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脉、人脉与国脉（作家论苑）

　　人类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就充斥了许许多多关于水患和治水的传说，其中当然以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最为脍炙人口，诺亚方舟故事里的上帝并不可爱，为了惩罚罪恶的人类，居然不惜发40昼夜洪水，让亚当夏娃的子孙尽死泽国，得救者仅诺亚一家八口而已。大禹则更有人情味，为救百姓万民，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美谈。大禹这人很不简单，不记私仇家恨，他的父亲鲧奉尧帝之命，治水九年而无功，被舜帝处死于羽山，禹仍能接受舜的委任前赴后继，疏河道、通沟渠，终于成功，禹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有史为凭的李冰父子留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过去了，迄今仍是他们造福于人的丰碑。

　　可以说，古往今来，人类得益于水，也受害于水。水患和水利伴着人类的蹒跚脚步开始，一直走到今天，辉煌与灾难俱来，受惠与苦果同尝。

　　水至柔，却又是可摧毁一切的残暴力量，人又一时一刻离不开它。你无法不对水产生敬畏之情。

　　中国水系复杂、水网密集、水患频仍，却又是严重水荒的国度。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孙中山先生早在1924年“民生主义”讲演时，已首次提到建造三峡电站的构想，集防洪、灌溉、发电功能于一身。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还派出科学家去美国考察，并请美国大坝、水利专家萨凡奇帮助设计过蓝图，着实刮了一阵萨凡奇旋风，可惜最终因资金匮乏而流产，萨凡奇只在宜昌上游的拦河坝上造了几所房子而已。到了1963年，已经84岁高龄的萨凡奇仍念念不忘三峡工程，他对中国人很有信心，称赞“中国人有很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搁置不用”，他不能躬逢三峡修建之盛的遗憾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中国同行说：“只是对于我，三峡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痛苦的梦境了。”

　　萨凡奇的梦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圆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视察长江三峡，以诗意描绘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成了中国几代水利工作者的朝思暮想。而今天，美梦终于成真，中国人从此敢于拍胸脯，自诩无愧为大禹的子孙。

　　把几千年来，特别是六十年来炎黄子孙治水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本该由学界的专家们来完成，但这任务却落到了一批作家肩上，作家虽然在水利专业知识上有缺失，可他们有热情、有认同感，有同老百姓的血脉相连的感情，又不乏艺术想象的翅膀，不经意间能把人带进一个五彩缤纷的水世界，使原本枯燥的水利史，显现出无法排斥的魅力，戴上史与诗的桂冠。

　　我的文学创作与水有缘，不必说游历过祖国的名泽大川，我也曾扎下去，在当年的葛洲坝工程和后来的三峡工程去深入生活，我采访过包括水利泰斗张光斗在内的诸多水利专家，也访问过当年各学科领域反对建三峡电站的反对派精英们，甚至前往美国去探访高达220米高程的胡佛大坝，后来写出了电影《木屋》、《世纪之梦》，以及《滇池遐想》、《抚仙湖奏鸣曲》、《上善若水》等“涉水”文学作品。

　　我对中国的大江大河有天然的情感依恋，并且对那些为规划治理它们、使之造福于人的水利工作者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

　　中国太需要水，太需要干净的水、太需要绿色的水利工程了。特别是今天，当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泥河，淮河变成黑河时，这种感情来得尤为强烈。

　　三十年来，中国以令世界惊叹的速度发达并崛起，我们却忽视了外国朋友的忠告，步人家痛苦的后尘，到底还是以牺牲干净的湖海江河为代价，换取了GDP的大幅攀升，直到醒悟过来，不得不每天在做痛定思痛后的补救，以更高昂的代价还原自然的本色，谈何容易！

　　看看中国辽阔幅员上的江河湖泊，没被污染的还能数出多少？也许只能在交通闭塞的角落去寻找。频发的洪水、泥石流、西南百年不遇的干旱，哪一样不与我们没有善待江河湖海有关？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口号，现在，当你面对劣五类水质的淮河时，你会作何感想？

　　当政绩与GDP挂钩，当政绩与升迁息息相关时，纯净的水会渐行渐远，清醒过来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归根结底，清醒者不应当仅仅是上层和普通老百姓。李冰肯定不是个功利主义者，他就任蜀郡太守时已是耄耋之年，他没必要制造政绩，他已没什么升迁空间，人无所求品位自高。

　　2008年4月，我曾受邀参加都江堰的放水节，一个月后发生大地震，连二王庙都严重损毁了，而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宝瓶口等都江堰工程却安然无恙，令人感慨。我当时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老子的“上善若水”，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其实老子是借水喻人，他所说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无疑是在告诫人们，其安身立命，也该像水一样，随遇而安，善于处低洼之地，心若止水。

　　我们对大自然的水索取无度，人类难免遭遇报复。大自然无情又有情，不要让大自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惩罚和报复人类了。水是人类的命脉，水脉决定人脉，而人脉是国脉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