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业新桥风情业主论坛:邓小平为资本家“摘帽”

邓小平为资本家“摘帽”

与工商业五老的这篇谈话，后来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题，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

不同寻常的会面

1979年1月17日，北京还深裹在瑞雪寒风中。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却暖意融融，迎来了五位不同寻常的客人。

说不同寻常，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中占有显赫位置、“文革”中销声匿迹、而今又重新浮出水面的老工商业巨子。今天。他们被政治生涯同样大起大落的邓小平请到了人民大会堂。这工商业五老是——

胡厥文，84岁，原上海机械业龙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主委；胡子昂，82岁，原四川钢铁业巨擘，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荣毅仁，63岁，原上海纺织世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周叔弢，88岁，原天津水泥业巨头，时任天津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古耕虞，74岁，原四川“猪鬃大王”，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对外贸易部资深顾问。

这次会场布置得比较特别，宽敞的大厅中间对头摆着两排大沙发，距离靠得很近。陪同邓小平会见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已经在座，也是五位——

乌兰夫，72岁，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纪登奎，56岁，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58岁，国务院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谷牧，65岁，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卢绪章，68岁，国家旅游局局长。

列出这个名单，可以从侧面探讨这次会见的初衷。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党派属中央统战口，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是正管；纪登奎当时已内定辞职，但邓小平在随后和他的一次谈话中，让他主管旅游业；卢绪章虽然不是国务院领导，但解放前是个长期以老板身份“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其“白色共产党”的身份正好和“红色资本家”五老对应。主管经济建设的两位副总理陈慕华和谷牧出席，则体现了邓小平更深一层的考虑。

75岁的邓小平出现了。他穿着一套深色中山装，神态轻松。在场的人都站起身来，小平同志依次与大家握手打招呼。邓小平的愉快心情是有道理的。从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党内外职务以来，他以一系列看似平常又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沉闷的局面，中国这艘在“文革”后积重难返的巨轮重新启碇。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复兴经济这么大一个摊子，过去耽误的时间太长，不搞快一点不行，又不能重犯1958年“大跃进”的冒进错误。据谷牧后来回忆，这时的邓小平，已经开始谈到到工业国家考察和在沿海搞实验的想法。但经验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人才又从哪里来？

一台大戏开场

小平在五位老先生对面中间的大沙发上落座，开门见山地说：诸位老先生都是开国时期的元老，我们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彼此都很了解。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想听听你们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

胡厥文说：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不摘，工商界心有余悸。古耕虞则明确建议，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后来在经济领域大展身手并成为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也回忆：当时尽管有许多话要对邓小平说，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摘掉“资本家”帽子的问题。

五老何以在如此宝贵的场合和时间接连提出摘掉“帽子”的问题？以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语境，“资本家”就是备受歧视的三等公民，“文革”中更等同于“反革命”“坏分子”，随时面临抄家游街的遭遇。他们的后代也要背负“黑五类”子女的包袱，考学校、找工作、谈恋爱处处矮人一截。

小平同志似已明了这些人心中的顾虑，干脆地说：原工商业者早已不拿定息了，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他还特别提到，“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

这几句话对于这些步入老境的工商巨擘的宽慰有多大，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像的。从恢复高考取消“出身条款”到启用工商五老摘掉“资本家”帽子，邓小平的话体现了一种打破身份枷锁的政治智慧和统战含意。

邓小平话锋一转，不仅如此，“原工商业者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他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这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第一次提出了利用外资、归侨办厂的观点。邓小平在这里虽然用的是“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性词汇，实际上启用的是“资产阶级”的两个属性：聚财增值本领和经营管理能力。

邓小平接着对荣毅仁说得就更直接了：“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应该排除行政干扰，全权负责。”

小平和胡厥老都有些耳背，尽管面对面坐在一起，仍然语音洪亮。小平同志说：“我们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也可以搞合营。国家计划应调个头，不要再搞‘以钢为纲’，要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如轻工业、手工业等。”他还特别提到开发旅游业，说：“发展旅游业，能够赚取大量的外汇，解决就业安置问题。我国地方大，名胜古迹多，旅游资源丰富。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旅游公司的经理，有的可以去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

在座的谷牧副总理知道，这些讲法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深思熟虑。在小平三落三起重新领导国家以后，曾让谷牧多次到国内外调研第一手情况，每次都亲自听他的汇报。

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意犹未尽。时至中午，小平同志提议暂时休会，共进午餐。服务员当即在大厅的一角摆放了两张长桌子，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铜火锅，原来是吃涮羊肉。小平同志请大家入席，他和胡子昂、古耕虞都是四川人，凑在一起对桌坐着，共用一只火锅，当然那只火锅里的辣椒放得最多。午餐持续了一个小时。诸位老先生已是迟暮之年，精力有限，小平同志宣布座谈会到此结束。他站起身来，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古耕老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诙谐地说：“我们是几个聋子，一只火锅，一台大戏。”但这只是大戏的开场。

胡厥文秘书陈训淦那天谈话时也在场。几天后，他在胡厥文家中接到谷牧副总理打来的电话：“听说你把上次小平同志召开座谈会的讲话记录稿整理好了，你给我准备一份，我派人去取。”

这篇谈话，后来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题，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其中两句话“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成为最具小平特点的名言之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他的针对性——“钱”是指私人资本；“人”是指原工商业者，或称“民族资产阶级”。　

“中信”“光大”“中商”启幕

关于邓小平这次与工商业五老的座谈，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在当天的日记中，有专门记载。笔者亦曾就此次谈话访问了谷牧。其日记照录如下：

一月十七日 晴

十点在福建厅，小平同志约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谈旅游业及如何调动资产阶级积极性的问题。大家发言踊跃，但多谈的是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仅（？）荣毅仁一人谈了一些经济工作方面的意见。我方乌兰夫、陈慕华、纪登奎、卢绪章等参加。会后招待他们吃了涮羊肉。下午到九号处理文件。

这次谈话还有一段背景。座谈一开始，统战部部长乌兰夫说：“本来统战部安排小平同志只找荣毅仁先生一人，商谈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事。后因收到胡老的信，就决定请大家一道来开个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关于“胡老的信”，后来曾有回忆文章说，五老在1月16日分别接到邓小平次日将会见他们的通知，“当天晚上相约在胡厥文家中，讨论他们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建议，最后，古耕虞还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这当然是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但笔者认为，陈训淦的记述似更为可靠：小平接见的“前些日子，胡厥文先生代表工商界的民主人士，给党中央写了一封有关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建议信，信是由我转发的”。

从谷牧日记中可得知，他们“多谈的是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信的内容应包含了老工商业者的困境。这是很自然的，占绝大多数的小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后，每月只拿几百元甚至几十元的定息，而且还“自愿”地一减再减。更不用说“文革”的冲击加上老病，几乎失去了生活来源。

在此之前，邓小平已让谷牧找荣毅仁征求了意见。荣毅仁和谷牧的交情可以追溯到1952年，那时，荣毅仁是上海纺织业大亨，而谷牧正在上海主管工业。那次会面也谈到了实质的经济问题。原来，小平是准备和荣毅仁一人谈成立中信公司的问题，但正在这时，收到了胡厥文的来信，于是，会见的人员和话题都有了变化。

也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三家由原民族资本家领衔的公司先后成立，即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信”）、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下称“光大”）；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下称“中商”）。

“中信”和“光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作用，目前已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当时已经82岁的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因年事已高，曾力辞董事长的重任，后来只是在“中商”挂个名，公司主要由全国工商联选派干部管理经营，但没几年就资不抵债，名存实亡。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邓小平不能以计划方法经营企业、不能用行政官员管理公司的精辟之处。

近年来的一些回忆文章，都把1979年1月17日这一天视作民营经济的开场；又有文章说，这次会见的目的就是发展民营经济。这确是一幅符合主旋律的浪漫图画。但在笔者看来，这次座谈会的初衷和直接结果，其实都是重新启用老一代工商业者，与现在的民营经济并无直接的传承和关系。现在的民营经济，是从为了解决大批回城“知青”的就业难题、允许他们个体经营自谋生路开始的。

1979年10月，第四届全国工商联大会召开，沉寂了十年的工商联重新积极活动。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应运而生。他们以天然的市场意识和拓荒的精神，在改革开放30年中创造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在政治上，非公经济也从上世纪80年代拾遗补缺的“有益的补充”，发展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在2002年十六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承认民营企业家是劳动者，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大胆突破，也是对创业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准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