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方关系的判断属于:从新经济史到新制度经济学--诺斯的经济思想变迁

           摘要：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早期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到经济史分析中，成为新经济史学界的代表人物，而从经济史分析中归纳出的制度变迁理论更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分支。本文以诺斯的文献为线索，研究其从新经济史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变迁过程。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新经济史 道格拉斯.诺斯
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因为开创性地将经济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研究,并且为解释经济与制度变迁创立大量研究方法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被称为 新经济史学的先驱。从诺奖所列两位学者的代表作可以看出，福格尔的贡献主要在新经济史领域，而诺斯除了对新经济史的贡献外，还对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作了大量研究，并最终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变迁理论。因此他同时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虽然诺贝尔委员会对诺斯成就的肯定主要在于新经济史领域，但诺斯能在国内声名雀起并不是因为他的新经济史，而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诺斯通过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融合同时推动了两个领域的发展，在前期将经济理论用于经济史的分析而开创新经济史学派，在后期以经济史的丰富素材归纳出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分支。这一转变过程本身也体现了诺斯经济思想的变迁，即从新经济史学家跨越为新制度经济学家，通过对诺斯主要文献的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到其思想及研究领域的变迁过程。
一、诺斯与新经济史
诺斯早期的研究领域是美国的经济史，如《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史》、《企业区位论与地区经济增长》等，这些研究为其后来对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1960年 美国经济史学家的一次集会倡导在经济史分析中引入经济理论和数量研究方法，会议对诺斯产生了重大影响。
诺斯随后在所在学校开设了相关的研究生课程，这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革命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并在1966年促生了新经济史学派或者称为计量经济史学。新经济史学与传统经济史的差别主要是研究方法的差异，并且得出了与传统经济史相佐的结论和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在该阶段《1760--1860美国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1966年)，《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1968年)的研究成果中，他引入国民经济核算法、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法、计量经济法以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史，这被认为是对传统经济史学家的挑战。这一时期形成了诺斯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方法，即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研究的坚实基础，这成为他作为新经济史学家的标志之一。进入70年代后，诺斯引入处于初创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分析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的经济理论，这不仅是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突破，也蕴育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诺斯经济思想的变迁。
二、诺斯新经济史分析中的“制度”视角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家关心的热门话题，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被看作经济增长的源泉，制度因素被排除在外。主要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变化来说明生产率的变化，但是诺斯注意到，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提高。诺斯在研究后发现，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航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提高了生产率。他指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者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这一研究结果引起了诺斯对“制度”研究的重视。
到20世纪70年代，诺斯意识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不足以解释欧洲中世纪以前社会经济的变化，诺斯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此时新制度经济学落入了他的视野。
在1971年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中阐述了有关制度变迁的原则和过程等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他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在美国历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总收益的增加而同时又不使个人收益减少，在这里制度已不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已知既定的因素，而是作为一个变量。在与罗伯待.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1970年）和《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型》（1971年）两篇论文中，诺斯进一步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技术进步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同时，诺斯将产权概念、公共产品概念、交易成本概念等首次运用到了经济史分析中，其成名之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此次尝试的成果。该书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可以看作是其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萌芽。
书中的主要观点有：1、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但有效率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2、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来自相对价格的变化及偏好的变化，包括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 技术的变化、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等。相对价格变化产生新的交易收益机会，理性并遵循最优化决策的主体企图从中获利。改变契约安排的动力导致非正式和正式制度的变迁。3、经济发展的制度决定论。诺斯认为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是增长，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制度。
三、由新经济史向新制度经济学的跨越
应该说诺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还仍然是个经济史学家，其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目的是想更好地解释经济史，而不是为了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的出版标志其研究定位的变化，他将制度而不是经济史作为研究对象，在此书中诺斯总结出了制度分析的三大理论基石，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解释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的原因。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加深和扩展，这也是诺斯制度理论的系统性表述。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它是通过复杂规则、标准和可实施的边际调整来实现的，它不仅说明了无论从部门交叉对比还是从时间维度来看，制度框架都是经济相对成功的主要因素，而且说明了制度演进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及其持续存在的原因，这两本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奠定了诺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将诺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诺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及《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等文献中，诺斯将交易成本运用到了对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中。无论是正式的制度，还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其变迁是否有效取决于它们是否降低了交易成本，无论变迁是发生在个人、团体还是政府层次，制度变迁都是有制度变迁成本的，各主体要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制度变迁的具体方案和组织实施将面临着交易成本的约束，交易成本的高低与大小取决于变迁的初始条件。有些变迁的初始条件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的约束，使得制度变迁制度交易无法实现从而锁定于无效率的状态；制度变迁还必须考虑到变迁的时间因素，时间也是制度变迁“交易成本”的一种，并且成为变迁是否有效的标准之一。
因此无论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在20世纪的后20年里，诺斯已从一个以经济史为研究中心的经济史学家，跨越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中一支流派的代表人物，而经济史成为了其制度研究的丰富素材。
四、新经济史与新制度经济学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追溯到科斯的两本著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但其仍是一块年轻的、尚未成熟的经济研究领域。在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企业与市场的替代、产权等概念的启发下，新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以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契约理论为内核的，涉及企业、产业组织、法与经济学、社会制度变迁等众多领域的研究分支，这些分支间有着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所以并没有形成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完善的体系。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诺斯将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运用到经济史的分析中，而武断地把新经济史包括在新制度经济学学派之中，相反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两者有着独立发展轨迹。科斯被视作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这可能连科斯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的两本著作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威廉姆森（1975）首次提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名称也是几十年后的事，并且当时主要是指交易成本理论。但在之后的二十余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如雨后春笋，其声势与地位直赶主流经济学，并在1997年成立了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
而新经济史从发展轨迹上而言属于经济史领域，在西方，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19世纪后期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其分立是因为当时经济学已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和解说了。二战以后，随着西方的史学革命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的经济史学发展成了三大学派：一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为首的整体观史学；二是以福格尔、诺斯为代表的计量经济史学；三是以诺斯为首的交易成本经济史学。后两者我们通常称为新经济史学派。
其次，两者的研究方法有着根本区别。经济学中历来存在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的争论。演绎主义努力把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陈述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通过逻辑演绎导出经济学的全景。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抽象演绎法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方法和经济学家的标准思维规则，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则极力反对演绎法，认为演绎法过于抽象，经济发展是独特的，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谓“自然法则”，经济学家只能证明不同经济共同发展的形式，而不能找到普遍适用的规律，所以，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努力收集历史的和当前的资料，只有在大量的资料收集之后，经济学家才有可能应用归纳方法得出若干结论。
在两种方法的运用中，新经济史虽然引入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史分析的工具，但从整体分析方法上其仍属于历史归纳，着重对经济历史的描述、分析和得出有关结论。如福格尔对美国铁路运输历史和农奴制度的分析。
诺斯早期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的分析，均以对经济史的描述和分析为主要内容，并得出与传统经济史分析所不同的结论，而冠之以“新”则是他们采用了计量经济学、交易成本等新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抨击了新古典理论对经济运行中“制度”因素的忽视，但仍自认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主义者与演绎理论之间没有根本冲突，而与早期的历史描述性的制度主义者不同，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认识到了标准的新古典分析过于抽象，但本质上仍试图通过抽象演绎的方法找到能解释经济现象的普遍规律。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新经济史归入新制度经济学派，因为两者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区别。 诺斯的成就在于成功地将这两大领域有机的结合起来，并分别促进了新经济史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而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即是划分诺斯思想变迁的主要标志。
五、结论
新经济史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本质差异，由此，诺斯的经济思想也存在着一个变迁过程，如果把诺斯的经济思想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年以前，将计量经济学及其它新古典经济理论运用到经济史分析；第二阶段是1970--1980年，将交易成本分析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的分析；第三阶段是1980年以后，抽象出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而将经济史作为其制度变迁理论阐释的素材，并将理论用于指导转型国家的制度改革。那么，在前两阶段诺斯是一位新经济史学家，而在第三段则又跨入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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