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消协投诉电话:走出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困境（二）

　　三、走出困境：研究现状和趋势

　　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似乎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新史料、新观点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让人越来越“读不懂”辛亥革命，所谓“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一方面这固然是辛亥革命的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现象，——在这样一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单元的思想格局的崩塌让不少人无所适从。各种论说激烈交锋并相互交织，新旧并存，暇瑜互见，而不少学者仅持一端，对不同意见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同时，一旦上升到思想和理论层面，成为纯学理的讨论时，就超越了普通人所能够理解的范畴;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主要的原因——是研究现状中本身存在的不少缺憾所导致的，也正是我们当前亟需解决的：

　　其一，基本概念的混乱问题。

　　围绕辛亥革命的很多争论其实源于一些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就拿“革命”这个概念来说,就存在着严重的误读。革命的本意是天道周期性变化，自汉代开始用来指涉改朝换代。戊戌变法前，它或被看作王朝易姓，或代指大动乱，具有负面价值。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丧失，改朝换代和西方“revolution”意义相结合而形成的“革命”观念随之兴起，而它的兴起又直接受到日本的“革命”概念的影响。近年的研究发现，最早用“革命”译“revolution”的是日本。近代之前日本人大多对革命持批判态度，而随着西方冲击来临，日本知识界就滤去中文“革命”一词中易姓或王朝更替的意义，在社会秩序根本性变化以及进步这一内涵上应用这个词。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中，已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明治维新也被称为革命。因此要准确理解革命党人宣扬的“革命”，就必须考虑到日本如何理解革命以及日本的革命观念怎样影响中国，这就涉及到西方和中国、日本三方面观念间的互动。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已经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观念有了本质的区别，它是西方revolution理念通过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中介而纳入中国传统革命观念的结构并被重构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与西方“revolution”的原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还是天道。在新的天道中，进步成为宇宙规律，平等和取消一切差别变成代替儒家伦理的新时代道德。马列主义的革命观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在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中阶级斗争不仅具有上述意义，它还是新道德，是纯化道德意志进行修身的核心。由于这种新道德是终极关怀，所以它不会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停止，而会随着道德教化而进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甚至要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最后的逻辑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

　　因此，“革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其内涵大不相同，若不在辛亥革命的具体语境中去分析就贸然评价辛亥革命，结果自然南辕北辙。例如，有些文化民族主义者和激进自由主义者批判的所谓“革命”，其实应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中的某些方面，却误把矛头指向了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学者与理论家，用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或者正统的马列主义革命观的标准去衡量辛亥革命，结果自然不能令他们满意。很多其它概念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改良”、“立宪”、“救亡”、“启蒙”、“激进”等等。走出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困境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基本概念的厘清是我们评价历史问题的基本前提和题中之义。

　　其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治学态度仍然存在。

　　在学术环境已根本改善的情况下，若隐若现的政治幽灵还是萦绕在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之中。如有些学者评价孙中山则“轻前重后”，大谈其晚年的转变，甚至要把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塑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导”;大谈特谈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局限性，“不可能担负起领导重任”;轻率地认定民主共和方案“绝对行不通”，则是旨在反证“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总之资产阶级“都不行”，只能让位于无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阶级分析法由此庸俗化了;有些学者鼓吹“改革万能”，比附“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意在论证当前党的路线的英明正确……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思维流毒至今，致力于真学术者戒之慎之!真学者必具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以摒除党派之私和个人成见，方能做出真学问。

　　其三，忽视实证，非历史主义倾向严重。

　　如一些学者在批判辛亥革命的所谓激进主义时,就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假设的前提出发,认为辛亥革命搞糟了,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有学者臆想“立宪道路比革命方式更符合国情”，“如果辛亥革命不打断清末的新政又会怎样”云云。无视具体的历史事实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反历史”的前提去推理历史进程的发展，怎么可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历史学科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实证研究的基础性和必要性，而不宜提倡“哥德巴赫猜想”。

　　其四,思想的僵化和形而上学。

　　典型的如，人们在“革命史观”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一味地肯定革命而否定改良，但上世纪末期则倒过来了,很多人又一味地肯定改良而贬斥革命。这两种观点表面看来针锋相对,但实际上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是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历史上的一切改良与革命,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产物,应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还有人采取一种貌似客观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辛亥革命既有积极作用，又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既可以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可以说它失败了”。他们把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绝对化、庸俗化，沦为了绝对的相对主义，最终说明不了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我们必须抛弃僵化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坚持科学的、动态的、辩证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才可能贴近历史的真实。

　　其五，以偏概全，各家各派自说自话。

　　在当今的“学术侏儒时代”，学术繁荣的表象背后凸现出另一种尴尬：我们有一大批在不同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专家”，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师”，辛亥革命的研究状况也是如此。专家们纷纷抢占“制高点”，然后各立山头，在自己的“自留地”深耕细挖，以局限为特色，以琐细为专深，凿空蹈隙，畛域自囿，难免以偏概全，学术的交流与砥砺往往变成了自说自话。章开沅先生作为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硕果仅存的大师，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要加强对辛亥革命社会环境的研究》、《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等文章中，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如何深入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其中就意识到了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因而力倡“学有专精，尤重通识”，可惜后来的研究者偏重于“专精”而少有“通识”，致使此后的辛亥革命研究远远没有达到先生所期望的那种高度。章先生首先是一个大历史学家，而后才是一个辛亥革命史专家，一般人却误以为章先生是因为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才被公认为大历史学家的。章先生治学，趋向于博，博而后通，通而后大，达到立意远大，高屋建瓴之大度兼大气的境界，再由博返约，专精自成。近年来，章先生以求真、求善、求美为史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追求，谓之“圆融”。所谓圆融，大家之境界也，即不懈追求真善美，发掘出“蕴藏于史事深处的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43]以先生今日之境界，若能重写一部《辛亥革命史》，必能与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媲美同辉。遗憾的是，先生年事已高，加之近年致力于教会大学史的开新，虽老而弥坚，恐怕已无心力与脑力继续辛亥革命之研究。但章先生治史之良法美意，辛亥革命研究之“专家”不可不察，后学尤不可不思之再三。

　　其六，是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机制失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明显存在一种新陈代谢机制的失衡现象，有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经相对陈旧过时，急需求新求变，而另一些学者则片面强调新理论新范式，把优良的史学传统统统抛弃，最终必然沦为学术泡沫，更多的学者则在困惑与焦虑中艰难地探索。近年来，这种失衡的机制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正在向良性的方向转变，综观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和最新动态不难看出，一场研究方法的大变革即将来临，它已经表现出这样一些新趋势[19]：其一，是研究时空的延展;其二，是研究层面的下移;其三，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其四，是研究框架的整合;其五，是实证与创新的结合。

　　做到以上这些，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呢?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但我坚信，只要努力的方向大体不差，加上我们不懈追求的精神，尽量避免研究现状中的缺憾是可能的，走出现在的困境也是可以预期的，届时，辛亥革命的评价自然水到渠成，其庐山真面目也将呈现在历史的天空。“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就让章先生的这句名言鞭策我们努力探索辛亥革命的奥秘吧!

　　[注　释]

　　[①]参见章开沅先生的《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要加强对辛亥革命社会环境的研究》、《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等文章，载《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及续编。

　　[②]笔者以下分类，既非一般特定概念，也无科学标准，纯为方便起见。如“在政治史方面”云云，意指“辛亥革命在促进政治的发展、变迁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非指作为专门史的政治史学科。以此类推，其它几项大意略同。

　　[③] 参见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发布的宣言，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 参见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朱宗震的《辛亥革命性质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02第4期)。

　　[⑤]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和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第1期)都有这种表述。

　　[⑥]张涛(参见《辛亥革命——传统政治现代化的方式》，《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5月，第36卷第3期)和马勇(参见《辛亥革命：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的上述看法则相对比较平和。

　　[⑦]孙占元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此表述比较完整。但是应该指出，学者们在这些所谓新意识的革新程度与实际功效方面颇有歧见，有不少持批判立场，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⑧]参见章开沅先生的文章《愤悱?讲画?变力》(《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离异与回归》、《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载《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及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0、1996年版)以及专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 意指“辛亥革命在促进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与下面提到的作为研究视觉或史学分支学科的社会史内涵不同。

　　[⑩]严昌洪教授此后多种著作如《对近代风俗改良团体的考察》(《湖北社会科学》1987年第9期)、《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演变》(《辛亥两湖史事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都有精辟论述。

　　[11]田涛的《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 5期)和何大进的《辛亥时期的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历史档案》1998年第 4期)有一定代表性。

　　[12] 胡耀邦：《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人民日报》1981年9月24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集团首次公开给予辛亥革命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13] 侯宜杰的著作《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与吴剑杰的文章《清末湖北立宪党人的议政实践》(《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有一定代表性。

　　[14] 陈小雅的文章《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求是》，1996第3期)对这种论点的概括和分析都较为中肯。

　　[15] 相关文章在90年代的诸多期刊、杂志和报纸上很容易见到，如《东方》、《读书》、《开放时代》、《书屋》、《炎黄春秋》、《文艺评论》、《文汇报》、《南方周末》、《战略与管理》等。

　　[16] 李良玉：《启蒙、救亡与革命时代的终结》，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金观涛：《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十三期，台北：2005年6月

　　[17] 笔者依据亚当﹒库珀与杰西卡﹒库珀合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文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概述其大意，并非原文引用。

　　[18]参见章开沅先生的文章《离异与回归》、《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载《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0版)。

　　[19]关于这些趋势，拙文《从百家争鸣到求同存异——辛亥革命的性质研究述论》(《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5年第10期《中国近代史》全文转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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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章开沅.境界——追求圆融.史学月刊，2004，(6).

　　作者简介：杨天树(1978——)，男，湖北恩施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3级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和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现供职于武汉大学宣传部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