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智能门锁:日中史上“娼”海和“性”服务由来

这首《望江南》，表达的是一个妓女的心声。然而，在不愿踏雪寻梅，只想临池折柳的中国人中间，这种声音却显得多么微弱啊！

茫茫“娼海”，源于何处，迄今尚未探明。在外国历史上，一般认为“娼”或“妓女”起源于宗教。如希罗多德即有这方面的论述。在中国，亦曾长期流行中国妓女起源于殷商女巫的观点，并将那个时代称为“巫娼时代”。这一观点近年已遭人质疑。理由是：在中国史书和宗教典籍中，找不到一条关于殷商女巫卖淫的此材料。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娼法”洲远流长，却无可争辩。据史书记载，西方的“国营”妓院由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伦发轫，而在中国，春秋初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即已设“女闾”，至少比梭伦早了五十年。自那以后，“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史记·货殖列传》）的妓女，在茫茫“娼海”中畅游了两千多年，为中国性文化增添了引人注目的色彩。

中国的妓女屡有变迁，栖身过各种“乐园”。从“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的营妓到色艺超群的家妓、私妓、官妓、宫妓……从“女闾”、“教坊”、“青楼”到“瓦舍”、“勾栏”……她们倍尝屈辱困苦，以自身唯一的生存资本——肉体，将风流的旗帜遍树圜衢。画舫笙歌，四时不绝，垂杨曲巷，绮阁深藏。或银烛留髡，或金觞劝客，或吟咏春风，或悲叹冬雪。灵与肉分离的巨大代价，换得的只是苟延于人世的微薄权利。道貌岸然的男子，在从她们身上偷得片刻欢愉的同时，又厉声指斥其淫邪堕落。妓女遭人厌恶，但又令人同情。

战国时代，妓女方兴未艾，至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更是续有发展。特别是在六朝时代，中国繁华之地江南一带城市经济发展，繁荣“娼”盛。对此，《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均有描述。如一首<浔阳乐>中这样写道：“鸡亭故人去，九里新人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而且，不仅一般嫖客之多，令妓女应接不暇，甚至连当时的帝王亦有留宿娼家的记录。如梁简帝在<鸟楼曲》中就曾这样写道：“青牛丹毂上香车，可怜今夜宿娼家。娼家高树鸟欲楼，罗帷翠被任君低。”唐代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发展，“娼海”亦一泻千里，奔流不息。在当时，倚翠偎红，怜香惜玉的场所，上达京畿，下至商埠，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无论宰相牧守，还是商贾市民，热衷冶游成风。清人赵甄北在<题白香山集后诗>中曾这样写道：“风流太守复魂消，到处春翘有时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至于文人墨客，更是在“唐人尚文好狎”的世风中风流倜傥。无论是高吟“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的李白，还是低叹“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莫不如此。而中国才貌俱佳的妓女亦多出于唐代，如薛涛、关盼盼、鱼玄机皆留下佳作。尤其是鱼玄机<赠邻女>中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已成千古绝唱。繁荣“娼”盛。信哉斯言。

到了宋代，理学日炽，吏议渐严，虚弱、卑琐，缺乏自信并显得疲惫不堪的北宋王朝开始明令禁止官吏狎妓，违者严处。然而，这种禁令形同一纸空文。上自皇帝，下至臣僚，依然流连忘返于烟花柳巷，行走出入于教坊青楼。据《贵耳集》记载：“道君幸李师师家，偶遇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匿于床下。”道君即宋徽宗，因信仰道教，所以起了这么个名。君临娼家。臣下床底藏身，此种荒唐令人啼笑皆非。皇帝纵情声色，众臣狎妓游乐，这种淫靡之风，从衰颓的北宋一直延续到仅存半壁江山的南宋。当权者骄奢淫逸，社稷如何能保？元朝续将程朱理学奉为官方的唯一哲学，统治者淫乐腐化，亦与前朝无殊。不仅帖木儿秉国专权时挟震主之威，肆意妄为，“后房充斥，不能尽识”，而且“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史·顺帝纪》）至于民间，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经写道：元朝仅京师，娼妓就有二·五万人。此数字确切与否虽难肯定，但娼妓人数众多，当不必怀疑。

明代律令虽禁止官吏狎妓，违者重罚，但又“网开一面”，允许官吏将娼妓召至家中“陪酒”，致使“长海横流”。至明代中叶，按谢肇浙《五杂俎》中所述，已是“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与此同时，“花榜”（选美）和《嫖经》（嫖妓指南）亦开始盛行。在“凄凉之雾，遍布华林”的满清，虽有几位皇帝励精图治，整肃娼妓，严禁官吏狎妓，逼良为娼；但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官场禁令一再松弛，使晚清的狎妓之风又盛。慈禧当权后，随着律法中“拿获窝娼者照例治罪”条文的删除，实际上默认了妓院存在的合法性。进入民国时代，奔流不息的“娼海”更是融入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悠久的中国娼妓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公开的娼妓才完全绝迹。

然而，正如一位先人在<白门新柳记题词>中因感慨娼妓死而复苏所写的：“何顿风流久寂寞，青春无复柳千条，谁知几劫红羊后，又见春风舞细腰。”改革开放后，包括娼妓在内的“许多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在“声色具备”的KTV包房，在不为女子“菊花挂顶，瀑布留肩”，但为男子“喷香抹蜡，舒筋揉骨”的“理发店”，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酒吧”，在“蒸发”是假，“发泄”是真的“桑拿（三温暖）浴室”，在……精于此道，乐此不疲的人“性”招迭出，不断推出“性”的服务项目。虽然警方一再“严打”，一再“扫黄”，然而，漫游娼海者似乎始终“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真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实际上，如何对待娼妓，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对策。V·布洛和B·布洛在《妇女和卖淫》一书中将其概括为3种：①使卖淫完全非法化，即国家采取一切手段，为杜绝卖淫而反复开展法制运动。②由于“浪漫”的爱情和“勾引”在界定、鉴别上的困难，以及法律原则有可能遭到践踏，权利遭到滥用，非法化难以施行。③在认识到难以使卖淫非法化的前提下，为了防止性病蔓延，应使卖淫合法化并予以管理。但他们同时又指出：“很难断言对一切形式的卖淫均严加非难的社会，比对卖淫采取一种宽容态度的社会更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确实，中国也没有“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究其原因，大概正应了一句古训：“温饱思淫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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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历史上，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它对我们了解娼妓在日本的发展及其“独特”功能，了解日本人的独特功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炸弹摧残下，几乎已成一片荒野的东京市中心，侥幸遗存下来的国会议事堂未免显得十分孤独。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它后面的永田町首相官邸的一间密室里，正举行极其重要的内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首相东久迩稔彦，国务相近卫文麿，外相兼大东亚相重光葵等内阁要员。他们正在听取刚从马尼拉赶回来的陆军中将河边虎四郎关于盟军“终战处理”的各项要求的报告。塞了满满一皮包，每一个均须严格履行的要求，令与会者长吁短叹。然而，就在这时，面色苍白的近卫文麿却提出了一个盟军方面未提出的要求：“为了使日本妇女免遭处于性饥渴状态的盟军士兵的蹂躏，必须紧急商讨一个对策。”于是，围绕这个问题，与会者立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河边虎四郎乐观地提出：“他们的军规相当严格。据说，在冲绳，有的士兵因强奸妇女而被判了十年徒刑。而且，在欧洲登陆，去向不明的军人中，约有半数是因凌辱妇女而被就地处死的。”并在举了一些例子后认为：“或许，我们主动提出建立这种慰安设施，美军也不会接受。”但是，内阁会议最终还是采纳了近卫文麿的意见。于是，战后第一个由国家操持，为占领军服务的卖淫组织“国际亲善协会”（英文名称为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即“休闲娱乐协会”，略写为R. A. A）应运而生。

根据这一旨意，内务省警保局局长还立即通过无线电，向全国个警察署署长发出了如下的秘令——

各警察署署长须对以下营业进行积极指导并迅速充实设备。

记

性的慰安设施·饮食设施·娱乐场所（咖啡馆、舞厅等）。营业所必须的女子，首先以艺妓、公娼、女招待、陪酒女 、私自卖淫惯犯充实。

以上所述，就是战后日本内阁制定“女子床上作战”计划的基本过程，而制定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构筑保护四千万大和抚子（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女子）纯洁的防波堤”。

关于卖淫问题，历史学、性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女性学的专家已做了大量研究，并对“卖淫”的定义，大致取得了相同的意见：所谓“卖春”，应具有三项要素——①以金钱为目的。②乱交。③无真情实感。可是，日本以“防波堤”论为思想基础的“国家卖淫”却无法归入上述定义。由此可见日本“娼海”的一个特征。

实际上，近卫文麿并非始作俑者，日本的“娼海”并非第一次驶入美国军舰。在培理叩关，迫使日本人开国并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一八五八年，幕府立即着手的工作之一就是建造约50万平方公尺的花街柳巷——港崎游廓。且从破土动工至建成，仅花了一年时间。“横滨开港的最初工作，首先是从建造游廓开始的。”“这条花街柳巷，首先成为横滨开港的象征。”“女子床上作战”计划只不过是历史经过一轮循环后，又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但是，美国人似乎不太“领情”。一九四六年一月，盟军占领日本不久，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即发布命令，指出：“日本公娼的存续有悖于民主理想，且有悖于全国国民的个人自由发达。”断然废除了日本历史悠久的公娼制度。这道命令使当时聚集于三一六五家妓院中约一O四OO个妓女“失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了养家活口，只能徘徊街头，私自“营业”，成为日本娼妓史上著名的“伴伴女郎”。有些“伴伴女郎”在被捕受审时，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行为作了如下的辩护：“正因为我们筑起了牺牲的‘防波堤’，才使得良家女子免遭占领军官兵的蹂躏。”这是诡辩，但也是事实。

综观历史，日本的“娼海”同样洲远流长，其最原始的形态也兼有“巫女兼妓女”的两重性。如果说这种妓女尚不“正宗”，那至少在奈良时代初期的天平年间，即距今一二四O多年前，已经有了卖淫也卖笑的“游行女”。《万叶集》中就有关于她们的记述。由于当时的“游行女”主要为显贵缙绅服务，因此数量有限。但是，时隔不久，随着“游女”、“白拍子”，以及专为庶民阶层服务的“傀儡女”等的出现，整个日本社会顿时呈现出柳暗花明的“性”气象。到了镰仓幕府时代，各种娼妓的名称全部统一为“游女”，并由官吏管理，尽管日本公娼制度和“倾城屋”的设立要到十六世纪初室町幕府时代。

江户幕府时代，“游廓”兴旺，游女如织。当时，江户（东京）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大阪的新地、长崎的丸山等，均是闻名全国的游廓。据《色道大镜》所记，江户时代初期，日本约有二十五所游廓。随后不久，即遍布全国。同时，“饭盛女”、“宿场女郎”、“出女”等私娼和散娼亦与日俱增。造成这种状况的，首先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乡贫富差距的拉大，性的商品化和享乐风潮的蔓延。初代将军德川家康有鉴于此，所以在施政大纲《成宪百条》中即明确宣布：“设游廓虽非良策，但若加以严禁，则不义之大失将日显。”于是，随着“春潮逐浪”，“妓女文学”也迎来了黄金时代。从狎妓导读《令子洞房》到描写嫖客妓女云雨销魂，尔虞我诈的《客众肝照子》、《倾城卖四十八手》，从揭露游廓内幕的《通说离》到描写恋爱人情的《倾城女二筋道》，题材甚为广泛。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明治政府当权伊始，即颁布了“卖淫女取缔令”禁止私自卖淫，但对公娼，仍予以认可。一八七二年，明治政府为了显示正义人道，颁布了“娼妓解放令”。但是，被解放的娼妓因无所适从，以致投河自尽、去向不明、重操旧业、为人偏房等事件频发，酿成社会问题，迫使政府另立新规，收回成命，“娼妓解放令”遂成一纸空文。而且，据史书记载，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维新元勋沉湎于“娼海”，“醉枕美人膝，醒悟天下权”。上行下效，富贾豪绅更是拈花惹草，狎妓成风。如此等等，社会怎不“娼盛”？

在麦克阿瑟下令“废娼”十年后，一九五六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卖春防止法”。但是“娼海”横流，已是防不胜防，“性”招迭出，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不仅“床上的艺妓”继续保留了历史传统，而且，一九八五年九月，新宿歌舞伎町创立了世界第一家“电话俱乐部”之后，这一“新生事物”即风靡全国，八九年十月底达到八二八家。至一九九七年，日本“电话俱乐部”之多，已不可胜数。

一九九二年，桥爪大三郎和濑地山角分别发表了《卖春有何不是》及《面向更好的性的商品化》，使继继续续关于娼妓存废的争论再起波澜。但是，争论归争论，日本“娼海”横流，似乎已难以阻挡。确实，在日本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既然政府可以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组织卖淫，那民众搞点“个体经营”又有何不可？Z自《日中大视野》