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消财务负责人的:林海虹、田文林：第三世界军人干政及其政治转型(2)

林海虹、田文林：第三世界军人干政及其政治转型(2)

　　同时，在缺乏制度化政党和系统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军人-威权政权的正当性主要来自批判原政府的“负面合法性”。1967年，希腊的政变上校们通过诉诸“反共国家的意识形态”来使自己合法化；巴西军政权执政最初，同样试图把合法性建立在“三反”（反共产、反颠覆、反动乱）诉求基础上。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负面合法性不可避免地趋于衰落。在最好情况下，也不过是把经济绩效作为主要合法性来源。但威权主义与经济发展并非一直是正相关关系。威权政府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确实能创造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稳定，但这种统治也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韩国在20多年威权政府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有时甚至使整个社会非常动荡不安。“光州民众抗争”就是例证。据戒严司令部统计，冲突中共有163人死亡，其中包括军人15人。

　　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必然要产生“政绩困局”。一旦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例如，1973－1974年和1979年爆发的两次油价暴涨，触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它大大削弱了第三世界威权政府力图用经济表现来支撑其合法性的努力。像菲律宾、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巴西、乌拉圭这样绝对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例如，巴西经济遭遇石油危机和债务危机后，1981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演变为经济衰退，战后首次出现GDP负增长率，工业生产几乎下降10%。同时，通货膨胀率依然居高不下，政府又取消了对低工资的高指数化政策，工人实际工资急剧下降，由此引发社会对军政府不满，要求民主化呼声高涨。70年代至80年代世界范围内威权政府大批下台，与两次石油危机给其造成的政绩合法性危机直接相关。据统计，1970-1990年发生民主转型的27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在转型前经历了增长下降的过程。[34]

　　第三，难以摆脱的继承危机。通常来说，军人干政往往出现在社会面临物质和精神的种种危机时期，渴望有救世主般的领袖人物出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铁腕人物的出现正好顺应了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要求。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军人当政更多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借助强力意志而不是多数认同去管理一切事务。它主要是靠政治上的不断宣传、鼓动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而缺乏系统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这种统治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

　　简言之，缺乏制度化使军人政权注定是一种过渡性政体。这种政体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建立在领袖者个人魅力和超凡品质上的合法性，后来者无法继承，从而使这种统治模式始终摆脱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巨大风险。“从克里斯马领导人向继任者的过渡往往伴随着一场灾难。因此，克里斯马统治不可能依靠用另一个人来代替克里斯马领导人的办法完成。”智利的皮诺切特，西班牙的弗朗哥，当前利比亚的卡扎菲，都因垂垂老矣而在执政后期面临着如何分权的问题。而军人干政与社会进步总是呈反比例发展：“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变得越进步，其军队的角色就变得越加保守和反动。”[35]因此，军人政权在若干年统治之后，除非打算不顾历史潮流，进行世袭独裁，否则必然面临重新还权于民的问题。如巴基斯坦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经历4次军人执政，军人干政每次都是以中止民主进程始，以还政于民终。

　　（二）转向民主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的有效运行是有前提条件的。但近些年来，在西方媒体鼓噪下，“民主”日趋被意识形态化，被很多人想当然地视为第三世界政治转型的不二选择。但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线性思维使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向民主化，政治状况非但没有改观，反而更趋恶化。

　　首先，民主化很大程度牺牲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有效性。民主本性存在三种紧张和悖论：第一种是冲突与认同之间的紧张；第二种是代表性与治国能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同意和效能之间的矛盾。[36]西方学者阿罗也曾总结出一条“不可能定理”：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社会选择要么是由民主程序（多数票决定规则）达到，但不满足理性条件；要么是满足理性条件，但由独裁者做出。也就是说，民主化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政府效能和有效性为代价的，但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则存在很大疑问。

　　而在现实历史中，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各种问题，当初在西方国家差不多是依次到来，而众多第三世界则几乎同时面临众多难题。在国家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情况下，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限制个人权利，一定程度可以得到民众理解和支持。由于民主往往与个人自由连在一起，因而在第三世界国家领导者看来，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之后。按照伊莫逊（Emerson）的说法，民主还排在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的后面。[37]换句话说，在诸事纷纭的情况下，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当虚弱的政府无法一下子承担这么多任务时，他们取消的第一个项目通常就是参与。“强经济需要强国家。”[38]由此理解了为何威权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对此我们大可不必过于苛责。西方当初确立宪制，花费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因此，那种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39]

　　从现实来看，那些急于向民主化化过渡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情况非但未能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反而丧失了政府有效性，使国家陷入双重的政治衰朽状态。如印度等南亚民主国家，就被缪尔达尔称为“软政府”，因为这些国家虽然政府制订了经济计划，但都没有可操作的实际程序来支持其计划，使之往往停留在纲领阶段，而得不到实际执行。[40]

　　近些年，在民主化导致国家衰败方面，前苏联和伊拉克的教训最为深刻。苏联建国伊始，按照列宁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起党国一体的中央集权统治，这种模式尽管屡遭病诟，但不争的事实是，它使俄国由最初“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一跃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尤其是斯大林的铁腕统治“把一个辽阔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41]丘吉尔曾公允地评价斯大林说：“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相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吹“民主化”和“新思维”，并从1989年开始举行自由选举，结果“对党-国体制核心的、累积的、无可挽回的侵蚀”，[42]并为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加盟共和国动员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契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伊拉克“民主改造”同样是个政治悲剧。伊战前，萨达姆政权的主要问题是统治基础日益变窄，代表性不足，但该国政治制度的有效性仍基本保留，政府仍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各种公共产品。“这个政权和伊朗国王及沙特王朝，甚至与埃及人的政权不同，并不是在社会懦弱无能的一种低级独裁。……它对于居统治地位的掌权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它设法把它能够在政治上动员其国内民众支持改革性目标的能力作为权力基础，这和新月形沃地一带的其他政权不同。因此，它并不是依靠西方强国来维护其国内的安全的。”[43]因此，伊拉克凭借这种有效性优势，一旦重新走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其仍具备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但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上来就解散了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党，建立起所谓“西式民主”，这表面上使伊拉克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顾，但却极大摧毁了该国政府的有效性。目前，该国沧海横流，百废待兴，本来亟需铁腕统治和中央集权，但美国为其设计的联邦政体和议会民主制，却使该国教派矛盾抬头，重大问题议而不决，如2010年3月大选，但僵持8个月才勉强组建新政府。未来，伊拉克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维持弱势政府，而很难恢复原先地区强国地位。这种民主就是“坏民主”。

　　从更大范围看，第三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先实现民主化，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恰恰相反，很多国家在推行民主化后，反而丧失了有效性，不得不依附于外部强国。尤其在那些阶级分化对立严重、缺乏全民共识的国家，民主化的来临只会加剧“政治极化”，要么是民粹政治，多数中下层民众毫不留情地剥夺少数富人，最终引发富人反抗（如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阿连德民选政府，因坚持左翼立场结果被皮诺切特右翼军事政变推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因亲中下层立场，而遭遇两次未遂政变）；要么是金钱主宰选举，使民主成为富人服务的寡头民主，从而面临被左翼军人政权推翻的危险（如埃及的法鲁克王朝，被左翼的纳赛尔“自由军官组织”推翻）。由于无法解决阶级问题，这种“翻烙饼式”的政治转型总是间歇性发作，从而引发政治动荡和第三世界的政治衰朽。

　　从实践看，第三世界国家在实行民主化20多年后，由于“大部分第三世界的民主体制运行得都不是很好，民主失去了它往日的声望。”[44]20世纪90年代早期，支持将民主制作为政府体制的比例达到85%、90%甚至95%。但现在大部分民主国家里民主的支持率已下降到60-65%，相当部分还降到50%。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对“强政府”的支持却在上升，许多国家达到近50%。军人政府“还政于民”等来的不是民主巩固和欣欣向荣，而是政治衰朽和军人重新干政的阴影，使第三世界政治变迁始终在“军人干政”与“弱势民主”之间交替出现。

　　三、超越两难处境：政治转型应循序渐进

　　政治变迁是时下流行语，其潜台词就是现行政体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就像人体有病一样，需要想办法治疗。而政治变革就是一种改变原状态的治疗方案。常识告诉我们，好的治疗方案是能将病治好，使身体变得更强健；而糟糕的治疗方案，则只能只关注根除病灶本身，而不顾及由此给整个身体带来的副作用，结果很可能是病灶消除了，病人身体也垮掉了。而政治变革是国之大事，直接关系国家兴衰，因此更需实事求是。正像衡量治疗方案好坏的标准，是能否使身体更强健一样，评价政治转型的成败标准，不应该简单地看是否走向民主化（如全民选举、多党竞争之类等），而是看这种变革是否富国强民，增强综合国力。本文认为，代表性和有效性既然是衡量第三世界政治优劣的两大指标，因此，第三世界政治变革就应遵循“两个有利于”：一是是否有利于真正扩大代表性，使政策真正体现多数意志；二是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两大标准缺一不可：没有代表性的政治更替，很容易出现将民主视为权贵统治工具的“封建民主”、“寡头民主”乃至“君主共和制”；而没有有效性的政治更替，就会像战后伊拉克那样，空有建设国家的蓝图和纲领，却无基本的贯彻实施能力。尤其是政府的有效性，几乎成为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基本政治保障。

　　翻开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第二轮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几乎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完成的现代化，美国黑人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在现当代，有学者比较了韩国、巴西、印度、尼日利亚等国后得出结论：“后开发地区的有效力国家一般创立于工业化经济崛起之前，因为以支持投资者获取利润为主旨的国家干预，已被证明是工业在后发展国家崛起的先期条件。”[45]“亚洲四小龙”都是先实行威权主义，在经济实现发展后再推行民主；最早实现民主的印度经济发展却十分缓慢。这说明，经济发展与民主并非不能并存，但关键要看时机选择。“如果在工业化之前，当‘赶超’任务很重时，将发展主义与民主结合是非常困难的。而当工业已经发展，任务顺序不同时，将发展主义与民主结合在一起就变得相对容易得多。”[46]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政治转型，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即政治转型并非从威权政府一步跳到民主政体，而必须谨慎渐进，有主次先后之分。具体地说，一方面要确保不丧失有效性优势，为此应推动中央集权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但鉴于仅有有效性还不够（它作为工具性功能，既可用来实施仁政，也可实施暴政），因此，另一方面，重点是逐步增强政权代表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现代化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关键任务是推进社会改革，最大程度地消灭贫富差别，建立扁平化社会。“因为国家制度并不是第一性和基本的，第一性和基本的东西是社会制度。”[47]唯有真正经历过社会变革，才可能摆脱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的双重阴影，为真正实现政治现代化和国家富强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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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少学者认为“第三世界”概念已然过时，实则不然：首先，“三个世界”力量梯次分布的格局仍然存在，新兴国家崛起并未根本改变这一格局。其次，“发展中国家”侧重经济属性，“第三世界”侧重政治属性，这就像“西方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概念一样，不能简单混同。
[2]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
[4]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1页。
[5] （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著，黄兆辉、廖志强译，黄玲校：《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34-38页，第47页。
[6]（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7页。
[7]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8]（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5页。
[9]（美）阿图尔·科利著，朱天飚等译：《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1页。
[10]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00, p.149
[11] 《全球分裂》，第493页。
[12] 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412-413.
[13]（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20页。
[14]（英）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15]（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520、516页。
[16] （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著，黄兆辉、廖志强译，黄玲校：《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3-4页。
[17]《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18]《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
[19]《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20] 李德昌著：《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21]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185页。
[22] 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413-414.
[23]（英）狄利普·希罗著，赵炳权等译：《中东内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24]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25]（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第179页。
[26]（美）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4页。
[27] 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410.
[28] David Schenker，Sick Man on the Nile，WeeklyStandard.com, September 2, 2010
[29]（英）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30]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23页。
[31]（美）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著，张大军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32]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311页。
[33]（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69页。
[34] （美）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著，张大军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35]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01页。
[36]（美）拉里·戴蒙德：“民主政治的三个悖论》，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2-123页。
[37]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Routledge, 2000, p.240
[38] 《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第3页。
[39] 《列宁短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40] 李晓：《东亚奇迹与“强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41]（英）伊恩·格雷著，张志明等译，程克雄校：《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页。
[42]（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雷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6页。
[43]（美）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218页。
[44] 《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45] （美）阿图尔·科利著，朱天飚等译：《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页。
[46] 《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第280-281页。
[47] （德）亨利希·库诺著，袁志英译：《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