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大西门妇幼保健院:宋、辽、金、西夏瓷器 DM

宋、辽、金、西夏瓷器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宋代著名的窑系有：以生产白瓷为主的定窑系，以生产白瓷和釉下彩绘瓷为主的磁州窑系，以生产红，蓝窑变釉为主的钧窑系，北方生产青瓷的耀州窑系，南方生产青瓷的越窑和龙泉窑系，及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和生产黑瓷及各种黑色窑变釉的黑瓷系等。除了这些为数众多的民窑外，宋朝宫廷还建立了汝官窑,钧官窑、汁京官窑,郊坛官窑，"哥窑"等官窑群。与宋朝同时，中国北方并立的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即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也都有各自的制瓷业。这些地区所生产的瓷器除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外，还有明显受到唐，宋北方诸窑影响的痕迹。窑定代宋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以产自瓷而驰名。宋代是定窑的发展时期，产量、质量及制作工艺较五代又有明显提高。定窑瓷器多为白釉，亦有少量的黑釉、酱釉、褐釉、绿釉等品种。宋代白釉颜色偏黄，唐代定窑白釉呈色偏青，在造型曲线转折变化的积釉处，常呈现较明显的青白色。这是区别唐宋定窑白瓷的重要依据。宋代定窑白釉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所谓的"泪痕"。这是上釉过程中，釉浆流淌的痕迹，"泪痕"厚处均有明显的偏黄色。无论是正烧，还是覆烧，"泪痕"流向均是自上往下流淌。这是鉴定定窑瓷器尤其要仔细观察的重要特征。
　　 酱釉、褐釉、黑釉、绿釉等品种，在定窑瓷器中占的比例不大，完整的传世品更是稀少，故收藏价值较高。定窑颜色釉品种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系白胎，即与白瓷所用胎料完全一样，只是外罩色釉不同。这是紫定、黑定、绿定与其他窑口区别的重要标志。
  ]定窑刻莲花纹盘 北宋 口径16厘米
估价:RMBlO00000一1200000 成交价:RMB1595850
敞口，圈足，芒口覆烧。盘心及内壁刻莲花纹饰，造型生动，布局疏朗典雅。刻花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装饰技法，北宋定窑刻花以其线条纤细流畅、刀法娴熟精湛而为宋代刻花之冠。花纹轮廓线的一侧呈单线，另一侧呈双线，双线由外粗内细的线条组成，这种以复合线组成的刻花是定窑刻花器的一大特征。
  定窑白瓷童子诵经壶 宋
定窑产品多为曰常生活用具。这件壶构思精巧，作人物造型，双目微闭沉思，双手捧经成流，身着通肩宽袖袍衣，衣纹刻划简洁流畅，线条优美，是宋代定窑瓷器中的精品
  定窑印花龙纹瓷盘 宋
此盘呈敞口，圈足，芒口覆烧。盘内壁印云纹一周，盘心是一龙戏珠。整个花纹繁缛精细。
  白瓷剔花纹梅瓶 央
此瓶小凸唇，短颈丰肩，器身最大直径在上腹部，至腔渐内收，底内凹呈圈足，形制秀美颀长，为宋代流行的一种瓶式，俗称"梅瓶"。瓶的主题纹样为上腹部的缠枝花卉纹，纹样线条古拙，装饰性极强;剔花手法线条流畅，做工精致。刻花和剔花是定窑和磁州窑常用的装饰手法.

对北京出土邢、定、龙泉务窑白瓷的几点认识
本文在介绍北京南城宣武区出土邢、定、龙泉务窑白瓷的基础上，对三个窑制瓷成就进行了评价。对北京出土邢窑“盈”字款白瓷的原因、定窑白瓷“芒口”与“镶口”的关系、北宋朝廷“弃定用汝”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北京古幽州城遗址出土“盈”字款白瓷，当是盛唐时玄宗皇帝赐给安绿山的邢窑珍品；定窑“镶口”是对商品的深加工，并不是非得“芒口”才“镶口”；定瓷有芒也堪用，北宋朝廷“用汝”的原因是因为徽宗皇帝偏好青瓷；辽、金龙泉务窑白瓷并非都粗糙，也有精良之作。
城市是瓷器的重要消费地，城市遗址出土的陶瓷标本都是古人遗弃的残瓷或残片，随着城市的演进，旧城被层层埋入地下，被遗弃的残瓷标本也层层叠加，如没有大的工程干扰，地层就不会被破坏。因此，城市遗址各层出土陶瓷标本的年代还是比较可靠的。
北京城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自隋代至金代，古城址相对稳定。隋唐时期，北京是朝廷经略东北的战略要地，是雄踞北方的军事重镇。唐代“安史之乱”时，安绿山起兵幽州(今北京)，一直打到洛阳和长安，几乎将唐王朝颠覆。辽金时期，北京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桥头堡，由军事重镇走向了政治中心。辽代的北京是陪都，金代的北京为中都，由隋代至金代，北京古城一直是各民族通商贸易的中心。基于北京特殊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历史上北京城对瓷器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运到这里南北各地的瓷器也颇具代表性。从地理位置上看，北京距河北内丘邢窑遗址有300多公里，距河北曲阳定窑遗址200多公里，而龙泉务窑则在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龙泉务村，这些瓷窑所产瓷器可以很便利地运到北京。
北京古城遗址发现的白瓷标本以邢、定、龙泉务窑为最多，多出土于南城的宣武区，时代由唐早期至金代。城市建设使我们有机会直观的认识邢、定、龙泉务窑白瓷。下面，笔者对近年来在北京宣武区所采集及所见这一地区出土上述三窑白瓷标本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赐正。
一．   邢窑白瓷标本
1．   唐早期细白瓷杯标本
此标本为杯的下半部残片，圆饼足残存有一多半。杯外施半截釉，内施满釉。修坯讲究，无明显修坯痕迹，足与腹部交待清晰。饼形足稍内凹，足棱斜削。胎质细腻，白中略泛灰。釉层透明，釉厚处开细碎片纹。做工精细，可谓一丝不苟。此标本与邢窑遗址发现的隋代透光白瓷杯1的造型及底足处理方法相类似。唐早期内丘制瓷业已达到较高水平，其卓越的技艺为后来邢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监视的基础。
2．   唐代早期白釉四足炉标本
炉呈筒形，平底，底下承以四兽足，现只残留两足。炉身与四足相应处均有泥条出筋，出筋上刻有绳纹。胎质细白坚致，胎中玻璃相对较多，断口微泛玻璃光泽。内施满釉，外壁施釉不到底，釉色白中泛青。做工精细，施釉匀净。此炉应为唐代早期邢窑细白瓷，与隋代内丘邢窑细白瓷在工艺上有明显的继承关系2，如出一辙。
3．“盈”字款白釉碗标本
“盈”字款白釉碗为玉壁底，胎质洁白细腻，碗内、外施白釉，外底窝内亦满施白釉，且很均匀。底窝中心刻划一个“盈”字，字虽残缺，但仍可辨认。玻璃相较多，断口微闪玻璃光泽。釉色白中稍泛灰。足棱斜削，足与腹壁交代清晰。玉壁底平整，稍内凹。“盈”字字体规整，笔划清晰。此标本与内丘邢窑遗址出土“盈”字款白瓷标本相比，显得更为精良。笔者曾几度去内丘文管所，承蒙该所贾忠敏先生惠示窑址出土标本，所见窑址出土“盈”字款碗标本除工艺稍差外，起“盈”字刻划得也较草率。
唐代北京名曰“幽州”，安绿山镇守此地，掌兵权。他认杨贵妃为母，深得唐玄宗信任。一日，玄宗问安绿山大腹垂地，内装何物？安曰：别无它物，全是忠心。安绿山明面臣服，暗地扩兵某反，逼得玄宗携贵妃逃亡四川，途中贵妃死于马嵬坡。
“盈”字款白釉瓷是唐代白釉瓷中的精品，是专门为皇宫生产的贡品，进入皇宫后由御库“大盈库”收藏3。“盈”乃“大盈库”订烧器的标志。“大盈库”为皇帝的私库，“盈”字款白瓷专供皇帝燕私或赏赐大臣所用。“盈”字款白釉瓷标本在古幽州遗址被发现意味着什么？当我们了解了安绿山与唐皇室之关系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此种“盈”字款的白瓷碗当是盛唐时玄宗对安绿山的赏赐品，它显示了玄宗对安绿山的信任。玄宗可能希望安绿山励志清明，谁知事与愿违。
白釉印花碗残片是邢窑白瓷制品中殊为少见的精品，这件唇口碗残片，胎质洁白细腻，釉面光亮，釉色白中略泛青。碗外无纹饰，碗内模印缠枝花纹，花卉枝叶疏朗。印纹较深，图案异常清晰。从胎釉和工艺特征分析，此碗当为盛唐时河北内丘邢窑产品。虽然内丘窑遗址也曾发现过唐代印花白瓷标本4，然而在传世品中几乎不见，这说明唐代邢窑印花白瓷的产量极少，而且这种精美的印花白瓷很可能是贡品，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使用。
3．   圈足印花白釉碗标本
此标本底足完整，应是碗的残片。胎釉洁白，釉有开片，釉色白中微泛黄，内外施釉，碗外无纹饰，碗内模印缠枝花卉，花叶繁密。图案不很清晰，且印花工艺与上述唐代邢窑产白瓷有区别。从烧造工艺及胎釉特征分析，此印花碗当为唐未至五代邢窑产品。
4．   邢窑透光白瓷标本
自从内丘邢窑遗址发现隋代透光白瓷标本以来，引起了人们研究它的兴趣。幽州古城遗址也出土有唐代邢窑透光白瓷标本，其一为白釉碗残片，迎光可见手指，工艺精良。另一片为白釉碗的口边，釉如凝脂，也可迎光透见手指，亦应为唐代产品。可见，唐代内丘邢窑仍能烧造透光白瓷。
综上所述，邢窑白瓷以工艺先进、做工精细而堪称楷模，代表了唐白瓷的烧造水平。
二．   定窑白瓷标本
北京南城宣武区出土的定窑白瓷标本，以宋、金时为多，唐、五代次之。唐、五代定窑烧瓷虽有一定水平，但逊于邢窑。表现为工艺上不如邢窑精细，釉带乳浊感，而且釉有垂流现象。到了宋代，邢窑因原料枯竭等原因停止生产，定窑却异军突起，代表了当时白瓷烧造水平。
1．“尚食局”款白釉印花碗标本
“尚食局”款白瓷当为宋代定窑为宫廷烧造的贡品，在北京城址发现不足为怪，它应是金人从汴京掠夺来的皇室用品。这件印花白瓷碗残器，口沿无釉，系覆烧而成，外壁无纹饰，内壁模印花卉，外底刻划的“尚食局”款，“食”字已残，“局”字已失，但仍可看出其书法风格与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出土白瓷标本的“尚食局”款字风格完全一致。
2．定窑刻、划花白瓷标本
迄今为止，所见北京城出土定窑刻划花定窑白瓷标本较少，约占出土宋、金定窑白瓷标本的十分之二、三，这可能与刻划花在工艺上有一定难度有关，非一般人所能操作。
宋代定窑白瓷上的刻划花纹饰一般都较精制，富有灵动感。釉呈白色或白中闪黄色，纹饰潜于釉下，隐约可见，颇具诗情画意。然而到了金代，定窑刻划花白瓷明显失去了宋代所具有的风采，其胎釉也白中显灰暗。
3．定窑印花白瓷标本
印花白瓷是定窑匠师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定瓷艺术的集中体现。它是集图案设计、雕模、曲面翻印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最终使精美的图案凸现一胎体之上，再施透明釉烧制而成。从标本看，北宋定窑白瓷上的印花图案精雅，但数量很小；金代定窑白瓷上也盛行樱花装饰，质量却明显下降。金代中晚期定窑白瓷上的印花图案虽然清晰，但胎体粗糙，釉面不堪洁净，纹饰亦不甚雅观，尽失往日风采。
4．定窑白瓷的“芒口”、“镶口”问题
定窑白瓷的“芒口”见于用覆烧工艺烧成的盘、碗、洗上，正烧的瓷器则没有。“芒口”向来被认为是口沿乔釉后形成的毛涩口边。覆烧是为提高产量以满足大量的市场需求而采用的装烧方法。如果“芒口”对使用造成不便，市场也会大受影响。北京发现众多的宋、金定窑“芒口”瓷片，说明“芒口”不影响使用，且深受市场欢迎，也说明“芒口”不扎嘴。可见“镶口”与“芒口”无关。难道镶一道金属边使用起来更舒适？显然不是。
“镶口”最早见于越窑青瓷(是正烧，而不是“芒口”)，不“芒”的建窑黑瓷也有镶口者。由此可见，“镶口”与“芒口”并无直接关系，应是古代的一种时尚，是对瓷器的美化，也是保护器口免受磕碰的措施。笔者在北京也发现几块不“芒”而“镶口”的瓷片(如钧瓷片)，可清楚地看到“镶口”时留下的痕迹。
因此，笔者认为“镶口”是对商品的深加工，是人们为了提高瓷器身份而采取的一种措施，是人们迷恋金银器心态的反映，是金属工艺与陶瓷工艺的完美结合，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它于“芒口”无关。“镶口”与“芒口”同出现在一个器物上，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5．北宋“弃定用汝”的问题
南宋叶真《坦斋笔衡》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政和间，京师自制窑烧造，名曰‘官窑’。”文中“本朝”当指宋朝，“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系指因“有芒”而“不好用”。笔者认为，定瓷中覆烧的盘、碗有“芒”是真，但“不堪用”是假，北京辽、金遗址中发现的众多定窑“芒口”白瓷标本就是有力的证明，故应是“堪用”。那文献为何说朝廷认为“不堪用”？故宫博物院吕成龙先生在论及“芒口”与“弃定用汝”关系时，也说因“芒口”而“弃定”的“理由不充足”5。皇帝至高无上，一道旨令即可命贡户还烧无“芒”白瓷，何必绕弯子。因此，叶氏的说法当是迎合皇帝喜好青瓷的一种说辞而已，其目的是为了仰青瓷而贬定窑白瓷。
陆游《老学庵笔记》曰：“故都是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陆游记故都朝廷之事，与叶真之说法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言片语，更不足为凭。
至于宋徽宗喜好青瓷，尤其是汝瓷是可以肯定的，这可能是文人笔记中记载北宋朝廷“弃定用汝”之始。有学者以天青色适合于理学审美情趣和徽宗迷恋道教且道教斋醮(jiao)中“青词”(或“绿章”)用青藤纸的论述6，从思想和文化方面阐述“用汝”的原因是颇有说服力的。天青之色似乎寄寓着徽宗皇帝的某些愿望和对“天道”的冥想。“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定瓷有“芒”也“堪用”，徽宗偏好青瓷是可以肯定的，但并不弃定，而是定窑器照用，又新好汝瓷。
三．龙泉务窑白瓷标本
龙泉务窑址在北京西郊门头沟区龙泉务村，为辽、金以烧白瓷为主的瓷窑。北京城辽、金地层中发现龙泉务窑白瓷标本比较多，从这些标本看，辽白瓷的质量明显优于金白瓷。辽、金龙泉务窑所烧白瓷并非都粗糙，也有精良之作。
1．   辽代龙泉务窑白釉印花鱼莲纹碗标本
这是一件龙泉务窑烧造的精品。其圈足旋削规整，内底印二鲤鱼戏莲纹，鱼儿鲜活，莲花盛开。内底心可见五个细小支钉，由此推断此碗为支钉叠烧。此印花碗之胎釉非常洁白，印花图案亦异常清晰，显示出了辽代龙泉务窑较高的烧造水平。
2．   辽代龙泉务窑透光白瓷标本
此标本为注碗的口沿部分，胎釉洁白，迎光而视可透见手指。瓷胎断面有明显玻璃光泽。这与其它辽代龙泉务窑白瓷断口特征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这件注碗的胎土淘洗得更纯、釉色更白而已。由此可见，辽代龙泉务窑匠师也可以把瓷器作得透明。

3．   辽代龙泉务窑刻、划花白瓷标本
所见标本均在器外壁刻、划花，所刻花纹既不象宋代耀州窑青瓷刻划花那么苍劲而充满王者之气，又不象宋代定窑白瓷刻、划的那么流畅和柔弱纤细。辽代龙泉务窑刻、划白瓷主要采用蕉叶类装饰题材，图案线条不甚流畅。
辽为契丹人所建，在契丹语中，“辽”意为“铁”。契丹人勇敢刚毅、粗犷豪放。辽代龙泉务窑白瓷尽显契丹人的品格，粗率厚重，胎釉白而干苍。其烧成温度较高，胎体坚硬似铁。工艺上不讲究细节，不讲究修坯。在外观上给人的感受是：冷、硬、粗、厚。
由此可见，辽代龙泉务窑白瓷不仅有刻、划花者，也有印花者，且印花白瓷的质量很精。辽代龙泉务窑白瓷显示了契丹民族特有的品格，是对契丹民族的诠释。
综合上述对北京城出土邢、定、龙泉务窑白瓷标本的分析，不难看出其各自的成就它们各自代表着自己的时代，并以自身诠释着当时的社会。这三个窑所生产的白瓷，从工艺到胎釉特征等诸多方面，既有某些联系，又有所区别，它们在默默地向人们述说着北京城历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