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观山湖区最新地图:新计划经济引导中国崛起 [何新]

新计划经济引导中国崛起

2005年何新在《七次谈话》中提出中国有必要重建主导国民经济的新计划体制，并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要抛弃计划体制，而是要改革那种僵硬的落后的计划体制，代之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新型计划体制。他还认为，中国面临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可能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解决，而必须“制订一套既有近期目标又有远期目标的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才能逐步解决。这是一个顶级战略家对于中国前途指明的方向。

何新断言：“不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下的计划手段，仅凭所谓 ‘看不见的手’和无序化的‘自由市场竞争’，要管理现代国民经济是不可能的。”

他还警示：“如果不制订一套长期性的国家计划，一心打算依靠自由市场发展经济，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将永远处于处处被动，受制于人，被别人牵着走的态势。甚至会在不远的将来，在‘看不见的手’的操作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但是，何新的这种观点的震撼力并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反而像旷野中的呼声，乏人回应。也许是何新太谦逊了，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迷雾还是趋之不去，还在涣散着国家意志。

中国的经济决策仍在市场经济的沼泽里浸泡，中国的崛起更像无意间赶上的涨潮，充满着侥幸意味。何新认为，中国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内部廉价劳动力和外部过剩资本结合而成的强大生产和出口能力。这几乎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已经被迫进行贸易平衡，尽管中国的经济还能够得益于出口，但中国经济社会的诸多严重问题却不是单靠出口所能解决，中国的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怎么办？是继续“攻坚”，构建一个符合教科书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针对国内外的各种现实问题，考察借鉴中外历史经验，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总体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安排和计划？

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何新认为这是深刻之论。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必须被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化被当作了目的，尽管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市场化仍然不可动摇，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俨然成为衡量经济运行方式优劣的标准。更严重的是，市场化的既得利益者有意将这种观念灌输给社会大众，他们正在自觉地把市场当作手段。这就是市场教条主义的本末倒置，本来市场化是为增进社会利益，现在却不惜牺牲社会利益来推进市场化，手段和目的完全颠倒了。以市场来作为衡量标准，则计划被彻底地妖魔化，计划完全失去了作为一种手段的资格和合理性，谁一提计划谁就是大逆不道，市场已上升为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现代的神学。现在是到了重新将市场和计划作为手段看待的时候了，市场和计划都必须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并且其优劣都要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和取舍。

市场是一种客观力量，市场存在了千万年了，市场并不注定实现谁的利益，将中国的国家利益完全交给市场这个无意识的之物来决定，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而计划具有明确的目的，它注定就是为着实现谁的利益而来的，中国利益的实现必须依托于一个合理的总体的战略计划。市场和计划都存在了千万年了，以利益为中心来说，市场是客观条件，计划是主观手段。计划并不意味着要消灭市场，而是要利用和改造市场。要在市场上竞争，就必须对自有资源进行合理的计划安排，这也就是管理，计划就是市场竞争的手段。敢问哪一个成功的企业是没有经营计划而随机地跟着市场信息走的？

一个没有计划的企业必是失败的企业，一个没有计划的国家呢？计划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概念的范围，因为它联系着国家的根本意志，这才是“计划经济救中国”的首要内涵！

1949年前，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被掠夺的底层，积贫积弱。其真正的症结在于“一盘散沙”，偌大的国家徒具架子，始终无法凝聚形成整体化的竞争力，中国的市场体制只能成为国际资本进行掠夺的工具。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能力施行一个工业现代化的总体计划，其实国家发展计划是最重要的主权之一！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无论有多么不合理，至少能够集中全国的资源，为推进工业化而进行总体的计划安排。此时，计划是国力凝聚的表现，是国家意志的集中表现，是民族复兴决心的表现，是结束“一盘散沙”代之以“全国一盘棋”；计划意味着对自身状况及环境的总体认识和把握，意味着一种战略思维，一种深谋远虑；在计划的引导下，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单位参与国际竞赛。无论对计划经济如何进行改革，计划的这种意义是永远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复兴的根本支柱。

1979年之后的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之前的计划体制受到传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了僵化的统制经济体制，过度限制了市场力量。统制体制原本是应付资源和产品的短缺的，它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和产品进行合理的分配，发挥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产品日益丰富繁多，要求计划日益复杂和灵活，要求计划能够自觉的运用市场的功能，于是统制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但改革不应该是完全抛弃计划体制，而是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新型计划体制，包括对市场功能的自觉运用。的确，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手段，而不干姓资姓社的问题。其实，对于市场的运用，本身就是一个广义的计划问题，市场应该被纳入广义的计划体制内，市场应该作为被计划考虑和运用的工具。计划应该涵盖市场工具，计划和市场不应是对等的此消彼长的概念。换句话说，应该运用、管理市场，而不是反过来让市场来决定。

可悲的是中国人终究还是听信了自由市场自动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庸俗神话，计划经济被否定和抛弃了，果然中国经济的政策决策也变得庸俗不堪，只重随行就市的短期利益，对长远的战略利益却不屑一顾，并且地区、部门利益日益分化，千千万万企业和个人各逐其利，全国一盘棋的局面重新成为一盘散沙，充斥市场的是为狭隘短期利益而进行的恶性竞争、自相残杀，同时伴随着外资的长驱直入、大快朵颐，国家的整体利益只剩下一个抽象的GDP数字，国家的政治经济凝聚力不断瓦解，全民众志成城的局面崩溃，代之以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激化，还有外资滋养起来的卖国买办势力的坐大，在从根本上瓦解腐蚀着国家复兴的意志，在以国际规则剥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权，这才是最致命之处。

何新说：“如果不制订一套长期性的国家计划，一心打算依靠自由市场发展经济，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将永远处于处处被动，受制于人，被别人牵着走的态势。甚至会在不远的将来，在 “ 看不见的手 ” 的操作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中国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决策者对于市场经济还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龙芯、大飞机等项目为代表的自主创新战略体现着国家意志，但是这种国家意志远远不够，也远远不够坚定。中国仍然缺乏一种以制定总体战略计划解决全局问题的国家意志，计划的“原罪”纠缠着决策者，在新自由主义布下的意识形态毒雾中，制定一个总体计划就意味着否定改革，意味着专制独裁，甚而意味着对自由人权的侵害！是到了该驱散毒雾，振奋国家意志、强国意志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问题是投资的盲目和混乱，造成的生产过剩和产业低级。某个行业一有上升趋势，地方、部门、企业和个人即为短期利益而一窝蜂地争相投资，大量重复建设，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然后是恶性竞争，造成企业破产和银行坏帐。一轮又一轮，宝贵的资金就是这样被大量白白浪费，而产业升级的目标迟迟不能实现，产业技术更加严重地依赖外资，使得引进外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越让越大，但并没有换来多少技术，恶性循环。没有一个总体的有主导力的投资控制和决策系统，是导致投资过剩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投资主体普遍缺乏投资现代高科技产业的能力，没有能力自行实现产业升级，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已经占据技术高端位置，中国的分散弱小的投资主体更没有能力挑战国际资本，于是中国企业将永远在过剩的低端产品市场中挣扎。投资过剩和产业低级是连环套，只有以国家意志为后盾，根据产业升级的需要对投资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和指导，才能根本解决。在中低技术产业领域减少投资，在高技术产业领域集中资金进行长期投资，形成完整的金融支持、原料供应、技术互助共享、市场保证的金融产业组合体系。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成功赶超先进国家，就必须有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投资体系，否则就是妄想。在低端技术产业领域可以侧重于市场调节，在高端技术战略产业则必须主要运用计划安排和指导，体现明确的国家意志。这是现代化的根本经济基础，是强大国力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