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0日，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北京秋雨潇潇。从单位出来，繁华的路段，我们两位记者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拦到一辆出租车。一听去朝阳门，2.5公里的路，司机师傅有些闷闷不乐。然而走了一段，听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师傅顿时来了精神：“你们是去采访朱镕基出新书这事的？能替我问个问题吗？他明年还会出书吗？再出，我还买。值呀！他写的都是大实话，不来虚的，那些宏观经济形势的大道理，他一说，我就懂了，还特过瘾。”

　　我们心里一暖，深感此次采访非常有意义。“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朱镕基讲话实录》上市两天，销售火爆，这只是笼统的陈述；未来的销售总量，也只是抽象的统计数字；而随处碰到的老百姓，提到“朱镕基”3个字时脸上迸出的光彩，是对这套书最形象、最生动的注释。

从1500万字里挑出120万字

　　“我们有个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整理该书的领导班子，忙碌了8年时间。作为讲话实录，也是逐渐形成的。”在9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如此介绍。8年，掐指算来，从2003年朱镕基退休起，这套书稿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就已经展开了。

　　人民出版社经过慎重考虑，在2005年前后，指定副社长任超牵头，统筹负责朱镕基著作的出版工作。书一出版，任超就累倒了。记者联系采访时，他还在病中。他告诉记者：“这五六年，我们社里前前后后至少有上百位同志，全身心投入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2名编辑参与前期资料整理和编辑，12名责任编辑参与后期书稿编辑，1名设计人员全程跟进装帧工作，校对、编审、出版和发行等方面的人员更多。

　　选择什么样的人参与朱镕基著作的编辑，是很有讲究的。他说，“既要政治可靠，经验丰富，编辑水平过硬，又必须有热情，甚至得有体力，才能承担得起这项长期的、宏大的工作。”除此之外，专业背景也要搭配。学政治的、学历史的、学经济的、学法律的……挑人的过程，几乎把社里中青年编辑的毕业院校和所学专业，从头到尾筛了一遍。

　　女编辑鲁静就是这样被选中的。她是历史学博士，在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等多个部门工作了十多年。2007年11月，她被借调到“朱办”（朱镕基同志办公室的简称），参与第一阶段编辑工作。

　　翻开《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说明》里介绍了参与编辑工作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成员。除鲁静和另外一名编辑外，其他人均在经济学领域有不同建树。既然是“讲话实录”，用黄书元社长的话说，“这几本书是讲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所以，搜集和整理的对象，主要是朱镕基出席重要会议和到地方、部门考察调研的会议视频、讲话录音、现场速记等。一遍遍看录像，一遍遍听录音，把他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整理下来，仅此一项工作，就可以用“海量”来形容。全部形成文字后，总字数多达1500多万字。

　　鲁静告诉记者：“在这1500多万字里挑选文章，如何取舍，是这4年中最棘手、最难解决的事。”朱镕基给工作人员确定了一个挑选原则：凡是重复的、已公开发表的、别人代笔起草的，一律不收。据此，鲁静等人开始了漫长的整理过程。“背后的辛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为了核对一个人名、地名或者数字，经常要到处查资料、询问当事人或有关部门，花费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

即席讲话再现当年场景

　　2010年，按照朱镕基的“原则”挑选出来的初稿，共计120多万字，送到了人民出版社12名责任编辑的案头。12个人分成了4组，每3人负责其中一卷。如何分组也是精心考虑过的：3人必须老中青结合，其中必须有一人是学经济的。

　　学政治学的责任编辑阮宏波是最年轻的一个，出生于1980年。 “为什么一定要有学经济的呢？一拿到书稿就发现了，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经济。朱镕基被国外媒体称为‘经济沙皇’，不是没道理的，他的的确确是个行家。虽然他讲话深入浅出、简洁明了，但分税制、国有银行改革、国企改革等，都涉及许多专业知识。”

　　老中青三代人的结合，则从另一个方面保证了编辑质量。按规定，图书的出版一般执行“三审三校制”。但《朱镕基讲话实录》在短短大半年里，就经历了十几轮编辑、二十几轮校对。人民出版社对编辑和校对的要求，只有最简单又最难的三个字：零差错。为此，第一轮，每组看自己负责的那一卷；第二轮到第四轮，为避免阅读疲劳，轮流看其他组的三卷；第五轮，再回到自己组的那一卷……直到最后几轮。有了这种“魔鬼式”的编校过程，今天，阮宏波已能坦然而自信地说：“我肯定，这套书做到了零差错。”

　　书名是朱镕基自己定的。“现在领导人的著作，很少再用‘某某文集’这类书名了，从上一本《朱镕基答记者问》到现在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可以看出总理对书名的要求，还是简洁明了。”阮宏波说。

　　今年年初，全书基本定稿，出了一批征求意见的样书，送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相关领导审阅。“不少部委吃了一惊：这个朱总理会议上的讲话，怎么和我们部里存档的讲稿完全不同？一查，部委存档的是书面讲稿，但朱总理来了后，书面稿请大家自己看，他脱稿，就某个问题，即席讲话。”

　　如此大篇幅的即席讲话，真实再现了当年的场景，很多都充满朱镕基特有的“火药味”，或是充满了“解密高层会议”的味道。对这些，朱镕基都没有避讳。书送到当年曾挨批挨骂的部委、省市或企业那儿，结果没有一个提出要修饰、要抹去的。有的部委和省市一字不改，有的部委和省市还主动提供当时的照片和其他材料。

朱镕基亲自修改封面和结尾

　　对比年初征求意见的样书和现在正式上市的书，有两处明显的不同，一是封面，二是结束篇。这两点，正是根据朱镕基本人提出的意见而改的。任超告诉记者：“4月份朱总理带到清华大学去的书，封面还是白色的，用的照片是一张他表情比较严肃的。后来，朱总理在我们装帧设计人员提供的十几个封面中，选择了现在这个，红色的，微笑的。”

　　至于结束篇，编辑团队原先的构思，是以朱镕基2003年1月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的讲话《值得纪念的五年》作为结尾。“不但时间恰好合适，内容也水到渠成，完全可以收得住这套书”。但是，朱镕基决定末尾增加一篇他2003年2月在北京市看望一线公交职工时的讲话《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所有的修改完成后，2011年8月29日，人民出版社静悄悄地发了一条征订通知。当时，除了各地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外，几乎没有人留意到这条通知。10天后，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新闻发布会举行，除了出版方和学者，再没什么“大人物”出席。任超说：“朱总理对发布会的要求，就是不愿意有官员参加。他更关心全国各地同步上市，不希望北京上市了，较远省市或农村却买不到，那有失公平。所以，这次有些地方，书是空运过去的，确保同步上市。”

　　然而，再怎样低调，再怎样静悄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上市，还是举国轰动。这一幕和2009年《朱镕基答记者问》问世时的情况非常相似。那次，征订通知发出后，起初各地书店报来的数字并不多，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几经考虑，觉得可以“搏一搏”，首印数便在市场报数的基础上扩大了两倍。结果，上市两天，蜂拥而来的订单比首印数还多出两倍。迄今为止，《朱镕基答记者问》的销量已达到100多万册，有媒体估计已经超过150万册。

　　说到这里，任超想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这4本书看上去比上本单册贵。但实际上，以平装版为例，为保证首次披露的272幅珍贵照片和30件总理手书影印件的质量，采用了双色印刷，平均每个印张的成本在2元左右，应该是标价60元才能挣钱。我们49元的定价算下来，每个印张1.5元，或许不会亏本，最多只有微利。我记得，上一本书，朱总理再三提的意见是，‘封面上的答记者问四个字要比我的名字大’。这一套书，朱总理再三提的意见是，‘一定要让老百姓买得起’。这句话，我们牢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