄中，林彪朝肖劲光点点头，然后转身对刘亚楼说：你把情况给他讲一讲。

　　刘亚楼指着作战地图说：“要准备渡江了，根据军委指示，野司决定你率先遣兵团南下。你们的任务是，先在郑州、开封一线集结，然后围歼信阳之敌，扫清平汉路南段敌人，从花园。黄破一线进逼武汉，钳制白崇禧集团，保证从安庆、九江段渡江部队的安全，然后相机夺取武汉。”

　　罗荣桓接着说：“先遣兵团南下，其任务不仅是策应刘邓。陈粟渡江作战，还要为我们主力南下建立前进基地。”

　　一直在作战室踱步的林彪，在肖劲光面前停下来。他并没有直视在场的人，只是若有所思地说：“在我们对面，白崇橹。程潜、宋希然余汉谋集团，还有几十万人。那个叫‘小诸葛’，能打仗，不要轻视他。经请示军委，你们对日出发。”

　　2 月23日先遣兵团先遣队出发，主力于25日出动。第40军从通县马驹桥出发，沿平汉公路，经容城、赵县、成安。卫辉（今汲县）向郑州开进。第43军，由安次（今廊坊市）马头镇出发，沿平大公路，经霸县、河间、南宫、大名、消阳、东明向开封前进。第12兵团机关、炮兵第1 团，第40、第43军炮兵团由天津出发，沿津浦路南下转陇海路西进，经徐州转至开封。

　　3 月20日，第43军跨过黄河，第40军抵达黄河北岸，兵团部乘十几辆大卡车，进至开封一线。

　　肖劲光密切关注着白崇禧的兵力部署：他把嫡系主力第7 军及其他部队配置于靠近湖北的信阳、驻马店、确山一线，摆出一副拱卫武汉的架式。为此，肖劲光决定以奔袭手段包围信阳之敌。确定第40军两个师从黄河北岸乘火车，至许昌下车，经僵城。上蔡。正阳，尔后取捷径，奔袭信阳。另两个师和第43军两个师主力，沿同一路线随后跟进。第43军另外两个师则从平汉线东侧的周家口、演川、黄安，直插黄破一线，策应、配合信阳方向作战。各部队首长领受任务后，连夜分头出发。

　　就在先遣兵团日夜兼程开进时，“小诸葛”又出一招：他将其嫡系第7 军守信阳的第171 师突然撤走，只留下一支掩护部队。先遣兵团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歼灭该掩护部队，相继解放了驻马店、确山、信阳、花园、汉川、应山、广水、宣化店、河口、黄安及鄂东的稀水等大片地区。

　　信阳解放后，肖劲光率兵团机关移驻鄂豫交界的鸡公山，司令部住进一个小火车站里。在火车站不远处，有一幢别致的小别墅，据说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其他大员都曾在这儿住过。肖劲光、陈伯钧等兵团领导，住进了这座小别墅。

　　当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陈兵江北，肖劲光兵团在鄂豫边展开兵力时，南京政府也正紧张地忙碌着。

　　在溪口，那位“下野”的蒋介石，并不是闲云野鹤的散淡之人，他还在操纵着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权力，尤其是军权。

　　照李宗仁的说法，“蒋先生确已作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4 月中旬，国共在北平的和谈已到最后关头。双方代表最后草拟的和平协定，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都没有诚意或没有勇气接受。而中共方面明白无误地告诉南京和谈代表张治中，不论你们是否签字，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

　　从奉化到杭州的蒋介石邀李宗仁谈话。蒋还指名约何应钦、张群。白崇禧等参加。

　　行前，白崇禧对李宗仁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

　　李宗仁回答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飞机早晨从南京起飞，上午即到。蒋介石在航校等候。谈话时，李宗仁对蒋介石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手，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沉思一会，仍振振有词地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白崇禧对蒋介石的江防计划极不满意。他认为，目前守江，虽属下策，但政府究竟有强大的海军、空军，数十艘军舰、数百架飞机，均为共军所无，若防守得当，善加利用，共军未必可以飞渡过江。他主张，国军不可死守上海，而应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他的华中部队约40万人成为犄角之势，以固守湘赣，确保西南，然后假以时日，徐图再起。

　　白崇禧的高论，立即得到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的支持，认为这是惟一出路。

　　蒋介石听了白的江防计划后，心不在焉地说：可以让作战厅再研究一下。

　　其实，蒋介石这时最关心的是，要把必须运的，无论是嫡系精锐，还是金银财宝，赶紧运到台湾。把杨恩伯调往浙赣。南浔线？这纯属白崇禧一厢情愿。

　　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毛泽东于4 月21日发出以他和朱德的名义签署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长达500 余公里的战线上，千帆竞发，万鼓殷空，马蹄撼动，甲光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分三路渡江南进，旗旗直指南京蒋家王朝。

　　四野先遣兵团为配合二野、三野的渡江行动，会同江汉。鄂豫等军区部队，自花园、河口一线向武汉外围之敌发起攻击，至5 月10日相继进占孝感等地和鄂东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攻击矛头直指武汉三镇。

　　至此，先遣兵团经过40余天的连续行军作战，前进1300余公里，胜利完成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二野侧翼安全，配合二野、三野渡江作战及为四野主力南下建立前进基地的任务。从4 月28日起，先遣兵团归还四野建制。

　　
28．四野主力挥师南进。顺手牵羊，解放安阳、新乡

　　4 月7 日，林彪发出了四野主力南下的命令：除已先期南下的第40、43军外，以第42、第47军进行安新战役，其余驻平津地区的8 个军分三个梯队于4 月11日开始出发。南下徒步行军分三条路线。第一路，第41、48军沿平汉路南下，在花园口附近渡黄河；第二路，第46、38、39军沿平大公路南下，在东明附近渡黄河；第三路，第45、49、二军沿津浦路南下，在寿张附近渡黄河后向商丘前进。各军之野炮团及弹药物资由天津经徐州车运开封。

　　津浦铁路，一列列军车响着长笛，喷着白烟，似一条条巨龙，呼啸南下。林彪及新任参谋长肖克乘坐的专列从天津出发后，一路飞驶，直达华东重镇徐州。

　　罗荣桓没有随行。由于战事紧张，身体本来就不好的罗荣桓晕倒在天津四野临时司令部。还在从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即对罗荣桓说：“保重身体，注意休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罗荣桓以一介书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自此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从井冈山斗争到万里长征路，从齐鲁大地到东北三省，罗荣桓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名得力部将。在解放战争中，罗荣桓协助林彪，发展军队，建设政权，指挥军队，拔城攻池，建立巨大功勋。正当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候，罗荣桓再次病倒，不能不让毛泽东焦虑。

　　双清别墅。毛泽东放下林彪打来的报告罗荣桓病情的电报，便要通了卫生部长苏井观的电话，让他派保健医生黄树则火速赶往天津，为罗荣桓诊治。毛泽东还特别交待：罗荣桓同志心脏、血压都有毛病，不能让他冒暑南下，待他的病情稳定后，你们送他回北平来。

　　由于罗荣桓生病未随野战军行动，中央军委任命邓子恢为四野第二政治委员，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

　　4 月16日，四野司令部。

　　林彪对参谋长肖克说：“42军、47军对安阳、新乡的攻击，可以开始了。”

　　肖克看了看表，敏捷地走到桌前，抄起电话……

　　安阳前线。

　　担负攻城任务的是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刘兴元指挥的第42军。

　　按照野战军和兵团首长的指示，吴瑞林——这位从四川巴中大山里走出来的老红军干部（其实当时只有34岁），立即召开了团长、政委及司政后机关处以上干部会，传达了执行任务的决心、部署、要求。特别是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及罗荣桓政委的指示，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

　　由于安阳城墙高达16米，环城又有护城河，河宽十余米，深达三米，城防严密。城内守军四个团，是国民党“冀豫边区清剿指挥部”所属部队，多是土匪。还乡团及国民党游杂部队组成。肖劲光率先遣兵团经过安阳时，打了他们一下，因要执行任务，没同城内守敌纠缠，便继续南下了。城内守敌误认为解放军的战斗力不过如此而已，因而十分嚣张。

　　为了拿下安阳，我军决定首先由工兵作业，爆破敌人地堡和城墙，炸开缺口，然后主力部队突入城内，全歼守敌。

　　第42军主力从4 月17日拂晓开始，对安阳外围发起攻击。战斗进行了十余天，第124 师逼近安阳小西门，第125 师也兵临大西门。军首长命令，工兵营在三日内完成坑道作业，炸毁敌入城墙，保证部队按时发起攻击。

　　5 月5 日，工兵营在离护城河约十米处挖好装药室，1000公斤炸药全部填了进去。下午5 时，随着师长彭龙辉一声“点火”的命令，轰的一声巨响，顿时尘烟冲天，浓雾弥漫，炸塌了敌人的地堡，炸飞的土石填满了护城河。

　　“上！”随着一声简短而有力的命令，爆破组勇猛地从壕沟中跃出，勇敢地扑向地堡群。随着一声声“轰”、“轰”的震天巨响，有的地堡被炸飞上了天，有的地堡顿时塌下去，变成敌人真正的坟墓。随后，突击部队趁着烟尘未散，从炸毁的城墙口突入城内。

　　5 月6 日拂晓，对安阳的总攻击开始了。第42军主力从四面八方攻入城内，已经吓破胆的敌人哪敢抵抗，战斗很快结束。这一仗，生俘敌“冀豫边区清剿指挥部”中将指挥兼专员赵质震，歼敌14000 余人。

　　新乡前线。

　　在第42军包围安阳的同时，新乡之敌也陷人我重重包围之中。新乡之敌为国民党第40军，眼见我一批批南下大军前进，现在又被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阵地完全暴露于我军射程内，因而惊恐万分，日夜不得安宁。

　　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了解到，敌第40军代军长李晨熙，毕业于陆军保定讲武堂，原是庞炳勋的旧部。此人是我第47军炮兵团副团长冉影的一位从未谋面的表哥。军首长认为，利用这个关系，由冉副团长去劝降，有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个计划，很快报告了四野首长。

　　林彪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现在，雄师南下，大兵压境，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掌握时机，以强大军力为后盾，攻心夺气，再晓以利害，有可能让新乡之敌接受和平改编。林彪同意了第47军首长的计划。经过研究，决定派冉影副团长前去接洽、谈判，并让侦察科长李希才扮成冉影的警卫员。

　　4 月下旬的一天，在新乡前线的华北第14纵队政治委员甘渭汉，以冉影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李晨熙的信：表哥台鉴：弟从北平赴汉公干，道经此地，希速来人接我进城，一则有要事相告，二则问候表兄。如何？请速告知。并问刻安弟冉影李晨熙接信后，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当时，北平正在共军管辖之下，客从北平来，大军又兵临城下，此事非同寻常。李晨熙经过反复思考，于第三日派一名副官带一辆卧车接冉影等人进城，将他们安排在军部李代军长的办公室内。军部内外岗哨林立，可见主人紧张的精神状态。

　　落座后，李晨熙便出来接见。寒暄几句后，冉影便单刀直人地说：“我这次来见你，不是个人访问，是首长交给我的任务。”冉影简要介绍了一下全国各战场的情况，然后严肃又不失诚恳地说：“我们的任务要拿下新乡。我来此目的，是为了避免流血，使老百姓免遭损失，同时也为你指条路。”

　　“前些日子，十几万人都过去了，不是没有正经交火吗？”李晨熙将信将疑地问道。

　　冉影淡淡一笑说：“那个部队另有任务，现在不同了。你这样犹豫不决，会害了你自己。”他进一步分析了形势，介绍了两军目前状态，希望他早下决心，接受傅作义的方式，接受和平改编。

　　谈判直至深夜。冉影时而单刀直人，时而婉转诱导，导以亲情，叙以家常，晓以利害。李晨熙表示，他本人可以接受，还要做做其他弟兄们的工作。

　　豫北5 月，首夏清和，芳草未歇，太阳温暖宜人。在陈堡——四野第47军的军部临时驻地，军首长接待了前来正式谈判的李晨熙等人。5 月4 日上午10时，谈判正式开始，最后达成新乡守军全部接受和平改编的协议。

　　次日，晨光初露，李晨熙的部队鱼贯出城，按照指定地点分别集合。奉命接受改编的解放军一个师的部队，军容整齐，迎着朝阳，雄纠纠地开入城内。

　　新乡和平解放了。

　　与此同时，四野主力加速南进。至5 月底6 月初，经过50天大规模行军，行程1100余公里，各兵团先后到达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稀水一线展开。

　　武汉三元里，白崇禧官邸。

　　他刚同在广州的何应钦通过电话。在解放军二野、三野百万大军突破长江防线，矛头直指上海；四野主力南下，先头部队逼近武汉的严峻形势下，广州国防部决定撤退长江以北所有部队。鄂西宋希濂部如受攻击时，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撤守鄂西山区；粤汉线白崇禧部主力，准备由武汉地区撤至洞庭湖和泪罗江以北、长沙和衡阳以东地区构筑工事，阻止四野主力南进；江西方面，一部兵力机动作战，以保障赣江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

　　放下电话，白崇禧立即下令，武汉地区的部队收缩防线，破坏道路、桥梁，抢运物资，准备南撤。其中，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撤驻衡阳；第7 、46、48军逐次向湘赣边境及南浔线撤退。为掩护撤退，以第126 军担任团风、新春间长江防御；以张轸第19兵团之第127 、128 军担任武昌至嘉鱼间的防御。另以第122 军位于枝江以南、公安以西地区，以第58军担任武汉三镇城防。

　　白崇禧走到军事地图前，仔细琢磨两军目前的态势。白崇禧想，武汉为九省通衢，据三楚要害，握水陆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守住武汉，即可虎视中原，以成党国中兴大业。他又想到长江南岸国民党军队，同解放军一触即溃，望风逃奔，而一些有战斗力的蒋氏嫡系，在汤恩伯的指挥下，撒向长江下游及上海地区。这样，武汉全无屏障，华中形成劣势，三镇更成突出状态。想到这里，白崇禧猛地转过身来，走到办公桌前，要通了上海的电话。

　　白崇禧：“请总裁接电话。”

　　对方听出是白崇禧，答应马上去请蒋先生。

　　拿着电话等了几分钟，对方终于有了声音但表示蒋总裁正在休息，不便叫醒他。白崇禧对着话筒，大声喊道：“你们转告蒋先生，崇禧一向以党国事业为重，决不能拿国事当儿戏！”蒋介石的声音终于出现在电话的那一端：“健生，我是支持你的。大敌当前，你我当同心戮力，华中、西南地区就拜托了！”

　　白崇禧刚说了一句“请总裁放心”，对方电话就挂上了。白崇禧仍然下意识地在电话上喊了起来，他想陈述向武汉调兵的理由，想陈述为保武汉，确保华南、西南半壁河山的决心，但是蒋介石已经没有耐心听了。白崇禧重重地把话机掼到办公桌上，然后木然地坐在椅子上。

　　
29．先遣兵团在汉得间渡江，攻占华中重镇武汉。张轸在金口举义旗，代号“5555”

　　林彪的专列沿陇海路西进，经商丘直驶开封。

　　4 月28日，林彪接到中央军委来电：“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

　　5 月9 日，开封。在离著名的相国寺不远处的一所中学校园内，四野司令部安营扎寨，林彪的住处选择在邻近的一座小楼。

　　参谋人员刚把作战室的地图、电话等准备好，林彪以及肖克、赵尔陆等人便乘吉普车赶来。大约是没有休息好，林彪从车上慢腾腾下来，一脸倦容，低头向值班室走去。沿路向他敬礼的警卫战士，尽管把鞋跟踢出响声，林彪仍然没有挺起胸来，甚至没有还礼，只是“嗯”了一声，便走进屋中。

　　来到作战地图前，林彪才有了精神。他的浓而下垂的眉毛微微颤抖了一下，便拖过一把椅子坐下，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图上的态势一目了然。二野、三野渡江大军已经占领了贵池、铜陵、芜湖、南京、常州、无锡、镇江等城市，占领了皖南、闽北、浙西、赣东北广大地区。

　　四野主力已经进逼鄂东、鄂北，后尾部队也推进到郑州以南。作战参谋的一面面小红旗，几乎把鄂豫边插满了。

　　看了一会，林彪站起来，侧身看着后边几位四野高级将领的同时，左手在武汉周围划了一个圈，然后用左食指敲了一下武汉三镇。

　　这时，机要参谋走进来，把一封电报送到参谋长肖克手中。肖克看了一遍，递给林彪。林彪很快浏览一遍，随手递给了第二参谋长赵尔陆。

　　这封电报发自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是毛泽东亲自起草，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四野林彪、肖克的。电文对四野的行动指示得非常具体：（一）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住困难必多。又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根据华野、中野从渡江（4 月21日）至占领杭州、上饶一线并歼敌12万人只需要两个星期的经验，你们从渡江至占领吉安。攸县、湘乡一线，大约需要四个星期左右即够。如果你们主力能从6 月10号开始渡江，则7 月10号或略迟一点即可达上述一线，你们兵力展开在广大地区之后，粮食问题就不感困难了。

　　（二）你们13个军的使用问题，现在就宜大体确定。我们意见，湖北一个军，江西两个军，湖南三个军，共六个军可以固定下来。其余七个军及曾生纵队，应全部推进至以郴州为中心区域，并准备在该区域与白崇禧打一仗（应估计白崇禧部约25万人左右，可能在该区域和我军作战）。如果这七个军7 月中旬前后能到攸县、湘乡之线，则8 月中旬或下旬即可集中于郴州区域休整一个月，9 月中旬或下旬以后即可向两广前进。

　　（三）据曾生称，奉你们之命率一个国民党师，辰灰从北平出发，要巳灰才能集中开封，需要一个月时间与广纵合编，要午灰左右才能由陇海线南进。请你们指示曾生，该部应争取于8 月底9 月初到达郴州地区，方能不失时机和主力一道向两广前进。

　　（四）以上各点提供你们考虑。

　　毛泽东在电报中，把自己对白崇禧的判断全部告诉了林彪，并要求他提早渡江，而且还就他麾下13个军的使用问题提出了看法和建议。电文虽在最后说是“供你们考虑”，但电文的份量林彪是感觉到了。

　　接着，林彪又习惯地在屋子中踱起步来。

　　忽然，林彪问肖克：“那个张轸，已经通过敌工部门传话，要起义，怎么好几个月了也不见动静啊？”

　　肖克说：“张轸的起义方案已经送到了，只是白崇禧看管严，他还没有完全掌握部队，不敢贸然发动。”

　　“张轸能提前发动，或许能拖住白崇禧。”林彪想的是：既然白崇禧扬言要守住半壁江山，他的大本营还在汉口，那就与他在武汉及周围打一仗。

　　他想到这里，便向肖克口授命令：第43军由团风至武穴间渡江，迂回奔袭武昌之敌，第40军向汉口推进。另外，张轸起义，应同我军攻击武汉协调一致才好，这要同地方党的同志联系。

　　5 月11日，四野部队继续向长江北岸推进。

　　12日，第43军进至稀水上巴河、广济地区，做好在团风至武穴段渡江的准备。第40军向横店、两河口、李家集推进。

　　14日，先后占领兰溪、新春、田家镇、黄州、团风。

　　15日，第43军四个师分别由团风、黄州、兰溪、新春、田家镇约200 里江面渡江。沿江守敌纷纷南逃。至24日，第43军先后占领鄂城、大冶、阳新、瑞安、德安、永修、安义等城，并接替了二野九江。南昌的卫戍任务。

　　武汉，华中“剿总”白崇禧办公室。

　　白崇禧在那张办公桌前翻看各种情报：有桂系亲信搞来的，有蒋介石嫡系通报来的，还有长官公署联络组送来的。他的目光在快速地扫视着各种文件。突然，他下意识地挪了一下身子，仔细地看下去。

　　这是一份由蒋介石侍从室派到武汉，在白崇禧华中“剿总”任联络组长的刘伯龙送来的高度机密材料，检控第19兵团司令官兼河南省主席张轸图谋叛变的材料。检控同一内容的，还有国防部派到第19兵团的督导员岳烛远送来的情报。

　　材料说：张轸的女婿张伊人是共党分子，去年又引来一个神秘人物叫张少庸，与张伊人称表兄弟，其实原名是叫方敬之，是刘伯承、邓小平手下的中共晋冀豫军区城工部长。今年，张轸身边又出现了一个“陆先生”，行动诡秘，时与张轸密谈。近日查明，此人姓丁名一，是刘邓第4 兵团的敌工部处长。

　　材料还说：张轸的三姨太徐明敏，思想一贯左倾。早在抗战时期她在信阳读书时，就与共党外围组织的人来往密切。后来，徐明敏的亲密朋友均已投靠中共。徐蚌会战以来，徐明敏多次扬言，国民党快完蛋了，她死也不跟张轸南下，等等。

　　军情紧急，连日操劳，白崇禧明显疲倦了。他合上卷宗，在办公桌前沉思起来……

　　张轸，字翼三，1893年生于河南罗山一个乡绅家庭，先后就读于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1926年自日归国后，投入程潜的国民革命军第6 军，先后任营、团、师长。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合作失败，张轸将该师的共产党员周保中（师党代表）、程烈（团长）等“礼送出军”。1928年，张轸任第18师师长兼长沙卫戍司令，程潜因国民党内部倾轧被扣，张轸所部顷刻瓦解，他只身回到河南。抗战爆发后，张轸出任第110 师师长，隶属于汤恩伯集团，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因战功升为第13军军长。不久，因在豫西与日军战斗中与上司汤恩伯意见相左，被蒋介石免去职务，张轸第二次尝到了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党争激烈的苦头。

　　1942年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张轸再次被起用，任第66军军长。在担负缅北腊戍及曼德勒战区作战任务时，战斗失利，张轸被撤职。张轸第三次仕途受挫，回乡赋闲。

　　1945年，张轸在家乡苦心编练了一支由四个游击纵队组成的抗日部队。抗战胜利后，这支部队被悉数调往新疆，张轸被任命为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翌年又被任命为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兼河南省主席。郑州任内，张轸目睹国民党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政治破产，经济危机，文恬武嬉，民不聊生，他不得不考虑自己未来的出路问题。

　　1949年，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张轸趁蒋介石无暇顾及中原之机，再次借豫西地利，扩大势力，收编部队，拉起一支4 万余人的队伍。这年4 月，这些部队编为第19兵团，张轸出任司令官，隶属国民党华中“剿总”战斗序列。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军队敌工部门及中共开封工委抓紧了对张轸的争取工作。在国民党军队中曾经三起三落的张轸，决心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

　　武汉，贺胜桥，国民党第19兵团司令部。

　　张轸召集部下，商讨举行起义事。他对大家说：“今天这个机会，实属千载难逢。蒋先生都不把白健生放在眼里，我们这些人就更没有所终了。我们要等白崇禧的第7 军走后再举行起义。”随后，他向几位师长具体作了部署。

　　5 月12日，武汉，白崇禧官邸。

　　刚从广州返回武汉的白崇禧，一回到官邸就了解各部队南撤的情况。桂系另一头面人物、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夏威，向白报告了有关情况，并说张轸要叛变，证据确凿。

　　白崇禧立即命令把张轸叫来。说着，便走到作战地图前仔细观察起来。他右手食指指向金口，然后又指向贺胜桥，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金口，驻有张轸的两个主力师，控制着武汉以西南北交通的咽喉，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张轸的另一个军及兵团司令部扼守贺胜桥。武昌以西，直至金口，均是19兵团的防地，一旦该部叛变，桂系精锐将插翅难逃。

　　白崇禧慢慢转过身来，不无忧虑地看了夏威一眼，坐到了沙发上。

　　夏威说：“你回来之前，我也接到何应钦的电话，已经做了应急准备。第7 军本应于昨天撤完，我已令其缓撤，并当面向李本一军长面谈过，只要对张轸的兵团司令部形成包围态势，他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张轸接到白崇禧的电话，刚出门时，迎面碰上第127 军第309 师师长涂建堂。他听说张轸要去白崇禧那里，便一把拉住张轸说：“桂系7 军拖延撤退，其中定有文章，你还是不去为好。”张轸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径直驱车赶到汉口。

　　刚一跨进白崇禧的办公室，张轸便有几分后悔了。

　　白崇禧面带微笑离座迎接。两人互致问候，分别落坐。

　　白崇禧把电报递到张轸手中，电报清清楚楚写道：张轸勾结共党，图谋背叛党国，着立即逮捕，押解广州。

　　张轸脸色顿时苍白如纸，但他毕竟三起三落，历经风浪，便很快镇静下来。他抬眼望了一下白崇禧，白的脸色仍是那样，有几分倦容，几分忧郁，却看不出有隐含的杀机。

　　张轸率先打破僵局，说：“自我编入华中‘剿总’以来，你我多次晤谈，可谓推诚相见。你让我出面同那边联系，我也一丝不苟的照办了，一切情况，健公你都是掌握的，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翼三兄，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我当是同庚，该是过了知天命而该耳顺的人了。当年对颂云（程潜）和你，多有得罪，盖因你我均年轻气盛。‘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翼三兄好自为之吧。”白崇禧不无伤感地说。

　　接着，他让张轸把19兵团的师以上军官统统请来开会，再做撤退前的部署。张轸坚持要先回兵团司令部开会，待布置完后，再带全体师以上军官赶回总部。

　　白崇禧是以指挥果断著称的，这时却支吾再三，最后仍然同意张轸离去。白崇禧又露出一丝微笑，对张轸说：“你快回去吧，早去早回。”

　　跨出华中“剿总”的大门，历经风浪的张轸额头冒出一层细汗。他如脱笼之鸟，又如漏网之虎，跳上那辆美式吉普，径直奔向他自兼军长的第128 军军部。

　　张轸乘车离开汉口，途经间马场时，突然想到前方武泰闸设有军警检查站，主要是检查过往车辆的。他怕白崇禧变卦，便命令将车开往江边，然后带上几名护卫，悄悄地乘船过了江，再乘车赶到金口。

　　在金口，他接到贺胜桥方面的报告，说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已被白部包围缴械，财产物资被洗劫一空。于是，张轸率第128 军及第127 军之309 师共2 万余人宣布起义，代号为“5555”。

　　随即，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肖克：“张轸部应照曾泽生。吴化文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7 月，张轸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军，张轸任军长。

　　开封，四野司令部。

　　林彪正在踱步。思考问题。

　　每当部队开始行动，他便习惯的踱步、思考，思考、踱步，周而复始，走来走去。那双从未抬高过的脚，总是给人举步维艰的样子，一步两响，发出“踢沓、踢沓”的响声。从这种拖泥带水的步伐和那有气无力垂着的两臂上，怎么也看不出这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进军三楚的统帅。

　　‘看来，’小诸葛‘要跑了。“林彪自言自语。看不出是得意，也听不出是惋惜。

　　肖克接上话：“大兵压境，白崇禧只有这一条路了。”

　　林彪并没有停下脚步，还在顺着自己的思路考虑着什么。他来到电话机边，对守在一边的参谋说：“通知各部队，猛打猛冲，不要让白崇禧的人全跑光了。”

　　为策应第43军等部的渡江作战，第40军于5 月15日向武汉外围发起进攻。当日下午4 时，白崇禧乘飞机逃离武汉。

　　5 月16日，汉口解放。17日，武昌、汉阳解放。

　　随后，第40军先后解放咸宁。通山、崇阳、通城、蒲折等地。

　　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毛泽东在考虑武汉解放后的人事安排问题。

　　湖北籍的李先念被任命为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任命谭政为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肖劲光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陶铸为政治委员。

　　5 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共中原局为基础成立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

　　10天以后即5 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与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林彪兼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兼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肖克、赵尔陆分别兼军区第一、第二参谋长，谭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

　　“将贵专谋”，“将权贵一”，“将能而君不御”。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反复品味着这几句话。入关以来，林彪指挥部队，参加谈判，勤于政务，忙于军旅，身体不好，也不曾休息。罗荣桓又积劳成疾，未能随军南下，千钧重担尽在林彪一人肩上……

　　坐镇中原的林彪，从“东北王”变成“华中王”。

　　
30．宜沙、湘赣摆龙门，宋希濂、白崇禧溜之乎也。毛泽东向林彪电授锦囊妙计：白匪本钱小，极机灵，我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占据主动

　　5 月23日，开封，四野司令部。

　　林彪在认真看着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对四野今后行动作了新的部署：“……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6 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6 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7 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8 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9 月休息，10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且四月或12月可能占领两广。”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对各野战军的进军进行部署的电报。毛泽东胸怀全局，以伟大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注目向前，对一野、二野、三野、四野的今后任务、战略重点、时间要求，—一作了安排。

　　想到江南战事，林彪油然而生一种惆怅之感。刘邓的二野和陈粟的三野，虽然面临的对手是蒋介石嫡系，但旌旗所指，势如卷席，何等的慷慨激昂、轰轰烈烈。惟有自己的对手“小诸葛”，实在是有点捉摸不定。

　　突然，林彪对秘书说：我要转一转。

　　秘书立即吩咐备车。车很快来了，林彪慢慢腾腾走出门去，钻进车内，只有秘书和警卫随行，车子迅即驶出院门，沿大街驶去。

　　林彪的车在相国寺前停下。他顺着中轴线，依次看了天王殿、大雄殿、八角琉璃殿、藏经楼等。仰望殿堂，林彪不时为大殿的雄伟和彩绘图案的精致发出一两声惊叹。

　　据一位跟随他南下的老人说：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林彪惟一的一次“游山玩水”。

　　回到住处，林彪的脑子又转了起来。主力部队集中在鄂豫边，粮食成了一个大问题。其次，南方的气候、地理条件与北方大不相同，对行军作战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对四野这支从东北黑土地上发展起来的部队，更是一个新课题。

　　肖克、赵尔陆进来了。林彪示意他们坐下。

　　林彪说：“粮食问题非常严重。后边的上不来，当地筹不到。军委的意思，还要争取就近解决。”

　　肖克说：“根据军委‘辰梗’电，可以挤出一段时间休整和筹粮。”

　　“38军在宜城、樊城，39军在云梦、应山、信阳，41军在郑州地区，44军在黄梅、广济，46军在孝感，47军在樊城以北，48军在烯水，49军在应城至天门一线，45军在黄冈、大冶，40军在武汉、咸宁、蒲沂，43军在德安、修水。”林彪缓慢但如数家珍般地说出了各部队的位置然后对两位参谋长说：“他们各自的位置，暂不调整，从今天起，部队转人筹粮、休整。还要把情况立即报告军委。”

　　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围在一起看战况发展形势图。

　　武汉解放后，南昌解放。6 月2 日，上海也告解放，歼守敌15万人，汤恩伯仓皇登舰逃窜。三野的进军矛头指向了八闽大地。

　　彭德怀、贺龙大军，正在痛打胡宗南部，西安解放，陕中战役即将报捷，主力正向大西北挺进。

　　上海鏖战之际，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为配合沪杭作战，分三路出浙赣路直指闽赣，全军将士或跟踪追击，或平行追击，或超越追击，似秋风扫落叶般追歼溃逃之敌。

　　追！追！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与全国其他战场相比，华中方面进展显得有些缓慢。毛泽东对周恩来、朱德说：“你林彪累了，白崇禧就不累？他们要休整的电报请求我是同意了哟，同意尽管同意，但是我还保留点意见哩。”

　　对华中方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毛泽东几次去电，言词中均有催促的意思。

　　还在5 月25日，毛泽东就作出决定，刘邓麾下的陈赓第4 兵团暂归林彪指挥，其任务是在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主力，然后人湘，抄白崇禧的后路。等中南底定后，再行入川。

　　6 月2 日，毛泽东根据全国局势以及中南地区的敌情，就四野南进作了进一步的指示。电报说：“各军到齐，休整一段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惟十三兵团应先数日攻歼江北之敌）。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之线……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电报还提出，程潜、李默庵、陈明仁有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的可能性，你们应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到我们方面。

　　在开封的林彪，把毛泽东近来的电报在脑海中过了一遍。他虽然已经下令部队休整，但这几封关于下一步作战行动的电报……特别是那句“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之线”，使他明显感到了毛泽东的急切心情。至于“像刘邓从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林彪更感到在比较之下，四野主力行动确实迟缓了一些。

　　作为华中局书记、四野司令员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觉得久住开封不太合理，离主力部队也远了一些，于是决定：主力各部队继续休整、筹粮，四野总部机关移驻武汉。

　　6 月14旧，四野总部机关动身，从开封乘火车至郑州南下。火车过信阳后，由于鸡公山隧道塌方，火车无法通行，机关人员全部换乘汽车，继续南下，于18日到达汉口。司令部住进了白崇禧的原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大楼内。林彪一向不计较房子的大小，装修得是否豪华，只要远离闹市，环境安静，他就满足了。这样管理人员为他找了一座小二层楼，在跑马场附近，离四野司令部也不远。

　　在这里，林彪继续要求部队：在筹措粮食的同时，抓紧军事训练，重温“四快一慢”、“一点两面”等战术原则。那是林彪的法宝。

　　与林彪相比，白崇禧就没有那么悠哉游哉。

　　撤出汉口后，白崇禧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设于长沙番正街一座旧式的建筑内。为了挽救战局，白崇禧多次飞赴广州、桂林，与李宗仁和何应钦等商讨方策，拟以张涂、陈明仁、黄杰兵团守武（汉）长（沙）路正面，以徐启明兵团守赣西为右翼；以宋希濂部自沙市南撤至常德、芷江一线，以坚固防线。阻止林彪南下。

　　“小诸葛”挽救华中战局的方略不可谓不精。从军事角度上说，各兵团的部署成犄角之势，相互策应。他的嫡系守住武长铁路进可取武汉三镇，窥视中原；退可沿粤汉铁路，直撤两广。

　　坐镇武汉、统领华中军政大权的林彪思绪万千，浮想联翩。那张看似平静的脸，掩饰不了他如潮的激动和绵长的回忆。

　　他不禁想到了两位堂兄林育南、林育英（即张浩）。正是在两位堂兄的帮助支持下，不足18岁的林彪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19岁的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12月来到武汉，由中共武汉军委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 军独立团第3 连，当了一名见习排长。

　　武汉，是林彪辉煌的军事生涯的起点。从武汉起步，转了一个圈，又回到武汉。时间过了23个春秋。

　　在故地神游的林彪，突然听到机要参谋的报告，精神为之一振。

　　参谋说：“据敌情报告，宋希镰部第2 军，由古老背、白泽一带渡江北进，前锋进抵鸦雀岭一线。驻宜昌之敌第124 军第60师主力也在北进；保安第4 旅向当阳方向移动；驻沙市的第15军也蠢蠢欲动。”

　　林彪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少见的、稍纵即逝的笑容。“马上查明情况。”林彪果断地说。

　　情况很快查明：宋希濂发动“机动攻势”作战。

　　林彪、邓子恢、肖克、赵尔陆、谭政等一起讨论了敌情。讨论时，林彪只是静静地听，极少发言，偶尔插上一句别人的话，常常是纠正诸如敌军、我军的位置、部队番号等等。

　　实际上，敌情报告中，关于宋希濂发动“机动攻势”作战的说法，根据并不足。当时，宋部号称10万大军，其实有一定战斗力的只有装备优良的第2 军。而其他部队到老百姓那里抢点东西还可以，不要说同四野主力对抗，就是碰上湘鄂边山区的惯匪，谁输谁赢都不一定。

　　林彪对“机动攻势”的提法是有保留意见的。他想，宋希濂乃蒋介石心腹，与白崇禧一向不和，侧后的白崇禧按兵不动，他会去当“出头鸟”？再则，我军南下以来，蒋系主力在华东等地被歼殆尽，作为黄埔门生，宋希濂会冒这个险吗？

　　想到这里，林彪在6 月28日给军委的电报中说：“宋部是否真能发动攻势，江西方面是否能抓得到敌人，目前仍无绝对把握，我军仍有扑空可能。但我军不管宋部是否发动攻势，拟在7 月中旬发动攻势。”

　　林彪的考虑是符合实际的。宋希濂此时已是惊弓之鸟，他的主力出动主要是为了抢夺粮食。

　　宋部补给，随着国民党政府迁粤和白崇禧退往长沙，已经断绝来源。而川粮接济不上，鄂西是贫穷山区，离新粮上场还需几个月，10余万人的部队基本处于半饥饿状态。因此，与民争食，乃至强夺百姓、宰杀耕牛的事情时有发生。宋希濂为此焦虑不安，老百姓也怨声鼎沸。

　　宜昌专员公署和第124 军等部，先后向宋希濂报告，当阳、远安等县城各有相当数量的存粮。这一带，是江汉军区部队经常活动的区域，离四野主力还有一段距离。于是，宋希濂决定以主力掩护兵站、军需部门，直趋远安、当阳抢粮。

　　不管“宋部是否真能发动攻势”，我军也要发动攻势。这是林彪的决心。他口述的命令指出：宋希濂将集中14至18个师的兵力向当阳、荆门发动攻势，“我军应全力准备乘此良机，全部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乘胜渡江”。决定由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统一指挥该兵团所属第38、47、49军及第14兵团之第39军和湖北军区独立第1 、2 师，共约25万人，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围歼宋部主力于宜、沙地区。整个战役的方针是：以先头部队迂回宋部突出部分，断其退路，围而不攻；先完成迂回，然后组织攻击，以达成打大歼灭战的目的。

　　6 月底，各部开始行动，向指定地点开进。湖北两个独立师在当阳、荆门地区诱敌深入。

　　7 月1 日，第38军抵钟祥长寿店；第39军抵天门皂市。瓦庙集。

　　2 日，第47军抵武安堰；第49军抵旧口、永乐河地区。

　　3 日，宋希濂部第124 军及第2 军由宜昌附近继续北进，7 日，到达当阳、远安一带抢粮。

　　林彪的兴致很高。对高级将领来说，枪炮声就是兴奋剂。离开平津到开封，再到武汉，将近两个月了，看到的都是其他战区的捷报，惟独华中方面一直是那么沉寂。现在，一场激战的序幕终于拉开了。

　　7 月9 日，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指挥第47军，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向宜昌快速迂回。右翼先头第141 师一部到达当阳以北的观音寺后，由于干部思想麻痹，部队进入村子休息时，未派任何警戒，遭到宋部第2 军第9 师一部袭击，致使伤亡、被俘100 余人，不仅没有完成迂回包围任务，而且暴露了我军战役企图。

　　消息报到四野司令部，林彪闻讯一怔：歼灭战要泡汤！林彪当即对肖克说：严令第47军，要抓住敌人，不能让敌人跑了！命令其他各军加速前进，对宋部江北部队展开迂回包围。告诉程子华，估计敌人发现我军攻击后必然迅速撤退，各部在奔袭中遇敌时，切勿碰着就打，而首先必须完成迂回切断的任务。如敌大，则等候友军到后再打；如敌小，则以小部监视敌人，主力仍应向敌后迂回去抓住较大的敌人。

　　7 月10日，遭遇战再次发生：当第13兵团各军迅速开进，对敌展开迂回包围时，第47军左翼先头第140 师又在黄土坡与宋部第124 军第223 师后卫接触。该师领导发觉敌人全是一色美式装备，而且是以逸待劳，我军则长途奔袭，已经疲劳不堪，便没有果敢地下达攻击命令，而是与敌对峙达9 个小时。黄昏时，敌军乘机逃走。

　　两次与敌遭遇，使我军主力完全暴露。宋希濂大吃一惊，急忙下令全线撤退，南渡长江。

　　林彪得到第140 师与敌对峙达9 个小时，而没有发起攻击，任敌人利用黄昏和夜色掩护逃掉的消息后，气得在作战室里走来走去，而踱步的速度明显不那么匀速了。末了，林彪在地图前仔细看了一下第47军的位置，气急地把铅笔投到桌子上，转身走出了司令部大门。

　　好不容易接触到敌人，怎么也不能让他们溜了。曹里怀挥师急追。干部、战士们冒着酷暑炎热，紧紧追了上去。鄂西地区，山高路隘。斗折蛇行的山路，在林繁木茂的山岭中穿行。时值7 月，时而赤日当空，烈日炎炎，时而大雨滂沦，浊流溢壑。北方来的干部战士，坐在树阴下尚且气喘嘘嘘，汗流浃背，急行军于高山峻岭中，加之没有配雨具，预防中暑、肠道疾病的卫勤保障工作也不可能跟上，致使部队减员情况日益严重。

　　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为部队的这种状况大伤脑筋。原本想经过休整，部队情绪已有改观，再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干部战士肯定会嗷嗷叫。这下可好，歼灭战未打成，却打成击溃战，实在窝火。曹军长心里憋得慌，方才想起两顿饭都没吃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吃。警卫员想尽千方百计，好不容易弄来几个土豆，前边忽然枪声大作。一听见枪声，饥饿感顿时全无，曹里怀命令部队立即出动，军部首长和随行人员每人抓了几个烫手的土豆，塞进口袋赶路了。

　　军长的日子不好过，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也在为把仗打成这样而焦躁不安。在一间不大的民房里，他和政委肖华焦急地等待各主力部队的战报。由于天气热，更由于心急如焚，他们都未系衣扣，汗水早把白布背心湿透了。

　　他同肖华一起，讨论了林彪、邓子恢的命令，感到问题不是出在兵团的指挥上，而是作战对象、战场条件等已经与东北、华北完全不同了。

　　他对作战参谋说：“通知各军加速追击和截击，力求在当阳、宜昌间歼敌一部。第47军和湖北独立第1 、2 师及第38军一部，迅速包围宜昌，以炮火封锁江面，阻敌南撤；第38军主力在古老背一带渡江，迂回到宜昌对岸之磨鸡山一线，切断宜昌守军的退路，决不能让这股敌人再跑掉。第49军加速向沙市前进，第39军暂集结在建阳驿至沙洋一带，会同第49军攻占江陵。沙市。”

　　肖华补充说：“把情况同时报告林总。”

　　作战参谋还未转身，林彪的电令已到：趁宋希濂各部还在移动之际，督促各部队以急行军速度，对敌展开迂回包围，务歼该敌。林彪强调，各部抵达指定位置后，均须用炮火封锁江面，不使敌人从水上跑掉。

　　曹里怀率部赶到宜昌。宜昌守敌向宋希濂告急。

　　宋希濂在常德。收到宜昌告急的电报，连夜赶往津市，然后换乘小火轮，于7 月15日到达枝江，再改乘等候在那里的军舰溯江而上。

　　宋希濂乘舰抵达宜昌、宜都间时，解放军第38军的追击部队正准备在北岸古老背一带渡江。发现敌舰后，顿时展开猛烈射击，暴风雨般的机枪声炸得军舰钢板啪啪作响。当时，由于运输不便，加之主力又是急行军，火炮没有跟上，火力不足，才使宋希濂得以逃进宜昌。

　　当天黄昏，曹里怀下令攻击，在这种田三缺一的态势下，敌军顽强抵抗，第47军伤亡不小。

　　战斗最为惨烈的战场，是宜昌西北的镇境山。这是一座海拔1400米的高山，是宜昌外围制高点和守城的屏障。敌人经营有年，碉堡纵横交错，战壕互相连接，明堡暗堡互衬，外围一道道铁丝网和鹿岩。当曹里怀下令攻击时，宋希濂也下了死命令，丢失阵地者一律枪毙！

　　战斗中，敌军以逸待劳，以坚固的工事为掩护，顽强抵抗。解放军长途奔袭。疲惫不堪，冲锋中仍然英勇顽强。连长倪思善，身患疟疾，浑身打着哆嗦，仍然坚持指挥，不下火线。战斗英雄张连发英勇果敢，机智敏捷，带领全班同敌人刺刀见红，敢打敢拼，最后全班只剩下他和一位负伤的年轻战士。在激战镇境山的战斗中，第47军415 团的大部分连队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16日凌晨，第47军攻克镇境山，宜昌之敌全线溃逃。

　　16日3 时，第47军进入宜昌。

　　与此同时，第49军先后解放沙市、江陵。第门兵团各军全部南渡长江。

　　各军奉命继续向湘北前进。至29日，相继占领慈利、临澧、常德、桃源等城，宜沙战役结束。此役，共歼国民党军15000 余人，解放湖北、湖南17个县市，切断了白崇禧与宋希濂部的联系，打开了我军南进湘西的大门。

　　林彪在指挥宜沙战役的同时，指挥了湘赣战役。

　　为配合宋希濂部作战，并阻止四野大军沿粤汉路南下，白崇禧在兵力部署上，以第97军置于岳阳及其以南之铁路沿线，以第103 军置于益阳；以第126 军置于长寿街、铜鼓，沿汨罗江组织运动防御；以第3 兵团之第48军置于高安、万载地区，第46军置于分宜、新余地区，第7 军置于萍乡、澄陵地区；以第58军置于平江、测阳地区。

　　林彪判断，宋希濂在西线行动时，白崇德在东线湘赣地区可能有所动作，遂决定：在宜沙战役同时，以第12兵团所属第40、45、46军，第15兵团所属第43、44、48军，二野第4 兵团所属第13、14、15军及第14兵团第41军，共10个军约43万人，发起湘赣战役，围歼白部主力第3 兵团于万载、宜春地区，为进军华南开辟通道。

　　6 月29日，林彪根据白崇禧部“侧翼甚敏感，而正面则较麻痹”的特点，命令第15兵团先头第43军一部，由靖安。安义直插奉新以南，主力则由武宁地区直插高安以西以南地区，目的是首先抓住突出于奉新、高安之敌一个师至一个军，围而不攻，诱敌增援；以长江北岸之第二、48军，由九江至武穴之线渡江，向武宁、永修一线前进。第12兵团待第15兵团在高安以南打响后，先头第40军即由通城直插浏阳、澧陵，第45军即由咸宁以南地区直插铜鼓。二野第4 兵团待第15兵团打响之次日，即由新涂、丰城一线渡过赣江，插至萍乡、宜春，造成对敌包围之势，然后聚而全歼。以第14兵团之第41军和第15兵团之第46军，分别向安义以南和永修、德安移动，作为总预备队。

　　6 月30日，根据林彪的命令，各部队从集结位置出发，向指定地点开进。

　　7 月8 日，李作鹏、张池明的第43军长途奔袭，其主力第129 师如猛虎般扑向奉新、高安之间，然而仅歼敌一个连。高安守敌脚上抹油，一下子溜到上高，李作鹏的先头部队占了一座空城。敌人有计划地撤退，李作鹏部长途奔袭，徒劳无功。

　　9 日，林彪在武汉四野司令部静候湘赣前线的消息。当得知高安之敌一下子逃到80公里之外的上高，林彪那一向阴郁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

　　想来想去，林彪对邓子恢、肖克说：“没有把白崇禧逼到非救不可的程度，他不心疼，当然会跑。”

　　肖克说：“第43军应超越迫击，抄敌后路，兵团主力应快速跟进。”

　　林彪对肖克、赵尔陆说：“命令肖劲光的第12兵团迅速拿下浏阳，陈赓的第4 兵团渡赣江西进，务必截住南逃之敌。”

　　敌军自7 月9 日拂晓从高安、奉新、上高镇南撤，林彪即判断敌人为全线撤退，围点打援的战略目的不能实现，便令三个兵团分别由通城、新余等地区多路向萍乡、莲花、浏阳、醴陵等地截击、追击，以求在浏阳、醴陵以东围歼敌人。10日，根据侦察情报，敌张泳第48军、夏威第46军，拟在上高、宜丰一线阻我南进。林彪便命令第43军停止追击，部队位于宜丰东北地区稳住该敌。同时，令肖劲光第12兵团、陈赓第4 兵团分别向测阳、醴陵和莲花、萍乡方向迂回，包围上高、宜丰。

　　7 月13日，白崇禧下了全线撤退的命令。13日，宜丰。上高之敌经万载南撤；14日，万载及浙赣线、分宜及宜春一线之敌也全部向攸县、茶陵山区撤退。在山区、水乡行军，是桂系土兵的特长，加之四野大兵压境，他们惟恐遭灭顶之灾，个个如鞋底抹油，溜得极快。继四野第15兵团一部在上高扑空后，第12兵团也只在九岭打击了敌第126 军第3po 师，并经九岭进占古巷、平江。18日，测阳守敌逃走，罗舜初率第40军于19日进占浏阳。陈赓的第4 兵团，从7 月11日至17日，先后占领了峡江、分宜、安福、吉水、新余、吉安、宜春等城。

　　湘赣战役历时20天，歼敌仅两个团，毙俘敌4600余人，先后解放了赣西、湘东之奉新、高安、平江、宜丰等20余座县城。

　　远在北平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局及四野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还在湘赣战役接近尾声时，他就致电林彪等，指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毛泽东认为，“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明确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占据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林彪细细品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电文，其精辟分析和论述令他折服。回顾宜沙、湘赣两战，未达预期目的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没有从实际对象出发，沿袭了过去的老战法。而按照毛泽东的电令，则要不顾敌人的任何部署，以主力大胆地从敌人的两翼迂回到深远后方，断其退路，求得在敌纵深合围而予以歼灭。其次，是四野主力初到南方，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及山地作战的特点，而且多不习惯南方气候水土，指战员大多没有配发蚊帐、雨具，病员增多，战斗力大减。想到这里，他对邓子恢等人说：“报告军委、毛主席，请求主力转人休整，以利再战。”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林彪等的请示报告，并致电慰问：“盛暑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

　　8 月1 日，四野主力转人休整。所属第12、13、15、4 兵团，分别集结于长沙、常德、南昌、吉安及其周围地区。部队在休整过程中，从上到下总结了宜沙、湘赣作战中的经验教训，根据山地水网稻田地作战特点，进行了适应性训练。“政治工作专家”罗荣桓，在四野创造了坚实的传统基础，部队开展了“兵强马壮”运动，其中心内容是治病、防病和增强指战员的体质，方法是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休整，不仅使四野主力部队恢复了体力，更重要的是领会了最高统帅的战略战术思想，这就为以后的作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1．湘江两岸风急云涌。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毛泽东复电祝贺

　　1949年7 月，中南海丰泽园。

　　由于筹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也由于要经常会见各民主党派的代表，离城太远，多有不便，毛泽东便于6 月从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了中南海丰泽园。

　　虽然四野在华中进展不大，宜沙、湘赣两战未达目的，但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及彭大将军等方面，仍是捷报频传。更令毛泽东兴奋的是，他的家乡湖南，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将发动起义，这不仅使中南军事形势有一个重大改观，而且无疑是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重重一击，其政治意义尤为深远。

　　对争取长沙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早有筹划。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林彪，对此都是极为重视的。

　　早在4 月，毛泽东就委托民主人上章土到转达对程潜走和平道路的期望。为此，章士钊亲笔写信给程潜。在信中，章士钊赞扬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杰出领袖，殷切期望程潜深明大义，当机立断，毅然发动起义。章士钊还请程潜转告陈明仁，中共是既往不咎的，决不会追究他在四平与林彪东北民主联军苦战一事。章士钊在信中还直接引述了毛泽东当面对章说的话：“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各为其主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5 月，周恩来电话指示在北平工作的李明濒赴武汉参与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

　　6 月2 日，周恩来又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随后，他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电报中说：“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他“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

　　同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及肖克、赵尔陆、聂鹤亭，指出：“程潜、李默庵、陈明仁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李默庵到香港后和我方接了头，现令香港方面认真进行此项工作。请你们亦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惟发动不可太早，应使白崇禧安心作战，待解决白部后，再发动归于我方。”

　　还在开封的林彪，在接到毛泽东6 月2 日的电报后，就专门开会进行研究，决定把疏通程潜、陈明仁的工作委托李明源与湖南省工委共同筹办。邓子恢还同敌工部门的领导就争取程、陈起义拟定了具体方案。

　　而在这之前，在另一条战线——白区地下党的统一战线和策反工作，已经开展起来，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为争取程潜靠拢人民，谋求湖南和平解放，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由省工委书记周礼直接领导。

　　白崇禧入湘后，湖南人民受生活所迫，同时也受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鼓舞，在湖南地下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和平自救运动。特别是湖南各界社会名流，也半公开地印发和平宣言，发动签字运动，积极推进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实现。而这一切，也给了程潜、陈明仁以极大的推动。

　　程潜，字颂云，1882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中农家庭。1900年进入颇负盛名的长沙岳麓书院就读。后进入湖南武备学校学习，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院炮兵科学习。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结识了李烈钧、唐继尧等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武昌保卫战。后历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护国军司令。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长，深受孙中山先生信任，一时有“文有居正、武有程潜”之谓。北伐时，程潜任国民革命军第6 军军长，在对孙传芳部队作战中颇获战果。宁汉分裂前夕，程潜赴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汇报情况，其主力一部被蒋介石和李、白桂系夺走。此后，军阀混战，程潜参人其中，时沉时浮。1928年，程被桂系扣押，后又转往上海赋闲。1935年国民党五大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郑州，后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38年6 月，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1940年5 月天水行营撤销后，改任全国党政战地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抗战胜利后，程潜任武汉行辕主任。1947年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任湖南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与蒋介石、白崇禧素有旧怨，加之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程遂萌和平起义。保全桑梓之意。

　　为脱离蒋介石政权，投向人民，程潜令其族弟程星龄与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人周礼、余志宏取得了联系。程潜认为，陈明仁乃蒋系将领，与白崇禧素乏渊源，现在桂系的势力范围内更是势孤力弱。另一方面，陈明仁虽然出身黄埔，但也是湖南醴陵人，与程潜是小同乡，而且有师生之谊，平时来往密切，于是决定设法把陈明仁拉到长沙，赞襄起义。程星龄向程潜建议，由桂系刘斐出面，从桂系的立场向白崇禧建议将陈明仁调往长沙。

　　1949年初，刘斐衔程潜之命赴武汉，对白崇禧说：“第1 兵团刚成立，兵员、武器、训练均差，难以完成固守武汉重任，不如将他移驻长沙，利用乡土关系，就地训练，充实力量。这样，既可为稳定湖南局势尽力，今后又能为广西屏障效命。”小诸葛欣然同意。另一方面，刘斐又对陈明仁说：“程潜公亟盼子良回湘合作。你回到湖南，也只有紧紧靠拢颂公，共同寻求出路。”陈明仁当即应允。

　　陈明仁，字子良，1903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923年进入广州讲武学堂，后随该校一起并人黄埔军校，陈毕业于第一期。在两次东征中，陈作战勇敢，特别是第二次东征中，他冒着炮火，将战旗插上惠州城头，深受蒋介石赞赏。此后，他历任团长、中将师长，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对鄂豫皖红军的作战。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率部参加远征军人缅作战。1945年，在与中国驻印军会师前的最后一战中，他率部奋力攻克日寇坚守的回龙山要塞，一举而名声大震。

　　内战爆发后，陈明仁部多次为解放军所重创，因而受到指责。1947年6 月，他在防守四平时，抵抗林彪所部攻击达10余天之久，再次博得蒋介石的青睐，升任兵团司令官。此后不久再次失势，改任总统府中将参军。1948年10月，他婉拒胡宗南、刘峙之邀，而就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不久又任第1 兵团司令官。官场的冷酷及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惨败，使陈明仁萌生“以资应变”的念头，从而赞成和谈，拒绝镇压学生进步活动。现在听了刘斐的建议，恰合了他的心意。于是，陈明仁于1949年2 月18日率第1 兵团转往湖南，并将兵团司令部设于长沙。

　　长沙市内的和平自救运动使白崇禧大为恼火。广州政府企图把程潜搞到广州去就任考试院长，程潜坚辞不就，使白崇禧无可奈何。随着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条件日趋成熟，经程星龄等做工作，程潜于6 月写下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请中共湖南省工委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备忘录说——潜自参加同盟会迄国民党，从事革命凡四十余年，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近十余年，坚决反对蒋系独裁政治。去年返湘以后，更站在人民利益立场，坚决反对战争，力主和平。只以自身力量尚弱，既不能明揭主张，更难放手措施。数月以来，处心积虑，应付环境，凡实际是以打击反动力量以及解除人民痛苦之处无不悉力以赴。例如二五减租，停止征兵征粮，停止使用金元券自本省始，至于暗中保障革命分子活动，相当开放舆论与群众运动，皆牵革大端，所给予反动势力军事上。经济上之打击至为重大。而潜亦以是遭受压力为更强。祈所幸迅已获得全省人民一致热烈拥护，虽反动分子多方阻挠，多方逼胁，卒难动摇。此次挂系大军退湘境，白崇禧即极端疾恶本省一切和平措施，遂不惜越权要挟，改组本省省政府，态度横暴，而后果必然一反本省过去措施，势将完全违犯人民利益，致引起全省人民公愤，迫使白亦放弃原定计划，此即人民力量积极支持进步措施最为显著之例。本省军政机构，原由蒋所一手安排，而军政干部更多系历年所卵翼人物，兼之本省封建色彩亦颇浓厚，自十六七年以来，一直培养反共环境，一旦谋预转移，诚非易事。曾深思熟虑，认为调整人事健全机构，在蒋束缚与桂系压迫之下决不可能，如贸然行动，势必引起狂澜，决非潜所能抵抗，计惟努力直接为有利于人民之措施，期以转移风气，借人民自觉造成力量，反而影响政治干部，数月以来确已略收效果。当前咸感大势所趋，莫能阻抑，潜对于军政干部潜移默化尤未稍懈，除少数极顽固分子仍不异自趋绝境而外，大都追随革命不致阻抑。论者或指责本省军政机构散弱无能，自是事实无可讳言。惟以本省过去环境，如其果有健全机构与人事，则不出两种状态：一为蒋系之工具，一为封建性的团结，此两者皆属反革命之营垒，如其坚强则潜所遭力以更大或至一筹莫展。兹幸其散弱无能，乃得乘隙增强人民力量。凡潜有所措施，多获得社会人士密切联系与直接赞助（甚至往日担任特务工作之张严佛、肖作霖、李肖白、王永康、李坚冰等，近数月来亦协助和平措施甚力）。除少数参与机要人员外，军政机构几于置身事外，此种现象近一两月来日益显著，亦即证明进步力量之日益强大。数月以来派员与贵方不断接触，至为融洽，惟以环境逼胁，每或事与愿违。至于维持治安，沟通人民情感与理解，借以获得今日局势，多荷贵方协助，衷心感谢，匪可言宣。既受本省人民之重托，又值烽火迫近本省之际，如何避免战祸，如何减少人民痛苦，如何保持本省元气，实属当前惟一要务。

　　爱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虽然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系，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势力。在潜揭明主张之前，如何配合行动，全权由军事小组商决。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期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惟数月以来官兵待遇极其匪薄，尚能协助维持社会治安，而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又本省反共历史垂二十年，思想落后，固由局促山地昧于大势，亦由蒋某多方欺骗，多方利诱威迫，造成积重难返之势。兹以贵方大军逼近，或多惶惑，经潜直接间接多方解释安慰，除极少数顽固分子或已逃亡外，大都明了贵方宽大作风，尚能镇定矣。甚望贵方大军抵达之日，更能予以事实上之证明，则全省人民幸甚。此亦潜职责所关，思虑所及，合并提备参考。

　　备忘录转交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人周礼后，周与中共党员赵连生商量，决定由赵编一个双层皮箩，将备忘录及工委给上级的报告一并放人皮箩夹层，派地下交通员黄人凌、张友初送往汉口。

　　黄、张二人装扮成商人与挑夫，从长沙至岳阳，然后乘小船出湖口过长江，沿途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检查，将文件送往中共华中局。华中局很快呈报毛泽东、党中央。

　　7 月4 日，北平，丰泽园菊香书屋。

　　毛泽东看到华中局的报告和来自湖南家乡的信息，心清格外高兴。家乡一别，二十八载，想到家乡将要和平解放，桑梓得以保全，作为三湘游子，毛泽东怎么能不兴奋呢？

　　毛泽东拈过毛笔，伏案草拟给林彪、邓子恢的电报，就争取长沙和平解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出了具体指示：（一）……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

　　（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

　　（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

　　（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

　　给林彪、邓子恢的电报发出后，毛泽东又亲笔复电程潜：颁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编整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问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系矣。

　　汉口，四野总部。林彪、邓子恢正同周恩来从华北指名调来的李明灏谈话。

　　李明灏是民主人士，1948年到华北解放区，任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他和程潜、陈明仁都是湖南醴陵人。大革命时期，程潜任陆军讲武学堂校长时，李明灏教育长，而陈明仁是程潜、李明灏讲武堂的学生。考虑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与毛泽东商量，指派李明灏辞去华北军政大学的职务，前往四野林彪处，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去长沙，推动程潜、陈明仁起义。

　　按照林彪的指示，四野政治部派刘梦夕同李明灏的亲戚陈大寰一起，携毛泽东给程潜的复电去长沙。7 月14日，程潜在长沙官邸会见了刘梦夕、陈大寰、程潜请刘梦夕转报汉口的林彪，他已下了最大决心，坚决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在谈到陈明仁的情况时，程潜说：“子良对当前的问题，何去何从，也看得很清楚。不过他的处境和部属的情况很复杂；同时，蒋介石、白崇禧又多方对他进行拉拢，所以在他那里进行工作，还须特别慎重，待机行动。问题尽管复杂，但我相信凭我们的真诚努力，和平解决是可能实现，也一定能实现的。”刘梦夕等很快将情况报告了在汉口的林彪及中共华中局。

　　林彪根据毛泽东的电令，组成了以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5 人和平谈判代表团，随先头部队向平江开进。

　　7 月21日，长沙，湖南省政府主席官邸。

　　程潜、陈明仁的谋划，到底未能瞒过“小诸葛”的眼睛。白崇禧以重兵作后盾，逼迫程潜出走邵阳，并以陈明仁代湖南省政府主席。

　　7 月22日，白崇禧已去衡阳，程潜移驻邵阳，陈明仁在长沙召集省府官员训话。他说：“程潜主席去外地，本人奉命代理主席职务，一切秉承程主席旨意办事。”“我竭诚为桑梓服务，决不凭个人意旨，使长沙人民遭到浩劫，决心以湖南300 万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个人成败在所不顾。”陈明仁的这些声明，可谓不卑不亢，虽未明确表示要揭竿起义，但话里有话，和平解决湖南之意已经隐含其中了。

　　7 月四日夜，林彪派出的代表李明灏秘密潜入长沙，程潜亦于是日秘密返回长沙，住进水陆洲音乐专科学校。在衡阳的白崇禧马上从坐探处得到情报，立刻打电话找到陈明仁说：“程潜已回到长沙，你要住在省政府内不要出来，更不要去程潜那里，免遭暗算。”陈明仁仍然不露声色，与白崇禧虚与委蛇。但他放下电话后，即赶往水陆洲音乐专科学校，向程潜报告一切。程潜、陈明仁商讨了对策，决定密切注意动向，稳住部队。随后程潜迁居城内指挥。

　　30日，白崇禧又电陈明仁：“程潜率带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其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同日，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也发来两封电报。一封是：湖南省主席程潜辞职照准，任命湖南省政府委员陈明仁为湖南省主席。另一封电报是：长沙绥靖公署撤销，成立湖南绥靖总司令部，任命陈明仁为绥靖总司令。

　　8 月1 日，蒋介石派其两名亲信黄杰和邓文仪由衡阳乘专机飞长沙，名义上是“迎接”程潜赴广州就任考试院长，实则要稳住陈明仁，让其为蒋介石卖命。

　　中午，陈明仁在省政府后楼设宴招待黄杰、邓文仪。午宴后，黄杰、邓文仪屏退随员，同陈明仁密谈了两个多小时，大楼周围戒备森严。

　　黄杰问陈明仁：“子良将军，前线情况怎么样？”

　　陈明仁说：“我将士。严阵。待，前哨已有接触。请达云（黄杰字达云）兄与雪冰（邓文仪字雪冰）兄到前线视察，我也好就近请教。”

　　黄杰、邓文仪来长沙，本有深入虎穴之感，如到前线视察，万一中计被扣，岂不连老本搭上了？想到此，黄杰连忙说：“那不必了。有你在此，大家放心。”

　　密谈问，邓文仪拿出一张印有“雪冰用笺”的信笺，上边抄有蒋介石写给陈明仁的手令：“弟一生光荣史迹，当自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将来四川为尔后盾，余由雪冰面告。”

　　陈明仁接过校长的手今，扫视一遍，一本正经地说：“达云兄和雪冰兄放心，我一定坚定立场，与共军血战到底，引在长沙外面打，不使长沙城内受损失。我们都是湖南人，个人前途无足轻重，长沙人民生命财产不能毁坏。为党国效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若抛弃长沙父老，纵有高官厚禄不为也。”

　　黄杰、邓文仪长沙之行，始终有人龙潭虎穴之感。二人不敢久留，下午即离开长沙。

　　送走邓文仪、黄杰后，陈明仁即乘吉普车直奔毡子湾2 号程潜住所，将蒋介石的手今呈给程潜。当下，两人就起义问题进行紧急商讨，确定起义通电的起草人名单，并就军事部署达成一致意见。随后，陈明仁乘车返回省政府大楼，召开了军政官员大会。陈明仁对到会的人说：“目前军事形势极为紧张，这是大家所关注的。不愿意打内战，也是全省3000万同胞的共同愿望。我作为省政府主席，宁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决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我一定要使大家在长沙市内听不到枪声。”

　　8 月4 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了有37位国民党将领联名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的起义通电。通电表示，“爱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取得和平之基础，正式脱离广州政府。”

　　当天，程潜发表了《告湖南民众书》、《告将士书》，向全省民众和国民党官兵宣布，湖南已经脱离了广州国民党政府，获得和平解放，号召各阶层人士一致联合起来，驱逐白崇禧集团，成立人民的民主政府。

　　陈明仁也于当天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告全省各级官兵暨所属军师官兵及全省人民》的文告，宣布即日起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拥护和平，参加解放大业，并望各界人士各安岗位，勿自惊扰。

　　至此，酝酿多时的长沙和平起义得以实现。程潜、陈明仁率第1 兵团三个军共77000 余人宣布起义。当晚，四野第46军第138 师浩浩荡荡开进长沙市，长沙宣告和平解放。

　　8 月6 日晚，四野谈判代表金明、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进入长沙。经过谈判，双方商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 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集中于浏阳、醴陵一带整训。成立湖南临时政府，陈明仁任主席，袁任远任副主席。原已设立的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改称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程潜任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陈明仁、金明、袁任远。唐天际、周礼。仇鳌、唐星、李明源为委员，李明灏兼任秘书长。

　　接到程潜、陈明仁领衔的37名高级将领的起义通电后，8 月16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们：接读8 月5 日（应为4 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读罢毛泽东、朱德的复电，这位年近七旬的国民党元老的眼睛湿润了。他对坐在一旁的程星龄说：“毛泽东雄才大略，是湖湘百年未见的奇才。”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给了程潜、陈明仁等起义将领很高的礼遇。由毛泽东亲自提名，程潜、陈明仁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 月7 日晚，程潜一行到达北平。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到车站迎接程潜的还有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人。程潜一走下火车，毛泽东便快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毛泽东先开了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健康，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向中南海驶去。

　　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为程潜一行特设晚宴，并嘱咐厨师要做几道地道的湘菜款待客人。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

　　9 月10日，陈明仁受毛泽东邀请，乘火车抵达北平。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等到火车站迎接。

　　9 月19日上午，毛泽东和刘伯承、陈毅、粟裕等来到程潜等下榻的地方，拜访这些起义将领。毛泽东等同程潜、陈明仁进行亲切交谈，气氛十分融洽。他们共进午餐后，毛泽东又邀请程、陈等同游天坛。

　　天坛，为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祈雨的场所。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同大家合影留念。来到祈年殿前，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向不远处的陈明仁招手说：“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人单独照一张吧！”陈明仁心情激动地站在了毛泽东身旁，摄影师为他们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

　　陈明仁说：“主席，我想把这张照片洗上10打，回去送给我的亲朋故旧。”

　　毛泽东笑着，向前挥了一下手说：“10打不够，给你洗上50打。”

　　
32．血战青树坪，四野南下以来最惨烈的一仗。“虎将”钟伟战后检讨：“犯了麻痹轻敌的错误。”一向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林彪这一次却沉默起来

　　衡阳五桂岭，白崇禧指挥所。

　　一直与长沙陈明仁联系不上，电话里总是发出刺耳的“嘟、嘟。嘟”声，讯号中断，白崇禧预感大事不妙，长沙凶多吉少。

　　8 月4 日这一夜，他斜躺在沙发上，辗转反侧，几乎彻夜未眠。

　　程潜投共，他是想得到的，但与共产党打了20多年仗的陈明仁投共，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自认为待陈明仁不薄，在陈失意落魄之时，是他伸手拉陈东山再起，又深信不疑地将湖南军政大权、特别是12万大军全部交给了陈。没想到陈明仁竟然忘恩负义，背叛他而投共，他的心凉到了冰点。

　　白崇禧连声哀叹：“陈明仁误我，陈明仁误我。”

　　5 日一早，电台播出了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通电。报纸上也都是“长沙事变”、“程潜陈明仁通电”……的消息，一切都得到了证实。

　　他的目光一下子就投向报纸上程、陈的通电上，那黑色的铅字犹如重磅炸弹，炸得他五脏六腑都倒了过来。他把报纸撕成一团，扔在地上。

　　在广州的蒋介石也得知了程潜、陈明仁投共的消息，也看到了这些报纸，伤心得老泪纵横。他不明白，这些“耳提面命”的学生怎么会一个接一个地弃他而去呢？

　　蒋介石对陈明仁还存有幻想。他不相信陈明仁走这条路是出自内心的，或许是程潜所逼。从通电中，蒋介石似乎感到陈内心的矛盾，至少他还称自己为校长，他还记得当年师生之谊。蒋介石觉得对陈部还有文章可做。

　　蒋介石让侍卫立即要通了白崇禧的电话，他说：“健生啊，子良要走，我就不信成刚他们听他的。一兵团组建才半年，陈子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它搞得铁板一块，要趁程、陈立足未稳，软硬兼施，军事上给些压力，再用一用反间之计，制造些混乱，说不定长沙的局面会反过来。”

　　白崇禧接完电话后，也低头沉思：陈明仁平日刚愎自用，很少与部将接触，所带三个军有两个军不是他的亲信，没有真正的感情，更没有长期作战中形成的相互信任、融为一体的关系。林彪的主力离长沙尚远，附近只有四野的一些先头部队。再说，程、陈通电一发表，共军对长沙的压迫就会放松一些。想到这里，白崇禧觉得，只要加紧对陈部的策反，并派部队前往接应，长沙事变就会有转机。

　　于是，白崇禧立即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于8 月5 日、6 日两天，连续派飞机飞临长沙、株州、湘潭、邵阳上空，轰炸扫射，散发传单，进行策反；二是征得李宗仁同意，调任黄杰为第1 兵团司令官，收容该兵团叛归的官兵，重组第1 兵团；三是令第3 兵团副司令官王景来指挥第176 、236 师，由衡阳向邵阳及其东北地区疾进，以接应叛归官兵，企图挽救湘西危局。

　　刚刚布置完，副官即进来向他报告：“空军已出动二十多架次轰炸长沙等地，据飞行员在空中观察，不少陈部官兵在争抢散发的传单。”

　　“传单上怎么写？”白崇禧问。

　　“来归部队一个团过来赏光洋15000 元，一个营5000元，一个连1500元。”副官回答。

　　白崇禧命令：“再加上，凡拉回一个师的即升任军长，拉回一个团的即升任师长……见官升一级。”

　　副官前脚刚走，情报处长后脚走进屋里。

　　“报告长官，有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你们情报处从来没向我提供过准确的情报，连程潜、陈明仁投共这样的大事你们都侦察不准，全都是废物。”白崇禧气愤地说。

　　“这一次情报准确。”情报处长颤声说。

　　“什么情报？快讲。”白崇禧很不耐烦地问。

　　“我谍报人员从长沙发回密电，陈明仁背叛党国，不得军心，所部将领虽都在通电上签了名，但那是出于被迫，并非真心。”情报处长接着汇报：“第1 兵团四位副司令官刘进、彭壁生、张际鹏、熊新民，以及第14军军长成刚、副军长谷炳奎。李精一、胡定随、方定凡，第力军军长彭锷副军长鲍志鸿，第100 军军长杜鼎、副军长刘光宇，均拒绝随陈贼投共。”

　　白崇禧面露喜色，接着问：“他们带回了部队吗？”

　　情报处长急忙回答：“有5 个师16个团回到国军队伍中。他们是第14军第10师张用斌部、第62师夏日长部，第力军第87师杨文榜部、第88师刘浩部，第100 军第19师卫铁青部。还有警卫团吴祖伯部，曾当过陈贼勤务兵的曾祥赋也带回了一个团。据统计，以上各部共有4 万余人。”

　　听完汇报，白崇禧凉透的心开始升温了。

　　在白崇禧多方利诱、欺骗和策反下，随陈明仁起义的第1 兵团各部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

　　局势最复杂的是宝庆（邵阳）方面。宝庆距长沙2to 多公里，解放军一时还来不了。长沙宣告起义后，驻宝庆部队分成拥护起义和反对起义两个尖锐对立的阵营。

　　8 月4 日晚，第1 兵团副司令官熊新民带领第力军两个师逃离湘谭，先头部队越过青树坪一线。白崇禧派出第48军沿衡宝公路北上接应。再加原驻宝庆外围的第14军成刚部两个师，对宝庆形成三路围攻的态势。控制宝庆市区的是拥护起义的湖南保安司令部魏镇下属的三个保安师及附近的第14军63师汤季桶部共四个师。

　　起义部队在城区呆不住了，赶忙撤出宝庆，向湘潭至宝庆公路北侧地区集结，占领长宝、衡宝两条主要公路干线相接的要道口廉桥，试图阻止第力军西逃。

　　前来接应叛军的白部第48军为打通道口，向驻守廉桥的起义部队猛攻。负责指挥宝庆各起义部队的湖南保安副司令彭大如与各师长商议，认为廉桥目标太大，面临三面夹攻，难以坚守到解放军到来，决定一面急电程潜、陈明仁，请求解放军南下救援，一面组织部队向湘乡方向撤退。

　　起义部队叛逃给陈明仁一个不小的打击。这几天，他心情烦躁，经常发脾气，他开始后悔自己过于自信了。记得半个月前，他曾向中共方面表示，指挥所部“已无问题”，当桂部遭受解放军压力或双方处胶着状态时，即进行截白行动，配合解放军作战。他设想过可能会出现小部溃散的情况，但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发生大规模哗变。现在，宝庆方面追随他起义的部队向他求援，他怎能不着急呢？

　　经与程潜商量，决定立即电请林彪出兵湘中，火速追击在逃叛军。

　　这一天，是8 月7 日。

　　8 月8 日，武汉四野总部。

　　坐镇武汉指挥整个华中战事的林彪，正为我军兵不血刃和平解放长沙而兴奋。在那间四壁挂满作战地图的斗室里，正当林彪陷于沉思时，一参谋急匆匆走进来：“报告林总，长沙来电。”

　　“什么事？”林彪头也没抬。

　　“长沙起义部队发生叛逃事件，程潜、陈明仁请求我军出兵追歼叛军。”

　　林彪立即让人请来邓子恢、肖克、赵尔陆等人，共同研究长沙起义部队叛逃这一突发事件。决定立即设法稳定巩固陈明仁兵团，掩护除叛逃外的其余起义部队东撤休整；以第49、46、40军和二野第5 兵团第18军全部，乘势争取和追歼叛军。具体部署是：以位于益阳。桃花江、安化一线的钟伟第49军全力南进，其第146 师向宁乡前进，第145 师向湘乡方向前进，第147 师向宝庆方向前进。以詹才芳第46军除留守长沙、株洲部队外，其余向衡阳前进。以罗舜初第40军除酌留部队维持醴陵秩序外，主力急向攸县前进。以位于永新地区的张国华第18军之先遣师向茶陵前进。

　　林彪强调，以上各部在发现叛军部队后，须先完成迂回包围，断其退路，然后实行政治争取，如叛军部队继续逃跑则追歼之。

　　叛军驻地主要在湘江西岸，驻安化、益阳之线的第49军因其位置最靠南，遂成为追歼叛军的主力。林彪于9 日8 时和门时连发两电给该军。其中13时电指出：“147 师目前暂勿休息，应忍劳继续南进，待切断叛军退路后再停下来。145 师、146 师更应加速南插断敌退路。目前忍苦是有意义的，只要超过叛军，再加上政治上的争取，必能巩固陈明仁部。”

　　这边，林彪下令部队南进，主要目的是追歼叛军，巩固陈明仁部队。同时他也判断，陈部叛军向衡阳、宝庆逃跑，白崇禧必然派兵北上接应，如果趁机吸引住佳军主力，或许能迫使白崇禧不得不在湖南地区与我决战。

　　那边，白崇禧也正虎视眈眈。他率领华中部队从春天撤到夏季，从河南撤到湖南，一退千里，如果再避战南撤，他这个“小诸葛”也就徒有虚名了。一连几天，他都在关注敌我态势图上四野的动向，决心乘隙给林彪一个反击，以扼制其继续南进的步伐。

　　从8 月8 日起，林彪主力一部向南追击叛军。白崇禧自言自语：“反击的时机到了。”

　　白崇禧把反击的第一个目标选择在接近衡阳东北的林彪第46军第136 师。

　　第46军奉命由正面向衡阳前进。8 日夜，该军第136 师进至黄土岭地区。白崇禧当即令其第48军先以一部诱敌深入，尔后再以主力两个师向北猛插，包抄吃掉这支共军。

　　四野第136 师先头部队与敌接触后，起初并未在意，以为是零星小股敌人，遂派出一个团进行战术性包围，其余部队安营休息。殊不知，这股敌人正是桂军第48军第138 师的一个整团，正是白崇禧用来钓“大鱼”的诱饵。

　　10日凌晨，第136 师先头团继续前进至笙塘铺地区，再次与敌遭遇。仗打得十分激烈，敌人越打越多。师指挥所立即将全师全线展开，仍有些招架不住。师首长感到事态严重，一面调整部署，一面将情况报告军部。

　　军部又立即将情况上报四野总部。

　　此时，林彪正在小憩。

　　邓子恢、肖克很快在地图上找到了136 师所处的位置。他俩一惊：孤军深入。该军正面是白崇禧一个军，而该师附近又无我军主力可以迅速增援。

　　邓子恢面露忧色说：“这下麻烦了。只好做出要抓住他一个军吃掉的样子，就看白崇禧上不上当。”

　　林彪也被惊醒了。他的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边踱步边口述作战命令。

　　肖克立即记下了下述部署：“令5 兵团第18军迅速插到桂军背后，令右翼第49军作出东移佯动，令第136 师就地死守，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来。”

　　肖克补充说：“如此，白崇禧或许自动撤兵，136 师亦可化险为夷。”

　　邓子恢还是有些焦虑地说：“现在就看136 师能坚持多久了。”

　　第136 师是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部队。该师出了个“白老虎连”，全军闻名。

　　陷入敌军重围的第136 师，又一次显示了遇险不惊、刺刀见红的顽强战斗作风。他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6 次冲锋。师首长在半山腰的临时指挥所里守着电台，不一会，野司和军里的电报就来了：选择有利地形，就地死守，不可南进。如实在坚守不住或敌情有新变化，即向东南安仁方向突围。

　　这时，右翼第407 团报告：正面敌人火力减弱，是否乘势打过去？

　　师长曾雍雅回答：“坚守阵地，敌人是在用诱兵之计。”

　　此时，在国民党第48军指挥所内，军长张文鸿正得意地向他的副官口授命令：“左右两侧的138 、176 师再向北猛插30里，然后收网，正面175 师准备全线出击，争取三日内吃掉这股共军。明天中午发起总攻。”

　　然而，三个小时后张文鸿接到白崇禧、张淦的命令：“立即后撤，共军正从两翼向你部迂回。”

　　张文鸿惊出一身冷汗，心里道：林彪主力来得好快。他不得不放弃这块就要到口的肥肉，下令全线撤退。

　　原来，第18军的西进行动和第49军的佯动立即引起白崇禧的注意。他盘算着要吃掉林彪这一部没有把握，遂恨恨咽下这口气，决定另寻战机。

　　第136 师终于有惊无险。虽然此仗损失了300 余人，但并未让白崇禧的阴谋得逞。虽然有敌情变化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该师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逼退了敌人。试想，如果倒过来是解放军包围了白崇禧一个师，它还能活着出来吗？不死也要脱掉几层皮。

　　四野有关部队继续追歼叛军。

　　本来，林彪对追击目标是有明确规定的，由于过于前出，会使白崇禧有机可乘。13日，林彪获悉白部第7 军主力已进至永丰、界岭以南地区，企图反击追击部队。为避免部队过于突出而遭袭击，即令第46军停止追击，令第49军切实查明情况，不得盲目前进。

　　然而，追击部队一出发，犹如奔驰向前的战马、高速前进的赛车，一下子要停下来并不容易，即便下令停止，也还有一个前进的惯性。第49军根据战场情况，命令部队继续向永丰。界岭方向前进。

　　捕捉战机，打主动仗，这是第49军军长钟伟一贯的作风。

　　钟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人物，有“虎将”之称。

　　从团长到旅长，到师长，直到纵队司令、军长，钟伟从未任过副职。这一点，与林彪颇为相似。据说，钟伟当师长时，东总准备调他到某纵队任副司令员，却遭到他的拒绝。他说，要觉得我行，就让我当司令员，要不然就还让我当师长吧。我宁当鸡头，不做牛尾。

　　钟伟不要虚名，只要实权。没有实权，怎么有机会带出一支有特点的部队呢？

　　“钟伟很能打仗。”林彪很清楚这一点，所以直接将任第2 纵队第5 师师长的钟伟调升到新成立的第12纵队任司令员。第12纵队就是第49军的前身。

　　由师长直接升为纵队司令员，在林彪的部队中，钟伟是惟一的一个。

　　钟伟确实很能打仗，不但好战，而且会战。有两件事，最能体现钟伟的作风。

　　一件是他指挥的靠山屯战斗。

　　1947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三下江南作战。前两次过江作战，钟伟率领的第5 师作为全军预备队，待机打援。到了第三次下江南作战时，钟伟总算捞到了硬仗打。

　　林彪给第5 师的任务是，进至长春路东，配合第1 纵队包围消灭大房身一个团的敌人。3 月9 日，第5 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发现西南方向的姜家屯和王奎店据有陈明仁第71军第88师两个营。他当即拍板，先吃掉这股敌人再说。有人提醒他，咱们的任务是去大房身啊。钟伟破口大骂：“什么娘卖X 的大房身，送上门的敌人给我打。”

　　第14团一个冲锋就拿下了姜家屯，但王奎店那边却不顺利。这时林彪命令下来，催促第5 师立即赶往大房身。钟伟回话说，等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没想到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与那里的一个团会合了。敌人前脚跑，钟伟率第5 师后脚赶到。

　　经过一夜激战，第5 师扫清了外围之敌。守敌退据核心据点，仗着火力强盛，企图凭险固守待援。这时，林彪又来电催促第5 师执行总部企图。钟伟又说：我这里都快吃掉敌人一个团了，再说押着一大批俘虏也抽不开身呀。

　　天亮后，钟伟命令部队发起攻击，由于没有炮火保障，连冲四次都未能成功。这时，敌第力军主力赶来增援，企图夹击第5 师，救出靠山屯的部队。对于这块好不容易捞到手的肥肉，钟伟可不愿意轻易地让它溜掉。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三次催促令也到了。有人说，这回不走也得走了。钟伟一拍桌子骂道：“娘卖X 的，谁再说走，老子就枪毙了他。”

　　他一面派出部分部队阻敌援军，一面命令攻坚部队重新部署，同时向林彪汇报：“我现在可抓住了一条大鱼，5 师就在这儿打了，快让1 纵他们来配合我们吧！”

　　由于第5 师在靠山屯的行动，吸引了敌第88师主力和第87师分由德惠、农安前来增援，这就给了北满我军主力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于是林彪断然改变原定计划，令第1 纵插至农安以东、德惠以西地区，截断敌军退路；第2 纵另两个师负责阻击援敌，保障第5 师歼灭靠山屯之敌。

　　第5 师激战至深夜零时，终于将靠山屯守敌1300余人全歼。

　　由于钟伟的主动求战，这次三下江南作战来了个本末倒置，不仅调来了第1 纵和第2 纵主力，而且把林彪都指挥了。据说，林彪后来曾说过：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

　　还有一件事，也颇能体现钟伟的个性。

　　1947年秋天，东总两辆弹药车路过郑家屯第5 师驻地，正在为部队弹药发愁的钟伟看到后心中大喜。他立刻招手叫车停下，上去一个连把两车弹药全给卸了。

　　押车的干部感到十分为难。“钟师长，你让我回去怎么向上面交待呀？”钟伟却满不在乎地说：“我给你打个收条。都是八路，都是为打国民党，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据第5 师的老人说，像这样的事钟伟可没少干。因此有人说第5 师才是真正的“野”战军，野得很。而东北军区司令部对第5 师的评价是：“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这个评价，是得到林彪首肯的。

　　真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

　　钟伟出任新成立的第12纵队司令员以后，又把他的才华和作风注人到这支新部队身上。在他的带领和训练下，第12纵战斗力有了大提高，士气极为旺盛，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的部队，在辽沈和平津战役中均有不俗的表现。

　　而这一次，钟伟的求战积极性是太高了，而更主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对手白崇禧、张淦的机灵、狡猾估计不足，对桂系主力第7.48军等部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认为白崇禧没什么了不起，“桂系军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因此“犯了麻痹轻敌的错误”——这些都是钟伟自己在此次战斗失利后的检讨中说的。

　　钟伟所以下令各师继续前进，当时的考虑是：第一，野司赋予的任务是切断叛军退路，但叛军已先期逃脱，堵截任务没有完成。而敌军就在前方不远，故应不失时机地向前推进，以完成任务。为此，曾以电报请示兵团，未得及时答复，追击又刻不容缓，部队便按预定计划前进了。第二，宝庆方面情况复杂，敌军云集，该军第147 师单独向宝庆方向前进，军部担心兵力不足，如作战不利，上级也会命令军主力支援，不如现在就以全军向宝庆方向前进，以便能及时支援。钟伟在下达前进命令的同时，也规定了停止地点，就是长宝公路上的永丰；并再三命令各师不要冒进，情况不明则不前进。

　　14日，第146 师走出了山区，走上了长宝公路。在击溃了桂军第46军第707 团一个营后，占领了永丰镇。

　　军部指定的地点到达了。如果到此为止，这次追击战也就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然而，军长好战，师长更好战。第146 师进占永丰后，“立即向军部报告，叛军就在前面的太平寺一带，建议部队继续前出到青树坪、界岭地区堵击。

　　钟伟认为，第146 师在前沿一线，对敌情了解比他清楚，同时又想完成堵击叛军的任务，因此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第146 师的意见，同时令第145 师向第146 师靠拢，以便有更大的力量作战。但此时第146 师已经前进，为避免该师孤军深入，钟伟严令第145 师立即向第146 师靠拢，以便支援。

　　这样，第146 师除以一个团守备永丰外，主力于15日12时马不停蹄地向青树坪。界岭方向攻击前进。

　　青树坪，这个位于湖南湘乡县西南70公里处的小镇，将终生留在钟伟的心中，也留在林彪的心中。

　　衡阳五桂岭，华中军政长官部。

　　白崇禧的目光死死地盯在地图上的青树坪。

　　在反击林彪的第136 师未逞后，他并没有死心，他在等待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林彪第49军在占领永丰后，继续孤军向青树坪推进。

　　白崇禧当即决定，移师衡宝公路打林彪的第49军，战场就选在青树坪。

　　室内，白崇禧亲自主持军事会议。首先，他作了一通看似自信的发言：“此次程、陈投共，在军事上影响并不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华中最高当局早已获息，且早有准备，即时重新调整部署，以鲁道源兵团配置于衡阳北面，担任正面防守任务；以徐启明兵团配置衡阳以东至宋阳一带，担任右翼防守任务；以王佐民师配置于衡阳以西的宝庆一带，担任左翼防守任务；张涂兵团则控制于衡阳周围，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出击作战。这种扇形的防御部署，是攻防结合，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可攻可守、可进可退的万全应变部署……”

　　他接着说：“今天要大家来开会，就是要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和行动部署，希望大家多发表意见。”

　　会场顿时议论四起……

　　“不要与林彪纠缠，还是下决心往南撤退。”

　　“往哪里撤最好呢？去广东，还是回广西？”

　　“撤到广东好，广东比广西富足。而且广东靠海，与台湾联络方便，对争取美援也有好处。”

　　“还是撤回广西好。广西是家乡，人地两宜。回广西后，可以继续征兵，搞民团，实行空室清野，打游击；可以和云南、贵州联络一气，保住西南半壁。到万不得已时就撤到安南（越南），待机再反攻回来。”

　　张淦的发言则与众不同。他说：“不能下战而退。必须采取进攻，以攻为守，以进为退。如此方可杀伤共军的有生力量，以争取时间，等待形势变化。”

　　白崇禧紧皱的眉头总算展开了些，他会心地点了点头，张涂的想法正合他意。散会后，他把张淦单独留了下来。

　　“洁斋（张淦字），你刚才的高论与我不谋而合。现在林彪以得胜之师，又借长沙事变之势，大举尾我南下，竟敢在不明我之部署情况下，轻兵冒进，孤军深入，气焰也太过嚣张。我必须一战以挫其锋芒，给林彪一点颜色看看。三兵团乃我广西部队主力，此战就仰仗洁斋老弟了。”

　　白崇禧走到巨幅作战地图前，指着青树坪对张淦说：“战场就选在青树坪。民国五年，我从保定军校毕业，想赴新疆编练一支护疆保边新军而未遂愿，只得回广西任见习官。是年，广西护法军兴，与湖南组成湘桂联军，出师湖南，在泪罗江以北被吴佩孚打败，就退守在衡阳、宝庆间的青树坪一带。当时为布防，我曾亲自踏勘地形、地势，印象尤为深刻，此处真乃好战场，好杀人场也……竟生奇想，此处也许日后会为我所用，不想将成事实。”

　　素有“罗盘将军”之称的张淦——据说，一部《易经》、一个罗盘，张涂从不离身。不论饮食起居，行军打仗，首先要对对罗盘，看看凶吉，再决定方略大计——煞有介事地说：“我用罗盘推算出，青树坪是我军的生门，是共军的死地。”

　　白崇禧当即作如下部署：“先以小部队节节阻击，把共军引进来。尔后集中第7 军第171 、172 师和第236 师从两侧迂回，力求全歼深入青树坪地区之敌。”

　　15日16时，第146 师前卫第436 团行至单家井，遇敌少数阻击部队，未经激烈战斗即将敌驱逐。傍晚，师部进至青树坪，当即召集两个团的领导研究敌情，虽然有意见分歧，最后师部还是决定继续前进。

　　部队是哼着小调、唱着快板走向青树坪的。

　　唱完《歌唱咱的新国家》，又唱《翻身谣》，再唱《林彪的战士》：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是林彪的战士，我们是杀敌的好汉！

　　端起冲锋枪，带上手榴弹，哪里有敌人，就在哪里干。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名字天下传。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是林彪的战士，我们是杀敌的好汉！

　　作战打冲锋，灵活又勇敢，活捉蒋杜军，缴他的重机枪。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名字天下传……

　　当晚8 时，前卫营进至界岭。待全营大部通过隘口山地时，突然两边小山头上枪声大作，随之炮火封锁了退路。营长立即意识到遭敌伏击，命令部队迅速利用有利地形向敌展开反击。经过数十分钟激战，将敌伏击部队两个连击溃，俘连长以下50余人，占领界岭。

　　这本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师部判断，设伏之敌仍是在永丰遭遇的那个团，在我反击下已退却，即令前卫第437 团进至界岭以南宿营。部队尚未展开，再次遭敌重兵袭击，师部才感到情况有些复杂，决定稍向后撤，令第437 团撤出界岭，退向百家冲、竹叶冲、八湾一带；同时令第436 团进至公路以南占领樟树铺、花果塘以南山地，各筑工事，防敌出击。这时已是16日凌晨2 时。

　　16日晨，第145 师亦进至巡南、青树坪一线。

　　这一天，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敌人仅以小部向第436 团三营阵地出击，经反击又夺回。殊不知这是桂军在正面的试探性进攻，目的是保持两军胶着状态，为其主力部队集结争取时间。

　　第146 师判断敌无撤退意图，同时发现左翼有桂系第7 军的一个师。为了与第145 师共同歼敌这一个师，于当日黄昏调整部署：令第437 团主力移到锡石桥、竹叶冲；第436 团部留两个营在公路南，团部率一个营进至公路北，师部移到三塘铺。准备次日以一个团的兵力打开敌阻击防线，会同后续部队聚歼该敌。

　　当天俘虏敌军一个排长说：“你们要打就快打，不打就快走，很多部队已上来，不然你们会吃亏的。”师情报科电台也侦察发现附近有多个番号的敌军活动，但这些情况均未受到师领导的重视。

　　17日8 时，第146 师师部接连接到敌情严重的报告：界岭一带发现桂军三个师，其中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向欧阳亭、青树坪、巡司间的第145 师左翼迂回，一个师在正面与第146 师接触，另一个师以界岭西北之山地为依托向第437 团右翼迂回；同时发现敌有装甲部队和飞机助战。这样，第49军的两个师已陷于桂军三个师的三面夹击之中。

　　到此时，第146 师才感到处境的危险，判断敌军已集结主力进攻。当时虽然永丰方面尚未发现敌人，但白天不利于转移。因而师部决定各部就地利用地形，构筑工事，坚决抗击敌人，并要求在战术上采取以攻为守，待黄昏后再向永丰方向撤退。

　　命令下达后，部队还来不及做工事，敌人大规模的进攻就开始了。

　　在正面第436 团方向，敌人先以两个营兵力在四架飞机的掩护下，向三营阵地轮番攻击二十余次。该营坚守了三个小时，七连已伤亡过半，在弹药已尽的情况下，于11时撤出阵地。12时，敌以两个团兵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沿公路两侧向第436 团各个阵地实施强攻。该团坚守五个小时后，阵地于门时被敌突破。同时在该团左侧后，敌以一个团兵力攻占炮连阵地，夺去马装具。团长急红了眼，亲率一个营和警卫连奋力反击，连续冲锋三次，重新夺回炮连阵地和马装具。但此刻第436 因腹背受敌，部署已被打乱，营团间联系也极度困难，遂于16时向东北方向撤退。

　　同日8 时许，第145 师左翼亦与敌交火。该师鉴于敌强我弱，即于10时向永丰方向撤出战斗，仅留一个营掩护师主力后撤并保证第436 团的侧后安全，在坚强抗击数小时后，该营于18时撤走。

　　在第146 师第437 团方向，同时遭到桂军一个师兵力从正面和侧后的攻击，二营和一连、九连阵地相继失守。该团随即组织力量实施猛烈反击，经七小时激战，夺回了失去的阵地。当第145 师全部和第436 团撤走后，该团亦于20时撤退至相思桥。江口地区。至此，第49军两个师全部撤出青树坪，青树坪战斗即告结束。

　　青树坪一仗，第146 师共毙伤敌军684 人，俘敌69人，己方损失877 人；第145师亦损失400 余人。

　　17日晚10时，当第49军最后一支部队从青树坪突围撤出两小时后，林彪即电告各部队，宣布整个追歼叛军作战结束。

　　青树坪战斗无疑是四野南下以来最惨烈的一战，也是四野南下以来一次严重失利，教训极其沉痛。战后第49军和第146 师的领导都作了深刻的反思和实事求是的检讨。钟伟检讨说：“军犯了麻痹轻敌的错误。”

　　林彪通常是很注意作战经验教训总结的，特别是对失利的战斗，往往抓住不放，反复告诫部队引为前车之鉴。四野的许多将领都有这种看法：若没有四平“走麦城”和大讲“走麦城”，辽沈战役前的攻坚大练兵就不会搞得那么深入、彻底，锦州也就不可能那么快打下来。

　　毛泽东对林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是很赞赏的。

　　1948年10月23日，林彪在给各纵队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剖析了两个独立师攻击沙后所、王道屯时的两个不良战例，指出：各级干部每次攻击之前，均须走在部队前面，亲自侦察地形和布置攻击准备。“须严戒沙后所、王道屯的打法，那种打法在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部队大部到齐，未将兵力火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即仓促地乱打乱冲。”

　　毛泽东当即于10月28日将林彪的这封电报转发给各野战军，并要求将此电转发给所属各纵队。同时指出，电中所举两个不良战例，“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们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请你们在全军部队中进行教育，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

　　而这一次青树坪战斗失利后，林彪却破例地沉默起来。据说，四野司令部参谋处长阎仲川于战后准备起草青树坪战斗总结时，被林彪断然拒绝了。个中原因，恐怕只有林彪自己知道。尽管林彪不愿意讲，但至少在“麻痹轻敌”这一点上，不但第146 师有，第49军有，林彪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

　　与林彪的低调处理形成鲜明对比，白崇禧却把青树坪这篇文章做到了家。在他的精心编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把“青树坪大捷”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似乎给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权注人了一支强心剂。

　　青树坪的枪声尚未完全平息，张淦的报捷电就送到白崇禧手中：“青树坪一役，经清查战果，共军被歼者为49军整个军。”白崇禧毫不怀疑、未有半分迟延便电报在广州的李宗仁，李宗仁当即复电慰勉：“青树坪之役痛歼共军捷报遥传，军民振奋，此皆兄等督励有方，我陆空将士协同合作，奋勇迎击所造成之辉煌战果。缅怀贤劳，无胜欣慰。除饬行政院、国防部查明如有功将士分别勋赏外，特电嘉勉。”

　　参加作战的国民党空军也不甘落后，在青树坪上空即以机上电台将“战报”发往在台湾的空军总部，宣称是空军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从而取得“青树坪大捷”。

　　这些胡编乱造的“战报”再经过中央通讯社的渲染，就更是不着边际了。通栏大标题是：“自徐州会战以来国军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打破了林彪不可战胜的论调”。

　　更有甚者，有媒介称，林彪在此战中被炸断一只胳膊。

　　一时间，“青树坪大捷”闹腾得沸沸扬扬。特别是在桂系军队中，上至最高长官白崇禧，下至普通士兵，都陷于极度的亢奋中。第7 军竟然在衡阳开起了运动会，各项球类和射击比赛搞得煞是热闹。比赛之余，还忘不了吹吹牛：共军只要听到“丢他妈”的广西口音，就不战自退。似乎天下从此就姓“桂”了。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四野部队由于“轻敌麻痹‘”思想，认为桂军没有什么可怕的，终酿成青树坪战斗失利的严重教训。同样，桂军在青树坪反击解放军的成功，使得白崇禧张淦以至国民党军统帅部都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认为林彪没有什么可怕的。白崇禧于8 月25日在广州发表豪言壮语：“华中胜利有绝对把握，诸君可静待本人返湘后再打几次大胜仗给大家看看。”张淦也在许多场合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青树坪只是一个小胜利，还不是一个大胜利，它只是我们全面反攻的开始。

　　然而，历史竟是这般捉弄人。离青树坪战斗后不到两月，就是这支在青树坪作战中有上佳表现的桂军精锐主力，在衡宝决战中丧失殆尽。那时的白崇禧张淦不要说笑，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33．兵发三路：西路军首先在湘西打响，东路军直指粤北，中路军突破湘南第一道防线。白崇禧布疑阵，林彪判断“目前敌之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决战”

　　1949年8 月，四野林彪所部挺进湘中。赣南时，其他各大战场的形势也如火如茶。

　　一野彭德怀所部继扶眉、兰州战役重创胡宗南集团、歼灭马步芳集团后，正准备向宁夏、新疆进军，迫使胡宗南集团退据川陕边的秦岭地区。

　　二野刘邓所部经过休整后，即将由南京、芜湖、上饶出发，取道湘西、鄂西，向西南进军，以求歼灭云、贵、川、康地区的国民党军。

　　三野陈毅所部继福州战役之后，又攻占了南日、平潭等岛屿，即将发起漳（州）厦（门）战役。

　　国民党统治集团绝不甘心其失败，广州国防部依据蒋介石制定的保卫大西南的战略，指令败退陕川边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和退踞湘桂地区的白崇禧集团等部，凭借险要的地形、充足的兵源粮源、人口多回旋余地大等有利因素，阻止解放军进军，割据西南和中南，等待国际事变，伺机卷土重来。上述计划一旦破产，白崇禧集团撤至广西，胡宗南集团撤至四川，以滇。黔为后方，组织“西南联合防线”。此计划再失败，则撤至滇。黔，或撤至台湾，或逃亡国外。

　　退踞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约20万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集团约15万人，共35万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约10万人，退守湘鄂西山区，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建制（仍归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指挥）。广东、广西是粤系、桂系军阀的老巢，有他们几十年经营的封建统治的基础。白崇禧的桂系行动狡猾诡诈，为保存实力，力避与解放军决战，所以在四野南进以来，尚未对桂系部队造成过歼灭性的打击。该部仍建制完整，装备较好，擅长山地、水网地带作战，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余汉谋的粤系部队，多为搜罗国民党军残部组成，战斗力不强。

　　全部歼灭残存于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军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认为，西北问题的解决只是个时间和走路问题，而西南问题只能在中南解决后方能解决。这样，解决中南地区之敌的任务，就首要地摆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面前，也摆在四野和林彪面前。

　　关于四野进军中南的部署，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早在确立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的同时，就已作了初步设想。毛泽东在7 月16日致林彪、邓子恢、肖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就作战部署问题作了如下几点指示：第一，“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

　　第二，“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人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 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且五月可到，12月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人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你们经营之范围确定为豫。鄂。湘、赣、粤、在六省，但你们的50军须准备去云南，如白匪主力退云南，则还须考虑加派一部入滇助战）。”

　　第三，“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

　　第四，“专门担任经营江西的两个军，不应担任其他任务。专门担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应取道江西。大赓岭前进，而不走湘南，因湘南敌我屯兵大多，粮食必感困难。”

　　第五，“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五个军，走大赓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50军）由全州出桂林。”

　　第六，“曾生部应即速出动，走江西入广东。”

　　17日，毛泽东对16日电的部署又作了以下补充：（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二）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15兵团到达袁州后，由15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15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人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已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12兵团指挥，暂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师应提早结束休整，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

　　（三）四野主力除留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们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

　　进入9 月份，林彪和四野已做好了全面南进的准备。在大军行动前夕，毛泽东于9 月9 日致电林彪、邓子恢，就进军中南求歼白崇禧集团作出全面部署：（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队去郴州、宜章等处。

　　（二）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流陵、芷江直下柳州。

　　（三）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

　　（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建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7 军、第46军、第48军）及鲁道源之58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罗城、天河、宜山、思恩、宜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路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

　　（五）以上三路我军（共八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部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

　　（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

　　9 月，二野刘邓部亦开始集结湘西地区，准备进军西南。为此，毛泽东于12日致电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总之，我对白崇禧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林彪和四野前委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结合中南战场的实际情况，从7 月中旬至9 月10日，经多次研究，反复酝酿，最后确定了进军中南的作战部署：除第42、48军分别留置河南、江西，担任工作队任务外，以第12、13.15 兵团和二野第4 兵团，分三路向中南进军。

　　以第13兵团之第38、39军为西路军，在司令员程子华指挥下，担负右翼战略迂回任务，从常德取道沉陵、芷江，直插柳州，切断白崇禧集团西逃贵州的道路。

　　以第4 兵团之第13、14、15军和第15兵团之第43、44军及两广纵队为东路军，在第4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下，从赣州经南雄、始兴南进，在华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分三路合围广州，切断余汉谋集团由海上逃跑的退路。尔后，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经营广东，第4 兵团继续西进，经阳江向桂南挺进，成为合围白部的南路军，切断白崇禧集团南退雷州半岛、海南岛的道路，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钳形包围。

　　以第12兵团之第40、41、45、46军和第13兵团之第49军为中路军，在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指挥下，于湘南地区寻机歼灭白崇禧集团第力军等部，尔后第46、49军留置湖南执行工作队的任务，第40、41、45军沿湘桂路两侧人桂，协同西路军、东路军全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

　　第47军主力集结于湘西永顺、大庸地区，协同湖北军区部队监视位于湘鄂西地区的宋希流部，保障西路军翼侧安全，并掩护二野主力入川前的集结。

　　第5 兵团之第18军暂归第12兵团指挥，进至安仁以西，以保障中路军左翼安全。该兵团之第16、17军如遇战事亦暂归四野指挥。这样，第5 兵团即成为战役预备队。

　　9 月13日，执行向湘黔桂边战略迂回任务的西路军程子华兵团，以第38军为先头，从常德、桃源出发，沿湘黔公路和资水分东西两路南进，第39军从澧县、公安地区出发，分两路跟进。解放军战史通常把9 月13日作为衡宝战役的开始。

　　先头第38军第112 师于18日占领沉陵。第门3 师于19日占领淑浦。第112 师于21日进占沪溪。辰溪。

　　至28日，第38军各师集结于高村、岩口、五安坪、小龙铺一线。随后跟进的第39军第117 、152 师集结于淑浦、底庄一线，第门、115 师位于辰溪南北地区。

　　这时，白崇禧为确保芷江和湘黔交通的畅通，于9 月下旬将第100 、103 军紧急西调。第100 军进驻安江。江口、洪江、黔阳一线。第103 军军部进抵榆树湾，其第234 师进驻怀化，该师第700 团进至怀化东北之花桥地区，构筑工事，企图阻止解放军南进。

　　芷江是湘、桂、黔三省的门户，也是白崇禧“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要点。程子华决心首先歼灭芷江守军，并相机歼灭花桥之敌，尔后视机求歼第103 、100 军主力。

　　10月1 日，第113 师占领怀化。敌第17兵团司令官刘嘉树见共军来势凶猛，兵力强大，也来不及请示白崇禧，就慌忙率兵团部和第100 军主力及先期逃往芷江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人员从芷江南逃。2 日，第112 师进占芷江，第117 师占领淑浦西南的江口。

　　随即，西路军各师对南逃之敌实施猛烈追歼。第113 师于3 日进占黔阳县城。第112 师于4 日占领会同，5 日继占靖县。第u 师于2 日占领龙塘。第116 师于3 日占安江，4 日占洪江，后强渡沅江向会同追击，于5 日2 时在会同东北之岩脚堵截了正在南逃的伪湖南省政府、第100 军军直、第55团和湖南省突击纵队。经五小时激战，全歼该敌。

　　至此，西路军程子华兵团两个军经过半个多月作战，歼灭国民党军近9000人，解放芷江等11座县城及湘西广大地区，控制芷江至靖县一线，从而突破了国民党军“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切断了白崇禧集团西逃贵州的退路，将其刘嘉树兵团逼至湘西南一隅，为中路军在衡宝地区歼灭白崇禧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西路军挺进芷江时，东路军陈赓集团亦分三路由粤赣边境向广东挺进。右路第4 兵团沿粤汉路两侧南下。9 月22日，第15军先头第45师在五岭山脉大赓岭的要隘梅岭关前，与长期坚持五岭斗争的北江二支队胜利会师。

　　24日，第15军在北江二支队的协助下解放南雄，25日占领始兴。

　　南雄和始兴的解放，为右路第4 兵团从东北侧进击曲江扫清了道路，国民党军在粤北的第一道防线已被突破。

　　当西、东两路大军向白崇禧的深远后方迂回时，中路军肖劲光集团乘二野部队经湖南向贵州西进的机会，于9 月中下旬开始，隐蔽地向预定地区集结。第41军于28日进至湘乡以西的壶天和娄底以北地区。第45军于10月1 日全部进至湘乡。潭市地区。第40军于10月2 日进至湘潭以南之花石、锦石、中路铺一带。

　　为掩护中路军主力集结并策应西路军作战，从10月1 日起，在湘江西侧担任警戒任务的第49军第145 、146 师对永丰以东之蒋市街之敌第刀军佯攻，第147 师对新化之敌第14军佯攻。第46、18军于9 月底进抵安仁地区，牵制白部第58军。

　　至10月2 日，中路军已全部集结在湘潭、湘乡及其以西地区，并完成了攻击准备。

　　对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四野的部署是两翼大迂回，迫其撤至广西而歼灭之。但在西、东两路大军分别突破国民党军“湘粤联合防线”两翼的情况下，位于衡宝地区的白崇禧集团主力并无迅速撤退的征候。并且，白崇禧有调整兵力，集结主力于粤汉铁路，以策应广东方面作战之企图。在此形势下，林彪考虑：“如我军能将敌一两个军或一两个师的后路迂回切断，则可能造成在湘南境内歼灭桂军的结果。”

　　林彪的这一判断是有一定根据的。根据就是白崇禧并没有像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迅速从湘南撤退。

　　进入9 月下旬，白崇禧已经从青树坪胜利的陶醉中清醒过来，反击共军的希望已成为泡影。他已得知解放军第13兵团直指芷江，第4 、15两个兵团向粤北挺进。他判断解放军要先解决广东的余汉谋集团。

　　林彪大军直指广东，广州危在旦夕。广州一失，“湘粤联合防线”便宣告破产。因此，白崇禧赶忙给李宗仁打电话，准备以华中主力先击退粤北方面的共军。李宗仁则认为此举过于冒险，应妥善行事。

　　正在此时，蒋介石从重庆经昆明飞往广州，要白崇禧到广州同他晤面。在黄埔军校当年的校长办公室里，蒋、白“闭门密谈”。蒋介石首先讲了一通蒋、白合作的历史：“民国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

　　接下来，蒋介石又讲起了军事部署：“以胡宗南部捍卫川北，宋希濂部屏障川东，华中所辖的黄杰兵团调援贵州，策应宋部作战，其余张涂兵团。徐启明兵团。鲁道源兵团则分防黔湘粤边区。至保卫广州，已令刘安棋兵团除以32军留守海南岛外，其余两个军都调到粤北防卫。”

　　9 月26日，国防部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余汉谋、薛岳及胡琏、刘安棋等将领都参加了。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研究中南的防务部署。会议决定以余汉谋集团七个军防守粤北到广州的粤汉铁路沿线及广州外围，以重兵驻守曲江，待共军主力深入粤北山地，兵力疲惫之机，以广州刘安棋两个军北上，以华中白崇禧部三个主力军南下，再以胡琏兵团两三个军从粤东侧击，这样就可集中七八个军夹击共军第4 兵团三个军，取胜把握较大。白崇禧心想，只要粤北的形势好转，自己在湘南的压力就会减轻。

　　27日，白崇禧从广州飞回衡阳，第二天即在五桂岭总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付目前严峻局势之策。

　　参谋处长林一枝首先报告当面敌情及对今后形势的判断。他被四野第46军的佯动迷惑了，判断当面共军企图从衡阳。宋阳之间突破，因此布置第7 、48军待机夹击。

　　然后由各位将领发表意见。无外乎还是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继续顶下去，顶一天算一天，等待像青树坪那样的机会，形势尚有可为。张淦是主战最力的，他在想，林彪在青树坪被炸断了一只胳膊，再打或许能炸断林彪的一条腿。但更多的人是坚决主张退，退得越早越好，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待到会的每一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后，自然轮到白崇禧最后拍板了。他就当前的部署说：宝庆方面，黄杰兵团暂不西调援黔，而是集中兵力拒止敌人于宝庆以北地区；湘西方面，宋希濂部由桃源、安化间待机向长沙方向进攻，牵制共军侧背；衡阳方面集中五个军，两个军布防，三个军机动，待机由衡山。永丰间向长沙进攻。

　　其实，白崇禧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向长沙进攻，衡阳方面机动的三个军是准备随时向粤北方向机动，以实现国防部在广州与各方敲定的粤北会战计划。29日他就发出了命令，第46军开赴乐昌，第48军开赴宋阳，第58军开赴衡阳以东，待机车运粤北。同时，又令原在彬县、乐昌一线的第97军开回衡阳。

　　就在白崇禧下达调整部署命令的当天，林彪就通过“密息”获得了这一绝密情报，并于当天晚上就果断地对原定计划作了重大改变。

　　按照林彪和肖劲光制定的新部署，中路军从10月2 日16时开始，兵分三路向衡宝正面展开攻击；右翼第41军四个师向永丰以西至宝庆以北之黑田铺地段突击；中路第45军四个师向永丰至蒋市街地段突击；左翼第40军三个师向新桥、白果市地段突击。

　　至3 日拂晓，中路军主力即突破黑田铺至蒋市街段白崇禧第一线防御阵地，防守永丰的第刀军慌忙后撤。中路军乘胜向纵深猛插。至5 日拂晓，中路军各部分别向前推进10至25公里，控制渣江至界岭一线阵地，与白崇禧集团形成对峙。

　　9 月底10月初的几天里，白崇禧还在一心想着粤北会战的事。但广州方面由于解放军东路军的迅速推进，首先改变了原定的粤北会战计划，决定刘安棋兵团主力停止北上，集中兵力保卫广州。而恰在此时，四野中路军在衡宝前线发动全线攻击，白崇禧就再也顾不上什么粤北会战了。

　　当四野中路军突破其衡宝正面一线阵地后，白崇禧判断共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就在衡宝正面，遂令第7 军沿衡宝公路向界岭攻击前进，另调驻乐昌的第46军、驻来阳的第48军和驻郴州的第叨军各一部车运北上，企图集中主力，乘共军立足未稳，对其突出部队实施反击。4 日，白崇禧主力13个师先后抵达衡宝一线，摆出了一幅与林彪部进行决战的架势。

　　5 日，白崇禧先以第48军第176 师和第力军第87、88师为第一梯队，以第7 军主力为第二梯队，向界岭、金仙铺一线的四野第41军实施反击，却未能重演青树坪的好戏，几度攻击均被解放军击退。

　　旋即，白崇禧又将主力东调，令第48军第138 师和第7 军第172 师进至渣江以南，阻止林彪中路军南进；令第46军第188 师、第的军第33师、第7 军第224 师、第58军第183 师和第126 军第304 师共五个师，由第3 兵团司令官张淦指挥，由东、西两面向位于渣江地区的四野第40军实施夹击；令第46军第174 、236 师集结于衡阳作为预备队。同时，将第126 军第305 师和第97军暂编第1 师西调武冈、新宁，掩护左翼安全，阻止林彪的西路军东进。

　　刚从北京参加完开国大典返回武汉的林彪，面对白崇禧的上述部署沉思起来。他已经多少体会过“小诸葛”的狡猾和机灵。这到底是一种以进为退的部署，还是一种会战的打算呢？林彪经反复思考后认为，“目前敌之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决战”。

　　据此判断，林彪于4 日23时命令中路军：“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各部应即在现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等候我兵力之集中。”

　　5 日12时，林彪等致电中央军委，首先报告了当面敌情：白崇禧在衡宝之间集中了五个军又两个师，“企图与我决战，敌之力量相当强大”。林彪没有报告中路军当前的部署调整，因为这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只报告了改变西路军作战计划的事，因为两翼大迂回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报告说：“为集结优势兵力歼敌，本日已令38、39两军转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准备参加衡宝线决战。届时如敌改变与我决战计划时，该两军即中途直向全州前进。”

　　这样，在衡宝一线，林彪集中了中路军六个军（第40、41、45、46、49、18军），加上西路军的两个军（第38、39军）和原来作为预备队的第5 兵团两个军（第16、17军），共10个军的兵力，同样摆出了一幅以优势兵力与白崇禧进行决战的态势。

　　10月7 日凌晨2 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林彪。邓子恢、谭政、肖克、赵尔陆，对作战部署原则上表示同意，而对衡宝决战之事只字未提。因为毛泽东知道，当初林彪发起湘赣战役企图求歼白崇禧主力而未果，后来又准备在湘中与白崇禧决战亦未实现。毛泽东估计，这一次多半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在毛泽东的脑子里，仍然是白崇禧“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不过这一次毛泽东换了一种说法：“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各级干部”当然也包括林彪在内。

　　
34．“丁大胆”率第135师歪打正着，直插白部防御中枢。祁北围歼，桂军四个主力师被歼灭

　　战争较之其他社会现象具有更多的“概然性”和“偶然性”。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就说：“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像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他甚至认为，“战争的客观性质很明显地使战争成为概然性的计算。现在只要再加偶然性这个因素，战争就成为赌博了。”

　　毛泽东也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概然性’。”

　　衡宝战役就充分地表现出战争的这种“概然性”和“偶然性”。

　　衡宝战役的“概然性”表现在敌情的不确实性上，白崇禧既作决战的部署，同时也作撤退的准备，也就是毛泽东所讲的“白崇禧指挥机动”。所以后来衡宝战役进程中的一连串变化，都与这种“概然性”联系在一起。

　　衡宝战役的“偶然性”则体现在我军第135 师的行动上。

　　按照四野总部和林彪的指示，中路军主力停止于衡宝公路以北待命。然而，却有一支部队继续猛打猛冲到白崇禧集团的防御中枢里。这支部队，就是有“丁大胆”之称的丁盛率领的第45军第135 师。

　　该师是10月2 日接兵团和军的命令前进的。肖劲光亲自给丁盛布置任务：“丁盛你胆子大，给你135 师的任务就是向衡宝公路以南穿插，直奔洪桥，切断白崇禧逃回广西的退路。”

　　当日，第135 师在永丰、青树坪一带与敌军接触，迅即突破桂军一线阵地，当天就前进40余公里，并继续向衡宝公路猛插。4 日晚先头第403 团即占领衡宝公路上的水东江。

　　第135 师由于在急行军途中顾不上架设电台，因此没有接到林彪“停止前进”的电令，仍继续向衡宝公路以南挺进。

　　这便是“偶然性”。如果当时第135 师接到了停止前进的电令而停止于衡宝公路以北，就不会有该师后来的孤军奋战的好戏，衡宝战役的结局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5 日凌晨，第135 师全部通过衡宝公路。其前卫进至衡宝公路以南的沙坪、灵官殿地区，犹如一把尖刀直插白崇禧集团的心脏。

　　正当四野总部和林彪焦急地等待第135 师的消息时，丁盛与政委韦祖珍于5 日14时联名向野司报告了第135 师所处位置。

　　当肖克参谋长在地图上找到灵宫殿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心想：好你个丁大胆，哪里不好去，却偏要钻到牛魔王的肚皮里去呢？

　　林彪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第135 师在敌人纵深楔入，会不会使白崇禧感受到严重威胁，从而促使其撤退呢？这样的话，刚刚展开的衡宝决战部署就会全部被打乱。接下来的反应是，灵宫殿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青树坪呢？如果白崇禧发现第135 师是孤军深入而倾全力围攻。第135 师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

　　一连串的疑问在林彪的大脑中快速闪过。他马上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这一意外情况，来衔接上他的整个战役部署，使其成为整个部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日18时半，林彪立即致电了盛、韦祖珍：“（一）你师明日上午应在现地休息和待命，准备下午向湘桂路前进，于6 号12时左右突然进至洪桥、大营市之线翻毁铁路。（二）你们暂时归我们直接指挥，望告电台特别注意联络我们。（三）目前敌后甚空虚，你们须采取机动灵活的独立行动，袭歼小敌，截击退敌。”

　　从林彪赋予第135 师“翻毁铁路”、“截击退敌”的任务可以看出，林彪已经在考虑白崇禧部可能撤退的情况了。果真如此，第135 师就成为堵截白崇禧的一支意外的伏兵。为了随时调用这支伏兵，林彪决定对其实施超越指挥，即超越兵团和军两级指挥机构，由林彪直接指挥。

　　直接指挥到师，这是林彪在战况紧急的情况下通常采取的指挥方法。在辽西会战打廖耀湘兵团时，有的师在哪儿，纵队不知道，林彪知道。有时纵队正在执行林彪前封电报的指示，师里已经按照林彪变更的下封电报行动了。据说，有大将风度的二野第4 兵团陈赓司令员曾风趣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军司令’，可以睡大觉。”

　　给第135 师的电报发出后，林彪的心情也变得宽松一些。

　　收到野司的指示电后，丁盛紧张的心情也平静下来。师部当即研究了野司的指示电，考虑到部队目标已经暴露，停留过久会遭到敌军围攻，决定次日上午不休息，天一亮就行动，向野司规定的目标——洪桥方向前进。

　　5 日晚上，月明星稀。白崇禧在衡阳五桂岭长官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长官公署副长官、各兵团司令官及参谋长、长官公署各处处长等。作战处长首先作综合形势报告，末了总结说：“结合各方情报，共军已在宽正面向衡阳推进。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现在所处地区极为不利，最好能换一个地区与共军作战。”

　　话音未落，白崇禧正色道：“换到哪个地区去？”

　　吓得这位处长什么话也不敢说，呆立当场。

　　最近几个月来，白崇禧主持的每次军事会议，大致都是主战派和主退派吵吵嚷嚷争论一番，并且每次都是不了了之。这一次也不例外。

　　张淦向来都是主战的。他说：“要守住衡阳，必须采取攻势，不能坐着挨打。”

　　白崇禧接着张涂的话说：“内战时广西利用内线作战，各个击破了从云南、湖南。广东侵入广西的部队，保全了广西。目前仍应本内线作战原则，相机击破当面共军。”

　　第3 兵团参谋长霍冠南站起来说：“我认为共军是齐头并进，没有地障隔离，我们无机可乘而各个击破之。内线作战必须有良好的交通网，而我们只有衡宝公路，部队运动和辎重运输都感不便。而更重要的是时间和空间都不能造成对共军的任何一方面的绝对劣势，而给予我们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任何一方向的共军都可随时参加另一方向的作战。因此，我们目前并不具备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

　　霍冠南接着说：“依照目前形势，衡阳在战略上已处于一个等边三角形的顶点，陷入了共军的钳形攻势内端，惟一可行之对策只有撤退。撤回广西，以一部暂时固守黄沙河——龙虎关一线，主力控制在柳州、桂平地区，以内线作战姿态，乘机打击由湖南和广东进入广西的共军；或者退到广东固守韶关一线，以利争取美援，等待国际形势变化。”

　　白崇禧与手下将领分歧严重。会议开到深夜两点，仍得不出一致的结论。

　　正在这时，第7 军军长李本一打来电话报告说：“发现共军一部于本日黄昏通过衡宝公路南进。”

　　霍冠南十分焦急地向白崇禧再次建议：“战机已急迫，不能再犹豫，衡阳现已成为共军的包围核心，无法再战。应果断下决心撤退。”

　　白崇禧并未因共军一部南进而改变自己想在衡宝地区与共军打一仗的想法，他很不耐烦地说：“你为什么不提出第三个方案，攻击的方案。”

　　由于白崇禧一心想打，所以他错过了最佳的撤退时机。当他不得不决定撤退时，就有些措手不及了。

　　后来，白崇禧在桂林体育场对撤退到桂林的第3 兵团的残兵败将说：此次第3 兵团遭到的惨重损失，完全由我个人负责，因为我没有同意下边一些长官的意见，果断及早撤退，所以才造成这次的重大损失。

　　6 日拂晓，丁盛正准备率第135 师出发，桂军第7 军第171 师对衡宝公路南侧之孙家湾一带的第405 团阵地突然发起猛攻，副团长韩怀智当即率第3 营进行阻击。从俘虏口中得知，该敌是奉命以奔袭手段查明我军人数及动向。

　　丁盛当即分析了当前敌情和形势，认为在敌重兵围攻之下，继续前进或撤退均于己不利，遂决定暂时停止出发，各团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就地抗击敌军围攻。

　　第405 团适时调整部署，将突出部位的第3 营阵地适当向后收缩。上午10时许，敌人发动全面进攻，步兵在炮兵和飞机的火力掩护下，连续向第135 师各团阵地猛攻，但均被解放军顽强击退。

　　为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林彪于6 日不断发出电令，部署中路军各部在祁阳以北地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

　　在给第12兵团并所属各军的电令中指出：“（一）桂敌调动甚速，因此我各部亦需能及时应付。因野司对密息能及时了解，因此在目前时期，我40、41、45、46、49、18等各军行动暂由我们直接指挥。故各部特别是各先头师，应特别与我们保持电台联络，随时报告敌情及位置，以便根据密息及时调动，配合行动。（二）我12兵团前梯队应设法驰赴永丰及其以南，担任战场指挥，准备进行大围歼战。”

　　第135 师与桂军激战至6 日18时，丁盛鉴于只有正面一股敌人，其他方向并未发现严重敌情，遂下令各团立即撤出战斗，继续完成野司下达的向湘桂路穿插的任务。师主力第404 、405 团为右纵队，由灵宫殿经石株桥向关帝庙方向前进；第403团为左纵队，沿师主力平行路经余家冲、赤壁岭向井头江方向前进。

　　非常巧合的是，丁盛规定的这一进军路线恰恰也是白崇禧给其第7 军规定的撤退路线。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第135 师与敌人一个王牌军共四个师的兵力纠缠在一起，进行了艰苦激烈的战斗。

　　6 日一大早，几乎一夜未睡的白崇禧感觉十分烦躁。这天恰好是中秋节，他已无心欣赏这良辰美景，内心矛盾极了。作为一个军事家，几十年南征北战，他深明进与退的道理。在一定的条件下，作战略转移或撤退，以空间换时间，是必要的。但在目前形势下，一味撤退，避而不战，最后必是不战自溃或退无可退。特别是衡阳，它是华南地区的交通要道，是连接广东的最后一环，也是屏障广西的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放弃衡阳，就意味着不仅放弃了湖南，也放弃了广东，也就敞开了广西的大门。再说，即便退到广西，又能坚持多久呢？从战略上说，目前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

　　但是，他的将领们都不主张打，而主张撤。而且，全军上下在林彪兵锋逼迫之下，缺乏战斗意志。

　　想来想去，白崇禧仍理不出头绪。他又打电话把李品仙、夏威及张涂、霍冠南等人召到长官公署来，不算正式开会，而是随意聊聊。谈话中，白崇禧一会说，衡阳还有很多从武汉。长沙运来的各类物资没能运走，如果撤退，这些物资都要损失掉。一会又说，现在前线还没有激烈的战事，大家不要丧失信心。

　　正在闲聊之际，一个接一个的不利消息传到长官部来。

　　首先是第7 军报告，已查明，楔入衡宝公路以南灵宫殿地区的是共军一个师，当日上午，该部及附近国军共四五个师实行围攻，但均被共军击退，现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据侦察，该部共军有继续向南直插湘桂铁路的迹象。白崇禧惊出一身冷汗，湘桂铁路是实行部队机动的命脉，如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白崇禧下令继续攻击该部共军，务期将其歼灭。

　　接着又传来东西两翼的战报。西线共军已前出到靖县，有继续包抄武同或直插柳州的可能。东线的曲江、乐昌已无国军正规部队，近日共军即将进入上述两城，粤北陷落将使衡阳陷人孤立，同时也宣告华中部队退人广东的道路波切断。

　　白崇禧不能再犹豫下去了，只有撤退了。白崇禧集团只有向广西撤退一条路了。6 日15时许，白崇禧非常痛苦地作出全线向广西撤退的决定。

　　6 日24时许，白部开始大规模撤退行动。第7 军指挥第171 、172 、176 、138师由宝庆、祁阳向武冈撤退；第56、46军（欠第174 师）和第7 军第2 二师、第97军第33师向道县撤退；第58、125 军和第48军第175 师、第126 军第304 师向零陵撤退。第力军、第14军第10、62师和第46军第174 师留置桃花坪、宝庆一线，担任警戒，掩护主力撤退。

　　华中长官公署部和第3 兵团部，于7 日凌晨2 时许开始撤退，经祁阳、全州退往桂林。白崇禧于天亮后乘一架军用飞机直接飞往桂林。

　　7 日凌晨，四野总部和林彪获悉白崇禧部撤退的消息，当即部署各部对逃敌实施堵击和追击。这一天，野司的电台忙得不可开交。

　　8 日和9 日，四野总部和林彪又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适时对追击部署进行调整。同时，就追歼作战的战术和指挥提出了明确要求；——“凡遇到敌人一个团或一个师的兵力时，应首先将敌人退路切断，围而不攻，等友军到达后再作有准备有配合的进攻。”

　　——“凡未抓住敌人的部队，则应参加包围友邻我军所抓住之敌，或继续猛追求得抓住一部敌人。”

　　——“为稳当起见，各部必须以三至四倍兵力的对比，去包围和歼灭敌人，如兵力太少，则甚难取胜。”

　　——“各部对所迂回包围之敌，能单独歼灭则歼灭之，如不能单独歼灭，则应等待友军到达后歼灭之。”

　　——“必须求得在此次追击中歼灭白匪一部，并争取吸引其大部，以便歼灭。”

　　——“在追击和运动战中，野司根据密息只能规定各部行动的方向，但各兵团、各军必须以机继专行的精神，加强对各师的具体指挥，不可一切等候我们的指示，以免失掉机会。”

　　能否抓住逃敌，第135 师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四野总部和林彪对该师期望甚殷，多次致电了盛，其中一封电报指出：“135 师对此次战局责任重大，望大胆坚决作战。”

　　丁盛未失“丁大胆”的威名，第135 师也没有辜负林彪的厚望。

　　6 日晚，第135 师按预定计划向石珠桥、赤壁岭、井头江前进。左纵队第403 团前卫营在师参谋长刘江亭率领下，乘夜暗于当晚顺利通过赤壁岭敌人防线，直插井头江敌人纵深。天亮后发现周围到处都是敌人，双方便在村落内混战起来。该营边打边调整，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敌人。该团主力在团长刘世斌率领下，由于夜暗路艰，行进速度较慢，与前卫营拉大了距离，当进至赤壁岭时，已被敌人发觉，遂与敌第176 师展开激战。这时，电台又出了故障、与师部失去联络，与前卫营也失去联系，只好就地转人防御。

　　有纵队师部及第404 、405 团则较顺利地跳出敌军警戒线，于7 日1 时许进至石株桥一线，恰遇白崇禧部第7 军正准备由关帝庙、严家殿、黄土铺一带南逃。前卫第404 团先头营当即在关帝庙与敌打响，并查明该地有敌主力。丁盛即令第404 团就地组织防御，令师直属队和第405 团迅速占领石株桥附近村落及两侧高地，构筑防御工事，并向灵宫殿和严家庙方向侦察警戒。

　　不久，丁盛即接野司电告：第135 师正处在敌第7 军四个主力师的分割包围之中，令该师坚守阵地，抗击、截击敌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处置各种情况。要求像钉子一样钉在敌人心脏，咬住敌人，以待主力赶到围歼。第135 师遂占领有利地形，阻止和吸引国民党军。

　　无独有偶，按照白崇禧的撤退部署，第7 军的撤退也是他此次整个撤退行动中的关键一路。该部作为后卫，担负掩护衡阳长官部和第3 兵团的撤退，以及掩护整个湘桂铁路正面的任务。该军本来就处在战场的前沿一线，撤退时，不能直接退衡阳、祁东车运后撤，否则铁路以北就完全失去屏障，只能徒步行军，翻越衡阳、宝庆、安东三角地带中的山区，向冷水滩缓缓撤退。加之该军侧后又有共军楔人的一个师，向敌撤退就更加险恶。

　　桂系第7 军是白崇禧的王牌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战术手段狡诈多变。该军官兵向来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吹嘘自己是“钢军”，到处张贴传单：“钢军硬，钢军强，八路不敢和我碰一碰。”

　　白崇禧也一向偏爱和重用第7 军，在关键时刻，白崇禧总是把它当成一支“救火队”，用来承担最重要的任务。

　　而这一次，白崇禧却对第7 军的撤退老是不放心。6 日黄昏，他亲自给第7 军打电话：“长官部和兵团部今晚撤退，我明天才离开衡阳，第7 军掩护任务完成后，不要停留，继续向预定目标撤退。这个任务很艰巨，撤退时不论任何牺牲，纵然后尾部队有的撤不下来也算了，总以主力安全撤出为要。”

　　第7 军是7 日中午开始分两路南撤的，军部及第172.138 师由军长李本一率领，自演跛桥以南沿衡宝线南侧山区，经黄土铺向武冈转进；第门、176 师由副军长凌云上率领，从金兰寺南侧小道，经大云山沿北地市北侧向武冈转进。

　　白崇禧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号称“钢军”的第7 军这一次确实遇上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这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由“丁大胆”率领的四野第135 师。

　　第135 师不愧是一支英雄部队，向以打硬仗、打恶仗而著称。在东北黑土地上，在打锦州、打天津的战斗中，该师多次立下战功。

　　“钢军”碰到“钢刀”，自然是一场激战。第7 军自以为有四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即对第135 师实施分割包围，发起猛攻，企图一口吃掉第135 师。

　　第135 师各团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的攻击，处境极其困难。该师以孤胆作战的精神，勇猛顽强的斗志，处敌重围而不慌，处处与敌纠缠，与桂军的四个精锐师周旋于群山丛林之中。

　　7 日凌晨，第7 军一次又一次地向第135 师阵地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经常短兵相接。第404 团第3 营据守的四面山，是敌人撤退的必经之路，第7 军军长李本一率领的两个师为打开通道，多次猛烈攻击。均被击退，仅在七连阵地前敌人就遗尸200 余具。

　　被分割在赤壁岭、神仙洞一带的第403 团两个营，遭敌第176 师两个团的夹击，第3 营营长宝谦壮烈牺牲。一营被围于井头江的西塘口，苦战36个小时。

　　当日晚22时，第403 团与师部恢复联系，丁盛当即令第404 团第2 营前出接应。8 日拂晓，该团方突出重围与师部会合。突围战斗异常惨烈，团警卫连一个排40余人为掩护团指挥所，包括指导员来全来在内的30余人壮烈牺牲。

　　第门师在师长丁盛、政治委员韦祖珍的指挥下，英勇奋战，坚守了阵地，粉碎了白崇禧四个主力师的围攻，迟滞了国民党军的南撤速度，为中路军主力追上和抓住国民党军，赢得了一天的宝贵时间，并为最终在衡宝地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是第135 师全体指战员在该师战史上又一次写下辉煌的篇章。据说，在许多年以后，毛泽东主席仍然清楚地记得四野第135 师衡宝战役这一仗，记得那个“丁大胆”——第135 师师长丁盛。

　　而白崇禧和张淦对此却只能徒唤奈何。解放军的一个师，竟然能将他们的一个王牌军四个主力师纠缠得不能脱身，白崇禧已然感到桂军的气数将尽。

　　当第135 师顽强堵击、截击逃敌的同时，四野中路军各部按照野司和林彪的部署，昼夜兼程，猛追逃敌。

　　第41军分路追击第刀军；第45军分路向灵官殿。石桥铺、赤壁岭追击；第40军分路向演破桥、关帝庙、白地市方向追击；第49军向水东江及其以东地区追击；第46军主力越过湘江，向衡阳、宋阳挺进；第18军加速向零陵方向挺进。同时，第5 兵团主力也加速向衡宝地区推进。

　　7 日夜，正面追击和两翼迂回的先头部队追至衡宝公路以南以西地区，将退至衡宝公路以西地区之敌抓住。

　　至8 日，各部纷纷追上逃敌，并勇猛穿插，向敌人压缩攻击。

　　第46军第137 师解放衡阳。该军第136 师在湘南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宋阳城。

　　已经不是孤军的第135 师，汇人整个大追歼的洪流。但由于其所处于战场的中心位置，仍然担负着艰巨的堵截追歼任务。

　　8 日午后，第135 师发现严家庙之敌后撤，遂报经野司批准，即于下午4 时从石株桥地区出发，向白地市、文明铺方向穿插前进。

　　第135 师前脚刚走，白部第7 军后脚就进入石株桥。当晚李本一率军部及两个师进驻石株桥及其周围。半夜，凌云上率两个师也赶到石株桥附近。

　　此时在铜锣坪一带休整的第403 团，因连日苦战，过度疲劳，全团很快就进入梦乡。师政治部主任任思忠却没有时间休息，仍在忙着处理各种情况。他突然发现一大股敌人正朝部队驻地逼过来，立即将团领导叫醒，紧急集合部队，向钢钢坪南山撤退。后卫与敌人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直到天黑才摆脱敌人。但电台又发生故障，再次与师部失去联系，只好朝师主力前进的方向摸索前进，于9 日晨进至长柏山冲隐蔽集结。

　　第135 师主力通过严家庙后，即发现前面有敌挡住去路，遂决定改为迂回前进，经黄土铺再插白地市。

　　10月9 日，是衡宝战场上最紧张激烈的一天。

　　9 日8 时，林彪电令第135 师首长：“135 师目前应设法坚决堵击石株桥、铜锣坪之敌南退道路，配合我其他各军歼灭该敌。”

　　为阻击南逃之敌，丁盛即以第404 团向界岭、鹿门前方向投入战斗；以第405 团一部由杉木冲向南警戒，团主力集结后也准备向界岭开进。

　　下午3 时许，第405 团团长韦统泰正带着团、营干部在沙木冲东侧的牛形山勘察地形，突然发现由界岭经黄土铺到文明铺的大路上有敌军大队人马通过，行军纵队连绵有八里多长。

　　这股敌人正是第7 军军部率直属队及第172 师准备经黄土铺南逃。

　　第405 团即一面向上级报告情况，一面以全部三个营九个连的兵力，分路并肩突击。

　　九个连如九把利刃，直插敌第7 军军部及其直属队，并迅速将其分割成数段发起猛攻。但由于第7 军是白崇禧的嫡系，战斗力较强，每一高地、房屋、树林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才能得手，战斗异常激烈。

　　当时率师前指随第405 、404 团行动的副师长吴瑞山，后来详细地记述了此次黄土铺战斗的激烈场景：“我405 团由三富冲（即沙木冲）一线同时展开九个步兵连。第三营在左翼向黄土铺，第一营在中央向土地堂，第二营在右翼向双合亭之敌突击，以猛虎扑羊群之势，多路冲人敌之行军队形内。这一突然打击，恰巧打在敌7 军军部及其直属队的头上。我们当即把敌切成数段，使敌失去指挥，‘王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16时，二营包围敌前卫门师后尾一部和军直先头一部，经激战将其歼灭。三营包围了敌7 军军直卫生营，战斗更为顺利。一营攻击之敌，为7 军军部、警卫营。战炮营、工兵营，其中警卫营多为七八年的老兵，战斗力较强。敌凭借土地堂村落顽强固守。我一连多次攻击，均未奏效。尔后，团又将警卫连、四连投入战斗，终将敌歼灭。二连从黄土铺西南高地至土地堂间投入战斗后，便冲入敌群，与敌展开白刃格斗。该连在战斗最激烈时，被分割成十处。他们便各自为战，与敌搏斗。连排干部相继负伤和牺牲后，十二个班长也只剩下一人，但战士们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战士杨贵峰、李凤海、徐富宽等主动代理排长，战士宋学义、苏永庄。冯华贵、姜玉永等主动代理班长。连长李九龙两次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最后二连只剩下二十一人，顽强坚持到把敌全部歼灭。三连在营长田景耀、政教李瑞东。连长牛海泉率领下，同固守黄土铺西南高地的敌工兵营展开激战，反复冲杀，在团迫击炮火力支援下，很快将敌歼灭……”

　　战后，我第45军对此次作战进行了总结。

　　军长陈伯钧说他有三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一下子就抓住敌人的主力；二是想不到真正的战斗只经过了两天一夜就解决了问题；三是想不到我军士气如此之高。负伤不下火线，不叫不哭，打伤一条脚一只胳膊，还用另一只手拿着机枪打，三次负伤还爬上山头去投手榴弹。他还特别总结了捕捉战机的问题。他说，这次第405 团一发现敌人的行军队形，一面报告，一面立即投入战斗，就是捕捉战机的良好例子。

　　激战至20时，第405 团将敌第7 军军部及其警卫营、工兵营、炮兵营、卫生营等大部歼灭，毙俘国民党军1200余人，从而打乱了第7 军的指挥系统，为中路军主力最后围歼该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只有第7 军军长李本一在混乱中化装逃脱。军参谋长邓达之被俘，在押解途中他乘隙逃走，第二天走到白地市时又被解放军俘获。

　　与此同时，第135 师第404 团迅速控制鹿门前附近的高地，拦腰截住南逃的第172 师，当即对其实施攻击，并将敌压缩在鹿门前至界岭的山沟内。该团一连在连长任庚臣、政指高志斌的带领下，英勇冲击，在约四十分钟的时间内，攻占了延伸四里长的七个小山头，对全歼第172 师起了重要作用。

　　与第135 师激战黄土铺和鹿门前一线的同时，中路军主力于9 日黄昏前相继逼近白部第7 军。

　　自右翼迂回的第41军，一部追至黄土铺地区，主动配合第135 师第N 团作战；该军主力也适时进至文明铺及其西北地区，切断第7 军西逃的退路。

　　由正面攻击的第45军主力与尾追的第49军第146 师，逼近铜锣坪、石株桥一线。

　　自左翼迂回的第40军也赶到了。其先头第门师在师长徐国夫、政治委员刘光涛的率领下，以勇猛无畏的精神，猛追逃敌，翻越绵延30里的五峰山，一昼夜奔跑160多里，赶到铁塘桥、杨家桥一带，截住了企图由此东逃的敌人。该军主力随即赶到白地市及其东北地区，完全封锁了向东南方向逃窜的白部第7 军第171 、176 师等部的退路。

　　至9 日20时许，白部第7 军第171 、172 、176 和138 师被包围于黄土铺、铁塘桥、严家殿、石珠桥方圆不到5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其第172 、138 师位于黄土铺东南地区，第171 师在铁塘桥以西地区，第176 师在界岭与严家殿之间。

　　9 日夜，白崇禧命令被围的四个师全力突围。

　　白部第172 师和第138 师一部数次向黄土铺的第45军第135 师阵地猛攻，妄图向西突围。

　　在敌后连续苦战了五六天的第135 师斗志不减，仍然像横亘在第7 军面前的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9 日晚，丁盛调整了部署，将刚刚歼灭第7 军军部的第405 团投入到鹿门前方向，会同第u 团歼敌第门师，师山炮营亦在鹿门前西侧高地上支援两个团的作战。

　　10日拂晓，两个团在山炮、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支援下，对压缩在山沟内的敌第172 师实施分割围歼。

　　此时，与师主力再次失去联系的第403 团辗转攻击到井头冲地区，听到鹿门前方向有枪炮声，判断是师主力与敌打响。随该团行动的师政治部主任任思忠和团长刘世斌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向南靠拢，并令九连迅速占领井冲山制高点，会同师主力截击逃敌。

　　恰好，师主力将敌人往北面山沟压缩，第403 团则在北面堵击，对敌第172 师形成夹击之势。

　　被围之敌拼命突围，向九连据守的阵地发起反复冲击，均被九连顽强击退，为最后总攻该敌创造了条件。

　　白部第171 师和第176 师拼命向南突围，先后18次攻击铁塘桥、茅草岭的第40军第119 师阵地，激战十几个小时，均被击退。

　　白崇禧见其主力四个师被围而突不出，企图以撤至祁阳、冷水滩之线的第46军第188 师及第7 军第224 师回援，以接应其四个师突围。

　　为全歼被围之敌，四野总部和林彪于9 日深夜至10日凌晨，连续致电中路军各军、师首长，要求“各部必须以最高度的积极性和自动性，歼灭已被我包围之敌，只要此仗胜利，就可以大大缩短解决西南问题的时间与困难”。

　　从10日凌晨起，四野中路军各部对被围之敌第7 、48军发起总攻。

　　第45军第134 、158 师及第49军第146 师并肩由北向南攻击。13时，第134 师在严家殿南与敌第176 师展开激战。第146 师相继夺占铜锣坪。界岭等地，于16时进至江家冲，歼敌第176 师第527 团一部。第158 师突破石株桥国民党军的阵地后，即协同第134 师向严家殿攻击。至20时，国民党军的北线防御全部崩溃。

　　第45军第135 师和第41军第121 师由西向东攻击。5 时，第135 师第404 团夺占鹿门前东侧各制高点，第403 团由鹿门前东北迂回攻击敌第172 师。经5 小时激战，歼灭敌第172 师师部及其两个团。8 时，第121 师击溃黄土铺南侧国民党军。

　　第40军第119 师由东向西攻击，第u 、120 师由南向北攻击，一举突破敌军东线、南线防御阵地。

　　在最后总攻阶段，第45军第134 师在师长黄鹊显。政治委员谢家祥的率领下，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在严家殿地区围歼敌第176 师的战斗中，共俘获敌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以下4300余人。

　　在解放军的打击下，敌第7 军各部溃不成军，纷纷向高山密林隐匿。

　　四野总部和林彪及时发出追歼残敌的命令：“我各部务须发挥山地战的独立自动性，勇敢作战，实行有准备的（以师为单位准备）重点突破与猛追，实行提俘虏比赛。”

　　据此，围歼部队指战员忍受着连续作战的疲劳和饥饿，顶着绵绵细雨，踏着泥泞的山路，在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与配合下，于高山密林中展开搜剿作战。

　　据当时华中前线记者报道：“人夜千万个火把，照亮了整个五峰山区，形成一幅极其壮现的捉俘图。”

　　在五峰山区，满山遍野都是叫喊着“缴枪不杀”、“出来吧”的声音，三三两两的敌人被追击部队从四面八方的山洞里、草丛中、死人堆里，以及老百姓的地窖里、猪圈里、床底下……一个个被抓了出来。

　　隐匿的溃敌可谓形形色色、千奇百怪。

　　一次，解放军一支搜索队来到一条河边，猛见在河旁草丛里有一个脑袋漂在水上，仔细一看，竟是一个活人。再顺着河沟一找，发现有二三十个敌人用同样的办法藏在水里头。搜索的战士于是像钓鱼一样，把他们一个个地钓了出来。

　　又有一次，一队解放军战士正在黑暗中紧张地搜索，突然一个战士跌了一跤，一只手碰到了一个又热又软的东西，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个敌人军官把头钻在一堆死尸下面装死。拉起来一问，此人即是敌第176 师的参谋长。

　　敌第7 军副军长凌云上也是在搜索中抓获的。在部队打散后，凌云上先是同第171 师师长、参谋长率一个警卫连逃跑。途中又被解放军打散了，身边只剩下一个手枪班。不一会，手枪班也打散了，他成了地道的光杆司令，只身躲进山沟的茅草丛中，11日上午便被解放军捉了俘虏。

　　加入俘虏行列的还有：第7 军参谋长邓达之、第位师师长张瑞生、参谋长李有泉、第172 师师长刘月鉴。第176 师师长李祖霖、副师长刘克威等，共8 名将官。

　　至门日上午，桂军四个主力师除第138 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2.9 万人全部被歼。

　　四野各部亦伤亡4000余人。

　　白崇禧派出的北援部队见形势不妙，未敢北进。

　　毛泽东在四野战报上批示：“被歼者是七军两个师及四八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七军四八军苦战四天被歼干净。”似乎在说，机灵的“小诸葛”已乱了方寸，如果白崇禧全力救援，结局又会如何呢？

　　至此，衡宝地区作战胜利结束。这是四野进军中南以来与白崇禧最大的一次交锋。无疑是四野最大的一次胜利，虽然比林彪预料的规模要小一些，但比他预料的进程要快得多。无疑也是白崇禧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此役之后，桂系虽然还有十几万军队，但主力已失，白崇禧大势去也。

　　为配合中路军求歼白崇禧集团主力，四野总部和林彪命令西路军第38、39军向东追击，解放武冈和宝庆。

　　10月5 日19时，西路军第13兵团首长根据野司的指示决定，以第38军第151 师留守芷江地区，其余部队分南北两路，经武风、龙潭铺等地向文明铺、郦家坪地区前进，第38军第114 师及第39军第115 、117 、152 师于6 日出发，其余各师于7 日或8 日出发跟进。

　　7 日晨，先头第152 师进至武冈城郊。

　　这时，白崇禧主力自衡宝地区开始撤退。四野总部即于7 日6 时命令西路军在黄金桥、龙潭铺、武冈之线堵击桂敌第刀、14军。当获悉桂敌一部西进抢占武冈的情况后，即令第39军先敌占领武冈城。

　　同日18时，第39军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信泉当即命令第152 师准备于8 日晨攻占武冈；令北路第117 师加速南进，支援第152 师作战。

　　8 日中午，西援之敌第126 军第305 师已接近武冈。第152 师决定暂时放弃攻城，以第455 团包围监视城内国民党军，师主力东进至五里牌一线，阻击西进之敌第305 师。

　　经过激战，打破了桂敌第305 师与城内国民党军会师的企图。

　　武冈是湘桂边境重镇，是白崇禧衡宝防线的左翼重要支撑点。守军为桂系第14军第63师第189 团另一个炮兵连、湖南保安第4 团另一个保安大队、第14军留守处等，共2700余人。守军虽不多，但城防坚固，特别是用青条石砌成的两米多厚、五米多高的城墙，利守不利攻。

　　10日上午，第117 师首长统一指挥第152 、117 师发起攻城。经一个半小时的激战，至10时10分结束战斗，全歼武冈城内守敌，俘虏第63师副师长黄范以下2000余人。

　　位于宝庆地区的桂敌第14军率第62、10师于。9 日弃城西逃，四野第49军第145师于11日解放宝庆。

　　白崇禧鉴于其四个主力师被歼，湘桂边境重镇武冈又告失守，林彪统率四野中、西两路大军正向湘南集中，遂决定加速向广西撤退。

　　四野西路军和中路军一部合力追歼。至13日，歼灭国民党第14军第62师及独立第2 师共4000余人，俘虏第62师师长夏日长。

　　至此，四野解放了湘南广大地区，宝庆至芷江一线均为四野所控制。白崇禧老巢广西的大门已经洞开。

　　衡宝地区的枪声刚停息，位于湘西北地区的四野第13兵团第47军又发起了对宋希濂部的作战。

　　湘西所处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二野进军西南的前哨阵地，也是四野继续向中南进军的重要后方。

　　蒋介石为捍卫湘西，确保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区的交通要冲——湘西北重镇大庸，命令宋希濂以第122 军一个军的兵力部署在大庸至溪口一线，并搜罗湘西各地的土匪十余万人，编成10个暂编师，盘据在湘西各地，妄图利用湘西的险峻地形，配以重兵把守，以阻止解放军进军大西南。

　　早在宜沙战役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即赋予四野第47军进军湘西的任务。9 月上、中旬，四野总部和林彪及第13兵团规定第47军的任务是：控制石门、慈利一线，防止宋希濂部乘虚扰乱，掩护湘西开展群众工作，待二野进军西南的部队到达后，再伺机作战。

　　9 月中、下旬，第47军各部先后进抵石门、慈利、常德。桃源地区。

　　10月上旬，二野第3 兵团向常德地区集结。

　　为保障衡宝地区作战侧翼安全，四野总部和林彪在部署衡宝战役的同时，命令第47军将石门、慈利地区的防务交由二野接替，以主力进击盘踞大庸、桑植一线的宋部第122 军。

　　为打好这一仗，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作了周密部署，决定以第139 、141 师和第140 师一部，分三路合击大庸，另以第140 师主力向沅陵、辰溪、芷江、怀化前进，掩护二野向西南进军，并保障第13兵团的后方安全。

　　10月14日下午，围歼宋部第122 军的作战打响了。第47军各路部队向指定的地区挺进。

　　担任正面攻击的第139 师是此次作战的主力。

　　提起第139 师或者第47军，也许人们并不十分熟悉，但提起第359 旅大多数人就不会陌生，因为第359 旅与那首脸炙人口的歌曲《南泥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著名的战将、“大胡子”王震联系在一起。第359 旅就是第139 师的前身。

　　历史再向前延伸，第359 旅的前身就是红6 军团的第17师，师长就是现在的四野第一参谋长肖克。

　　14日下午第139 师开始行动。尽管山路险峻，行动困难，但他们动作依然迅速，当夜即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为争取时间，第139 师师长颜德明和政治委员晏福生带领师的电台。通信骑兵排和第416 团前卫第3 营，火速向大庸追击，很快就占领了大庸城北制高点子午台，并派第3 营插到大庸城西，将由西门溃逃的敌人堵回城去。

　　至16日上午，第47军即完成了对大庸的包围。

　　宋希濂忙派飞机向大庸城内守军空投补给物资，并电令第122 军军长率部向永顺突围，但为时已晚。

　　当日下午，第47军各部即发起攻城战斗。入暮，第139 师第417 团第1 营营长阎太云和第3 连连长曲贤圣带领一个排，趁黑夜冲到城边，巧妙绕过敌人阵地，翻过城墙，沿城内街道搜索前进。途中抓住敌一名副官，先是令其叫开城门，让部队进城，后又让其带路来到敌军部门前，阎营长和曲连长迅速冲进第122 军军长办公室，迫使军长张绍勋命令守军缴械投降。

　　第417 、416 团适时从东、西两面攻入城内，扫荡残敌。至22时许战斗结束。

　　此战，全歼大庸守敌5000余人，生俘敌第122 军军长张绍勋、第217 师师长谢淑周、第345 师师长黄鼎勋。

　　同日，第141 师在湘西游击队配合下，攻克桑植。

　　此战是解放湘西的关键一仗，消灭了敌人在湘西的主力部队，打开了解放湘西的大门，为二野进军西南开辟了前进基地。

　　解放军战史通常把10月16日作为衡宝战役的结束时间。也就是说，第47军解放大庸、桑植，为衡宝战役划上了重重的休止符。

　　衡宝战役，从1949年9 月13日开始至10月16日结束，历时33天。共歼敌正规军三个军部、五个整师，共4.7 万人，其中俘虏第7 军副军长凌云上等17名将官以下3.8 万人，收复县城24座。

　　《长江日报》于10月16日发表社论，称衡宝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渡江以来华中最大的一次战果，前后方闻捷欢腾，实为开国伊始前线指战员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隆重献礼。”

　　三大战役之后，白崇禧统率的桂系部队即成为残余的国民党军中最主要的一个集团，由于“小诸葛”用兵机灵，桂系部队机动能力又比较强，因此几次躲过了四野的进攻锋芒。

　　不仅如此，白崇禧在衡宝战役前的好几个月时间内，竟与林彪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一不留神，林彪反被他咬了一口。白崇禧为此曾喜不自禁，甚至在心里想，你林彪也不过如此，你四野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猫毕竟是猫，老鼠也毕竟是老鼠。衡宝战役，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指挥四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两翼大迂回，正面大突破，前后只用了一个月零三天，就歼灭了白崇禧赖以起家的第7 、48军的四个精锐师，并消灭了湘系惟一美械的第62师，给湘系战力最强的第10师以歼灭性打击。

　　林彪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是憋在胸中多日的一口闷气。

　　而白崇禧顿时感到从未有过的沮丧和悲哀，他在转瞬之间经历了几十年征战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在桂林华中军政长官部，白崇禧面对被林彪俘虏的17名将官花名册，伤心不已，两行老泪扑籁籁地流了下来……

　　在武汉四野司令部里，林彪突然问身边的工作人员：“那17名将官是不是已经到了？”

　　一位参谋报告说：“林总，他们今天早上刚到武汉。”

　　林彪对邓子恢、谭政、肖克等招招手：“走，我们看看他们去。”

　　林彪第一个走向门外。

　　
35．飞兵广州，陈赓兵团过广州而不入。两广纵队凯旋返粤，林平用狗肉宴款待阔别三载的老战友。四野战士自豪地说：真巧，去年10月14日我们解放了锦州，今年10月14日我们又解放了广州

　　广东省地处南岭以南，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部，北与湖南、江西接壤，东北与福建相邻，西靠广西，南濒南海，大陆最南端雷州半岛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省会广州市是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的南方门户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广州十分重视，早在1949年1 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时，便加紧任命总统府参军长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陆军总司令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以加强对广东的控制。

　　薛岳、余汉谋主持广东后，竭力扩充兵力，重建第62.63 、64军，并把全省的15个保安团扩编为5 个保安师，下辖20个保安团，以加强据守广东的兵力。

　　2 月至4 月，国民党政府陆续由南京撤至广州，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等军政要员云集广州。这样，广州便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中心。

　　7.8 月间，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两支大军屯兵湘、赣，三野南下福建，广州形势危殆。

　　8 月2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参谋总长顾祝同召集两广军政首脑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白崇禧等举行会议，商讨两广合力固守广东问题，要求余汉谋率部“巩固粤北，确保广州”，同时要求白崇禧与余汉谋加强湘粤边境的联防，以增强广东方面的防御力量。

　　刚刚取得“青树坪大捷”的白崇禧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在粤方将领的一片恭维声中，白崇禧慨然允诺坚决实施湘粤联防，若共军进攻粤北，桂军则以三个主力军以车运驰援。与会将领虽然连声赞好，但他们内心都很清楚，如果共军同时对湘粤发动总攻，白崇禧自顾不暇，还能抽出兵力驰援广东吗？

　　此次会议还决定，将广州绥靖公署改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赋予其统一指挥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事实上，在广东境内的蒋系胡琏、刘安棋两兵团只听命于蒋介石，连国防部都调动不了，余汉谋哪里指挥得动！因此，余汉谋对这一任命并没有丝毫的欣喜。

　　7 月至9 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先后三次飞往广州，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制定《扭转时局方案》，表示要“全力保卫广州”。

　　据蒋经国在当时的日记中记载：广州的保卫战既为决定最后成败的一战，因此，父亲对广州军事的布置没有片刻忘怀。

　　9 月8 日，蒋介石由重庆电示参谋总长顾祝同：“应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革命战略之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力，则可扩大范围，以期保卫华南，万不可再蹈保卫长江全线，而放弃京沪重地，以致江防部队几遭全部被歼之覆辙。故对现驻粤中之第50、39.63 、109 军之建制，切莫再分割使用，以免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今后一切部署，均应准此原则实施，切莫举棋不定，俾确保革命基地。”

　　当时，防守广东的余汉谋集团，共有正规军3 个兵团问个军12万余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约15万人。余汉谋遵照蒋介石和国防部的指令，将其主力置于粤汉铁路的广州至曲江一线，形成三道防线，控制经湘、赣人粤的铁路、公路及水路咽喉，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军广东。广州一旦不保，则广东主力逃往雷州半岛、海南岛或广西。

　　其兵力部署是：以第39、63两军，防守曲江、始兴、南雄、乐昌，构成第一道防线。以由赣逃粤的沈发藻第4 兵团第23、70两军，布防英德、翁源地区，构成第二道防线。以由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21兵团第32、50两军，防守花县、从化，构成第三道防线。以第109 军及警卫团等防守广州市。

　　另以胡琏第12兵团第10、18两军驻于潮安、汕头，策应广州方面作战。以第62、64两军，分别位于湛江、海南岛，保障其通往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退路。以保安第3 、4 、5 师分驻博罗、英德、惠阳等地。

　　遵照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四野总部和林彪决定：以二野陈赓第4 兵团第13、14、15军，四野邓华第15兵团第43、44军和曾生两广纵队共22万人组成东路军，执行解放广东的任务。

　　7 月17日，四野总部向中央军委报告广东作战计划：邓华兵团准备以两个军经赣州、南康入粤，担任歼敌任务。陈赓兵团以两个军经遂川、桂东，准备出仁化、乐昌，到桂东后如见攸县、茶陵国民党军不退，则直向郴州、永兴前进，准备由南向北切断国民党军退路；到桂东后，如国民党军已撤退，即经汝城向仁化、乐昌前进，其另一个军经崇义向始兴前进。曾生部现在河南亦拟经赣入粤。

　　21日，中央军委复电林彪、邓子恢等：（一）同意你们7 月17日电（21日才收阅）整个部署方针。

　　（二）陈赓与邓华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粮食情况。如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始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

　　（三）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惠州）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须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

　　（四）陈邓两兵团速与华南分局方方电台沟通联络，并与军委通电。

　　（五）华南分局迅即由梅县移至南雄，迎接陈、邓，会商一切。

　　（六）此间当令叶剑英同志提早赴粤。

　　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于8 月1 日批准成立新的华南分局，任命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任华南分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

　　7 、8 月间，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几次找即将赴任的新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谈话，就解放两广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毛泽东告诉叶剑英：你这次南下，先到江西赣州同第4 、15兵团负责人及方方等人会合，然后召开会议，着重解决好党政军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各级干部的配备、解放广东的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八个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团结问题，要求叶剑英和南下的同志，对原华南分局及各级党委在广东工作的成绩要有恰当的估计，要处理好南下部队官兵和地方干部同当地武装和干部之间的关系。

　　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南下的准备工作情况。他觉得干部不足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便风趣地说：“主席，华南解放晚，别处都把干部要走了，剩下能分配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您看怎么办？”

　　毛泽东笑了笑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一股泉水嘛。”

　　叶剑英心里清楚，毛泽东讲的“泉水”，指的是以方方为主要领导的原华南分局的各级干部。由此也就确定了广东解放后党政军各级干部就地解决的基本方针。

　　8 月，二野第4 兵团和四野第15兵团向赣南进军，建立向广东进军的前进基地。第4 兵团进抵赣州地区，第15兵团进抵三南（龙南、定南、全南）一线，以井冈山、瑞金闻名于世的赣南老革命根据地宣告解放。

　　当时任第15兵团第48军第142 师师长的欧致富，时至今日仍忘不了当年回到井冈山时的情景——我们142 师前身的一部分，正巧就是坚持过井冈山斗争的红31团的老底子，是秋收起义后毛主席亲手培育创造的一支红军。20年来，这支红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发展壮大，从梭嫖、大刀换成美国的机枪和大炮，从一个班变成一个连、一个团，从一个连变成一个师。一个军；当年坚持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多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在我们师也不过只有三个人了，但是井冈山精神还一直在部队中保持和发扬着。全师无论新老干部或战士，一踏上奔往井冈山的征途，心里都充满着亲切。温暖和自豪的感情。

　　“……这一天，我随着一支部队在遂川通向泰和的路上行进，中午在靠近路旁的小村附近停下休息，忽见从村里走出来三五个老年人，远远地看着我们。好久，一个年近60的老汉慢慢地走近来，看着部队中的红旗，又看看红旗上的字，悄声问战士：”你们是哪里来的队伍？‘战士回答说：“我们是从江北来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从前的红军打回来了！’老人仍然半信半疑，当我走上去说话时，老人又怯生生地问：”你们是红军？‘我说：“是红军！’老人突然抓住我的手，用嘶哑的哭声，叫了一句：”同志哥！‘泪水一滴滴落在我的手背上，嘴里哺哺地说：“毛委员，毛委员……”’8 月9 日，叶剑英带着毛泽东的重托，离开北平南下，经武汉、九江、南昌等地，于9 月上旬到达江西赣州，与陈赓、邓华等会合。此前，原中共华南分局书记、新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也带着三个团的武装从粤东根据地赶来。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也来到赣州。

　　赣州，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从城边流过的赣江而得名。位于江西南部，距广东北部边境约百余公里，是由赣人粤的战略要冲。各路人马汇聚于此，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就解放和接管广东以及解放整个华南地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开始进行紧张周密的筹划。

　　广东是叶剑英的故乡，1897年叶剑英生于广东省梅县。

　　叶剑英半生戎马生涯，也是以广东为起点。1919年底从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叶剑英回到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但这时的孙中山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排挤出广东，叶剑英便只身前往漳州，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而蒋介石正是援闽粤军的高级参谋。

　　1920年8 月，叶剑英参加了粤军回粤驱逐桂军陆荣廷。莫荣新之役，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2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大总统孙中山化装前往长堤天宇码头，时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亲到码头迎接，护送孙中山登上军舰。不久，蒋介石也赶来充任副官。在孙中山蒙难的50多天里，两人亲密合作，忠实地护卫着孙中山的安全。

　　此后，叶剑英多次参加讨逆之役，先后担任第8 旅参谋长、第2 师参谋长等职，是蒋介石的直接下属。1924年，叶剑英又在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的军事才干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1926年夏，叶剑英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担任第1 军总预备队参谋长、新编第2 师师长和有“铁军”之称的第4 军参谋长。

　　正当大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于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叶剑英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以坚定的革命信念，毅然抛开个人私情，与蒋介石彻底决裂，“通电全国反蒋”。

　　叶剑英自己也说：“有人讲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他接着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个什么？我说我反蒋不要什么东西，只图个革命，我们的枪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当反革命，跑到我们枪口上来，是自己找打的。我们打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

　　1927年7 月，叶剑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叶剑英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蒋介石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打了十年仗，抗日战争中一度合作共同抗日，接着又在全国解放战争中进行了三年的较量。今天，叶剑英作为中共华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统率数十万大军，打回了故乡，打回了当年与蒋介石“共同”革命的地方。

　　关于军队指挥问题，四野总部和林彪曾指示，由陈赓统一指挥第4 、15两兵团的行动。自叶剑英到来后，陈赓认为叶剑英既是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又是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因此多次请他统一指挥。但叶剑英考虑到自己不仅要管军队，还要管地方的事情，难免分散精力，便仍坚持由陈赓统一指挥两兵团及两广纵队的作战行动，并将这一意见上报中央和华中局，得到批准。

　　至于军队系统与华南分局的关系，两兵团接受华南分局领导，凡属带方针性问题和全盘计划，均提交分局讨论决定，以取得党政军民的一致配合。

　　9 月7 日，叶剑英即在赣州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方方、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肖向荣、曾生、雷经天等。会议分析了形势，研究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一）解决广东问题，我们依照军委意图，先行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

　　（二）集结，因4 兵团与15兵团相隔过远，为求得同时展开齐头并进，突然实行钳形合围，必须先行集结。集结地区，15兵团南康、信丰地区，4 兵团除15军先行集结南雄地区外，主力待15兵团通过，集结于仁化、汝城之线。两广纵队集结于兴国以南地区。以上于9 月底可集结完毕。

　　（三）作战方案：1.如敌扼守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时，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15兵团由三南（即全南、龙南。定南）插至英德或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四个军。以两广纵队经惠阳向南迂回，并相机占领惠州。视情况必要时，以一个军加强之。华南分局主力则积极向潮汕方向佯攻，牵制与迷惑敌人。

　　2.如敌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时，我决以4 兵团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15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虎门间之联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华南分局部队仍监视与钳制潮汕之敌。

　　3.由赣州经曲江、翁源、从化至广州及由南康经龙南。和平、河源至广州之两条公路干线，由4 、15兵团工兵部队分工抢修，以利交通。

　　（四）建议叶飞兵团攻占厦门后，指挥一部出汕头、梅南作战，最好同时动作，并向东佯动，以资配合。

　　8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对赣州会议及进军华南作出重要指示——叶（剑英）方（方）陈（度）邓（华）诸同志，并告林（彪）邓（子恢）：（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

　　（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

　　（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于9 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11月进玉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12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二野主力，11月可入贵州境内，12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

　　9 月11日至19日，叶剑英又在赣州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会议，着重研究了华南地区党政军统一协调、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接管城市政策及农村政策、各级领导机关的组成及干部配备、支前工作以及防止帝国主义干涉等问题。

　　9 月21日至24日，华南分局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分局扩大会议精神，叶剑英、方方、陈赓分别作了报告。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研究了具体部署。

　　赣州会议，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广东作战的指导方针、作战计划、干部配备、支前工作和城市接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加快广东的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及赣州会议的决定，9 月28日叶剑英、陈赓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次日，陈赓将进攻广州的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及四野首长：（一）以四兵团为右路军，于9 月30日起，先后自桂东。上犹、南雄、始兴地区分路出发，顺路扫歼汝城、乐昌、仁化之敌。如敌扼守曲江、英德、翁源地区，除14军主力沿北江西岸，经英德、清远地区直插三水，截断广州敌西退道路外，兵团主力于10月9 日拂晓开始从东、西、南三面攻歼曲江之敌，然后迅速南下，协同15兵团（缺48军）歼灭英、翁地区之敌，尔后直迫广州。如敌不守曲、英、翁地区，则迅速协同15兵团，于10月20日进至三水、高塘圩、归龙市之线，形成对广州西北面之包围。

　　（二）以15兵团为左路军，于10月1 日自南康、信丰地区出发，10月8 日进至翁源以东地区，依情况出英德南北之线。如英德敌坚守，则协同右路军合歼之。如故南撤，则协同右路军迅速南下，于10月20日进至龙眼洞、车腴之线，形成对广州东北及东面之包围。

　　（三）以两广纵队、粤赣湖边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由曾、雷、林（平）统一指挥。两广纵队于10月10日自和平地区出发，粤赣湘边纵队自龙川和粤中纵队自高明地区出发，于10月20日前进至东莞，冲破顺德、佛山之线，截断广州敌南退道路，等待主力部队歼灭之。

　　上述部署，是针对余汉谋集团在曲江至广州一线层层设防的特点而制定的，先夺取曲江、翁源，尔后攻占广州，力求在广东境内歼灭余汉谋集团。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于10月1 日复电陈赓并告林彪、邓子恢、叶剑英、方方：“同意你们向广州进攻之部署。”

　　9 月中旬，参战部队结束休整，开始向湘粤赣边预定地区集结。

　　右路军第4 兵团经大赓向汝城、仁化开进。其先遣第45师在北江第二支队协同下袭占南雄，解放始兴，为右路军从东北侧进击曲江扫清了道路。左路军第15兵团在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指挥下，由赣州向南康、信丰开进。南路军两广纵队由赣州附近向和平开进。

　　30日前，各路大军全部到达战役集结地域，并积极进行攻击准备。

　　10月2 日，第4 、15兵团等部按照预定部署向余汉谋集团发起攻击，广东战役即告开始。

　　右路军第4 兵团首攻目标直指曲江。

　　曲江，古称韶州（今韶关市），雄踞粤北；是广东的北大门，也是岭南与内地交通的枢纽，位于北江两大支流侦江和武江的汇合处，三面环水，城市依江而建，凭江而守，自古以来就视为天险。整个城市及临近地区被北江分割成三大块，江河之间又夹以深山峡谷。因此，曲江几十年来都未能形成一般城镇所具有的环城路网，四郊往来只能通过市区。曲江复杂险峻的地形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

　　蒋介石指示白崇禧余汉谋部署“湘粤联防”，就是企图以曲江的有利地形作为阻止共军南下、防护广州的重要屏障。他在做当年陈炯明在曲江大败北伐军的梦。

　　1922年5 月，孙中山以曲江为大本营督师北伐。6 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电令北伐军回师靖难。陈炯明军固守曲江，北伐军分东、北两路夹击。北线北伐滇军直逼城垣，与陈军在北门外展开拉锯战。东线北伐粤军屡攻不进，在陈炯明调集援军的反击下，东线粤军全线瓦解。

　　正是由于曲江复杂的地形条件的限制，使交通、通讯极为不畅。对东线粤军的大败，北线滇军竟一无所知，仍在继续攻城。如果陈炯明军回兵北上，北线滇军亦难逃失败结局。

　　就在这危急时刻，滇军驻粤军联络官夜渡浈江，绕道仁化县境折向城北向滇军报信。联络官三次冒险经过叛军占领区，草鞋走烂了，就赤着脚走了190 公里，待到达曲江北郊时，便一头栽倒在地，抢救两小时才苏醒。滇军得知粤军大败后即迅速撤离战场，从而避免了北伐军全军覆没的命运。

　　这个联络官叫罗炳辉，就是后来的新四军第二副军长。

　　曲江之利于守而不利于攻由此可见一斑。

　　但蒋介石的梦很快就破灭了。

　　依据当面敌情和曲江的地形特点，第4 兵团分三路钳形合击曲江。

　　第14军在湘南支队的配合下，由湘南汝城出发，奔袭乐昌。先头第40师及军侦察营以每日75公里的速度南进，一部进至曲江西南的下庙背，阻击余汉谋部第39.63军西逃。

　　第13军在赣南支队的配合下，由大赓出发，经仁化直插曲江。

　　第15军在北江第二支队的配合下，由始兴向曲江挺进。

　　大军进逼，其势不可阻挡。更可怕的是，解放军在湘粤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

　　林彪直接指挥四野主力在衡宝地区同时发动攻势，白崇禧已无暇东顾，急忙将其湘粤边境的第46、48、97军北调，“湘粤联合防线”即告瓦解，白崇禧、余汉谋两集团遂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

　　李宗仁大为震惊，即于4 日同余汉谋、薛岳等进行紧急磋商，研究加强广州前哨阵地英德地区的防守力量。会议决定将第39军由曲江调至英德以南地区，留第63军守曲江。

　　10月4 日，第15军侦察科长带领一个侦察排，从始兴向乌石、大坑口铁路一线进行战役侦察，途中遇到曲江游击队派去向地委汇报的同志，得知曲江守敌第39军已于当天乘坐火车南逃，剩下的敌第63军也准备撤退。

　　第15军根据这一情报，当即决定除已出发进击曲江的第45、44师先头部队外，后续部队直接由始兴经翁源，斜出英德，加快向广州进军的速度。同时令第43师派出一支轻装部队，经始兴西南的老龙岭大山，迂回到曲江东南的枫湾、大塘、周田一线，包抄曲江之敌侧背。

　　进击曲江的第45师先头第134 团于6 日突破敌周田预设防线，续向曲江攻击前进。同日，第14军袭占乐昌，第13军占领仁化。

　　留守曲江之敌第63军军长刘栋才走到地图前一看，北面。东面共军离曲江只有六七十公里，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即于6 日下令弃城南撤。

　　第15军第134 团一昼夜急行军70公里，于7 日凌晨进至曲江市区东岸的东河坝。这时，敌第63军后卫正用汽油燃烧浈江上联接市区的曲江大桥。第134 团走在最前面的二营四连二排立即跑步赶到桥头，在地下党护桥人员的协助下，很快制止了火势蔓延，保证了后续部队顺利通过大桥，进占曲江。粤北大门洞开。

　　曲江是解放军向华南进军中解放的第一座重要城市，解放军向华南人民展现了良好的军政素质。一位当年的年轻女护士回忆起曲江解放这一天的亲身经历：“10月6 日是农历中秋节，整个韶关都冷落得出奇，行人稀少，店铺关门。……上半夜一直是沉寂的，下半夜后听得些疏疏落落的枪声，街上只有些少人往来巡查。我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天未亮就偷偷到临街的窗子往下望。哎呀，街上已有那么多军人在行进，可是他们与我想象中大不相同，并不是整齐威武、令人生畏的队伍，也不是甚气凌人、大呼小叫的踢门掠物的霸王。这些军人风尘仆仆。军衫汗污，悄悄地行进着，却没对居民有任何打扰！这时街上并没有行人，但我相信家家小楼的窗户里、门缝中都有千百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些举世无双的英雄们。解放军就是以自己秋毫无犯的实际行动，一下征服了老百姓的心。”

　　鉴于粤北之敌一触即逃，陈赓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快速前进，快速包围，快速歼敌，总之要快，尽量将余汉谋集团歼灭在广东境内，不使逃脱。

　　因此，右路军各部冒着大雨，沿着通往广州的道路，奋勇追击。各部为加快行进速度，一律轻装前进。余汉谋部则利用北江及其支流和粤汉铁路上的要点节节抵抗，并以破路炸桥作为迟滞追兵的主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共两军在粤北地区的争夺就是破路与护路、炸桥与保桥之争。

　　曲江大桥就是第一次争夺。在这场争夺中，中共曲江地下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争夺就是英德车站南面的遥步墟大桥。该桥长达280 米，是粤汉铁路南段最大的铁路桥之一。

　　10月9 日，第15军第45师攻占英德车站，经4 小时激战，歼灭守敌第39军第91师一部。这时，敌第91师后卫第372 团一个工兵排已在遥步墟铁桥上安装了炸药，准备在部队全部撤退后将桥炸毁。第45师迅速以一个连冲上桥头，击溃桥上的敌人，并剪断了导火索，成功地保护了遥步墟铁桥完整无损，保证了军主力的通道。

　　10日，第45师攻占连江口车站，中午进抵琶江口。

　　与右路军发起进攻的同时，左路军第15兵团分两路南进。

　　第43军于9 月30日由南康出发，经大赓、梅岭关、南雄、始兴，10月6 日到达翁源。

　　翁源也是粤北的一个重镇。9 月13日晚，第43军第429 团在游击队引导下向翁源挺进，14日下午即完成对翁源县城龙仙镇的包围。15日凌晨发起攻击，迅速拔去外围据点。翁源县县长官家骥还以为攻城的是“土八路”，拒不投降。当日下午，解放军后续一个山炮连赶到，只打了一发炮弹，官家骥即确信来的是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加以解放军及时劝降，便乖乖地举手投降。

　　翁源的解放，为第15兵团南下打开了通道。

　　第43军从翁源出发，继续挺进，奔袭佛冈。

　　第44军由龙南出发，经全南、连平，于10月9 日进抵新丰。

　　南路军两广纵队于9 月30日从赣州附近出发，取道信丰。龙南，于10月8 日进入广东境内的和平地区。两广子弟兵凯旋返粤，受到广东父老乡亲的夹道欢迎。次日，两广纵队领导人曾生、雷经天率领司令部部分人员乘车到达龙川，与粤赣湘边纵队领导人林平、左洪涛等会合。久别的老战友在故乡重逢，心情异常激动，用曾生的话说“兴奋喜悦的心情难以形容”。林平特地吩咐伙房做了一顿广东人最爱吃的狗肉宴，来款待阔别三载的老战友。大家共同举杯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痛饮。

　　根据华南分局的指示，由曾生、雷经天、林平三人组成广东战役南路军前线委员会，以两广纵队司令部为南路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南路军的作战行动。

　　正当广东战役突破国民党军粤北防线，继续向广州外围挺进时，四野主力在衡宝地区的作战也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林彪及四野总部判断湘南地区白崇禧部兵力尚占优势，为集中兵力尽快歼灭该敌，遂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一项几将改变整个进军中南部署的重大建议。

　　10月10日7 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肖克、赵尔陆联名致电中央军委：（一）由衡宝线南退之敌7 军、48军主力共四个师，已被我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战力甚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13兵团正由芷江东进，但一时赶不到，而我在祁阳以北兵力没有迅速消灭敌之绝对把握。因此，祁阳以北战役必须相当时日才能解决。

　　（二）韶关至广州线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必将放弃。

　　（三）建议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目前似应以集中兵力歼灭白兵力为主。否则，今后兵力分散各省，而敌兵力反形成集中，则使战局甚为拖延。如何，盼即复。

　　当日23时，中央军委复电林、邓、谭、肖、赵，并告叶剑英、陈赓：十日七时电悉。

　　（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由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

　　（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

　　（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等商电告。

　　（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11日10时，林、邓、谭、肖、赵再次致电中央军委。如果说林彪等10日7 时的电报只是改变陈赓兵团的行动方向的话，那么这一次，林彪等不仅详细陈述了陈赓兵团西进的理由，而且又提出了“暂不继续进攻广东”的建议：“为了使广东之敌不退回广西，则我应暂不继续进攻广东，而以广东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作为吸引广东敌人的工具。同时，能使我集中更优势的兵力与广西之敌作战，能从多方面的和多层的（敌突围能力很强，此数日作战中，我层层反复堵击，敌仍能突围一部）迂回包围，堵击攻击广西之敌。首先达到歼灭广西之敌。然后，在军政配合下，以四野部队解决广东之敌。……因此，我们建议陈、邓两兵团皆勿继续南进，而以邓之两个军监视广东敌人，并集中兵力经常歼敌之分散部队。陈赓部则西进参加广西作战。只要广西敌被歼，很多敌人皆可争取和平解决（如不愿和平解决，亦易于武力解决）。故歼灭广西之敌，已成为全战局的中心环节。但如我实力不多，不能从多方面的和多层的包围迂回堵击攻击敌人，则该敌将可能流窜至贵州以至四川，结合当地的敌人和湖南、贵州、广东退去的敌人。那时，单独由二野对付，或由四野以一部参加共同对付，都没有目前即以较大力量进攻该敌为有利。”

　　同一时间，林彪电令陈邓两兵团各部皆应现地停止待命，暂勿南进。

　　同日24时，毛泽东即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林、邓、谭。肖、赵，并告叶、陈，再次表示对林彪意见的赞成：“关于调陈赓兵团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接人桂一点，已于今晨答复你们同意这样做，请径令陈兵团执行。”“关于不要迫使广东之敌退人广西一点，我们认为也是对的，因此15兵团暂时不应进攻广州。除以一部位于韶关、英德一带外，主力似应由英德以北向西南攻占德庆、高要一带，割断两广联系，使广州处于孤立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广州一带之敌在我15兵团与曾生林平等部东西威迫之下，有可能发生内变，向我接洽投降或改编。如果是这样，则我仍可能早日解放广州，这对于以干部及某些物资接济广西是有利的。”

　　叶剑英、陈赓从接到中央军委10日23时给林彪的复电中得知，林彪要改变广东战役的原定计划并为毛泽东所赞同，当即召集第4 、15兵团首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

　　叶、陈均认为，林彪想把白崇禧主力歼灭于湘桂边境，不使其退人广西的设想是好的，但命令第4 兵团不进广州，转往桂林、柳州则欠妥当。

　　一是林彪估计广州之敌会向广西撤退集中，判断有误。据从香港等地得到的情报，敌人是打算在广州外围抵挡一阵，然后继续南逃，退人海南岛或从海上逃跑。

　　二是目前我大军正高速向广州挺进，已经越过英德，只要冲破清远、从化这最后的防线，广州指日可下。如果此时第4 兵团丢开广州，西入广西，就会错过迅速解放广州的有利形势。

　　三是第4 兵团此刻西进，实际上仍须集结部队，重新动员，且路程遥远，难以达到切断衡宝地区之敌退路的目的。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两头落空的危险。

　　有鉴于此，叶剑英和陈赓于11日13时直接给林彪发报，坚持第4 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定作战计划。同时也表示：“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们坚决执行。”

　　中南战场统帅林彪与广东战役前线指挥员叶剑英、陈赓之间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当即引起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所关注的焦点是能否求歼白崇禧集团的问题，前电同意第4 兵团西调便是为此目的。但当得知白崇禧主力并未向祁北回援的消息后，马上意识到，要在湘桂边境地区全歼白崇禧集团，是难以实现的。经过慎重考虑，即于12日凌晨3 时以个人名义（在通常情况下毛泽东是很少这样做的）致电林彪，决定第4 兵团暂停西进：林彪同志：因为据你们10月7 日时电，白崇禧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11日10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西东北部及东部，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入广西，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进，则白匪退入云贵。如四野跟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四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

　　实际上，到11日晚，衡宝地区作战已接近尾声。又考虑到叶剑英、陈赓的不同意见，林彪、邓子恢等即于当晚21时和22时两电第4.15兵团首长：陈、邓两兵团目前仍继续向广州前进歼敌。

　　也就是说，林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先前的意见。

　　毛泽东收到林彪、邓子恢等11日21时电后，于12日6 时再一次以个人名义回复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人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

　　林彪接到毛泽东12日早晨连续给他的两封电报时，祁阳以北地区围歼战已经结束，第4 兵团西调的必要性已不存在，林彪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1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林彪12日各电的指示精神，决定全力夺取广州。

　　12日，右路军第14军第40师奔袭清远，清远守敌第23军第211 、213 师弃城逃跑。13日，第40师进占清远县城，并连夜顺北江直插三水。

　　同日，第15军第45师渡过琶江，在源潭击溃敌第103.147 师四个团，歼其1000余人，残敌乘火车逃跑。当晚第45师穿过银盏拗车站，走出了崎岖险峻的粤北山区，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广花平原，再前面就是广州。

　　右路军从西面直逼广州。

　　左路军第15兵团第43军前卫第127 师，在师长王东保。政治委员刘锦屏的率领下，于9 日夜冒着滂沦大雨，踏着泥泞崎岖的山路，急行军70公里，奔袭佛冈，于10日16时进至城郊，包围佛同守敌第39军全部美械装备的第307 团。

　　11日15时，第127 师向佛冈之敌发起总攻。经两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500 余人，俘敌副团长以下1000余人。

　　敌团长王家祯受伤后化装成女人，想逃往广州，被第379 团的一名侦察员发现，他便躲在草丛中学狗叫，想蒙混过去，但未能骗过侦察员的眼睛，最后还是当了俘虏。

　　12日，第43军第128 师向花县奔袭。同日在鳌头圩歼灭国民党军第50军第36师第106 团一部，13日拂晓占领花县。

　　第44军第132 师于12日向广州东北的良口、从化追击，途中在水底附近歼灭国民党军第50军第107 师第321 团一部，继而沿广州至从化公路向广州急进。该军第、131 师于13日解放增城，14日抢占石滩车站，切断了广（州）九（龙）铁路。

　　左路军从北、东两面逼近广州。

　　至此，广州已处于东、北、西三面被包围的态势。

　　这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最难熬的几天十余年后，李宗仁悲伤地回忆起这几天的情景：广东保卫战发展至10月中旬已不可收拾了。敌人自赣南分两路入粤，一路自南雄一带越大赓岭，大赓岭守军为沈发藻兵团，战斗力过于薄弱，不战而溃……另一路则自大赓岭东麓绕至东江，胡琏兵团早已远逃厦门、金门，东江巳成真空地带，共军第四野战军乃得以旅次行军姿态，自东江向广州进逼。余汉谋部只是一支训练未成熟、兵弱械缺的部队，共军一到，即不战而退。广州因而危在旦夕……自海南岛刘安琪第九兵团中调一师人北上援穗，该师刚到黄埔上岸，敌人已迫近广州郊外，上岸之兵旋又下船，原船开回海南岛……

　　10月10日国庆时，广州已微闻炮声。国民政府各机关早已决定迁往重庆，由民航分批运送，笨重物件则循西江航运柳州，再车运重庆。10月12日共军已接近广州市郊，我本人才偕总统府随员乘机飞桂林，翌日续飞重庆。广州撤退时情况极为凄凉。

　　在广州城破在即之时，李宗仁于11日召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阎锡山、参谋总长顾祝同和薛岳、余汉谋等开会，作出总统府、行政院撤至重庆，广东省政府撤至海南岛的决定。

　　12日零时，代总统颁布命令：“政府迁广州办公，为时半载，在此期间，政府为巩固广州及西南大陆反共根据地，已有既定之部署。现匪军虽已侵入粤境，但政府保卫我革命策源地广州及西南大陆之决心，绝不因此而稍有动摇。兹为增强战斗力量，减少非战斗人员对军事上之不必要负担，中央政府定于本月十五日起在陪都重庆办公，所有保卫广州之军政事宜，着由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负责统一指挥。”

　　“中央政府”竟然成为军事上的“负担”，李宗仁实在是找不出从广州逃跑的更好理由了。

　　13日凌晨2 时半，参谋总长顾祝同召集余汉谋等主要将领，宣示：（一）中央政府迁移重庆。

　　（二）中枢各部院及各地区党政首长，先向海南岛撤退。

　　（三）广东省政府先向合浦撤退。

　　（四）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向湛江撤退，余汉谋长官则应先驰往高要西江指挥所，筹策尔后之作战事宜。各首长遵即令知所属，著手撤离之准备。

　　随即，李宗仁逃往桂林，后转重庆，阎锡山、顾祝同逃往台湾，余汉谋、薛岳逃往海南岛。广州地区国民党军向西江地区撤退。

　　余汉谋部在撤逃之前，对广州实施大破坏，炸毁了白云。天河机场，纵火焚烧军火、军需仓库，最严重的暴行是炸毁广州市区的海珠铁桥。

　　14日下午突然宣布大桥戒严，敌人工兵迅速在桥墩上安放了400 多箱黄色炸药，然后解除戒严，车马行人又在桥上穿梭往来。在没有任何警告和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一声巨响，大桥轰然坍塌，顿时，桥上桥下及周围数千米范围内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中，共死伤无辜群众2000余人。

　　陈赓于14日12时获悉广州守敌西逃，遂迅速调整部署：右路军第14军由清远直插三水，切断敌第63、109 军西逃的退路；第13、15军沿北江东岸南下，追击西逃之敌。

　　南路军两广纵队从博罗。惠阳越过广九铁路插至虎门，阻击沿珠江南逃之余汉谋集团主力。

　　左路军第43军一部攻占白云山、五雷岭等山头阵地，主力沿广花公路向广州市区攻击前进；第44军一部沿广增公路。另一部沿广九铁路向广州市区攻击前进。

　　为避免广州遭到更大破坏，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令第43、44军先头部队快马加鞭，跑步向市区前进。

　　第43军第128 师师长黄荣海、政治委员宋维式于13日令先头第382 团，以强袭手段夺取广州城北的仁和墟公路大桥。该团团长张实杰、政治委员王奇即令一营三连为突击队以强行军于当日晚秘密接近大桥。此时，守桥哨兵正在谈论：“桥上已安好炸药，共军来时咱们拉响炸药即向南跑。”三连连长高凤歧带突击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获了敌哨兵，带领部队冲过桥去，夺取了大桥，顺手还抓了330 个敌兵，打开了向广州市区挺进的北大门。

　　14日下午，从广州出来的学生说，国民党大部队已逃跑，市民正在欢迎解放军进城。张实杰当即命令部队向广州急进。18时许，第382 团即进到东北郊沙河圩，然后由黄花岗、大北路（今解放北路）突人市区。21时，占领总统府、行政院。省政府、警察局等机关。接着，又在黄沙火车站歼灭未及逃跑之敌2000余人。

　　同日21时，第44军第门师第396 团亦从东郊进入广州市区。

　　至此，华南最大城市广州宣告解放。

　　战斗结束了。战士们说：“真巧，去年10月14日我们解放了锦州，今年10月14日我们又解放了广州，一年来我们从北到南取得了巨大胜利。”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叶剑英。方方等华南分局领导人和邓华、赖传珠等第15兵团首长相继来到广州。11月11日，广州军民举行庆祝解放大游行。叶剑英和方方、邓华、赖传珠等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和参加入城式的部队。第43军第127 师编成受阅方队，于上午8 时半，按照步兵、骡马和炮兵的序列，分成四路纵队向广州市区开进，军容整齐，步伐坚定，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市政府大门前，接受叶剑英等领导的检阅。

　　在左路军解放广州的同时，右路军和南路军则包抄广州逃敌的退路。

　　第14军第40师由清远乘船南下，先头第118 团于14日拂晓在黄塘村附近上岸后，立即向三水疾进，15日占领三水城，当晚占领高要，截断了余汉谋集团主力西逃广西的通道。

　　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13日解放河源，15日解放惠州，17日解放东莞，并于龙华墟包围敌第109 军第154 师，迫使该师副师长郑荫桐于次日率部3000余人投诚，19日继占虎门要塞，截断了广州溃敌沿珠江南逃的通路。

　　广州逃敌余汉谋集团仍然逃脱不了被歼的命运。

　　
36．阳江围歼战。陈赓亲自下厨做了一盘红烧鱼以庆祝胜利。林彪致电表扬第4兵团“穷追猛打的精神”

　　广州解放后，余汉谋集团除部分乘船从珠江口逃跑外，其第63、109 军逃往粤桂边境，第21兵团及第4 兵团一部和第39、62军残部向粤西南的阳江、阳春地区逃窜，已逃出距解放军追击部队100 公里行程以外。

　　当第15兵团攻进广州时，第4 兵团所属秦基伟第15军第45师先头部队已进至广州西北官窑地区，李成芳第14军由清远乘船顺北江向三水疾进，周希汉第13军沿北江南下向高要地区挺进。

　　根据毛泽东10月12日的预先指示：“如查明广州敌人向广西逃跑，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人桂。”陈赓决定第4 兵团不人广州，全力追歼广州逃敌。

　　“我45师先头部队接近广州市郊后，查明广州守敌已经逃窜，但去向不明。”秦基伟于14日报告。

　　“那我们就不进广州了，乘胜实施追击。”陈赓对郭天民、刘志坚说。

　　陈赓当即命令秦基伟：“我们决定不进广州。命令45师急行军直插佛山，进行威力侦察。如发现弃城逃跑的敌人，就坚决截住，待主力部队到达后围歼；如果敌人已越过佛山，45师就尾追敌人。”

　　广州是人人景仰的名城。夺取广州，对于视荣誉为生命的军人来说，自然是一份崇高的荣誉。但是，作为广东战役最高前线指挥员的陈赓，从夺取战役胜利的目标出发，从照顾友邻部队团结的大局出发，毅然决定过广州而不人，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军人的高风亮节。

　　广州，对于陈赓来说具有特殊的感情。他数十年军旅生涯，虽然是从投奔湘军开始的，但他走上革命军人的道路却始于广州。

　　1923年底，在广州孙中山大本营担任军政部长的程潜拟创办一所陆军讲武学校，派人回湖南秘密招生。20岁的陈赓受党组织的派遣，报名应试并被录取。他与同时被录取的左权、袁仲贤、宋希濂等20余名同学结伴同去广州。

　　次年1 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实行改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坐在旁听席上目睹了大会的进行。孙中山特意约请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学生谈话，陈赓也在被约请之列。不久，国共合作创建的黄埔军校诞生了。在陈赓的影响下，原陆军讲武学校的100 余名同学全部转人黄埔军校第一期。陈赓成为蒋校长的第一批学生，当然也是任教授部主任的叶剑英的学生。

　　半年以后，陈赓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留校担任第二、第三、第四期入伍生连长、副队长。林彪是黄埔四期学生，是陈赓的下属。

　　1925年10月，陈赓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在夺取惠州的激烈战斗中，陈赓冲锋在前，带领部队最先攻上城头。在继续东进潮州、梅县途中，陈赓带领的连队被调到东征军总指挥部担任护卫。

　　12月27日，东征军第3 师在向华阳前进途中，被叛军林虎部包围。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赶去督战，也未能挽回危局，第3 师全线崩溃。眼看敌人逼近过来，蒋介石心慌腿软，走不动路，怕被叛军俘虏，遂拔出手枪准备自杀。陈赓见状，急忙背起蒋介石跑了好几里路，直到脱离险境。

　　蒋介石为报答陈赓的救命之恩，曾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任侍从参谋，后因发现他是共产党员，才未敢久留和重用他。但陈赓这段“救驾”的故事却不胫而走，至今仍广为流传。

　　1927年，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与李立三负责政治保卫工作。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时，陈赓被分配到前卫部队第20军第3 师任营长。此时，林彪在该营任排长，是陈赓的直接下级。8 月24日，在会昌与阻击起义军南下的敌人打了一场恶仗，陈赓左腿受重伤，未能率部队打回广东。这一别就是二十余年没有回来。

　　1933年3 月陈赓在上海被捕，4 月1 日被押解到南京。

　　此时，蒋介石正在南昌亲自指挥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他得知抓到陈赓的消息后，即令南京用轮船押解陈赓经九江转往南昌，决定亲自诱逼陈赓自首，企图通过陈赓来影响在红军中的大批黄埔学生。

　　在蒋介石的“行营”——南昌百花洲科学仪器馆，一见面蒋介石就说：“你是陈赓，你是校长的好学生。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冷冷地回答：“我根本不需要你原谅。”

　　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你不要那样想不开，只要你过这边来，愿意带兵，可以随意挑选任何一个师。”

　　陈赓不为校长的利诱所动，坚定地说：“我决不背叛共产党，决不背叛马克思主义，决不参加国民党。”

　　蒋介石无可奈何，又把陈赓押回南京，继续逼迫他自首。悔过。

　　为了营救陈赓，宋庆龄找到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他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蒋介石虽然不愿把陈赓放出来，但也没有杀害他。

　　后来，陈赓在多方营救下越狱脱险，来到中央苏区，任彭杨步兵学校校长。长征途中任干部团团长。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这时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陈赓又成为林彪的部下。

　　抗日战争开始后，直到此次进军中南开始前，陈赓与林彪天各一方。此次奉军委命令，陈赓的第4 兵团归林彪的四野指挥，参加对白崇禧团之作战。接到命令后，陈赓对兵团副司令员、黄埔三期毕业的郭天民说：“我们协同四野主力作战，一定要顾全大局，积极配合，拣重担子挑，让林总放手指挥我们。”

　　“是啊！我们的资格老，就要更谦虚，还要教育全兵团的同志，见了四野部队，一定要称老大哥！”郭天民非常赞同。

　　“应该称老大哥。我们兵团的老底子是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四野的老底子主要是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当然要称老大哥！”陈赓说得很恳切。

　　不久，林彪派来联络人员到第4 兵团了解情况并送电报密码，要求今后四野总部要联络到兵团各师。这是林彪惯常的做法——“超越指挥”。

　　第4 兵团司令部根据要求，为沟通兵团各军、师与四野电台的联络，草拟了一份长电请陈赓签发。陈赓将其中沟通各师电台联络一段勾去，改为：“各师执行特殊派遣任务时，随时沟通联络。我们各师电台少，不宜都沟通联络。”

　　“只有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才能进行超越两级的指挥。在一般情况下，我不越级指挥，更不要说超越两级了，不然要军长干什么。”他向送电文的参谋人员解释说。

　　林彪尊重陈赓的意见，不仅电台联络只沟通到第4 兵团各军，而且将四野第15兵团交给陈赓统一指挥。除了牵涉大的作战方针的问题，对于进军广东方面的具体作战事宜，林彪基本上不加干预，由陈赓放手指挥。

　　陈赓判断，余汉谋部由于船只不足，其主力不会向珠江口逃跑。可逃的路只有两条：一是越佛山、开平，循海滨向雷州半岛逃窜，先控制雷州半岛，尔后策应白崇禧主力由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另一条路就是经三水、高要向广西逃跑。

　　据此判断，陈赓一面令部队加速前进：第15军第45师直插佛山，第14军向英德兼程前进，占领三水、四会、高要，第13军加速向高要前进。

　　同时，陈赓、郭天民、刘志坚于15日致电中央军委并林彪、邓子恢：“广州敌已向南及西南撤退。我左路军昨（14日）晚19时30分进广州。为避免混乱，右路军（第4 兵团）不进广州市，继续向南及西南追击。”

　　林彪考虑到第4 兵团与逃跑的余汉谋集团距离较远，如第4 兵团追赶不上，反而有促成该敌逃窜广西，与白崇禧集团集中的可能，即于同日致电第4 兵团首长，并告第15兵团、华南分局领导人，并报中央军委及二野首长：“如你们已追不上敌人，则望停止追击。关于广西作战须作整个的部署与配合，然后再统一行动。”

　　17日，毛泽东又一次以个人名义发来电报：林彪同志，并告剑英陈赓：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4 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15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

　　林彪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于18日12时致电叶剑英、陈赓并报毛泽东：“4 兵团行动，盼按照毛主席17日电执行。如能追上敌人，则继续猛追歼敌；如确实已无追上可能时，则可勿追击，以免粤敌主力尔后易退南宁与云南（粤敌一部会返海南岛）。只要我军在东面不过早逼退敌人，则我北路程子华两个军可绕过桂林、柳州，直插果德、南宁之线，使两广之敌不易退云南以至四川。”

　　15日拂晓，第15军第45师进占佛山。李成芳率第14军先头第40师从英德乘船顺江而下，进占三水县城西南镇，追上了敌人第39军第103 师。

　　三水，位于西江、北江的汇合处，是控制西江、北江的咽喉。在粤赣铁路断绝之后，三水即成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控制了三水，就切断了敌人西撒的退路。

　　国民党第39军系全副美械装备，在余汉谋集团中是最有战斗力的。为保存该军，余汉谋特意让该军提早撤退。军部于10月9 日通过三水一线，留下第103 师为后卫，掩护主力撤退。

　　第39军在粤北驻防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对该军第103 师进行过争取工作。在解放军大军压迫下，该师师长曾三元、副师长陈一匡、参谋长牟龙光率部4000余人投诚。

　　后来，陈赓曾在广州市可伦布大餐城宴请曾三元、陈一匡、牟龙光等人，在得知陈一匡、牟龙光也是黄埔校友时，陈赓风趣地说：“师兄打赢了师弟，师弟跟着师兄走。”

　　在第103 师的影响下，第39军另一个师第91师2700余人，在师长刘体仁率领下，亦于17日在鹤山向解放军粤中纵队投诚。同日，第39军第147 师第441 团，在高明县松柏坑被全歼，团长以下1000余人被俘。

　　17日，陈赓率第4 兵团指挥所由南雄进抵曲江。此时，已完全获悉余汉谋部的窜逃方向：其第刀兵团由佛山向阳江撤退，第4 兵团由高要向阳春撤退，第39军经高明向阳江撤退，第63军沿西江向粤桂边撤退。陈赓当即命令第14军军长李成芳指挥第14军第40、41、42师。第15军第43、44师和第13军第38师共六个师，在粤中纵队配合下，分路向阳江方向追击；令第15军第45师向江门方向追击；令第13军第37.39师向罗定、茂名推进。

　　陈赓要求各追击部队应以精干部队平行追击和超越迫击溃逃的第21、4 兵团等部，从两翼前出，断其退路，协同尾后追击部队合围聚歼。

　　为保持指挥不间断，陈赓决定，在军指挥所移动时，由兵团直接指挥各师；在师指挥所移动时，由军直接指挥各团。

　　为争取时间，李成芳根据各师当时所在位置，以第42师（欠第124 团）及第40师第120 团为西路，由三水经高要、阳春迂回阳江西侧，切断余汉谋部入桂退路；以第41师（欠第123 团）及第40师第118 团为中路，由三水经高明直出恩平，向阳江追击；以第43、44师为东路，由佛山经鹤山、台山插至阳江南侧，防止逃军从海上逃窜；以第38师为预备队，随西路跟进。

　　第4 兵团各部从9 月底进击广东开始，一直连续行军作战，没有休息，部队相当疲劳，加之连日阴雨，道路泥泞，给部队行动带来许多困难。但第4 兵团指战员为追上相距百余公里以外的余汉谋集团，群情振奋，斗志昂扬，昼夜兼程，穷追猛打，开展追歼逃敌比赛。

　　至20日，西路部队进抵云浮东南的腰古圩，歼敌广东省暂编第3 纵队，俘敌纵队司令以下1000余人；中路部队进至新兴东南地区，歼敌第63军一部，俘敌1000余人。

　　当日晚，陈赓从敌人的无线电话里收听到刘安琪的通话，同时接到李成芳的敌情通报，获悉撤逃的敌第21兵团等部尚拥滞于开平、恩平地区，即令中路、东路向阳江急进，力求将其围歼于阳江、阳春地区；令西路从新兴直出阳春，尔后折向阳江，协同中路、东路作战。

　　21日，中路第41师进至恩平东北的圣堂圩，东路第43、44师进至开平，均与余汉谋部的后卫部队接战。

　　22日，陈赓命令各部队坚决将国民党军歼灭于阳江、阳春地区，命令西路部队由阳春取捷径直出程村圩，并在该地占领阵地，迎头拦击包围国民党军。

　　23日，西路部队解放阳春县城后，即以一部乘船顺漠阳江向阳江疾进。

　　此时的余汉谋集团已处于混乱状态，各部建制混乱，无心恋战。继第39军两个师投诚后，23日，广东保安第3 师二余人在恩平县城东南郊投诚，暂编第2 纵队3000余人在江门投诚，保安第4 师2700余人在台山县挪扶镇投诚。

　　当日晚，酉路第42师第125 团和第40师第120 团进至阳江西北15公里处的双捷圩时，得知刘安琪率敌第21兵团和第39军残部当夜宿于阳江以西白沙圩地区，准备于次日晨沿阳江至电白公路西逃的情报，即连夜以第125 团插至白沙圩以西的阳江至电白公路北侧，占领有利地形；以第120 团插至海岸边的旱禾庙，将漠阳江迄海岸线全部控制，完全封闭了国民党军西逃雷州半岛的陆上道路。

　　24日，东路部队攻占阳江县城及漠阳江口的北津港，切断了余汉谋集团往海上逃跑的通道；中路部队进抵合山圩，并继续向阳江压缩；担负预备队任务的第38师也进至阳春以南地区。

　　至此，第4 兵团经过八昼夜连续不间断的追击，终于将刘安琪的第21兵团部及第23、70、39、50、62军等残部包围于阳江西南白沙圩至平冈圩东西5 公里、南北10公里的狭小地域内。

　　刘安棋发现被包围，即一面组织向西突围，一面要求余汉谋派军舰至海南岛，企图从海上撤退。

　　24日，刘安琪多次组织突围，均被粉碎。25日晨，刘安琪集中第50军三个师，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阳江以西方向突围，被已进至程村圩至大岗坑一线的第42师第125 团堵住了逃路。第125 团与优势之敌激战竟日，打退敌人六次进攻，顽强地守住了阵地。

　　当日下午，刘安琪见多次向西突围不成，即令第50军等部转而向南移动，企图沿海滨向西突围，又遭到解放军的迅速封锁阻击。第40师第120 团由旱禾庙向平冈圩追击，先后俘敌近2000余人。与此同时，东路部队强渡漠阳江后向平冈圩以南推进，第38师第112 团沿岗头、廉村直插九羌埠，一面攻取海岸要点，一面以炮火封锁海面，粉碎了刘安琪向南突围、准备从海上逃跑的企图。

　　刘安琪见大势已去，抛下部队不管，仓皇登船逃跑。到晚上，敌第50军军长胡家驷也登船溜走了。

　　26日拂晓，第4 兵团各部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十多支突击部队从各个方向上，向敌人阵地勇猛冲击。守敌失去指挥，军无斗志，纷纷请降，尚留下一条生路。有近万人向平冈圩以南逃跑。企图从海上逃走，结果除少数被歼灭外，有数千人则因抢登渡船，竟被挤落海中溺水而死，惨不忍睹。

　　当日，两阳地区围歼战胜利结束。共歼灭余汉谋部第21、4 兵团等部4 万余人，其中生俘3 万余人，消灭了余汉谋集团主力。

　　陈赓在曲江得知两阳地区围歼战的胜利，兴致勃勃地带领指挥所的一些参谋人员在曲江城转了一圈，一路走一路向大家讲述曲江古战场的历史，特别是大革命时期几次攻打曲江的历史。兴之所至，还请大家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广东云吞面，他亲自下厨做了一盘湖南风味的辣椒红烧鲸鱼。

　　两阳围歼战结束的次日，林彪等四野首长致电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嘉奖第4 兵团全体指战员：“庆祝你们全部歼灭由广州向西南逃窜之敌主力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对于解放琼崖和解放广西均有重大意义。对于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连续十昼夜穷追猛打的精神，特予表扬。”

　　在两阳围歼战期间，第15军第45师在粤中纵队配合下，于10月22日解放江门。国民党军第4 巡防联合舰队11艘舰艇500 余人于25日在江门以南海面起义。位于潮安、汕头地区的胡琏兵团，见广州失守，余汉谋主力被围，即将其第18.19 军撤至金门、台湾。10月24日，闽粤赣边纵队解放汕头。至此，除南澳岛外潮汕地区全部解放。

　　两阳地区围歼战结束后，毛泽东于10月31日致电林彪，并告邓子恢、叶剑英、陈赓及刘伯承。邓小平：“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

　　据此，第15兵团于11月2 日作出以下部署：第43军第129 师和两广纵队进至珠江三角洲；第128 师进至曲江、乐昌一线；第127 师进至从化、花县、英德、清远一线，分别肃清余汉谋残部。

　　第44军第130 师一部任虎门警备，主力进至广九铁路两侧及增城地区；第131 师主力进至广州至顺德一线，肃清余汉谋残部；军部及其余部队卫戍广州市。

　　至11月4 日，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共歼余汉谋残部近4000人。

　　第4 兵团第13军向粤桂边挺进。至11月4 日，先后解放云浮、罗定、茂名、信宜、廉江、化县等县城，歼敌第4 兵团及第63军等残部4000余人，封闭了白崇禧集团向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撤退的道路。

　　广东战役从10月2 日开始至11月4 日结束，历时34天，共歼灭余汉谋集团6.2 万余人，其中俘虏4 二万余人，合将官17人，解放县城38座。解放军仅伤亡17to余人。

　　广东战役，是继衡宝战役后执行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所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为解放广西、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37．蒋介石要当“总统”，李宗仁只好飞到美国了事。白崇禧退守广西，拼凑起20多万人的武装。林彪率四野前指移往湖南衡阳王桂岭——不久前还是白崇禧的指挥所

　　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在毛泽东的治国日程上，完成全国的解放仍然是他的首要任务。

　　林彪心情极好。他不但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开国大典，而且统率四野及二野一部进军中南作战一路顺利，连续取得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的胜利，中南大陆的最后解放已指日可待了。

　　蒋介石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实际上已经宣布了中华民国政府的终结。当林彪的部队占领广州后，蒋介石更清楚地意识到，在大陆与毛泽东的较量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他现在考虑得最多的是在适当的时机由后台走到前台，以便经营海南岛和台湾。

　　尚在前台维持局面的代总统李宗仁在广州时，就预感到蒋介石要复出，因为报纸上已经不时出现“蒋总统”的称谓了。从广州到重庆后，党国要员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先后登门，希望李宗仁电请蒋介石来渝坐镇，以挽救当前紧张局势。

　　李宗仁气不打一处来，他对这些说客大发了一顿脾气：“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们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白崇禧的失望之情自不待言，但他还没有绝望。他自恃还有不弱的实力，利用在广西经营了20多年的社会基础，依托有利的地形，与滇、黔、川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组织“西南联合防线”，尚可与解放军相抗衡。

　　广西是桂系的老巢，形成相对独立的格局。该省东北与湖南接壤，北与贵州相邻，西与云南接壤，东南与广东相接，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交界。境内山脉连绵，河川交错，地形复杂，有利于白崇禧集团组织防御。

　　白崇禧退到广西后，积极补充和重建被歼的部队，将退人广西的湘、鄂、赣各省的保安、自卫等地方团队，统统编人正规军。经补充后，白崇禧集团仍保有5 个兵团12个军30多个师的番号，总兵力15万余人。与此同时，为配合正规部队坚持游击战，实施其惯用的“空合清野”政策，白崇禧还将整个广西划分为桂东、桂南。桂西、桂北、桂中五个军政区，大量招募新兵，很快建立了约10万人的地方武装。桂系的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白崇禧又拼凑起20多万人的武装，但这些部队已今非昔比。即使第7 、48军这些“家生犊子”也毫无精神气，就更不要说其他的二三流部队了。

　　正当白崇禧集团整备之际，人民解放军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由湘鄂西向］；1 东、黔东发动攻势；陈赓第4 兵团攻占廉江，切断了白部经雷州半岛撤往海南岛的道路。在此情况下，白崇禧下达继续向南撤退的命令，黄杰第1 兵团准备由柳州地区撤至桂林周围地区，徐启明第10兵团退守黄沙河以南地区，刘嘉村第17兵团撤至三江附近，张淦第3 兵团准备由柳州地区撤至贵县地区，鲁道源第11兵团位于桂平、平南地区。此外，余汉谋集团残部退入博白、钦州、湛江地区的四个军约4 万人，亦奉命配合白崇禧集团作战。

　　10月27日，重庆歌乐山李宗仁临时住地——国民党政府已故前主席林森的官邸。

　　被“劝进”之事搅得焦头烂额的李宗仁电邀白崇禧来渝商量对策，是日上午白崇禧即乘军用飞机飞往重庆。

　　在听了李宗仁倒完一肚子苦水后，与李宗仁已有裂痕的白崇禧不怀好意地说：“总结十个月来的经验，蒋介石既不肯放手，我们也不能自行其事。长此僵持下去，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挽救危局呢？我建议德公去昆明小住，由我出来调处，看看是否能达成妥协。”

　　李宗仁似乎对这位合作了30多年的老伙伴没有什么戒心，同意了他的建议，于11月3 日以巡视为名飞往昆明。

　　李宗仁走后，白崇禧即按自己的一厢情愿，很快草拟出一份蒋李妥协方案，经吴忠信转交蒋介石。其要点是：（一）蒋介石复职。（二）李宗仁出国。（三）白崇禧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蒋介石的答复是：（一）蒋介石同意复职。（二）李宗仁不能出国。（三）白崇禧可以出任行政院长，但不能兼国防部长，也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

　　对行政院长一职，白崇禧并没有什么兴趣，他最想得到的东西就是出任国防部长——为此，无论是李宗仁还是白崇禧自己，已做过无数次努力——可蒋介石偏不答应他。白崇禧一脸无奈，两手空空返回桂林。

　　尽管是背着李宗仁干的，但很快李宗仁还是获知了这个协议要点。他对其幕僚程思远感叹道：“健生的一些做法过于天真直率了，竟还指望与蒋介石合作。我则早已对蒋不抱任何幻想，因为我太了解他了。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惟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与你称兄道弟，歃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记得民国十七年九月，蒋介石一面命健生代行总司令职权，用兵冀东，一面派刘兴北上夺权，授给刘兴密令‘如果抓到白健生就把他杀了’。其人阴险狠毒，一至于此。所以台湾我是不去的，惟一的一条退路只能去美国，我们将从这里径飞广西，为此准备一切。”

　　尽管对于白崇禧的背叛行为甚为气愤，但对于手无寸兵的李宗仁来说也无可奈何。虽然桂系内部已分崩离析，但他还不愿给外人、特别是给蒋介石看笑话，他还要勉力维持桂系表面上的一团和气。12日晚，李宗仁偕程思远等从昆明飞抵桂林，当即召集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巨头到他的文明路130 号私邸，商讨今后的出路问题。

　　白崇禧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联合桂、滇、黔和海南力量自成局面，与蒋介石划清界线；二是李宗仁出洋，西南局面交白崇禧妥筹善后。李宗仁表示同意第二案，他自己坚决赴美就医。白崇禧见李宗仁已无心恋战，只好请他在出国前再去一趟海南岛，为桂系谋取最后的生存之地，李宗仁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

　　14日李宗仁乘“天雄号”专机飞抵南宁，16日飞抵海口。20日飞抵香港，住进养和医院。12月5 日上午8 时，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乘包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美国纽约。当天的香港报纸报道：“李代总统身穿黑色西装，戴礼帽及黑眼镜，登上飞机后，仁立舱门，摘帽去镜，眺望久久……”

　　11月5 日，桂林，白崇禧榕湖公馆。

　　白崇禧主持召开作战会议。与会的有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夏威，参谋长徐祖贻，副参谋长赖光大，以及五个兵团司令官。会议根据白崇禧和国民党军参谋本部的意旨，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一是向南转移，于广西地区策划持久，不得已时经钦州转运海南岛；二是向西转移，进入黔、滇与西南地区兵力会合，以策后图。第1 兵团司令官黄杰力主施行第二方案，他认为进入黔、滇后，不仅可增强西南地区的防卫力量，且可收支援川、康地区作战之效，尤以黔、滇地势险要，有利于在战略上采取持久，在战术上形成局部优势，前途大有可为；若向南转移，不仅使大军局促于海南岛弹丸之地，无所作为，而且使川、桂兵力分散，易遭解放军包围，被迫于不利状况下接受决战，有遭全军覆灭之危险。但是大部分将领包括白崇禧主张采行第一方案。

　　白崇禧的总体部署是：以一部兵力与云、贵、川的胡宗南和宋希濂等部相连接，阻止解放军向西南进军；以主力与余汉谋残部相配合，击破“孤军深入，兵力分散而薄弱”的陈赓兵团，夺取雷州半岛，造成威胁广州的态势；当形势不利时，则以一部西撒云、贵，主力南撤海南岛，利用海南岛便于从海上接受美援的有利条件，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再卷土重来。

　　当祁阳以北地区围歼战刚刚结束、广东战役正在进行时，按照将桂系主力歼灭于广西境内的既定方针，毛泽东与林彪就在紧张运筹最后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行动。

　　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提出了向广西进军的初步设想：祁北作战结束后，四野主力即准备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

　　16日，林彪致电各兵团及各军、师，要求各部在现地暂作一周时间的休整部署，进行广西作战的各种准备和深入的思想动员。

　　18日12时，林彪与邓子恢、谭政、肖克、赵尔陆联名致电毛泽东：（一）……只要我军在东面不过早逼退敌人，则我北路程子华两个军或可绕过桂林、柳州，直插果德、南宁之线，使两广之敌不易退云南以至四川。但该两个军在行进中，拟依桂林、柳州以东之情况，准备随时插至柳州以南或柳州（如桂林。柳州以东敌人未退出我迂回线时）。

　　（二）关于广西作战，我们拟待五兵团快进至贵阳或已进至贵阳之后、四野和4 兵团发下棉衣之后才开始。准备以围剿与长追的办法，争取歼灭敌人于果德、南宁以东地区。目前，桂林、全州以东、以北敌我相互间距离已较远，我正面部队估计已甚难抓住和抑留敌人。因此，拟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出动的次序，拟定向果德、南宁的部队首先出动。这一计划我们尚在考虑中，盼军委指示。

　　（三）如估计广西之敌甚至四川之敌皆可能向云南退却，则我二野部队是否可先以5 兵团先占昆明，以3 兵团占贵阳，夺取敌之后方，分割与隔断敌人，然后二野由昆明再向北解决四川问题为好。亦盼军委考虑。

　　毛泽东同意林彪准备以大迂回抄断白崇禧退云南之路的计划，但不赞同他提出的改变原定二野主力由湘西入川的方案。19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一）你们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

　　（二）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沪州、重庆一带，贺（龙）率18兵团则于1 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3 、5 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18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沪、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12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150 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于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150万人，是指我军60万人（其中二野全军50万人，贺部10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叨万人，主要是在四川。

　　（三）根据你所说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很多。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有敌军15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10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2 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20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10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

　　（四）请根据上述方针进行部署。

　　当日16时，林彪复电毛泽东：“完全同意10月19日电的作战指示。估计）对敌人云南的可能很少，故5 兵团自无去云南的必要，贵州留下18军亦完全够用。如两广及贵州进入云南之敌过多时，届时亦可酌量情况，由四野出动一部兵力，归陈赓指挥，协歼敌人。”

　　为适时有效地指挥广西作战，林彪决定四野指挥机关前移，实行靠前指挥。

　　10月28日，林彪、谭政致电军委：“估计广西作战多为追击性的运动战，此种作战特别需要对敌运动情况的及时了解和能直接指挥各路作战部队先头师的行动，我们在武汉因距广西太远，因此收听敌方密息已感觉困难，野司与各师小电台的联络已不易听清。为了便于听取密息与联络师的电台，四野指挥机关决定推进至衡阳。……估计广西战役一个多月就能解决，待战役结束后再回武汉，华中局工作暂由邓子恢同志领导。”

　　四野司令部轻便机构及二局电台先期于10月24日向衡阳进发。林彪及谭政、肖克于11月1 日到达衡阳。

　　当时，新华社四野总分社的一位随军记者以《我们的指挥部》为题，记下了四野前线指挥部此次前移并高速运转的情况：10月24日午夜，在司令部的楼前广场上，汽车的马达声、人声交织起来，显得很不安宁。被留在后方的方参谋握过每一双熟悉的手，最后对高参谋说：“预祝你们凯旋归来！”高参谋一时反而感到没有恰当的话来回答，他重复着：“对！一定！”之后，数十辆卡车便载着许多人，驶过恬静的沿江大道，到了码头渡口。当船舶徐徐离岸的时候，巍峨矗立的江汉关上大钟的时针正指着“1 ”字。

　　武汉市的人们都入梦了。当全国人民正睡得香甜的时候，第四野战军的前线指挥部已经奔向江南，指挥作战去了。

　　湘江西岸，在一个可以鸟瞰衡阳全市和湘江两岸的制高点——五桂岭上（一个月以前这里还是白崇禧的总部所在地）安置下前线指挥部的大小部门，大约不到半天的时间，作战室的房子立刻变了模样：墙壁上挂满了五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以及各种在战争中必须具备的经测绘员细心标划出的红蓝色标图，并附以最精确的统计数字与说明：比方道路是否被破坏？晴雨时情况怎样？可以通过哪类兵种？河流的宽深度如何？流速、渡口、桥梁……总之，这是各种在军事上参考价值最大的图表。

　　专管军事动向的叶参谋，把他精制的50多面蓝红小旗——这些代表着敌我数十万军队番号的军旗，—一插在地图的各个位置上。参谋们依据自己的分工，开始分类登记电报，记载前线每日战况；大约不到半天时间，指挥部的电台便“达——底底！”通过电波频繁地与前线所有的军、师和兵团联络起来。作战室的三部军用电话机不时地叮叮作响，电话员经常试线，保证线路畅通；在五桂岭的山路上，整天响着汽车沉重的马达声，以这里为中心沟通了四面八方的联系。战争就是这样在被云雾包围着的小山上，在那静静的平面地图上，静静地开始了。

　　头几天，值班参谋们经常收到很多内容几乎相同的电报：许多军、师来电请求首长给予他们艰巨的战斗任务。这些电报都是十分简短和信心十足的。

　　“经过短期休整后，我军全体指战员纷纷要求在解放中南大陆最后一役中，争取更高的荣誉，请首长交给我们主要的任务——保证指到哪里打到哪里！”

　　“从松花江到南海边，我们始终站在祖国战斗的最前线，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在野战军首长的指挥下完成解放全国的光荣历史任务，希望给我们艰巨的战斗任务！”

　　我们的指挥部非常熟悉自己的每个部队。来自松花江畔、长白山麓久经战争考验的第四野战军，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也异常熟悉自己的指挥部。指挥部与野战军——大脑与四肢——如此熟悉、默契，是战争胜利的保证。当战士们翻山涉水，爬冰卧雪，甚至当身边的战友倒下去的时候，这种彼此信任也会赋予战士们继续战斗的力量，直至最后胜利。虽然这里距离前线数百里，但我们的指挥部是与每个指战员的脉搏一起跳动的。

　　在广东战役结束的当天，即11月4 日，四野总部决定：以第12、13兵团和二野第4 兵团及桂滇黔边纵队、粤桂边纵队共9 个军30个师40万余人，分西、北、南三路向广西进军。

　　同日，林彪、谭政、肖克向中央军委报告进军广西的作战部署：“我军拟即开始分两路前进。第一步求得首先切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廉州、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当时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兹将目前大约部署规定如下：（一）13兵团两个军首先歼灭通道、靖县之100 军、103 军，尔后迅速向思恩。河池地区前进，并继续向百色、果德之线前进，第一步争取切断敌退云南的道路。（二）陈赓部第一步先头军10号左右出发，进至郁林、博白之线，防敌退雷州半岛。尔后，则依情况向南宁前进。如敌有退钦州、北海动向时，则向钦州或廉州前进，其余两个军在后策应。估计该兵团目前虽较疲劳，但伤亡不大，只要不将俘虏编人部队而另行编训，略迟跟进，则目前仍能参加作战。两广气候较热，到南宁后发棉衣仍无问题（汽车送甚快）。（三）我40、41、45三个军，待程于华部及陈赓部先头军超出后，再行出动。拟以一个军经道州、永明、恭城。平乐、荔浦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以北地区前进。49军三个师则准备放在第二线，沿湘桂路两侧摆开，担任剿匪和掩护交通与筹粮。”

　　这一部署是以西路军、南路军首先完成战役迂回和包围，切断白崇禧集团逃跑的道路，尔后以北路军南下，协同西、南两路大军，聚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6 日，中央军委批准上述部署。

　　根据上述作战计划，林彪等指示第38、39军及第13兵团：“此次行动多为猛追穷追的性质，故盼部队注意轻装，一切笨重装备与物资可指派部队掩护随后跟进，全军对沿途缺粮、缺宿营地、爬山过水、连续行军皆须有精神准备，并须在克服与忍受这些困难中做出光荣的史迹来。”

　　参战部队受命后，第13兵团位于湘西南的洞口、武冈地区，第12兵团在湘甫的东安、零陵、祁阳地区，第4 兵团位于粤西南的阳江地区，积极进行进军广西的准备。

　　
38．肖克是四野前指里最忙碌的人。谭政不忘在关键时刻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智取博白，活捉张涂

　　11月6 日，衡阳五桂岭，四野前指。

　　在云遮雾罩的五桂岭上，人们难得看见前线最高司令员林彪那白皙清瘦的面庞。他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了作战地图的斗室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那无言的地图，一坐就是一天。军事家运筹帷幄的方式是极不雷同的。

　　今天，林彪显得有些兴奋，在接到毛泽东批准广西战役部署的电报后，林彪下令发起广西战役。

　　西路军第13兵团在代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莫文骅指挥下，第38、39军由武冈、洞口出发，奔袭通道、靖县之敌刘嘉树第17兵团。

　　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正率二野主力向黔东疾进，连下天柱、玉屏、锦屏。白崇禧预感大事不妙，遂于9 日命令其第门、1 兵团分别向独山、都匀地区和宜山、南丹地区前进，名为驰援黔中，实则从黔桂边境西逃。

　　西路军遂乘胜追击，于10日占领通道、靖县，接着向黔东南前进。

　　黔东南苗岭山区，山岭绵亘，谷深坡陡，人烟稀少，粮食奇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西路军模范地执行民族政策，冒着连绵阴雨，夜以继日地猛进。

　　至14日，西路军先后进占黎平、从江、榕江，切断了刘嘉树兵团的后方联络。15日，西路军进入广西境内。

　　随着白部刘嘉树兵团西进和黄杰兵团南撤，徐启明兵团第46军也于10日撤出全县。四野北路军第12兵团第41军侦察队于10日进入全县，主力于14日进至东安、新宁、全县一线；第45军同时移驻东安以东地区；第40军则于6 日移驻零陵、道县地区。

　　南路军第4 兵团先头第13军于10日由罗定地区向廉江以北攻击前进，主力由阳江向信宜以北地区前进。战役开始后，陈赓即决定离开广州，经开平到茂名一带指挥作战。

　　“反正有线电话架不通，用无线电指挥在哪里都一样，不一定要转移指挥所。”有人建议。

　　陈赓坚决说：“那不行。叶参座可以在广州坐镇指挥，我不能，我身份不够，必须靠近部队。”

　　四野西、南两路大军的迂回行动，引起了白崇禧的警觉。他判断，林彪西路大军的目标是阻止其向贵州撤退，一加之二野第5 兵团已逼近贵阳，他自觉向云、贵撤退是不可能了。同时他也注意到四野北路军几天来没有什么大的动作，便猜出林彪是要对他实施大迂回大包围。最后，他把目光死死地盯在像尖刀一样插过来的南路陈赓兵团第13军身上。思索良久，他的眼前似乎又浮现出青树坪一战的情景，他要乘林彪西、南部队相距尚远之机，集中主力，发动所谓“南路攻势”。他当即口授作战命令，以黄杰第1 、刘嘉村第17兵团兼程向独山、都匀方向西进，以牵制林彪的西路军；以张淦第3 兵团、鲁道源第11兵团向梧州西南之岑溪、容县一带秘密集中，目标是吃掉陈赓的第13军，并控制广东西南滨海地区，打开通向海南岛的通道。

　　11月13日，衡阳五桂岭，四野前指。

　　当林彪获悉白崇禧部的兵力调动情况后，即判断白崇禧集团企图阻击、打击我南路陈赓兵团，准备由平南、桂平之线向雷州半岛及海南岛撤退。遂即调整部署，布置聚歼白崇禧主力于粤桂边地区及占领全广西的作战计划。

　　20时，林彪、谭政、肖克致电中央军委及陈赓、郭天民、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并叶剑英、方方：“我4 兵团主力为防敌退雷州，应速向信宜、茂名集中，在廉江的部队（第13军一个师）须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

　　21时，林彪等致电第15兵团及第43军首长：“如敌向雷州半岛突破，则我北线部队被江河阻隔皆来不及配合，为协助4 兵团对付敌之向南突进，我43军三个师全部应速向罗定一带前进。”

　　21时，林彪等致电北路军第40军并各师首长：“为加强梧州西南我之作战兵力，我40军应于15日出发，经道州、江华向钟山、梧州前进。”并令第15兵团派出一个营进至封川、德庆之线筹集船只，接应北路军渡江。随后又令北路军第41、45军于18日先后出动奔袭桂林，将停滞于湘桂线之敌徐启明第10兵团及黄杰第1 兵团截歼于柳州、桂林地区。

　　同时，令西路军以第38军继续向桂酉金城江、百色方向前进，追歼敌第17兵团，切断其退往云、贵的道路；以第39军改道向桂中之柳州、宜山前进，准备参加郁林、合浦之线的作战与截击由桂林南撤之桂军。

　　各部队按照四野前指的指示，立即行动。

　　15日，第43军从广州乘船到达肇庆，尔后急行军向罗定、信宜开进。

　　第4 兵团第14、15军向茂名开进。

　　北路第40军由零陵、道县分两路出发，南下梧州。第41军于20日占领兴安县城。

　　第13兵团第38军继续向金城江、百色疾进，追歼西逃的第17兵团。18日进至光冲，20日解放宜北。第39军向柳州。宾阳疾进，插入广西心脏地区，在白崇禧集团南撤的道路上层层拦截。18日攻占古宜。

　　白崇禧集团西进援黔部队，至11月中旬，第17兵团仅一个师抵达独山以南，第1 兵团仅车运一个团到达南丹。11月15日，进军西南的二野第5 兵团解放贵阳。白崇禧援黔计划落空，加之湘桂方面又受到解放军北路军的攻击，即决定放弃援黔计划，同时放弃桂北地区，退守西江上游之线，以掩护其“南路攻势”。

　　白崇禧为贯彻其南路攻势的作战构想，于21日再次调整作战部署：北线徐启明第10兵团向西南转移，在转移之前先与黄杰兵团协力击灭向三江方向前进之解放军第39军，尔后转向柳州以南地区，最后于苍梧以西蒙江、平南地区占领阵地，掩护“南路军”左侧安全；黄杰第1 兵团先与徐启明兵团于柳城。罗城地区协力作战，掩护桂林、柳州物资向南宁转运，尔后以主力位于来宾至黔江间地区，沿红水河阻止解放军南进，以掩护“南路军”之北侧安全；刘嘉树第17兵团即逐次向东兰。万冈地区转移，，沿红水河西岸占领阵地，拒止解放军南进，以策应“南路军”作战。

　　同日，白崇禧正式下达“南路攻势”命令：第11兵团以第125 军一部据守岑溪东北高地，以第125 军主力及第58军攻击信宜；第3 兵团以第126 军进攻太平圩，以第48军向茂名攻击，以第7 军向化县攻击。暂归白崇禧指挥之余汉谋部第4 兵团同时发动攻势，“由博白南下，经凤山、塘蓬，击破石岭圩（廉江以西十五公里）之匪军后，续向廉江攻击前进”。其第63军向东支援廉江方面之作战；第62军即以有力之一部，进占遂溪，策应廉江方面之作战。

　　白崇禧在命令中强调：“此次南路攻击，乃我生死存亡的关键，胜则大量美援立即可获，败则涂地。”为确保“南路攻势”的顺利实施，白崇禧坐镇南宁指挥。

　　22日，白崇禧部第3 、11兵团在岑溪、容县、北流、郁林（今玉林）地区展开。其第3 兵团第7 军主力向信宜西北地区开进，集结于北流、新圩地区；第48军向信宜西北地区开进，集结于北流与容县之间的十字铺地区；第126 军集结于郁林地区。第11兵团向信宜以北地区开进，其第125 军主力集结于岑溪西南南渡地区；第58军集结于容县地区。逃至合浦。北海、灵山地区之余汉谋集团残部第4 兵团2 万余人也回头东进，配合白崇禧主力作战。

　　11月22日，衡阳五桂岭，四野前指。

　　此时的作战室内一片忙碌。在接到敌情报告后，冷静而沉默似乎每分钟都在思考问题的肖克参谋长走到地图前，仔细地察看了敌我态势后，差不多已看出了白崇禧的作战意图。

　　连日来，肖克是作战室里最忙碌的人。他经常向参谋们突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某某师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被询问的参谋立即打开自己的阵中日记，用手在地图上比量一下，看看表，立刻作了清楚而准确的回答：“某某师今早7 时从某某地出发，现在已进入某某地，今晚预定在某某地宿营。”

　　“从某某地到某某地的道路怎么样？可以通车吗？”

　　“据前卫部队报告，中间有三座小桥被敌人破坏，不很严重。如果工兵很快地抢修起来，能通行一般的卡车。”

　　每当这些突然的询问提出后，参谋们简直就是一个个聪明的数学家和熟练的工程师——在战争的特殊训练下，参谋们不是一架死机器，而是一部活字典。

　　每天，肖克还要向前线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紧张的时候，每隔几分钟就要发出一封电报。他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踱着步子，日里吐着最简洁而妥当的句子。参谋们的笔尖则飞快而准确地记录下每个字，简直称得上是最好的打字机。

　　每天都是这样，通过无数电报，把五桂岭和前线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肖克来到林彪的斗室里，报告了白崇禧调整部署的情况。听说有情况，谭政也过来了。

　　林彪起身走到地图前，用手轻轻指了指濒临北部湾的廉江。化县以南地区，对肖克说：“白崇禧想占雷州半岛，以确保撤往海南岛的通路，必然要从这一带经过。他以为陈赓的第13军孤军突出，于是想重温青树坪的旧梦，我们何不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根据白崇禧的进攻态势，应先求歼灭战斗力较弱的鲁道源第11兵团，然后再集中兵力歼灭战斗力较强的张淦第3 兵团。”肖克赞同地点了点头。

　　“立即给陈赓发报。”林彪随即口述如下作战部署：陈庸、郭天民并各军、师首长：（一）我军决以13军牵制张淦及余汉谋，以三个军首先围歼鲁道源兵团，尔后再歼灭张淦兵团与余汉谋部。

　　（二）13军除暂留一个师在廉江抗击余汉谋部外，其余两个师必须遵令进玉壶洞圩、那雾圩。合江圩抗击白匪主力，迟滞敌向高州、化县前进的时间和防堵该敌向鲁道源增援。

　　（三）我军准备歼灭鲁道源兵团于信宜及其以北地区。14军应准备由南向北攻击；15军由东向西攻击；43军则完全插到敌后，由北向南攻击。14军应即进至信宜及其以西三十里以内地区隐蔽；15军应东移至大城圩、白石圩（信宜东北五十里）隐蔽；43军之128 师应进至分界圩、石龙寨（罗镜圩以西），127 师应后移至怀乡圩（不含）以东二十里以外之塘底屋、路岔坪一带隐蔽，129 师应移至石头塘街、龙眼等一带隐蔽。

　　（四）我原为防敌绕过信宜南撤，故将部队向南集结，现敌既向信宜前进，则对我甚为有利。但我43军与15军则应照原定集结地点略向后移，14军则北移。盼我各部坚决执行此移动命令，不得停止于南面地区，以便诱敌进入信宜地区。

　　为配合南线作战，林彪又命令西路军第38、39军向百色、果德前进；令北路军第40军进占梧州后向西南直插，第45、41军向武宣、蒙江之线前进。

　　谭政补充说：“为彻底粉碎白崇禧的‘南路攻势’，打好这关键性的一仗，应该给第4 兵团和第43军发一个政治动员令，以鼓舞部队的斗志。”林彪点点头表示同意。

　　谭政素以儒将著称。他出身于湖南的一个绅士之家，从小便习读诗书。上小学时与陈赓是同窗，后考入湘乡县立第二高等学校“东山学堂”——毛泽东曾在该校就读过。毕业后当过一年多的小学教员。1927年，在已成为谭政大舅子的陈赓引导下于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7 月，随部队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由于他是个知识分子，毛泽东让谭政作自己的秘书，直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谭政迅速成长为我军一名出色的政治工作领导人。

　　谭政非常重视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越是到战役战斗的重要时刻，越能显示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作用。正如谭政自己所说：“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和有力的宣传鼓动，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这一次也不例外。四野前指发布的动员令指出：敌于明晨开始自容县、郁林之线向信宜、茂名、化县、廉江之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海滨并乘势拼死向南突围。桂系部队是有战斗力的，不可轻视。敌人此次行动是他的生死斗争，必然决心死拼。敌现所集中兵力的数目与我军目前所能参战部队的数目相差不远，我军多敌无几。各参战部队必须发扬机动作战的精神，在战术上注意集中兵力，重点攻击，各个击破，严戒分散兵力；对已占领阵地和战斗力较强之桂军，应准备好后再行猛攻，不可零散乱打；对退却之桂军，则应猛烈追击，使其一乱不可收拾。动员今最后强调，“此为带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各部须立即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发挥最高度的积极性、勇敢性、坚决性，严戒轻敌松懈。只要此敌歼灭，则解放琼崖、台湾与云南皆属易事，否则敌退琼崖、台湾或云南，则对尔后作战增加困难。故我全体指战员须奋勇作战，各级指挥员尤须严密细心组织战斗，每个指战员要争取在此次机会立功。”

　　林彪没想到，陈赓对他的部署有不同的意见。

　　自从归林彪指挥以来，这是陈赓第三次对林彪的部署提出异议。

　　陈赓就是这样的人，敢做敢为，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坚持。即使林彪是自己的直接上级，哪怕林彪也同样固执己见。这一点，陈赓与林彪倒有些相似之处。

　　林、陈的第一次分歧是在1949年7 月。那时，林彪的指挥部还在郑州，陈赓的兵团司令部进到江西的樟树镇。林彪电令陈赓兵团于7 月中旬渡赣江经宜春，进入湖南醴陵、衡阳、株洲一线，准备与白崇禧的主力决战。陈赓却认为如此部署不妥，建议仍按原计划迂回广东。林彪不同意，坚持说决心已下，不能更改。无奈，陈赓只好直接致电军委，陈述自己的意见：四野规定的此次侧击行动，构不成对白崇禧的包围。我部人马逾万，稍有动作，极易被敌发觉，而敌一旦发觉，即会火速返回两广，于下仗极为不利。而且，时值盛夏，部队北方兵多，水土不服，非战斗减员不少。因此，建议充分利用我兵团有利态势，继续向南推进，搞大迂回，占广州，堵截敌人向广东之逃路。当然，陈赓同时也表示，部队正在待命，准备随时执行四野的作战计划。毛泽东第一次出来裁决，于7 月16、17日连续发出了两封电报，明确提出了对白崇禧集团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同时对陈赓兵团的进军方向和具体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基本上同意了陈赓的意见。陈赓受到鼓舞。林彪虽然有些难堪，但还是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裁决。

　　林、陈的第二次分歧是在广东战役期间，详情前文已作了交代。当两人意见僵持不下时，还是由毛泽东出来裁决。不过，毛泽东先是支持林彪的主张。后来，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最终还是采纳了陈赓的意见。

　　这一次是林、陈的第三次分歧。

　　陈赓接到四野前指的电报后，认为第4 兵团距鲁道源兵团较远，可能追赶不及，贻误战机。

　　22日22时，陈赓、郭天民致电四野前指：22日13时电令奉悉，我们坚决执行。但有如下意见提供参考：（一）13军如以一个师守廉江，受敌三面攻击，如张淦以全力向南突击，廉江防线有被突破之危险。

　　（二）如故牺牲鲁道源兵团，求得主力自北海出海（该处能泊三千吨船），未能消灭敌之主力。

　　（三）13军、14军自现位置转入新位置须三日行程，是否有贻误战机之危险。为此，提议是否就现态势首先求得歼灭张淦兵团，然后再歼灭鲁道源兵团。

　　林彪仍坚持自己的部署不变。23日4 时，四野前指复电陈赓、郭天民：（一）我仍决心首先歼灭鲁道源部。

　　（二）15军应集结于信宜及东南四十里地区；14军应以两个师集结于信宜西南四十里地区，14军之一个师即移南塘圩（茂名西北），准备抗击向茂名前进之敌七军。

　　（三）13军应以两个师移合江、那雾圩＼抗击向化县前进之48军、126 军，13军留廉江之一个师，可进行大胆的机动防御。如情况万一困难时，则可向中洞圩靠拢，以便全力抗击张淦。

　　为表示自己决心的坚定，24日11时，林彪再次致电陈赓、郭天民，同时上报中央军委：“现我决以13军留一个师守廉江，以两个师于化县以北地区，以顽强防御阻击、钳制张淦余汉谋两兵团，集中14军于信宜以西、15军于信宜及其东南。43军于罗定西南地区，求得首先歼灭敌左翼之鲁道源兵团，尔后再歼张涂、余汉谋兵团。”

　　郭天民是个急性子，一看林彪的复电就有火，准备亲自给中央军委拟电，陈述自己的意见。陈赓说：“还是我来给林总回电，再陈述一下我们的意见吧。”

　　陈赓的电报语气虽然委婉，但决心却很坚定：“建议我如用43军及15军合歼敌125 军及58军力量已够，而以14、13两军钳制敌3 兵团及粤敌，以确保廉江。待北面我两个军歼鲁敌后，迅速由北向南协同13、14军合力歼张涂兵团。如此，不但鲁匪可以就歼，张匪不能逃走，亦可获歼。”

　　如同在广东战役期间一样，这一次毛泽东又要在林彪与陈赓两种不同意见之间进行裁决。

　　24日16时，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陈赓：根据四野22日谍息，白崇禧决于23日起令其所部共16个师由博白、郁林、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一）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

　　（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线，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

　　（三）白匪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

　　（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虽说是“按情酌定”，实际上基本肯定了陈赓的意见。

　　既然是“按情酌定”，实际情况也的确发生了变化。林彪原计划以陈赓兵团主力及第43军首先歼灭鲁道源兵团，尔后再歼灭张淦兵团和余汉谋部，但25日张淦兵团第7 军两个师已进至信宜西南宝圩地区，鲁道源兵团第58军已到达信宜以北之安峨圩、桥头铺、金洞圩地区。根据当时双方态势，陈赓兵团北上打鲁道源兵团确实已来不及。林彪也算有了一个下台的台阶。

　　25日22时半，四野前指电令陈赓、郭天民：依据本日黄昏时敌我位置，我14、15两军赶不上打鲁道源，“因此4 兵团应即布置就近首先歼灭敌第7 军之两个师，仍以13军及14军之一个师在正面顽抗和消耗敌人，14军主力及15军全部向敌左侧后攻击，配合正面歼敌。”

　　接到军委和林彪新的指示，陈赓的心头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陈赓一直认为，当时林彪所作的部署是错误的，而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直到1960年（请注意，那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前）陈赓撰写《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一文中仍清楚地写道：“回忆这一战役深感毛主席的伟大。当时有人提出了另外一种部署。这种部署是违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的。如果按这种部署，白崇禧集团就会从雷州半岛逃跑了。”

　　紧张激烈的粤桂边境歼灭战开始了。

　　26日晨，陈赓指示第13军于廉江、合江地区堵击国民党军东进，第14军主力秘密移至茂名西北之南塘圩地区，第15军秘密移至信宜西南之仁厚坡、青山岭地区，待桂系第7 军经南塘圩向茂名前进时而歼灭之。

　　同日，张淦第3 兵团第48军第138 师与陈赓兵团第13军一部在化县以西地区打响。第13军节节抗击，诱敌深入。27日，张涂兵团第7 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陈赓兵团第14、15军阵地猛攻，但在解放军的抗击下毫无进展。

　　此时，林彪第43军突然出现于信宜以北的桥头铺、安峨圩地区，迎歼由桂北南下的鲁道源第11兵团，一举将其先头部队第58军第226 师击溃，该军急向容县、北流收缩。第43军跟踪猛追。

　　由于鲁道源兵团向北撤退，致使张淦兵团侧翼暴露，陷人孤军突出的地位。此时，张淦兵团被陈赓兵团主力阻于信宜东北的新圩、金洞圩及信宜以西的宝圩一线。

　　陈赓即抓住时机，以第14、15军共五个师的兵力于27日下午对张淦第7 军实施合围。第7 军在遭到猛烈攻击下，伤亡较大，慌忙向陆川方向撤逃，第14、15军尾随追击。

　　张淦见势不妙，急令第48、126 军向陆川收缩，撤至陆川东南，占领山地，阻止第4 兵团继续北进，他自己则率兵团部退至博白。

　　白崇禧如梦方醒，见林彪南路军兵力强大，其苦心策划的“南路攻势”难以遂行，便决心保存实力，实行撤退。29日，白崇禧命令黄杰兵团向南宁东西之线撤退，以掩护其长官公署撤往钦州，同时命令张淦、鲁道源和徐启明兵团向钦州、北海地区撤退。

　　张涂、鲁道源兵团开始撤退后，四野前指命令南路军各部队乘胜追击，大胆猛插，独立作战，各个歼敌；要求第43军向玉林堵击鲁道源兵团，陈赓兵团全力抓住张淦兵团。

　　自27日晚开始，南路军各部队发起追歼作战。

　　陈赓兵团之第14军于29日在陆川以南之石雨圩、鸟石圩追上张涂兵团主力。激战至30日，歼灭敌之第48军第门师和第126 军第304 师各一个团。第15军于29日击溃敌之第7 军第171 师后，于30日进占陆川县城。第13军第39师进占廉江以北之公馆圩，歼灭敌之第126 军一部。

　　为策应白崇禧的“南路攻势”，余汉谋集团之第4 兵团及粤桂边地方武装趁林彪南路军全力出击白崇禧部之机，于29日晚抢占廉江县城。陈赓正准备命令第13军军长周希汉只派小部队牵制廉江之敌，大部队仍继续西进，但周希汉已命令第37、38师回师歼灭该部。第13军主力即从廉江西北50公里处奔袭廉江，在粤桂边纵队配合下，于30日包围廉江守军，经12小时激战，于12月1 日将其大部歼灭，俘‘粤桂边剿匪指挥部“中将司令官喻英奇以下官兵6000余人，重新解放廉江城。

　　事后，有人认为周希汉军回返廉江是“违背战役意图的擅自行动”，陈赓却说：“不能这样看，去廉江歼灭敌人，是战斗积极性嘛！他们好战，一个军也允许有点机动嘛！”

　　李作鹏第43军第129 师28日连克容县、北流，歼灭鲁道源第门兵团部及第58军一部共4000余人，击毙该兵团副司令官胡若愚；第127 师在安民铺歼敌第165 师大部，兵团司令官鲁道源只身逃跑。29日，第43军攻占郁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部及两个团。

　　30日黄昏，第43军第128 师前卫第382 团进抵距博白县城20多公里的苏立圩。团长张实杰从由博白逃出的群众口中得知，敌第3 兵团司令官张淦中午尚在城内。

　　张实杰顿时来了精神：敌人的司令部就在眼前，此时不擒，更待何时？遂与政委王文商量，决定带领部队夜袭博白，活捉张涂。

　　张实杰刚向师部报告完自己的决心，正好碰上驱车从此地经过的第127 师师长王东保和政委刘锦屏，当即将自己的行动方案向他们作了汇报。王东保连声叫好，并立即命令其所属第379 团迅速赶上，支援第382 团作战。

　　部队很快就集合好了。张实杰作了简短的动员：“同志们，咱们一口气跋涉几千里，但没抓到像样的敌人。现在不同了，敌人的兵团司令部就在眼前哪！我命令你们，立即丢下所有的背包，两小时内杀到博白城。”

　　随即，张实杰和参谋长王子玉又迅速将营、连长召集在一起，分配了各部的战斗任务：以三营七连为前卫，由三营长李庶华率领；张实杰率团部在七连后跟进。张实杰对李庶华说：“不管丢下多少人，一定要在两小时内赶到博白。如遇到敌人就说是鲁道源兵团来给张淦司令官送信的。只要抓住张淦，你们就立了大功。”二营的任务是，赶到博白后，迅速由城北迂回到城东，占领公路西边的小高地，构筑对内对外阵地，不让城内敌人逃跑。当听到三营的枪声时就向城内进攻。一营的任务是，由王子玉参谋长率领直奔县城南五里鸦小圩，主要对付敌来援的第7 军。警卫连为预备队。

　　部队在黑夜中疾速前进，由一路纵队变成四路纵队、八路纵队，犹如马拉松比赛，一口气插进博白城。正是半夜时分，又恰逢弦月西坠，伸手不见五指。还在做着好梦的张淦兵团炮兵营竟把解放军当成“自己人”，大大咧咧地质问：“丢你妈，你们58军退到这里干什么？”

　　“奉上级命令，我们11兵团来协助你们到东边打共军。”副连长卢福山将计就计，又立即问：“弟兄们快告诉我，张司令官住哪？我有紧急情况要向他报告。”

　　见敌人没人吭声，卢福山又说：“谁人带路，我赏他五块大洋。”

　　这一着还真灵，马上就有几个国民党兵争着当向导。卢福山指着一个自称是最熟悉张司令官住地的小个子说：“这位兄弟就劳你大驾，赏钱分给大家花。”

　　在小个子士兵的引导下，卢福山来到一座图书馆门前。站岗的哨兵喝问：“是哪一部分的？”

　　卢福山镇定自若地回答：“兄弟是第11兵团部通信兵，有急事要报告张司令官，劳驾兄弟给通报一声。”

　　由于卢福山带的人多，引起了哨兵的警觉。一个敌兵见情况有异，便大声喊道：“不好啦，共军进城啦！”

　　睡得正香的张淦兵团作战处长从房间里跑了出来，不耐烦地说：“胡说什么，肯定是自己的兄弟。”

　　话音刚落，七连一排的一名战士一个箭步冲到他跟前，下了他的枪，并逼着他带路去抓张淦。其他人一拥而上，不费一枪一弹，便俘虏了张淦兵团司令部的大部官兵。

　　在后院睡觉的张淦被吵醒了。他对身边的参谋说：“我们前边还有四个军守着，东北方向的共军还在180 里以外，怎么突然冒出了共军？”

　　这时七连战士已冲到后院，扑到张淦的院子门外。张淦这才惊慌失措，急忙往床底下钻，敌警卫赶紧关上大门。解放军战士被挡在门外。

　　张实杰得知情况后，立即命令用火箭筒破门。卢福山冒着硝烟率队直闯院内，他第一个冲进张淦的房间，厉声喝道：“张淦快投降，解放军宽待俘虏，你们放下武器，保证人身安全。”

　　张淦在床底下吓得直哆嗦。卢福山上前踢了踢他露在外面的双脚，将他拖出床底。张淦举起双手说：“兄弟投降，请解放军饶恕。”

　　卢福山将张淦押到设在图书馆附近的团临时指挥部时，正在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的张实杰不禁喜笑颜开。张淦身着将军服，光着脑袋，脸挂血迹，竟忘了自己没戴帽子，向张实杰敬了一个礼，说：“兄弟有罪，请长官宽大饶恕。”

　　站在张实杰旁边的王文政委严肃地说：“我军的政策，你应该是知道的，对放下武器自动缴械的敌人不论大小一律宽待。”他吩咐警卫员何万利搬个凳子让张涂坐下，又叫军医崔廷贵给他包扎了伤口。不一会，七连又把张淦的女儿送到团指挥部来了。

　　张淦似乎有些感动。不无赞叹地说：“贵军神兵！我以为你们三天内不会赶到，没想到现在就从天而降。”

　　这时，第128 师政委宋维式走进屋来，严肃而又和蔼地对张淦说：“我军对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历来给予宽待。你如果戴罪立功，我们将论功行赏，更加宽大处理。”

　　张涂听罢连连点头：“我立即命令我兵团所属各军迅速放下武器，向贵军投降。”他即刻拟就电文交给了张实杰团长。

　　稍后，这份电文就传到了张淦所属各军的首脑机关。

　　前后不到半小时，第128 师第382 团在第127 师第379 团的配合下，即全歼张淦兵团部及警卫部队，活捉张淦。

　　当解放军围攻博白县城时，张淦急令其第7 、48、126 军向博白增援。12月1 日凌晨，其三个军先后回援博白，企图解张淦之围。但当张淦被捉后，第3 兵团失去指挥，顿时全线大乱。第43军立即配合第14、15军主力南北夹击，于12月1 日上午对被围在博白附近的第7 、48、126 军发起猛烈攻击。战至15时，除第126 军一部西逃钦州、南宁和溃散附近山区以外，其余全部被歼。

　　与南路军在粤桂边作战同时，西路军、北路军对刘嘉树。黄杰、徐启明兵团发起猛烈追击，向前推进了近300 公里。

　　西路军势如破竹。

　　第38军猛追西逃的刘嘉树兵团。24日占领思恩县城。25日占领桂黔铁路上的东江、金城江两车站。26日，在滇桂黔边纵队的配合下解放河池。27日在河池西南长板圩歼灭刘嘉树兵团第103 军第347 师，俘师长以下1400余人。接着穷追猛打，在红水河西岸地区重创第103 军。四日进占东兰县城。12月1 日解放万冈。刘嘉材率第17兵团部及第103 军残部向西逃窜。

　　第39军向柳州、宾阳急进。第115 师于22日占领融县。25日攻占柳州，歼灭守军2000余人。尔后，第39军即以第117 师为左纵队，以第116 师为右纵队向南追击。第117 师于29日在柳州西南土博、南塘圩地区歼灭黄杰兵团第14军第62师一部。12月1 日攻占迁江，歼灭黄杰兵团第97军第82师及第14军第63师各一部。第116 师于27日占领忻城。12月1 日攻占上林县城。2 日奔袭宾阳，截歼黄杰兵团警卫营及第97军第82师残部，俘虏兵团少将参谋长李致中。

　　北路军亦进展神速。

　　第41军占领兴安后，桂系第46军向南逃跑，仅以第力军及暂编第1 师节节抵抗。第41军接连突破桂军防线，于22日晨攻占灵川。当日下午解放广西省省会桂林，迫使敌之暂1 师千余人投降。23日由桂林南进，先后解放阳朔、荔浦、蒙山，沿途消灭桂系第46军一部。30日到达藤县、平南之间的蒙江、丹竹之线。12月1 日渡浔江南进。2 日进至容县地区。

　　第40军至22日相继进占桂东北的富川、钟山、贺县。25日攻占梧州。26日在第15兵团一部接应下南渡浔江。12月2 日进抵北流、郁林地区。

　　第45军靠第41军右侧南进，29日在罗秀遇敌徐启明兵团第56军第329 师，当即展开追歼。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追击，第45军前进100 多公里，将其歼灭于武宣以北二塘地区，俘4000余人，并相继解放象县、武宣等地。于12月初渡过黔江，进至贵县地区。

　　由邵阳南下的第49军，于11月30日进至桂林及其以南地区，接管桂林等城市，维护社会治安。

　　至此，白崇禧集团的防线彻底崩溃，其残部已被四野大军合围，最后等待他们的是彻底被歼的命运。

　　
39．钦州、小董圩地区围歼战。追歼逃敌，红旗插上镇南关。林彪凯旋返长沙，白崇禧兵败飞台湾

　　12月3 日，海口。

　　白崇禧集团主力在博白地区被歼后，他不得不承认大陆之战已经输了。当天上午他便乘飞机直飞海南岛。

　　为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白崇禧仓促布置总撤退，并收集船只和军舰接运部队撤至海南岛。当日，白崇禧下达命令：黄杰第1 兵团退至南宁及其以东地区，沿江南岸布防，阻拦林彪部南进，掩护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从南宁撤往钦州；徐启明第10兵团迅速赶到钦州地区，抢占有利地形，阻止林彪南路军西进，保障其南撤道路的畅通；第3 、11兵团残部向钦州靠拢，以便南撤海南岛。

　　从此，白崇禧再未踏足大陆半步。

　　白崇禧同李宗仁一样，他本来也是不愿意去台湾的。他想，如果自己真成了光杆司令，到了台湾，连个卫兵都要蒋委员长来分派，那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呢？更何况，蒋介石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人，将来肯定是新帐旧帐要和他一齐算的。想来想去，白崇禧觉得，非到万不得已，是万万不能去台湾寄于蒋氏篱下的。

　　他的如意算盘是，无论如何也要接应一部嫡系到海南岛。有了自己的部队和地盘，是不怕老蒋把他怎么样的。而且，控制了海南岛，共军一时也奈何他不得。说不定还能造成一个毛泽东控制大陆、蒋介石控制台湾、我李宗仁和白崇禧控制海南岛的三分天下的局面呢。

　　为此，白崇禧半个多月前就做了布置。

　　上月中旬，当李宗仁执意要出国，白崇禧在桂林与李道别时，就请李宗仁在出国前为他、也为桂系再做最后一件事，就是要李以“代总统”的身份去一趟海南岛，晤见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人，达成桂系不得已时撤至海南岛的协议。

　　李宗仁点头同意了，并于11月16日飞抵海口，预先为桂系寻找退出大陆后的栖身之地。

　　本来，白崇禧认为还可以在大陆抵挡一阵，没想到失败得那么快。他现在最揪心的事就是要赶快把自己的残部撤到海南岛。

　　白崇禧很不放心。12月5 日中午，他乘太仓号军舰驶抵涸州岛海面，亲自组织总撤退。

　　但是，白崇禧碰到的两个最强劲的对手——林彪和陈赓，是不会让他“海南王”的好梦得逞的。因此，后半生的白崇禧也就注定要成为蒋介石的板上肉了。

　　衡阳五桂岭，四野前指。

　　由于指挥部的房子过于狭窄，随着战役的发展，那些广西北部、广东东部的地图必须从墙壁上拆下来，测图员们又匆忙把雷州半岛十万分之一的新图挂起来。

　　林彪走到地图前，对肖克说：“决不能让白崇禧集团撤到海南岛。”

　　肖克回答：“林总说得对！如果白崇禧残部撤到海南岛，将会增加我尔后解放海南岛的困难。”

　　林彪在房间里一边踱步，一边口述作战命令：第43军第128 师应即轻装强行军，自选道路向钦州急进；第43军主力可在先头师之后，以较缓之速度跟进。第13军第39师应即轻装强行军向钦州急进；目前在公馆圩至北海沿线之敌，可由第13军后续部队解决之。第14军由陆川地区向合浦、钦州前进。以上各部应全力封闭白部从海上逃跑的出海口。第40军由岑溪地区取捷径向灵山前进，堵截由南宁南撤之桂军。第45军全力由贵县经横县向钦州前进，追击桂系第46军南下。第39军第门师到达宾阳后继续沿公路向南宁前进，以策应钦州地区之作战。第38军以一个师继续向百色前进，主力改向果德前进。第15.41 军在容县、郁林、陆川地区打扫战场，搜捕溃散的国民党军第3 、11兵团残部。

　　从12月2 日起，各路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了最后围歼战。

　　各追击部队虽已进行了两个月的连续作战，极度疲劳，有些部队已经四五天都没睡过觉。但为了切断白崇禧部最后的一条逃路，都以顽强的革命精神，不顾疲劳，在“追上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下，每日以80到100 公里的速度，向以钦州为中心的地区追击前进。

　　周希汉第13军2 日由廉江西进，3 日占合浦，4 日解放北海，5 日进至钦江东岸之平银渡。李成芳第14军5 日进至钦江东岸，协同第13军歼灭余汉谋第63军残部，俘少将副军长郭永镳以下4000余人。

　　随即，李成芳第14军一部渡过钦江。突然，江水上涨，后续部队受阻，李成芳连忙向兵团司令部告急。

　　“这是潮汐，广东的潮汐间隔不大，你们可将部队沿江一字排开，由纵队变成横队，待晚潮下去，在早潮到来之前，同时全部过江。”陈赓指示。

　　此法果然奏效。6 日零时许，李成芳报告第14军渡钦江成功。

　　这时，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直属队已抵钦州，徐启明兵团第46军及鲁道源兵团残部等部已进至钦州以北之小董圩、大寺圩之线。白崇禧看到解放军已逼近钦州，又急令徐启明兵团西撤。

　　陈赓即令第14军主力（欠第40师）及第13军围攻钦州。6 日17时，第13、14军向被包围在钦州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战至次日凌晨，全歼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其直属的三个炮兵团、二个工兵团、一个警卫团和一个补充团计1.2 万余人，其中生俘中将炮兵总指挥姚学廉以下近万人。

　　由玉林西进之第40军第120 师于5 日在灵山以北百合圩地区，截住鲁道源兵团第125 军和第46军第138 师。激战至6 日凌晨，将其全歼，俘中将军长陈开荣和三个师长等7 名将官以下近万人，占领灵山。

　　第45军第133 师于3 日由武宣渡黔江南进，沿途歼灭白部第48、46军各一部，当日进占贵县。4 日到达横县，在离横县东北5 公里的郁江江面上，击毁敌“新安号”和“天明号”两艘舰艇。5 日渡郁江向小董圩前进。第43军第127 师于2 日由博白地区西进，6 日进至大铜圩。与同时追至小董圩。大寺圩地区的第14军第40师、第40军第119 师和第45军第133 师密切协同，将徐启明兵团第46军、鲁道源兵团残部和“国防部突击”第1 、2 、3 纵队及交警第3 纵队包围于小董圩地区。激战至7 日，俘虏近4 万人。

　　第43军第127 师《前线》报一名记者，记录了他当时在小董圩战场的见闻：行军一宿没睡觉。12月7 日3 点多钟，听到前方不远的地方乱枪声响成一团，还夹杂着隆隆的炮声，部队急速跑步前进。

　　听说379 团七连在钦州通往灵山的公路上，打下敌人七八十辆大汽车，政治部魏主任要我们赶快去清查战果。天刚放亮，我们跑到公路上，徐科长让我找来纸笔，写了很多“南京部一支队（我师代号）缴获”的纸条，贴到汽车上。前边又传来捷报：一营在小董（即小董圩）获得更大胜利。于是我们便向小董前进。……

　　一路可真热闹。带有“USA ”字样的美国军用大汽车、吉普车、水陆两用汽车，摆满公路。汽车上拖载着崭新的美制重炮、机枪、步枪、电台。工兵器材、弹药等等，数不清的军用物资，还有几十辆大汽车，装着满满的汽油桶（据说桶里全是鸦片烟土）。地上，皮箱、行李、家具、料子衣服、高跟皮鞋，甚至锅碗瓢盆、鸡鸭鹅狗、女人皮包、小镜子、仁丹、口红、胭脂，应有尽有。真像战士们说的：抄白崇禧老家了。在公路边上，一群群敌军军官及其家眷，有的在生火烧饭，有的守着皮箱、包袱痛哭。那些太太小姐们，一个个蓬头散发，满面污垢，狼狈之极。……

　　在小董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一营营部，营长肖凤山和教导员陈德埃对我们讲了今天早晨的战斗经过。天刚要放亮的时候，他们听到七连在钦州到灵山的公路上取得很大胜利的消息以后，就赶过七连猛向前跑，一气跑到小董附近，看到小董圩里汽车灯光雪白一大片，人群乱哄哄的。这时二野4 兵团一个连也赶到了，于是肖营长和4 兵团这个连的干部商量，决定我部一连打公路上敌人的汽车队，4 兵团的同志打小董街。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几百辆汽车成了我军的战利品。战斗结束后，部队要休息，可是老百姓家家都紧关大门，听一听屋里边的人说话南腔北调，才知道敌入藏到老百姓家里去了。战士们便把门打开，看到屋子里挤满了敌人官兵和家眷，喝令他们出来站队。他们纷纷从柜里、猪笼、锅台里钻出来，有的从厕所里钻出来。仅我们的一营就俘虏两千多人。4 兵团的那个连也捉了上千名俘虏。……

　　我们来到被称为“俘虏大院”的院子里。……一个戴着上校军衔的高个子军官对我们说：“我们从广西桂林出发，白长官命令我们四天赶到钦州报到，迟到不收。我们坐上汽车，白天跑黑夜跑，紧赶慢赶到这里，就被贵军把我们解放了。”显然，这个俘虏对“解放”这个词儿讲来挺不习惯。旁边一个烫着发的官太太说：“白崇禧这个老混蛋，叫我们跑出这么远来当俘虏，早知道这样，不如在湖南当俘虏好，离家还近。这里老百姓说话也不懂，都恨我们，即使解放军放了我们，半路还不叫老百姓杀了，怎么办呢？”越说越伤心，捂着脸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一个矮胖的俘虏过来宽慰她说：“算了吧，别哭了，你应该感谢解放军来得快，虽然离家远点，总算是大陆，比跑到台湾强得多呢。”一个秃头顶的少将军官走过来说：“我认识你们的司令员林彪，他是我黄埔军校的同学。”……

　　钦州、小董圩地区作战结束后，身在龙州港外洋面军舰上的白崇禧预感到末日已到。他不明白，共军、桂军都是人，为什么人家不吃不喝不睡连续作战，却越战越有精神，而他的部队却像纸糊似的一触即溃、一打即垮。

　　他很想上岸亲自指挥，却终于没有这个勇气。

　　他知道从钦州人海的可能已经没有了。12月8 日，白崇禧给其第二、10兵团下达了最后一份命令：（一）为保有反攻基地，各部队应各自选择适当地区，暂避决战；轻装分散，化整为零，机动出击，待机反攻。（二）第1 兵团应即转移至左。右江地区；第10兵团进入十万大山南北地区，分别建立基地，实施匪后游击。

　　但第1 兵团司令官黄杰认为，该兵团可战之兵已不足五个团，在解放军的追击、堵截、夹击之下，部署游击战已来不及；况且云南卢汉于9 日已宣布起义，入滇希望破灭。因此，白崇禧的命令殊难执行。

　　这时，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命令黄杰：“并力酉进，进入越南，保有根据地，相机行事，无论留越、转台，皆能自如。”

　　黄杰遂率部向中越边境地区撤逃，以“假道人越，转运台湾”。

　　于是，白崇禧集团残部溃不成军。除零星溃散的国民党军逃入容县、北流、郁林、陆川一带大容山山区和雷州半岛外，其第1 兵团残部西逃左江流域的狭小地区；第10兵团残部进入十万大山，企图相机逃往越南。

　　早在11月19日，中共中央就致电林彪、陈赓并告叶剑英、方方，估计：“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逃往越南。”“因此，除程子华兵团着重切断白匪经柳州退贵州、经百色退云南的道路外，我4 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应尽一切可能不使白匪退往越南。”

　　据此，在钦州、小董圩地区歼灭战甫告结束，四野前指根据各部队所处位置，于12月8 日20时电令陈赓第4 兵团及第39军：“盼令13军以一个师向思乐西南前进，截击敌人，但勿人安南（即越南）境。我39军两个师与43军之四个团向上思、思乐追击。”其余各军就地打扫战场，搜剿溃散之国民党军。

　　追击部队接到命令后，一鼓作气，追歼逃敌。

　　12月8 日，第13军从钦州出发，分兵两路追击。当日，解放防城和龙门港。9 日，第37师攻占边防重镇东兴。11日，第38师进至公安圩。一路追歼徐启明兵团第46军等部6000余人。

　　还在南、北两路大军于钦州、小董圩地区进行围歼作战之时，西路军即马不停蹄，乘胜追歼逃敌。

　　第38军第151 师于4 日解放田州，5 日进占百色；第114 师于7 日解放田东，迫使刘嘉树第17兵团残部逃入桂西南的靖西。

　　第39军第116 师于3 日越过昆仑关，4 日进占南宁，歼敌3000余人。5 日渡江南下，截获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汽车130 余辆，俘一个炮兵营。6 日在大塘圩地区截歼鲁道源兵团残部和黄杰兵团第力军第87师残部，俘正副师长以下6000余人。7 日在那晓圩截歼徐启明兵团第56军1000余人，与第4 兵团第15军在那晓圩以南会师。一部由南宁西进，解放隆安等地，歼灭徐启明兵团第46军第236 师残部。

　　第39军第117 师于8 日攻占上思，截歼白部第71军第88师4000余人，11日进至明江；第115 师沿南宁至镇南关公路南进，9 日占那隆、思乐，途中追歼白部第力军直属队、第14军第63师各一部，生俘第刀军军长熊新民以下1000余人。10日解放明江。11日，于旭塘歼白部第97军第330 师1600余人，并迫使该师师长秦国祥率残部1200余人至明江向第117 师投降。接着，117 师于12日进占边防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随后，该师主力即转向十万大山方向追击，在板墩、峙浪南、隘店、龙州等地截歼白部第97军4000余人。14日进占龙州。

　　第43军第129 师和第127 师第380 团于8 日晨进入十万大山，当晚在上思以东之龙楼地区，歼徐启明兵团第46军第188 师一部，俘2000余人。10日又在上思以西之迁隆冈地区追歼鲁道源兵团部及其第58军第226 师1700余人。13日进至边防要镇隘店。14日在隘店以北地区截歼黄杰兵团第叨军残部，俘该军少将副军长郭文灿以下4000余人。黄杰和鲁道源率国民党军二万余人分别由隘店和水口关逃入越南。这股溃兵一人越境即被法国总督解除武装，全部送到暹罗湾的富国岛。直到1952年，经蒋介石多方斡旋，这股溃兵才得以运达台湾。

　　另一股逃入越南的国民党军第门兵团部及所属第100 军之第19、197 师共7000余人，于1950年1 月31日在兵团司令官刘嘉材率领下，辗转回窜广西省龙津县水口关东北地区，企图寻机经平而关逃往海南岛或台湾。第45军第134 师四个营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于2 月5 日将其包围在平而关地区，经两日激战，将其全歼，活捉刘嘉树以下6000余人。

　　在容县、北流、郁林、陆川、横县地区担任清剿任务的第15、41军及第45军一部，从12月2 日开始分片搜剿溃散之敌。各军进入山区后，发动群众拉开大网，逐股围歼。

　　接到林彪要第15军就地剿匪的命令时，郭天民有些想不通：“我们是过路部队，没有兼管军区的任务，怎么叫我们部队剿匪呢？四野的部队可以剿嘛！现在应是抢时间让15军西进才是。”

　　陈赓劝说道：“还是以大局为重吧！这不是原则问题，剿匪也是党的事业嘛。自归四野指挥以来已经争了三次，不好再争了。”

　　随即，陈赓又向第15军军长秦基伟交待：“既然我们同意剿匪，那就要认真剿，你们将博白地区的张涂兵团逃散的散兵游勇、土匪一网打尽。”

　　秦基伟第15军认真地执行上级决定，对张淦兵团残部穷剿不舍。

　　桂军被追剿得无处藏身。12月5 日，第48军军长张文鸿向长官部请示如何行动。长官部副参谋长林一枝转达白崇禧指示：“该军如不能突过博白进入十万大山，应即就地化整为零，分途向大容山区集结，暂时一面打游击，一面等待后令行动。最好能设法向南突进至雷州半岛，并随时以无线电与长官部保持联络。”

　　当日，张文鸿率部署第138 师残部躲进容县西北的大容山。6 日晨，张文鸿电告长官部：因连日劳累，旧疾胃溃疡病发作，疼痛难忍，实难再随队行动。即将部队交副军长黄建酞指挥，他只带一名卫士去大容山北麓的罗秀圩一个熟人家养病。

　　张文鸿在无线电中的通话，恰巧被第15军第45师的大功率报话机收听到。第45师师长崔建功即令第133 团团长任应：“赶快派部队去活捉张文鸿。”

　　张文鸿前脚刚到罗秀圩，第133 团警卫排后脚就赶到了。第48军中将军长张文鸿就这样乖乖地当了俘虏。

　　经过八天清剿，第15军共俘虏国民党军4000余人。

　　第41军在大容山地区歼灭桂系第7 、48军等残部2000余人，生俘第3 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 军中将军长李本一。

　　第45军第135 师于5 日在沙村围歼桂中军政区部队，俘第3 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兼桂中军政区司令王景宋以下15ho余人。第134 师在长垣圩以南粤桂边区歼灭国民党军1900余人，俘湘桂黔护路军中将司令莫德洪等。

　　12月14日，广西战役胜利结束。

　　广西战役接近尾声时，余汉谋集团残部开始从雷州半岛向海南岛和台湾撤退。粤桂边纵队相继解放遂溪、徐闻、海康。12月19日，粤桂边纵队配合第43军第128 师向湛江进攻，歼灭未及撤退的第62军等部1000余人。至此，中南大陆全部解放。

　　广西战役结束后，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四野决定：以第40、43军开赴雷州半岛，准备解放海南岛作战；以第38军第114 、151 师入滇协同陈赓第4 兵团解放滇南；陈赓第4 兵团即解除与四野的隶属关系，归还二野建制；四野其余各军进行短期休整后，开赴各地执行以剿匪为中心的工作队任务。

　　尽管林彪与陈赓在作战部署上有过分歧，但林彪对第4 兵团配合四野进军中南的英勇作战给子了很高的评价。12月21日，林彪、谭政、肖克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告陈赓、郭天民，并报中央军委：“对于4 兵团在两广作战中的艰苦与英勇，特致慰问与谢意。”25日，陈赓第4 兵团在南宁地区集中，准备进军云南。

　　随着广西全境的解放，经中央军委批准，广西军区于12月9 日成立，张云逸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永胜、李天佑。彭明治任副司令员，莫文骅、吴法宪任副政治委员。

　　广西战役，从1949年11月6 日开始至12月14日止，历时39天。林彪指挥3 个兵团9 个军31个师及粤桂边、滇桂黔边纵队共40多万人，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17.29 万人，其中俘虏16万余人（包括将级军官78人），解放了广西全境。解放军仅伤亡、失踪2477人。

　　广西战役是四野战史上一段华彩乐章。其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49年12月11日，林彪、谭政、肖克致信广西战役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指出：我军为期一个月的作战，已经赢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白崇禧匪部所指挥的张涂、徐启明、鲁道源、黄杰、刘嘉树五个兵团及广东残余余汉谋所部，除一小部逃往海南、越南法国占领区，一小部溃散在广西山地尚待肃清外，业已全部为我军歼灭。一个月的时间；我军解放了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和广西全境及广东西南沿海的城镇和全部海港。华中华南所辖范围内除海南岛一隅外，至此业已全部解放。“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所豢养并奉为王牌，在全国残余反动势力中经常在精神上、实力上起支持作用的白匪部队之被歼灭，不但对以后的海南岛之作战有着重要意义，即对邻省的解放和在全国范围内提早结束战争，亦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日报》社论这样写道：“广西战役胜利结束，桂系匪军以及华南蒋匪残余的歼灭，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因为我国大陆上，再也没有一支像桂系匪军这样骠悍的反动武装了。对于华南来说，今天，解放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了。虽然还剩下一个海南岛尚待解放，但是，只需要出动一部分野战军，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因此，华中南地区的人民，就从此摆脱统治者的枷锁，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稳步地进入和平生产建设时期，这是我华中南地区一个划时代的转变。”

　　广西战役结束后4 天，林彪即于12月18日率四野前指从衡阳返回长沙。

　　12月19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新华社18日新闻电讯《解放广西战役胜利结束，林彪将军凯旋回长沙，我军奋战一月赢得历史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兼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政委谭政、参谋长肖克等一行今晨由华南前线凯旋返抵长沙。前赴车站欢迎者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程潜，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政治委员黄克诚、副政委金明，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陈明仁……及长沙市工人、学生、妇女及民主人士共五千余人。程潜副主席致欢迎词，庆祝彻底歼灭白崇禧匪军和华南全部解放的伟大胜利并欢迎林彪将军凯旋回来领导中南人民的建设工作。林司令员致答词时指出：这次战争胜利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支援及全国解放军奋勇配合作战下取得的，今后，应加紧消灭土匪，安定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改革，大力展开经济、文化、国防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当林司令员等走出车站时，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广西战役结束后半个月，白崇禧于12月30日经不住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从海口飞到台湾。老蒋再也不允许白崇禧兴风作浪，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虚职和一幢周围全是农田的木板房。白崇禧足不出户，直到1966年11月16日早晨在悲凉与寂寞中奇怪地死去。

　　
40．毛泽东在莫斯科关注南国战事。林彪脑中的车轱辘围着“金门失利”不停地转起来。冯白驹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广州会议定海南岛战役作战方针

　　武汉，四野司令部。

　　广西战役告捷，林彪的脸上并没有多少“晴朗”。他在同司、政其他首长议过关于广西战役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后，又将关于夺取海南岛的作战建议看了一遍。林彪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三野第10兵团攻打金门失利的情景：由于对渡海作战的特点和困难认识不足，对敌情、海情缺乏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船只准备不充分，战斗组织指挥不严密，加之不同建制的三个团指挥不统一，仓促发起战斗，结果攻击部队9000多人，一部英勇牺牲，一部被俘。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一次失败的战例。

　　想到这里，林彪又踱回办公室桌前，拿起第15兵团给他和毛泽东关于海南岛作战的建议电报文稿。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又轻轻放在电话机旁，然后习惯地踱起步来。终于，他下了决心，对站在不远处的参谋人员说：“立即发给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人民投入到紧张而热烈的经济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访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具体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12月6 日，毛泽东偕陈伯达以及汪东兴、叶子龙、师哲等从北京出发，16日到达莫斯科。

　　莫斯科的冬季，天寒地冻。一路风寒又患感冒的毛泽东，在紧张的外事工作中，仍然关心着中国南疆的战事。

　　1949年12月18日，苏联，莫斯科郊外姐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林彪发来的电报。他的目光停留在如下文字上：对海南岛作战准备，在休整期中采取小部队偷渡办法，先运过一部分部队配合当地武装，以便接应主力之登陆。主力大规模登陆作战时，拟第43、40军各以一个师为第一梯队齐头并进，在海口东西两个方向登陆，以便互为支援，分散敌人力量，使登陆作战易于成功。……

　　毛泽东摁灭了手中的香烟，起身来到宽大的写字台边，用毛笔草拟了给林彪的电报：林彪同志（中央转）：十日十四时电悉。

　　（一）庆祝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

　　（二）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四野入桂各军休息二十天，大部分散剿匪，加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

　　（三）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及40军、43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按照林彪的意图，四野司令部决定第40、43军并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一个团及工兵一部，共10万余人，向雷州半岛集结，组成渡南作战兵团，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指挥，加紧进行解放海南岛的准备。

　　1950年1 月10日，毛泽东又起草一封给林彪的电报：中央转林彪同志：（一）一月六日电及转来邓、赖。洪一月五日电均悉。

　　（二）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

　　（四）请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

　　（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请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给林彪的这封电报中，既指出了攻打海南岛的兵力部署，又明确提出了战役发动的时间，还就海南岛我军的策应以及瓦解敌军工作作出了明确指示。值得注意的是，两次电报中，毛泽东尽管谆谆告诫林彪，要认真研究三野10兵团攻打金门而全军覆没的教训，但都指出海南岛之敌“战斗力较差”。而对于敌军大肆炫耀的所谓海南岛“伯陵防线”，毛泽东、林彪均不屑一顾。

　　所谓“伯陵防线”，是以时任国民党军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的字命名的。

　　海口市郊，五公祠，薛岳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退守海南的薛岳，心情一直不好。眼见日本投降以来，国民党政治破产，经济危机，兵败山倒，政权崩溃，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他对蒋介石再次起用他，是抱着感激之情的。薛岳坐在办公室的藤椅上沉思，直到参谋长李扬敬向他报告，各部长官均已到齐时，他才站起来，习惯地整理了一下军容，向会议室走去。

　　一楼大厅，用屏风临时隔断而成的会议室中，坐满了各师以上国民党军官。他们中有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司令欧震，第4 军军长薛仲述，第32军军长李玉堂，第62军军长罗懋勋，第63军军长莫福如，第64军军长容有略，以及海空军的将领、直属师团的军官等。薛岳步人会议室时，将领们全体起立。待他站到自己的椅子前时，才示意大家坐下。薛岳扫视了一下到会的人员后，即请参谋长李扬敬讲解、布置“海南防总的防卫计划和兵力部署”。

　　在座的所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包括薛岳在内，谁也不相信李扬敬闪灼其词的“伯陵防线”固若金汤。尽管有空军的作战飞机25架，运输机20架，以及海军的舰艇50余艘，但都同守岛主力一样，均是残兵败将，大多数官兵被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赶到这里，如漏网之鱼，惊魂未定。赶修的工事，也仅仅是为了应付海南总头头们的检查，所谓“立体防御”的环岛防线，根本挡不住解放军的凌厉攻势。

　　薛岳在李扬敬讲完后，清清嗓子说：“目前正值多事之秋，党国正是用人之时。我们受总裁栽培，理应报效党国，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随后，他为了给部下们撑腰打气，又吹嘘了一通陆、海、空军构筑的立体防线“坚如磐石”，只要大家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一定能把海南建成反共复兴基地云云。说完这一席话，他见在座的高级将领们个个面无表情，自觉很是扫兴，说了声“散会”后便起身首先离去。

　　在薛岳心情沮丧之时，一位心情振奋、意气风发的中年人正在琼岛澄迈泥泞的小路上疾走。此人姓符名振中，是中共老资格的党员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参谋长。他此行是奉召去马村见冯白驹。

　　冯白驹，1903年出生，广东琼山人。1925年人上海大学，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琼山县委书记、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琼崖特委书记。1930年，他领导组建琼崖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他领导琼崖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存了革命的力量。1947年5 月任中共海南区党委书记。同年奉中央军委之命，将琼崖抗日游击独立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约2 万人。另外还有三个县的革命根据地，及分散在各县的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琼崖党和红军在同大陆隔绝及反动派的残酷围攻下，不屈不挠，浴血苦战，23年红旗不倒，在中共党内传为佳话。经历千难万险和磨难的琼崖指战员为内应，显然是琼岛解放的极有利条件。

　　符振中赶到马村，在草寮中见到了冯白驹。两人寒暄之后，冯白驹直截了当地说：“解放军主力已经在雷州半岛集结，上级指示我们派一位领导干部，去广州向15兵团汇报海南的情况，提出我们关于解放海南的作战意见，协助大军主力渡海。我们经过研究，觉得你去比较合适。”

　　“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符振中答道。

　　“好！”冯白驹拍拍符振中的肩膀，对符振中说：“时间紧迫，你要抓紧动身。见到邓华、赖传珠等首长后，转达我们两点建议：一是趁敌人防线还在部署中，先偷渡一部分兵力过来；二是如果偷渡条件不成熟，也可先派一批干部，并运一部分枪枝弹药过来，充实琼纵的战斗力。”

　　符振中领受任务后，便积极通过社会关系，搞到渡海船只。1950年1 月下旬，符振中避过国民党海军的拦截和陆。空军的监视，到达雷州半岛。

　　为了统一对广东方面的军事领导，中央军委于年前11月决定广东军区与第15兵团合并，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向荣任政治部主任。合并后，第15兵团并未撤销建制，仍是原班人马，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仍是第15兵团的领导人。1950年1 月25日，符振中向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人汇报了海南敌我双方情况，并提出了渡海作战的建议。翌日在中共广东军区党委会上，确定了两个团先行偷渡海南岛，然后接应主力部队登陆的方针。

　　武汉，四野司令部。

　　林彪接到叶剑英的电报后，详细听取了专程来武汉的洪学智的汇报。可能是鉴于海南岛战役战场情况复杂，渡海作战缺乏经验，林彪原则上同意广东军区党委的作战方针，又决定让洪学智赴京，向中央军委汇报。

　　洪学智到北京后，向朱德、聂荣臻等详细汇报了海南岛的敌我态势以及我军的作战方针后，朱德说：“毛主席发出及早解放海南岛的命令，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你们想得好，有胆略。海南纵队能派人过来，我们就一定能派人过去，先派两个团。我向毛主席报告，批准后就这么办。你们要做好准备，谨慎从事，注意总结经验。”

　　洪学智从京返回广东后，把中央军委的指示分别向四野司令部、广东军区党委作了传达。广东军区党委研究后决定，由邓华指挥海南岛战役，并组建解放海南指挥所（即前指）。

　　1950年2 月1 日，广州。

　　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肖向荣、李作鹏、张池明及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符振中等聚集一堂，讨论海南战役作战计划。

　　邓华司令员宣布开会后，叶剑英传达了中央军委、四野林彪司令员关于海南岛战役的指示，分析了形势。当宣布今天到会的还有琼崖纵队的马副司令、符参谋长时，全场顿时响起一阵掌声。这掌声，是对琼崖战友的欢迎，是向高举红旗23年不倒的琼纵指战员及根据地军民的敬意。接着，叶剑英请符振中介绍海南的敌我态势及战场情况。

　　符振中汇报时，问题出来了。他是海南人，汇报时怕大家听不懂海南话，便用普通话汇报。殊不知，符振中的普通话是海南人的“普通话”，大家听了后均交头接耳，互相询问，看样子谁也没有所懂。叶剑英见状，便对他说：“我是广东人，听得懂海南话，你用海南话讲，我给你作翻译。”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符振中汇报后，叶剑英讲话，着重阐述了中央军委确定的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随后大家围绕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展开讨论。与会者的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战役特点及敌我双方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一致拥护首先采取以夜间分批小部队偷渡，加强琼纵军事力量，改变岛上敌我形势，再配合我大军强行登陆，一举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方针。会后，第15兵团将会议拟定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案向四野林彪、邓子恢等报告。

　　武汉，四野司令部。

　　林彪、邓子恢等仔细研究了第15兵团的报告，认为总的来说，作战指导方针正确，方案切实可行。考虑到当时占据沿海诸岛的国民党空军经常派飞机轰炸上海等大城市，以及其他交通枢纽和重要设施，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尽快解放海南岛。为此，林彪在答复第15兵团时，明确地说：由于敌人利用现有诸海岛及台湾，对我内地城市、交通进行轰炸，增加我方困难。因此，不歼灭请海岛及台湾之敌，则全国绝不能安居，城市的建设速度亦不及敌之破坏速度。因此，我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歼灭海南岛之敌，这是一个完成革命和使全国进行建设与走向繁荣的绝对必须条件。因此，这一作战方针应视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我全体指战员均须明确坚定的建立此种决心，切勿存含糊马虎的观念。

　　关于海南岛战役，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已有多次电报指示。尽管如此，林彪仍一丝不苟地把海南作战方针及方案再报中央军委及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时间是1950年2 月10日晚上。

　　莫斯科郊外，斯大林第二别墅。1950年2 月12日。

　　在接到林彪的电报后，毛泽东当即草拟电文，交机要秘书发给林彪并转邓华。电文说：“十日二十时电悉。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办法如有效，即可提前解放海南岛。”

　　毛泽东批准海南岛战役计划后，执行战斗任务的第40.43 军分别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贯彻毛泽东、中央军委及林彪等的指示精神，加紧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解决渡海交通工具问题，四野司令部曾派人到广州，会同有关部门经香港的社会关系在港澳欲购登陆艇，但是没有买到，只买回了一些罗盘针、防晕船药、救生圈这类的东西。同时，第15兵团派人收集了百余部机器，送往黄埔造船厂，以备改装机帆船。但是，征集的机器不是因为老旧而不能使用，就是马力太小而带不动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两个军各改装了四五十艘机帆船。对于要渡海作战的两个军来说，这么少的运输船只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邓华下令：各部队抓紧时间，征集木帆船。渡海作战的大练兵活动也随之展开。

　　物资准备，是开动脑筋、流血流汗就可以解决的。而思想准备的艰巨任务，却尖锐地摆在从基层连队直到兵团首长们的面前。特别是没有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和政治教育，练兵活动就已经开始，因而部队一度发生思想混乱。有的说：“我们南下进军在前边，战争结束在后边。”有的战士吃饭时，拿筷子指着鱼说：“现在猛吃鱼，将来叫鱼吃咱！”还有的说：“革命革了七八年，还没有见过老婆的面，现在到了享福的时候，牺牲了不值得。”即使在部分干部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如第381 团某连的一个排长说：“我是二八（意即二成活八成死）”。连长说：“我是三七”。副连长说：“我不是二八，也不是三七，我是把死放在头里！”指导员最后说：“我不说，我是把死放在心里！”

　　兵团领导认真分析了形势和部队的思想状况，统一了认识后，决定以干部为重点，先行一步，克服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做法是：利用五至七天时间，军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师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团集训连排干部；内容是联系党性和责任心，查思想准备，查物资准备。然后围绕“你对这次任务是否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存在的错误思想对执行任务。对党、对自己有什么危害？”等问题，经过暴露个人思想、深挖认识根源、提高认识，然后每个干部作出个人的思想鉴定，并把个人的计划、决心交给党委审查备案。上述做法收到明显效果。

　　接下来，便是统一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认识。

　　赖传珠，不愧为军队卓越的思想政治工作专家。他在思想教育中，坚持从实际出发，不空喊口号，不上纲上线，实实在在，扎扎实实，较好地解开了一些干部战士的思想扣子。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大家表示：“为了解放海南岛，完全向前，决不后退！”“坚决打好这一仗！”不少战士把写好的家信、照片交给党组织，说：“我如果‘光荣’了，这封家信寄给我家里，这张照片就送给烈士纪念馆保存！”有的干部战士咬破手指，用鲜血把决心书写在战旗上交给团党委，表示：“这面用鲜血染红的战旗，我们一定要把它插在海南岛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了部队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激情，为夺取海南战役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大规模海上练兵运动更加扎实地开展起来。这两支从黑土地上杀出来的劲旅，惯于陆地作战，而渡海作战是个新课题。为此，两个军以大海为操场，以船为课堂，以船工为教员，苦练航海技术。为了克服晕船，指战员们下海练冲浪，练泅渡，以适应海上生活。为掌握航船基本动作，大家学撑篙、摇橹、划桨、拉帆、掌舵、抛收锚、提放分水板，逐渐掌握了驾船技术。为了掌握海上作战的战术技术，部队以单船为单位，反复演练上下船、船上工事砌筑、火力配置、射击要领、登陆冲锋等动作。以营或以团为单位，演练多船起渡的组织准备、战斗秩序排列、队形运用、联络方法以及指挥动作等。

　　随着参战部队军政大练兵的深入开展，中共华南分局在叶剑英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叶剑英、方方、古大存、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等16人组成的支前委员会，下设支前司令部、船只准备委员会、物资供给委员会、策反工作委员会、雷州半岛支前委员会。海南支前委员会。3 月下旬，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军区司令部、广州市人民政府、华南经济委员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发布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的联合通令。林彪特派四野后勤部参谋长罗文，率100 余名干部赶赴广东，协助广东军区进行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经过努力，共征集船只2600多艘，船14000 余人，动员民工近97万人，筹粮3750万斤，筹款100 万银元，动员牛车45000 余辆，为部队运送了大批粮食及武器弹药，为渡海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海口五贤祠，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部。

　　薛岳的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那是台湾的国民党国防部的指示，明令他“应速加强整编，以现有兵力积极肃清内共，并严密海防，拒止外共入侵”。自年前蒋介石任命他为海南防卫总司令以来，已经几个月了。经过自己苦心孤诣的经营，已大体部署就绪。按照“伯陵防线”绘制的巨大地图，悬挂在他办公桌对面。薛岳踱到地图前，副官迅即将黑色天鹅绒遮布拉开，展现在他面前的简直就是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啊！薛岳不无得意地向地图扫视过去：琼东防区：李玉堂任司令，率第32军的四个师、海南警备第1 师、琼北要塞司令部，共计23000 余人，编为第1 路军，担任琼东自木兰港至南部乌石港约340 余公里地段的防务。军部驻嘉积。

　　琼北防区：李铁军任司令，率第62军的三个师、暂编第13师、教导师，共14000余人，编为第2 路军，担任琼北自木兰港至林诗港约150 余公里地段的防务。军部驻澄迈。

　　琼西防区：容有略任司令，率第4 军三个师、第64军三个师、海南警备第2 师，共13000 余人，编为第3 路军，担任琼西自林诗港起至领头港止的360 余公里地段的防务。第4 军军部驻那大镇，第64军军部驻加来镇。

　　琼南防区：陈骥任司令，率第62军的三个师、海南警备第3 师、琼南要塞司令部、防总直属特务团、通信兵团、干部训练团，共17000 余人，编为第4 路军，担任琼南自乌石港起至领头湾西南300 余公里地段的防务。军部驻榆林。

　　按照薛岳的命令，各防区中抽调五个师为预备队，执行战役机动作战任务。另外，在海口分别成立了海军指挥部、空军指挥部，但海军第3 舰队和空军的四个大队统归薛岳本人直接指挥。按照他的命令，海空军的任务是：加强巡逻，封镇琼州海峡。

　　薛岳的目光停留在琼西地区。

　　那是根据情报判定的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的指挥机关主要活动地区。这支活动于五指山区的队伍，历尽艰难，可谓千锤百炼，已经发展到25000 余人，约10个团，并控制了全岛约三分之二的地区和人口。这是一支植根于琼崖沃土的部队，从干部到战士，生于斯，长于斯，军民一家，亲密无间。他们熟悉地理，掌握民情，从风俗习惯到语言、生活，军民毫无二致。这支部队本来就是拿枪的琼崖百姓。想到这里，蒋介石的“积极肃清内共”的话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外共”固然是重兵压境，而“内共”却是心腹之患呐。于是，他要通了第64、62军的电话，命令他们在防务部署就绪后，立即向冯白驹部发动进攻。

　　从1950年2 月起，薛岳为“肃清内共”，牢牢控制海岸线，以10余个团的兵力向琼崖纵队发动攻击，目的是首先将琼纵压迫到五指山区，防止与“外共”里应外合，或至少防止对邓华部的策应。这次围攻，薛岳下令空军配合，以当地游杂武装作为先头部队，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政策。至3 月，薛岳部先后向膻县、临高、加来、那大等琼纵活动地区以及新民、澄迈解放区发动进攻，并先后占领了屯昌、南间、黄岭、仁兴、美厚等集镇。

　　为“肃清内共”，薛岳亲自圈定黑名单近200 人，命令特务、军警按名单所列名字抓人，不仅对共产党员捕逮后残酷杀害，有的被砍头，有的被装人麻袋、笼内扔到海中。他还搞株连政策。1950年初，海南文昌籍人士林延华、张光琼、符爱春等通电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宣布起义，于是薛岳几乎将所有文昌籍的林、张、符三姓人士列人审查、迫害对象。

　　3 月，中共华南分局派香港进步人士谭伯棠潜回海南，以清明节回乡扫墓为名，在临高进行策反活动，事泄被逮捕于海口，22日即被枪杀于五贤词。

　　薛岳像一只固守孤岛的困兽，似乎感到时日不多，已经杀红眼了。曾于湛江参加张光琼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张泰煜等人也不幸落于其手，被他残杀。一时间，便衣特务、军警宪兵出没于街头集市的茶馆、饭铺，盘查行人，搜捕“可疑分子”，琼岛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针锋相对，是冯白驹确定的方针。在邓华的统一部署下，琼纵从2 月份即展开了迎接渡海登陆部队的准备工作。部队以五指山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开展反“清剿”的斗争。他们在地方武装、解放区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八个师的进攻。与此同时，冯白驹以第1 、3 、5 总队和独立团为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至琼西、琼北地区，在第15兵团确定的登陆地区、国民党重点防御区开展游击战和破袭战，摧毁敌人修筑的防御工事，破坏其交通、通讯设施，牵制薛岳的兵力，打乱其防卫部署。冯白驹还以区党委的名义，指示各解放区党组织，发动民兵。群众，积极筹措粮食，建立后勤保障线，组织担架队，为接迎解放军登陆部队做好准备工作。

　　
41．血染琼州海峡。邓华坐镇雷州半岛，韩先楚、李作鹏挥师渡海。毛泽东称赞：“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

　　广东海康县，四野第40军军部。

　　根据广州会议确定的作战指导方针，邓华决定乘薛岳指挥“清剿”琼崖纵队、海防一线防御力量有所削弱之机，利用春末夏初刮北风的条件，以第40、43军各一个加强营，分别向海南岛东西两翼实施首批偷渡登陆，一为摸索登陆作战经验，二为加强琼纵的力量，为主力大规模登陆作战创造条件。

　　第40军军部会议室里，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D军军长韩先楚，政委袁升平，副军长解方、蔡正国，政治部主任李伯秋，以及第118 师的领导，共同研究了渡海加强营的组织和登陆任务。韩先楚，这位1930年17岁时参加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以多谋善断、打仗英勇顽强著称。在东北战场四保临江的激战中，他指挥第4 纵队大败杜聿明。此后，他又调任第3 纵队司令员，围歼国民党新5 军，攻打锦州，追歼廖耀湘兵团，被称为“旋风部队”。

　　当参加会议的人到齐后，韩先楚宣布军党委的决定和兵团首长的指示，决定加强营3 月5 日起渡。率领加强营渡海的是第n 师参谋长苟在松和团长罗绍福。

　　3 月5 日，韩先楚乘车赶往加强营的驻地——位于雷州半岛西南的灯楼角。当晚7 时30分，韩先楚来到加强营整齐的队列前，作了鼓动人心的战前动员。他大着嗓门说：“团结一心，誓死登陆，这是林总和兵团首长的指示，也是军党委对你们的要求。你们要以实际行动，发扬11师的荣誉，打上海南岛，解放海南人民厂韩先楚动员后，第118 师师长邓岳下达出发令，加强营799 名勇士分乘13艘船，乘夜色向海南方向驶去。登陆地点是海南白马井地区。

　　波涛汹涌，一望无际。木帆船乘着北风顺流而下。午夜时分，加强营船队进入海峡中流。6 日凌晨，突然风停，船速减慢。原定的一夜船程即可抵达的计划眼看无法实现，苟在松果断下令：摇橹、划桨前进！

　　不一会儿，海面上突然发现敌人十多艘机帆船，接着又出现敌空军的四架飞机。葡在松立即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同时要求大家沉着冷静。敌人的机帆船见我军打出他们的联络信号，便不再怀疑。加强营指战员们奋力划船，迅速混入敌人的船队中。

　　13时许，加强营终于抵达白马井附近海面，正准备登陆时，被敌军发现。数架飞机和两艘军舰猛烈向我加强营开火，琼西防区的敌人也向我登陆部队开火。加强营几面受到攻击，情况万分紧急。葡在松、罗绍福当即命令部队强行突破。下午3 时许，加强营发起抢滩登陆，一鼓作气地插人敌守军阵地，与其展开激烈的战斗，一举击溃敌两个守备连。7 日晨，同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第1 总队总队长陈球光率领的两个团胜利会师。同是战友，却相隔天涯，初次相见，分外激动。琼纵指战员激动地说：“我们坚持了20多年，今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雷州半岛，第15兵团指挥所。

　　怀着焦急心情等候消息的邓华，不时看一会地图，又瞅一下表，他手中的纸烟抽得更加凶了，一支接着一支，烟灰缸里的烟头不大一会儿便塞满了。有些闷热的南方气候，加上弥漫的烟雾，指挥所的空气呛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

　　突然，机要参谋跑进来大声报告：“首长，加强营抢渡登陆成功！”

　　邓华跨前一步，顺手把刚点燃的烟扔到地上，接过电报看了一遍，大声地说：“立即给林总发电！”

　　武汉，四野司令部。

　　正在踱步的林彪，自加强营渡海开始便没有说过什么话。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四野主力近一时期的战况：广西战役进展顺利，平而关一战歼敌近7000人，生俘敌兵团司令刘嘉树；解放了的地区，正在建设政权，剿匪反霸，到处是热气腾腾的景象……海南方向呢？林彪的脑海中又出现了陈毅、粟裕的三野发起的漳厦战役，下漳州，夺厦门，真可谓风扫残云，势如破竹。但金门一战，登陆部队却惨遭失败，以至全军覆没。想到这里，林彪的脸色似乎更阴沉了。正当林彪脑子中的轱辘不停地转的时候，邓华的电报到了。

　　林彪的脸终于“阴转晴”了。他那少有的、只是在极度兴奋时才会出现的笑容，出现在他浓密而又微微下垂的双眉下，然而转瞬便消失了。他转过身来，面对邓子恢、肖克等领导人，似征求意见又像宣布决定：“通令嘉奖40军渡海部队。嗯，还要嘉奖琼纵的部队。”

　　林彪的指示，很快传到叶剑英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邓华的兵团司令部，于是，以华南分局和第15兵团名义分别发出嘉奖令。给渡海部队的这份电报说：“你们以大无畏的勇敢坚决精神，战胜了天险的海洋，并在敌前强行登陆，取得了大军与琼崖人民武装第一次胜利会师，开创了我军渡海登陆的首次光荣范例。……琼崖纵队的接应部队，以勇敢的精神向海边挺进，迎接大军登陆，使大军与琼纵在琼岛胜利会师，从而加速了海南解放的到来，特电嘉奖。望继续努力，发扬长期艰苦努力奋斗的光荣传统，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接迎大军继续渡海，完成解放海南岛的光荣任务。”

　　电报中，最突出的强调了“开创了我军渡海登陆的首次光荣范例”。而对琼纵的嘉奖令中，则高度评价其“长期艰苦努力奋斗的光荣传统”。的确，就林彪及其麾下的大将们来说，海南登陆能否避兔重蹈三野攻打金门部队的覆辙，始终是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块巨石。不论从哪个角度说，渡海作战成功了，这个胜利是巨大的，它第一次实现了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的胜利。

　　与韩先楚的加强营渡海作战的同时，李作鹏第43军的先锋营也取得了渡海登陆的胜利。

　　李作鹏，无疑是当时林彪麾下的一员大将。作为直捣天涯的最后一仗，林彪指定韩先楚、李作鹏的两个主力军担当此任，可见对他是十分器重的。

　　与韩先楚相比，李作鹏算是后起之秀。他1930年参加红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他的名气并不大，原因是他主要干的是参谋工作，属于幕僚式的人物，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参谋训练队队长，八路军第115 师司令部侦察科长、作战科长，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参谋处长等职。直到林彪主力壮大，时局大变之际，李作鹏才出任第6 纵队副司令员兼第16师师长，算是一名真正的统兵大员。

　　出生于江西大山里的李作鹏，比其他四野的军长们较早领教过大海航行的滋味。那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毛泽东下令在山东的罗荣桓率部奔赴东北，李作鹏随罗荣桓一道，经过山东东端的黄县，在龙口港登船北上，直驶大连。这次海上之行，时间不过十余小时，但大海的汹涌波涛和漫无边际却给李作鹏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虽然没像来自中央苏区的战友们那样在船上晕得东倒西歪，但胸中翻江倒海的滋味却比他喝醉了烧酒还要难受。而眼下，是他指挥的陆军渡海作战，对手是陆、海、空军种齐备的薛岳，又有兄弟部队在金门的惨痛教训，这就不能不令他格外慎重。人们从他那深色的墨镜上看不出他的眼神，但他的语气是坚定有力的：“告诉徐芳春，暂停出发，待风向有利时开始！”

　　徐芳春，时任第383 团团长，个子虽然不高，但有一双浑实的肩膀，看上去就是个能挑重担的人。李作鹏和政委张池明指定他组织先锋营，配属了步兵炮，共1070人。李作鹏所以下令暂停出发，原因是风向不对。如果贸然出发，不能按预期目标抵达彼岸，一旦受到薛岳陆、海、空军的打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3 月10日13时，海风来了，这无疑是先锋营的巨大动力。李作鹏下令出发。于是，先锋营千余人分乘月只木船，从洞洲岛出发，箭一般射向琼岛。

　　天有不测风云。出发时顺风顺潮，天又下着蒙蒙细雨，既便于航行，又便于隐蔽。但是，黄昏时分海风更大了，小山似的海浪把船抛上浪尖，又狠狠地摔人低谷中，两只木船被翻腾的巨浪打翻，6 艘木帆船的桅杆被狂风折断，船队也被滔天巨浪打散了。加强营的干部战士各自为战，以血肉之躯同海神搏斗了十余个小时，除两艘船约百人失去联络外，其余均于11日9 时在文昌县赤水港至铜锣岭一带海岸登陆。尔后，先锋营击溃了国民党第32军守备部队三个连，在游击队接应下进入文昌县龙马地区，同琼崖纵队的独立团胜利会师。

　　12日，薛岳得悉人民解放军在文昌一带登陆，急令第62军的两个师跟踪徐芳春部。徐芳春在收拢部队后，决心给敌人杀个回马枪，于是在琼崖纵队独立团的配合下，将跟踪追击之敌击溃，歼其一个营，尔后顺利进入琼东北根据地。

　　徐芳春的加强营渡海登陆成功后，第43军的首长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军党委决定，特电嘉奖徐芳春所部：“顷悉你们奋勇当先，排除万难，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一举冲破四百里狂风大浪，击破沿海守敌之一切抵抗，胜利登陆，并迅速取得与琼崖人民武装会师。捷报传来，全军上下鼓舞振奋！……由于你们登陆胜利意义重大，特电祝贺！除向全体参战单位慰问外，军党委决定，以‘渡海先锋营’之荣誉称号及锦旗一面授予全营同志……”

　　第40、43军的两批渡海登陆作战是成功的，他们从不同方向和地点突破薛岳所谓“立体防御”，撕破了敌人号称的“伯陵防线”，成功地登上海岛，取得了极其宝贵的经验。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徐芳春中将，在回忆这次渡海战斗时说：“这次登陆成功的意义是重大的。它证明敌人琼东北的防御也是很脆弱的。敌海军优势也有其局限性，敌人无法对宽大的海峡实施有效的海空封锁。在风浪很大的海上，只要措施得力，木帆船也是可以航海成功的。它还证明，英雄的人民解放军不仅是陆上的猛虎，同时也是海上的蚊龙，是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严峻考验的英雄集体。”

　　已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毛泽东，以及去京参与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林彪，对于首次两个加强营的登陆成功自然是高兴的。对于解放海南岛，毛泽东和林彪的心情都是急切的。为加快战役进程，林彪电令邓华，将前指移向雷州半岛。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海口，五公祠。薛岳办公室。

　　解放军两次偷渡成功，使薛岳心惊肉跳。他刚去见了陈济棠、余汉谋，希望他们尽其所能，从物资方面助他一臂之力。谁知陈、余都是官场沉浮多年的老手，知道薛岳军心不稳，军响更是捉襟见肘。还未等薛岳开口，他俩一唱一和，先是叫苦不迭，接着便给薛岳一大堆高帽子，什么“先总统中山先生的肱股之臣”呀，“北伐骁将”呀，“湖湘抗日威震中外”呀，等等。薛岳有苦说不出，心中暗骂一顿“这两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便打道回府了。

　　他在办公室里左思右想，心情十分烦躁。当着李敬扬的面，薛岳在电话中狠狠地痛骂了李铁军等部之后，喊来了秘书。他要搞舆论、造声势了。于是，3 月18日的《海口日报》发表了一篇自吹自擂、自欺欺人的报道：“欣逢琼西大捷，实为迎接外援的大好时机，过去美国考虑援华的先决条件，是盼我们能在军事上有所表现，于今我们以事实来答复，的确是站得稳，守得住，相信因此一牛刀小试的军事成就，会使美国方面的疑虑随琼州海峡之浓雾而迅速消失。”

　　雷州半岛，赤坎，第15兵团前指。

　　为了争取时间，利用有利季节的有利风向，邓华决定：乘两个加强营偷渡成功后的有利形势，再派出两个团，实施第二次偷渡，以进一步加强琼崖纵队的接应力量，支援反“清剿”斗争，为主力大规模强渡海峡解放海南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在前指会议上，是否实施第二次偷渡，还是正面攻击，邓华同韩先楚、李作鹏等人是有意见分歧的。邓华是个善于用谋的人。筹划战役、拟定作战方案，他一向深思熟虑，力求万无一失。为此，他决定仍然实行偷渡，只是将兵力从各一个营增加为各一个团。

　　第40军第二批偷渡部队，由该军第118 师第352 团的两个营、第353 团的一个营共2900人组成，乘81只船，在第118 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率领下，于3 月26日19时从雷州半岛的灯楼角出发，目标是临高县的临高角以东宽约20公里的海岸线上登陆。起航前，韩先楚和副军长解方率军前指赶赴渡海加强团指挥组织准备工作，并进行思想动员。

　　韩先楚一向果断、干练。他对刘振华这位政治工作干部自告奋勇担任这次登陆作战的指挥十分赞许。在进行思想动员时，韩先楚明确指出这次登陆作战的有利条件是航程较近，十余小时即可抵达对岸，而预定登陆地区为沙质浅滩，有利于木船靠岸抢渡。登陆地点选择为琼纵的游击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有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登岛的加强营的有力接应。他也着重阐述了这次战斗的不利因素，主要是海峡正面国民党海空军封锁严密，距国民党军海南防卫总司令部所在地海口市较近，交通方便，便于守军增援。因此对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保证第118 师加强团胜利登陆，第15兵团首长邓。赖、洪电示冯白驹，要求琼崖纵队和先遣加强营积极做好接应工作。冯白驹遵照第15兵团领导的指示，立即派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和第1 总队长陈球光，协同第118 师参谋长苟在松统一指挥琼崖纵队第1 总队和第118 师先遣加强营，到达临高角以东海岸线接应渡海加强团。

　　第118 师加强团起渡一个小时后，风向忽然由东北风转为南风，潮水流向由西转为向东，船队受潮水逆流影响，速度很慢。刘振华、马白山曾有返回的考虑，但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前进。于是加强团只好落下帆篷划桨前进。至24时后，海上大雾弥漫，能见度极差，灯光联络失效，指挥船只得以无线电保持联络，但无法判定各船队的编队位置，以致队形错乱。各船队仅靠指北针和地图判断方位，以测试海水深浅来判断海岸距离，单独划行。在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指挥所命令各营要以船各自为战，只进不退，即使单船也要强行登陆。27日5 时，各船队陆续抵达澄迈县玉抱港海面，比预定登陆点临高角偏东27海里。为避免在海上与国民党军飞机、军舰恶战，造成伤亡，在马白山的建议下，刘振华命令各船队就近强行登陆。这时负责接应的琼崖纵队第1 总队三个团和第40军第352 团加强营已在临高角同国民党守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加强团在远离接应部队的情况下，顽强作战，击溃琼北和琼西防区的第62、64军两个团的阻击，至27日8 时在林诗港至白传港宽20余公里的正面地段分散登陆。除第352 团第4 连一只船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及少数船只失去联络外，其余于29日在美厚地区与琼崖纵队第1 总队和先遣加强营胜利会师，顺利地到达琼西根据地。

　　第43军加强团由第127 师第379 团和第381 团一个营组成，共3733人，由第127师师长王东保、政治委员宋维式率领，琼崖北区地委宣传部长陈说、府海特区区委宣传部长徐清洲协助。3 月24日傍晚，加强团整装待发，岂料晚上9 时风向改变，待停止起渡的命令下达时，第381 团作战股长指挥的四只木船已先机出发，向对岸直驶而去。第二天早晨，他们顺利登陆后，发现主力并未出动。为了不暴露第43军将要抢渡的目标，他们又决定返回北岸。由于划了一夜的船，干部战士十分疲劳，在即将返回海北我军主力所在地时，遭到国民党海军舰艇及飞机的攻击，一只船被击沉，另外三只船上的指战员也死伤过半。

　　加强团准备3 月31日晨正式起渡时，邓华专程从徐闻的前指赶到第127 师。首战失利，干部战士身上有沉重的包袱，邓华的来意是给他们卸包袱、鼓把劲的。

　　在李作鹏和张池明的陪同下，邓华来到第127 师。他一边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讲起了第127 师的光荣传统：这是一支有着辉煌历史的部队，是北伐时期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发展起来的。它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又随朱德、陈毅转战至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为中央根据地的开辟立下赫赫战功。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首战平型关，转战苏鲁豫。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著名的秀水河子战斗、四平保卫战，在鏖战辽沈、平津的伟大决战中，杀出了威风。

　　邓华讲了第127 师的英雄业绩后，话锋一转说：山区平原的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你们打得有声有色，打出了军威。但渡海作战，是新课题。对你们新，对你们军长、师长，对兵团领导，都是新课目、新任务。遇到一点挫折，算不了什么，只要总结经验，做好充分准备，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邓华动员后，李作鹏、张池明分别做了讲话，部队的情绪高涨了，大家纷纷表示决心：有进无退，夺取胜利。3 月31日22时40分，加强团陆续起渡，登陆地点在琼山塔市。不料零时风却停了。邓华在了解到这个情况时，发来了电报。电报只有8 个字：继续前进，登陆琼崖。在军前指的李作鹏说：用桨划也得给我划过去！于是船队上下一齐奋力划桨前进。

　　4 月1 日凌晨1 时，第43军实施第二批偷渡的加强团船队正陆续进入琼州海峡中流时，东北风忽然转为南风，并遭三艘国民党军舰的阻击，加强团的船队航行队形被打乱。在指挥船上的师长王东保、政治委员来维式，一面命令担任护航任务的第5 、第6 连五只护航船向国民党军舰发起攻击，一面命令各营船队继续奋勇前进。担负掩护任务的两个连五只护航船以猛烈火力将一艘大舰击伤、两艘小舰击退。为了掩护主力安全登陆，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顽强战斗，其中三只木帆船45名干部战士，除一人后来被海上渔民救起外，其余全部英勇牺牲。

　　1 日3 时至5 时，加强团船队终于突破海南岛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在海口市以东之北创港和塔市之间的一带海岸陆续登陆，并在琼崖纵队第3 总队第1 团和独立团一部及第383 团渡海先遣营配合下，将三江、高山、塔市、美兰、迈德等地区国民党军三个连歼灭。尔后在向纵深发展中，又在钟瑞、白石溪等地区击溃国民党暂13师和教导第1 师共五个团的阻击，顺利地进入定安根据地。但在渡海途中，第379 团第8 、9 连的四只船，因与国民党军舰激战而偏离航向，误在海口市附近的白沙门岛登陆，遭国民党守军四个团和海。空军的围攻，在该团组织股长秦道生的指挥下，经苦战两昼夜，最后弹尽粮绝，除一个排共18人乘一只木帆船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从3 月5 日开始至4 月1 日，第40、43军两个加强营、两个团又一个营，共8000多人，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分两批实施偷渡取得成功，使海南岛上的先遣登陆主力部队增加到近一个师的兵力，大大增强了接应力量，为打击和牵制岛上国民党守军，为主力部队顺利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15兵团两个加强团渡海登陆成功后，邓华亲自给四野首长和军委写了《帆船对军舰作战经验》的报告。林彪将此件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很兴奋，亲笔在报告上批道：“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

　　海口，五公祠，薛岳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

　　这位防卫海南的最高指挥官的心清是十分沉重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林彪的部队竟然四次渡过海峡。尤其是在琼北正面，在他一再强调严防死守的地带，居然两次登陆成功。这是个什么地方？是自己的卧榻之旁、眼皮底下啊！想到这里，薛岳打了一个寒颤。他从沙发上猛地站起来，喊来了新任副总司令仍兼任参谋长的李敬扬：“立即通知开会！”。

　　会议室里，各位拥兵大员均已到齐。李玉堂、李铁军也于不久前升任副总司令，不过仍兼各职。其中坐冷板凳的海南特区长官公署的主任陈济棠、副主任余汉谋也来凑热闹了。

　　薛岳分析了战局，免不了要吹嘘一通国军的“战绩”，其中所谓俘获共军若干人，那也主要是登陆战斗中的一些伤员。最后，薛岳决定：主力向琼北集中，各部停止对琼纵的“清剿”！

　　余汉谋的心里在说：共军善于声东击西，一向变化莫测，琼北海防线太长，守得住吗？心里是这样想，但余汉谋现在手中无兵无权，因而表面上仍频频点头。

　　其他大员，亦均异口同声表示拥护“总座”的决定。

　　按照薛岳拟定的新作战计划，主要是集中主力阻止渡海作战兵团大举登陆，并迅速调整了防御部署：将战役机动兵力五个师及六个团集中于嘉积、海口地区，担负琼北地区200 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海军第3 舰队主力集中在海峡正面，加强巡逻封锁；空军每天出动2 至3 次，监视并轰炸渡海作战兵团的船队，阻止其继续渡海登陆。

　　
42．红旗插上天涯海角。四野将士们面对大海会心地笑了。在中南海的毛泽东也开心地笑了

　　雷州半岛，徐闻县赤坎，邓华第15兵团前指。

　　至4 月上旬，韩先楚、李作鹏分别代表第40、43军向兵团及林彪提出建议：集中力量，实行第三次强行登陆作战，尽量避免各自以少数部队在岛上单独作战，以便给敌军以致命的打击。邓华听了韩先楚、李作鹏的建议后，认真分析了形势，并于4 月8 日向林彪、中央军委以及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发出“拟于4 月21日前后组织第三批部队登陆作战”的电报。邓华根据两次登陆作战以及两军船只、装备、思想动员、组织准备情况，认为：只要主客观条件有可能，则渡海登陆以较大部队为有利，部队小则损失大。从目前情况看，以现有船只，利用风向潮汐和岛上偷渡部队、琼崖纵队接应，可以强行登陆。邓华在电报中提出：“组织六至七个团的兵团，争取于谷雨前后，在花场和临高以北地区强行登陆。”林彪第二天即9 日批准了强行登陆的方案。

　　为此，邓华于4 月10日在赤坎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就集中两个军的主力，从海峡正面实行大规模渡海作战问题作出如下部署：渡海主力部队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分东西两路军，以第40军第119 师全部、第118 师第354 团及353团两个营、第120 师第358 团为西路军，以第43军第128 师第382.383 团和第384 团一个营为东路军，东西两路军总兵力约2.5 万人。两路军登陆场，以临高县马袅港为分界线，以西属第40军，以东属第43军。4 月13日前准备完毕，分别集结于雷州半岛鲤鱼港东西一线，待命起波。以第43军指挥所率第127 师第380 团和第381 团两个营，第128 师第384 团两个营，第129 师第385 、386 团共约2 万人为第二梯队，随第一梯队跟进，登陆后协同第一梯队歼灭岛上国民党守军。以琼崖纵队第1 总队和第40军先遣偷渡登陆部队，进到临高以北接应西路军登陆。以琼崖纵队第3 总队主力一部和第43军先遣偷渡登陆部队一部进至澄迈、临高，钳制琼西之国民党守军北援部队，接应东路军登陆；另一部配合琼崖纵队独立团，进至定安、琼山、文昌地区，破桥断路，阻击国民党守军南逃。以第5 总队第5 团在昌感和崖县坚持斗争，第4 、6 团开赴王五、排薄地区佯攻，迷惑国民党守军。

　　南国的4 月天气已经很热，但与会者的心情似乎热度更高。李作鹏、韩先楚都是十分注意军人仪表的，领扣也扣得很整齐。邓华扫视了大家一眼，示意大家可以松下领扣，然后继续说道：根据我们的作战部署，东西两路军在预定地点登陆后，首先应迅速占领海岸滩头阵地，并乘国民党守军混乱和增援之机，在岛上接应部队的配合下积极发动进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部署于海岸一线的有生力量，保障后续部队在短时间内渡过海峡。然后再由第40军包围加来之国民党军第二军指挥机关，以吸引援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由第43军迅速向澄迈急进，包围分割敌第62军军部，以吸引国民党守军来援，求得在运动中歼其有生力量。

　　4 月15日，第15兵团前指下达强渡琼州海峡、大举登岛作战的命令。第40军和第43军组成的东、西两路军，根据兵团的命令，于4 月16日19时30分，分别由第4O军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解方和第43军副军长龙书金率领，在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等协助下，乘350 只木帆船和少数机帆船，分别从雷州半岛南端之东场港、灯楼角、港头港、三塘港等港湾，同时起渡，预定在临高角的美夏至昌拱一带海岸登陆。

　　海口，五公祠。

　　一向沉着的薛岳，这时已成惊弓之鸟。但他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始终对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兵团大规模横渡海峡保持着高度戒备。他明显感到兵力不足，而军饷更令他头疼。他亲自飞台，向蒋介石伸手。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根本不想把美元、黄金扔到琼州海峡去，原因是他对“伯陵防线”，乃至对整个海南岛的存亡早已在脑中打了问号。但蒋介石还要给薛岳一点面子，所以指示他与国防部长兼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接洽。讨价的狮子大开口，还价的近乎铁公鸡。气得薛岳心里骂道：这是打发叫花子啊！

　　薛岳很看重自己的“晚节”，也感激蒋介石的栽培。用他自己的话说：明知不可为，也要勉力为之。于是，他把高级将领们再次召到作战室，对下一步防卫做了新的部署。其要点是：除将其主力第62军和海南警备第1 师等部队置于海峡正面实施防御外，又从各防区抽调五个主力师作为机动兵力，加强海峡正面的防御力量。

　　薛岳的部署，给我渡海部队造成极大威胁。当从海峡正面实施大举渡海登陆作战的渡海作战兵团船队一进入海峡中流，便遭到国民党守军海空军的炮击和轰炸、扫射。渡海部队的护航火力船迅速展开，以机枪和步枪向不断俯冲扫射的国民党军飞机进行还击，并将护航火力船队迂回到国民党军舰的侧后，利用其火力死角，充分发挥安装在“土炮艇”上的各种火器及夜战、近战的威力，对准敌军舰的指挥塔、轮机舱。炮塔等要害部位猛烈射击。经三个多小时炮战，重创国民党第3 舰队“太康”号。

　　17日2 时，渡海部队东西两路军的船队突破了国民党守军的海上封锁，到达临高角、海口以北的海面，并在琼崖纵队第1 、3 总队和两个军先遣登陆部队的接应下，开始抢滩登陆。第43军两个团于2 时至4 时在玉抱港、才芳岭一带海岸登陆成功；第40军6 个团于3 时30分至六时在博铺港一线海岸抢滩登陆。渡海部队全部登陆完毕后，迅速突破国民党军海岸守备部队的滩头阵地，占领和巩固了登陆场，与琼崖纵队和两个军先遣部队胜利会师，并直扑国民党守军琼北防区沿岸的防守要点，歼其顽抗的海岸守备部队。第皿军组成的西路军，将国民党军第“军第131 师两个团击溃，占领其琼北防区的防御核心阵地高山岭。尔后，以一部兵力包围临高县城，主力继续向纵深发展。19日拂晓，第118 师在美台地区包围国民党军第”军第156 师师部及一个团，战斗至12时，歼其大部。第门师奔袭加来国民党军第64军军部，占领加来，打乱了该军的防御部署，控制了临高、美台、加来、多文一线广大地区。

　　与此同时，第43军第128 师两个团以迅猛动作抢占才芳岭、桥头等海岸防守要点，歼国民党军第64军第131 师第393 团12op余人，并包围了花场港以南之文生、传才之守军，与第127 师会合，准备歼灭第62军军部。薛岳急忙调第62军和暂13师四个团由海口、定安出发，开赴福山，企图全力阻击渡海登陆部队向纵深发展，保障其首府海口市侧翼安全。第62军奉薛岳之命迅速向北出动，对渡海登陆部队发动进攻，被第127 师先遣加强团和第128 师主力击溃。第128 师第383 团先遣偷渡加强营乘机攻占了福山，歼灭驻福山国民党军第62军第151 师一部，并击毙第62军参谋长温轰。至此，两个军第一梯队，在琼崖纵队和渡海先遣部队的协同和配合下，全部控制了琼北地区沿岸各要点，为继续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口，四野司令部。

　　邓子恢。谭政惦念着第40军、43军的进展情况。当接到邓华关于登陆成功的捷报后，邓子恢呼地从办公桌边站了起来，指了一下桌子，说：“成功了！报告北京林总、毛主席！立即向渡海部队发布嘉奖令！”谭政点头表示赞许。一会儿，谭政亲自用毛笔起草了嘉奖令：海南前线的全体指战员们：你们以无比的英勇，在海南岛上成功地登陆了，这说明我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大陆上是无敌的，而且在海上也是无敌的。你们英勇地征服了波浪滔天的大海，战胜了敌人飞机、军舰的阻击，为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英雄奇迹，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由于你们的胜利登陆，海南岛上的敌人力量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二十多年坚持战斗的琼崖纵队和琼崖人民，在你们的协助下，一定能全歼岛上敌人，胜利结束中南地区的最后一战。现在岛上的残敌已是惊恐万状，希望你们能够更加奋勇、再接再厉，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全歼残敌的命令，使我中南全境的解放早日实现。

　　海口，五公祠，薛岳司令部办公室。

　　薛岳从办公桌边走过来，对作战参谋下达了命令：“令李铁军统一指挥反击部队，下列部队划归李将军指挥：第62军主力部队，第32军、第64军各一个师，再加上暂编13师。教导师，共五个师的兵力，立即到达指定位置，不得有误！目前国难危重，你我受总裁栽培，理应报效党国！海南存亡，在此一举，各位应抱定一个信念：”不成功，便成仁！“‘薛岳宣布散会。诸将领各怀不同心情，刚要离开会场，薛岳接到了机要人员送来的电报，他扫了一眼，立即说：”诸位留步，现在我宣布国防部训示。“众将领回转身来，立正听命。薛岳念道：”共军系大举登陆，为保卫台湾计，着令薛总司令弃守海南，部队撤往台湾，着令有关党政机关从事撤运准备。“

　　但是，这些将领们心里十分清楚，既是共军大举登陆，撤也不是那么容易，林彪的主力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雷州半岛，徐闻，第15兵团前指。

　　邓华很快得知，薛岳动用了五个师的兵力，从4 月19日开始由嘉积、海口等地出发，乘汽车向美亭、澄迈地区驰援，企图乘我登陆部队立足未稳之际，将我军歼灭于澄迈地区。敌军的这一行动，使邓华看到了歼敌的战机。他当机立断，决心集中两个军登陆部队与国民党军决战，包围歼灭集结在澄迈之第f 军和由嘉积、海口驰援的第62、32军机动部队，进而夺取海口，为解放全岛创造条件。遂令第40军登陆部队迅速向澄迈前进，围歼澄迈之国民党守军；第43军进至美亭、白莲地区，歼灭向澄迈增援之国民党军。

　　20日晨，第43军第128 师主力三个团及一个营在黄竹。美亭地区，与从嘉积驰援的国民党军第32军第252 师第755 团及第754 团一个营遭遇，将其包围于黄竹、美亭、大路市，并占领加岭。那利、谭城等阻击阵地；第43军第127 师第379 团和第381 团一部、相机进至美仁地区及茅草等地，并占领风门岭、平顶山、裙带山等一线阻击阵地。此时，国民党军第64军一部，第32军第252 师第1 团及教导师两个团，在空军支援下，分东西两路向第43军第127 、128 师占领的加岭、谭城、风门岭、平顶山等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妄图实施反包围。邓华迅速查明澄迈地区已无国民党守军部队，其主力已集结于美亭，遂决心乘国民党军第64军等部进攻之机，在该地区展开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夺取海口。即令第43军第127 、128 师克服一切困难，坚守阵地，紧紧吸引住国民党守军主力；令第40军之第118 、119 师等部，不顾连续的疲劳，迅速向美亭攻击前进。

　　第43、40军登陆部队根据邓华的作战部署，迅速投入紧张的作战。第43军第127、128 师在两面作战的不利情况下，顽强奋战。在内线作战的第128 师第382 团第3 营第7 连，勇猛地向进占黄竹阵地的国民党军发起强攻，但没有成功，伤亡很大，全连只剩下连长和一名排长、六名战士。后由营教导员刘梅村上去直接指挥，该连连长刘连科用机枪掩护，爆破英雄刘万成抱着炸药包冲上去，炸掉了地堡，将此阵地攻了下来。第382 团以一个团的兵力顶住了国民党军第151 、153 、163 、252 师的轮番进攻，并配合第127 师主力将国民党军第252 师第755 团包围于美亭。是日10时后，国民党军第62军第153 师和第32军第252 师的增援部队陆续到达黄竹地区附近，并在其空军配合下，疯狂地向第127 师占领的加岭、风门岭阵地发动进攻。该师第381 团第1 连顽强抗击，击退了国民党军第62军第152 师五个营的13次冲击。该连正副连长相继牺牲，政治指导员负重伤，全连仅剩下13名伤员仍坚持战斗，保住了阵地。这个连，打出了“钢铁连”的威风。这13位勇士，后来均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当敌第32、62军主力疯狂围攻李作鹏第43军主力，解放军指战员打得十分顽强、战况极为惨烈之际，韩先楚的第40军主力似狂风迅雷般猛扑过来，冒着垂死前疯狂挣扎的国民党军炮火，勇猛地直插美亭东西两侧，夹击敌第32、62军主力，并迅速与第43军主力形成对该地区国民党军的合围态势。国民党军为改变其不利态势，实施反包围。第40、43军密切协同，内线外线合力钳击，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第40军第120 师第358 团于澄迈东北之北排山歼国民党第32军第252 师第754 团一部，掩护主力进至美亭东西一线，包围侧击国民党军第62军第151 、153 、163 师和暂14师及教导师等残部。国民党守军发现渡海登陆部队强大的援军到来，军心大为动摇，全线崩溃，企图夺路向海口、府城一线撤退。其中驻美亭之第32军第252 师第755 团突围未果，被第43军第128 师拦腰斩断，将其全歼。

　　22日，第40、43军主力协同作战，以凌厉的攻势夹击白莲地区国民党第32军第252 师及教导师，歼其一部，残敌逃向海口、府城方向。23日凌晨，解放军占领府城。当旭日东升之时，海口宣布解放。

　　海南特区长官公署的门楼上，那面青天白日旗被战士们踩在脚下，鲜艳的五星红旗高挂其上，迎着海风，猎猎作响。

　　雷州半岛，徐闻，第15兵团前指。

　　邓华眼中布满血丝，但仍然精神抖擞，神采飞扬。他刚接到电报：渡海第二梯队已于25日凌晨陆续在天尾、后海一线胜利登陆，随即转人协同先期登陆部队投入追击作战。在这之前，邓华在前指接到情报，薛岳等已于22日下午飞往台湾。敌第一路军撤向万宁、乐会一带；第二路军撤往陵水、保亭；第三路军撤至北黎、八所；第四路军纠集在榆林、三亚等地。于是，他当机立断，下达命令：除留第127 师两个团担负海口守备任务外，两个军主力组成东、中、西三路大军，向榆林、北黎、八所猛烈追击。

　　渡海作战兵团各路追击部队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迅速展开追击作战。东路军第40军第119 师，于24日在黄竹（嘉积北）击溃国民党军第62军第151 师师部，25日占领嘉积，尔后向榆林急进；第118 师以一部组成快速部队，乘坐缴获的国民党守军汽车40余辆，经文昌、嘉积、龙滚追击，在万宁县和乐击溃国民党军第32军第252 师两个团后，于28日继续经陵水向榆林前进。第43军第128 师，于25日由嘉积向南追击，27日占领万宁；29日于新村港歼敌第62军一部共3000人；30日晨开始急行军于16时占领榆林，歼灭未及逃跑的国民党守军一部。17时，第40军第119 师亦追至榆林，与第128 师会师，占领了海岛南端最大的海军基地榆林、三亚两港。至此，东路追击部队已肃清琼东沿线的国民党守军。

　　中路军第43军第129 师和第127 师第380 团，于30日24时进至八所港以东之小拐，歼国民党军第286 师两个营。5 月1 日于小岭、八所、北黎、十所全歼第286 师35见余人，并缴获军舰一艘。至此，中路追击部队占领了琼西重要港口北黎。八所。

　　西路军第皿军第118 师第352 团一个加强营和琼崖纵队第1 总队一部，乘15只帆船由近海向北黎、八所追击，但受大风大浪影响未能按计划赶到目的地。5 月1 日，北黎、八所两港已被中路追击部队解放。

　　海南之战胜利结束了。

　　海南岛战役，从1950年3 月5 日开始至5 月1 日结束，历时58天，共歼国民党军5 个师9 个团3.3 万余人。我军伤亡。失散4500余人。

　　距三亚20余公里处，耸立的巨石上题刻着“天涯”、“海角”等几个大字。那是清雍正年间崖州知州程哲等人所题。英雄战士刘梅村和他的战友们，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涯海角。指战员们放眼望去，近岸巨石棋布，巍然耸立；极目望去，水天一色，蔚蓝皎洁，雪浪翻腾，景色壮观。

　　四野将士们面对大海，会心地笑了。

　　在徐闻的邓华，在汉口的邓子恢、谭政，在北京的林彪都开心地笑了。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也笑了。5 月5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贺海南岛全部解放电》，指出：“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我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协助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在解放海南岛的同时，第41军等部于1950年1 月9 日解放海山岛，2 月23日解放南澳岛。5 月25日，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广东军区江防司令员洪学智指挥第44军等部共1 万余人发起万山群岛战役，历时72天，歼灭国民党军700 余人，击沉敌军舰4 艘，击伤12艘，缴获艇船11艘，解放万山群岛。

　　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统一部署，在第二野战军第4 兵团的配合和华南各游击纵队的策应下，以及中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在林彪的统率下，经过一年多的英勇作战，先后进行了安新、宜沙、湘赣、赣南、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万山群岛等战役，一歼灭中南境内白崇禧、余汉谋、薛岳等集团共43万余人，解放了豫、鄂、湘、赣、粤、桂6 省，中南大陆和两广沿海岛屿，除香港、澳门及西沙、中沙、东沙、南沙群岛外全获解放，胜利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

　　
43. 盘马弯弓欲西行。邓小平告诉他的部下说：“西南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立足之地，我们绝不能让蒋介石蹲在大陆。”

　　1949年4 月下旬，北平，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

　　毛泽东心系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作战，不停地在房间踱步。突然，卫士送来我军已于23日晚占领南京的战报。毛泽东异常兴奋，随口吟出那首气势恢弘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他走到东墙上悬挂的巨幅地图前，目光从长江。从石头城向华南、西南和西北延伸，口中反复吟诵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这时，周恩来来到香山别墅。两人议论了我军渡江以后的形势，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原定二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以防备美帝国主义于我军渡江之后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现在看来，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我们还要留意。这样，二野下一步进军西南的行动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在底定南中国这个大棋盘上，毛泽东决心依次解决华东。华南和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实现全国的解放。5 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向全国进军部署致各野战军首长的电报。电报指出：（一）粟裕、张震……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二）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惧，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三）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6 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6 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7 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汀乡、攸县之线，9 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9 月休息，10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11月或12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8 月1 日左右开动或更早一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但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五）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

　　毛泽东的电报，对我军渡江战役后的作战行动，作了战略和战役上的具体规划。进军大西南，这个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战略性战役，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5 月下旬，南京。

　　南京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大楼内，二野前委正在召开会议。

　　会议由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前委成员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参加了会议。

　　邓小平首先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战争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淮海战役以来，二野、三野并肩作战，解决了淮海，渡过了长江，拿下了京沪。总前委的使命已经完成，两大野战军又要各奔东西，去完成新的任务。对于我们二野来说，这次进军西南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必须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坚决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

　　接着，刘伯承发言说：“刚才，小平同志讲，这次任务更为艰巨复杂，需要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我完全同意。请各位注意，这次中央关于向全国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涉及到我们二野的内容最多，可见，进军西南作战事关全局，责任重大。”

　　刘伯承，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军事家。日本人阿布秀山曾说过：“谁拥有刘伯承这样卓越的将帅，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

　　美国人杰米。卡洛奇更认为：“20世纪全世界出现了六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神奇的一个。”

　　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

　　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养成了深谋远虑而又细致扎实的领导风格。目前，中央军委的战略计划已经下达，需要作认真的研究。刘伯承继续说道：“过去，我们挺进大别山，来了一次千里跃进；南下闽浙赣，又来了一次千里跃进。今天，进军大西南，我们还要做一次千里跃进，胜利的一半拴在我们的脚板上。同时，西南有秦岭之险，巴山之固，我们要在这个历史上称为瘴病之地的地区同残存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作斗争，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毛主席、中央军委把这样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全军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完成好解放大西南的任务！”

　　邓小平与刘伯承同是四川人，都属龙（刘伯承长邓小平12岁），同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的政治家、军事家。两人相识较早，但两人正式在一起工作却是1938年初的事。1938年1 月，八路军总部任命邓小平为第129 师的政治委员。从此，一个是师长（司令员），一个是政治委员，一搭档便是13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刘邓组合可谓是最佳组合。

　　1986年刘伯承病逝后，邓小平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撰写了《悼伯承》一文，形容他们长期共事，相知甚深，“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他说：“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以邓小平的性格，严肃多而言笑少，坚强弥足而情感流露甚寡。如《悼伯承》一文情感毕泄实不多见。足见邓小平与刘伯承二人之间战斗友情之笃切。

　　在刘邓一起共事、一起战斗的13年的历程中，二人相互配合，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战果，而且培养了一支闻名天下的钢铁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刘伯承将这支队伍称为“四战之军”。

　　邓小平则以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平和的口吻来形容这支部队：“不务虚名，注意内部团结，这种做法贯穿到二野部队整个作战过程中。所以二野内部是非常协调的。各纵队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人与人之间，甚至更下层一点，彼此关系都是很协调的。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具体的战斗行动。有的战斗是陈再道指挥的，有的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有的战斗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杨勇、苏振华指挥的，还有的是陈赓、谢富治指挥的。采取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一个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信任，增强部队的战斗力，锻炼指挥员的能动性很有好处。”

　　语不惊人，却包括了多少艰难与辛苦，多少信任与深情，多少功绩与荣耀。

　　就向西南、华南进军问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贺龙等进行了反复磋商。

　　6 月中旬，第四野战军主力先后到达长江以北之湖北境内，准备举行湘赣和宜沙战役。为协调各野战军的行动，6 月17日军委致电华东局等：“二野西进时机似以9 月较适宜，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9 月可到郴州、赣州线，11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据此，军委要求贺龙部“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

　　鉴于对白崇禧集团作战的需要及其有西逃云南的可能，军委于7 月16日进一步规定：“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

　　针对国民党军力避与解放军主力决战的作战特点，9 月12日军委指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10月13日，“军委指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18兵团，共60万人。“

　　10月19日，军委进一步指出：“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沪州、重庆一带，贺率18兵团则于1 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否则150 万人的财政问题将陷入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150 万人，是指我军60万人（其中二野全军50万人，贸部10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叨万，主要是在四川。”

　　由上可见，军委上述部署的主要着眼点是将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聚歼于四川。为此要求贺龙部先将胡宗南主力抑留于1 ！！陕甘地区，二野主力则以远距离迂回动作，由湘黔边直插川南，截断其南撤云南之路，然后贺龙部南下，二野主力西进，将国民党军主力各个歼灭。

　　7 月18日，南京。

　　二野前委经过认真研究，向各兵团、各军下达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指出：我第二野战军与兄弟野战军以无比的奋勇前进、艰苦奋斗的精神，手携手的共同横渡长江进军江南，追歼了大量残敌，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并接管和掩护接管了广大地区城乡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由于全军在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华东局正确方针之下，在各解放区协同互助之中获得的。为了迅速消灭敌人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我野战军即将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执行渡江后继续进军的光荣任务，望我各级党委在部队党及指战员中立即开始进行如下工作：1.明确的向党内外指明敌人国民党的残余力量还存在，还在勾结帝国主义，并继续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援，向我解放区进行封锁和破坏，企图垂死反抗，苟延残喘，死灰复燃，中国的南部、西南部、西北部、东南部尚未完全解放，广大待解放的人民正热望人民解放军前去协助解放。我全国各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尚未结束，不继续进军，残敌不能最后消灭，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望发扬以前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的成绩，提高全军政治认识，鼓舞全军战斗意志，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为完成继续进军，争取迅速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保障和平统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光荣任务而奋斗。指明任何对于这一继续进军之重要意义不认识和意志松懈与消极，都将损害党与人民的事业，损害革命的彻底胜利。耐心的和深入的克服存在着的骄傲、怕苦、保守、松懈、厌倦等有害的倾向和思想，全军全党团结像一个人一样的坚决前进。

　　2.中央军委已命令我第二野战军继续进军的目标为西南，应按党内与党外干部与战士的次序，适时公开说明继续进军的目的地区。指明解放西南广大地区，解放七千万人民和西南在国防地位上、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正确的介绍西南一般地理、交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并批判某些离开党与人民的政治观点而说的哪里“好”哪里“坏”的庸俗的错误的观点，使全党全军正确认识解放西南的重要意义，而积极向着西南进军。

　　3.除了在全党全军，尤其是干部中充分完成上述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外，还应从军事、政治、后勤运输各方面，加强继续进军的实际组织工作。进军西南是一光荣任务，同时也是一艰巨任务；大军在蒋灾、兵灾、水灾之时，横穿赣湘两省，组织全军胜利的进入目的地，这是极繁重的任务。这里包括走路、吃饭、穿衣、宿营、运输、保持部队健康、巩固部队情绪、争取沿途居民、团结兄弟野战军及山地河川作战、习惯西南生活等工作。因此，各部队除了在全党全军普遍进行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教育以外，必须以极负责认真的态度，重新检讨过去进军江南的经验，实行科学分工和各级干部应随时了解部队情形，严格督促检查工作，上级军政干部深入下层进行教育，与士卒同甘苦更为要紧。今后进军中的军事、政治、后勤等组织工作，必须加强，克服存在着的粗心大意、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就可以避免某些可能避免的困难，全军胜利地实现新的进军任务，这样才是继续进军胜利的具体保证。

　　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第3 、4 、5 兵团。此时，第4 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调归四野指挥，遂行进军中南作战。这样，担负进军西南作战任务的二野部队，目前只有第3 、5 兵团。

　　第3 兵团下辖第11、12、13军，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渡江作战后，第3 兵团进占浙江金华、兰溪。6 月底奉命北移，于7 月上旬进至安徽芜湖、宣城、安庆地区整训待命。

　　还在7 月中旬，刘、邓首长即电召第3 兵团司令员、政委到南京汇报部队的情况。在汇报过程中，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听取了陈锡联、谢富治关于部队中对下一步任务的各种猜测，站起来走到巨幅地图前，用右手指着地图说：“我军渡江作战后，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不管是正规军也好，或是地方军也好，就是把他们的后方机关人员统统加进去，也不过150 多万人。这些敌人现在主要盘踞在中南、西南、西北和台湾等地区，蒋介石已经无路可退了。军委已经发出指示，命令各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前进。我们二野的任务是，在其他兄弟部队配合下，进军大西南厂”不过还要告诉同志们一点，“刘伯承接着邓小平的话说，”由于我军现在处于绝对的优势，敌人呢，千方百计要避免与我决战，以求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对待这样的敌人，毛主席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先断敌退路，再聚而歼之。“

　　邓小平最后叮嘱陈锡联：“前委很快就要下达进军西南的指示，希望你们抓紧准备，特别是要解决好少数干部战士不愿到西南去的思想。要告诉部队，西南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立足之地，我们绝不能让蒋介石蹲在大陆，一定要在部队中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叫得响响的。”

　　7 月26日，第3 兵团在南京召开了为期一周的团以上干部。会，传达贯彻二野前委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进行进军西南的动员和研究进军作战方案。刘伯承司令员亲临大会，作了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

　　刘伯承站在原南京国民党政府“国大礼堂”的讲台上，那抖擞的精神、有力的挥臂动作和浑厚宏亮的声音，显示出一派大将军的风采。他说：“渡江作战后，我们二野分别集结于芜湖、上饶及赣中地区，主要是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在这期间，青岛、福州等沿海城市相继解放，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小，而且我第三野战军的部署已调整就绪，完全能够担负起东南沿海的防务。因此，我们二野向西南进军的时机成熟了。”

　　刘伯承讲完军委的决策和进军西南的伟大意义之后，呷了一口茶，双手往腰际一叉，很风趣地高声问道：“同志们可知道蒋介石有三怕？”

　　于是，台下的同志们纷纷议论起来。

　　刘伯承稍作停顿，然后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便伸出手，扳着指头说：“蒋介石一怕我军入关，二怕我军渡江，三怕我军进军西南。眼下，我军已入了关，也渡了江，现在又要向大西南进军了，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日子不长了！”

　　第5 兵团下辖第16、17、18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7 月23日，接到二野前委向西南进军的指示后，兵团党委在江西上饶召开扩大会议。司令员杨勇对他的军长。师长和政委们说：“渡江以后，没有大仗可打，大家可能有些意见了吧。告诉你们，军委的指示下来了，我们兵团将参加进军西南作战，届时要解决上百万人左右的国民党部队。到那时，可是又吃肉、又啃骨头，还要喝汤，诸位可不要撑坏了！”

　　此时，第5 兵团部队正驻扎在赣东北这块老革命根据地。杨勇接着说：“赣东北，是方志敏等同志开辟的根据地，是革命的老家。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做好准备，用胜利来报答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7 月25日，兵团又召开团以上干部动员大会，苏振华政委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彻底消灭盘据在西南的国民党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于8 月上旬主持召开兵团司令员、政委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讨论进军西南的作战计划。中旬，二野作战会议已经进入尾声。在二野司令部作战室的墙壁上，醒目地挂着“第二野战军西南作战决心要图”，那一个个巨大的红蓝色箭头，简明、扼要地显示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我军各兵团、各军的任务。此刻，刘伯承司令员正在作总结性发言：同志们，进军西南作战，任务艰巨而复杂，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几天大家分析的情况来看，西南作战既有不利条件，也有有利条件。其不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一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五省区，面积234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近四分之一，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七国接壤，国境线长约6750公里。该区按地形特点可大致分为西藏高原、川康滇峡谷区、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四部分。其中，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大多为崇山峻岭，地形险阻，交通除滇越铁路（昆明至越南河内）、黔桂铁路（都匀至柳州）以及少数公路外，主要靠山间小路通行。因此，川北素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贵州亦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该区虽地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但除四川盆地等地外，大部地区人口稀少，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由于该区地形复杂，使敌人的回旋余地较大，我之进攻不易。

　　第二，该区民族众多，有汉、彝、苗、藏。白等30多个民族，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各不相同，社会情况复杂。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为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极力策动“西藏独立”，煽动西藏地方多次向西康等地发动进攻，形成了连绵十数年的川藏战争，严重挑拨了民族矛盾，在汉族与藏族之间造成了一定的民族隔阂。而川藏战争的结果又使西藏地方政府控制了金沙江以西西康省的所有地区。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第三，西南地区是国民党长期经营的一个地区，也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盘踞川康黔一带的国民党军，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第5 、7 、18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部第14、15、16、19、20、22兵团等部，总计34个军85个师约50万人。盘踞云南的为云南省绥靖公署卢汉部4 个军。蒋介石在此一共聚集了大约90万人的部队准备负隅顽抗，我们必须抱定打硬仗之决心。

　　第四，进军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部队由华东向西南进军，近者2000余公里，远者4000余公里，道路崎岖，通行困难，一切补给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后方，就地补给又有一定困难。

　　当然，进军西南也有不少有利条件。全国解放战争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猛发展，国民党军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在西南地区难以形成有效防御；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发展到3 万余人，并解放了黔西南、滇西、滇北、滇东南等部分地区，成为我军进军西南的有力助手；云南、四川地下党为迎接我军进军西南，大力开展工作，西南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罢工、罢课、抗捐、抗税等斗争风起云涌。……

　　在分析了进军西南作战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之后，刘伯承对敌情判断和决心要点作了如下口述——鉴于敌人的防御态势，我认为：当我野战军进军西南的强大攻势发起后，位于川陕边境的胡宗南部将加速向四川撤退；同时，位于川湘鄂边区的宋希濂部可能先行退到川东和川南进行抵抗。保障胡宗南部的侧翼安全；如若四川不保时，胡来两部可能将由川东南向滇缅、滇越方向溃逃。基于以上分析，我野战军主力将充分利用兄弟部队佯动效果，沿川东和黔东方向突破，进行迂回包围并依次攻占贵阳、叙府、沪州、乐山、邓睐、大邑等地，以求截断四川境内国民党军的溃逃之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为此，野战军作如下部署：以第5 兵团和第3 兵团之第10军直出黔北、川南，切断敌军向云南方向的退路，尔后协同第3 兵团作战；以第3 兵团所属第11、12军，会同湖北军区指挥之第50军和第42军等部，以钳形攻势围歼宋希濂部后，直出四川东南部，与第5 兵团协力聚歼川东和重庆地区之敌；第3 、5 兵团完成上述任务后，在第18兵团的配合下，实施成都战役，全歼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之敌。

　　8 月19日，经刘伯承、邓小平签署，二野司令部下达了《向川黔进军作战基本命令》。命令如下：1.敌情如野司关于西南敌人的综合通报。

　　2.本野战军主力（除4 兵团外）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沪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3.各部队之行动部署：（1 ）5 兵团及附特纵之炮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武岗、湘潭之线，争取以10天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前攻占贵阳、黔西，尔后以一个军留置贵阳地区，捕剿散匪，维护交通，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3 兵团作战。

　　（2 ）3 兵团并附特纵之炮9 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常德、江陵一线，争取于10天到半个月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前攻占遵义、彭水、黔江，尔后除以一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监视与牵制涪陵至万县等地之敌，待机作战外，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进击沪县至江津地带之敌，协同5 兵团作战。

　　（3 ）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应顺势攻占富顺至壁山之线，并调整队势，切实侦察掌握各方面情况，准备下一步之行动。

　　（4 ）以沅陵、思南、遵义、沪县、荣昌为两兵团之分界线。线上属3 兵团。

　　（5 ）3 、5 兵团应按上述方针，根据实际情况，做更具体的部署，并报告本部备查。

　　（6 ）特纵除配属各兵团之三个重炮团和一个工兵团外，其余于8 月23日以前集结花园地区待命。

　　4.本部拟于10月底移武汉附近，尔后位置临时确定。此为基本命令，尔后之变化，视情况另以命令行之。上述作战部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安徽芜湖，第3 兵团驻地。

　　二野作战会议结束后，第3 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匆匆赶回兵团司令部驻地芜湖，传达会议精神。陈锡联，是二野兵团级干部中比较年轻的指挥员之一。自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多年枪林弹雨的考验，炮火硝烟的熏陶，终于把这位来自贫瘠山区的农家子弟锻造成一名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刘邓麾下的一员大将。此时，这位统率10多万部队的兵团司令年仅34岁。

　　返回兵团司令部驻地后，陈锡联立刻召开了有军长、师长们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野战军首长指示，研究本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

　　陈锡联首先介绍了野战军首长赋予本兵团的任务，接着他谈了自己对执行上级任务的意见：“为完成野司赋予我兵团的任务，我认为，首先应组织好部队隐蔽地向集结地区开进，待完成各项准备后，协同四野第47军部队，以突然的行动发起攻击，坚决夺占四川境内的黔江、秀山、酉阳、彭水等地区，打开川东门户并相机解放重庆，尔后参加成都会战，聚歼胡宗南部，肃清四川残敌。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兵团担负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根据地理条件，川东地势险要，道路崎岖，江河纵横交错，不便于大兵团行动。特别是在我们进攻的方向上，有宋希濂部重兵把守。因此我兵团能否出其不意地打开入川通路，关系着整个西南战局的进程。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动员工作，克服贪图享受思想，树立吃大苦、耐大劳的观念，保证一声令下，立即奔赴战区。”

　　江西上饶，第5 兵团驻地。

　　冒着盛夏酷暑，第5 兵团党委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的议题是，传达野战军西南作战命令，研究本兵团作战部署。

　　兵团司令员杨勇，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历任连、营、团、师长，直至兵团司令员，是刘邓麾下一名骁勇善战的战将。他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介绍了野战军赋予兵团的任务：“按野司的部署，我兵团将于10月份隐蔽地集结于湖南邵阳地区待命，尔后直出贵州，于11月20日前攻占贵阳，切断胡宗南、白崇禧集团间的联系；尔后，再以主力经毕节入川，协同第3 兵团解放整个四川；同时，我兵团还负责经营贵州。”

　　司令员介绍完上级的意图后，在座的各位指挥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对进军贵州的任务谈起自己的看法来。

　　第16军军长尹先炳说：“这次进军贵州，我看，文章主要在腿上，作战在其次。从上饶到湘西，上千里路，又是秘密行军，需要认真加以筹划。”

　　接着，第17军军长兼政委赵健民建议：“面临着进入贵州后大量的地方工作，部队必须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教育，否则，我们将难以负担起新区的地方行政工作。”

　　为保证进军西南任务的完成，二野前委除着重研究了进军作战的具体部署外，还研究了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部队后勤保障、新区工作以及少数民族工作等问题。前委决定，在思想教育方面，于开展进军动员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加强党的各项政策的教育，各部队以团或以师为单位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切实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在物质保障方面，下大力组织并加强进军的后勤工作，加强新区借粮政策的教育，并开展人员马匹健康运动。

　　根据前委的指示，各部队于6 、7 月份在做好应付美国军事干涉准备的同时，着重进行了二中全会决议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此外还进行了新区农村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城市政策的政治教育。8 月转人进军动员，反复说明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介绍进军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并组织群众讨论，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各部队以团或以师或以军为单位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和纠正某些干部的居功自傲、缺乏整体观念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不良倾向，大大提高了部队特别是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增强了部队进军西南并建设西南的信心和决心，为完成进军西南的任务打下了巩固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部队还进行了山地、河川、稻田作战等战术训练，并以团或师为单位举行了隆重的授予军旗典礼。

　　在中央军委统一筹划和各大战略区的大力支援下，部队的人员得到补充，炮兵、工兵特别是后勤领导机构及其运输部队、兵站、卫生等部门大为加强，经费、鞋子、棉衣及其他军用物资及时下发部队。此外，还抽调了县委委员以上干部800 人，区村干部4000余人，在南京、上海等地招收学生、青年职工近万人，随军西进，以备开辟西南地方工作的需要。

　　当二野主力向湘鄂西集结时，贺龙所率的第18兵团之第60、61、62军及一野第7 军于9 月20日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整训，做好南下入川作战的各项准备。经过教育和充分准备，部队情绪高涨，纷纷上书请战，表示坚决打好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

　　
44．蒋介石做“割据西南的梦”。毛泽东和刘邓巧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

　　如毛泽东的判断，蒋介石的确正在做“割据西南的梦”。

　　根据国民党军仍据有西南诸省及两广和西北地区一部的形势，广州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制定了“以持久作战，确保华南。西南大陆及台湾、琼岛，争取时机维持现有战力，积极培养新生力量，以主力机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匪之野战军，准备反攻”的战略方针。据此，蒋介石要求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应以持久作战，确保西南为目的，以四川为核心，争时待机，维持现有战力，积极培养新生力量，以攻为守坚持地区，并将有力兵团机动控制扼要地区，对分头来犯之匪，适时集中优势兵力，而各个歼灭之。”

　　为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还在1949年4 月，蒋介石就派心腹王陵基接替邓锡侯担任四川省主席，要他看好成都这个据点。重庆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则由亲信张群坐镇。蒋嘱咐张群：“当以元老身份和在西南的帮旧关系，尽力协调党内人事关系，缓和矛盾，控制地方势力抬头，为党国大计尽职尽责。”

　　此时，盘踞在西南地区内的国民党军总共约有90万人，其中，作为主力部队的作战兵团主要有：部署在陕南、川北一带，归川甘边区绥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第5 、7 、18兵团，共12个军。

　　由川鄂边区绥署主任孙震指挥的第16兵团，下辖二个军。

　　归贵州绥署主任谷正纲指挥的第19兵团，下辖2 个军。

　　由云南绥署主任卢汉指挥的第8 、26军和新编第13、14军，共4 个军。

　　部署在川东鄂西地区归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第14、20兵团，下辖6 个军又4 个师。

　　此外，还有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接指挥的第15、21兵团共4 个军；属于刘文辉、邓锡侯和杨森的3 个军等。

　　以上50万正规部队中，只有胡宗南、宋希濂等部是蒋的嫡系，其余大多是地方派系，蒋介石并不太放心。

　　蒋介石为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真可谓席不暇暖，辛劳备至。一个多月以来，他频繁往来于台湾、广州。重庆、昆明之间。8 月24日，蒋介石携长子蒋经国由广州飞往重庆。一下飞机，蒋介石就发表讲话称：“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战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为实施蒋介石保卫以四川为中心的大西南的计划，保卫西南的两位主将、同是蒋的黄埔一期门生的胡宗南和宋希镰，在蒋介石飞渝之前就碰头商议过了。

　　此时，在西北战场上连战连败的胡宗南退居秦岭南麓汉中盆地，他可不是学当年汉高祖刘邦在汉中韬光养晦，而是被解放军进逼得走投无路退守此地。

　　正当胡宗南为自己和“党国”的命运忧心仲忡时，他的老同学、时任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的宋希濂来访，两人就时局的发展进行了一番长谈。

　　宋希濂，名声虽没有胡宗南那么响亮，却也是蒋介石看重的人物。1949年初，蒋介石在考虑西南防卫部署时，将宋希濂从新疆调往湖北宜昌，出任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同年7 月，解放军四野部队进攻宜昌、沙市，宋希濂部退至巴东、五峰、慈利。大庸至沅陵一线，奉蒋介石之命，主要任务是屏障川东门户。此时，宋希濂与胡宗南算是挂在一条线上的蚂蚌，共同担负蒋介石“固守西南”的“重任”。

　　8 月初宋希濂把他的司令部由巴东移到鄂西的恩施后，于9 日飞往重庆。当晚，宋希濂晋见了他的顶头上司——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并于翌日拜访了钱大钧与杨森，然后同胡宗南通了电话，约定11日在汉中见面。

　　11日下午3 时，宋希濂飞抵汉中，胡宗南亲到机场迎接。当晚，从20时开始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两人就当前局势和应对之策进行了长谈。

　　开始的时候，他们回顾了国民党20年来的统治，认为成绩太差：政治上贪污成风，腐败无能，弄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经济上弄得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党务一团糟，虽有几百万党员，但毫无组织力量；军队中也矛盾重重，指挥紊乱，士气消沉。他们认为，上述种种就是三年来国军失败到这般田地的主要因素。

　　接下来，他们又重点议论了下面几个问题：第一，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在短期内爆发？第二，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分裂的可能？第三，就目前形势来看，能不能保住西南、华南。台湾等地？第四，如果共军向西南进攻，能不能与他们进行决战？如果不能进行决战，应该怎么办？

　　对于第一个问题，两人所见略同，认为短期内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英、法等国损失惨重，绝非短期内所能恢复；美国虽损失较小，但美国人民不愿打仗，而且美国政府的一贯作法是由它出钱出枪，利用别人去打仗，等到别人打到两败俱伤时再出来检便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是美苏之间的战争，没有西欧国家打头阵，美国要想组织五六百万军队到欧洲去同苏联打仗，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老蒋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论调是不可信的，靠这根稻草来救命是必然靠不住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胡宗南自认为有相当的研究。因为他长期替蒋介石负责封锁边区，且有一批如梁干乔之流的“军师”出谋划策。他认为，共产党从建军时起就形成了各种山头，抗战时期又建立了许多游击根据地，许多人各据一方，现在力量更趋强大，一定会互争雄长。依据他在国民党军中争权夺利的经验，他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内部有出现分裂的可能。

　　对于第三个问题，他们都感到很悲观。按他们的估计，当时共军的正规部队已达400 余万人，目前正在向全国各地进军，毛泽东已明确提出目标，那就是统一全国。而国军部队虽然尚剩百余万人，仍据守着新疆、甘肃、陕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鄂西、广东、广西及台湾、海南岛等地，但无论就数量和战斗力来说，在任何地区都已无力与共军进行决战；因而在大陆上，无论是西南还是华南，国军都不会守得住。只有台湾一地，由于地理条件的关系，或许可以暂时苟安。

　　最后，他们详细地讨论了“保卫西南”问题。

　　在盘算了保卫西南的兵力之后，他们认为，要想与共军决战是完全不可能的。既不能决战，又不能坐以待毙，就只能想办法避免解放军的围歼而保存实力了。于是，他们定下了如下方案：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俟共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至滇南之车里、佛海一带。如将来再受共军压迫时，则以主力退人缅甸，以一部退入滇缅泰边境。为顾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人境及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破缅军的决心和力量，因此在转移时，必须尽最大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等。

　　根据这个决策，两人商定，由胡部设法抽调约一个军的兵力，开驻川南的乐山、峨眉、新津等县，准备进入西康；由宋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开驻沪州，为将来主力由盐津、昭通、会泽等地开往滇西作好准备。为使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应先解决刘文辉，以控制西康，并以西昌作为第一个根据地。

　　这个方案主要是宋希濂筹划的，因为宋在抗战时曾率第11集团军远征印缅，在滇缅边境经历了四年的战斗生活，他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

　　蒋介石万万想不到他的这两个得意门生，在保卫大西南的作战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如此没有信心，就在寻找退路了。

　　蒋介石来到重庆后，住进了抗战时曾住过的山洞陵园。

　　随即，所有在西南方面的国民党党政军负责人先后被蒋总裁召见。

　　张群首先被召见。望着这位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蒋介石感慨地说：“岳军兄，西南地区复兴党国的重任就交给你了。搞好了，我们就能在大陆站住脚。搞不好，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啊！”

　　张群似乎底气不足：“总裁，此次委以西南重任，实属艰难备至，岳军惟有鞠躬尽瘁而已。至于作战事宜，鄙人不才，愿随时听候总裁吩咐。”

　　接着，胡宗南和宋希濂被召见。他们将两人在汉中商定的方案向蒋介石作了陈述。但蒋介石认为：第一，展望未来，两广势难保持，在华南丢掉之后，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第二，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第三，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很充足，必须保持这一地区。第四，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只要他们不在后方捣乱，应设法加以拉拢。因此，蒋介石不同意将主力退往滇缅边区的方案，他决意要经营西南，企图保持一个偏安之局。

　　于是，负责守卫大西南的主要将领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等人联名上书，请求蒋介石这次来就不要走了，长期住在重庆，“使之成为反共复兴基地”。将领们的心意，蒋介石完全理解，但此时蒋介石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才能知晓。蒋介石看完将领们的上书后说：“我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要由我亲自主持。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支撑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就一定有变化。到那时，我们反攻的胜利就有希望了。”

　　蒋介石这次到重庆，为了稳定军心，硬着头皮住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又是开军事会议，部署西南防务；又是召见主要将领询问情况，面授机宜。但好些人已经感到蒋介石不再具有以前的威望了。事后宋希濂说：“蒋介石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罗广文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消息、新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

　　1949年9 、10月间，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正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策，或行军，或作战，战马嘶呜，战鼓动地。

　　华东方向，三野在相继解放上海、宁波、青岛、福州等沿海城市后，保卫东南沿海的部署已调整就绪，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已大为减小。

　　华南方向，四野各路部队沿粤汉路南下，浩浩荡荡地向湘、粤、桂进军，准备在湘桂地区歼灭白崇禧主力集团。

　　西北方向，第18兵团等部向秦岭地区的胡宗南部发动攻势。同时，活动在陕南和鄂西北地区的原中原军区部队，积极佯动，吸引国民党军。

　　此时，只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才清楚地知道：这错综复杂的军事行动中，掩护着一个绝大的秘密，那就是二野数十万大军于9 月初开始向西机动。

　　为了迷惑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保证对其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突然性，毛泽东和二野刘邓首长设计并实施了公开与秘密两种机动方式，准备从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方向，实施向西南的进军。

　　二野第4 兵团首先在四野的统一指挥下，由赣南向广东进击，尔后直插云南，截断西南残敌逃往境外的退路，这是进军西南的战略大迂回。

　　二野第5 兵团则以参加湘南地区衡宝战役的姿态，由上饶隐蔽地开往湘西。该兵团在开进、驻扎、通信和同地方政权联系中，一律使用四野的番号，使白崇禧误认为二野主力也要加入中南战场作战。

　　二野第3 兵团除一部溯长江北上走水路外，其余大部则由南京北上，由津浦路转陇海路，做出一副车运宝鸡、从北面进击四川的样子。实则，主力到郑州后，经粤汉线秘密南下，隐蔽集结于湘鄂西部。

　　这样一来，在中南地区，二野和四野两支大军的进军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方式：向华南疾进的四野部队是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向西南开进的二野部队则僵旗息鼓，不显踪迹。

　　面对战争史上这一战略伪装的杰作，刘伯承欣然地点点头，说道：“这样子好，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

　　在一旁的邓小平则笑着对参谋人员说：“各位再努一把力，将最后一幕戏演好！”

　　邓小平说的“最后一幕戏”，便是刘邓首长率二野领导机关“表演”的“声东击西戏”。

　　9 月，邓小平因劳累过度病倒了，头痛得厉害，痛得卧床不起。

　　从1938年走上抗日战场，到1945年打响与国民党之战的第一枪，再到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进行淮海战役、举行渡江战役，直到解放南京、解放上海，已经是11年了。在这11年的岁月中，邓小平历尽艰难，从未病倒过。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自抗战以来，邓小平一直坚持每天洗冷水浴，即使寒冬腊月也从未间断过。

　　由于一连串的战事，他实在太累了。中央批准他休假一个月。

　　9 月的一天，邓小平带着全家来到了北京。这是他45年生涯中第一次到北京。

　　刘伯承也于9 月奉召来到北京。

　　刘伯承、邓小平在北京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开国大典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重要活动。

　　9 月23日，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代表刘伯承发言公开宣布：“我们第二野战军正在与全国人民解放军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执行解放西南、华南的任务。我向大会保证，一定能够彻底消灭西南、华南残敌，巩固国防，协力保卫新中国建设的胜利进行，不负大会的期望。”

　　为了领导西南的全面工作，从1949年7 月开始军委即考虑西南局的组成问题。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一步讨论进军西南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还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刘伯承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康、周士第、李达任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

　　在二野领导机关西行前夕，三野司令员陈毅赶到南京，对于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并肩战斗的二野部队，对于既是战友又是老乡的刘伯承、邓小平，充满了依依不舍之情。

　　为了表达三野指战员对二野的深情厚谊，陈毅司令员等三野首长特意请二野刘、邓等首长前往上海，主要商议对二野进军西南的物资支援问题。陈毅说：“我们一定全力支援你们进军大西南。诸位在物质上有何困难，请尽管提出来。不过，依我看，你们最需要的无非是鞋子、蚊帐、药品等，只要上海有，我们全都给你们。”

　　在饯行的宴会上，陈毅手执酒杯向二野领导敬酒，诚恳而风趣地对刘、邓说：“当初，毛主席部署向全国进军时，我就说，二野太苦了，挺进大别山吃了不少苦，淮海战役又把老本拼得厉害，不如二野、三野任务对调，三野去经营西南，二野经营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毛主席却说，三野的老底子是新四军，过去长期在江南水乡，有江湖作战经验。而且，三野不仅要解放华东及东南沿海地区，还要跨海作战，准备解放台湾。所以毛主席没有同意我的建议。这一次你们进军西南又要吃大苦了。”

　　“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这叫用其所长嘛。何况你们三野的任务也不轻啊！”刘伯承笑着说。

　　陈毅接着说：“咱们是老乡对老乡，不打诳语。我也是四川人，要不是中央让我当上海市长，我还真想同二位打完这最后一仗呢？”

　　陈毅一席诚挚的话语和三野的鼎力相助，使二野的同志们深受感动。

　　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领导机关从南京出发，沿津浦路北上，开始向西南行进。

　　从南京出发，二野领导机关及刘邓等指挥员的行止动向就受到重庆的特别关注。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国防部保密局启动了津浦。陇海路沿线的所有潜伏特务，日夜监视、密报二野领导机关的一举一动，以求在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出对手的下一步行动。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要求部下将这最后一幕“声东击西”的压轴戏演好！

　　二野领导机关的一路行踪，故意暴露得清清楚楚。从南京到郑州这一路上，在火车沿途经过的大小车站上，运送二野机关、部队的专列都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刘伯承、邓小平一再露面，接见当地党政干部、群众代表，并公开宣布二野的使命是进军西南。到达中原名城郑州后，二野领导机关同郑州群众共同召开联欢大会，刘伯承、邓小平发表了讲话。

　　会议上，一位女学生慷慨激昂的发言将这场规模空前的“压轴戏”引向高潮：“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前进吧！我们后方的人民，一定努力生产，全力支援你们。同志们，前进吧！巴山蜀水在呼唤着你们，西南人民在盼望着你们，后方的人民在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同一天，新华通讯社详尽报道了这次欢送大会的盛况。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在重庆的蒋介石的耳朵里。

　　9 、10月间，重庆蒋介石山洞林园别墅。

　　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连续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共军的进攻方向，研究作战方案和兵力部署。

　　参加会议的有张群、胡宗南、钱大钧、邓锡侯、杨森、刘文辉、郭汝瑰。罗广文、沈策等人。

　　蒋介石首先给部下打气说：“国际危机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以待国际时局变化，定能反败为胜。”

　　接着，由长官公署情报处长徐远举介绍情况，他说：“据各方面的侦察，8 月底9 月初以来，陕西关中地区共军调动频繁。陇海路上，徐州至宝鸡段西行军列很多。据赛报，进入关中地区的主要为共军二野主力。另外，近一个时期以来，胡长官的秦岭防线及汉中地区连续遭受共军主力兵团的攻击。”

　　在情报处长介绍情况时，与会各位将领议论纷纷。当蒋介石发问：“诸位认为共军的主攻方向指向何处呢？”会场即刻陷入沉默。判断共军主攻方向，这个责任太重大了，谁也不敢轻易表态。

　　正在众人沉默之时，川陕甘边区绥署副参谋长沈策发言说：“从历史上考查，历代入四川，大多是由川北而来，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险阻，不便用兵，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基于上述理由，我主张调四川四个军于川北剑阁一带布防，以挫败共军入川企图。”

　　蒋介石不住地点头。还在一个月前，蒋介石就判断：解放军入川的主要方向，或北或东，以北面的可能性较大。他认为，川东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而且，川东方向的翼侧湖北、湖南地区，尚有白崇禧作屏障。而川北方向呢？虽然地形也十分复杂，有横亘于川陕间的秦岭、大巴山，通行困难。但是，自古从中原到西南走的都是这条路，川陕之间路途虽险，毕竟有公路干线相连。特别是秦岭以北的关中地区，有一条畅通的铁路线直通，可以解决大兵团作战的补给。于是蒋介石认定：共军入川，势必要从北面来。

　　眼下，徐远举的情报也佐证了他在前一个时期的判断，因此蒋介石没有半点犹豫，仍然坚持既定方案。他肯定地说：“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川北方向仍是共军进攻的重点，对这一方向的防御必须加强。必须拒匪于川境之外，即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而不在川境之内与匪周旋。因此，秦岭防线一定要守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擅自后退。另外，除了秦岭防线以外，还必须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同时，川东方向也不能掉以轻心，宋希濂部必须加强防守。还有，罗广文兵团应迅速配置在南充、大竹地区，作好向川北或川东机动的准备。”‘经过讨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判断，共军对西南可能四面进攻（由川鄂路、川湘路、黔路、川北、川东北），以一部绕道玉树进入西康，堵塞西南之侧后门，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由湘黔路直趋昆明，切断川桂联系，以囊括西南。

　　据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决定，“以保卫戡乱基地四川，争取时机，等待国际变化为目的，争取长期持久、机动防御为战略，北面自大巴山、米仓山亘摩天岭之线，利用地形阻歼匪军于境外，进行持久抵抗，并积极向敌后发展游击，东面配合华中友军攻击，力争会歼匪军于湘西地区，不使进入贵宁四川一步（白崇禧向北，宋希濂向南，何绍周向东）。”

　　为确保西南地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决定采取六条措施：“1.自力更生，粮服军饷自筹，不依靠中央维持，继续作战。2.积极建立新军。3.划四川为若干警备区，如二县或三县成立联防指挥部，积极组训民众，动员人力物力肃清土匪，维持后方治安。4.自川鄂边界起，经武陆、七苟山、大巴山。米仓山到摩天岭之线，实行大规模纵深破坏道路（其长度约当五日行程），控制水源，空室清野，使敌不能通过（长官公署派人监督进行中人5.以康滇为后方，不得已时向该两省撤退。6.限自9 月15日起三个月内肃清云南土共。”

　　根据以上决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部署如下——以川陕甘绥署胡宗南部第5 、18兵团等部所辖的第27、36、38、65、90、3 、98军，沿秦岭主脉之成县、徽县、留坝、佛坪、镇安构成第一道防线；以其新组建的第7 兵团等部之第17、30、69、76、57军，沿川陕边之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成第二道防线。

　　胡宗南骄狂地将其称之为“马其诺防线”。

　　以罗广文第15兵团所属之第108 、110 军，位于川北剑阁地区，准备随时增援川北方向。

　　以郭汝瑰第22兵团之第72、44军于川南宜宾、沪州及泰江、南川一带，保持机动。

　　以川鄂边区绥署孙震部所属第16兵团及湖北绥靖总部之第41、47、暂8 、暂9 军，守护长江以北大巴山亘巫山一线。

　　以川湘鄂边区绥署宋希濂部所辖第14、20兵团之第79、122 、124 、2 、15、118 军守护川东长江以南。

　　以贵州绥署谷正纲部所辖第19兵团之第49军，在玉屏至镇远间占领阵地，以保安第6 、7 、9 团编成第4 旅，守备天柱至榕江的100 余公里正面，并准备沿镇远南北、贵筑（今花溪）直贵阳南北及关索岭、打帮河之线逐次抵抗，第19兵团之第89军则于黔西南盘县、晴隆附近地区整训。

　　以位于重庆的空军第5 军区（有B —25飞机两架，F －47飞机6 架，AT－6 飞机两架），负责支援西南地区作战。

　　以海军江防舰队之武穴、常德、永安、永平、英山、英德等6 舰，在巴东、巫山、云阳、万县等地协助陆军扼守川东门户，防止解放军溯江入川。

　　以第20、21军在重庆附近，以第95军在成都附近，以第24军在雅安附近担任守备，以云南省绥署卢汉部所属第8 、26、74、93军对付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

　　由上可见，国民党军为确保四川而分兵把口，并将主力胡宗南部置于川陕甘方向，而在鄂川黔方面的兵力则比较薄弱，这就为二野主力由东面突破，进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并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于四川盆地创造了条件。

　　
45．撕破“川鄂黔防线”。陈锡联兵团直趋川东，宋希源部一溃千里。杨勇兵团出敌不意，兵临贵阳

　　蒋介石虽然把“保卫大西南”的重点放在川北方向，但在川鄂黔边也加紧了防御部署。

　　孙震的川鄂边区绥署设于万县，其所属湖北绥靖总部的暂8 、暂9 军（相当于师）位于开江地区；其直属的第235 师位于巫溪以北；其所属的孙元良第16兵团之第41军三个师位于官渡口、巫山、奉节地区，第47军三个师位于镇坪以西地区。

　　宋希濂的川湘鄂边区绥署设于恩施，其所属钟彬第14兵团之第79军三个师位于五峰地区，第124 军两个师位于巴东、野三关地区，第122 军两个师（仅3000余人）位于恩施以北石乳关地区；其所属陈克非第20兵团之第2 军三个师位于宣恩地区，第15军三个师位于来凤以北地区，第118 军两个师位于黔江、酉阳地区。

　　隶属于贵州绥署的何绍周第19兵团49军两个师位于镇远及其东北地区。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辖的赵子立第127 军三个师位于万县以北的开县，加强川鄂绥署的防御力量。

　　国民党军企图通过以上部署，沿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至湘黔边境构成一道防线，阻止解放军入川。

　　1949年10月底，二野第3 、5 兵团先后进入湘西地区集结，准备按照预定计划于11月初开始向川南实施大迂回。此时，四野为解放鄂西南地区，并配合二野进军西南，准备于发起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集团的同时，发动对宋希濂集团的作战。

　　10月22日，四野首长决定，集中第50军三个师，湖北军区两个独立师，第42、47军各两个师共9 个师的兵力，由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张才千统一指挥，于月底发起鄂西战役，求歼宋希濂集团。

　　具体部署是，第47军第139 、141 师由大庸、桑植一线出发，经来凤迂回恩施，占领利川，截断宋部西退道路，如其未撤，第二步即由西向东进攻；与此同时，湖北独立第1 、2 师及第42军第155 师（第124 师未赶到），由秭归渡江向建始。恩施前进；第50军全部由宜昌秭归间渡江，由东向西经资丘一带向恩施攻击前进。

　　根据上述情况，刘邓决定对四野发动的鄂西战役予以配合，并于10月29日发出《进军川黔作战的补充命令》：第3 兵团应以现在最先头之一个军，全部轻装，沿四野第47军主力之右侧，以快速行动，直出彭水、黔江（要点），截击可能逃跑之宋匪，并协助47军歼击右侧顽抗之匪军。第3 兵团主力则依此调整部署，速按原计划分别出遵义及尾先头军跟进。第5 兵团及第3 兵团之第10军仍按原计划速出贵州。

　　这样，在北线，四野发动的鄂西战役与二野进军川黔作战在作战部署上完全协调起来。第50军、湖北两个独立师及第42军第155 师为右集团，第47军主力与第3 兵团主力第11.12 军为左集团，以钳形合击态势，求歼宋希濂集团主力于黔江、彭水以东地区。在南线，第5 兵团及第10军则乘机直出贵阳、遵义。

　　10月28日，四野发动鄂西战役。11月1 日，二野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统一指挥下，二野主力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从北起巴东、南至天柱500 公里的战线上，对国民党西南守军发起全面攻击。

　　湖北西部的巴东至贵州境内的天柱，两地之间直线距离约500 余公里，是蒋介石“西南防线”上地形条件最复杂的地段之一。在这一地段的北部，长江自万县以东穿越巫山流人湖北，经过西起奉节、东至宜昌长达200 余公里的峡谷区，扼川、鄂交通之咽喉，地形极为险要。在这一地段的南部，武陵山脉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到处是悬崖绝壁，通行异常困难。

　　从10月28日开始，右集团第50军等部分作三路由宜昌。秭归、香秭等地渡江向鄂西南进击。11月3 日击破国民党军第124 军等部的防守，攻占巴东、绿葱坡、野三关等地。

　　左集团第47军主力于10月30日从永顺、大庸出发，11月1 日进至龙山以南招头寨一带。

　　与此同时，二野第3 、5 兵团从11月1 日起，分别由石门、慈利及芷江、黔阳地区西进，进军川黔作战正式开始。

　　在解放军突然发动的强大攻势下，川湘鄂绥署主任宋希濂、川鄂边绥署主任孙震、贵州绥署主任谷正纲等人连连向重庆告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闻之大惊失色。

　　按照蒋介石的判断，共军主力将从川北方向进攻，可现在共军却在东部发起攻势。张群心里犯开了嘀咕：“兵不厌诈，这究竟是主攻还是佯攻？”眼下，老蒋不在重庆，父子俩在几天前已飞往台湾，去宣慰什么“金门大捷”了，这里的事情他不好妄自作主。沉默半晌后，张群望着站在身边的长官公署参谋长，问道：“川北方向，胡长官那里有什么消息？”

　　参谋长答道：“经与胡长官部联络，告知目前川北方向未见共军发动攻击的迹象，秦岭、大巴山防线安若泰山……”

　　张群分析：假如东线是佯攻，那么，共军的主攻也将很快在北线开始；假如北线近期未见动静，那就说明共军的主攻方向确在东线。因此，张群非常关心北线的情况。

　　又过了十多个小时，川北方向仍未有动静，张群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唤来机要秘书，口授电报三封：一封是发往台北的，告知“西南防线”的东部情况，请蒋介石火速返渝。第二封是发给东线三位绥署主任和四个兵团司令官的，告诉他们：“东线为党国复兴基地命脉所系，必须死守。”第三封是发给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着令该兵团由川北东运基江，准备增援宋希濂集团。

　　根据张群的指令，宋希濂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向永顺方向共军发动攻势。为此，他将第122 军调至四川忠县地区整补；以第124 军阻击解放军右集团；调第118 军至龙山、来凤，令第2 军由咸丰南下，以第15军进至来凤以北的沙道沟，令第79军西移鹤峰，准备集中四个军于6 日起由北向南对解放军第47军发动攻击。

　　针对宋希濂准备对第47军发动进攻的企图，二野、四野部队密切配合作战。四野首长令第47军在招头寨、洗车一带停止待机，并于5 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锡联、谢富治等：“无论敌是否按其规定计划进攻永顺，我3 兵团盼能抽出两三个师的兵力，迅速进占酉阳向黔江前进，如敌不攻永顺地区，则由西阳直出彭水及其东北，断敌退路。”“为统一作战指挥，我47军两个师应归刘邓陈谢统一指挥与部署。”

　　M 野刘邓首长则以第12军经永绥出秀山、酉阳，然后直出彭水，以第11军向大庸、桑植地区急进，配合第47军作战。双方约定，从10日开始对龙山、来凤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根据统一部署，解放军左右两路同时发起猛攻，一举突破了宋希濂集团的一线防御。担任右路进攻的第50军和第42军，在曾泽生、吴瑞林两位军长的率领下，迅速攻占建始、恩施等敌人防御要点后，继续向咸丰挺进；担任左路进攻的第11、12军部队在曾绍山、王近山两位军长的率领下，攻占秀山，直奔黔江，与右路军形成南北钳击之势。

　　11月7 日，被解放军打懵了头的宋希濂方才清醒过来，眼看自己的部队快要陷人解放军的合围，便急忙部署部队向乌江以西撤退，企图后退至黔江、两河口、龚滩、彭水地区组织防御。这一带，山岭连绵，地形险要，并有唐岩河、郁江做天然屏障，易守难攻，素有“川湘咽喉”之称。

　　四野首长发现来凤、龙山地区的国民党军于8 日晨开始西撤后，遂命令第47军发起追击，要求每天以百里以上速度南进，并强调，此次追击须准备直追至丰都、涪陵一带，在长江与乌江边歼灭全部敌人。同时将情况通报二野首长。

　　8 日，湖南常德，二野作战会议正在进行中。刘伯承、邓小平等野战军首长，是刚从武汉抵达常德，准备在第3 兵团之后跟进。眼下召开的作战会议，主要是根据一周来战局的进展情况，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会议由参谋长李达首先介绍情况，他说：“自11月1 日我全线发起进攻以来，5 兵团和第10军已解放湘西凤凰、晃县，贵州钢仁、镇远等县；3 兵团主力和四野第47军攻占鄂西之来凤、咸丰和四川的秀山、酉阳等地区。从总的态势看，敌人‘西南防线’已经被我从中央突破。目前各部队正向敌人防线的纵深插进。”

　　多年的司令部工作，使二野的这位参谋长养成了思维敏捷、记忆精确、表达简练、逻辑严谨的风格。对于错综复杂的战况，他能条分缕析，总能把最关键的问题、最新的进展报告给司令员。

　　刘伯承接着谈了自己的判断和下一步决心。他认为：“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境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罗广文部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因此，我们的部队，尤其是担负迂回阻敌的部队，必须和亡命奔逃的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否则将会丧失进攻所形成的主动权。特别是5 兵团，攻占贵阳后要继续追歼逃敌，坚决把敌人截住，为我全歼川黔境内数十万敌军创造条件。”

　　邓小平补充说：“我们这支部队有着光荣的传统，挺进中原，南下渡江，我们长驱数千里，两只铁脚板硬是跑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这次长途追敌，正是发挥我们优势的时候。一方面，要加强政治工作，激励士气，提高广大指战员解放大西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加强后勤保障。目前正值秋季，阴雨绵绵，部队在这样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体力消耗大。因此，我们各级后勤部门，要保证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可因小失大。”

　　第3 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奉命统一指挥右集团作战，即于8 日19时作出部署：第12军占领酉阳后，速沿乌江两岸进取彭水；第47军应立即经两河口及黔江以南向黔江以西截击；第11军尾第47军跟进；各追击部队均应轻装，排除万难，兼程前进，只要能抓住敌人即是胜利。

　　于是，在川鄂湘边战场上出现了两种绝然不同的情景。

　　解放军方面，以每天100 里以上的行军速度，向敌人的防线内猛插。在通向敌人防线纵深的各条大路、小路上，在山涧、隘口等狭窄地段上，有时数支部队并列行进，你争我赶，惟恐落后，干部战士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向前，向前，追歼逃敌，解放西南！”

　　国民党军方面，则是成群结伙地往西逃命。一开始，撤退还是成建制、有组织的；但随着狂奔的速度加快，大家只好各人顾各人。在为数不多的几条公路上，从东往西狂奔的散兵川流不息。大一点的官带着太太坐汽车在前面跑，不大不小的官骑在马上跑，小官和当兵的在后面用两条腿跑。

　　攻占黔江、彭水等要点，是切断敌人西退之路的关键一着。

　　为了加快行进速度，第12军军长王近山命令第36师乘车开进，沿川湘公路急驰，于9 日进占乾城、永绥、秀山等地。与此同时，该军的第34、35师则沿大庸。永顺。保清、永绥之线攻击，并尾随第36师跟进。14日，该军西进部队攻占龚滩并乘胜强渡乌江西进。担任12军先头部队的第36师行动奇快，在马头山地区的黄家坝遭到敌第2 、15军两个师的抗击，随即展开激战。在作战中，第36师于敌众我寡、地形不利的情况下顽强奋战，最后在友邻部队的支援下，终于击溃国民党守军，夺占了通往江口的要点。

　　与此同时，第u 军在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的率领下，沿石门、慈利、桑植西进，直逼来凤、龙山，并乘胜进占咸丰，将正在向南转移的宋希濂第118 、2 军等部拦腰截为两段。随即，第11军以第31师第92团为前卫，不顾夜暗路滑，饥渴交加，冒雨进击，于12日上午夺占黔江县城。

　　攻取黔江要点后，第31师师长赵兰四通过电台向军前指报告：“敌人犹如惊弓之鸟，一触即溃，毫无斗志。因此，部队必须人不歇脚，马不停蹄，昼夜兼程，穷追猛打，方能全歼逃敌。”

　　曾绍山。鲍先志接受了赵兰田的建议，当即命令第32、33师轻装前进，加快进击速度。

　　右集团在王宏坤的统一指挥下，于10日占领宣恩，并乘胜南下，在咸丰附近地区截住了宋部第79军两个师，第15、124 军各一个师。13日，王宏坤集中第50军第148 、149 师，湖北独立第2 师及第11军第33师主力，将来部四个师包围于宣恩以西之沙道河、高罗、麻阳地区。经6 天激战，除第79军军长赖传文率一部乘隙逃跑外，其余悉数就歼，生俘敌第79军副军长肖炳寅。

　　与此同时，第50军第150 师于14日占领利川，接着向川东追击。16日在鱼泉口歼灭来部第79军军部及第194 师一部。第42军第155 师经利川向西南追击，18日克石柱，接着进逼丰都；第124 师于16日全部进入湖北秭归地区，准备向宋部第127 军展开攻击。

　　此时，在解放军左右两路大军的急速追击下，宋希濂集团乱作一团。10日拂晓，当解放军攻占秀山时，宋希濂冒着大雨由咸丰赶往来凤，召集其部下第14兵团司令官钟彬和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开会，商讨下一步行动问题。

　　经研究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来迟滞共军的挺进。宋希濂当即令第2 军沿公路向彭水撤退，到乌江西岸布防，并派得力部队取捷径速至龚滩，抢在解放军之前控制此地；令第20兵团工兵营和第2 军工兵营速到彭水架设浮桥，保证部队渡过乌江；令第15军和第79军撤往郁山镇附近集结待命；第11军立即沿公路后撤，到江口集结待命；第124 军以一部选择有利地形阻滞解放军前进，主力迅速撤至彭水以西地区集结待命。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白马山要隘与解放军周旋。

　　12日上午，宋希濂在黔江指挥所得到第54师师长董惠的电话报告：“共军追上来了，已到了距离黔江只有二至三公里的唐岩河边，正准备过河。我师已被击溃。”

　　这突如其来的共军先头部队使宋希濂顿时手足无措，当即便与第14兵团司令官钟彬同乘一辆吉普车，带着指挥所人员迅速逃离黔江。

　　宋希濂率指挥所前脚走，第3 兵团第11军第31师先头第92团便跟着进了黔江县城。

　　逃离黔江后，宋希濂率其指挥所当晚到达郁山镇。在郊山镇，宋通过电台与第79军取得联系，得知该军主力未通过咸丰、宣恩间公路。此时，刚刚逃离险境的宋希濂深为该军的困境担忧。他向第79军军长赖传文通报了各方面的情况，嘱其将部队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从解放军的合围圈中突围出来。

　　13日上午，宋希濂在郁山镇西边沿郁河观察地形，认为郁河西岸一带高地可以设防，遂令钟彬的第14兵团残部仅有的两个多师兵力，沿郁河构筑工事，阻止解放军的追击。这天中午，宋率其指挥所抵达彭水。

　　16日，解放军第门军第31师又追至彭水，宋希濂惶惶如丧家之犬，当即与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一起自彭水渡过乌江，直奔江口。

　　至此，防守川东方向的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6 个军，已被解放军歼灭过半，其残部第2 军及第15、118 军等部退到乌江西岸。

　　与川湘鄂战场左右两集团追歼宋希濂主力及四野主力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在千里战线的南端，担任迂回歼敌任务的二野第5 兵团及第10军，于11月1 日在南起天柱、北至辰溪的百余里进攻地段上，向守备贵州的国民党部队发动了出奇不意的进攻。

　　贵州，是云集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和残存于中南地区之白崇禧集团的接合部，在军事上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地区。贵阳，又是川黔、湘黔、桂黔三条公路的枢纽，它北通四川、东接湖南。南连广西、西达云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攻占了贵阳，不但可以斩断西南、中南两大地区国民党军的战略联系，关死成渝地区守敌西逃的大门，而且还为攻取重庆、成都打开了侧翼迂回的通道。因此，黔境作战，贵阳、遵义等战略要点为第5 兵团的首要攻略目标。

　　同时，贵州又是蒋介石苦心经营的“西南防线”的最薄弱环节。守备这一地区的是何绍周的第19兵团，下辖第89、49两个军。这两个军均为1949年初由杂牌部队拼凑而成，兵员少，内部派系复杂，矛盾重重，战斗力不强。

　　为了加快进军速度，第5 兵团成三路进攻队形：以第17军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直取贵阳；以第16军为左路，向天柱、三穗、镇远进攻，横扫贵阳以南地区。以第10军为右路，向思南、石吁进击，攻占遵义，准备迂回川境。以第18军为预备队，视情况投入战斗。

　　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再加上国民党军在撤退时大肆破坏道路桥梁，坚壁清野，使解放军的行动及供应遇到很大困难。然而，各追击部队在“与敌争速度抢时间”的口号下，忍饥挨饿，奋勇前进。

　　在解放军各路大军的严厉攻势打击下，贵州东部的国民党军纷纷向贵州腹地溃逃。第5 兵团长驱直人，进展神速。

　　第16军于11月4 日攻占天柱，6 日在长吉、凤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49军第327师一部，并于当日攻克三穗，8 日解放施秉、黄平，次日进占重安江，11日攻克炉山城。

　　第17军于11月7 日攻占波州、晃县、玉屏，歼灭国民党军第49军第249 师一部，8 日解放岑巩，次日在施秉以北之王家坪又截歼第249 师一部。

　　第10军于11月10日解放湘西凤凰城，接着向西急进。

　　第18军于11月3 日由邵阳地区西进。

　　第5 兵团和第10军经过近10天的作战，彻底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黔东防线。

　　在解放军的打击下，贵州绥署主任谷正纲及第19兵团司令官何绍周见贵阳难保，遂于10日决定弃守贵阳，以其第49军第327 师向遵义、息烽撤退，以该军主力沿鸭池河布防；以第89军在打邦河占领阵地，兵团部撤至毕节。同时，罗广文兵团一部已进到四川彭水等地，企图掩护宋希濂部撤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并以郭汝瑰兵团的第44军拔归罗广文指挥，罗即令第44军向桐梓、遵义前进。国民党军企图依托乌江构筑第二道防线。

　　接到刘邓首长“昼夜兼程，急驰贵阳”的指示后，第5 兵团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下达命令：第16军以强行军迂回清镇，阻止国民党军向安顺、毕节方向逃跑；第17军以一部兵力插至息烽，切断川黔公路。

　　据此，第16军于12日由炉山西进，连克贵定、尤里，于15日解放贵阳。

　　第17军分两路疾进，连下余庆、开阳、息烽、修文和麻江、都匀、独山，切断了川黔路和黔桂路。

　　第10军亦相继攻占江口、石队印江等地，并继续向遵义前进。

　　至此，第5 兵团切断了胡宗南与白崇禧两个集团的联系，从东南方向切断了胡宗南集团撒向滇黔的退路。

　　
46．乌江岸边，钟彬欲走仍被捉。大渡河畔，宋希濂走投无路当俘虏

　　在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一再电请下，蒋介石昨日由台北飞抵重庆。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立即在蒋的住处召开作战会议。会议还未开场，报丧的电报便已到达。张群看完机要秘书送来的电报后，哭丧着脸向蒋介石报告：“总裁，刚刚收到的电报，贵阳于今晨失陷。”

　　脸色铁青的蒋介石脱口骂道：“前方将领无能，畏敌如虎，党国的事业就败在这群饭桶手里！”

　　接着，众将领对西南防守问题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共军从湘。鄂边境突破，意在直取成、渝，截断胡宗南入川之路，合围成都平原的国民党部队。为此，蒋介石作出决定：急调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一线南撤入川，并以第1 军空运重庆；命宋希濂部分别由达县、黔江地区西撤，在南J ！D 及其以东地区布防，迟滞解放军前进，掩护胡宗南撤退；同时，令孙震的第16兵团由万县西撤，拱卫“京畿”。

　　为给前线的司令官们打气，蒋介石亲自修书几封，命“太子”蒋经国携其亲笔信和数千两黄金前往川东，慰问宋希濂等人。

　　16日，蒋经国携带“圣谕”和金条，前往江口慰问宋希镰。

　　17日下午，蒋经国带着秘书、副官及6 名宪兵护卫，分乘两辆吉普车，风尘仆仆地赶到江口。在江口镇宋希濂司令部门口，一群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正恭候他的到来。

　　寒暄毕，蒋经国先是拿出带来的3000两金条，然后将蒋介石的信一封一封地递到了各位将领的手中，他们是：宋希镰、钟彬、陈克非、龚传文、刘平、顾葆裕等六人，全是军长以上指挥官。

　　宋希濂打开信封，抽出信笺，发现他的信内容最多，全为蒋介石毛笔手书。在信中，蒋介石首先说明了他于1 月间引退求和的“苦心”，“但共产党拒绝和平，竟要我们完全投降”，如此一来，“党国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吾辈亦将死无葬身之所”。因此，必须“保卫西南阵地，与共军血战到底”！其次，信中特别强调了所谓“金门之战的胜利”，并训诫宋希濂，只要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西南就一定能守住，共军就一定能打败”！

　　“经国兄，总裁的指示，鄙人已领会。川东战事，我尽力支撑。最后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

　　经过反复思虑，他决定采取保存力量、相机而动的方针。

　　18日蒋经国前脚刚走，宋希濂便率领他的司令部于21日向西撤去。

　　丁依在其《蒋经国传》中写道：蒋先生偕经国飞到重庆，“图以亲自坐镇，鼓舞军心，创造奇迹；经国且奉命代表那位退而不休的总裁先生，到前线督战劳军，……然而到了这个存亡绝续的关头，不用说一个经国不管用，即使再多个经国，也挡不住刘伯承的精锐之师。”

　　乌江，又名黔江，两岸悬崖峭壁，怪石磷峋，江水湍急，是解放军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为了争取时间，第3 兵团前指决定：第11、12和第47军以少数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部队则分别从彭水南北方向包抄迂回，分别用偷渡、强渡的办法突破乌江防线。

　　18日，作为12军先头部队的第36师第108 团，强渡乌江成功。第35师于21日占领江口。

　　随即，第11、47军的各路部队。亦在彭水南北分别强渡。偷渡乌江，获得了成功。

　　第47军第139 师第416 团夺取乌江西岸重要渡口陈家嘴，并俘获在江中行驶的国民党军9 艘船只和近300 名官兵。

　　当战士们清点俘虏时，一个瘦小的国民党军官撒腿便跑，连帽子跑掉了也顾不上捡。三连连长韩喜追过去，拣起帽子一看，上面缀有一个国民党军大帽徽，顿时明白：“这是个大家伙！”随即命令四班长率一个小组将其抓回来。

　　四班长率三名战士追出几米后，只见那家伙一屁股坐在地上，还假装正经，操着一口广东话说：“有没有搞错？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别搞误会了！”

　　四班长上前一步，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一拍胸膛，大声说：“误会不了，我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人民解放军！”

　　一听此言，敌军官顿时脸色铁青，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金条，请战士们将他放了。

　　四班长不屑一顾地斥责道：“你别打错了算盘，解放军不要俘虏的东西，你还是赶快跟我走，别再耍花招了！”

　　下午，被俘敌军官被送到第416 团前进指挥所，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副团长苗汝昆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中兵（钟彬）吾弟大鉴：特派经国儿前来慰劳。金门大捷，看来共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望弟抓住大好时机，鼓舞官兵士气，率部死守乌江，严防共军占我重庆。

　　切！切！

　　中正原来这是蒋介石的亲笔信！苗汝昆边看信边询问。敌军官吞吞吐吐地说：“我……叫钟彬，是、是……第14兵团司令官。”

　　钟彬的第14兵团迅即溃败，陈克非的主力第2 军也失去掌握。宋希濂率残部赶紧向西逃跑。23日黄昏，宋希濂率直属队及其它残兵败将撤到了南川。

　　晚饭之后，宋希濂召来随同西撤的绥署副参谋长罗开甲。办公室主任陈定、军政干部学校代理教育长孔方、第122 军军长丁树中、第124 军军长顾葆裕等人，在驻地的小楼上开会，商讨下一步的出路。

　　经过清点，宋希濂基本弄清了目前手下还掌握有万把人，主要是司令部直属的警卫营、工兵营、军政干校教导总队及第122 、124 军残部等，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会议开始后，宋希濂首先就局势和出路问题作了分析，他说：“目前我们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前面，有数十万共军步步紧逼，乌江尚不能阻挡其西进；后面，则是重庆。我们的出路何在呢？”

　　话至此，宋希濂不往下说了，他要看看其他人的态度。

　　这时，罗开甲开口道：“仗打成这个样子，我们有何颜面到重庆呢？再说，我们也犯不着到重庆。事情很明显，西南快保不住了，共军是志在必得，总裁也毫无办法。到了关键时刻，总裁等大员们坐飞机一走了之，我们怎么办呢？还得自己寻出路！”

　　“大难当头，出路何在呢？难道我们要向共军接洽投诚吗？”第124 军军长顾葆裕不置可否地问道。

　　提到“投诚”，刚刚当上第122 军军长的丁树中极力反对：“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当，现在说不杀头，那谁知道以后杀不杀。就是不杀头，让你去做苦力，那日子也不好过。听说连张治中在北平都是软禁着的，更何况我们。”

　　丁树中，原本是国民党宪兵第3 团副团长及宪兵司令部的警务处长，杀害过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所以他极力反对投诚。

　　在宋希濂的诱导下，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走！不管一切，不顾一切，快点走，走到较安全的地方去，避免被共军包围歼灭。”

　　实际上，宋希濂自11月18日侥幸逃出解放军第3 兵团的合围圈后，便打定了西逃的主意。19日，宋希濂亲手烧掉了由蒋经国带来的“蒋介石亲笔信”，关闭了电台，切断了与蒋介石的一切联系。

　　接着，宋希濂提出了行动方案：“前进的目标：第一步，西昌；第二步，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前进的路线，尽量避免走大市镇，借以缩小目标。要选择一些偏道，绕到峨眉以西地区后，再沿乐山到西昌公路直奔西昌。然后，再从西昌退往云南西部的腾冲、瑞丽一带。”

　　实际上，这就是当初宋希濂与胡宗南在汉中商定的“锦囊妙计”。

　　为了减小目标，众人决定将剩下的人马分为三个纵队，由宋希濂、顾葆裕、丁树中分头率领。并规定：为了保密，自行动之日起，各纵队的无线电台一律停止与重庆和其它部队的联系；各纵队到达宿营地后，每晚用无线电暗语向宋希濂报告。

　　从此，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一头扎进了川东南的崇山峻岭，没有了音讯。

　　蒋介石。顾祝同、张群都在找宋希濂，但不知宋去向何方。

　　刘伯承、邓小平也在找宋希濂，最终找到了他。

　　二野第3 兵团等部在川东、鄂西方向歼灭了宋希濂的主力，却没有逮着宋希濂。由于第3 兵团的主要任务是夺取重庆，因而无法组织大部队追捕，第3 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为此遗憾不已。

　　20多天后的12月11日，由贵州北部入川的第5 兵团第18军逼近川南重镇宜宾，驻守宜宾的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兼第72军军长郭汝瑰率部起义。12日，先期进入宜宾的第18军第52师得知：宋希濂于六天前率残部由宜宾以西渡岷江向西逃窜。当天，第52师便将这一重要情报向军部和野司作了汇报。

　　此时，重庆已经解放，进驻山城的刘伯承、邓小平接到电报后相视而笑。邓小平对在座的刘伯承、张际春和李达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宋希濂是跑不出我们手掌心的。”

　　参谋长李达迅速查看了地图，他说：“就目前部队的态势而言，距离宋希濂部最近的应该是第52师。”

　　刘伯承随即下达命令：“给张国华发报，命令第52师立即转人追击部署，一定要穷追不舍，坚决消灭宋希濂残部，活捉宋希濂！”

　　当天，接到刘邓首长的特急电报后，第18军军长张国华立即命令第52师第155 团由宜宾向沐川方向疾进，对宋希濂残部展开跟踪追歼。

　　12日黄昏，第52师第155 团衔命西进，踏上了追歼宋希濂余部的征途。

　　此时，相距100 余公里之外，宋希濂正率领着他的那些残兵败将向西狂逃，求生的本能催促着他们不顾一切地奔走……

　　11月24日晨，宋希濂即派参谋长罗开甲前往綦江，对已于前天到达那里的司令部人员训话，对不愿继续西行者发给三个月薪饷，当场即遣散200 余人。同时派办公室主任陈定前往重庆，让办事处处长冷培元将存放在重庆的3000多两黄金如数运往綦江。宋希濂自己则带着一干人马，自南川出发，徒步开往綦江。

　　半路上，宋希濂与陈克非相遇。陈问宋到哪里去，宋希濂搪塞说：“准备到涪陵去找钟彬。”二人就此分手，各奔东西。

　　陈克非是宋希濂手下的主要将领，宋为什么不愿以实情相告呢？

　　原来在8 月间，程潜、陈明仁在长沙举行起义时，曾给宋希濂发一电报，约请他一同举义，宋希濂拒绝了，却未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对此十分疑心，即派自己的内侄毛景彪（国防部第一厅厅长）调查此事。毛便与蒋介石的同乡、宋希濂的部下陈克非通话，详细询问宋希濂的近况，陈—一作答。毛并让陈今后随时上报宋的有关情况。毛陈的通话恰巧被司令部情报人员监听。宋希濂对蒋的不信任大为不满，对陈克非也时有提防，所以这次没有把实情告诉陈。

　　在綦江，宋希濂抛弃汽车等一切重装备，穿上草鞋，开始沿小路逃遁。其逃跑路线是：綦江——李市——白沙——朱家砣——万定场——石洞镇——怀德镇——赵化镇。

　　12月6 日黄昏，宋希濂一干人到达宜宾以东叨公里的牛喜场，本打算在此休息一晚，第二天再到宜宾城买些给养，不料到半夜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正在熟睡的宋希濂突然得到报告：驻守宜宾的郭汝瑰部秘密派出一个团的兵力正向牛喜场开来，行动非常可疑。宋希濂下意识地认为：“郭汝瑰深夜派兵，必定是受蒋之命来解决我们的。”便立即命令部队即刻出发。

　　宋希濂哪里想到，郭汝瑰此时正在积极策划率部起义，所派一个团兵力是为了捕捉宋希濂，给起义增添一分光彩。

　　8 日，走到高家场的宋希濂得到郭汝瑰“投共”的消息，他预感到末日来临，立即吩咐罗开甲召集部队，他要做最后一次训话。

　　部队很快集合在一个破庙里。宋希濂以悲枪的语调说：“各位弟兄，现在我们的处境，我不说大家也很清楚。在军事上，我们是彻底地失败了，所剩力量甚是有限。我要坦率地告诉大家，前面的处境会更加艰难。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愿随我一起去干的，便同甘共苦，勇往直前，如有不愿干的，我也不勉强，可就此分手，并分发银两作旅途费用，自谋活路。”

　　古庙里一片抽泣之声，宋希濂也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4日，宋希濂率残部进入雷波、峨边山区。下午2 时，这伙残兵败将们来到了键为县的清水溪镇。

　　此时，担负追歼任务的解放军第18军第52师第155 团也进至键为县境。两天的急行军，解放军超过了敌人四天的路程。此刻，担任第155 团前卫任务的第二营于河口渡过了岷江，正在生火做饭，准备饭后向北奔袭5 公里之外的键为县城。

　　第155 团第二营各连的米刚下锅，担负侦察任务的六连三班便抓住了宋希濂部的一个参谋。经审讯，该俘虏供认：宋希濂已离开大路，目前正在西北5 公里处的清水溪镇。听到这一情况后，营长郑传寿当即下令：抓住战机，全歼残敌。于是，战士们抓起锅中夹生的米饭，边吞边向清水溪镇追去。

　　一个小时后，第155 团第二营抵近清水溪镇，宋希濂闻信于两个小时前逃出清水溪。

　　当天晚上，第155 团团长兼政委阴法唐率主力到达清水溪。是夜，第155 团召开了追歼宋希濂残部的作战会议。会上团党委决定：不要怕孤军深入，发扬英勇顽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穷追不舍，坚决消灭眼前这股残敌。

　　15日上午，第155 团主力在清水溪西南的马边河畔包围了宋希濂部后卫，经一小时战斗，歼灭宋部警卫团大部，俘敌官兵2000余人。

　　这几天，解放军在后边追得很紧，宋部也跑得很快。两军远时相距七八里，近时只有三四里。几天几夜，宋部不敢睡个安稳觉，也不能吃一顿饱饭，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少。

　　19日上午，宋希濂率领他的残兵败将赶到了川康边界峨边县的沙坪镇。

　　沙坪镇，是宋希濂事先约定的三路纵队的汇合点。第124 军军长顾葆裕率领的一路已在六小时前赶到了这里，第122 军军长丁树中率领的另一路已于15日深夜在铁炉场附近被解放军包围歼灭。令宋希濂惊喜的是，原属川湘鄂绥署的补给司令罗文山带着几十辆卡车和1000余人也来到沙坪。

　　但宋希濂是注定逃不脱解放军包围圈的。二野第5 兵团第16军一部已进至峨边县。按原计划，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堵截胡宗南部向西昌逃跑，但当该部得知宋希濂残部已逃至龙池。新场一带的消息后，军长尹先炳立即命令第47师第139 团跟踪追击，全歼逃敌。

　　当天，第139 团在团长徐仲禹率领下，赶到新场附近，迫使担任后尾掩护的罗文山率部投诚，并继续向前猛追。

　　战斗在大渡河畔展开。半个小时后，勇猛穿插的第139 团第一营追上了还未走远的宋希濂指挥部。解放军猛打猛追，一举歼灭了宋希濂身边的警卫排，其余的国民党官兵感到抵抗无望，便纷纷举手投降。混乱中，堂堂的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宋希濂感到投降可耻、逃跑又无望时，便拔出手枪企图自杀，被其警卫排长拦住，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至此，第5 兵团第18军第155 团在第16军第139 团的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川湘鄂绥署残部，完成了自宜宾挥戈西进以来历时八天的追歼任务。

　　12月20日，宋希濂被押解到设在峨边县新场镇的第155 团指挥所。此时，这位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司令官恭敬地望着阴法唐，打量着几天来一直穷追不舍的对手，以揣测的口气问道：“你是军长？”

　　“不是。”

　　“那你是师长？”

　　阴法唐见宋希濂这般猜疑的模样，便摇了摇头，淡然一笑，说道：“我不是军长，也不是师长。我是18军52师第155 团的团长。八天来，一直在后面追击的先头部队就是我们团。确切地说，真正投入追击的兵力，只有800 人，仅相当于一个加强营。”

　　宋希濂一听到解放军的追击兵力只有800 人时，便长叹一声，懊丧地坐在椅子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后来，这位国民党的著名战将，经过共产党的改造，改恶从善，转变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他在回忆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时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当18日正午，解放军追我们追得更紧，后卫部队又在进行着抵抗，枪声响彻大渡河谷时，警卫排的名叫万朝生的一个战士（有高小文化程度），忽然在行列中良言自语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我听之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想到楚霸王的乌江自刎，想到石达开在大渡河的结局，联系着自己的目前处境，看来是很难摆脱覆灭的命运了。“

　　他又深有感慨地说：“1949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我跟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干了20多年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而自己并无认识。……经过党对我的宽容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蒋集团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走向坟墓里去。”

　　
47．刘邓主力直指“陪都”。贺龙率第18兵团高奏进军四川三步曲：突而不破、迫而不歼、兼程追击

　　11月中旬，重庆。

　　乌江防线被突破后，重庆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为拱卫重庆，蒋介石迅速调整西南地区的防守部署，以孙元良第16兵团西撤万县至丰都一线防守，以第127军开到奉节、巫山，防止解放军沿长江北岸西进；以宋希濂集团向涪陵地区撤退，以罗广文第15兵团在綦江、南川地区布防，以郭汝瑰第22兵团第72军向南开叙永，加强正面防守；同时，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入川，并以其第1 、3 军由川北到重庆，加强重庆的防御力量。

　　还在南线第5 兵团夺取贵阳之前，刘邓首长就对敌人的企图进行了判断，并对第5 兵团下一步行动进行了规划。

　　11月N 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电陈锡联、谢富治：1.贵州敌人已决定放弃贵阳，何绍周已令49军退至盘江、贞丰地区待援。89军退至织金、黔西、毕节地区，何本人亦退到盘江。该两军之任务为由毕节、黔西、织金到贞丰构成一条南北防线，阻我继续西进。李弥第8 军仍为毕节一个师、咸宁一个师。罗广文率110 军正向遵义前进，其111 师9 日在江南岸集结，该军其余两个师位置不明，计时可能于16.17 日到达遵义。罗兵团之108 军、44军仍在彭水、綦江线上掩护宋希镰撤退。判断罗兵团在我进入贵阳、10军迫近遵义的情况下，可能不到遵义而折向西退。

　　2.你们可能不经战斗迅速占领贵阳，何绍周两个军及李弥一个军似亦不可能打到。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之三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因此，5 兵团于占领贵阳后，休息时间不超过三天，即继续前进。在处置上应注意下列各点：（1 ）留贵州的17军千万不要分散兵力，应以一个师位贵阳，两个师进至安顺地区，一面掩护主力向毕节前进，一面迫使何绍周继续向西撤退，以巩固贵阳。该军在主力入川的情况下，还要准备对付敌人两三个月的可能进扰，你们对地方工作的布置，亦应注意到此种情况。

　　（2 ）你们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注意到如果敌军沿沪县。宜宾，沿筠连、盐津、大关、沼通之川滇公路南撤时，你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关公路线上。如果实现了这一步，则整个川东、川南及黔东、黔西及黔北敌人的退路就完全截断。

　　（3 ）杜义德第10军，计时应于17、18日左右占遵义，尔后取捷径出沪县，加上5 兵团毕节一路，药连一路，就有三个箭头向西北挺进，截击敌人，不但可以互相策应，而且符合于下一步渡江作战之展开。

　　（4 ）因此，你们要特别注意上述各可能前进的道路调查。

　　3.近半月来，我各部队雨天行军、作战，必感疲劳，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证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可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五钱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

　　根据刘邓首长和野司的电令，16日，第5 兵团前委会议决定：由兵团司令员杨勇、副参谋长潘焱，率兵团前进指挥所随第16、第18军入川作战；由兵团政委苏振华、政治部主任王辉球负责留守贵阳，指挥第17军肃清残敌，开展地方政权建设。

　　17日，杨勇、潘焱率16军经清镇向黔西北开进。

　　第18军加紧向贵阳地区赶进，准备向黔西北重镇毕节前进。

　　第10军于19日攻占湄潭，对日解放遵义。

　　在遵义解放的当天，刘伯承、邓小平再次致电第5 、第3 兵团：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沪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第16、18、10等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计算时间，第16军于28日可到毕节，12月2 日左右可到叙永或盐津。第18军比第16军迟三天。第10军28日可达茅台，12月2 日左右可达赤水。而敌人由綦江到沪县约四天行程，由綦江到叙永约七天行程，由綦江到盐津约十一二天行程。如敌人于11月25日开始西撤，则12月1 日可到叙永，12月6 日左右可到盐津。因此，除第5 兵团第10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外，第3 兵团从正面多拉敌几天为有利，请你们考虑。第11、12军在进至南川有粮地区后，如敌仍集守綦江地区，你们可以停止休息一下，以便后梯队和炮兵赶上，特别是等我第5 兵团第10军迂回到预定位置，而后前进。第47军仍宜继续进到涪陵城，但暂不渡江。

　　为继续贯彻向川南实施大迂回的战略意图，刘伯承、邓小平于22日致电四野林彪、谭政、肖克：在第47军已渡乌江向南川前进，直接协同二野作战的情况下，我们意见应令第50军之150 师及155 师两师在石柱集结后，改向丰都、涪陵地区集中，待命机动，结合第47军在誓邀东面作战，以使二野得重点于西面之迂回。

　　此时，四野遂行的鄂西战役已基本完成。林彪、谭政。肖克于次日复电刘邓：依照前电所示，已令第150 、155 两师向丰都。涪陵前进。我西线所有部队（第50军三个师、第47军两个师、第42军一个师，湖北一个独立师，共七个师）统请你们指挥以便配合。

　　25日，中央军委致电林谭肖并告刘邓：“如刘邓需要，同意你们意见，以七个师交刘邓指挥入川作战。”此后，四野之第50军全部、第47军两个师、第42军第124师及湖北独立第1 师归二野刘邓指挥。

　　鉴于贺龙部即将南下作战，27日军委致电刘邓及贺龙。李井泉：“为协同一致，全歼川康各敌之目的，军委决定贺李所部（十八兵团及其他）应受刘邓张李指挥，我们不直接指挥贺李，以免分歧。”

　　这样，进军西南的各路解放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

　　根据部署，第16军于11月21日由贵阳地区出发，向毕节、宜宾方向迂回。第10军于25日起分别由遵义、桐梓出发向沪州前进。第18军于24日到达贵阳后尾第16军跟进。

　　在前进道路上，第5 兵团也同样遇上了川黔边界地区的大河——乌江。这里水流湍急，两岸绝壁连绵，加之何绍周兵团残部在此沿江布防，给第5 兵团的西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为突破敌人的乌江防线，第16军军长尹先炳将部队分成三路：第47师为左路，沿织金、白猫、六圭方向前进，插至敌防线侧后；第46师第136 团为中路，沿乌江正面强攻；第46师第137 团为右路，在东北方向实施偷渡。

　　担负左路进攻的第47师，以第141 团为前卫，在师参谋长薛宗华的率领下，于21日黄昏进至鸭池河。

　　鸭池河渡口是非常险峻的一个渡口，江对岸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防守，在此强行渡江伤亡必大。于是，部队绕道至鸭池河以南二三十里之白猫河，此处水较浅，岸坡较低平，敌人在此处的防守也较薄弱。第141 团迅速渡过江去，抢占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通过。

　　第47师在三天之内连续进击270 余里，跨过四条河流，于24日占领由黔西至毕节公路上的羊肠坝，切断了黔西之敌西逃之路。25日凌晨，第47师先头部队进抵大定，将睡梦中的一股敌人消灭，俘虏国民党军第49军参谋长饶启尧。

　　24日，第46师第137 团以强行军到达乌江上游青安坝对岸的渡口。这是地势相当险峻的一个渡口。这里江面虽然只有百十米宽，但水流湍急，暗礁密布，舟挥很难横渡。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渡江工具。

　　面对着滔滔江水和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第137 团进行了紧急动员，各连纷纷召开“诸葛亮会”，发扬军事民主，讨论渡江的办法。在讨论渡江工具时，有人提出了利用行军锅渡江的方案，这一建议乍一提出，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与嘲笑。可是除了行军锅，确实再也找不到其它可资利用的渡江工具了，于是第137 团的几位领导经过研究，决定采纳这一方案。

　　十分钟后，全团各连队中比较像样的行军锅便集中到了江边，一共八个，正好分作两排。战士们将锅与锅之间用绳子绑好，然后在四周捆竹子，再在尾部固定一块木板当舵，一艘简易的“冲锋舟”便做成了。

　　夜晚，由二机炮连副连长董成毅为队长的七名勇士，乘上“冲锋舟”向对岸划去。第一次失败了，又来第二次，在离对岸两丈多远时，七位勇士跳进波涛汹涌的江中，奋力向岸上游去。

　　偷渡成功了！董成毅率领六壮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袭占青安坝渡口，夺取了船只，并消灭了渡口附近的国民党守军。

　　25日中午，第137 团全部渡过乌江，并乘敌不备插向纵深，完成了任务。从此，“八口铁锅渡乌江”在二野部队中传为佳话。

　　28日，第5 兵团第16军解放了黔西北重镇毕节，截断了四川国民党军企图逃往云南的退路。

　　与第5 兵团强渡乌江、占领毕节的同时，北线第3 兵团指挥第47、11、12军渡过乌江后，分东、中、西三路，向正在撤退的宋希濂集团及罗广文兵团展开攻击。11月25日，第12军一部攻占南川，切断了国民党军西退綦江的道路，主力在和顺场、九里漕等地重创罗广文第108 军第241 、242 师。经数天激战，至26日宋希濂集团主力被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解放军俘虏3 万余人，罗广文兵团被压迫于冷水场、龙潭地区。

　　鉴于北线形势发展迅速，罗广文兵团西逃已不可能，二野刘邓首长遂改变了等待第16、10、18军迂回到宜宾一带后北线部队再渡江北进的原议，决定北线部队于长江南岸歼灭罗广文兵团后提早北渡长江，包围或相机占领重庆。

　　为此，刘邓于11月26日致电第3 兵团首长，并告四野林彪、谭政：我12军已于11月25日解放南川，并向綦江追击中，敌罗广文部之主力，现被我11军、47军压迫于南川以北之冷水场、龙潭场地区，正向重庆、木洞镇逐步撤退中。宋希濂部已溃不成军。为了歼灭罗广文三个军于长江南岸，提早完成渡江包围或相机占领重庆之目的，特作如下部署：回。第12军应速向綦江前进，捕歼陈春霖第二军，尔后直起江场，准备渡江，迂回重庆。2.第11军、第47军（陈谢转令）速协力捕歼冷水场、龙潭场地区及向重庆、木洞逃窜之罗部主力。尔后，第11军即以一部出老厂，监视重庆之敌，主力出渔洞镇准备渡江，协同12军，相机解放重庆。第47军即准备由木洞镇东西及长寿段渡江。3.请林谭即令第50军向涪陵急进，并令第150 、第155 师及独立第1 师迫近丰都。涪陵段，准备同时渡江。

　　解放军进逼重庆，二野进军川黔作战进入最后阶段。战局如何演变，直接关系到此后整个西南地区的作战进程。

　　27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动，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此时，在二野司令部里，刘、邓首长正在研究下一步作战部署。

　　不一会儿，二野参谋长李达手中拿着一份电报走了进来。见到刘、邓，李达举了一下电报说：“军委来电，毛主席要我们缓攻重庆。”

　　二野前委当即召开会议，讨论军委的电报指示。

　　刘伯承仔细看过电报后，首先发言：“毛主席的意图，是要暂时留下重庆作为诱饵，让蒋介石集中主力于重庆及其周围地区，以便我聚而歼之。但是，蒋介石在我两路大军的打击下，大概没有在重庆地区与我决战的决心。他目前的一些部署都是临时性的，一看形势不对，他十有八九还是要溜。”

　　邓小平说：“能够聚歼国民党军于重庆，当然更好。但是，就目前形势而言，蒋介石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据重庆党组织报告，敌人已经在市内各重要目标附近，放置了炸药，随时准备炸毁这些宝贵设施。如果我们行动耽搁过久，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因此，我认为攻取重庆不宜过迟。”

　　二野前委一致认为，还是早日攻取重庆为有利。当天，刘伯承、邓小平即将前委的意见和决心报告军委和毛泽东：1.蒋调第3 军援重庆，系建筑在罗广文能守住南岸綦江。南川地区，孙震能守住由涪陵迄万县江防的前提上，如果我在南岸能基本歼灭了罗广文，而孙震兵力又感单薄的情况下，蒋又可能改变其计划。

　　2.我12军及11军主力，明28日可能占领秦江及其以北之龙岗场。敌第3 军22日始由汉中南开，车运亦难赶到，即使赶到，如没有后续亦无大作为，蒋胡之持久战似亦不致加调兵力置于此绝地。

　　3.我西路三个军至迟12月10日可达沪州、合江江边，如我迅速渡江并控制沪州、松山之线，即胡宗南退滇之一条公路线即被截断，因此敌一经发现我进到叙永、赤水，即将考虑加强川西与康东之沿线。

　　4.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

　　5.重庆地势险要，如较多兵固守攻取费时。

　　6.在敌薄弱时，至少在一段早点争取渡过长江、跨江南北机动较为有利。

　　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况注意或夺取重庆为较妥当。是否有当清核示。

　　二野前委的建议，当即得到了军委和毛泽东的同意。

　　28日，毛泽东致电刘邓：“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三个军尚要12月10号才能占领沪州，我11、12军向重庆进得太早，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敌人并无逃走之意，则11、12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这样，二野正式确定了加紧北渡长江、相机占领重庆的作战计划。

　　随即，刘伯承、邓小平电令第3 兵团速歼长江南岸之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

　　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为蒋介石政府的“陪都”，此时又是他企图割据西南的“堡垒”。重庆依山傍水，有长江、嘉陵江两道天堑。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蒋介石在此并未布置重兵把守。当解放军数十万大兵发起猛烈攻势，直逼重庆时，蒋介石手中几无可调之兵。于是，一面匆忙令胡宗南部以两个军车运重庆，一面急令罗广文第15兵团残部开往川东之南川地区布防，增援溃逃的宋希濂集团，阻止解放军西进。但由于罗广文兵团在近两个月内往来奔波，又遭解放军不断打击，实际能开往南川布防的只有第108 军三个师和第110 军一个师。

　　11月下旬，罗广文将第108 军布防于南川以东之白马山及其以北迄长江南岸之线，在二野第3 兵团第11军的攻击下，或被歼，或阵前起义，很快就成溃散之势。28日，罗广文奉蒋之命，率残部撤往重庆。但此时，解放军已进至重庆外围，蒋介石已丧失固守重庆的信心，即令罗广文收容残部，向川东北方向转进。这样，蒋介石手中惟—一个机动兵团“护卫重庆”的计划宣告破产。

　　此时，重庆市内已经乱作一团。惊恐万状的国民党政府各机关、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等，纷纷迁往成都。在伪国防部保密局的指挥下，军统西南特区的特务们已经抢先动手，对囚禁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监狱内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进行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对市内一些重要目标进行爆破。而担负重庆守卫的，仅有刚刚调来的胡宗南集团的第1 军，其中，以第1 师守重庆，以第167 师沿长江南岸于海棠溪至南温泉布防，以第78师沿长江北岸于江津至重庆布防。

　　“陷落”前的重庆呈现出一片末日景象，蒋介石不忍卒睹。若干年之后，蒋经国以难以名状的心情，记述蒋介石逃离重庆时的情景：11月29日，行政院迁往成都，重庆市内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大乱。……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1 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但前方已传匪部在江津上游20里之处渡江。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下午10时，林国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国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吵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上中美号专机夜宿。据说：当恢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

　　29日，第3 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向所属各军下达了攻击命令。

　　为渡江北进，第12军于27日，解放綦江，歼灭陈春霖第44军一部。第47军于干丰场、木洞场击溃罗广文第110 军第111 师。罗广文残部逃向温泉，又遭到第n 军的痛击，遂渡江向嘉陵江之线逃跑。解放军进抵长江南岸。

　　29日，第11、12、47军按照统一部署，从西起江津东至木洞百余公里宽的战线上，发起渡江作战，分数路向重庆进击。

　　跑在最前面的是第二军第31师。29日下午3 时，第11军参谋长杨国宇和第31师副师长胡鹏飞率第91团抵达长江南岸之南温泉。此时，江对岸的九龙坡、王家坪一带浓烟滚滚，爆炸声不断。

　　第g1团团长陶怀德带领突击排，乘三只小船首先渡过长江。接着，杨国宇、胡鹏飞率部突过长江，直插市区。

　　当晚9 时许，第91团攻占全市最高点浮图关，俘敌国防部警卫第2 团1600余人。

　　30日下午，第47军先头部队第141 师第423 团，在团长梁青山、政委李钦哲率领下，乘三艘小火轮从广阳坝直驶江北的青草坝，迅速分数路向市区猛插，并迫使国民党军海军江防舰队少将司令叶裕和率五艘军舰宣布起义，这五艘军舰是“民权号”、“永平号”、“常德号”、“英德号”和“英山号”。

　　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杨森见重庆不保，于30日下令胡宗南第1 军向壁山撤退。当日，重庆宣告解放。12月1 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

　　3 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主任，第3 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为副主任。

　　8 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进驻重庆市。

　　在这值得欢庆的时刻，第3 兵团的广大指战员还清楚地记得，早在1948年4 月28日中原某地举行的庆祝延安光复的大会上，刘伯承司令员豪情满怀地演讲说：“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他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

　　在刘伯承这一预言的一年后，蒋介石的“首都南京”被打下了；一年零七个月后，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又被打下了。刘伯承欣喜地说：“从11月30日起，重庆永远成为人民的重庆，而我们人民大众就成了主人翁了。1949年11月30日这一天，就重庆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与第3 兵团解放重庆的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第5 兵团主力和第10军乘势向南川疾进。

　　11月29日，二野前委估计到蒋介石将要逃往成都，川东南之敌亦将纷纷西逃，遂电令第5 兵团司令员杨勇：在我第16军占领毕节后，敌经叙永、毕节退滇之可能性小；经宜宾。筠连、盐津入滇可能性大，若退到盐津约需十一二天。你部应加速行动，力争先敌占领叙永、筠连等地，断敌退滇之路。

　　第5 兵团前指连夜下达了作战命令，令第16军直插川南。

　　当日，刚刚渡过赤水河的第16军先头部队第47师第140 团便接到军部的命令：远距离奔袭叙永，全歼该城守敌，打开大部队入川作战的通路。

　　第140 团立即以强行军速度径直往北，直奔叙永。经过150 里的强行军，于12月1 日傍晚兵临叙永城下。

　　叙永城里，驻有国民党军第6 编练司令部2000余人，几乎全是刚抓来的学生。这些人本来就不愿打仗，更不想为垂死的国民党政权当殉葬品，所以，大多数一听枪响便猜到是解放军到了，纷纷举手投降。

　　大约半个小时，第140 团便结束了战斗，俘获国民党军第6 编练司令部中将司令肖以党。

　　12月2 日，第47师第139 团冒雨强行军100 里，一举攻占古宋城，歼灭国民党军第72军一个团。

　　7 日，尹先炳率第16军全部渡过长江，攻占沪县。

　　第10军追歼郭汝瑰第72、44军各一部。至12月7 日进至沪县、资中、自贡、荣县地区。

　　第18军从镇雄、洪县分两路向宜宾疾进。

　　至12月上旬，第5 兵团主力及第10军控制了沪县、自贡一线，国民党军向黔滇的主要退路已被切断。

　　与此同时，第50军及湖北独立第1 师渡江北进，解放垫江、大竹、渠县。第42军第124 师于12月7 日解放万县。

　　194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当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遂行川湘黔作战高奏凯歌逐步将西南地区国民党军压缩于成都平原之时，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一部从川北南下，参加聚歼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其他国民党军的会战。

　　是年初，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部署西南作战计划时，赋予贺龙司令员的任务是：率第18兵团等部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积极吸引和牵制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主力完成大迂回大包围任务，切断酉南地区之敌退路时，贺部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

　　接受任务后，第18兵团等部指战员情绪高昂，盼望加快进军速度，早日解放大西南。然而，由于解放西南是关系到两大野战军的战略性战役协同作战，关系到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问题。于是，贺龙便耐心地对部下说：“这次，毛主席给我们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先慢后快。开头，我们从北面进攻的速度要稍慢点。过快了，惊动了胡宗南，他就可能逃跑。等刘邓大军从南面切断了他的后路，那时候关起门来打狗，我们可就要快了。”

　　贺龙将一野部队向四川进军的行动概括为三部曲：突而不破、追而不歼、兼程追击。

　　从8 月中旬开始，第18兵团和第1 兵团之第7 军发起秦岭战役，实施战略佯动，吸引了胡宗南部主力于川北方向，掩护了刘邓大军从川东方向的进攻。这便是“三部曲”的第一部：突而不破。

　　当二野主力对重庆及南川展开攻击后，胡宗南部发觉其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遂于11月19日开始，以第36、38军作掩护，分路向四川及大巴山南麓撤退。

　　在此情况下，贺龙、李井泉等认为：我主力一经出动，紧迫敌人，敌必加速撤退，我军如不前进，敌将有计划地进行撤退，并必加强破坏道路桥梁，增加我军前进困难。因此决定，在秦岭山区已不可能歼击胡匪情况下，我以不过于压迫敌人及扫清前进道路上之障碍为目的，着派得力先头部队配属工兵，以战备姿态尾敌前进，负侦察敌情修路之任务，以作大军前进之准备。

　　据此，第18兵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至12月2 日解放凤县进至留坝及秦岭主脉上之老君岭、旧佛坪县城。同时，奉令归贺龙指挥的陕南第19军解放旬阳、安康、岚皋、汉阴。紫阳、石泉等县城。

　　这便是“三部曲”的第二部：追而不歼。

　　12月初，当刘邓大军横扫川东、川南，三面逼近成都平原时，胡宗南主力已进入四川。

　　12月3 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就第18兵团入川作战部署电告贺龙：我第3 兵团之11、12两军及四野之47军均已渡江，10军3 日可能已到合江江边，第5 兵团之16军6 日可到沪州南岸，18军跟进。因此，在胡宗南部署未定时，我18兵团及刘金轩部队（第19军）以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最为有利。

　　贺龙当即决定，为配合二野作战，同时歼灭部分敌之掩护部队，减少敌之破坏，尽速修复道路，并使我军主力开进于武都、略阳、河县、汉中、城固、西乡之线机动位置，控制要点，即令第60、61、62、7 军等部派先头师尾敌前进，主力随后跟进。

　　据此，第18兵团等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川北，抓住胡宗南的后尾穷追猛打，奏响了入川作战的第三部曲——兼程追击！

　　第60军以第80师沿川陕公路前进为先头，12月3 日进占留坝，6 日进占褒城，7 日解放汉中，8 日进占勉县。

　　第61军以第181 师为先头，12月3 日由佛坪、华阳、太白山一带出发，经8 天行军翻越了秦岭，8 日解放洋县，随后进入城固及汉水南岸地区。

　　第62军于12月3 日由岷县、漳县出动，7 日进占西固，歼灭国民党军第门军第247 师一部，国民党军第119 军副军长蒋云台率该军第W 师在武都起义。第62军于10日进占武都，次日占领文县，随后攻占碧口。

　　第7 军于5 日占领徽县，7 日占领成县，随后该军第19师占领略阳。

　　第19军于5 日解放西乡，8 日在汉中与第18兵团会师。

　　至此，陕南、甘南地区全部解放。

　　第二野战军进军川鄂黔作战（含四野鄂西战役及第18兵团等部在陕甘南部地区的作战），从1949年10月底开始，至12月上旬结束，共歼国民党正规军7 万余人，解放了鄂西全部及陕南、甘南、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四川省的一部分地区，造成了对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南北夹击之势，为尔后全歼四川境内之敌奠定了基础。

　　
48．刘伯承、邓小平发布“四项忠告”。卢汉易帜，五华山升起鲜艳的红旗

　　孙于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后，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些国民党军将领纷纷寻找出路。为促成大量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加速全国解放的进程，毛泽东、朱德于1949年4 月25日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要求国民党各级官员认清形势，停止抵抗和破坏，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协助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完成中国的统一。

　　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开展分化、瓦解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进军西南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把“攻心为上”的军事原则运用到了极至，在指挥二野等部完成对四川国民党军大迂回大包围的同时，于1949年11月21日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忠告称：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予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覆灭之期。贵阳已经为我军占领，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体系，又已被我拦腰打断。酉、秀、黔、彭即告解放，则四川东南门户亦已洞开，重庆、成都、康定、昆明等地短期内亦将获解放。蒋。李、白、阎等残余匪帮企图收拾残余力量，退集康、滇、桂边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其退路即将全部为我军截断。蒋。李、白、阎等匪首倡言所谓“美援”和“反攻”，所谓“三次大战即将到来，一切有待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均为诸匪首之梦想，其目的纯系为帝国主义张目，为了欺骗尚在供其驱使之部属，使其与该匪首等一同进入坟墓。你们应该明了这种形势，迅速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七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并愿以下列四事相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现状，尔后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员按级录用。凡愿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一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刘邓的“四项忠告”，犹如一颗射向敌人营垒的重磅炮弹，在西南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员中引起了强烈的震荡。除少数受蒋介石恩宠的国民党嫡系将领和官员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外，其它大多数非嫡系部队将领，尤其是那些地方实力派将领，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署主任卢汉，在中国共产党长期耐心争取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率部于12月9 日在云南昆明宣布起义。

　　云南起义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

　　还在194Q年8 月15日，“云南王”龙云及黄绍竑刘建绪等44人在香港招待记者，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指责蒋介石政府反三民主义、反革命的行径，主张拥护共产党。紧接着，在龙云的授意下，原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对香港记者宣布“云南准备起义”。

　　一时间，“龙云策动云南起义”的新闻充斥着香港报刊。这一爆炸性新闻搅得蒋介石坐卧不安，搞得在昆明的卢汉也忧心忡忡：“龙主席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穿夹脚鞋了。”

　　8 月2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后，召集川、康、滇、黔等省主席会商局势，云南省主席卢汉却造召不至。卢汉知道蒋介石没安好心，所以屡屡称病不去。最后在蒋的一再压迫下，决定“牺牲自己，保存地方”。

　　9 月6 日，在昆明市内的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和正义路、金碧路等闹市区，一张张印有卢汉名字的省政府主席布告贴满街市，布告上赫然写着：“本主席于今日专机赴渝，舍命救乡。为了三迤父老兄弟，虽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卢汉于当日偕省政府秘书长朱丽东和省党部书记裴存藩飞往重庆。为防备遭蒋扣留，卢汉带了许多行李，做好了在重庆长住的准备。卢汉一行从白市驿机场直赴山洞林园，晋见蒋介石。

　　见到卢汉，蒋介石一脸笑容，和蔼地问道：“永衡老弟，一路辛苦了！”

　　卢汉应答道：“卑职不才，无力震慑滇省局面，以至于省内外谣言迭起，民心不安。此次赴渝，特向总裁提出辞呈，愿长住重庆，随侍左右。”

　　张群听出了卢汉的话中之话，立即出面打圆场：“卢主席说到哪里去了。目前时局艰难，保卫西南任务艰巨，而永衡老弟又是滇省的台柱子，岂可随意去留。此次总裁亲飞重庆，部署西南防御作战，中央和西南长官公署的许多事都还得仰仗老弟！”

　　接着张群话茬，蒋介石说：“坚守西南反共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重整河山是大有希望的。在西南的防卫作战中，滇省地处后方，是我们通向境外盟国的陆上通道，这个后方一定要安定好，不可以生出乱子来。关于这一点，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9 月7 日，张群、蒋经国等秉承蒋介石旨意，继续同卢汉商谈“滇省事宜”。会谈中，张群等人在安抚卢汉的同时，要卢汉服从中央，执行“勘乱救国”方针，以达到“安定后方循序支持前线作战”的目的，并具体提出几点要求，即：取消云南省参议会；逮捕杨杰、杨青田等100 余名通共分子；查封一批报馆和学校；改组云南省政府；武力消灭解放军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等。卢汉趁机向蒋提出要军权。要军队。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蒋介石同意任命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将国民党中央在滇机关和驻滇部队拨归卢汉领导指挥，并允许卢汉将云南保安部队扩编为两个军，还给了一大笔款项。

　　卢汉的重庆之行，虽然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一些东西，作为交换条件卢也被迫同意了蒋的“整肃”方案，总算还没有同蒋介石撕破脸面，但卢、蒋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并未消除。

　　卢汉，字永衡，云南昭通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辛亥革命后投入滇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总司令等职。蒋介石对他既利用又排斥。早在1931年，为利用滇军消灭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蒋封卢汉为上将。抗日战争时期，卢汉率滇军参加抗战，蒋介石予以重用，由第60军军长、第30兵团司令、第1 集团军总司令，直至第1 方面军司令长官，卢汉对蒋深感知遇。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先是下令武装解决龙云，继之将滇军第60、93军等部调往东北各地，卢汉只带了一个警卫营当空头的云南省主席，对蒋已心怀不满。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特别是滇军第60军在长春起义、第93军在锦州被歼使卢汉大为震惊，卢汉的政治态度随之发生变化，对蒋政权已失去信心，并打算向中共靠拢。

　　1949年2 月底，卢汉通过中共早期党员、曾是卢部下的宋一痕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致毛泽东、朱德函，表示愿派代表接受指示。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云南地方党组织，对卢汉进行了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

　　1949年3 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东北军区从长春起义的国民党60军中挑选人员回云南做卢汉的工作。同年4 月，东北军区派遣与卢汉关系较好的张秉昌返回昆明。同时，东北军区还将辽沈战役中被俘的27名滇籍团级军官遣返回乡。让他们用亲身经历来宣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张秉昌返回云南后，向卢汉详细介绍了辽沈战役二军起义和其它滇军部队被消灭的情况，说明了共产党的政策，并向其转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三点意见：1 、解放军过江后，卢汉应立即表明态度。2.对蒋介石要敷衍。3.沟通与解放军的联系。

　　卢汉听了张秉昌转达的意见后，似不放心地问道：“对方是否真有诚意？”

　　张秉昌肯定地回答说：“解放军的首长我接触过，他们说话算数，不讲空话。”

　　在卢汉的心里最大的一块心病是，在中共新华社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卢汉也名列其中。

　　针对卢汉的顾虑，张秉昌谈道：“共产党讲究既往不咎，如果卢主席宣布起义，就不是战犯，而是起义将领了。关于共产党的政策，我所走过的路便是例证！”

　　卢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并安排张秉昌担任保安第11团团长，其余从东北遣返回来的滇军军官也大多安排在保安部队，成为卢汉的骨干力量。

　　4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卢汉召来了自己的妻弟龙泽汇，商议未来前途问题。龙泽汇不假思索地说：“今后咋个整，无非是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起义，改弦更张，就是不晓得人家要不要？第二种办法，跑到香港做寓公。第三种办法，坚持同共产党打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没等小舅子把话说完，卢汉便打断了他的话，愤然说道：“哪有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不过是老蒋编出来的骗人鬼话！从目前情况看，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张秉昌从东北回来，转达了共产党方面的意思，我看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争取起义，保境安民。”

　　为此，卢汉派出龙泽汇，秘密与过去卢的部下、龙的老同学、现在的解放军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壁取得了联系。

　　对于卢汉政治态度的变化，中共中央于5 月11日指示华南分局和边纵：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势力，但不能订任何条件，不能受任何约束。同时，“明确要求华南局经边纵转告卢汉，要其派全权代表到北平谈判。

　　卢汉即以宋一痕为代表经香港前往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中共中央派参加北平和平改编的原国民党军北平警备司令、滇籍将领周体仁回云南，推动卢汉起义。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云南省工委和边纵加强了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边纵于1949年5 月和8 月，先后两次由边纵副司令朱家壁，与卢的代表龙泽汇在寻甸磨盘寺、路南石林进行会谈，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

　　龙泽汇向朱家壁表明了态度：“卢主席的意思是准备早点起义，但目前部队实力不够，希望你们给予配合，共同对付国民党第26军。”

　　朱家壁在传达了中共中央及华南分局的指示后，说：“解放云南，是我们三迤儿女的共同事业。希望卢主席能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抓住有利时机，适时举义，到时，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卢方承诺，其部队不向边纵进攻，并提供军事情报和武器装备的支援。随后，卢汉向边纵输送了一批武器弹药。中共云南省工委和昆明市委，团结云南地方上层人士，对卢汉开展工作，同时在昆明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蒋桂残余势力入滇。争取云南局部和平的运动。这对争取卢汉，抵制蒋介石将云南拉人其西南防线的计划，起了积极作用。

　　7 月21日，毛泽东就争取卢汉起义问题指出：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总是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

　　8 月初，卢汉派往北平的代表未一痕取道香港返回昆明。宋一痕转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中央高度评价卢汉起义的决心，并希望云南起义在二野大军能够直接支援的时候举行。

　　与此同时，卢汉还派出代表联络刘文辉，彼此约定双方共同起义，相互支持。

　　9 月8 日，卢汉由重庆返回昆明。为兑现给蒋的承诺，卢汉于9 日宣布昆明戒严，并由保密局长毛人凤、西南保防处长徐远举与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在昆明实施“整肃”，解散了省参议会，查封了进步报馆和广播电台，封闭了全部大中学校，逮捕了杨青田等社会进步人士、职工、学生400 余人。这就是有名的昆明“九九整肃”。与此同时，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萧毅肃到昆明部署国民党军对边纵发动“清剿”。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并经中共云南省工委研究，9 月中旬，边纵副政委郑敦与来一痕在昆明见面。郑指出：卢汉背弃向我党表示愿意靠拢人民的诺言，进行“整肃”是十分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保证全部被捕人员的安全，到适当时机要全部释放；要有靠拢人民的实际行动，我党在适当时机将派人与卢汉联系。

　　10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边纵：蒋介石为达到完全控制云南的目的还会步步进逼，但蒋卢之间的矛盾不可能消失，到解放军接近云南并在进步分子的影响下，卢汉仍有靠拢人民的可能，因而要继续加强对卢汉的统战工作。

　　10月，卢汉将云南保安部队扩编为第74、93军，分别以余建勋、龙泽汇为军长，将龙泽汇的第93军布置于昆明，余建勋的第74军布置于滇西。

　　对于卢汉大张旗鼓地扩充军队，蒋介石总是放心不下。为了确保“后方”的安全，10月下旬，国民党国防部决定：将驻云南的中央军第26军扩编为第9 兵团，由余程万任兵团司令；命李弥的第8 军由四川调人云南，扩编为第13兵团；并准备将胡宗南部的两个兵团经西康调人云南。

　　11月中旬，蒋介石精心布置的“西南防线”在解放军的攻击下迅即瓦解，蒋即准备将其国防部直属单位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撤往云南，先是派出肖毅肃前往昆明与卢汉协商，后又数次派张群来昆明和卢汉商谈。卢汉均借故推托和拒绝，使其同蒋介石的矛盾逐步激化。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军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临昆明，向云南站站长沈醉下达了命令，准备在卢汉一旦有“异动”的情况下，对其采取断然措施。为此，沈醉精心做好了刺杀卢汉的一切准备工作。

　　从11月中旬起，卢汉宣布休假半个月，暗中加紧筹划起义事宜。他指示全部释放在“九九整肃”中被捕的人员，并通过杨青田找到昆明中共地下党，表示决心起义，要求配合。11月下旬，卢汉令其第93军集结昆明，第74军由滇西撤至楚雄、禄丰一带，基本完成军事部署。12月2 日，卢汉下令昆明戒严，基本控制了整个昆明的形势。

　　12月5 日，卢汉派周体仁取道香港前往广州，就起义问题同中共中央华南局进行最后的联系。

　　6 日晚11时，卢汉在自己的公馆里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起义的具体步骤。参加会议的有：第93军军长龙泽汇、昆明警备司令解晓清、省政府秘书长杨适生等。会议上，卢汉正式宣布了起义的决定。

　　卢汉颇有些激动地说：“目前，云南和我们的前途命运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决心已下，不惜一切宣布起义，救三迤父老于水火之中。现在，时机紧急，解放大军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如果等解放军进至威宁。盘县一带再起义，恐怕就没有价值了。”

　　几位心腹干员听了卢汉的肺腑之言后，心情都十分激动。眼下，虽然还有一定的困难，大家都决心义无反顾地干！当夜，卢汉等人紧急磋商，决心采用一切手段将驻扎在滇西保山大理一带的部队调往昆明。

　　9 日，蒋介石再次派张群赴昆明部署将其国防部、陆军总部等首脑机关迁人昆明事宜。卢汉决定立即起义，乘机将张群软禁，并借张群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名义，通知国民党军第8 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宪兵副司令兼西南区指挥官李楚藩、空军第5 路军副司令沈延世、师长石补天及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到卢公馆开会。

　　晚9 时整，余程万、李弥、沈醉等人均按时到会。直等到9 时半，仍不见卢汉到会。与会者等得不耐烦了，都不断地看看手表，又看看门，始终未见召集人的影子。石补天站起来正想到外面看看动静。警卫营长龙云青大踏步地走了进来，只听他一声吼叫：“举起手来，不准动！”

　　在十几只手枪的威胁下，这一干人大都吓得目瞪口呆，手足失措，举起手来，服从缴械。

　　只有李弥不甘屈服，质问：“这是搞什么名堂？”

　　龙云青反问他：“你还不知道？今晚云南宣布起义！”

　　就这样，“客人们”被分批押上汽车，押解到五华山光复楼。

　　此时，张群正在卢公馆向成都打长途电话，但电话线早被切断了，摇不通。焦急之时，两个警卫突然闯进门来，对他进行了搜查，并告诉他云南已经起义了。这个消息使张群惊慌失态，顿时软瘫在沙发上。

　　与此同时，卢汉命令其部队占领了蒋系控制的据点、机场和交通要道。

　　晚10时，卢汉率其第74、93军、云南宪兵、警察及地方团队4 万余人正式宣布起义。

　　10日，卢汉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11日，朱德、周恩来复电卢汉：“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速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二野前委：卢汉及云南事宜，由刘伯承、邓小平直接处理，无需再经南方局转接。二野前委接到中央指示后，迅速电令陈赓率第4 兵团经独山、贵阳或取道百色、册享。安龙、兴仁入滇。

　　22日，新华社播发了卢汉起义通电和朱德、周恩来欢迎卢汉起义的复电。

　　
49．彭县起义，川康变色。邓小平说：西南作战取得辉煌胜利，卢汉、刘文辉、邓锡侯、彭文华诸将军的起义，“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1949年12月9 日，四川彭县隆兴寺。

　　在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于昆明宣布云南起义的同一天，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发表通电，宣布起义。通电全文如下：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蒋贼介石盗窃国柄二十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国民经济破产，嗽使贪污金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渐绝。而蒋贼惟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共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日解放。坦白陈词，敬请维垂。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西南地方实力派率部起义，给做“割据西南梦”的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

　　刘文辉，字自乾，四川大邑县人。1908年考入成都陆军小学。1911年赴西安就读陆军中学。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川军第2 军任参谋、营长、团长等职。1921年担任川军第1 混成旅旅长。其后，在军阀混战中不断打败对手，实力逐年扩大。1923年出任第9 师师长，1927年任第24军军长，1929年担任四川省主席、川康边防军总指挥。

　　30年代，刘文辉是四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擅长纵横之术，四川诸多派系被他玩于股掌之间。他的队伍人数不断增多，地盘不断扩大，拥有军队十多万，据有大半个四川。为统一四川，问鼎中原，他不顾保定军校同学之谊，打垮了田颂尧，收拾了邓锡侯。之后他不惜亲情，同亲侄刘湘开战，上演了一幕四川军阀史上最残酷、最惊心动魄的“叔侄大战”。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打败了“么爹”，登上了“四川王”的宝座。刘文辉与蒋介石也由此结怨。刘文辉被侄儿打败后，逃到了地瘠人贫的西康。他在川康广袤的土地上广种鸦片，发了大财。川康地区年产鸦片六七万吨，大半产于他的防地。因鸦片大发其财的刘文辉，重新养起了一支很有实力的军队，蒋介石对他也无可奈何，不得不让他任西康省主席之职。

　　西康地处边睡，蒋介石鞭长莫及，虽然刘文辉长有反骨，但对蒋政权并无威胁。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找到了收拾刘文辉的机会。但刘文辉心里清楚得很，让他打日本，是蒋借刀杀人之计。他不像还有民族正义感的侄子刘湘，不管蒋介石使出千百计法，他也不挪窝出西康。结果是：刘湘惨死，他还盘踞在西康。

　　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便在考虑西南这块退避之地。

　　1949年1 月8 日，蒋介石电促刘文辉飞赴南京“共商国是”。

　　刘文辉到了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四川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发祥地，也是中央赖以反共的基地。中央准备最近迁都四川在那里同中共决战。中央要借重自乾先生……”

　　但是不久，蒋介石确实撤了邓锡侯的四川省主席之职，却没有给刘文辉，而是让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接任。刘文辉从西康来成都后，蒋又在刘公馆的对门住了一连宪兵，四周布满便衣，甚至还想给刘家派佣人。这表明，蒋不信任刘文辉。

　　邓锡侯，字晋康，四川营山县人。同刘文辉一样，他也就读过成都陆军小学，也是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辛亥革命前夕，参加四川新军，先后在川军中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18年任独立第5 旅旅长。1920年任第3 师师长不久，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四川省省长，后改为四川清乡督办。1927年为第28军军长。与刘文辉不同的是，抗日战争中，他作为第22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5军军长，率部出川抗日，转战晋、鲁，对抗击日军作出了一定贡献。在山西抗击日军时，邓还数次邀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去他的部队讲授游击战术，并送过枪支弹药给八路军，为蒋介石所不满。刘湘死后，蒋介石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即委邓锡侯回四川主持川康军务，先后出任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48年3 月20日，蒋介石派粮食部长俞飞鹏到四川，向邓提出急调10万石粮食和12万名壮丁出川，被邓回绝：“四川的粮食四川人要吃。现在，有这么多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还有啥子粮食可以调出去嘛？至于壮丁嘛，那就更不好办了。”

　　同年3 月，蒋介石让王陵基接替了他的四川省主席之职。

　　王陵基也是四川人，而且是川军中资格最老的将领之一。王陵基善于投机钻营，虽非黄埔嫡系，但深得蒋的信任。蒋在做“割据西南梦”时，军事上主要依赖胡宗南和宋希濂，地方上主要依靠张群和王陵基。

　　王陵基果然不辱“使命”，上任伊始，立刻派民工上万名组成“铁肩队”，昼夜穿行金牛道上，为胡宗南部赶运粮食。武器。1949年，四川大旱，王陵基却不顾川人死活，强征军粮900 万石，借粮900 万石，创四川省有史以来征粮最高数额。为维护蒋家残局，他残酷镇压学生运动。1948年4 月9 日，他下令让军警开枪镇压“要民主，要自由，争温饱”的游行学生队伍，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四九惨案”……

　　王陵基与刘文辉也有积怨。在30年代初，刘家“叔侄大斗”时，刘文辉花了20万块大洋从德国购进了20架新式飞机，在上海将机件拆散装箱，准备用船运入四川，组建一支空军。可是途经万县时，硬是被奉了刘湘密令的第21军第3 师师长王陵基给扣了。

　　前仇未报，又添新恨。王陵基从江西跑到四川，抢走了四川省主席的职位不说，还一个劲儿地在蒋介石跟前陷害川派。

　　对于王出任四川省主席，不仅刘文辉、邓锡侯不满，四川军政界要人多有不服。邓锡侯的副手、第95军副军长黄隐首先拍案而起：“不管哪个，要夺权，枪杆子上来取！”接着，四川省参议会立即响应，先后致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行政院长张群，要求饬邓回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日：“西南政务重要，情势险恶，苟变更人事，难免不引起后果……”

　　蒋介石指示张群回电云：“晋康主席年来心力交瘁，而措施多艰，深同情其处境之艰屯。主席将另有借重，川事继续委之川人。”

　　张澜当时不仅是刘文辉的座上常客，而且也深受邓锡侯的敬重。邓遂向张澜问计。

　　张澜诚恳地说：“要看清形势。丢了省主席不要紧，重要的是抓牢枪杆子。现在作好准备，解放大军压境时，你待机起义……”

　　在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后，10月29日，邓同刘文辉等向在重庆的代总统李宗仁再提要求撤换王陵基的四川省主席，李宗仁苦笑道：“莫说撤换一个省主席，就是撤换一个专员，我都没有权力，都得由蒋先生定。”

　　李宗仁离开重庆回桂林时，邓锡侯前往送行。临上飞机前，邓直言对李道：“代总统，王陵基不撤，到时候我们可要倒拐啊！”

　　“倒拐”‘在四川话是就是“转弯”的意思，李宗仁听得明白，先是一震，继而只好相劝：“以大局为重，忍辱求全吧！”

　　潘文华，字仲三，四川仁寿县人，1906年到新军当兵，1910年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历任排、连、营、团、旅长等职。1920年出任刘湘部第2 军师长，1926年任教导师师长兼重庆市市长，1935年任第23军军长。1937年随刘湘出川开赴江苏、安徽抗战，时任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3军军长。潘是“四川王”刘湘的亲信，刘湘死后，潘掌握了刘部基干队伍第21军。蒋介石为了拉拢他，委潘担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第28集团军总司令兼第23军军长。

　　1939年，潘文华为了夺取四川省主席宝座，策动倒王瓒绪活动，王即倒台，但“主席”位置，蒋介石兼了去。潘费力没得便宜，当然对蒋心怀不满。

　　蒋知潘文华心中有气，为笼络潘，让孔祥熙、贺国光牵线，与潘结为“金兰”兄弟。与此同时，蒋将亲信戴高祥、傅秉勋硬插在潘文华身边，委以参谋长等职。另一方面，蒋又任命潘昌献——潘文华之弟担任了四川省银行总经理。1940年，蒋介石再指令财政部给四川省银行投资200 万元，潘昌献升任董事长。这几招，着实让潘文华服服贴贴。

　　潘文华带着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空壳，移驻湖北宜昌市，潘手中的军权丧失殆尽，甚至连自己儿子潘清洲指挥的第235 师也被“蒋系”孙震吞并。1948年7 月16日，驻守襄樊的康泽兵败被俘，蒋介石指罪潘文华援助不力，又撤去了他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之职。

　　但蒋介石清楚，潘文华在四川军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便给了他一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虚衔。

　　在国共两党两军对垒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虽然属于蒋介石营垒，但与中共却也建立了联系的渠道。

　　早在抗战时期，为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团结抗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王若飞等，就同刘、邓、潘有了接触。1942年7 月，应刘文辉的要求，周恩来派王少春等到雅安刘文辉部设立了秘密电台。刘与中共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1944年冬，刘、潘二人秘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11月周恩来又在南京亲自做刘文辉的工作。1948年1 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刘被推为川康分会负责人。是年，张澜、李济深派杜重石带信给刘，要其联络西南各方势力，待机起义。

　　1949年7 月，中共川东地下党在重庆召开会议，根据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形势，决定加强对国民党军包括刘、邓、潘等地方军的争取工作。

　　8 月，王少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一步作刘文辉的工作。王少春告知刘文辉：川、康解放为期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书写自己的历史。针对刘文辉的重重顾虑，王少春晓以大义，向其严肃指出：现在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抓紧时机，在解放大西南的斗争中为人民立功。

　　9 月，刘终于明确表示要起义了，并通过王的电台向周恩来请求指示，电称：“年来受蒋压迫日甚，积怨难言，处境困难，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约好，决定站在人民立场。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周恩来立即回电：“大军行将西征，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同时，中共川东特委书记肖泽宽到南京向邓小平、张际春汇报四川情况。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二野情报部门派出一批敌工人员，潜入四川国民党军队之中，进行瓦解敌军、组织起义的工作。黄实（黄隐的侄子）被派到邓锡侯、黄隐处进行策动。周超被派到国民党军第95军工作，并在军直通信营设置电台与二野联系。

　　10月，中共地下党田一平等又派人做通了潘文华的工作，潘发电报给潘清洲，叫其率部队往川北转移。

　　10月下旬，中共中央通过四川地下党组织向刘文辉传达了关于起义准备工作和时机的具体意见：第一，起义时机，拟在解放军逼近成都附近时为宜。如过早起义，易遭胡宗南部的袭击，第24军（刘文辉直接控制的部队）的战斗力也无法与之对抗。

　　第二，第24军起义后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堵截胡宗南部向西康方向逃窜的退路，并以牵制和扰乱的方法阻止其占领西康，以待解放军到达。

　　第三，保护好城市、交通和中共地下党员及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维护好社会秩序。

　　第四，开展民主的思想教育，改善官兵关系，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为起义后配合解放军作战做好一切准备。

　　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准备起义工作的具体意见后，刘文辉同王少春对形势进行了估计，安排了第24军起义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并商量了对付蒋介石的策略。是月底，刘文辉从雅安来到成都，联络邓锡侯、潘文华共同起义。

　　12月初，成都玉沙街刘公馆。

　　到成都后，刘文辉与邓锡侯、潘文华等秘密协商、筹划，准备联络各界人士，共举义旗。

　　刘文辉、邓锡侯等人的频繁活动虽是秘密进行，但并没有逃过蒋介石特务机关的监视。刘文辉一住进玉沙街刘公馆，刘宅的对面便驻扎了一个连的宪兵。此外，刘公馆的前后门及街前巷尾密布了大批的军统特务，监视着刘文辉的一举一动。

　　解放军占领重庆后，蒋介石由重庆飞抵成都。他一下飞机，便有人密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有反心。当天下午，他便在北校场内黄埔楼召见刘文辉等国民党军将领，一方面鼓吹“川西决战”，另一方面则频频试探刘文辉等人的口气。

　　12月1 日上午，蒋介石突然来到刘公馆，他要亲自摸一摸刘文辉的底细。

　　蒋介石问道：“自乾兄，这次川西会战，你看这个仗应该怎样个打法？”

　　刘文辉应付道：“委员长总揽全局，我们都是一偏之见，你看怎么安排好，我们就怎么办。”

　　蒋介石碰了个软钉子，便又拐弯抹角地说：“此次川西决战，是党国捍卫西南基地的关键一仗。目前，胡宗南的几个主力兵团已经在川西集结，加上川康方面的其他力量，一定能够挫败共军的攻势。”

　　话说到此，刘文辉方明白老蒋是要调他的第24军参加会战，于是装聋作哑不吭气。蒋介石见话不投机，只好告辞。

　　但是。蒋介石的心一直在悬着。从刘公馆回到北校场后，蒋介石叫来了张群，两人密谋商量了对付刘文辉等人的策略。

　　第二天下午，张群以川籍人士的身份来到玉沙街刘宅拜会刘文辉。

　　虽然先说了些陪衬的话，最后还是谈到实质性的问题，即刘文辉的第24军参加“川西会战”问题。

　　刘文辉随即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知道，24军散处康、宁、雅三方，纵横数千里，翻山越岭，徒步行军，非有一两个月集中不起来，怕的是远水难救近火啊。”‘蒋介石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找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让王去通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要他们去“川西指挥部”与顾祝同、胡宗南“合署办公”，共同筹划川西作战事宜。

　　刘文辉很不满地说：“我只是在成都养病，若委员长有什么不放心的话，我病好些后，立马回雅安。”

　　蒋介石仍不死心。3 日，张群又把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召去，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目前时局危艰，为集中全力投入“川西决战”，免除后顾之忧，空军着即安排飞机，先将刘文辉等家眷送往台湾。

　　刘文辉心里太清楚不过了，蒋介石名义上是关怀，实际上是要扣押他们的家眷作人质。于是三人均婉言拒绝。

　　刘文辉说：“我的老婆是地地道道本地人，足不出户，更不用说曾去外地生活过。台湾和四川相距万里，水土气候甚有差异，她到台湾难以适应生存，若硬要让她去，还不如赐她一死。”。

　　邓锡侯的理由和刘文辉差不多：“我只有一个小老婆，身体虚弱多病，连牛市口都没去过，把她送去台湾，等于开玩笑。至于我，到了台湾，又增加你们的麻烦。西南实在呆不下去时，麻烦张公给我打一张飞机票，避到香港我女儿家里，较为省事。”

　　潘文华说：“我的大老婆家有老爹老母，她是孝女儿，决不会离家去台湾。我的小老婆此时正患病，尚在医院医治，如何也是去不了的。”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敏感地觉察到蒋介石将要对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于是，他们立即开了个“碰头会”，估计了形势，协同了动作，准备近日见机施行他们原先的计划。

　　按照原来商定的计划，刘文辉等人考虑过三种方案：第一种，在解放军未到来之前即宣布起义。第二种，等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再宣布起义。第三种，不公开宣布起义，但在暗中保护好城市，配合解放军接收。在这三种方案中，刘文辉等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等解放军逼近成都时，再公开打出起义旗号。这个方案，比第一方案稳妥，又较第三方案积极。

　　就在刘文辉等人同蒋介石周旋最紧张的一周之内，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曾数次致电雅安。5 日，周恩来指示王少春转告刘文辉：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的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解放军刘邓两将军11月24日的“四项忠告”。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部侵人。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灭。

　　与此同时，中共成都“临工委”委派胡克林（胡子昂之子）去刘公馆向刘文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刘、邓、播起义的三条具体意见：现起义时间已到，宜选择适当地点宣布起义；起义时及时通知；起义后的刘、邓、潘部队撤去国民党军徽，驻地升起五星红旗。

　　接此指示，刘文辉立即找来邓锡侯、潘文华和胡克林研究具体起义步骤，决定：先稳住蒋介石，然后三人分别潜离成都，去彭县隆兴寺集中宣布起义。他们认为在那里举行起义比较合适。那里位于成都侧背，又是第95军驻地，向东南进攻可威胁成都，向东可截断川陕公路，若胡宗南部向起义部队发动进攻，则可由海窝子地区退人西部大山。邓锡侯即命第95军副军长黄隐坐镇隆兴寺指挥，并尽其可能地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占领制高点和要地，作好随时起义的准备。

　　按照预先的约定，潘文华先从成都去彭县第95军防地。

　　但正在他等待夜深后行动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希曾登门造访。蒋介石派陈希曾，给潘文华送来了要他明日早8 时去台湾的飞机票。

　　潘文华感到十分突然，脱口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奉命行事，别的我概不知道。”陈希曾说完径直朝门外走，在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撂下一句：“我明早准时来接你。今晚哪里也不要去，呆在屋里安全！”

　　潘文华当即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刘文辉、邓锡侯商量后，用“调虎离山”之计，即让卫士长装扮成潘文华，引开监视潘公馆的特务们，潘文华则从潘公馆悄悄潜出，安全抵达灌县城。

　　潘文华出走后，蒋介石加紧了对刘文辉、邓锡候的控制。二人虽未被囚禁，但行动已失去自由，在他们的公馆前后，大街小巷，布满了特务。

　　7 日，刘文辉得知蒋介石已任命胡宗南亲信将领盛文担任成都卫戍总司令，这意味着胡部将很快接管成都城防。一会儿，刘、邓分别接到蒋介石侍从室打来的电话，通知二人下午4 时到北校场，蒋要同他们二人谈话。刘、邓意识到很可能遭蒋扣留，当即决定立即从成都出走，摆脱蒋的控制。当日下午，刘、邓秘密潜出成都，8 日经崇义桥到达彭县隆兴寺。

　　此时，中共地下党。二野派遣人员及各民主党派人士也先后到达隆兴寺，彭县隆兴寺成了起义的指挥中心。

　　各方人士聚会彭县隆兴寺，就起义后的行动及策略达成一致意见：1.如若蒋介石、胡宗南军队欲破坏蓉城，当不顾一切断然予以攻击。

　　2.待解放军进至一日之行程内，即配合解放军采取进攻性军事行动。

　　3.在解放军未到达前，敌如向我进攻，则以一部配合武装民众，袭击其侧背，以主力退守西山山地待援并采取政治方面的攻势。

　　4.胡宗南部未向我进攻，且解放军亦未到适当距离时，则向胡部严密警戒，确保崇庆、彭县、新都、灌县等地，并在政治方面采取攻势，以牵制胡宗南部兵力，策反其部队，消除其战意。以推动其迅速崩溃。

　　5.通电表态，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走向人民方面，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司令员号召，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其他部队起义。起义部队以原编制、原番号就地待命。给养问题，由刘、邓、潘致函各专员、县长供应，并遵守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刘文辉于7 日离开成都时，派人将起义电稿送雅安第24军参谋长杨家祯，并嘱其等待通知，再交王少春发出。10日，潘文华从灌县赶到彭县参加起义领导工作。杨于11日才接到刘的通知，并在原起义电稿上加上潘文华的名字，把发电日期填为9 日，交王少春发出。这样，12月9 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国民党军第二、95军及第235 师在彭县通电起义。

　　24日，朱德总司令复电刘。邓、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勋鉴：接读12月9 日通电，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尚望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本年4 月25日约法八章。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本年11月21日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朱德昆明、彭县起义，完全封闭了四川国民党军向西康、云南逃跑的退路，为解放军全歼西南国民党军主力于成都平原、加速大西南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于昆明、彭县起义的历史作用，对于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的历史功绩，邓小平政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50年4 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三千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的60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40余万，起义40余万。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清将军于11月9 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50．蒋介石亲临成都，做足“川西决战”的表面文章。成都会战，胡宗南30万大军灰飞烟灭

　　11月30日，成都。

　　在解放军攻取重庆之际，蒋介石父子乘“中美号”专机逃离山城，于当日上午飞抵成都。成都，是蒋介石在大陆直接指挥残兵败将负隅顽抗的最后一站。

　　“中美号”专机降落在成都新津机场。这是远东规模最大的军用飞机场，离成都30多公里，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打破日军陆路封锁，蒋介石动用几十万民工，费时经年，与美国人合建而成的。机场南起双流县，北至新津五津镇，沿牧马山下一字展开，设备相当齐全，可容各式重型轰炸机起落。

　　半个小时后，蒋介石一行驱车进入成都市区。大街上行人寥寥，路边小店大多是“铁将军”把门，除偶尔有二三辆警车载着宪兵或警察呼啸而过尚显出一点“生机”外，偌大的一个成都市近乎一座死城。

　　蒋介石闭上眼睛，想起四年前抗战刚刚胜利时他作为中国抗战胜利的领袖，第一次坐在敞篷吉普车上，接受重庆近百万人欢迎的情景，再看看今日成都一种行将末日的凄凉景象，不禁感慨万千，神情黯然。

　　不一会，蒋介石的座车停在成都北较场中央军校的“黄埔楼”前。蒋介石每次来成都都下榻在这里——一个蒋介石认为比较安全、同时也容易想起在黄埔的那些岁月的地方。

　　12月1 日出版的成都各大报纸，均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蒋介石“莅临”成都的消息：中央社30日电：蒋总裁今日晨9 时许，乘中美号专机由两架驱逐机护卫，自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来蓉，降落新津机场，黄少谷、俞济时、谷正纲、陶希圣、蒋经国、沈昌焕、周宏涛、曹圣芬、夏幼权等随行。成都方面，陆校张耀明校长，空军第3 军区司令徐焕升，均赶赴机场恭迎。省垣各要员均未及前往。总裁驻节军校官邸，11时许，阎院长、王主席等，赴军校晋谒。

　　蒋介石来到成都的当天下午，便在黄埔楼内召见在成都的所有军政要员，他们是：张群、顾祝同、阎锡山、胡宗南、熊克武、王陵基、刘文辉、邓锡侯等。他一见众人，便懊丧地说：“重庆已经失陷，那里现在成了一片废墟。我们离开时，军统局西南特区的爆破组正在对重要目标实施爆破，绝不能给共产党留下有用的东西！”

　　听着国民党总裁的这番开场白，各位文武大员们面面相觑，不知从何说起。

　　张群率先打破冷场，恭敬地说：“总裁此次只身赴渝，统筹西南防卫作战，以至于身陷危境；令岳军和诸位同僚们心急如焚啊！”

　　接着，便是对蒋介石的一片阿谀之声。

　　要是在平时，蒋介石会露出满意的笑容，但是现在，他已没有兴致听这些话了，于是不耐烦地说：。“算啦，算啦，不谈这个了。目前时局艰难，诸位谈谈对军事上有什么意见。”

　　又是一片沉寂。蒋介石望着仅剩的这几员大将，多么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能拿出令人高兴的打算来，但就是没人有勇气率先打破沉默。“老蒋只好亲自点将了。他瞥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问道：”自乾兄，你是四川的老人，这个保卫乡土与父老，还有党国的复兴基地，你都有什么考虑啊？“

　　刘文辉清楚老蒋问话的弦外之音，但他不动声色地又将老蒋的问题给推托过去了：“总裁此次来蓉，全面主持军国大计，使我们有了主心骨。自乾决心在领袖的英明领导之下，拼死一战，捍卫党国的复兴基地！”

　　刘文辉回完话后，几位大员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各抒己见了。有的说：“依目前形势而言，川东不保，门户洞开，我们还是以保存实力为主，节节退守云南，联络印缅，伺机反攻。”

　　还有的说得更露骨：“应该完全放弃西南，将现有的部队全部撤到台湾，确保台湾的安全，待力量充足后再从容反攻。”

　　作为支撑西南军事局面的重量级人物胡宗南，接着众人的话茬说道：“成都地处盆地腹心，无险可守。面临共军南北夹击之毒招，窃以为，应保存最后之有生力量，放弃成都，将主力退往西康省境内，依据那里险峻的山地、湍急的河流，对赶进的共军作叠次打击。以西昌为据点，同共军周旋，实在不得已时，全军经云南退到缅甸境内。”一这是胡宗南和宋希濂在汉中时拟定的方案，当初被蒋介石否决过，今天在会议上又提了出来。

　　“墨三！”蒋介石转而向顾祝同问道：“你的意见呢？”

　　最了解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顾祝同，清楚蒋介石希望他说些什么。他不紧不慢地说道：“宗南兄的见解当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了兵家对阵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实力！就西南说来，虽然重庆已破。但我们比共军还占有军事实力的优势。胡长官的30万精锐之师；郭汝瑰的22兵团一个军，可是全部美式装备的；加上王主席的地方部队就有50万大军。这还没有算上我们的空军、海军和刘主席的24军、邓副长官的95军。在这”川西决战“的最关键时刻，士气不可泄！不能后退！而应精诚团结，服从委员长指挥，组织好川西决战，给来犯之共军以迎头痛击！”

　　其实，关于“固守川西”的军事方案，蒋介石已经有了自己的考虑。

　　当人民解放军以凌厉攻势突破川东防线、抵近重庆外围之时，蒋介石已经感觉到他的所谓固守西南“反共基地”的计划就要泡汤。西南不保，在大陆哪还有栖身之地？可是，马上把部队撤到台湾，放弃大陆，蒋介石又心中不忍。于是，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几个月前曾被他否定过的胡宗南、宋希濂两人提出过的计划，即把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撤往西昌。如西昌不保，再向西退至滇缅边境地区。总之，只要自己还有兵马在西南，就证明国民党势力仍在大陆存在。

　　在筹划向西昌撤退的过程中，蒋介石准备采取两手布置：一方面，对自己嫡系部队胡宗南部，让其全部撤往西昌，以保存实力，同共产党长期周旋。另一方面，对于目前尚驻守在川西平原的非嫡系部队以及一些从川东败退下来的残余部队，则利用其与解放军纠缠，以掩护胡宗南部在川康边界从容部署。

　　不过，这些都是蒋介石在心里打定的主意，他决不能示人。尤其在目前的紧要时刻，如果由他提出撤退，不但会动摇本来就不稳定的军心，而且更有损于他的“领袖形象”。所以，尽管蒋介石在心里已赞成胡宗南提出的方案，但在嘴巴上还是倾向顾祝同提出的“川西决战”的计划。

　　待顾祝同的话说完后，蒋介石紧接着表态：“成都必须坚守！从此以后，可不必再言撤退西康，以免动摇军心。”

　　随即进行人事调整，以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杨森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代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盛文任成都防卫总司令部总司令，贺国光任西昌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同时成立川西决战指挥部，由胡宗南任总指挥，杨森、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为副总指挥。

　　“坚守成都”是蒋介石要求部下做的，他自己并不准备在成都呆得太久。但在离蓉之前，他还要做足“川西决战”的表面文章，同时还要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告知他的亲信将领。

　　2 日上午，蒋介石召见了从川东溃败下来的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

　　陈克非是宋希濂集团的残部，手下所剩兵力无几，且毫无斗志，所以陈虽是蒋的亲信，蒋也决定让其牺牲。蒋对陈说：凡宋希濂所辖部队统归陈司令官指挥，并由其收容调整，准备在成都周围同共军决战。

　　面对着总裁兼校长委以的“重任”，陈克非激动得一跃而起，‘啪“的一个立正后，正色说道：”决不辜负校长重托，誓与共军决战到底！“

　　3 日下午，蒋介石又召见了另一位亲信将领——胡宗南部主力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毫无保留地向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下一步行动，你们要向西昌集中。西昌是我们最后的复兴基地，这个地方很重要，你到那里，要据险坚守，把当地民众组织起来，持久作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听完总裁的训话，李振不但激动不起来，反而有被骗的感觉：原来要他们保卫成都是假，退往西昌是真。所谓川西决战，只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

　　李振认为，目前最最紧迫的问题是：自己该怎么办？部队该怎么办？其实，并非仅仅只是李振在考虑前途问题，残留于西南地区的各级国民党军政官员们都在考虑出路问题。

　　待一切安排妥当后，蒋介石决定飞离成都。

　　12月8 日上午，向来高高在上、不把记者放在眼里的蒋介石，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励志社会议大厅搞了个盛大的记者招待会。

　　蒋介石一上台，就向大家宣布了从来不可能事前宣布的重大新闻：“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并借诸报端昭告全国人民，中正将于今晚离蓉飞台，去草山主持革命实践学院……”

　　接着，蒋介石忘不了还要进行一番鼓动：“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于王陵基主席。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几十万国军精锐之师可以在凉山与共军周旋。我们已作了妥善安排。只要我们在大陆上再坚持三个月，就会出现转机。而坚持三个月对于我们是决无问题的。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百厥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中正深信，时间和事实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在与苏俄支使的中共的斗争中必将取得彻底胜利广同一时间，秉蒋总裁旨意，国民党行政院在成都召开了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次例会。尚未逃台的国民党政府大员阎锡山、朱家骅、陈立夫、黄少谷、万鸿图、关吉玉、杭立武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阎锡山主持，通过了三项”重要“议程。

　　第一项议程为“政府迁设台北”。直到前一天晚上，蒋总裁“钦定”搬迁事宜，众位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在蒋经国的“日记”中，关于“迁台”的详情是这样记录的：“正午会报，提议设成都防卫司令部，以示作战决心。……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起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因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司令部。”

　　第二、第三项议程为国民党政府逃台后西南地区的人事安排、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及一大叠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的委任状。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次会议草草收场，其要员纷纷飞往台湾。

　　得知蒋介石要溜的消息，中共成都“临工委”立即派出了早已精心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敢死队”。王陵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敢死队”就是他非常欣赏的、成都自卫总队队长乔曾希精心训练出来的那支“敢死队”。

　　成都有凤凰和新津两个军用机场，“临工委”不知道蒋介石的车队去往哪个机场，只好将这支200 人的“敢死队”分为两路，埋伏在去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的险要处，准备在蒋介石的车队到来时实施突袭。

　　子夜刚过，一长列有15辆坦克车和数十辆大卡车在前面开路、中间是几辆豪华型轿车、最后是15辆装甲车压阵的车队，从北校场中央军校大门开出，直奔新津机场。正当新津机场可望，胡宗南庆幸护送任务完成时，突然，猛烈的子弹从右边河滩上暴风雨般狂扫而来。这是中共成都“临工委”率领的“敢死队”。

　　车队赶紧组织还击。瞬时，坦克车、装甲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所有火力一齐向河滩、芦苇丛猛烈射击。但此时，“敢死队”早已无影无踪。护送委员长的车队开进了重兵把守的新津机场。

　　机场灯光忽然暗淡下来。影影绰绰中，只见委员长的座车门打开，“委员长”下了车。他着一身戎装，披着黑斗篷，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快步登上舷梯，“中美号”专机关上舱门，点火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

　　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走，昨晚的离蓉赴台以及上午的盛大记者招待会都是蒋介石放的烟幕！

　　蒋介石的“金蝉脱壳”之计，不但蒙骗了当时的中共成都“临工委”。也蒙骗了当时护卫他的官兵。39年后，当时曾参加护卫的蒲剑虹回忆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向前冲，蒋介石的轿车就紧跟在我们卡车后面，车队一刻也未停，穿过火力网，直开进新津机场。”

　　此时，蒋介石仍在成都。正在他庆幸自己躲过一劫时，又传来卢汉在昆明扣留张群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从成都秘密出走的消息，蒋介石再次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他决定立即飞离成都。

　　10日黎明，三辆一模一样的豪华型“克拉克”流线型轿车从北较场后大门悄悄开出，开足马力，向凤凰山机场飞驰而去。

　　蒋介石到达凤凰机场时，“中美号”专机已经发动。蒋的高级幕僚陶希圣、谷正纲、沈昌焕、曹圣芬先后登机。

　　最后，蒋介石在蒋经国的搀扶下登上飞机，站在机舱门口，向送行的胡宗南、王陵基摇了播手，忧伤地进了机舱。

　　“中美”号专机在跑道上滑动加速，然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四个小时以后，“中美”号专机飞出了茫茫的中国大陆，飞到孤零零的海岛台湾。

　　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及川南地区后，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已处于解放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在解放军南北夹击之下，国民党军纷纷向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撤退。胡宗南以其第7 兵团在大巴山一线掩护撤退，以其第18兵团向成都急进，以其第5 兵团向成都以南开进，加强南翼防线。孙元良第16兵团西撤广安、岳池、南充、三台地区，暂8 、暂9 军及第127 军撤至渠县。宋希濂及罗广文残部则向成都及遂宁地区撤退。

　　一时间，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上，云集了30余万国民党军的残兵败将，其中胡宗南集团15万人，其他国民党军约17万人。

　　为实施蒋介石制定的“川西会战”‘计划，为确保川康地区，顾祝同、胡宗南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击破成渝路及其以西地区之解放军，并迅速消灭刘文辉部，夺取雅安及康定，恢复后方联络。为此，制定作战计划如下：1.以孙元良第16兵团（辖第79军之第194 师、第20军之第79、134 师，以及第235 师），除以一部向遂宁、乐至方向攻击，牵制解放军，并掩护该兵团左侧背安全外，主力即依现态势，兼程向沦江以西简阳、资阳之线前进，准备参加主战场方面之作战，并与第7 兵团（正向保宁院以南集结）切取连系。2 ，以第18兵团之第叨军，即向简阳、淮州地区前进，连系孙兵团，侧击简阳解放军之右侧背，兵团另以一部控制南部及三台。3.以第15、20兵团余部，截断灌县、彭县、崇宁邓锡侯部顾祝同、胡宗南虽然拟订了上述作战计划，但在解放军的猛烈追歼下，国民党军溃不成军，根本不可能作有组织的调整，“川西决战”计划遂胎死腹中。

　　重庆解放后，刘伯承、邓小平的目光已盯住了残敌云集的成都。

　　根据蒋介石和顾祝同、胡宗南的企图及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刘、邓认为，川境国民党军在成都不守之时退往云南的道路有两条：一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宜宾；一是由成都经雅安、西昌。此时，经宜宾退往云南的道路已被解放军切断，实际上就只剩下经西昌退云南一条道路了。

　　为不使胡宗南等部国民党军逃往云南和国外，将其聚歼于四川境内，刘伯承、邓小平决心以各路大军的现态势迅速前出，以一部兵力迅速抢占乐山、大邑等要地，切断胡宗南及四川境内其他国民党军的退路。

　　12月6 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电第5.3 兵团首长及第50军，发布《成都平原围歼战》的指示：我军渡江后，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内江、荣昌、井研、乐山之线，才算完成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完成了这一步，各部队即可就地作少则十天、多则二十天的休整，并充分准备歼灭胡宗南主力的作战。因此：1.第10、16军在富顺。南溪休息时间不宜过长，以三天至五天力度，尔后该两军主力即应协力指向乐山、井研、荣昌地区继续前进。望杜义德、王维纲即与尹先炳、吴实共同拟定前进计划（时间、道路区分及作战协同事宜），报告我们批准施行。在前进中遇有战斗，由杜王统一指挥。由于乐山、井研、荣昌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胡匪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作充分的战斗准备。2.第18军为16军的第二梯队，渡江后休息三至五天即向健为前进。3.陈锡联、谢富治第3 兵团，准此将第11、12两军向西延伸，包括铜梁、大足、内江，求得与第10军靠近，以利策应，并令第47军控制邻水、广安。4.备部队当前最大困难是鞋子问题，望自行设法就地购买，勿靠后方运送。落伍人员好好设收容站。5.第50军于12月10日集结垫江待命。

　　刘邓明确指出：成都战役的关键一步，在于占领乐山，完全切断国民党军逃往云南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协同第18兵团等部聚歼胡宗南部于成都地区。

　　为配合二野主力歼灭胡宗南部，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报请刘邓批准，于12月7 日亦作出部署：第62军于占领武都后准备向江油、绵阳前进；第7 军准备向广元、剑阁、昭化前进，配合主力作战；第60军沿川陕公路向梓潼、绵阳前进；第61军经南江、巴中或旺苍、间中之线向盐亭、潼川（三台）前进。

　　12月8 日，第16军由南溪地区出发，分三路向乐山前进，成都战役开始。该军于9 日在板桥坝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

　　9 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

　　10日，国民党第19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第49军军长王景渊、第249 师师长陈永思、黔西南绥区司令谭本良、第272 师师长余启佑、黔西北绥区司令兼第271 师师长刘鹤鸣联名在贵州普安宣布起义。此前，第89军军长张涛率该军于12月7 日在普安发出起义通电。

　　11日，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郭汝瑰率第72军三个师在宜宾起义。

　　郭汝瑰，四川人，黄埔军校第五期、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由于在湘沪前线对日作战中，时任旅长的郭汝瑰，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和胆识，受到陈诚和蒋介石的赏识和重用。1946年9 月后，他先后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第五厅厅长、国防部作战厅少将厅长、第22兵团中将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同时兼任川南叙沪警备司令，辖沪州、宜宾、乐山、自贡、资中计4 个专区1 个市43个县。

　　就是这个曾被美国军方称为“少年将军”、深受陈诚信任的郭汝瑰，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准备打内战之际，就走向共产党，加入了人民阵营。

　　原来郭汝瑰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与组织脱离了联系。1945年5 月，通过伍廉儒介绍，在重庆和董必武取得联系，并向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要求。

　　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时向解放军统帅部传递过重大绝密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今天，他率部起义，出乎蒋介石和陈诚的意料之外，却在毛泽东和刘邓的意料之中。

　　在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处于四面楚歌的形势下，刘伯承。邓小平等判断：胡宗南部“可能经乐山地区向西昌或经雅安向沪定撤退”。为此，12月13日至17日又相继作出部署：第16.10 军迅向乐山、眉山之线前进，务于15或16日到达该线，占领乐山后续占眉山、蒲江、洪雅、夹江地区，切断国民党军南撤云南之路；第11、12军由第11军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指挥，自内江、铜梁继续西进，首先攻占彭山、籍田铺等地，尔后第12军占领大邑，第11军占领新津及其以东各要点，与第16、10军一起完全切断国民党军退往康、滇的道路；第3 兵团主力的任务是攻占大邑。新津诸要点，非有命令不得进成都，‘接收成都的任务由第18兵团担任；第50军接替第47军（该军开赴湘西剿匪）进至遂宁地区集结待命。

　　贺龙、李井泉等也于14日作出部署：第62军于27日前进至绵阳、安县地区；第7 军于28日前进至梓潼绵阳之间地区；第60军于27日前进至绵阳周围地区；第61军经巴中攻击前进，于1950年1 月2 日前进至三台地区。

　　在统一部署下，各路解放军向成都地区疾进。

　　第16军16日攻占乐山，次日控制乐山、夹江、峨眉三角地带，同时抢占洪雅，19日在沙坪追歼宋希濂残部3400余人，并在峨眉县西南之金口河俘获宋希濂，缴获汽车30辆、黄金2600两。

　　第10军13日由荣县出发，次日解放井研，15日攻占青神并强渡岷江向西北发展，17日解放丹棱、眉山，迫使国民党军第27军第135 师投降，19日继占蒲江。

　　第12军15日解放仁寿，17日夜强渡蜗江，次日攻占彭山，歼灭国民党军第135 师一部。此时胡宗南第5 兵团已到达新津，第12军遂以第35师控制要点，监视胡宗南部，以主力于0 日袭占邓殊，在王泅营、苏场追歼国民党军7000人，缴获汽车200余辆，20日攻占大邑。

　　第11军14日经乐至西进，次日攻占简阳，随后进至新津东西之借田。普兴场、太平场地区。

　　第18军13日到达宜宾，接收郭汝瑰部起义后继续西进，15日在键为青水溪地区歼灭宋希濂残部4000余人，随后向乐山、眉山前进。

　　作为战役预备队的第50军于20日也全部进至遂宁、射洪地区。

　　至此，胡宗南等部退往康滇的道路被完全切断。

　　在二野主力向成都以南迂回的同时，贺龙所率第18兵团及第7 军第19师继续高奏第三部曲——分三路加速向南兼程追击。

　　中路第60军于13日突破国民党军第38军防守，攻克广元北面要塞朝天驿（关），14日攻占川北门户广元城，歼灭国民党军第38军1200人，接着又攻占蜀道咽喉剑门关，18日解放剑阁，随后乘胜直追，20日占梓潼，对日解放绵阳。

　　右路第62军于15日攻占碧口后，迅速突破摩天岭，18日占领青川，22日攻占江油、中坝，歼灭国民党军骑兵第3 旅等部8000余人。

　　左路第61军15日由汉中出发，翻越大巴山后，19日在南江地区歼灭国民党军3300余人，21日进占巴中，接着沿成（都）巴（中）公路向西追击。

　　在解放军的猛烈追歼下，各路国民党军争相逃命、云集成都周围。至21日，解放军将川境国民党军包围于成都地区。至此，追击作战告一段落。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川西决战”计划落空，则纷纷逃往台湾。顾祝同早于15日飞往海南岛。蒋介石即令胡宗南代理西南军政长官，部署部队突围。

　　12月21日，重庆，二野指挥部。

　　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被包围于成都地区后，胡宗南为防其部队被分割，以李文第5 兵团守新津，以李振第18兵团位于新津、成都之间，以担任掩护撤退任务的裴昌会第7 兵团南撤德阳、三台地区，以孙元良第16兵团位于广汉地区，以朱鼎卿第3 兵团（由湖北绥靖总部改称）位于金堂地区，以罗广文第15兵团、陈克非第20兵。团残部位于彭县地区，作“国兽之斗”。

　　为全歼胡宗南等部于成都地区，根据国民党军相当集中并准备突围等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于12月21日在二野指挥部向二野各参战部队发布围歼胡宗南集团的作战命令：1.我第12军已占邓睐，至此，胡宗南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业已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战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办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门军攻新津（敌人有1 、27、36、65等四个军番号）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2.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第3 、5 两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勇、潘炎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第二天，刘邓又收到贺龙、李井泉报告军委并通报刘邓的电报：1.我们今（22）日到达剑阁。明（23）日续向梓潼绵阳前进，了解情况，调整今后作战部署。2.第18兵团主力自12月5 日起分路陕南、川北追击战以来，因川陕路被敌破坏，秦岭、巴山道路险峻，又受大雪阻碍，但全军士气很高，克服背粮困难，逃亡、掉队很少。现60军先头师已于21日解放绵阳，正向罗江前进。62军在沿途垒桥受阻，三天四次架桥未成，第五次才成功，其先头师今已超过江油。61军因路远今日可超过巴山。全军约于J 月1 日均可到达涪江沿线及沦江以北地区之安县及其以南绵阳、罗江、三台、中江等地集结，追歼战役即告结束。3.全军到达集结位置后，拟休整五天至七天，恢复体力，鼓励士气，与积极做好配合二野会攻成都战役的各种准备工作，以及采取一切方法展开政治瓦解工作。

　　二野第3 、5 兵团各军根据指示，调整部署，整顿组织，研究战术，同时运用战场喊话、广播、遣俘、送信等各种形式，对国民党军进行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在中共川西地下党的策动下，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衍与第16兵团副司令官曾甦元，于21日率国民党军第16兵团4 万余人在什部宣布起义。

　　董来衍、曾甦元都是四川人，长期与川鄂绥署主任孙震。第16兵团司令官孙元良有矛盾，中共川西地下党组织及时对董、曾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21日深夜，董、曾等发出起义通电：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重庆刘司令、邓政治委员，刘先生自乾、邓先生晋康、潘先生仲三钧鉴：衍及甦元等现率领川鄂绥靖公署所部在安；绵、江、什等地即时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停止反革命战争，参加人民解放工作，拥护人民政府。并遵照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及刘司令员在北京所宣布之五项规定，维护公私财产，保障人民安全。今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致力于解放大业。谨此奉闻。

　　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衍、16兵团副司令曾甦元、41军军长张宣武、122 师师长熊顺义、124 师师长蔡任、301 师师长张则养、47军军长严诩、125 师师长裴元俊、127 师师长袁国驯、302 师师长张子完、235 师师长潘清洲、绥署独立纵队司令刘景素，亥马。

　　第16兵团司令官孙元良率警卫团于24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22日，胡宗南为挽救其即将覆灭的厄运，在新津紧急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上，胡宗南强打精神，提出了保卫成都的三个方案：第一案；以现有兵力，采取以守为主，占领有利地形，发扬火力，于敌攻势受挫时，把握战机，转守为攻，出击取胜。

　　第二案：以现有兵力，攻守兼备，重创敌人，确保成都。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构筑强固工事阵地，使敌到处碰钉子，并以攻为守，使敌受创致败。

　　第三案：为了便于尔后能继续作战，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实行背进，决心牺牲一部以救全大局为着眼。即以罗广文第15兵团、陈克非第20兵团向敌后方（重庆）乘虚挺进，以吸引敌主力回头，而使主力向西康背进之，确保安全。

　　胡宗南认为，上述三个方案以第三案为上策，乘解放军贺龙部尚未到达，目前尚未形成紧密合围；二野刘邓部后方空虚，以两个兵团大胆东向，长驱直人，促使二野之主力不能不回头，而达到安全向西康逃窜之目的。

　　最后，胡宗南决定：向雅安、西昌夺路突围，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具体部署是：第5 兵团指挥第1 、3 、36军及第24师向西昌转进；第18兵团指挥第90、65军向云南昭通突围；第7 兵团指挥第76、17军向贵州威宁撤退；第15兵团统一指挥第20兵团及第79、127 、20军等残部先由成都向东攻击，尔后转向贵州毕节转进。要求各部统一于23日22时开始行动。

　　胡宗南作出上述部署后，即于23日11时率参谋长罗列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部分高级官员由新津机场飞往海南岛。

　　23日深夜，国民党军按照突围计划开始行动。然而，在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与监视下，向云黔康突围无异于痴人说梦。

　　行动一开始，胡宗南准备牺牲掉的15、第20两兵团很快就“牺牲”了。不过，不是被解放军歼灭的，而是在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领下，于11日分别在安德、郸县宣布起义。

　　罗广文与郭汝瑰是老同乡、老同学、老同事，郭率部起义对他有很大的启发。当胡宗南准备牺牲他人、保全自己时，罗广文绝不上他这个当。24日，即率所部2.2万余人在郸县安德铺发表起义通电：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重庆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刘先生自乾、邓先生晋康、潘先生仲三钧鉴：广文现率本兵团部在郭县附近，即时脱离国民党指挥机构，停止战争，参加革命工作。遵从解放军约法八章及刘司令“员在北京所宣布之五项规定，维护公私财产，保障人民安全。今后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致力革命大业，谨此电闻。

　　第15兵团司令兼108 军军长罗广文、第110 军军长向敏思、第366 师师长谢直、第239 师师长吴建新、第241 师师长王显庆、第242 师师长黄建三、第140 师师长朱济猛，叩启。

　　陈克非第叨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一。陈克非，浙江天台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陈克非在蒋的最基本嫡系第9 师，从少尉排长逐级上升到师长。1948年第9 师建制改为第二军，陈克非接任军长。1949年后，以第2 军为基础，扩编为第20兵团，陈又升任第20兵团中将司令官。

　　陈克非是蒋的亲信将领，蒋对陈非常倚重，陈对蒋亦十分忠诚。1949年11月中旬，当陈部在川湘鄂防线遭刘邓大军的猛烈攻击时，蒋介石曾委派长子蒋经国给陈克非送信。信是这样写的：克非吾弟：八年抗战，全国军人历尽艰险，终致驱逐倭寇，获得胜利。举国上下莫不欢欣鼓舞，共庆升平之乐。诓意共党丧心病狂，不顾国计民生，以斗争翻身为名，全面叛乱，阻碍国家建设，破坏国家统一，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待救之声，已是横塞于天地。勘乱以来，赤祸未止，皆因我军将士未能以雷霆万钧之力为锤击，更未以金汤万仞之国施歼堵。乃至赤祸千里，家园拆散，多少父老兄妹，更牺牲在制造阶级斗争之下，无限幸福情欢，全被夺于穷凶极恶之手。国运更是而日非，国土接踵以狼烟。只要稍有良心血性者，。则热泪狂涛之切恨，何忍共党之猖撅。凡我总理之民主主义之信徒，均应本黄埔革命之精神，同心同德，再接再厉，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上下同心，彼此协力，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日以待，要为已死之官兵复仇雪耻，要为被难之黎民救命伸冤。不消灭共党，誓不甘心；不完成建国统一，决不罢休。临书匆促，不尽—一，特饬长子经国持书前来代达余意，并祝军棋中正手启陈克非当即来一个立正，对蒋经国说：“请转告校长，学生一定禀承总理遗教，做一个三民主义忠实信徒，发扬黄埔精神，忠实于领袖，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蒋经国说：“陈司令，很好！你真不愧是一个年青有为的标准将领。”

　　12月初，陈克非率第20兵团残部逃到成都后，蒋介石指示陈负责收容宋希濂的残余部队，担负保卫成都的任务。待11日陈到成都军校向蒋汇报收容情况时，却是人去楼空，蒋已飞到台湾去了，陈克非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当陈得知刘文辉等在彭县起义，即派人与之联络。当成都已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陈克非再也顾不得效忠蒋介石了。24日，陈克非经与罗广文商议，决定通电起义：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我率第20兵团部全体官兵，于1949年12月24日脱离国民党的建制和指挥，站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旗帜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

　　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该迥于郸县。

　　接替胡宗南指挥撤退行动的第5 兵团司令官李文及成都防卫总司令兼第3 军军长盛文，在罗广文、陈克非部“异动”后，即令各部停止行动，并于H 日重新部署，分数路突围：李文第5 兵团为中央兵团，率第69、27军沿新（津）邓（蛛）公路前进；李振第18兵团为右兵团，率第65、90军及第36军之第48师，由双流攻击，与第5 兵团会合后向雅安前进；第1 军残部为左兵团，沿新邓公路以南向蒲江前进，到达蒲江后以一部进占丹棱，掩护左侧兵团前进；盛文率第3 军及第36军之第165 师为左侧兵团，循第1 军道路向蒲江以北前进；另留第二师于新津担任掩护；其余原西安绥署之特务团、炮兵团、辎汽团及干训班等部5000人，随第3 军跟进。

　　24日下午，国民党军开始分路向西突围，并且其先头部队开始在邓蛛以东之高山镇、固驿镇一带与解放军第12军接火。正值此时，第7 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1 ，8 万余人于25日在德阳宣布起义，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率第65军在成都按兵不动。李文只好以其所能指挥的七个军继续向西突围，并以第27、36、叨、57等四个军，由成都经崇庆向邓进攻；以第1 、3 、69等三个军沿新（津）邓进攻。

　　25日，重庆，二野指挥部。

　　刘伯承、邓小平在分析目前形势后认为，胡宗南已逃台湾，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等部纷纷起义，李振部亦有起义可能，在此情况下，“胡匪所部有于日内即行突围逃窜或解体之可能”。为此，刘伯承、邓小平等于25日致电杨勇、杜义德及各军首长，要求：“各部队应即多方迅速切实查明当前敌人之动态，如其突围时，则应适时适地于野战中捕歼之，如其仍固守顽抗时，则应以各种方法争取瓦解，并速作有效之组织的进攻准备，以便适时受降和诱导起义与多方捕歼可能溃窜之散匪。”同时，电令第50军兼程由遂宁出动，于26日赶赴简阳，在沧江东岸占领阵地，截击可能向简阳突围之敌。

　　同日，刘邓又致电贺龙、李井泉：现我第一线之12军。16军、10军及18军主力正在邓蛛、蒲江、新津弧形线上围歼敌人，门军刻位新津以东至简阳堵击可能南逃之敌。请令18兵团以现态势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北逃窜之敌，并准备进占成都。

　　奉命担负统一指挥成都战役的杨勇、杜义德根据国民党军向西突围的情况，当即作出部署：扼守大邑之第12军第34师向邓蛛与主力靠拢，坚守桑园镇、童桥、高山镇、固驿镇及邓蛛东南一带高地，阻止国民党军南逃；第16军由蒲江进至复兴场、寿安场之线，第18军第53师赶至寿安场；第10军占领新津后，以主力出大邑，第n 军向双流出击，以求围歼逃跑之国民党军于新邦公路南北地区。

　　各部队按照统一部署，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

　　第12军在邓睐地区顽强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24日下午，国民党军第27、36、叨军各一部进至因驿镇（邓睐县城东南）地区，遭到第12军第35师第105 团的坚决阻击，突围不成。次日，敌第90军等部遂改道北上，企图从高山镇（固驿镇以北）方向夺路西逃。守卫高山镇的第35师第103 团与敌激战竟日，使其不得前进一步J17时，敌第叨军主力赶到，对第103 团阵地猛攻，双方激战至深夜，阵地仍为第103 团控制。26日，敌人继续以高山镇为攻击重点，先后以一个多团的兵力轮番冲击。该团第8 连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连部的文书、文化干事和炊事员等全部投入战斗，以白刃战将敌击退。10时许，敌人又以一个师的兵力，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向第103 团阵地左翼迂回，并突破前沿阵地，插至邓妹城东门外。在此紧要关头，第12军以军预备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突人之敌，并以第105 团主力向高山镇东北之敌侧后迂回，第12军恢复并巩固了阵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突围。

　　第16军于25日在吴山镇截住了国民党军第1 、3 、27军等部，并歼其2000余人。第10军向新邓公路急进，第贝二军由东向西直趋双流、新津，第18军第53师亦直插新邦公路。

　　26日4 时，解放军各部发起全线攻击，经两天激战，。至27日即全歼国民党军第5 兵团等部7 个军，俘虏兵团司令官李文以下5 万人。

　　与此同时，为防止国民党军向成都东北地区逃窜，贺龙率第18兵团和第7 军第19师，以及四野第50军加速向成都地区急进。

　　至25曰，第60军进占德阳，第62军进占什风：第61军渡嘉陵江直插三台，第50军由遂宁地区向成都疾进。

　　在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之下，26日，国民党军第3 兵团司令官朱鼎卿率暂8 、暂9 军7000余人在金堂起义。同日，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到简阳与解放军接洽起义之事。27日，李振与第30军军长鲁崇义率其第65、30军共2.4 万人在成都起义，其他零散之国民党军也纷纷缴械投降。

　　27日，解放军解放成都，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按照毛泽东和刘邓的安排，由贺龙率第18兵团进驻成都。

　　12月30日上午8 时半，在贺龙、李井泉等率领下，第18兵团各军呈方队，迈着雄壮的步伐，踏人了蓉城的北门。

　　蓉城一片欢腾。

　　一位市民激动地对随军记者说：“共产党、解放军来了，昔日子熬到了头，打心眼里高兴！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搜刮民财，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不知害死了多少老百姓。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数都数不清。没有共产党、解放军，就没有今天成都的解放、人民的新生。”

　　另一个市民接着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硬是凶煞！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伤人命，抢劫人身上财物。连报上都公开提出警告：戒指不要戴在手上，小心抢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逼得人民无法生活，亲母遗弃骨肉，父子相抱自杀，这事多得很呐！”

　　一位老大娘拉着女战士的手，久久凝视，含着眼泪说：“这么小的年纪，就远离家乡来到四川解放我们，真叫人感动。世上哪有这样好的人，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啊！”

　　在入城的行列中，贺龙、李井泉率领他的指挥部乘坐美式吉普车开过来。

　　忽然间，有人认出了贺龙。人们沸腾起来，潮水般地涌了过来。

　　一名记者围住贺龙的车，向他提问道：“贺司令官，请你谈谈大军进入成都的感想。”

　　贺龙诙谐地回答道：“记者先生，在我们解放军里没有什么司令官，只有员。我衷心感谢成都人民这样热烈的欢迎！”

　　成都战役自1949年11月8 日开始，至12月27日止，历时近两个月，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从而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西南大陆持久顽抗、保持一个反革命基地的迷梦。

　　
51．汤尧漏网，率部“讨伐”卢汉。第4兵团半个月前进千公里，活捉汤尧

　　卢汉率部于1949年12月9 日在昆明起义后，蒋介石极为恼怒，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昆明，企图重新控制云南。

　　10日、11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遵蒋介石的旨意，连续致电位于云南曲靖的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主要内容是：国防部与云南各部队各机关的联络，一律改为由陆军总部承转；任命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监督云南军政事务；任命第8 军副军长曹天戈为该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熙为该军军长；令第19兵团司令官王伯勋统一指挥黔滇地区第8 、26、89军等部，向昆明攻击，“讨伐”卢汉，营救张群、李弥、余程万；令空军派飞机在昆明上空投放宣传品，并对昆明进行轰炸。

　　但是，11日这天王伯勋即走上了与卢汉同样的道路，率第19兵团在贵州普安宣布起义。

　　也就在11日这天，卢汉释放了张群，使得蒋介石对昆明的围攻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卢汉宣布起义时，曾劝说被他扣留的张群在起义通电上签名，但老奸巨猾的张群却推脱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从心里表示支持。国民党败局已定，谁也无法挽回。蒋先生的所作所为，我也甚不满意。但我与蒋先生的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便与你们一起行动，望请卢将军原谅。”

　　第二天，张群又给卢汉写了一封信，称“一年多来群与吾兄推诚相与，反心自问，尚无有负吾兄之处……”云云。卢汉见信后，便动了恻隐之心，于11日中午释放了张群，让其搭乘被扣在昆明机场的一架英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香港。就这样，张群漏网了。

　　其实，汤尧也是一条漏网之鱼。汤尧于12月9 日与张群同机抵达昆明，其使命是商谈国民党陆军总部迁昆事宜。当天下午抵达昆明后，汤尧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下。傍晚，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马英前来探望。谈话间，马英神色诡秘地对汤尧说：“老兄，这所房子不吉利啊，住这所房子的人常常被关起来！”

　　汤尧一听，犹如五雷轰顶。紧接着，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来访，告知“卢汉将有异图”。是夜，汤尧提心吊胆，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第二天一早，汤尧便假装外出吃早点，溜到了火车站附近的点心铺，边吃边等，直到由昆明北上的火车开始放汽，他才丢下筷子，快步跳上车厢，侥幸逃往曲靖。

　　接到顾祝同的电报后，汤尧即于13日由曲靖到达滇东北的沾益，加紧部署“反攻昆明”的作战计划。具体部署是：以第8 军第170 师首先占领昆明东郊大板桥及其以南地区，掩护第8 、26军分别在杨林、宜良集结。尔后，第8 军在昆明北面展开，第26军在昆明东面展开，定于16日开始进攻昆明。

　　为鼓励士气，顾祝同许诺：攻下昆明后，各部放假三天，发奖金十万银元。

　　为恐吓起义军，顾祝同致电卢汉：“请卢将军从速派人出城谈判，和平解决昆明问题，否则，将昆明炸平。”

　　面对气势汹汹的“讨伐军”，卢汉一面率部抵抗，誓死保卫昆明；一面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请求出兵援助。

　　此时，人民解放军担负从南面实施大迂回、进军云南的二野陈赓第4 兵团还远在广西南宁地区，一时无法到达，情况十分紧急。

　　刘伯承、邓小平接卢汉派兵援助的电报后，一面电令陈赓第4 兵团提早入滇，一面电令在贵阳的第5 兵团政治委员苏振华和第门军军长兼政治委员赵健民：“准备一个师到四个团的兵力进入云南适当地区，给第八军以有力的打击，策应卢汉，减轻他的顾虑。”

　　同时，刘邓又致电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你们应即令各部就现态势，分头集结兵力，靠近并监视敌26军与第8 军。如其确实进攻昆明时，则从各方面子进攻者以有力打击（伏击与对测背袭击尤要），以策应卢汉并阻击之。同时，乘势将敌退越南的一切可能道路完全控制与截断。”

　　在完成上述部署后，刘伯承、邓小平于16日致电卢汉：“我们已分头派遣部队，向昆明急进。如第8 、第26军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敢于进攻昆明，即请子迎头痛击，并坚持要点，以待我军赶到，协同歼灭之。”

　　根据刘邓的命令，第17军立即组成军前进指挥所，率第49师于12月19日由安顺、镇宁地区出发，沿黔滇公路西进，图解昆明之围；边纵各部队立即投入支援起义部队保卫昆明、阻止国民党军退人越南的战斗；中共昆明市委紧急动员各级组织，支援起义部队抗击国民党军，并成立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

　　在轰炸昆明的基础上，国民党军于16日开始向昆明进攻。19日，汤尧以第8 军在东面、第26军在南面发动全线进攻。卢汉部在昆明人民的支援下，坚持要点，节节抗击，固守待援。

　　为解昆明之围，边纵滇北独立团、第2 支队第4 团驰援昆明，朱家壁率边纵西进部队向昆明急进，解放军第门军第49师在边纵第6 、二支队的配合下，20日自贵州进入滇东北地区，23日解放沾益，向昆明迫近。

　　在保卫昆明的过程中，为争取国民党军第8 、26军起义，曾派李弥、余程万出城劝说。但李弥出城后反水，余程万被其部下挟持。蒋介石则以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以余程万为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要求李、余督饬部属，全力协助汤尧向昆明进攻。但国民党军第26军鉴于解放军第49师正向昆明迫近，边纵正向蒙自、建水进击，广西解放军陈赓兵团也准备西出云南等情形，于21日拂晓向南撤退。次日，曹天戈第8 军自感孤立，亦向南逃跑。至此，昆明之围遂解。

　　24日，第17军第49师进占曲靖，迫国民党军2000余人投降。之后，该师获悉国民党军第8 、26军正向蒙自方向撤退，遂发起追击，在边纵第2 支队的配合下，于26日在陆良西南之天生关地区追歼国民党军第8 军第3 师、陆军总部宪兵团、辎汽第15团、辎汽第门团、警卫团、军官队及炮兵学校等各一部，俘虏4000余人，缴获汽车25O 辆。此后，该师即返贵州归建。

　　事后，卢汉经常说：“解放军来得正是时候，如果再迟两天，我们恐怕就顶不住了。昆明遭殃了，我也完了。真是天兵天将！天兵天将！”

　　30日，朱家壁率边纵西进部队进入昆明。至此，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当晚，卢汉在五华山原省政府设宴，欢迎边纵领导人。朱家壁副司令员兴奋地说：“一别数年，世事全非，中国历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也翻开历史新的一页。让我们携起手来，把三迤大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汤尧在“反攻昆明”失败后便考虑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召集李弥、曹天戈及第8 军师以上军官开会，商讨对策。

　　会上，李弥首先提出北上川、滇、康边境，向胡宗南靠拢的方案。但多数人认为，眼下胡宗南已是自身难保，靠他不但救不了命，反而会为其所利用。况且川、滇、康边境一带人烟稀少，官兵衣服单薄，无以御寒。随军眷属也不堪拖累，恐怕到不了西康，就已四处逃散，所剩无几。

　　这一方案被否决后，李弥又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即大胆穿过呈贡，直奔滇南，立足蒙自、开远、个旧、建水、石屏一带。这一地区人口较多，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有铁路、公路，蒙自还有飞机场，距国境线仅有150 余公里，可以在这里与解放军进行最后决战，以“确保滇南，控制昆明，左右川康，建立西南反共复国的陆上基地”。如果抵抗不成，则利用蒙自机场空逃台湾，或沿滇越铁路及其以西道路逃往越南、老挝和缅甸。

　　此方案立即得到汤尧和曹天戈的赞成。数天之后，第8 、26军即撤向滇南。至1950年1 月1 日，第26军位于蒙自、开远、个旧地区，第8 军位于建水、石屏、曲溪地区。这时，汤尧所部两个军共3 万余人。

　　撤至滇南后，汤尧残部内部在撤留问题上意见不一。余程万、曹天戈等主张将部队空运海南岛，再转运台湾；李弥则主张第8 军留于滇南，开辟滇西，继续周旋。

　　鉴于汤尧内部意见不合，蒋介石今顾祝同于1 月5 日将汤、李、余三人召到台北，以统一意见。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顾祝同确定如下部署：1.第26军，即利用蒙自机场撤运海南，尔后船运台湾。第26军在撤运前，将该军所有武器、弹药。器材、马匹。车辆等装备交第8 军；撤运完毕后，蒙自机场交由第8 军接管。2.以第8 军为基干，扩编为第8 兵团，继续留驻滇南，并与云南省政府协调，极力向滇西发展，建立新基地。3.第8 兵团下辖第8.第9 军，调任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为兵团司令官，第8 军军长曹天戈兼兵团副司令官，第170 师师长孙进贤升任第9 军军长，仍兼任该师师长。4.第26军撤运前，归第8 兵团统一指挥。

　　据此，国民党军第8 、26军在南盘江以南地区占领阵地，并在南盘江北岸建立桥头堡和据点，阻止解放军南进；李弥则派人深入滇西，纠集反动武装，准备最后顽抗。

　　围攻昆明的汤尧部于12月22日开始向滇南撤退后，中央军委判断其将向缅甸、越南逃窜。24日，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我应出兵一部沿桂南、滇南前进，截断敌人由滇逃越之路，配合我滇地方武装和二野入滇部队歼灭该敌于滇南地区。因陈赓兵团尚不能出发，且距离较远，可否由四野住百色附近部队抽调二个师立即出发，担任此项任务。”

　　同日，四野领导人复电中央军委，同意以第38军驻百色之第151 师和驻思隆之第114 师经富宁、文山向老开、靖边前进，截击国民党军。同时，致电第38军首长，指出进击滇南的重要意义，要求第114 、151 师全体指战员再鼓一把劲，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25日，军委决定将第38军第114 、151 师划归陈赓指挥。同日，四野决定该两师于26日或27日向河口以北迂回，并且在与第4 兵团沟通电台联络之前，该两师由第114 师师长刘贤权、政治委员方国南统一指挥。

　　26日，军委根据汤尧部撤退情况，又致电四野领导人并告陈赓、郭天民：“敌26军和8 军一部正准备集结开远，尔后向越南方向逃窜。151 师及114 师应即由你们下令并指挥他们向老开、靖边前进。在他们与陈赓建立通讯联络并陈赓入滇后即归陈、郭指挥，以免时间上来不及。”

　　据此，第38军第114 、151 师于27日分别从田东、百色地区出发，向老开、靖边挺进。

　　12月24日，广西南宁，第4 兵团部。

　　时值1950年元旦来临之际，陈赓第4 兵团正集结在南宁周围，准备在庆祝完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之后向云南进军。

　　12月21日，陈赓第4 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归还第二野战军建制。

　　24日，第4 兵团关于进军云南的作战会议正在南宁召开。会议由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主持，主旨是学习领会中央军委和刘邓首长关于入滇作战的一系列指示，对进军云南进行具体部署。

　　会议开始后，陈赓首先向军长、师长和政委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由于我第5 兵团第49师进展神速，加上昆明起义军民的英勇反击，围攻昆明的国民党军已经撤退，昆明之围已解听到这里，大家悬着的心终于平稳地放了下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这时，陈赓话锋一转，继续说：“但是，汤尧部正向滇南之开远、蒙自、个旧地区逃跑。这一带离国境线不足200 公里，而且蒙自还有飞机场。这些残兵败将一有风吹草动可能就要溜，不是逃往国外，就可能飞往台湾，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因此，大家要想在南宁安安逸逸地睡上几天觉，大概是不可能了。军委和二野首长赋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抓住他、消灭他，铲除这个祸根子。”

　　会场立即沸腾起来，各位军、师长和政委们兴高采烈，议论纷纷。

　　陈赓示意大家安静，接着说：“进军云南，解放滇南，是我们4 兵团在进军华南、西南作战中，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方针的最后一仗，也是一次极艰苦的远距离的追歼战。敌人离国境线只有200 里；我们的行程是2000里，而且在粤桂边战役后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因此，要打好这一仗，你们在思想上必须准备吃大苦，耐大劳，要发扬我军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在行动上要快、要猛。同时，必须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不放过一个歼敌机会，不留一个敌人。现在你们只能利用发棉衣时间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整顿。”

　　当军委决定将四野第38军两个师划归陈赓指挥后，第4 兵团于28日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就滇南战役及进军云南作出部署。第4 兵团前委经过研究决定：四野第38军第114 、151 师已于27日自广西西部的百色出发，昼夜兼程，向千里之外的云南河口（老开）和金平地区疾进。该部会同边纵第1 支队构成左路部队，切断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退路。

　　第4 兵团为中路部队。其中，以换上棉衣的第13军第37、38师为第一梯队，于1950年1 月1 日出动，经富宁、文山直出蒙自、开远一线，首先控制蒙自机场，切断敌人空中逃路；以第13军第39师及第14军于3 日后尾进，截击向越南逃跑之国民党军；以第15军及兵团部于5 日后直趋昆明。

　　以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主力和云南起义部队一部为右路部队，由昆明南下，衔尾而追，拖住汤尧兵团，以求全歼该敌。

　　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对滇南战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9年12月29日，军委在致二野、四野领导人及陈赓等的电报中指出：“顷接毛主席来电：我军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早日退人越南。又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迅速进行争取工作，策动该敌起义，云云。望即分别转知前线，本此方针执行。‘”

　　据此，二野刘邓首长命令边纵及卢汉部参战部队暂缓南进，待第38军等迂回部队到达河口之线以后再行南下，配合作战。以后根据战况的发展，第13军第39师及第14军也北上昆明。

　　这样，参加滇南战役的部队主要为三路：第38军主力在边纵第1 支队的配合下直插河口、靖边之线，封闭中越边境，切断汤尧集团逃往国外的陆路通道；第13军主力在边纵第4.10支队的配合下直奔开远、蒙自，抢占蒙自机场，切断汤尧集团的空中通道；边纵西进部队、主力第2 支队第4 团、第9 支队、独立第1 团及卢汉起义部队四个团，集结于元江南北地区，准备实施机动作战，阻止国民党军西逃。

　　同时，遵照毛泽东关于“应向该敌迅速进行争取工作，策动该敌起义”的指示，在陈赓部向云南南部长驱急进之际，二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于12月30日向李弥和余程万等人发出忠告：李弥将军、余程万将军及国民党第8 军、第26军全体将士们：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除了你们两个军之外，已经全被我们歼灭了。我们在进军华南、西南以来，短短的两个月时问，就扫光了白崇禧部、胡宗南两部匪军。其横扫之势，你们都已领略，无须更多地赘述。在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将军的起义响应下，西南数省已迅速解放。所有起义官兵，都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欢迎，都有了光明的出路，都在安安稳稳地欢度新年。茫茫中国大地，只有你们两个军，孤零零地龟缩在云南，还未找到归宿，这是你们的不幸，也是你们执迷不悟的结果。全中国都解放了，蒋介石只剩下几个孤岛，眼看不久也就解放，你们何苦还在云南转呢？你们又能在云南转多久呢？即使你们想逃到越南，人民解放军也已做好堵击你们的准备，你们岂能逃脱？纵使有些残兵败将，可以逃到越南，流亡外国，又有什么出路呢？一则是被法国入关禁闭，二则是被法国人骗到保大的部队里当伪军，这又怎样能解救你们的命运呢？与其被法国人侮辱，怎能比得上在国内走向光明，谋求好的归宿好呢？而且，纵使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人民解放军是必然追寻你们到天涯地角的！就是你们逃到台湾，也终究逃不脱这一天。因此，摆在你们面前的大道只有一条，就是立即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军队，站到人民方面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向来实行宽大政策，不论何人，只要他真心悔过自新，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一概表示欢迎。现在你们可以考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希望你们赶快觉悟，赶快派代表到昆明，找卢汉主席接洽，并与门军联络。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回头是岸，望勿一误再误。

　　31日整天，第4 兵团的所有电台都打开着，等待着汤尧。李弥等的答复，但没有一点回音。

　　这一天，汤尧的电台也开着，他们收听到了刘邓发出的忠告，但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还想作最后的挣扎。

　　汤尧故作镇定地对他的部下训诫说：“共军惯于使用政治攻势，我们切不可为此而动摇。目前共军主力离滇南还有近千公里，从贵州出发的一路已有退兵的迹象，只有一些‘土共’和卢汉投共的那点杂牌军，决不是我们的对手。因此，坚持滇南数个月，绝对没有问题。即便共军逼近，只要我们守好蒙自机场、看好滇越铁路，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汤尧万万想不到，解放军正在强行军向滇南疾进，他所依托的蒙自机场和滇越铁路是无论如何也守不好、看不住的。

　　1950年元旦凌晨，踏着冬季的霜冻，第13军先头第37师在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率领下，自广西南宁地区出发，犹如一支利箭，向千公里之外的滇南蒙自、开远地区疾驰而去。

　　第37师半个月前进近千公里，于15日到达蒙自以东，接着绕过国民党军第26军警戒部队，直捣蒙自机场，并于16日晨攻占机场，歼灭国民党军第26军第193 、93师各一部1500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切断了汤尧集团的空中逃路。第38师在师长徐其孝、政委南静芝率领下也及时赶到，在边纵第1 支队一部的协同下，击溃了鸣骛街之国民党军。

　　与此同时，第38军第114 、151 师以每日七八十公里的速度隐蔽西进。1 月11日，第114 师进占边防重镇河口。这时，汤尧集团仍位于蒙自、开远、建水地区。第114 师立即北上，在边纵第1 支队一部协同下，于16日攻占曼耗渡口，控制了敌人架设的浮桥，并乘胜向红河上游机动。同日，第151 师攻占靖边，主力逼近到蒙自南侧。至此，完全控制了蒙自以南的交通线，封闭了中越边境，切断了汤尧集团从陆上南逃出境的通道。

　　蒙自机场的突然丢失，使汤尧顿时乱了方寸。第26军空运至海南的计划已无法继续实施，汤尧急忙下令各军向元江以南撤退。彭佐熙率其第26军余部（已运走军前进指挥所及第368 师一个多团）仓促南撤。17日下午，汤尧又命令其第8 兵团部及第8 军于次日从建水、石屏地区向西撤退，经元江、墨江进入普洱、思茅地区，与李弥纠集的反动武装会合。

　　元江水流湍急，不能徒涉，惟一通道是元江城北的铁索桥。根据上述情况，陈赓决心将汤尧集团追歼于元江以东地区，具体部署如下：以第37师及第38师一部为中路，除控制蒙自机场外，主力向建水、石屏追击；以第114 、151 师为左路，除以一部控制金平外，主力沿红河西进，迂回汤尧集团左翼；以边纵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为右路，乘汽车进至峨山，然后向墨江前进，堵击逃跑之敌。

　　各部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于17日展开追歼作战。第37师于17日攻占个旧，歼敌第26军3000余人。第151 师和第114 师一部于17日至20日又在蛮板地区歼敌第26军3000余人。国民党军第26军主力被消灭，彭佐熙率残部3000余人逃往越南、缅甸。

　　随即，第37师由东向西，第114 师主力由南向北，边纵和卢汉部由北向南，追歼汤尧第8 兵团部及曹天戈第8 军。

　　19日至20日，第114 师主力在宜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8 军第237 师一部，第237 师师长李彬普等300 名国民党军官兵在逃跑时跌入山谷。国民党军第8 军副军长兼第3 师师长田仲达鉴于逃跑无望，即率第3 师2000余人在石屏西北地区向边纵投降。

　　为争取时间，抢占元江铁索桥，第13军副军长陈赓果断命令：第37师以团、营为单位，大胆分路穿插，抢占元江桥东侧的营盘山；第38师第114 团火速乘火车到达石屏，尔后急进占领元江桥东北的千庄坝、二塘地区。

　　21日，第37师于元江以东之营盘山开始与曹天戈第8 军后卫部队接触。根据师首长指示，为抢过敌人先头，拦住敌逃路，该师第109 团团长顾永武当机立断，命令先头第2 营副营长秦三须带一个连，穿戴俘虏衣帽，伪装成国民党军，乘乱直插营盘山隘口，控制了制高点，截击国民党军。随后，第37师主力楔人国民党军队形中央，实施穿插分割，将国民党军斩为两段。

　　此时，边纵也到达元江东岸的铁索桥附近，截击国民党军。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国民党军陷人混乱，其前卫第8 军第170 师先期逃过铁索桥。因害怕被追歼，该师师长孙进贤下令将桥炸毁。解放军第37师在元江东岸歼灭国民党军第8 军教导师及第3 师1700余人。

　　22日下午，汤尧、曹天戈率第8 兵团部、第8 军军部及第42师逃到元江东岸，企图过桥逃跑。当得知第170 师已将铁索桥炸毁时，曹天戈暴跳如雷，当场宣布：过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第170 师师长孙进贤就地正法。

　　为夺路逃生，曹天戈下令工兵连夜抢修铁索桥。解放军第109 团第2 营第6 连在连长张海水率领下，与敌展开激战，张海水英勇牺牲。该连在仅剩24人的情况下，仍顽强地控制住铁索桥头，使敌望桥兴叹。

　　汤尧见过江无望，即率部沿元江东岸南逃。解放军第37师与边纵一部及随后赶到的第38师第114 团，多路迂回追击与截击，至23日将汤尧集团主力包围于红土坡、二塘地区。

　　24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经8 小时激战，国民党军第8 兵团部及第8 军残部全部就歼。计击毙国民党军1500余人，俘虏6000余人；活捉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兼第8 兵团司令官汤尧及第8 兵团副司令官兼第8 军军长曹天戈。

　　汤尧被送到解放军第37师师部后，师长周学义问：“汤副总司令，想不到会有今天吧？”

　　“想不到，想不到。按照中外军队的行军原则，步兵正常日行60里，最多也只能走80里，可是、可是……你们违背了行军原则，一天竟急进200 里，我根本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汤尧颓丧地低下了头。

　　雷起云政委微笑着说：“我们是用共产党的意志和决心创造了新的原则。”

　　“兄弟佩服，佩服！”汤尧连连说。

　　27日，陈赓急电：敌第170 师及教导师残部窜过元江后，有可能向思茅地区和中缅边境逃窜。为将该敌歼灭于国境内，中路军应速组织精干部队，在边纵第9 支队和卢汉起义部队的配合下，穷追猛打。如敌逃出国境，则停止追击，千万不能进入别国作战。

　　第13军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当即决定：第37师师长周学义、副师长吴效闽各带两个轻装营，分兵两路，追歼逃敌，并要求抱定“敌逃必追，追必到底”的决心，力求歼敌于本国国土。

　　28日，周学义、吴效闽各率两个营和4 个连从元江出发，在边纵和卢汉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向西、向南追击。

　　向西追击的部队经8 昼夜猛追，于2 月4 日在镇沅以西按板井追上国民党军第170 师主力，迫使该师师长孙进贤率部2400余人投诚。

　　向南追击的部队经普洱、思茅南下，于2 月19日在南桥追上国民党军第170 师残部，歼灭500 余人，其余逃往国外。解放军相继解放车里、佛海、打洛。

　　至此，滇南战役胜利结束。

　　滇南战役，自1949年12月27日开始至翌年2 月19日止，历时50余天，解放军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越过了无数的山峦荒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歼灭了国民党军2.7 万人，解放了滇南、滇西的广大地区，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建立滇南“反共基地”的迷梦。

　　与此同时，陈赓率第4 兵团部于2 月20日进驻昆明，第14、15军亦于2 月中旬进驻滇西、滇东北地区，云南全省获得解放。

　　3 月4 日，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赓、周保中分任正副主任。同时，成立了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任，宋任穷、周保中任副主任。

　　
52．西南最后一战。邓小平说：“解决西昌问题一定要快，彻底打破蒋介石在大陆的一切梦想。”

　　蒋介石在山穷水尽之时。仍梦想在大陆保有一个地区，以证明他的势力在大陆还存在。于是，他想到了西昌，企图把西昌地区建成“大陆游击根据地”。

　　云南解放以后，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能够盘踞和溃逃的地方，在大陆西南地区，就只剩下西昌地区了。

　　西昌位于西康的东南部，是川滇的交通要冲，周围地区为崇山峻岭，并由雅江、大渡河、金沙江环绕，战略地位重要。早在第二野战军进军）11黔之时，蒋介石就命令胡宗南将其第1 军第1 师第2 团于1949年12月1 日由汉中空运西昌，与贺国光西昌警备司令部（后改为警备总司令部）警备团一起在此固守。成都战役后，国民党军第127 、124 、69、38、27、3 、2 军等残部，纷纷撒向西昌南北地区。国民党军在西昌地区的总兵力计1.2 万余人。

　　派谁到西昌坐镇呢？顾祝同建议派胡宗南去西昌。

　　原来，西昌是胡宗南早就考虑到的退避之地，当解放军兵临成都之时，胡宗南为了逃命，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率部突围”，而是携几个亲信乘飞机逃走，原拟直飞西昌，后因气候不佳，便改飞到海南岛的三亚。由于惊魂未定，一时与蒋介石断了联系。

　　蒋介石在台湾接不到胡宗南的消息，下令派人四处查找，后被告知胡飞到了三亚。蒋对胡宗南不经请示而擅自脱离部队的行为大为光火，立即派顾祝同到三亚对胡进行“查办”。

　　顾祝同到海南后，向胡宗南说明了来意。胡一听，顿时吓傻了眼。

　　胡宗南本来心想：蒋总裁能飞到台湾，我飞到三亚有什么不可呢？许你们逃，就不许我躲么？可听到总裁要“查办”他，虽然心里不服，嘴上却连忙向顾祝同解释飞海南的原因。

　　顾祝同也较起真来：“西昌大雨，飞机不能降落，为什么不能到附近机场降落，而要飞到海南三亚呢？离开大陆，又不请示，谁能不认为你是逃脱？别说总裁是这样想，就连你手下的几十万大军不也都这样想吗？你一走，军心浮动，第二天裴昌会就率部反水，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蒋总裁能不生气？”

　　胡宗南越听越害怕，可怜兮兮地请顾为其向总裁说情。顾祝同动了侧隐之心，便给蒋回电：“琴斋飞抵海南，并非初衷。皆因西昌连日暴雨，周围机场非雨即雾，无法降落，才临时决定改飞三亚，并无逃脱之意。琴斋不失对总裁的初衷，愿即返西昌，立功赎罪。”

　　胡宗南也立即派他的参谋长罗列赴台，向蒋介石诉说他的“冤屈”。

　　蒋介石打消了“严办”胡宗南的念头，提笔给胡宗南写道：“顾总长来电及罗参谋长来台面报军情，日来忧患，为之尽息。此时大陆局势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一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间，挽回颓势，速行必成，徘徊则革命为之绝望矣。务望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务，不愧为吾党之信徒，是所切盼！”

　　胡宗南不敢怠慢，即于12月28日飞赴西昌。

　　蒋介石在胡到达西昌的第二天，又发给胡一个“十万火急”的电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二是收拾川西突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

　　1950年1 月1 日，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在西昌重新挂牌，胡宗南被任命为代长官，西昌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贺国光被任命为西康省代主席。

　　胡宗南上任后，以第127 军第310 师残部守康定，以第27军第135 师残部守沪定，以第335 师一个团及第69军残部守富林（今汉源县），以第124 军残部及第2 军第76师守会理，阻止解放军进入西昌地区，同时扩大地方武装，“待机反攻”。这样，国民党军以西昌为核心，在南起金沙江北岸、北至康定及大渡河东岸地区形成了一定气候。

　　1 月下旬，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飞抵西昌，为胡宗南打气；并许诺西昌所需武器弹药均由台湾运送，西昌供给每天也由台湾空运。临别时，蒋经国还不忘说一句：“琴斋兄，你是总裁的得意门生，就靠你独撑西南大厦了。”

　　1950年2 月下旬，重庆，西南军区司令部。

　　2 月22日，奉中央军委命令，西南军区正式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李达任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李达兼参谋长。

　　清晨，贺龙。邓小平正在院子里散步，李达手里拿着一封电报，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陈赓副司令。宋任穷副政委来电，滇南残匪全部肃清。”李达高兴地说。

　　“蒋介石建立‘云南反共基地’的梦想又破灭了，这下在西南地区就只剩下一个西昌了。”贺龙说。

　　“我看解决西昌问题一定要快，这样就可以打破蒋介石在大陆的一切梦想，也好让老蒋在台湾睡几天踏实党，省得他老做梦了。”

　　为了拔除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于3 月3 日决定，以第14、15、62军各一部，配属边纵一部，共13个团的兵力进行西昌战役。

　　具体部署为：以第62军第184 师由川西经富林、冕宁南下，以第15军第44师由巧家北上，南北夹击，于4 月10日前攻占西昌；与此同时，为防止国民党军向西逃窜，第14军第119 、124 团与边纵第7 支队之第34、35团由禄丰、宾川北上，前行堵击。

　　3 月12日，第62军第184 师由温江出发，23日攻占富林，次日强渡大渡河，追击国民党军第335 师南下。

　　第15军第44师于12日由曲靖出发，在巧家、会理以南之隆街渡过金沙江，对日攻占会理、宁南，25日攻占德昌，歼灭国民党军第124 、2 、27军残部各一部。

　　第14军的两个团与边纵的两个团，亦于20日由禄丰、宾1 ！！出发北上。

　　第62军第186 师第556 团于19日奉命西进，至24日连克沪定、康定，歼灭国民党军第127 军和310 师一部。胡宗南部处于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之中。

　　鉴于情势危急，胡宗南向蒋介石频频发电，请求对策。25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如西昌不能不放弃，吾弟是否仍将领导各部队行游击作战，继续与匪斗争，否则弟离部队后，何人可代为领导，速告知。”

　　次日，胡复电蒋：“为简化机构，减少目标，便于机动起见，遵于此间留置简单机构，由参谋长罗列负责领导，职率非战斗人员拟于本月26日飞琼转台。”

　　这样，胡宗南把挑子撂给罗列后，于27日晨与贺国光等乘飞机逃跑。

　　胡宗南的飞机刚刚起飞，解放军第44师即于27日5 时攻占西昌，守军一部被歼，大部逃窜。

　　28日，西南军区命令各参战部队切实掌握溃散之国民党军的动向，适时追歼；同时命令位于滇东北的第15军第43师派兵一部，出巧家津及雷波配合作战。各部据此展开追剿作战。

　　第62军第184 师于28日进占冕宁后，南下沪沽，于4 月1 日在喜德之甘相营、鸡窑沟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1 军第2 团残部及西昌警备司令部警备团。国民党军第69军、第335 师等残部走投无路，向越西小相岭附近逃跑。第184 师跟踪追击，至4 月5 日歼其4000余人。

　　第14军及边纵四个团于4 月1 日解放盐边、盐源，北上配合作战。此时，国民党军第124 军、第2 军第76师残部2000余人乘隙南渡金沙江，向滇西逃窜。第14军遂以第119 团第1 营实施追击，同时组织多路堵剿。该营经过七天八夜的连续穷追，至4 月13日在盐丰西北之平川街及邓川以东之姜营街全歼逃跑之敌。

　　至此，西昌战役结束。解放军经过一个多月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 万余人。

　　在两个多月的进军西南作战中，第二野战军配属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在当地游击纵队的配合和地下党组织的策应下，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先后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地方保安团队和游杂武装共90万人，解放了川、黔、滇。康四省，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西南作为其反革命基地待机反攻的迷梦，为解放西藏、统一中国大陆奠定了基础。

　　
53．毛泽东赋予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新的使命：“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张国华。谭冠三率第18军奉命进藏，中国大陆全获解放。

　　西昌战役结束后，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的作战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主要任务是剿灭土匪，参加地方工作。但是，中央军委又赋予二野一项全新而艰巨的任务，就是进军西藏。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世纪末，英国侵人西藏后，为把西藏变成中印间的“缓冲国”，长期勾结并策动西藏反动上层搞“西藏独立”。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以大扎。阿旺松绕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企图利用中国鼎革之际，使“西藏独立”变成现实，因而更加快了其分裂祖国的步伐。

　　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社即于1949年9 月2 日发表（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明确表明了中国人民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和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西藏便提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议事日程。毛泽东原打算：“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后根据彭德怀的建议，于1950年初决定：“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据此，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于1950年1 月决定，由第18军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并以第14军一部由云南进军西藏。同时，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确定由第1 军派骑兵支队从青海进军西藏，第2 军组建骑兵师从新疆进军西藏阿里地区，以配合第18军的进藏行动。

　　为统一经营西藏的领导工作。西南局于1 月18日上报并经中共中央1 月24日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

　　在部署解放军准备向西藏进军的同时，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西藏的社会特点和历史情况后认为：进军西藏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它还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据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0年5 月门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南局并西北局：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只要西藏方面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准允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南局于5 月27日拟定并经中央6 月2 日批准，提出了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亦称“十大政策”）：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3.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子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9.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从中央到进藏部队，利用各种渠道和形式，对西藏地方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1950年1 月底，中央和青海有关部门派张竞成（藏族）等四人入藏，带信给达赖喇嘛和大扎摄政。2 月，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同中央进行谈判。

　　西藏地方当局虽于1950年2 月派出和谈代表团，但这个代表团却绕道南亚，滞留印度，迟迟不来北京。西藏地方当局在英美等国的煽动下，执迷不悟。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洛桑丹增活佛于7 月赴拉萨劝和，抵达昌都时即遭到西藏地方当局软禁，不久又被杀害。

　　在拒绝和平谈判的同时，西藏地方当局将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计七个代本全部和三个代本一部，以及土兵、僧兵等，共8000余人，分布于昌都周围及金沙江以西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昌都是藏东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解放军进藏的咽喉要道。为了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西南军区集中第18军等部共六个团2 万余人发起昌都战役。战役自10月6 日发起，至24日结束，历时18天，歼灭了藏军主力。

　　昌都战役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地方上层内部的分化，加深了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1950年11月14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大扎摄政下台。以阿沛。阿旺晋美噶伦为代表的上层爱国人士，鲜明地反对分裂行动，积极主张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在此形势下，经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再敦促，西藏地方政府遂于1951年2 月中旬决定，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赴北京谈判。4 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和班禅额尔德尼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抵达北京。从29日开始，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和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行正式会谈。经20多天协商，双方于5 月21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酉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对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友好相处时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变；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协议的签订，是西藏人民走向光明的第一步。

　　为了促进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委派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前往西藏工作。张经武向达赖喇嘛递交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和协议的抄本。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协议，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和“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毛泽东当即复电表示欢迎。

　　根据协议，毛泽东于1951年5 月25日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训令规定：1.西南军区之18军除留两个师（53师、54师）于甘孜、昌都地区担任修筑甘孜机场与甘孜、昌都段公路任务外，52师进军西藏任务不变。该师应以一个团进驻拉萨，两个团（缺一个营）进驻丁青、乌所、黎嘉、太昭地区，师部进驻太昭。

　　2.西南军区之14军126 团应由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

　　3.西北军区之骑兵支队应由玉树进驻囊谦地区，并仍属西北军区建制。

　　4.西北军区由新疆准备入藏之部队，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噶大克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公路，以备随时入藏。

　　根据中央军委及西南军区的部署，第18军自1951年7 月开始，从昌都、甘孜等地实施梯次进军。

　　7 月25比第18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先遣支队400 余人由昌都出发，经边坝、嘉黎、太昭，于9 月9 日进抵拉萨。

　　第18军主力分成两个梯队西进：军直率第52师第154 团为第一梯队，第52师师直率第155 团为第二梯队。

　　张国华、谭冠三率军直一部于7 月1 日由甘孜出发，经昌都、丁青，与先期到达墨竹工卡的第154 团会合，于10月26日进抵拉萨。第154 团继于11月23日进驻日喀则，28日进驻江孜。

　　第二梯队由第52师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亦由甘孜出发，10月21日继由昌都西进，经边坝、沙丁、嘉黎于11月7 日到达太昭。

　　由青海进藏的第18军独立支队1000余人，在支队长范明、政委慕生忠的率领下，于8 月22日从青海省香日德出发，向南穿越巴颜额拉山，抢渡通天河，翻越唐古拉山，于11月27日抵达拉萨。

　　从云南进藏的第14军第42师第126 团一部共600 人，于8 月24日从扎那出发，西渡怒江，翻越日秀拉等雪山险隘，闯过瘴病险区，于30日抵达竹瓦根。之后，团长高建兴率一部于10月1 日进至察隅，该团另一部于10日抵达科麦，25日进驻沙马。

　　新疆独立骑兵师向阿里进军。1951年5 月6 日，由该师第2 团副团长安志明率领的先遣支队400 人；从于田出发，5 月28日到达扎麻芒保，与先遣连会师，继续向阿里首府噶尔进军，7 月27日到达噶尔。同年夏，乌斯满部残匪由新疆且末窜入藏北。7 月26日，独立骑兵师派第二团营长贺景福率一个加强连进藏追剿。剿灭叛匪后，该部进驻日土宗。

　　解放军各进藏部队不仅战胜了大江大河、雪山峻岭、草原沼泽、原始森林以及气候严寒、空气稀薄。雨雪冰雹等重重自然障碍，胜利地完成了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而且模范地宣传和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他们每到一地，一律住帐篷，而不住民房，不进佛堂，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积极宣传和平协议精神，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增进了民族团结，受到藏族人民热烈欢迎。

　　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和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粉碎了中外反动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的怀抱，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促进了中国西南国防的巩固，并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使西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