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侦调查期间会抓人吗: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梁漱溟）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一贯地好讲情理，而孔子则是其关键性的人物。以下将说明之。往者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有云“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柳诒(yí)微著《中国文化史》，有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两先生之言几若一致，而柳先生所说却较明确。

社会大于个人，个人出自社会；不能把任何一个人看得太高太大，脱离实际。一社会都有其历史背景，一切所表现的事物莫不从过去历史演变而来。一切创造莫不有所因袭而成，无因袭即无创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是老实话。

事物经过亦正是这样的。说“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传”者，古先的文化（历史事实、学术思想）不能不靠典籍文字以保有传递于后，而传于后的我们这些典籍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不全是经过孔子之手整理一道，用以教人而传下来的吗？其他有些传授是靠人的，如射、御、习礼、作乐之类，同为当时文化内容，同在当时孔门教学之中。从事传习古文化者难说就只孔子一人。但孔子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殆为人所不及，同时他亦有机会有条件从事于此。试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儒林列传》及其他载籍（如汉唐史书），诸讲习传布往古学术者非在邹鲁之乡儒家之徒乎？

但在农工生产方面，当时孔门未加学习，这是因劳心劳力社会上必要分工之故。

无疑，凡我所说的情理和理性充分地寓乎那古经书中，却惜学徒们，尤其后世学徒们总把功夫用在讲解记诵书文上，鲜能回到自家身心生活上有所体认和存养，就不能真切地接续发挥理性主义。从汉唐以至清代，其代表儒家者不过是经学家而已。宋儒明儒比较能在身心性命上理会孔门之学，但亦限于环境条件不能大有所发挥。凡此都缘理性之启，文化之熟过早，是不能责怪后人的。

说孔子以前的上古文化赖于孔子而传者，其文化大要即如是，其流传也大要即限止于是；其功在孔子，其过不在后人。

说孔子以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者，其根本点就在二千五百年来大有异乎世界各方，不以宗教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端赖孔子而开之。或认真说：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是不以环绕着某一宗教为中心而发展的，寻其所从来者盖甚早甚早。而其局面之得以开展稳定则在孔子。再申言之：一贯好讲情理，富有理性色彩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端由孔子奠其基础。

试分层作些说明如下：

（1）当周秦之际诸子百家争鸣，孔子显然只是一学派的创始者，如同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或以墨子为首的墨家那样。客观上从未被人作宗教看待。

（2）然而这派的学风和其教导于人的，十分适合社会需要，到汉以后发展流布，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却渐渐等若一种宗教。同时，亦因历代统治阶层加以利用，摹仿着宗教去装扮它。

（3）从本质上说，它（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人生实践之学，正如他们所说“践形尽性”，就是了。践人之形，尽人之性，这是什么？这是道德。上文说了，道德之真在自觉自律；而宗教信徒却接受规范于外，与此相反。［附注］

［附注］宗教可说是一种对于外力之假借，此外力却实在就是人自己。宗教中所有其对象之伟大、崇高、永恒、真实、美善、纯洁原是人自己本具之德，而自己却相信不及。（见我旧著《中国文化要义》第一○八页）

（4）兹且举孔子如何教人自觉自律的两事例以为明证：例如宰我嫌三年丧太久，似乎一周年亦可以了。孔子绝不直斥其非，和婉地问他“食夫稻、农夫锦，于汝安乎？”他回答曰：“安”。孔子便说：“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既从情理上说明，仍听其反省自决。又例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亦只婉叹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指出彼此之观点不同，而不作何断案。宗教上总有许多礼，儒家同样极重视礼；但在孔门竟可以随意拿来讨论改作。这就是理性主义，一反乎宗教的迷信与独断（dogmatism）。

（5）据传周公（这是儒家最尊奉的往古圣人）制礼作乐，其祭天祀祖以及其他典礼，似从古宗教沿袭而来，形式少变，但精神实质却变了。其变也，在大多数人或不觉，而在上层人士则自有其理会受用，从广大社会来说，但起着稳定人生的伟大效用。［附注］

［附注］参看《中国文化要义》第六章引《苟子》之《礼论篇》和《天论篇》的话：“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

周公的制作是具体事物，而孔子则于其精神道理大有所领悟，以教之于人。“礼崩乐坏”的话见之甚早，殆即指周公当初制作者而说。此具体的礼乐制度保持不了，其传于后者有限而由孔门的理性学风及其谆谆以情理教导于人者，却能使人头脑心思开明而少迷信固执，使人情风俗趋于敦厚礼让，好讲情理。两千年来中国对外居于世界各方之间，其文化显著异采，卓然不群，而就它如此广大社会内部说，其文化竞尔高度统一者，前两千五百年的孔子实开之。

以上所说是两千年传统文化的正面，亦即其积极精采之一面；还必须指出其负面，亦即其消极失败之一面。首先要看到它严重的消极性。在社会经济上，物资生产力长期俺滞，内地农村多不改其自然经济状态。在国家政治上,则融国家于社会，天下观念代替了国家观念，在内以消极相安为治，对外务于防守，犹或防守不了。旧著《中国文化要义》曾指出有五大病，此消极性而外，其一是幼稚：凡古宗法社会、古封建社会之形态迹象往往犹存；其二是老衰：历史既久，浸一切入于僵化凝固，徒存形式，失其精神，如后世所称“名教”、“礼教”者难免成为人生桎梏。其三是不落实：往往离现实而逞理想，即以理想代替事实。其四是暖昧而不明爽：如有宗教无宗教，是国家非国家，是宗法非宗法，是封建非封建，有民主无民主，有自由无自由，……既像如此，又像如被，使人有疑莫能明之感。凡此五病（怎么只有其四？）总坐在理性早启、文化早熟。孔子既于此有其功，同时就要分担其过。

孔子在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如上已明。孔子的功罪或其价值如何即视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现出的成功失败而定之。试核论于后文。

西人所长吾人所短，长短互见，各有得失吾人过去两千年的传统文化与西洋近代文化相遇，一百多年来节节挫败，不能自存，被迫变法维新，崇尚西学，以迄于今，是则西人有其所长而吾人大有所短，事实甚明。究竟彼此长短何在？“五四”运动中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而以“塞恩斯”和“德谟克拉西”相标榜，大体是对的。但不能抄袭他人文章，仍须走自己的道路。

旧著《乡村建设理论》曾指明吾人传统文化所短，有待吸收近代西人所长，以为补充改造者二事：其一曰团体组织，又其一曰科学技术。前者相当于德谟克拉西，后者亦即塞恩斯，似无甚不同。然此文化上补充改造之大业，正是对于相沿极久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作一度根本性的大变革——大革命。近代西方科学是反宗教的，自由民主是得之于反封建的，皆属资产阶级革命之事。其革命是自发性的，亦即从身体出发的革命。我说不能抄袭他人文章者。正谓中国不能抄袭资产阶级革命耳。

说仍须走自己道路者，又何谓乎？要烧得中国自古早有人民为主体的思想信念，但在“民有”、“民治”、“民享”三点上，并民治（by the people 的理想亦不见，更无论其实施。其病根在依重家族生活，而政治一向主于消极无为。今所急待补充者在从散漫进于组织。果从经济生活上学习组织合作团体入手，则政治上就能逐渐实现民洽。否则“主权在民”是空谈。人民为主体，原属于情理。在团体组成后，团体成员（个人）一面应以团体为重，而在团体一面则又应以其成员为重，此即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旧日伦理总是此一人与彼一人的关系，新的伦理则重点转移在团体与个人关系之间。必如此，乃为善于取长补短。

就在经济生活从散漫入于组织的进程中，有一点组织引用一点科学技术于生产和生活上；因科学技术的利用促进组织的发展，组织的发展又转而引进科学技术；如是循环推进，是我当年的设想，其中包涵着农业引发工业，工农又互相推进。此不独实现民治之可期，抑且工农百业将掌握于社会。避免资本主义，成就社会主义。这是在取彼之长补我之短的时候循从高度自觉而行，大不同乎过去西洋革命盲目自发的。

不待言，我的一切设想落空了（有检讨文另见）。然而循乎晚清以来从心出发的民族自救运动，卒有近五十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请看不是更进于高度自觉性吗？其于传统文化的补充改造，不是从团体组织（组党、组织统一战线、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入手吗？科学技术的吸收融取，不是一步一步（大小并举、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接着而来吗？不总是走自己的道路吗？这是由几千年历史背景之所决定，中国民族自是不会步趋于西洋资产阶级之路的。

读者详审上文“一个分析贯彻全文”和“从物理情理之不同谈到西洋人与中国人之不同”那两段话，不难明白近世西洋人正是发挥了理智，多所察识于物理；而由身体势力过强乃于情理若明若昧；同时不难承认中国古人果然是理性早启，好讲情理成风，而未能致力于物理知识之讲求，生产技术大大落后于西人。百多年前，鸦片战争后，既亟亟翻译西书讲求西学矣，直到今天新中国急起追赶所谓世界水平者，不仍就是科学技术方面吗？

我握笔行文至此，适当新中国建立25 周年前夕（注：1974 年9 月24 日）。25 年间此追赶工程进行之敏捷惊人，例如试验氢弹、如卫星游行天际，种种成功，均不借外人最是出人意表，举世为之失色。此岂有他哉？理性早启的中国人头脑焉得不聪明耶？一旦用其聪明于这一方面，那便很快地出色当行。以如此优秀民族，其社会物质生产力顾迟迟不进，千年之后几无异于千年之前者，其成就别有所在也，流俗自不察耳。

吾人之成功何在？即此人多地广，在空间上民族单位开拓之大，举世莫比①，非其成功之可见者乎？尤其是以自己独创之文化绵远其民族生命，在时间上历史悠久，举世所莫及②，非其成功之可见者乎？正赖有此伟大悠久的根底，乃在近百年挫辱之后，卒有今天的复兴，不是吗？

我民族在世界史上有卓异之成功,事实具在，不待更说；有待说明者，其成功之所由来。试一申说之如后。

若问此成功何由而来，扼要回答，那便是肇兴自古的“非宗教性文化”。这文化——具体指出——大约根本在周公制作的礼乐制度，而孔子理性主义的教导，仍得以在礼崩乐坏之后略略传衍下来。卒之以教化取代宗教为社会文化中心③，对于现世人生郑重从事是其特点。此教化非唯取代了宗教而且取代了政治（强力政治）。近二千年间（乱世纷扰之局不计）中国当政者总是积极于兴教化，而以消极不扰民为政治铁则。即此取代宗教又取代政治的传统文化，陶养得中国人一副性格和作风最能把异族人同化吸收进来，拓大其民族单位。大约从上古所谓蛮夷、戎狄后来所谓“五胡”，一直到辽、金、元、清，不论征服或被征服，总

是先后都被同化了，泯志其族系，很少有例外。此最能同优异族人的性格和作风，可以两言括之：一曰开明无执，又一曰仁厚有容。④

宗教原是团结人群的，但同时它又偏能分裂隔离了人群。欧洲的神学家每谓实现世界人类的和平统一要靠基督教，其实就在基督教各教派之间都不见一点显微小的和解可能，更谈不到他们与天主教之间，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了。印度是世界上宗教最盛且多的地方，而世界上也再没有象印度社会内分裂隔阂，支离破碎，那样深刻严重的了。这是为什么？宗教从来是教条主义者，而且其教条之所本超绝神秘，全在于信仰。信仰此者，其势与信仰彼者分家。自己有所固执便无法与旁人合得来。迷信固执既是宗教信徒的恒情，则其陷于分裂，各立门户，岂不是当然之事乎？印度社会之陷于支离破碎全是其迷信固执之结果。

事情很明显，取代了宗教的中国传统教化，养成了好讲情理的民风，头脑便开明许多。尽管琐碎迷信流行不绝，又渐有外来宗教输入内地，却总无关大局。乡间小庙每见关帝、观音一同祀奉，知识阶层或好为“三教同源”、“五教（儒、释、道、耶、回）合一”之谈。人们说：“教虽不同，其理则一，总是教人学好行善的呀。”此可见其直接地信理，间接地信教。中国人喜好融通调和。物理存于客观，是调和不来的，而人与人之间的行事却免不了出以调和。调和融通正亦是一种情理。汉族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尊重，所谓“因其风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不强人从我；这实是有利于彼此接近同化之一面。

更有积极重要的一面在，即是：随着日常行事自处待人之间启发人的情理自觉。理性主义者正是以人所自有的理性来领导人，而不是其他。自觉自律良不易谈（十分不易谈），却是孔孟之为教，其祈向在此。凡此所云同化者，正不外使人有他自己，而非舍其自己以从我，此其所以同化力之强乃莫可比也。

从上叙说开明无执已经联及于仁厚有容。这是指中国人的性格和作风宽宏和厚、善能容物。中国社会组织建筑在伦理情义联锁关系上（见前文），伦理关系涵括着所有相遇之人在内，彼此间主要以相与之情代替相对之势。数千年来除战国时代见有富国强兵的思想外，人们总是希望天下太平。天下是没有边界的，而国与国之间却有对立性乃至对抗性。前者代表通而不隔之心，后者代表既分且隔之身。异族相遇相处，其易于同化融合于我者，岂不在此乎？全欧洲的人口数量、土地面积与我相埒，我则浑融一事，而欧洲却分为大小数十国。欧人在经济生活上水陆交通上彼此往来密接相依，却不能统合为一大单位者，其身近而心不近也。寻人经济落后甚远，交通不便之极，却在文化上高度统一，政治上亦以统一为常者，是所疏远者其身耳，心理精神有其通而不隔者在。不是吗？

［附注］关于我民族单位之所以拓大无比，主要在其文化上同化力之高强，吸收融合了许多外族，同时更有助其成功的种种因素条件，此不具论。

唯其民族单位拓大，是以其民族历史易得延续久长；同时，亦正以其民族生命绵历之久乃日益拓大，两面互为因果，卒有今天的局面。既然中西比较，长短互见，从古到今，成败不一，则为其绝大关键人物的孔子功过如何，不已昭然可睹乎？过分抑扬，贤智不为。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查孔孟之道（上）

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即如认为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便不合事实。其说殆误于社会发展史分划五阶段为世界通例，而不知其不可泥执。世界史上各方各族不经过奴隶制阶段者其例既非一，而如我所见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盖与印度同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者，尤其有殊于一般。于此问题我写有《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专文，请参看。

然而孔孟所处之时代，其为中国社会早进入阶级分化之时则事实甚明。且在此阶级社会中，孔孟皆身居统治者一方面亦甚明白。阶级社会中人从乎其所在阶级便有其一定之阶级立场。社会总是在阶级矛盾斗争中发展前进，这就演为社会发展史。发展先是逐渐演进的，必待发展到一定时际乃由渐变而突变，爆发革命。当革命时期固守其统治阶级立场行事，乃所谓反动派（反革命）。平常时期各阶级各循其阶级立场行事，通常多是阶级斗争，势所当然。阶级的分化及其存在，一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必要；其阶级斗争推动着社会前进，则为历史发展规律；凡此皆马克思经典著作所指示社会科学上的物理。世界历史在其漫长自发性阶段罔非在表演此物理而已。古代中国是否独外于此通例，如我所说理性早启，好讲情理者，应就孔孟验之。现在且来审查孔孟之道。

这里说的孔孟之道，特就现在批判孔孟怎样处世那一面审查论定之。实则，孔孟自有其根本学问在，其立身处世不过其学问之可见于外者，非其全面，尤未深及本源。我另有《东方学术概观》一书，论述儒、道、佛三家之学，须请参看乃得。

如所周知，古语所云“君子”、“小人”，即今指统治者（治人者）被统治者（治于人者）两阶级而言。孔孟既均身居治人者一方，其将如何治人呢？孔子对门人有如下的问答：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见《论语》）

门人一问、再问、三问，孔子总回答君子重在修己，就是了，更无其他，词意十分决定。在对人方面只用一个“安”字，而安人之道则在修已。说“修己以敬”，明见其心思力气用在自己一面，而非向外用力，用在对付他人。

后来见于《孟子》书中者，有如下的话：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显然，其意思完全一致的，不过字面上用修身替换了修己。《礼记》中《大学》全篇恰在申说这一道理。其作者已不可考，但从其书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那说法来看，其立言已离开阶级地位，恐怕出于时代较晚的儒者之手，在发挥其理想。《中庸》一篇同收在《礼记》中，其作者据传为子思。子思是孔子之孙，而学于孔子之门人曾子者。《大学》、《中庸》两篇精神气息既若相通相合，则可能为时亦不相远。在《大学》，修身的词旨既贯串全文，不必计其字面出现的次数。修身的词句，在《孟子》书中凡三见，在《中庸》凡九见，在《荀子》书中则著有《修身》篇。看起来，修身即修己成为儒家前后数百年间通行的“术语”，亦为其根本观念。

然而此通行于儒家学派的思想道理，实在不合于一般阶级社会内居于统治地位者的通例。

修己或云修身的含义，可分从立身行已和处世待人两面来说它。自己一面要精神收敛集中在自家身上，由此即进入儒家根本学问所谓“慎独”；其中有不可穷尽的学问在，非此所及详。其处世待人一面，即上文所说不向外用力者，《论语》、《孟子》中多有明证：

季康子问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师以正，孰敢不正。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以上均见《论语》。

如此之类甚多，不再举。其在《孟子》书中，则有如下例：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以射箭为喻，来说明反求诸己之理，最见其不向外用力之旨趣。试问一般阶级社会内居于统治地位者岂能这样行事呢？奴隶主对待奴隶固不能这样，封建领主对待农奴亦不能这样，资本家对待工人都不能这样。工人若罢工，资本家即以闭厂来还击，总之是阶级斗争，彼此相交以力。然孔孟儒家却明明反乎此通例。

若问儒家是否能践行其思想主张到底呢？事实恐怕很难行其志。这就是法家所以出来大行其道之故。然而秦亡汉兴之后的两千年仍然落归儒家的天下，至少思想界如此。思想界上儒家居主位，事实上总是很难行得通，或者说半通不通。此即我夙常说周孔以来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导源则在古人的理性早启，盖有远在周孔之前者。

人是活的，不是死的。高明的人，其自觉能动性更强。但非所论于一般社会的一般人。一般社会是有其从低级到高级之次第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来阐明社会之次第前进：从无阶级到阶级分化，又将从阶级分别对立而到阶级消泯，完全见到了事实真际。但此却见出马克思本人自觉能动性之高强，早起出了其本阶级立场。孔孟之道实不合于一般阶级社会内居于统洽地位者之通例。这不外是其人自觉能动性之高强，不局限在一般阶级立场就是了。但孔孟之道既非孔孟二人之事，而是很大一学派，导源自古，流行很远，那么，不能不说古中国人聪明太早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不可思议。古中国从社会经济上不能不有劳心劳力的阶级分化，却其分化不那么谿刻僵凝（较为松散活动，此与其淡于宗教为一事），其阶级立场之矛盾对立就不甚（缺乏集团而家族生活偏胜）。加以其间优秀特出分子（如周孔）更发挥其通而不隔之心，在因袭中有创造，以化导乎众人，这便成为卓然有异于世界各方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卓异之点可以指数者甚多，而言其总纲则在以富有理性的教化代替了迷信独断的宗教如世界他方者；指其表现在社会结构间者，则在其社会阶级非固定成形，而是贵贱贫富上下流转相通。不合于阶级社会通例的孔孟之道，所以出现在此。它既是阶级不固定之果，更重要的是阶级不固定之困。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就在其破除一切教条主义。凡执着于社会发展史五阶段说者，无见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者，不可能于中国社会文化有认识，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孔孟之道。于此而言批判孔孟，只能是卤莽灭裂，脱离了马克思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查孔孟之道（下）

我所以多半不能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既经概括地从根本上陈说于前段，此段则分就一些具体问题来说一说。

时下流行的批孔言论，总是指斥孔孟代表着一种“复辟”、“反动”、“倒退”的运动；这在表面上似乎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而言，其实往往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而不自知。如像大骂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即为一好例。在我们今天正向着混除劳心劳力的阶级分别前进，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信乎要求劳心劳力合一，那是不错的。但你不能以此责备于数千年前的古人。相反地，在古代那时劳心劳力的分工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最初最必要又最大的一步。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就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讲出的那一段话，难道没看见吗？杜林对奴隶制怎样发生，为什么存在，在历史上起了何种作用，全不理解，而只对奴隶主的暴力发其高度的义愤，恰是徒有情理而不达于物理。在他冒昧出来反马克思之时，当然遭到恩格斯的反驳。请问现在的人责骂古时的孟子，这与杜林的“义愤”有何区别？

莫以为求公平，讲正义，不计时间，不计空间，不计一切条件，都是要讲求的。那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恰是反马克思主义。《孟子》书中的许行要“贤者（贤统治者）与民并耕而食”，不要“厉民以自养”，正是这样好心肠人；他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终于是搞不成的事情。劳心劳力分工原是社会经济上往古大进步，属于宇宙自然演进过程，而求公平，讲正义，则属于人为的伦理过程（请回顾第二段前文）。伦理过程后于宇宙自然过程，情理后于物理。如我前文所指出西洋人一直在顺物理走，而独中国人自古好讲情理。好讲情理的孟子，对许行的弟子陈相把经济上所以必要分工的物理讲得十分明白（请看《孟子》原文），正见出其非常高明通达。今人于此反加以诟病，真乃昧昧！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话，原非发于孟子，而是传之自古。古史如《左传》、《国语》等书皆有可证，请参看我近著《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说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便知。孟子不过述古，即此可见非孟子一人之高明通达，而早在古先中国人便一样通达了。这又证明我所说古中国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那个话。

我们祖先既好讲情理又通过物理，确实其聪明过人，但凡事有得就有失，不可知其一，不知其二。观于孟子以通功易事来说明劳心劳力的分家，其非奴隶主与奴隶严重对立的社会固不待言，抑且未见深刻的阶级矛盾，这样，阶级斗争便为之缓和，社会发展为耽误延宕。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落于长期淹滞、盘旋不进者，正由此早熟之为病。

时下批孔运动是由批林引起来的。因“克己复礼”像是林彪念念在心的大事，时论便集中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认为孔子是要复周礼，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搞复辟不足论，误以为孔子怀抱复古倒退思想则不容不辩。

“克己复礼”是孔子答颜渊问仁所说的话。“仁者，人也”；“我欲仁，斯仁至矣”。诸弟子之间仁，皆就个人自己生活修养而问，不涉及社会制度。孔子回答的话亦各就其人而指点之，不涉及社会制度。把“复礼”解释为要复周代之礼，全然不对。此其一。

理性主义者一以理性为依归，实事求是，何有所执着。孔子虽重视礼文，礼文却以情理为其内容。此即是说：礼文的本质在情理。情不足而装饰以繁文得节是最有害不过的。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又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试看《论语》内有关文与质的那些说话，就可明白。孔子认真在情理上，而断不执着于任何徒有其表的礼貌仪文，又何必定要恢复周代之礼？此其二。

然而孔子钦佩周公，深爱其礼乐制作，自属事实。这正因吾族文化早熟（如我所说），其制作含义深厚，可为典则而来。又须知儒墨诸家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托古改制是其恒情。康有为著有《孔子改制考》一书，其言未可全信，却亦足各参考。此其三。

时论既误解“克己复礼”为恢复周礼，又误指周代为奴隶制社会，便谓孔子身当奴隶制封建制交替之际出而卫护奴隶制，自属误上加误。孔子之时是阶级社会却非是奴隶制的，近撰《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辩之甚明，请参看。此其四。

上文曾说农工生产劳动不在孔门教学范围之内，如《论语》所载孔子曾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讥，时论因即引此以批孔。读者知道我们今天进行教育改造，那是必要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但此岂所以追论数千年之往古？大可注意者，倒是在孔门毫无贱视生产劳动的形迹，（如像古希腊罗马那样），门人既以学农学圃为请，孔子则回答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古中国人之高明通达不于此可见乎？

批孔漫及于后儒，类如所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者皆出自后儒，其在近两千年的传统文化社会秩序是起着莫大作用的。若论其利弊得失，乃至孔子的功罪，可分三层来说：

三纲五常的老话，在今天中国早无从谈起——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早经抛弃——然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在过去两千年起着莫大作用，这一客观事实，谁能否认？任何事物（社会礼俗在内）总为人所需要而后存在。它存在，而且存在如此之久，就证明它有用，有合于社会需要。它曾长期地维持着社会秩序，让人们从事生产和生活。我民族生命之无比绵长，我民族单位之无比拓大，未始不有赖于此。那么，它所起的作用是好是坏呢？可能有得亦有失，且由人去论定吧。

假如说它是“吃人礼教”，起着坏作用，孔子亦不任其咎。正如同一切学马克思主义者若陷于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绝不任其咎；那么，后世所形成的礼教，又何得归罪孔子？——孔子是理性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已说明于前文。再掉转来说，世间一切错误——一切偏执太过之行事——皆从正确引起来的，真正通达的人又何必为儒家规避谴责——以上为第一层。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是孟子明白说过的话，凡旧日读四书的人都念过的。你把吃人礼教和孔孟之道作为一事，岂得谓平？如其孔孟之道就是吃人礼教，吃人礼教就是孔孟之道，则数千年来中国人早被吃光死光，又岂能有民族生命无比绵长，民族单位无比拓大之今日？

显见得孔孟之道自有其真，中国民族几千年实受孔孟理性主义（非宗教独断）之赐；不过后来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浸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

情理何由而僵化了呢？此即由情理的礼俗化。当一种情理（例如忠或孝）被看成是有用的好东西，群求其通行而成为风尚，由风尚而形成礼俗。一切礼俗法制都是社会生活所必须资藉的方法工具。它总有某种程度的固定性和形式化乃便于依据循从，那亦就开头僵化了。然礼俗形成之初，活气未大失，还是好的；日久机械化、惰性加重，便有积重难返之势。末流所至或竟尔不恤人情，有大背情理者。此社会文化老衰之为病，任何个人难负其责；讵可责怪于往昔贤哲？相反地，正为往昔贤哲倡导了理性，自有僵而不死者在，为其后复苏的根本，乃出现三钢五常的老话被抛弃的后来局面。此不独辛亥革命宣传得力于明儒黄黎洲《明夷待访录》，不独“五四”运动的孕育和发生端赖蔡元培（进士、翰林）之主持北京大学，试数看以往历史上革新变法的人物孰非读孔孟书的儒士。今必以腐儒，陋儒，那些偏执欠通之人代表儒家，以复辟倒退、反动等罪名强加于儒家，岂足以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