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医鸿途,全文免费阅读:[近代风云]红流——红一军团战事 （六）

四十八、天上又掉“大馅饼”
　　
　　战局大势逐渐不利于红军，蒋委员长也是个善于总结教训的人。
　　
　　从发动第一次“围剿”时的“八面合围”失利；第二次“围剿”就改为了“步步为营”；失利后的第三次“围剿”成了“长驱直入”；又不成功后便改为“重军集团、分兵合击”，谁知败的更惨。
　　
　　这次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还是又回到了第二次“围剿”时的老办法，“步步堡垒、步步为营”。不过，增加了类似红军最高指挥李德研究推荐的一手：“短促突击”。
　　
　　一点也不奇怪，战争的实际部署者都是德国人，若没有点雷同那才是怪事呢。
　　
　　国军这次“围剿”，总得说来就是“以守为攻”，四面合围苏区之后，先构筑碉堡，建立坚固的防守阵地，然后以重兵集团向前作“短促出击”，之后再筑堡挖壕，后军跟进后，再依照前方重来一遍，虽然这法子看起来有点笨拙，但却极为实用，尤其是在红军采取相似的战术时。
　　
　　红军的最高指挥员面临50万大军压境，却还在如同做梦一般，采取的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战略上就是意图不失寸土，即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了，不光如此，竟然指令彭德怀的三军团向东做了一次不成功的“短促突击”， 黎川失守之后，又急忙把已经打到外线福建去了的三军团急调回苏区，成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虽然彭德怀在回军后与五军团配合小胜两仗，但却在随后的硝石、资溪桥两场攻坚战中败下阵来，算总账竟然是打了个平妥，但是，国军兵力大于红军四、五倍，这样打下去，肯定是失败的结局。
　　
　　尤其，战略上陷入了更大的被动，红军丧失了机动的时间，这点最为可怕。
　　
　　但中央不这样看，并不认为这样打下去有什么不妥，依旧坚持原定部署，把林彪的一军团及九军团闲置在南线预防粤军，其它由地方红军编入中央红军的部队沿苏区构筑了大量碉堡，以用作“短促突击”作战的据点，
　　
　　其结果是继续撤退，三、五军团都收缩在了兴国一线，拱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成了被固定在阵地上的守备军。
　　
　　蒋介石依旧接受以往失利的教训，坚决不冒进，还是按照既定方略，慢腾腾的逐步挤压，遇到不好突破的防线即就地筑堡，然后调上重炮，将红军费力构筑的碉堡变成了炮兵的固定靶子；如此一来，守御的红军被置于挨打不能还手的境地，伤亡惨重就不用说了，阵地最后还要免不掉丢弃。
　　
　　至于做战术上的“短促突击”？敌人也是有大量碉堡支撑的阵地，缺乏重炮的红军怎么用血肉之躯来突击钢筋水泥构筑的阵地？一贯以坚决执行上级军令著称的彭德怀终于恼怒了，拍案大骂这些败家子：崽卖爷田心不疼！
　　
　　中央苏区被无奈的挤压的越来越小，战局大势越来越不妙了，这时候还能出现什么奇迹？第三次“反围剿”时有“两广事变”来无意相助，难道这次还有“盟军”助战不成？
　　
　　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对李德说：“再同敌人拼消耗，我们就会变成千古罪人。”――刘伯承因此被撤消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被打发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去了。
　　
　　要说红军运气也够好的，还就是在危急中出现了帮忙的：福建前线参加“围剿”苏区的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鼎等领导的19路军，于33年11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反蒋势力，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在福建省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签定了抗日停战协定。
　　
　　红军一下遇到了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红军士气一下复振，就连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也坐不住了，当时的毛泽东在党内、军内没有任何职务，但还是紧急向中央总负责博古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根据地，集中红一、三军团和红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汇合方志敏、邵式平部二方面军，兵指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区，以威胁国民政府心脏地区的方式来支援19路军的福建事变，这样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必将流产！
　　
　　中央不能信任“休养”中的毛泽东，建议再妙，只要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就成了“路线问题”，博古拒绝了这个建议。
　　
　　假如这时的中央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呢？局势还真不好说将会怎样：红军主力跳出包围圈，纵横弛跃于杭州、苏州、南京、南昌、福州之间，战略防御极有可能转变成了战略进攻，蒋介石的根本重地受到威胁，进攻赣南闽西的国军也极有可能回援江浙，李济深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也兴许真有成事的可能。
　　
　　但是，对于应付日军的大军压境，则很可能是雪上加霜，中国的内战无疑会越打越烈，一些省份的军阀们肯定会趁机扩张，对中国来说未必是好事。
　　
　　所幸这只是假设的历史，实际历史进程是：博古等人把同蒋介石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的中间势力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把福建事变视为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上天的大馅饼虽然掉到了红军的嘴边，无奈指挥红军的人拒绝品尝。
　　
　　蒋介石对自己阵营出现的叛乱更为恼怒，19路军被看成了比红军、日本人更危险的敌人，绝对应该优先与予镇压！
　　
　　33年12月初，蒋介石鉴于国军在北线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狠心从围剿部队中抽调了国军3师、9师，由蒋鼎文率领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目标当然是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大概是委员长的另一种“攘外必先安内”。
　　
　　国军进军闽西，必须要经过苏区，而红一军团此时正据守在通往福建的要道，天敌到了眼前，焉能放过？
　　
　　林彪紧急电告中革军委，请求主动出击，相助19路军一把。
　　
　　这无疑也是在援救红军自己。
　　
　　（请看下篇：四十九、博古下令：坐山观虎斗）
四十九、博古下令：坐山观虎斗
　　
　　后来的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我们正处在敌人的侧面，敌人移动时，我们看得很清楚，敌军一路一路的移，正好打。大家都说，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他们硬是将敌人放过去了，错过了消灭国民党军大好时机。”
　　
　　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坐山观虎斗！
　　
　　据载，接到林彪请战电报的博古回复是：“不要管国民党内部的事，国民党中央军与蔡廷锴十九路军的矛盾，是大军阀与小军阀的矛盾”。
　　
　　博古明确严令：红一军团只进行防御，不要向敌人攻击。
　　
　　这种“敌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策略乍看有些道理，但实质上是在为虎作伥，顺利通过红军防区的中央局恶狠狠的扑向19路军，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加之内部又不团结，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
　　
　　说是红军养虎为患也无不可，现在这支恶虎在福建肆虐后，调转屁股又扑向了中央苏区！
　　
　　34年2月，中央国军在成功镇压了福建19路军后 ，将入闽的国军部队组成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从福建杀向中央苏区，与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相配合，重新形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合围形势。
　　
　　尽管如此，作战从来不计后果的彭德怀还是成功的“短促突击”了一回：指挥红三军团在团村打了一个损失与收获相当的胜仗。
　　
　　当时国军在占稳黎川后，以一个师留守黎川，集中了3个师向德胜关（福建与江西交界）做“短促突击”，巧了，彭德怀也于同时“短促突击”向团村，团村是黎川与德胜关之间黎川城东约三十里的一个小盆地。国军3个师刚进占团村周边地区，红三军团突然来到眼前，随即发起攻势，国军猝不及防，阵式大乱!
　　
　　结果三万余国军竟然被彭德怀的一万二千人的兵力击溃！
　　
　　仗虽胜了，但缴获了了，由于没有后续部队的跟进追歼，成了一次成功的“短促突击”而已，对战争大势并无助益。
　　
　　国军再醒过神来“突击”回来时，团村还是要丢掉，德胜关照样要遭到攻击。
　　
　　据载，彭德怀在战后曾深深叹息林彪的一军团不在身边，所以才挥笔写下了前文说过的那首“怀念大哥”的词。
　　
　　等后来红军总司令部把红一军团调来的时候，战机已经错过：泰宁方面的国军队已经向南推进。
　　
　　谁知又遇上一场被红军自身错过的大胜：林彪的红一军团被调到东线后，恰好遇到从泰宁方向开进的国军，遭遇战林彪从来不含糊，迅速指挥部队从正面突破，泰宁国军溃退。
　　
　　战事爆发时，林彪曾急电请示方面军司令部：速调红三军团从侧面迂回，断敌归路，但等彭德怀接到命令时已经时过境迁，国军已经有了防备，在彭德怀进军的唯一隘路上设置了障碍，该路一面深谷，一面悬崖，国军将树木伐倒堵塞，红三军团用了足足三、四个小时才把障碍排除，等三军团赶到作战地点，国军已经过去了。
　　
　　又是一次不划算的胜仗――就此红军主力到了泰宁方向暴露无疑，黎川之敌又趁机向德胜关推进，红一、三军团只好再次分手，分兵把口，不让国军深入苏区，就此，红军全部主力被黏在了防御阵地上。
　　
　　与此相反，国军反倒好似越打越聪明了，堡垒战当中又钻研出来了个“扯钻”战术，那“短促突击”玩得比红军还像模像样，但是，就是避免和红军打运动战，国军成功的迫使红军起了打阵地战，这下红军麻烦了！
　　
　　战术上沾不到便宜，战略上局面更加恶化：国军避开红军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从中央苏区的东、西、北三面作向心逐步推进，南有粤军持山险堵防，中央苏区眼看就剩了瑞金周围巴掌大的地盘了。
　　
　　此时的中央却并不那么悲观，竟然认为敌军阵地出现了星罗棋布的碉堡，是敌人畏惧红军的表现，还有依赖碉堡进攻的？不能打运动战也没关系，咱可以以堡垒对保垒，随即下令红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红军再实行“短促突击”，以此消耗敌人。
　　
　　但不曾想，这种拼消耗的办法，结果是消耗了红军自己，红军从此几乎时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再也不能还手了。
　　
　　此时红三军团、红九军团、少共国际师等红军部队被部署在了位置于广昌、白水、石城一线，这里是瑞金的最后一道屏障，部队接到中央严令：坚守阵地，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保卫苏区！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党中央！
　　
　　红军与国军的“正面顶牛”就此越演越烈，一直坚持到了大战结束，这拼消耗的阵地战其实还刚刚开始。
　　
　　34年4月，蒋介石按照既定的“会师赣南”计划，命令北路军、东路军协力“进剿”广昌、建宁；南路军攻取筠门岭，向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的行动；空军第3队进驻南城，就近支援广昌、建宁地区作战。
　　
　　4月上旬，国军北路进剿军在陈诚率领下，东路军在蒋鼎文的率领下进至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按照蒋介石命令，集中11个师的兵力，由陈诚统一指挥，于4月10日，首先向广昌发动了进攻。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在前方另组临时司令部，李德兼任总司令，博古兼任政治委员，集结了将近三万红军据守广昌，主力为彭德怀的三军团。
　　
　　红军总司令朱德也上了前线，但实际上是李德、博古决定一切，朱总司令不过只能根据李德和博古的意见签署命令而已。
　　
　　现在是李德亲临前线来实践他得意的“短促突击”战术，李德志在必得，他心里也明白：广昌保卫战其实关系整个苏区存亡！
　　
　　（请看下篇：五十、血与火组成“广昌保卫战”）
五十、血与火组成“广昌保卫战”
　　
　　李德以前线司令员的身份到了广昌。
　　
　　为守卫这扇苏区的北大门，李德也的确集中了当时红军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下令调集红一、三、五三个军团主力和红十三师、红二十三师及原在广昌担任守备的九军团共九个师的兵力与敌人进行广昌决战。
　　
　　可是，广昌无城墙，李德便派一个团的兵力修筑了半永久性的工事，并且明令：进驻的守备部队应成为整个防御体系的支点，不准撤退，人在阵地在！
　　
　　广昌保卫战于4月10日正式打响。
　　
　　进攻广昌的国军分为了两路：河东纵队与河西纵队，河东纵队向大罗山、延福嶂一带发起猛攻；河西纵队则向甘竹推进。中革军委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各一部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驻守在仓促构筑的“半永久”工事内，不顾伤亡，顽强抗击，国军河东纵队进攻一时受挫。
　　
　　而河西纵队则乘红军主力集中于盱河东岸作战之机，突破了红九军团和第二十三师的阵地，于4月14日占领甘竹，其第一期进攻计划顺利完成。
　　
　　4月19日，红军的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失守，当日黄昏，红军以红一、三军团主力向攻占了大罗山的国军发起反击，但经多次冲杀，还是未能收复阵地，全军被迫撤退。
　　
　　20日，国军河西纵队由甘竹向长生桥进攻，河东纵队由大罗山、延福嶂向高州塅推进。
　　
　　与此同时，红一、红三军团奉令再次在盱河东岸向饶家堡、苦竹坑之敌发起反击，彭德怀指挥三军团6次攻占了饶家堡阵地，但终因火力不足，得而复失，被迫撤出战斗。
　　
　　23日，国军河东、河西两路纵队相继占领香炉峰、高州塅和长生桥、伞盖尖等红军的阵地，逼近了广昌城，完成了第二期进攻计划。
　　
　　4月27日，国军河东、河西纵队同时向广昌城发起总攻，总兵力达到7个整师，1个炮兵旅，并且有30多架飞机配合作战。
　　
　　李德以红九军团第三师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在盱河东岸牵制敌人，以红九军团、三军团第十四师扼守广昌，集中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三师，又一次向广昌西北之敌反击，但损兵折将仍未奏效。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河东纵队接连突破红九军团的死守，并与河西纵队取得了联系。这时的广昌城已经处于国军东、北、西三面包围之中。
　　
　　国军的总攻开始了，却并不是什么集团冲锋式的全力突破，而是在大炮与飞机的配合下，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每次最多前进一千米至两千米，然后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下，做好野外工事，站稳脚跟后，配备好火力，再重复第二次进攻。
　　
　　可怜红军的所谓半永久性工事，从上午八时到下午四时，便被国军的飞机大炮轰塌。工事里的守备部队，只能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刘伯承后来所说的：“叫花子来跟龙王比宝”，与国军较量重装备，岂不是让部队无谓送死？
　　
　　彭德怀也曾组织了几次阵前“短促突击”，但在国军坚固的野战工事前显得力有不逮，一天伤亡了近千人也未能成功“短促突击”一次。
　　
　　红军毕竟是血肉之躯，阵地上的守备部队伤亡了差不多时，阵地自然易手；而国军则原样推进，依照不变法门，重复先前的攻击。战事打成了这种局面：每个挨炮击轰炸的阵地后面，都有红军在构筑备用工事，等部队一入驻，前面的阵地也就丢了，于是新一轮的挨打就重新开始。
　　
　　彭德怀实在受不了了，与在前线督战的李德多次争吵，要求部队撤退，最后李德不得不同意了放弃广昌红的意见，历时十八天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放弃保卫宣告结束。
　　
　　广昌保卫战，中央红军毙伤俘敌共2626人，自身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仅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就伤亡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先前被李德宣称“要向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的广昌终于没能保住，国军的飞机大炮敲开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国军陈诚部攻破广昌，薛岳部侵占了兴国，然后继续以重兵沿广昌、石城之线，向苏区腹地瑞金稳步推进。
　　
　　红军被迫退至白水、头陂、驿前一带构筑工事，继续进行明知无法打赢的阵地战，没过几天，战线便被推移到了广昌以南30多公里的贯桥、高虎垴一线。
　　
　　瑞金危机了！国军的飞机不断袭扰红军阵地，哪里冒烟，就飞到那里投弹扫射，从广昌到瑞金100公里到处是冒烟弥漫，隆隆的爆炸声不绝于耳，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担负头陂以南、石城以北广大地区的防守任务，部队得不到补充，只能以士兵的生命争取着时间。
　　
　　赣南的战局在僵持中，国共两军互有胜负，但总的来说，红军胜的少，负的多。
　　
　　红三军团十三团的政委苏振华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高虎垴和王土寨阵地被突破的战斗：“国民党军的进攻开始前，先进行空中轰炸，十多架飞机把一批批炸弹抛向阵地，接着地面上国民党军的炮击相继展开，暴雨似的炮弹几乎把山头抬起来，炮击持续了两个小时。国民党军的冲锋开始了，冲在最前面的是法西斯蓝衣社队员，个个歪带草帽，腰束皮带，手提“二十响”，像阔少爷那样，遥遥摆摆地向上爬，后面就是如潮水一样涌来的步兵。这一线十多公里的山坡，变得黑糊糊一片，敌人像蚂蚁一样往山上爬，而红军的阵地，却还是一座寂静的大山。那时红军的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手使用，步枪多半用自己造的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支射击距离。当敌人进入红军的射距后，红军战士的枪声响了，冲锋的国民党军一片片倒下，后面又一股股敌人涌上来，冲在最前面的蓝衣社队员，突然一个个缩着脚蹦跳起来，嚣张的冲锋声立时变成了嚎叫。敌人被打退了，敌机又来俯冲投弹。
　　
　　军团长彭德怀在一线指挥所直接给前沿阵地王团长打电话：‘你们打得好，知道吗，在你们前面，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可是他们照样碰了壁。’这时阵地上又发现敌人往上冲了，红军战士同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战，一直打到下午，红军战士的刺刀弯了，就用脚把弯了的刺刀踩直，再端着刺刀冲向敌人。这样杀过来，杀过去，红军反复冲杀了几次，漫山遍野躺满了国民党兵的尸体和伤员，红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红军伤员也越来越多。
　　
　　苦战一天的部队撤下了阵地，彭德怀站在高虎垴后山麓迎接英勇的战士们。脸上污垢班驳的红军战士们从彭德怀面前走过，有的人头发和眉毛都烧焦了，有一半人用布片包扎着头部和手臂上的伤口，他们在一天的激战里，没有吃上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疲劳、饥饿、加上流血，一个个都变得苍白而消瘦。彭德怀挨个握着战士们的手，把战士们仔细端详了一遍，他显得很激动，眼眶里闪现着不多见的泪光，直觉得舌头发硬，声音嘶哑地说道：‘大家辛苦了，快去吃饭吧，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第二天，红军依然与敌人打着阵地战。”
　　
　　一向骄横的李德终于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性，“最高三人团”达成了共识：将红军转移到湘鄂西部，进行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向部队宣布时称为“西征”。
　　
　　（请看下篇：五十一、红一军团在败局已定时的胜仗）
五十一、红一军团在败局已定时的胜仗
　　
　　实际上从34年5月，也就在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就决定了，中央红军向西突围的准备工作就悄悄开始部署，不过消息严格保密，就连林彪、彭德怀这样军团级别的领导也没有资格知道一点风声。
　　
　　至于被令在于都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毛泽东？更是被蒙在鼓里，现在最需要瞒住的就是牢骚话连篇的毛泽东。
　　
　　5月的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为主，军事上由李德为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中国红军兵力转移竟需要电报请示共产国际与予批准！
　　
　　6月，共产国际复电：基本同意中共中央所作出的战略大转移意见。
　　
　　也是6月，接到共产国际复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先行派红六军团、红七军团打到外线作战，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不过红七军团扯的旗号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大约六千余人从瑞金出发东进，到达连城以北，后进入闽中，开始向敌军重兵之地开拔，以便于解中央红军之围。
　　
　　但红六军团、红七军团的行动，没能起到吸引国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至此，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已无法寄希望于由小股佯动部队，到了34年夏秋之交，苏区东线、北线即将被突破，西线和南线也难以继续坚持了。
　　
　　红军主力到了撤出中央苏区的时刻，否则全军覆没势所难免。
　　
　　总参谋长刘伯承被免职到了五军团就是在此之后，不过林彪还是在战局大势不利时钻了国军一个空子，军史称为“温坊大捷”，但这一切都挡不住中央苏区的沦陷了。
　　
　　北方打的热火朝天，东南线的红一军团却几乎没有战事，军团长林彪当然觉得窝心，于是便自行策划了一次漂亮的“短促突击”。
　　
　　红一军团面对的是蒋介石于镇压了福建事变后组建的国军东路军，正宗中央军嫡系部队，前线由李延年指挥，部下集结了四个整师，其先头部队已经占据了温纺南不远的朋口，四个师的主力沿朋口、莒溪、壁州、洋坊圩一线排开，很明显是要向苏区的东大门长汀推进。
　　
　　林彪受命卫戍长汀，但又觉得与敌人打阵地战太不划算，损耗太大，便向博古和李德提出：把部队侧移，放敌一部进来，主力伺机切断敌军后路，能觅得战机歼敌一部，即同样能达到保卫长汀的目的。
　　
　　此建议有着明显的运动战嫌疑，有点像毛泽东的套路，所以遭到博古和李德的坚决反对。林彪只好与政委聂荣臻商量：在红一军团防御区范围上，搞小规模的运动战，其实还是属于“短促突击”的范畴。
　　
　　7月，林彪久等的战机终于出现了：红一军团一面在国军必经之路温坊构建工事，佯装固守，一面派红二十四师前出迂回到杨坊圩、马古头一线去截击敌人后路，刚修筑的工事由红二师进驻，摆出了一副就地死守的架势。
　　
　　国军3师第8旅闻讯出动，两个团的兵力进抵温坊，当然，还是遵照的委员长的预定方略，就地在松毛岭一线构筑工事，准备以堡垒对堡垒，同对面的红军耗下去。
　　
　　但此时第8旅的位置已经孤立地突出在了红军前沿，而且后路已经被红二十四师的两个营切断，最要命的是林彪根本没有留给国军构筑阵地的时间，当晚便出动了军团主力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指挥下由西向东，开始突击国军正面。
　　
　　战斗于夜间打响，不习惯夜战的国军遭袭后损失颇大，到了次日凌晨三时，两个团前来攻击并固守的国军大部被消灭，一部撤到温坊南面的八角楼及在杨背新修筑的堡垒中。
　　
　　林彪立即命令二师五团、六团配合二十四师，消灭杨背残敌；红四团则向温坊突击。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曾详细回忆了此战：
　　
　　“作战于夜间开始，从晚上到次日凌晨三点钟，敌人大部分被消灭，残敌固守杨背附近的堡垒和温坊南面的八角楼。红一军团命令二师五团、六团配合二十四师，消灭杨背之敌。
　　
　　……三日早晨，敌三师与九师急忙赶来增援，八日其先头团向温坊前进，红一军团命令一师断其归路，二师与二十四师从八前亭和马古头两个方向出击。我和杨成武政委各率领一个营作连续冲锋，交替前进。一营连续冲锋六次，占领八座山头，山头上有一些半截子碉堡，是敌人尚未完工的堡垒，现在成了红军的支撑点。三营六次冲锋夺得敌人六座阵地，从而完成了‘拦头’的任务，主力合拢，将敌全歼。
　　
　　战士们乘胜追击十多里，消灭大量敌人。红四团打胜仗的消息，使红二师陈光师长很高兴，他给我打电话，先夸一通红四团的勇敢精神，然后话题一转：‘听说你把党员干部都带上去打冲锋，万一都牺牲了，损失有多大，你计算过了么？你犯了个错误，今后一定要记住，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拿老底往出拼。’我只好虚心地接受了批评，实际上那时侯，红军军长、师长、团长带头冲锋是常有的事，第五次反“围剿”中，上级有过要求，在战斗中要注意保护军队骨干力量。温坊战斗结束后，我们红四团就抓了一千六百人俘虏。
　　
　　后来我才知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各路红军都在失利的情况下，仅有红一军团红四团等少数部队打了胜仗。”
　　
　　众所周知的原因：耿飚写此文章的时候不得不隐藏林彪的名字。
　　
　　但还是明确指出了：这个胜仗是红一军团打的，大家也都能从耿文中看出：是林彪抓住了温坊战斗的时机，利用夜战、近战、速决战，在阵地前后成功的做了一次运动战式的“短促突击”，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的一次大胜，共歼敌四千人，俘敌两千四百人。
　　
　　虽然林彪率红一军团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对于整个战局却并无大助，整个中央苏区红军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控制地域一天天在缩小，此战并不能补偿之前四月份“广昌保卫战”、尤其是之后的阵地战所遭受的损失。
　　
　　以惨烈著称的“广昌保卫战”几乎打掉了博古、李德等高层领导的一切信心。
　　
　　（请看下篇：五十二、中华苏维埃举国大搬家）
五十二、中华苏维埃举国大搬家
　　
　　广昌战败，红军各部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就地节节阻击国军的进逼，还是坚持了将近半年。
　　
　　这是地道的硬碰硬，碉堡对碉堡，阵地对阵地，一方处于攻势，天上飞机，地上大炮，破坏掉工事之后便前进上数千米；一方处于守势，前面的阵地被摧毁的同时，就要赶筑后面的新阵地，其实哪个阵地都守不住，无非是起到点滞待攻方时间的作用，其代价还是红军战士的血肉之躯。
　　
　　所幸国军战术也极为呆板，并不胜则突进，还是坚持委员长的既定方略：步步为营，慢慢来就是。
　　
　　实际上就是坚持步步为营的也不过唯有陈诚的嫡系国军，其它各路进剿军属于“就地为营”更为确切，基本上就是原地监视红军的动向，就等待着红军耗到最后那一刻，真到了最后时刻，一切都不好说了，一齐扑上来是可以肯定的现象。
　　
　　红军不能等到那一刻，必须及早走人，往哪走？怎么走？哪些人走？就是“最高三人团”的事情了。
　　
　　实际上“最高三人团”的转移决策早就作出了，准备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但由于“三人团”对他们的阵地防御作战还抱有希望，所以一直严格保密，也没这么急着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实行全军大挪移。
　　
　　就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催促了红军的行动：在红军大学就读的原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毕业”了，此时借下去巡视工作的机会，携带他事先绘制好的中央机关在瑞金的标记地图，到了兴国老营盘后，只身潜逃，投靠了国军。
　　
　　蒋总裁获得中共党、政、军机关驻地位置图后，如获至宝！亲自在南昌接见了孔荷宠，对其大加赞赏，并立即决定派大批飞机，到瑞金轰炸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驻地。
　　
　　共产党更不简单，竟然在蒋总裁刚口头总裁、还没有付诸于行动时便侦悉了蒋总裁的计划，抢在飞机轰炸之前，连夜将党、政、军、中央机关紧急撤离原驻地，转移到瑞金以西15公里的云石山植坑地区，并且做了很保险的伪装隐蔽。
　　
　　此事对博古、李德的震动极大，才就此加快了转移进程。
　　
　　自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秘密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红军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周恩来就开始了突围的准备，与南线的粤军谈判“借道”问题。
　　
　　在南线与红军对持的是有着“南天王”之称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老蒋同心协力彻底消灭红军非其所愿，一旦红军不在，几乎如同“唇亡齿寒”，蒋介石的中央军大举进入广东是能够预见到的；但最可怕的莫过红军主力进入粤境，后面中央军尾随而至，如此一来，这“南天王”的王位必将崩塌。
　　
　　红军的战略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湘西山大林密，便于创建新的根据地。
　　
　　粤军的封锁线，设在赣西南的安远和信丰之间，由碉堡群构成，号称牢不可破的“钢铁封锁线”， 红军方面则称之为“第一道封锁线”。 9月，周恩来派专使秘密与陈济棠取得了联系，承诺“红军不进入广东，仅是借道”， 陈济棠掂量再三，认定还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危害更大，与红军基本达成了借道通过的协议。
　　
　　但是这种事情是要极为秘密的进行的，就是达成了所谓协议也不敢公开向部队传达，结果，南进的红军还是与粤军个别部队有不少零星交火，但毕竟协议还是起了大作用，红军以极小的伤亡从江西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粤军虽然遵守陈济棠“保境安民”的命令，稍作抵抗后便全线后撤，红军还是损失了3700余人。
　　
　　对红军弃守苏区，蒋介石显然早有觉察，事实上红军想保密也做不到：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共计8.6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随军还要携带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如此动静，蒋介石又不是瞎眼、聋子，焉能不知道？
　　
　　但是，要准确的判断红军转移到何地？选择哪里作为突破口？那就是另一说了。
　　
　　大致方向委员长还是判断不错的：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匆忙赶赴南昌，在红军西去路上开始部署封锁线。
　　
　　11月初，当蒋介石判断出红军的意图是去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合后，立即命令薛岳率中央军追击；同时命湘军何健部在湘南布防；陈济棠率粤军主力进至乐昌、任化、汝城间截击。
　　
　　此时，所谓“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角仍是陈济棠的粤军。
　　
　　之前协议依然有效，红军在途经重石、版石时，与粤军一个没有接到命令的团打了一仗，俘其官兵300余人，虽于次日释放，陈济棠仍然认为红军撕毁协议，甚为不满，就此与红军中断了电讯联络。
　　
　　前面就不是粤军防区了，是凶悍的湘军组成的防线，但何健的湘军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接到的命令是要他阻止红军西进。何健当然希望能一战成功；但另一方面，何健更怕与红军拼掉了老本，回头再被老蒋收拾掉。
　　
　　粤军的陈济棠的表现提醒了何健，就向“南天王”学习吧，来个“保境安民”为主，追堵红军为次，只要红军早些离开湘境，就算大告成功。
　　
　　于是何健把重兵集结于湘西北，在湘南与广东的结合部则安排了点象征性的兵力，指望陈济棠能帮上一把。
　　
　　可是陈济棠也是如此心理，也是持兵观望，如同护送红军过境一般将红军送进了湘境。11月5日至8日，红军从湘粤交界的汝城、城口之间冲过第二道封锁线，部队减员9700余人。
　　
　　至11月15日，红军又从湖南良田至宜章间突破湘军组成的第三道封锁线，担任全军左右前锋的林彪一军团、彭德怀三军团顺利突破阻击，轻松杀开了一条西进通道，但还是照成兵损8600余人。
　　
　　说明一下：长途行军，减员未必都是在战斗中，红军临行前突击扩军，部队收进了大量新兵。一些体力不支掉队、甚至开小差的士兵也在所不免。
　　
　　现在红军的意图已经大白天下，就是去湘西北！
　　
　　要说兵贵神速，红军理应全力突进，一举汇合早就在迎接的红二、六军团，只要进了湘西的大山群里，就基本如同鱼归大海，虎进深山。国军再想围剿，只怕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不行，部队走不动路，中共中央机关把大量笨重的物资和工厂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行军队列长达160里，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同时，总是采取两个军团在左翼，两个军团在右翼，一个军团殿后，中央机关居中的方式，被称为“抬轿子”式转移、“甬道式”行军。
　　
　　当红军进入湘南地区时，被允许随军的毛泽东曾建议红军组织力量反击，往回打，趁国军各路立足未稳之际，寻战机歼其一路或一部，说不定能改变现在的被动局面。
　　
　　林彪与彭德怀也只是心急火燎的电催中央，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避免陷入绝境。
　　
　　但是，这时谁说了也没用，博古、李德心思一味西进，却又举步艰难，埋头拉着“中国”与中央这套笨车，偏不抬头看路，前面，横亘着潇水和湘江两条大河，那是国军借天然地势用心布好的一个大口袋，就等着红军钻进来了！
　　
　　1934年11月中旬，听话的中央红军跨越了国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
　　
　　蒋介石这回动真格的了：任命湘军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了四十万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本人则亲率国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
　　
　　此时的蒋总裁踌躇满志、得意洋洋认定：湘江、潇水之间的红军已经插翅难飞了！
　　
　　（请看下篇：五十三、突破封锁线――国军围堵蹊跷多）五十三、突破封锁线――国军围堵蹊跷多
　　
　　湘江战役即将爆发！由于湘江这个称呼，使得大多数人们认为发生在湖南，其实，虽然“湘”是湖南省的简称，湘江也贯穿湖南全境，流入长江。但它的上游和源头则在广西境内。战事发生在广西兴安，这是桂军的地盘。
　　
　　就何键本人来说，与红军有不解血仇，就是此公，曾在1930年11月14日，杀了毛泽东年仅29岁的结发妻子杨开慧，且派兵掘了毛泽东的祖坟，据说就此破了毛家的风水龙脉！
　　
　　但对于举湘军全力与困兽犹斗的赤匪血拼？也非何健所愿。
　　
　　五次围剿开始时，何健身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又兼任剿匪西路军总司令，率赣、粤，闽、湘、鄂省14个师另1个旅的部队，原来的任务并非围剿中央红军，而是围剿位于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军、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
　　
　　实际战果不大尽如人意，赔进去了1个整旅的将士，还是让红军第六军团与贺龙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会师于湘桂边界。
　　
　　但蒋总裁并未追究何总司令的无能，也没有在乎何健曾经在两广事变时与叛军的眉来眼去，还是极为信任的委任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统辖16个师77个团30余万大军！甚至连自己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部中央军也划拨给了何健指挥。
　　
　　至于能不能指挥得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实际上别说中央军，就是桂军，何健的军令能否生效也要看桂军首领是否愿意，真正服从总司令调动的还是何健自己的湘军。
　　
　　与红军拼个两败俱伤？让老蒋渔翁得利？不光何健不干，主桂系之军的白崇禧更不干。
　　
　　白崇禧，字健生，广西桂林人，中国国民党军事家，桂军首领之一。后来曾升任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其人雄才大略，狡猾多诈，向来有“小诸葛”之称，是日后林彪战场上的主要强劲对手之一。
　　
　　“小诸葛”此时的职务是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国军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广西民团总司令。
　　
　　可别小看广西的民团，那都是经过军训的，在山地也照样能打，这是白崇禧推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三寓政策的结果。
　　
　　寓兵于团：即尽量减少常备军，但却大量组织民团，广西全省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每一名壮丁都必须参加训练，意图成为训练有素的士兵，这大概可称后世“全民皆兵”的超前实践吧。
　　
　　同时，白崇禧还建立了一所广西民团干部学校，自己亲任校长，每年从学校轮训过的学生才能有资格充任乡、镇、村、街长。这一手使广西成为一个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连老蒋也无法染指，反而不得不表扬广西为“模范省”！
　　
　　现在“小诸葛”最担心的不是红军，而是跟在红军后面的中央军！白崇禧非常清楚：如果桂军全力与红军死战，那么红军有可能被全灭，但是，桂军也将马上被随后而来的中央军消灭！
　　
　　兔死狗烹！千古至理名言！
　　
　　“小诸葛”的本事并不仅于战役层次，对于红军的动向，甚至早在春季就做了预言，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白崇禧曾经分析：“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越缩越窄的失败危险；如果要求生路，必须突围。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方向，这是个关键问题。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较大。……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我估计在秋冬之间。那时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事后证明，“小诸葛”的判断极为准确，路线、时间无不应验。
　　
　　其实，蒋总裁此时也的确没有什么善意，桂系也是心腹大患，蒋介石希望的是压迫红军进入广西、广东，从而达到一举解决红军、桂军、粤军“三害”之目的。
　　
　　一石三鸟，的确雄略！
　　
　　但“小诸葛”毕竟是“小诸葛”，白崇禧得知老蒋的计划，与总部高参刘斐商议堵击方案：“现在共军号称十万，虽说是被老蒋打败了，但……”说到此处，白崇禧欲言又止。
　　
　　作为“小诸葛”的“智囊”，刘斐心领神会，接下话头：“牛虽瘠而卧于豚上，对广西说来是会被它压垮的，何况老蒋的部队又跟在后面。”
　　
　　白崇禧点头认可：“是呀!老蒋对广西是不怀好意的，你看我们这个仗怎么打好呢？”
　　
　　刘斐不好首先谈得过深：“这确是一个难题，输不得，赢也赢不得。”
　　
　　“小诸葛”深表赞同：“是呀，我们统共18个团，若打输了，共军进广西，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西就是老蒋的了。”
　　
　　刘斐干脆挑明：“即使打赢了，共军覆灭，广西已疲惫不堪，蒋介石说，我来替你善后，叫黄季宽（绍竑）回广西，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空名义吃饭，你们就只好卷铺盖走路。”
　　
　　两人经过悉心研究，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送客”！
　　
　　具体作法就是：放开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送客早走，以敷衍蒋总裁。
　　
　　于是，白崇禧、刘斐前往全州，会见了湘军将领刘建绪。白崇禧表态：广西方面遵照中央意旨，准备在兴、全、灌的湘江东岸地区，由南向北配合中央军之追击协同歼灭敌人的计划要旨，希望湖南方面由正面合围。
　　
　　刘建绪则向白崇禧报告了其所率兵力和同意由湖南方面配合桂军南北夹击的计划，并交换了有关具体协调的通讯联络事项等。
　　
　　其实，说归说，做归做，这点桂湘双方都心照不宣。“小诸葛”蒙不住刘建绪，但忽悠蒋总裁一时绝没有问题。
　　
　　插几句闲话：刘斐其人政治面貌至今无定论：国军高级将领，中将军衔，后来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
　　
　　耐人寻味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刘斐却担任了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要职。
　　
　　在刘斐任军令部厅长其间，国共的多场大战，包括导致张灵甫指挥的有御林军之称的74师被灭、淮海大战……一句话：凡是国军失利的战事，刘斐都直接参与了计划指挥。
　　
　　所以，有人说刘斐实际上是长期潜伏在党国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宗南的参谋盛国辉干脆称刘斐在1930年已加入共产党！不过，至今国共双方都没有给予证实。
　　
　　11月20日，桂军以第4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的名义致电总裁：“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两地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拨请转饬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
　　
　　“小诸葛”忽悠蒋总裁还就是小菜一碟！2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
　　遂心如意的白崇禧其实早就提前行动了，在11月21日就下令桂军退至恭城，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西去。
　　
　　这使湘、桂军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何键也不傻，为求自保，也懒得尽快派兵南移接防。
　　
　　所以，林彪指挥一军团前锋第2师开到湘江之时，湘江130里防线无兵防守，红军顺利的控制了从屏山渡到界首的全部渡河点，封锁线已形同虚设。
　　
　　蒋总裁给红军准备了一个大口袋，红军听话地于22日袭占道县，24日占领江华，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沱水，进入口袋之中。
　　
　　可惜口袋无底！
　　
　　（请看下篇：五十四、湘江战前――红军面临最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