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山烧香需要买票吗:六、激化

六、激化

林书记说石忠明对刘贽挺关心，曾多次向他要求给刘贽安排工作，这也无从考证。不过自一九七0年以来，刘贽确实和林书记谈过，希望能安排个工作，离开粮山。回顾着自己的经历，看看粮山的现实，有时也想接受教训，明哲保身，但是他担心，在粮山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这几年，他和他的妻子无论如何没明没黑的苦干，却维持不了最低的生活，他看着两岁的女儿吃着红薯渣(红薯磨粉以后剩下的东西)掺和着少许玉米面（不掺一些面和不成团）做成的“馍”那个满足的样子，他的眼泪止不住的涌出！石忠明的姐夫刘幸福当了队长以后，一再对他进行不合理的罚工，连他在地里劳动时，因为患痢疾大便时间长了，也被侮辱为“屙井绳”，罚了他一天的工分，这那里是剥夺了他一天的劳动？这是剥夺了他的人格！他退伍以后，经过批准在一个很不像样的洼地盖了两间房，却没有路走，几年来走着没有被批准的不平坦的路，人们可以随时批判他侵占集体的地方，还可以把他的门前弄得臭气熏天。他没有想到，他一个退伍军人，一个贫农出身，被人称为“响当当”的人，竟然走到这步田地！与他这种境遇截然不同的，石忠明虽然和他同在一个生产队里分红，都是一个劳动日两角多钱，而且石忠明九个孩子，只他一个人劳动（故且算作劳动吧！）但他家的生活却是另一番景象！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接连盖起了两座（十间）一砖到顶并各有一间小楼的新房，两个比一般四合院还要宽敞得多的院子，占了第一生产队整个平坦的打麦场（打麦场移到别处）！而这些距离刘贽没有出路的小土屋只有几十米远啊！石忠明的所作所为，比南霸天、黄世仁并无二致，只不过手段少许隐蔽一些罢了。然而，石忠明却是县上红得发紫的人物！这使得刘贽在与他作斗争时不免有些犹豫。他在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打击迫害面前，一次又一次的压抑着自己要斗争的冲动。几年来的艰难生活和精神折磨，使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像是呼吸道变得非常的狭窄，使得他要呼吸新鲜空气感到非常吃力，又像是胸膛里填满了什么，再没有了容纳空气的地方。他不时的张开大口猛力吸气，然后再猛力的呼出来，在呼出气时发出大声的“唉呀——”，这时他才能得到胸腔里几秒钟的畅快。但只有几秒钟，那种感觉就又转来，每遇忧愁、烦恼，这种感觉更甚。心肺透视的结果，他得了轻微的肺结核，经过几个月的治疗，透视阴影消失，但是他的那种胸闷难忍的症状却依然存在。县医院诊断为“神经官能症”，治疗这种病刘贽没有遇到有疗效的药。有一次，他在家里实在胸闷难忍，呆不住，就骑上车子到十多里以外的宋街村找他最知心的同学宋贤臣谈心。一九六六年他从部队探亲回来的那天晚上，住在贤臣工作的学校里，贤臣边和他谈着他的婚姻大事，他睡着了，猛然发现贤臣还在和他说话，他很抱歉。而这一次，第二天还要给学生上课的宋贤臣，为了能给刘贽暂时减少一些痛苦，从吃过晚饭一直和他聊到凌晨三点。而刘贽四点钟就又起了床，一个人跑到村外，大声唱起来。他的精神还正常，不是发疯，只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体内十分需要的空气能够多吸入一点。

“五、二“事件以后，像一个患了感冒的人刚出了一身汗，刘贽顿觉心情舒畅。虽然这是一次新的打击，而且由于他对石忠明的控告没有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处理，在客观上助长了石忠明对他进一步的迫害。但是无论这种迫害是如何的残酷，而对于他精神上的打击却远远不能达到“五、二”以前的程度了。像一个勇敢的坚守阵地的战士遇到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只有战斗的愉快，并不感到受打击的痛苦了。石忠明对他的打击迫害是如此的公开化和明朗化，他当然也可以公开地、毫不含糊地进行反迫害的斗争。他再也不需要像先前那样痛苦的抑制自己的感情，他准备把这几年来胸中填满的东西全部倾倒出来。仅仅这样一种想法，就使得他的“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消失了一大半！在他实际的进行了斗争，享受了马克思说“最大的幸福”，有了毛主席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体会，他的心胸就更加开阔了。

就是那次在大队办公室院内召开的第一生产队的群众大会上，石忠明当众宣布：不准刘贽给群众读报，也不准他念毛主席语录。“不准你打着红旗反红旗！”刘贽当场回道：“真理是封锁不住的，群众的嘴巴你是堵不住的！”

刘贽对自己有过一个比喻，他说他好像一个皮球，受到的打击愈大，他的反抗就愈激烈！石忠明不准他给群众读报，念“语录”，他偏要利用田间地头和饭场举行演说会！夏天，他还利用晚饭和群众在街上歇凉的时间，举办“文艺晚会”！说起来，在文娱活动方面，刘贽还有一些擅长，在农村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演员，而且难得他这样充满感情的表演：他竟然能够一个人连续演唱两、三个小时，吸引几百个听众。他说唱京剧、豫剧、故事、山东快书、革命歌曲，内容丰富，表演生动。也许这还不是他能够吸引观众的主要原因，而主要是群众乐意听他在两个节目之间，联系本大队的实际，绘声绘色的揭露石忠明的丑恶行径。上级机关没有人处理石忠明的违法乱纪行为，他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上了。

“刘贽神经了”！刮来了这么一股风。

这并不能阻止群众听他的宣传。

一天晚上，刘贽又在宣传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观众中增加了几个人，这时，他在讲故事：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苏联印了一套纪念邮票。这一套纪念邮票共有五张，上面分别印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有赫鲁晓夫的照片“，刘贽说到马克思时，用右手扳着左手的大拇指，说到恩格斯时，扳着二拇指------说到赫鲁晓夫时，他扳着小拇指，摇了又摇，引得群众哄然大笑。

“有一天，赫鲁晓夫出来视察工作了”，刘贽挺着胸，俨然一副大官僚的架式转了半圈，“来到一家邮电局里，看到桌子上、货架上，到处摆的是印有赫鲁晓夫头像的纪念邮票。赫鲁晓夫就说：‘营业员，你们卖邮票怎么只卖我的纪念邮票啊？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邮票，也卖一些嘛！’营业员说：‘赫鲁晓夫先生，本来这一套纪念邮票印的是一样多，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纪念邮票一到邮局，就被抢购一空，只有你这邮票———”

刘贽把“票”字拖得很长，把头摇了又摇，然后加重语气接下去：“没人要！赫鲁晓夫一惊，‘啊，没人要？那——是胶水不粘吧？’赫鲁晓夫说着，拿了一张印有他的头像的纪念邮票，用唾液在背面抹了抹，照他自己手上一贴——‘这不粘的挺好嘛！’这时营业员说：‘人家不是那样贴的！’‘他怎么贴？’营业员用右手拿了一张赫鲁晓夫的纪念邮票，照着邮票正面赫鲁晓夫的脸上，呸！呸！吐了两口，接着将赫鲁晓夫嘴啃泥似的‘叭’的一声贴在左手上，‘人家是这样贴的！’

‘啊？他有精神病，警卫员！把他捆起来，送进精神病院！’说着赫鲁晓夫就扬长而去了。”

刘贽装扮着赫鲁晓夫的架式正要下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几个人一起拥上去，对他拳打脚踢一顿好打。

“放屁！谁是赫鲁晓夫？”石忠明的老婆李桂英大哭大叫着向刘贽扑来，“我非和你拚了不可！”

石忠明的侄儿、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几个“武装”打刘贽时，因为出其不意——不仅刘贽，大约群众也没有料到，所以挨了打。而李桂英大喊大叫着扑来时，就冲不过稠密的人群了。人们一面拦着李桂英，一面推着正在愤怒呐喊的刘贽，劝他：“走吧，你看她那装疯卖傻的样子，倒真像精神病犯了呢！”

人们都记得，李桂英初嫁到石忠明这里时，就曾大哭大叫，精神病似的。她说石忠明骗了她，要闹离婚；文化大革命中石忠明受到批判时，她又发疯了一次；再一次就是最近因为第一生产队的一个党员干部的妻子怀疑其丈夫与她私通，在一天夜里去“拿双”而没有拿住，李桂英就发疯了。石忠明的侄子为了替她出气，硬将那个党员干部的妻子绑着游街，李桂英将人的粪便给她抹得满脸皆是，塞到她的嘴里。

大约人们担心，李桂英若再次发起疯来，对刘贽是不利的。

连着几天，生产队的汽马车拉土垫平了刘贽门前的粪坑，一直垫到他的门前。生产队要在这里盖一排堂屋，从石灰线可以看出，后墙与刘贽房子的北山墙相照，不偏不倚。西山墙距离刘贽房子的前墙四尺远。

看起来，这次盖房与上次队长领着人来这里挖沟垛墙不一样，是要动真格怕了。刘贽想，这事也许与李桂英的发疯有些关系，所以去找石忠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他还是去找了石忠明。因为按照群众的说法，不能搁过人家这个门；按照林书记的说法，你不找人家，怎么知道人家不给你解决？

“你的事我不管，我不当你的支书！”刘贽碰了这个钉子以后就去公社，但是走了几步又转了回来。他忽然想起，前几天就听说林书记到地区开会了，说是半个月才能回来。

也许，苦难的历程把刘贽的棱角给磨掉了不少，也许是残酷的事实，使他不再那么天真和幼稚，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发疯似的呐喊着“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政策”坐在门前，他眼睁睁的看着新砌的砖墙一天天升高，靠近他的房子的一头还砌成了两层高的小楼。

生产队的堂屋盖起来以后，林书记从地区开会回来了，刘贽把这一切汇报给他。

“你怎么不找我说？”看来，林书记又是很气愤。

“人家瞅的机会就是我找不着你的时候”，刘贽说，“你到地区开会去了，我就是到地区找你，也不一定能见到你，更不可能把你叫回来解决问题吧？”

“你就没有找找老路？”老路是公社的党委副书记。

“我以前为了被罚工、扣救济款的事找过他多次，知道他管不了老石的事，找他也无用。”

“你说哩，公社副书记就管不了他大队支书？”

“这是经验告诉我的。”

林书记似乎不否认了。他摊开两手对刘贽说：“现在房子盖起来了，你让我怎么处理？难道能让生产队把房拆了？”

刘贽说：“可以让生产队在别处给我盖两间和我的房子一样的房子，而把我的房子交给生产队使用，这不是很方便吗？”

其实这个办法，在生产队还没有在此盖房时，就有好心人劝刘贽和生产队干部商量，让生产队把他的房子当作盛草的屋子，而重新给他盖两间房。“你花几个钱，摆个酒场，把大、小队干部请来，只要把事情摆到桌面上，到时候谁去当黑脸的？”但是刘贽却觉得他和干部已经闹到这份上，没有这样做。而这时，他对林书记抱着希望。

“那--------”林书记未置可否。

刘贽的房子刚改为向东开门后，家庭的粪坑在队里原先积肥的土坑的边缘，后来队里为了跟他过不去，专门把移到饲养室东边的粪堆又移到这里。他只好把这两间房北头的半间小厨房改为猪圈兼作粪坑。厕所在房子的东北角，生产队要在这里养猪，他就把厕所向西移了几丈远，移到了他房子的正北，就是全家迁往城市的刘贽的本家叔叔刘金山的宅院靠北院墙那里，生产队在刘金山的院子里育红著苗挖了一道道的沟，刘贽一家要从这沟坎上过去才能到厕所去。

刘贽房子西边刘清生的院子的北墙，距离育红薯苗的沟只有四尺远。刘清生的西屋和北边闫家西屋之间，是一个五、六尺宽的豁口，这本来只是闫家和刘金山家的伙路，刘清生家因为房子少，把他自己家的过道房改成住房，他家也从这个豁口走路。刘贽屋前四尺宽的胡同的南头是生产队饲养室的院子。他从家里出来就是从胡同的北头向西拐，经过刘清生院墙外与育红薯苗的沟之间的三、四尺宽的小道，也从这个豁口走到街上。

也许就是为了证明跟干部作对的人是无法生活的，生产队在刘贽房前四尺远盖房以后，又一个消息是刘清生要盖北屋，大队批准他向他的院墙外扩展三尺，也就是要盖在刘贽现在走着的路上。石忠明天天喊着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连国家的救济粮、款也一律不给地、富、反、坏分子，饿死他们活该！虽然救济粮、款也不给刘贽，那只是说明对刘贽要像对地、富、反、坏一样的对待，刘贽还未想到，石忠明竟能让地主分子把房盖在他走的路上。

刘清生的大儿子刘旭和刘贽是同学，在外村教学，趁他星期六回家时，刘贽把他叫到自己的小屋，给他倒了一碗白开水，对他说：“旭哥，今天叫你来是跟你商量一件事，就是你家盖房子的事-------”刘旭心里明白，未等刘贽说完，就说：“贽弟，我知道这事对你不好，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这三尺宽的地方来之不易呀！”只这几句话，刘贽就似乎无法说了。可不是吗？刘清生是村里有名的能人，修理自行车、缝纫机、修锁配钥匙样样行，又是技术很高的瓦工。石忠明家的自行车是他保修的，石忠明家盖房、砌院墙，那一次也少不了他，给别的社员盖房，刘清生可以让他们拨工分，可是给石忠明干活，所有的人都不敢要工分，他那敢例外。而且要在自己家吃了早饭才去，他对支书其实也没有什么企求，只要在整地、富、反、坏时对他稍加照顾，也就感恩不尽了，这次批准他将院子扩大三尺，一方面是他家的人口确实增加的多了，另一方面，他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啊！他三间房前的院子确实不好再盖房了，可大队就是不给他另外批地方。

想到这里，刘贽说道：“唉，这也是万般无奈才和你们说，…………那就只好算了。”

就这样，刘贽出了屋门碰着墙，从四尺宽的胡同的北头向西拐的四尺宽的路又让刘清生新盖的房子挡住了四分之三。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刘贽又几次找到林书记。最后公社和大队研究决定（那时公社和大队的领导机构叫“革命委员会”，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那时强调党委一元化领导，公社和大队研究决定就是林书记和老石商量决定）：要刘贽把房子改成东屋，让刘清生把他院子东边一丈宽给刘贽，让他出了屋门向南走，从哥哥门前的胡同经南院几家人的窄院子里走到街上。石忠明说，这是在刘清生盖房时就安排好的，而实际上，如果石忠明对刘清生说，给他三尺宽的房基要他让出一丈宽的院子，刘清生是万万不会答应的。虽然当初刘清生盖房挡住了刘贽的路，也曾使刘贽气愤，但这时他想，共产党也没有二次土改的政策，不能随便侵占土改时分给地主的宅院，特别是本来就十分狭窄的院子。他曾要求别人照顾自己，现在他决不去损害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