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区云河湾小区地址:翻译巨匠——傅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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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峥嵘 浴德自修——孤独的少年时代
一九〇八年四月七日（农历三月初七），傅雷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现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傅家宅）。族中长者以其出生时哭声震天，据《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文王一怒而天下安”）而取名“怒安”。后因大发雷霆谓之怒，故又取名“雷”。
傅雷故居
据《傅氏家谱》，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始祖庆公为避倭寇从浙江海盐移居海角四灶(今盐仓镇)，其子显公又移居沈庄之东、四灶之北（今南汇）。自此傅家耕读传世。在《傅氏家谱》中，傅雷为第十八代。
傅雷家谱书影
傅雷父亲傅鹏飞，名光祖，任教于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一九一二年傅雷四岁时，傅鹏飞为土豪劣绅诬陷，入狱三月，患上肺痨，出狱不久，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病故，年仅二十四岁。其间母亲将全部身心用于为父亲翻案，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无人照看，相继夭折。 
傅雷父亲傅鹏飞          傅雷母亲李欲振
面对家道剧变，母亲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为使傅雷受到良好教育，且免去族人干扰，办完丧事后，效孟母三迁，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搬至十余里外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这对傅雷的人生道路，是关键的一步。


傅雷旧居
母亲注重傅雷的启蒙教育，请账房陆先生教傅雷认字。傅雷七岁时，母亲请来老贡生傅鹤亭讲授四书五经，还为其延请老师教授英语。五四运动爆发后，母亲受到新思潮影响，送傅雷到小学读书。母亲平时对傅雷管教极严，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傅雷十二岁时，考入上海南洋中学附小。由于离开了督教极严的母亲，被压抑的少年顽皮的天性得以释放，十三岁时，曾被校方指责为“顽劣”而开除。
傅雷与母亲
一九二一年，十三岁的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学习了三年法语，为日后留学法国打下了语言基础。因公开反对宗教，言辞激烈，一九二四年被校方开除，旋即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在当时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一九二五年参加五卅运动，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一九二六年因带头开展反学阀运动而面临被捕，在母亲的督促下回到浦东老家。
傅雷当年就读的徐汇公学
一九二六年秋，十八岁的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由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之后，面对国内血雨腥风的政治形势，加之对国内大学教育的失望，在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的表兄顾仑布的影响下，傅雷产生了留法念头，然而遭到母亲反对。毕业于中西女中的姑母傅仪较为开明，会同表兄顾仑布一起，说服了母亲，但唯一的条件是临行前筹办傅雷与朱梅馥订婚事宜。
傅雷表兄顾仑布
傅雷姑母傅仪
朱梅馥
你为了我的倔强，为了我的使气，为了我的无赖，为了我的嬉戏，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尤其是最近几年，更常常为了一些小事争吵，有时竟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我只管因你束缚我而反抗，怒号，咆哮，我哪能真正理解到，母亲，你是为了爱我，你之于我，只有宽恕、原宥和温存的爱抚。 ——法行通信
一九二七年的最后一天，傅雷告别母亲和亲友乘上法国邮船安德烈?勒邦号[André Lebon]赴法，自此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在一个多月的旅途中写下了《法行通信》十五篇，备受文学家曹聚仁的赞赏和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在《法行通信》中，傅雷满怀深情地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傅雷与同学雷垣等合影

傅雷赴法时所乘之安德烈·勒邦号轮



 

傅雷（右一）、刘抗（左二）、刘海粟一家（右二至四）等在法国
傅雷、张弦、刘海粟夫妇拜访画家阿尔培·裴那
傅雷到巴黎后，在郑振铎先生的帮助下，入住伏尔泰旅馆。一九二八年九月，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除主修文艺理论外，常到博物馆、艺术馆揣摩艺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而且与刘抗、刘海粟夫妇和法国画家阿尔培·裴那等文艺界人士过从甚密，为其以后的文艺理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记得很清楚，我二三十岁在巴黎、瑞士、意大利以及法国乡间，常常在月光与星光之下，独自在林中水边踏着绿茵，呼吸着浓烈的草香与泥土味、水味，或是借此疏散苦闷，或是沉思默想。 ——傅雷
在留法期间，傅雷开始了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一九二九年夏，傅雷在法瑞交界的莱芒湖畔休养期间，完成第一篇译作《圣扬乔而夫的传说》。他并没有把获得学位放在心上，认为：“读学位作为谋生的手段未始不好，有时也必须；但绝不能作为衡量学问的标志。”
傅雷赴意大利的护照



 
赤子归来 江声浩荡——留法归来的傅雷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结伴回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语。“一二八”事变爆发，美专停课半年，复课后傅雷回校教授美术史。
一九三三年九月母亲病故，傅雷辞去教职，自此埋首书斋，专心翻译。在美专期间，傅雷翻译了《罗丹艺术论》，作为美术讲义，又与讲课同步编写了《世界美术史讲义》。
一九三二年一月，相恋多年的傅雷与朱梅馥成婚。自此相濡以沫，共历三十四载。朱梅馥慈爱温柔，贤惠能干，在傅雷的翻译生涯中，她始终默默地陪伴着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傅雷与朱梅馥结婚照
一九三二年二月，傅雷为欢迎乔治?萧伯讷来华撰写《乔治·萧伯讷评传》。九月傅雷筹备并主持庞薰琹个人画展，这是他第一次为友人举办画展。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傅雷撰写和翻译了十余种有关艺术的作品，其中《夏洛外传》是出版的第一部译作，《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则是傅雷撰写的第一篇重要的音乐评论文章。
一九三四年，傅雷译毕罗曼·罗兰《名人传》中的《弥凯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与罗曼·罗兰书信往还，并互赠照片。    
罗曼?罗兰寄赠傅雷的亲笔签名照片
傅雷寄赠罗曼?罗兰的照片，署名傅怒安
一九三五年傅雷应美术理论家滕固之邀，赴南京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在四个月任期内，编译《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署名“傅汝霖”。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傅雷又应滕固之请，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专员的名义，去洛阳考察龙门石窟，研究保管问题，历时两月余。
傅雷编译的《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
傅雷在龙门石窟考察时居住的四合院
傅雷在龙门石窟考察


 
遗世独立 横而不流——壮年时代的傅雷
抗战期间，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傅雷“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把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先后翻译了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法国杜哈曼的《文明》以及巴尔扎克的《亚尔培?萨伐龙》和《高老头》，重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傅雷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等共同署名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是黄宾虹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抗战胜利后，激情满怀的傅雷将视野从书斋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反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中，发表十多篇有关时局风云、民生疾苦和教育文艺等问题的政论、杂文，并联系筹建“民主促进会”。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傅雷将消息提供给《周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一九四六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引起钱锺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进步文人的笔伐。傅雷的《论警管区制》以严肃激烈的笔触，指出所谓“警管区”带有纳粹色彩的本质。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傅雷与裘复生、杨嘉仁共同发起为意大利音乐家、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傅聪的钢琴业师梅百器，举办“追悼音乐会”。一九四八年秋，傅雷会同作曲家沈知白、提琴教授陈又新、业余钢琴家工程师裘复生等为亡友谭小麟组织“遗作保管委员会”。
意大利音乐家梅百器
一九四七年二月，傅雷翻译斯诺和史各脱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编成《美苏关系检讨》出版，认为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处理美苏关系，反对一边倒。这篇文章为后来傅雷陷入政治漩涡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八年六月，傅雷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英国埃里克·牛顿的《英国绘画》一书。傅雷因患肺病，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两年夏季在庐山牯岭疗养，带病翻译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
1947年傅雷夫妇在庐山牯岭



 
译境更进 苍凉悲怆——一九四九年后的傅雷
解放后的前几年是傅雷一生中阳光明媚、心情舒畅的时期，他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重新返回书房，重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服尔德的《老实人》与《天真汉》等作品，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翻译界，尤其是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权威地位。在全国文化界，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
1953年巴尔扎克《禁治产》初译稿
一九五四年，傅雷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傅雷肩负重任，热心奔走于文学、音乐、绘画、出版界之间，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书面报告和文章。一九五七年春，傅雷应邀赴京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傅雷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在翻译上苦心耕耘，硕果累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六年三月翻译了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五八年二月翻译了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同时翻译了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另外还撰写了《萧邦的少年时代》、《萧邦的壮年时代》和《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查第格》初稿与二稿比较
《如此世界》等手稿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政治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八月二十二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傅雷。傅雷坚持“没有廉价的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傅雷被错划为“右派”。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学业即将完成时出走英伦。陷入极度痛苦中的傅雷，深居简出，专心工作，翻译了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
1960年，52岁的傅雷在书房外小花园
傅雷在自己设计的字典架上查阅资料
因拒绝使用笔名出版译作，在“右派”期间，傅雷没有一部译作出版，靠“预支稿费”，艰难维持一家生计。
一九六一年九月底，傅雷摘去戴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右派”帽子，经过多年历练，他没有任何宽慰和欣喜，只是淡淡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依然深居简出，潜心译书。由于长期伏案，多种疾病缠身，翻译工作进度奇缓，直至一九六四年八月，才译毕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傅雷眼疾稍好，勉强开始工作，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猫儿打球号》，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
1961年秋傅雷在书房
《幻灭》定稿
“右派”的帽子虽然已经摘掉，心灵上的创伤时时相伴，直到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上肆虐。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深夜十一点，傅雷夫妇突遭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家，夫妇俩俱受批斗，折磨达三天四夜。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于九月二日深夜，夫妇联名写下遗书，交待后事，坦坦荡荡地走上了不归路。
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服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傅雷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