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青山印象城开业: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03:36:25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全文)
张文木
全文连载于《领导者》第十六、十七期。
目录:
一、 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二、 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四、 结论和启示
(一)在太平洋西岸,美国根本就没有可以打赢一场区域性战争的资源,而没有资源支撑的军事目标和外交战略,是不可能被落实的。因此,对中国来说,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的承诺是句空话
(二)美国“西藏计划”的失败说明只要中国不分裂,西藏是美国永远不可能得手,因而也永远不要插手的地方。
(三)美国在北太平洋的控制有效范围达不到太平洋西岸。
(四)东经125度是美国力所不及的极限,东经130度至180度之间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国家制海权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而太平洋的西东分界线即180度经线以东则是美国可以也愿意动用全部国家资源维护的安全底线
(五)简短的结语
全文基本结论:
迄今为止,我们不能确定美国在北太平洋海区的有效控制范围在东经125度以东的确切位置,但根据日本19世纪90年代在夏威夷和20世纪40年代在中途岛失败的经验,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可动用也必须动用全部国力誓死保卫的地缘政治的底线在经线(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即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一带。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的底线和极限简洁表述如下:
1.太平洋的180度经线以东,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是东亚任何一个大国无力涉及的海域;而东经125度即台湾以东,如果中国不被有形或无形分裂的话,是美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因而只是有影响但不能有效控制的海域;
2.在东经125度至130度之间的北太平洋海区则是东亚大国有效国力可及的海域;
3.东经130度至180之间的海区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大国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
4.从短期看,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在美国,但从长期看主要矛盾则在日本。因此,中美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磨合过程而不是绝对冲突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美国对中国西太平洋的利益有一个起码承认的过程。承认中国西太平洋利益的核心是接受中国统一台湾。台湾回归之后的中美关系,应当更多地是战略合作关系;
5.由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台湾问题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台湾回归祖国,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必然。
实际上,世界政治就是一个国家间力量的合力场,其中,每国的国力伸缩都有其极限和底线。一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他国国家安全的底线。而能最大限度的扩张国家利益同时又能在国力不及处实现战略收缩,是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
迄今为止,美国在东亚的外交史,是一部从利用日本到否定日本再到利用日本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它分三个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100年间,是美国首先推动和利用日本崛起冲击东亚的中国、东北亚的俄国和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而后当日本接近实现其战略目标并开始向美国挑战时,美国又联合俄国、中国和英国再翻手将日本力量逼回本土的历史;20世纪下半叶,则是美国在先与中国和苏联进行冷战,后转而联合中国最终击垮苏联的历史;从20世纪末叶起,美国的东亚外交进入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在限制日本的同时又重新推行扶持日本崛起并利用日本制约中国和俄国的外交政策。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第一个时期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从侵略日本到承认并支持日本西太平洋崛起,抵
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鼓励和支持将日本扩张力量向西北俄国和南洋释放,以达到借日本冲击西太平洋俄国和英国力量的同时,也牵制英国在东太平洋形成对美国的海上压力的目的。这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美国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矛盾。美日矛盾是附属性矛盾。
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政治呈现如下基本特征:1. 中华大清帝国、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内乱中衰落;2. 俄国与英国在欧洲争霸而导致英日结盟,日本崛起;3. 美国为与英国、荷兰等争霸太平洋,支持日本在东亚崛起并向南冲击英荷势力范围;4. 美国为减少日本崛起对太平洋东岸的冲击,怂恿并限制日本向太平洋西岸扩张。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政治已是风雨飘摇,世界运势正在西半球上升。在欧洲是俾斯麦统一德国、俄国农奴制改革,在北美洲是美国林肯统一美国;亚洲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印度被英国全面占领,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规模造反并被镇压,日本则在西方炮舰冲击下出现明治维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中国战败,对东亚政治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将西方对东方的主要压力吸引到中国,这相对减轻了其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革实现国家转型 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又燃起东亚国家,尤其是一直视中国为至尊的日本看到挑战中国东亚中心地位的可能性,以及欧洲列强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瓜分完毕后,进一步向东亚扩张的冲动。这同时又导致欧洲列强与日本、美国、俄国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其间,美国东亚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承认日本崛起并尽可能将日本扩张势头向西北大陆和南方台湾牵引,以冲击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有避免日本东进与美国冲突的策略考虑。
19世纪40、50年代,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成了吸引西方列强的东方“磁场”,就在欧洲列强将目光集中在轰然倒地的东方巨龙——中国时,美国则开始将目光停在次一级的猎物——日本。除了美国力量不足以与西方列强争食的原因外,美国关注日本更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关于此,刘世龙同志在《美日关系(1791-2001)》中说得比较深刻:
进入1848年后,日本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这种程度,开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的扩张欲望不及英、俄等国,却要抢先迫使日本开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最重要。此时,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太平洋东岸,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发现金矿,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开发。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大岛,从单纯的大陆国家变为兼具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双重性质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重视太平洋和海外扩张。在太平洋西岸,上海于1843年开埠,使日本成为中美航线上的必经之地。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之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飞剪快船开辟一条新航线,把纽约、旧金山、上海(或广州)、伦敦联系起来,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开辟纽约至旧金山的轮船航线,使建立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航线成为指日可待的事。轮船时代的来临,使横亘在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的必经之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横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与夏威夷一起成为美国觊觎的对象。不仅如此,当时还认为日本可大量供应煤炭,这为不产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i][1]
当然,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这时美国之所以关注日本,是由于太平洋,尤其是现在被美国视为生命线的通往印度洋必经的马六甲海峡的中太平洋洋区当时已被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完毕。由于中国的吸引,日本连同东北亚地区,仍是这些欧洲列强没顾得上的“羔羊”,这样日本便成了当时只有资格吃“剩食”的美国扩张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而对待日本,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则会独吞。正因此,美国后来采取“黄雀在后”的政策,在鼓励日本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完毕后,再联合这些国家击败并独占了日本。当然这只是后话。
19世纪中叶,与中国锁不住国才被迫开放的经历一样,1633年至1639年,幕府五次发布“锁国令”,只允许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有限制地贸易。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4艘舰船驶抵江户湾浦贺附近,强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2月佩里又率7艘舰船重抵江户湾,3月胁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规定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佩里叩关迫使日本从锁国到开国。1858年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等港及江户、大板两市,美国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日本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
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出现的原因大体相同,日本开放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此起彼伏,但社会危机却导致日本走了与中国不同的维新道路。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1873年改革地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会议。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通过维新运动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建立了民族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继而为争霸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与美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矛盾,美国要想化解并利用这种矛盾,就要考虑用其他利益与日本进行交换。为此,美国采取鼓励日本向南和向西扩张的政策,试图以牺牲英国和中国、俄国的利益来减轻日本在夏威夷问题上对美国的压力。
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美国官员抛开其欧洲同伴,单独向日本提供帮助,后者自1868年开始政治转型并取得惊人成就,它决心仿造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的现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宾厄姆对日本要求关税自治表示同情,他还意识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强大地位。这便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开端。[iii][3]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琉球问题上先放任后偏袒日本,那么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它更是乐观其成。
1871年11月发生琉球居民因船只遇难而漂流到台湾东部后船上人员被杀事件。1872年2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此乘美国船到台湾问罪。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马不停蹄地于1875年侵略朝鲜,此前,美国驻日公使宾厄姆特意将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开日本的《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一书赠给井上馨副全权大臣,以壮其行。在日本的胁迫下,1876年日朝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7月,朝鲜爆发反日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民众联合烧毁日本在京城(汉城)的公使馆。中国和日本派军,就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却会同海军上将,出动军舰对日本进行表面为“礼节性”实则为日本助威的“访问”。[vi][6]迫使朝鲜政府于同年
1876得,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vii][7]这项条约首次改变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viii][8]
为了彻底拿下台湾与朝鲜,日本认识到必须向中国作最终摊牌,并将占领台湾与解决“中国问题”总体考虑。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征划清国策》,把战争时间定在5年后,即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ix][9]1893年山县有朋提出为期十年的战略设想,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西方列强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是今后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进而准备获取权益……到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认为“如今后不出10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对清战争。[x][10]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产提出“我邦必须长期占领台湾”主张,认为:“台湾之于我邦,犹如南门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其他各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 “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占领台湾的第四任“总督”玉源太郎主张:“若在厦门……占据优势,则我帝国恰如彼英国之于苏伊士地峡,在东洋独有同等权力,变决非难事。”[xi][11]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xii][12]。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谋,提供军事情报等。[xiii][13] 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向中国发难,但其对华政策还是与日本有区别的。从日本方面说,中国的解体对日本是绝对有利,这会使它在一劳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国所独有的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压力的同时,还使自己处于英国一样的利用大陆分裂形势推行均势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国只希望中国主体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国大面积解体。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思想库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xviii][18]“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xix][19]在八国联军开进中国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xx][20]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xxi][21]这就是说,美国支持日本在东北亚的行动只是为了牵制俄国,同时,罗斯福心中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和俄国,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就不能解体。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极限是日本要强至能牵制中、俄,但不能破坏中国和俄国对日本的牵制并由此造成日本与美国的直接对峙;其底线是日本弱不至无力牵制中国而使中、美直接对峙。这时“美国所在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操纵者”[xxii][22]的角色。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和俄国对日本南向扩张的态度则与美国有相当的不同。19世纪下半叶英国对日政策是希望日本在东北亚扩张牵制俄国以减轻俄国同期在中亚波斯和阿富汗与英国强劲争霸的压力。[xxiii][23]为此英国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扩张,而沙俄则怂恿日本割占台湾以冲击英国的利益。1874年日本侵台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会得到英国的援助。1894年5月正值朝鲜局势告急,日英双方进行谈判,6月中旬英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东亚地区影响是结构性的。首先,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岛并将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使日本实现后来“大东亚”战略的关键一步,同时这也使日本接触到了英国对日本扩张可以容忍的极限。与此同时,俄、德、法三国对日本干涉成功,又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力量大增,加上1891年5月俄国建设横跨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开工。1896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俄国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克军港,这便加深了太平洋地区美国、英国,尤其日本对俄国的担忧。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俄国在东北亚的崛起,这刺激了美国加速抢滩太平洋的行动。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
在打击俄国问题上,美国与日本的目的是一样。美国人认识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不仅可以开发俄国辽阔的东部地区,而且还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方向,取代伦敦控制的苏伊士运河作为通住中国的关键路线,并主宰中国——如果说不是环太平洋地区——的事务”[xxix][29];时任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汇报时警告“俄国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的威胁日甚一日”[xxx][30]。美国这时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是遏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作为补偿支持日本战胜中国后再从俄国那里获取利益。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要义,是将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洲的打手,同时又是美国阻挡亚洲强国力量进入东太平洋的“防波堤”。[xxxi][31]
对于日本的胜利,
事实上,日本对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与俄国的矛盾开始转向与美国的矛盾。而美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西换东,即将日本的扩张需求向中国和苏联推进以减轻日本对东太平洋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这正是1894甲午战争、1905日俄战争前,美国将日本扩张需求引向西北面以减轻南面菲律宾压力的政策的翻版。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1909年,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的政策“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xxxvi][36]他一反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提出可以利用经济手段,通过“金元外交”来与日本和俄国争夺东北亚的利益。塔夫脱的对华政策得到中国清政府的积极响应,清政府试图在中国东北引入美国以抵消日俄的力量。
1909年,美国开始大力向中国的投资市场渗透。最初塔夫脱想从满清政府修建粤汉铁路而发行债券中为美国银行家争取到份额,但迫于俄日压力,未能成功。后塔夫脱又以个人名义致电醇亲王,敦促他同意给美国资本家同等的一份债券,还是迫于列强的压力,为清政府婉拒。6月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先到伦敦拜会欧洲银行界后,才到奉天见到主张引入美国资助开发铁路的任锡良。任锡良筹划了一个方案由美国银行出资修筑一条从锦洲横贯满洲的铁路。10月中美终于签署一项由美国银行团出资兴建锦瑗铁路的协定。同时,为了减轻来自俄日的压力,塔夫脱还提出一项诺克斯“中立化”计划,建议把满洲的铁路全部中立化或国际化。塔夫脱天真地认为,俄国人为减轻在中东铁路的亏损,可能乐于同意美国的这项计划。假如再能获得英、法、德的支持,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控制也就随之告终,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就会扩大。
“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它像许多美梦一样,在旭日升起的时候消失了。”[xxxvii][37]塔夫脱并不知道经济只是政治的继续的道理。他怀着威尔逊或戈尔巴乔夫式的伟大报复,以为他所面临的已经是一个经济扩张可以代替军事扩张的“文明”时代。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来到了一个要与俄日虎口夺食并且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为此地交过手,流过血才划清势力范围的地方。尽管俄日之间有矛盾,但面临第三者介入,尤其是当时力量并不是很强的美国人介入的时候,他们捍卫其势力范围的决心就不是仅凭几堆“金元”就能撼动的。事实上尽管“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同日本抗衡的力量,但它的海军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xxxviii][38]而没有海军为后盾的经济扩张,无异于八面威风却不能奔走的泥足巨人。
塔夫脱的外交攻势引起俄日及其他列强的警觉,也引起他的前任对欧洲实力和均势外交有深刻理解的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xxxix][39]
姜还是老的辣,后来事实还是证明罗斯福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东北亚那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方。
塔夫脱的建议首先遭到日俄的拒绝。英国、法国也不愿在东北亚支持塔夫脱的建议而得罪日俄。更为严重的还是,塔夫脱介入东北亚政策使刚发生过军事冲突的日本和俄国迅速走向联合。
十分清楚,这次俄日协约不仅大大扩大了第一次协约的范围,而且在瓜分中国东北问题上具有更深刻的明确性。就其巩固各自既得利益,抗拒其他列强的争夺来说,则无异于一项进攻性的同盟。其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了中国东北地区、东北亚洲的范围。[xliv][44]
在日俄抵联合强硬抵制下,美国不得不放弃“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而转入以与英、法、德国合伙组建“四国银行团”方式介入东北亚。后还是迫于日本和俄国压力,1911年9月四国银行团决定:“银行团不利用合同第十六款将其活动扩大到‘满洲’,不妨碍俄、日两国向该地区贷款。”[xlv][45]1912年,日本和俄国被纳入四国银行团,四国银行变为六国银行。
20世纪初塔夫脱在东北亚的失败使美国首次认识到了美国东亚扩张的极限;但只是在半个世纪后的朝鲜战争后,美国才真正领悟到:东北亚是美国力不及的地区。
二、 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上半叶,其特点是美国开始限制日本向南扩张,在日本彻底将英国和美国赶出南中国海后,再联合英国、苏联和中国击败日本并使美国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这一时期的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直接对手是日本,而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则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从全球形势看,在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让日本感受到其扩张的极限的事件,首先表现在与美国在夏威夷的争夺上。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岛国,地处太平洋战略要津,同时也是近世美国和日本双方安全边界的临界点,它与中途岛等一起构成美国容忍日本扩张的最底线。
19世纪前半叶,夏威夷是中美太平洋航线上的中继站和捕鲸船的补给基地。美国于1842年承认夏威夷王国并于1849年缔结美夏威夷王国通商条约。此后美国在夏威夷与日本展开争夺并迫使日本向东扩张在此停步。19世纪后半叶美国谋求兼并夏威夷,日本则希望夏威夷保持独立,双方矛盾上升。1871年6月,日本与夏威夷建立外交关系,缔结修好条约。
夏威夷危机反过来也加速了日本向西扩张的步伐,1894年日本为打开东亚“难局”[l][50]发动甲午战争。次年日本获胜后即调头再与美国争夺夏威夷。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日俄战争后,东亚“最显著的特点是日俄修好与日美交恶。斗争的格局也由日本恃英抗俄演变为日本联俄制美,日美对立随之取代日俄对立”[li][51]。
1906-1907年日本陆军制定第一个正式的军事战略计划,由《帝国国防方针》、《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国防所要兵力》三部分级组成。计划将日本的扩张重心仍放在俄国,而将美国列为仅次于俄国的假想敌。主张由陆军“对俄国能在远东使用的兵力取攻势”,海军在东洋对美国海军取攻势”,“在东亚对俄、美兵力取攻势”。 [lii][52]
1907年,美国也制定了第一个正式的对日战争计划,并决定就可能与日本发生的战争进行联合研究。[liii][53]同年6月美国决定派美国战斗舰队进行一次环球航行,“此举是对日美关系恶化的反应,旨在威慑日本,使之不敢轻举妄动”。[liv][54]1908年后,美国国会分两次拨款180亿美元,加强夏威夷设防,使之成为海军的战略基地。1911年,美国第一次制定在后来不断修改和升级的对日作战的“橙色计划”。同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为未来的日美冲突作出预测,认为在这场冲突中,日本谋求打破美国的遏制政策,在控制现在和将从事侵略的海上侧翼的同时确保其贸易通道。这要求日本通过夺取菲律宾、关岛、或许还攻占夏威夷来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以此为前提,美军将单独对日作战,迫使日本撤出中国东北地区,战争将以海战而非陆战的形式进行。美国将由此取得制海权,收复失地并抑制日本的商业。最佳设想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盟国将在东亚大陆的一场战争中阻止日本,这将转移美国面临的来自日本的威胁。[lv][55]
《兰辛—石井协定》是美国在参与欧洲大战因而无力西顾太平洋特殊条件下与日本签订的带有不得已而忍让一时的文件,它表明日美合作关系至此已臻极限。1922年秋,美国政府以与《九国公约》的精神相悖为由,向日本提议并在日本的反对中于1923年4月废除了“兰辛-石井协定”。[lx][60]此后的美日矛盾渐升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
美国的太平洋外交大体上是英国大西洋外交的继承和创造性应用。英国对欧洲的传统政策是大陆均势。其要义是努力确保大陆国家间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使之相互制衡,从而造成谁也不能单独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格局。16世纪初,英国首席大臣 T.沃尔西支持西班牙同法国作战,但当西班牙取得支配欧洲的优势时,转而倾向法国。1896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伦敦市长宴会致词时提出:英国应该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均势外交在欧洲政治中有很广泛的影响。英国的均势外交基于现成破碎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形势。美国崛起后,面对的太平洋是以俄国和中国这两大主体板块,并以中国为中心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形势。主体对主体,美国在东亚外交就没有矛盾可利用,从而也就没有推行“均势外交”的条件。而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崛起和中国衰落,使美国认识到这是利用日本打破亚洲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天赐良机:利用日本的扩张需求,在“保全”中国的——实质是为了保住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牵制力量——前提下,支持日本在东北亚成长为有利于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实行“大陆均势”的新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同时也可将必然要出现的日本东进势头消耗,至少部分消耗在东北亚,以减轻美国的安全压力。这种战略不同于又源于老牌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而在美国外交史中能够理解其中深义并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中能对其创造性运用的人并不多,而始终沉没于领袖们身后的柔克义、马汉[lxi][61]、马歇尔[lxii][62]和基辛格等学者则是我们后人解开上述美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关键人物。
在日本打败俄国后几年,时任驻俄公使柔克义意识到美国不要过于忽视俄国在太平洋的积极作用。
行文至此,必须给读者交待的是,柔克义的思想是美国远东外交研究中具有源头意义的环节。如果说柔克义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俄国的思想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曾对美太平洋安全政策产生重大作用的话,那么,柔克义的利用俄国牵制日本的思想在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马歇尔那里则得到了天才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美国不仅利用俄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牵制并打败了日本,而且还利用俄国人在欧洲战场打败了希特勒,并通过将苏联力量引入东欧而最终挤压并窒息了欧洲的世界霸权。
1923年日本开始把美国当做唯一的假想敌,同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预言,“日美冲突,势在必至”。[lxiv][64]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美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考虑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或限制在中国东北地区”。[lxv][65]但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日本侵略中国台湾行动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最终对曾帮助日本崛起的美国和英国反咬一口,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接着全速向南进军: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三)“奇怪的战争”[lxvi][66]: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这里有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间,美国的远东利益已受到日本的严重冲击,
1931-1941年日美贸易额的变化(千日元)
年份
总计
日本出口
日本进口
差额
1931
767589
425330
342259
83071
1932
955021
445147
509874
- 64727
1933
1113017
492238
620779
- 128541
1934
1168287
398928
769359
- 370431
1935
1405160
535515
869645
- 334130
1936
1441742
594252
847490
- 253238
1937
1908570
639428
1269542
- 630114
1938
1340477
425123
915354
- 490231
1939
1643893
641509
1002384
- 360875
1940
1810111
569065
1241046
- 671981
1941
850531
278388
572143
- 293755
来源: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21页。
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国务院在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却远低于日本。如下表所示:
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1932-1940)
年份
出口价值(百万美无)
占美国出口总额比例(%)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1932
56
135
3.5
8.4
1933
52
143
3.1
8.5
1934
69
210
3.2
9.9
1935
3.8
203
1.7
8.9
1936
47
204
1.9
8.3
1937
50
289
1.5
8.6
1938
35
240
1.3
7.8
1939
56
232
1.8
7.3
1940
78
227
1.9
5.6
来源: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上表可见,美国对中国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只是1932年的水平,而对日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与1932年相比高出72%。这说明,至少在1940年之前,美国是有意通过弱化中国的抵抗力量而达到放纵日本南下的目的。
那么,这里要问的是,马歇尔等认为的“美国尚未两洋作战的准备”,以及“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是什么意思呢?目前美国公布的文件都将之归于美国的先欧后亚的战略安排,其次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限制了罗斯福提前对日本采取行动。[lxxvi][76]但是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当时美国全球战略及面对的主要矛盾,就会有新的认识。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学者正确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lxxvii][77]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也是我们思考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外交的大背景。正如
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lxxix][79]
正因此,美国才支持日本在东北亚和有限支持日本在东南亚扩张。支持的下线是不能影响东太平洋的安全,上线是日本冲垮欧洲列强在亚太的殖民体系。
但在这之后太平洋的政治主导权上,美日关系则是对立的。如前所述,美国对日外交政策就是利用日本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传统的主体板块地位、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势头和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势力范围,然后,再联合这些国家打败日本以收渔翁之利。而所有这些又都是服务于柔克义等战略学者为美国提出的在西太平洋建立类似欧洲英、法、德之间那样的有利于美国长期控制和操纵的中、俄、日之间的均势平衡的战略目标的。
其实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研究和实施这一外交战略。1895年5月,面对日本的崛起,西奥多·罗斯福要求海军军事学院制定一个战争计划。于是,以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西卡德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基于在夏威夷与日本、在古巴与西班牙同时进行两场战争的设想。1901-1905年,由于俄国因素的存在,美国的主要倾向是借重日本的力量。1901年,美国海军还有两种意见,委员会在春季完成的一个计划中就设想一场英日美为一方,俄德法为另一方的战争。1902年日英同盟成立后,美国仍认为日本具有不确定性,但利用日本的倾向在增强。里米上将在1902年5月的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英日虽是最可怕的对手,但在一场可能的对俄法的战争中,却是最可能与美国联合的两个大国。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仍坚持:优先计划一场在远东反对德俄法联盟的可能的战争。尽管日本不能确定,但仍可同英国一起被视为美国最可能的盟国。海军的上述立场很快被陆军否定,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在1902年6月批准陆军军事学者H.布利斯提出的优先考虑西半球的战争设想,认为未来可能性最大的战争原因是,一个欧洲列强的行动或目标与门罗主义的冲突。[lxxx][80]如果再考虑从
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策可能把英国拖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证支持英国。1931年以后在远东的情况似乎尤其如此。在那儿,先是在满洲危机中,而后又在1934年的海军谈判中,美国人看来决心推动英国与日本对抗(其实也在另一方面推动日本与英国对抗——笔者),而英国政府是极力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在满洲危机期间,鲍尔温抱怨说:“从美国人那儿除了空话以外你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只是说说而已!”后来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他“对美国人讨厌至极”因而不愿意会见他们。1932年时的外交大臣西蒙指出:“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如果我们不与美国人协调行动,美国会表示十分惊讶,……但如果我们与他们协调行动,他们就会把工作的主要压力和责难丢给我们。”华盛顿总是“把针对日本的困难工作”留给伦敦去做。[lxxxiii][83]
不是吗,在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没有被打到这份上之前,在东亚地区,美国不惜让出菲律宾以纵容日本向南“狂飙突进”[lxxxiv][84]。在欧洲地区,1935年2月,墨索里尼向东非增派军队,以加强1934年12月开始的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3月,希特勒再次违反凡尔赛条约,宣布将德军增加到条约限额的5倍共50万并恢复征兵。可美国于
华盛顿在拒绝保证英国属地安全的同时继续反对任何英日和解。亚洲并不是英国利益遭受挫折的唯一地区。伦敦的许多人责怪美国先是破坏了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然后又通过《中立法》,使欧洲的形势日益恶化。正如霍尔所指出的,这些行动“不仅证实了许多不相信美国任何有效帮助欧洲人的疑虑,而且暴露了民主阵线的分歧,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独裁者们日益增长的力量。”张伯伦感到只要《中立法》还存在,美国就不能对欧洲的稳定作什么贡献。[lxxxvii][87]
1937年7月,罗斯福总统邀请英国首相张伯伦到华盛顿共商合作方案,张伯伦拒绝并留下一句名言:“除了甜言蜜语,最好别依靠美国人任何东西。”[lxxxviii][88]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英国绥靖德国,是为了削弱苏联;那美国就不能绥靖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削弱英国吗?当然可以。不到万不得已,在国际斗争中难得有“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美国默认德国在欧洲、意大利在地中海、默认日本在太平洋将英国打到心力交瘁之际,再被美国再榨一遍“油水”后,美国才向英国伸出援助之手。
在纽芬兰和百慕大建立基地的权利是慷慨地赠予和高兴地接受的礼物。上述的其他基地则以交换我们五十艘逾龄驱逐舰来获得的。
……这是从购买路易斯安那以来为加强我国的国防而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xc][90]
即使如此,美国还在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xcii][92]
实际上,现在所有的文件都在强调——实际是夸大——美国对日本的容忍是由于其“欧洲第一”的战略,同时也是由于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对罗斯福的制约。[xciii][93]这都没错,但确切地说,是罗斯福借助了这些因素延长日本在太平洋——实际上还有德国在大西洋——上对英国的冲击。在太平洋上,当日本冲垮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的时候,日本的南进扩张也就到了美国容忍日本南下的底线。只有到这个时候,美国才开始比较彻底地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其对日本的致命效果在日本经济学家大野健一所著并于2005年出版的《从江户到平成》一书中有如下冷静评估:
如果停止从美国进口石油,日本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1-2年。
暂且不谈导致日本战败的政治和外交原因,仅从经济方面分析的话,原因就是缺乏燃料和原材料,以及由此引发的战时经济的崩溃。日本在战争中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船舶,因此根本无法从殖民地和占领区向本土运输物资。[xciv][94]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美国原本是想利用日本的扩张改变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格局,使美国在两翼都出现易于为美国操纵的欧洲式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格局。这在
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也是大国兴衰的一条重要规律。如果说,利用日本肢解中国主体地缘政治板块是一百多年来美国东亚外交的企图的话,那么利用美国虚化这一目标从而保住了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则是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治家的最大成就。笑到最后的是笑得最好的:1937年中国抗战,1940年中国已被分成若干个政治实体,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减化为两个政治实体,并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到1949年中国除台湾外基本完成国家统一。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曾打败日本人的美国人;196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核国家。从1937年到1949年,如果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曾为美国人充当了“战略清道夫”的话,那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人又为中国人在东亚当了一次“战略搬运工”。不可一世的美国人至今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些线索探索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政治,在朝鲜、印度都被大国肢解为两个国家的新地缘政治环境中,不能不说,从结果看中国是四大战胜国中的最大赢家。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美国东亚外交第三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联合日本等与中国、俄国进入全面冷战;苏联解体后,又转入通过提升日本的作用遏制中国崛起阶段,其中矛盾的主要焦点是台湾问题。这一时期,尤其是70年代后,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则集中表现为美国与苏联争霸矛盾,此间又分二个阶段: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是美国东亚地区的直接对手,苏联只是美国的战略对手;此后中国成了美国的战略伙伴,而苏联则成为美国的既是战略的也是直接的对手。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毁灭对东亚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使美国利用日本崛起建立有利于美国控制的亚洲均势的努力化为泡影,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太平洋西岸也失去了日本这个“避雷针”或“防波堤”[ci][101]。这迫使美国不得不“亲临前线”与中国和苏联作面对面的直接对抗。这种对抗不仅对东亚,更重要的——至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是对美国带来了灾难。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在朝鲜、越南、联合国、以及中国台湾和西藏等方面进行了空前较量,其结果美国不仅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且在军事上也全面失败。最终迫使尼克松屈尊到北京与毛泽东谈“哲学”[cii][102]。
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不是中国和美国的是是非非,而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长达半个世纪的遏制中国的战略为什么竟会输得如此彻底。如果知道了美国失败的原因,那我们也就知道未来美国以中国为对手的东亚政策的有效边界。有效边界就是一国国力可以有效到达并发挥有效作用的合理边界。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迄今为止,与今天我们一些抗战研究中的情形相似,中国人对朝鲜战争的自豪感往往掩盖了对中国胜利原因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往往从是否道义及作战是否英勇等角度来研究这场战争成败原因。但这很不够,因为这样研究的结论并不能解释历史上有些斯巴达克式的殉难事件。
其实,美国人对什么是“战后亚洲”的认识,不是通过宣传而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得到的。美国人在开始时也是处在感性认识阶段,或说根本就没想到输字,而是一步到位地想战后如何在美国领导下对朝鲜全境进行战后治理。美国外交史学者对此评论说:
艾奇逊与麦克阿瑟一样瞧不起中国人,倾向于把他们发出的威胁低估为恐吓,深信中国人不敢冒险与美国的压倒性火力对抗。更有甚者,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判断,美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国人胆敢插手,他们将很快被消灭。[ciii][103]
美国人这时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的意见。
联合国军队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把北朝鲜军队赶到该线以后或击败这些军队是有法律依据的。可以指望联合国军总司令会获得采取军事行动的授权,包括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实施追击时进行两栖和空降或地面行动,从而彻底摧毁北朝鲜武装力量,只要采取那些行动时,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大规模部队没有进入北朝鲜,没有宣布有意图进入北朝鲜,也没有威胁在北朝鲜以军事方式对抗我们的行动。
应同时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制定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计划。[cvi][106]
也就是说,这时美国所想的并不是什么阻止北朝鲜的“侵略”,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这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
三天后(
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